今人或存有新課綱強調的國際觀，但那是以近代西方意義上的國家(state)為單元、為本位的意識形態，帶有強烈的國家主義(nationalism)色彩。而李斯〈諫逐客書〉中的秦王與李斯懷抱的是天下，不是國際(international)，但英語找不到足以完滿翻譯「天下」的用詞。

2017年台灣指考國文科非選擇題，以〈諫逐客書〉為材料，要求考生發表對「國際人才流動」的看法。其實該題所謂「本國」、「他國」，與〈諫逐客書〉裡的「異國」、「敵國」，是不同體系的不同概念。前者指的是1648年西發利亞和約以後，由歐洲國際體系派生出來的意義；後者說的是2000多年以前，在天下思想中的區域性指稱，而不是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的意義。

天下是一種認識論

古代中文的「國」或指都城，或指區域，不是nation或state的概念。天下思想支配著先秦諸子遊仕各「國」的言行，與現代的「國際人才流動」風馬牛不相及。管仲說：「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老子說：「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這兩段知識論說明三件事：天下觀不以邦國為終極思考；小單位的出路從屬於大單位；天下是最高層次的家。

林語堂說過，歷史上中國的發展，是作為一個世界、而不是作為一個國家在發展的。與此相應，戰國時代的平民學者，都抱有超地域、超家族、超職業、超國家的世界觀。錢穆說，他們懷抱天下觀，追求天下一家的大同理想，這是秦漢以下中國大一統的思想前導。由此可知，天下是一個超國界的文明概念。改朝換代的本質是文明更替，而不是國家興亡。對於傳統中國人來說：天下是與生俱來的先驗性存在；正因天下無外，所以只有四海一家的內部性，而沒有異己概念。

反過來看，近現代西方意義的主權國家或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則具有排他性的不相容特質。而正因為先秦遊仕不抱狹義的nation或state觀念，使統一天下的秦政府成為錢穆所說「超國界的混合政府」，也是「貴族與平民合組的政府」。在華夏大地上，無論平民、學者或遊仕，都不被狹義的貴族政體(「國家」)所支配。這就解釋了高中國文課本中的〈漁父〉，為何漁父見屈原話不投機，便鼓枻而去的歷史情境。

唯有認識到這種宏大的政治與思想格局，才能充分理解李斯正論「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時，為什麼會戳中秦王政的痛處。李斯上〈諫逐客書〉時，其身分只是被逐的客卿，而年輕的嬴政也才剛親政一年。但是，入秦已十年的李斯，看出了嬴政以天下為懷抱的氣度，才把文章寫得理充詞沛、不事阿諛。又正因為個人出路繫於天下前途，李斯由楚地入秦，經過多年努力，協助秦始皇統一天下，且與始皇結為兒女親家，真正實現了「天下一家」。

天下是一面鏡子

懷抱天下與懷抱國家的區別，可以李斯和韓非為代表。

錢穆的〈李斯韓非考〉指出，李斯因與韓非「存韓」政論不合，就譖殺韓非的說法不可信。長篇歷史小說《大秦帝國》的作者孫皓暉也指出，《韓非列傳》關於韓非之死的說法疑點重重；韓非入秦任務失敗的最重要原因，是他無法取信於嬴政。除此以外，需注意秦的統一戰爭先由攻韓著手，並非從李斯開始建議，而是張儀、范雎早有此論。

可悲的是，同為荀卿門下高足，楚人李斯入秦有大用，韓非歸韓卻被用為「弱秦」的特使。這除了反映秦王政與韓王安判若天壤的氣度和眼光外，也說明韓非的悲劇其實源於其出身和選擇。韓王不事改革，而好謀權術，先派鄭國間秦，反為秦所用。後來韓王安再使韓非入秦，對嬴政提出存韓論，主張先收買楚、安定魏，再率韓攻破趙、齊，其後擺平韓，只消一紙文書的工夫云云。

但李斯認為韓非言過其實，韓事秦只是「自便之計」。嬴政雖欣賞韓非的才華，但「未信用」，這說明韓非面對了一個懷抱天下的英主，而非韓王安那樣的昏君。嬴政愛才，但他攻韓是為了進取天下，並非為見韓非一人。正因為嬴政有如此氣度和眼光，韓非才成了悲劇英雄；否則，韓非便是成功的蘇秦，而嬴政便是失敗的山東諸侯了。

再從地緣上看，韓位於中原腹心地帶，卻正面迎對秦的東大門，這就決定了秦定天下必先取韓，以控御四方的路徑。更重要的是，支配東周後期華夏大地上多數人的思想，並不是以「國家」為單位的世界或國際體系，而是源自三代以來的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

我為天下而非天下為我

然而，在天下面前，又最能照見一個人的底氣和命運。李斯在仕途上如旭日初升，是因為他將個人出路從屬於秦、從屬於天下；他晚年如殘陽西下，則因他將個人名利凌駕於秦與天下。

秦始皇37年，李斯加入趙高的政變集團、篡改遺詔。李斯變節的因素曲折複雜，但彼時的他唯個人利害是從。胡亥繼位後，驕奢無能，李斯曲意迎合這個誅兄妹、戮功臣的昏君，而寫了一篇遭致千古罵名的〈行督責書〉。〈諫逐客書〉與〈行督責書〉二篇書信反映的教訓是：天下只能是我為天下，而不是天下為我，這是中國歷史所體現的天下觀政治。可嘆的是，儘管李斯如此奉承胡亥，強化秦二世的獨裁，但後者卻成為李斯被殺的主因之一，不啻作法自斃！

天下是一種可能

為因應集權、高效的生產需求，中國政治便由法家改革的路線取得主導，這有利於崩解舊體制，建立私有制所需的新秩序。不少人以為集權、高效、專制、公有是同義詞或同一陣營；但恰恰相反，秦始皇31年「使黔首自實田」，從此土地私有制正式合法化，人民可以自由擁有和買賣土地。甚至在統一天下以後，秦始皇還突破商鞅以耕戰為本的格局，大力發展工商，並相應地統一度量衡與貨幣制度。

鑑往知來。新冠肺炎固然讓全球化運動受挫，保守、排斥、歧視和倒退甚囂塵上；但新冠肺炎本身是一場全球化的檢驗，檢驗了當今世界誰能擔當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天下使命。台灣若不懂或無感，甚至曲解「一帶一路」的精神，只能說是欠缺天下意識來參照的認知使然。

(作者係高中國文教師)

談到「中越戰爭」（大陸稱「對越自衛反擊戰」，越南稱「反中國擴張主義戰爭」），或許台灣不少人會把它與越戰搞混。本文簡略回顧這場1979年的中越戰爭，引導讀者正視當前兩岸問題與歷史反思。

中共與越南曾是患難與共的革命夥伴。中共自建政後，就積極協助胡志明推動共產革命，在越南對抗法國期間，中共資助越南各式武器裝備。1964至1971年美國介入越戰期間，中共更投入大量兵力與物資援助北越。然而，越南在完成統一後，明顯向蘇聯靠攏，除公開表示不認同中共外，並開始對居住在越南的華人採取歧視等高壓政策。

越南排華破壞中越關係

1978年2月，河內開始驅逐越南境內的華僑。同年4月，大量越南華人利用水陸等方式離開越南，返回中國大陸。6月，中越雙方開始在邊境集結部隊，中國並聲明「越南驅趕華僑是蓄意破壞中越關係的嚴重反華步驟」。8月越南指責中共支持赤柬政權與挑起邊界衝突，中共則關閉了越南在其境內的三處領事館，宣布停止援越、撤回所有駐越專業人員。10月蘇聯與越南簽訂「友好及合作條約」。12月越南揮軍10萬入侵高棉，推翻赤柬政權。

1979年1月28日，鄧小平訪美(中美關係正常化)，宣稱越南「需要一次教訓」；2月8日，鄧小平結束訪美後，中共部隊加速向中越邊境集結。2月17日清晨，中共以20萬軍隊，對越南發動「對越自衛反擊戰」。此次攻擊行動中，計有第一線地面部隊18-20萬人、坦克1,000輛、大砲1,500門、噴射戰鬥機700架。

此外，中共集結了比第一線部隊規模更大的預備隊，隨時可投入戰場。新華社也發表聲明，內容概分5點：(1)戰事起因於越南當局在蘇聯支持下，一再侵犯中國邊境，半年內「挑釁」700餘次，打傷中國人300餘人；(2)中國邊防部隊被迫還擊；(3)中國不要越南一吋土地；(4)越南停止對中國的侵犯；(5)以和平談判解決中越歧見。

達到自衛還擊目標即撤軍

中越雙方在戰事進行一周後，便以諒山會戰為主力決戰目標展開部署，雙方衝突集中在東線，西線部分變得沉寂，僅有零星戰火。2月27日，中越雙方都動用了將近5個師的兵力展開諒山會戰，激戰數日死傷慘重。3月2日，中國解放軍在炮兵的掩護下，動用坦克裝甲部隊發動新一輪攻擊。3月4日，越軍遭解放軍兩個師由側翼突襲，頓時潰散，解放軍攻占諒山，越軍實施堅壁清野策略，撤出所有軍民與物資，諒山會戰結束；同日，越南發布全國總動員令，要求全國人民抵抗中國。

次日，中共宣布已經達到「自衛還擊」的目標，決定自越南撤出所有軍隊，並要求越南盡速與中共展開談判，以討論「確保兩國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進而解決邊界與領土爭議的方法」。1979年3月16日，中共外長黃華宣布中共軍隊已完全撤出越南，「對越自衛反擊戰」至此結束。

中越兩國在戰爭結束後至1979年年底，針對邊境問題一共舉行過15次會議，「未達成任何具體協議」，雙方在邊境地區仍有零星衝突，人員互有死傷。不到一個月的戰爭衝突，除傷亡慘重外，更「加深了中越雙方的歷史仇恨且難以抹滅」。

勿謂言之不預最後通牒？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方興未艾，中美兩強不斷在台灣周邊與南海展現肌肉，衝突隨時可能爆發，台灣身處衝突熱點，戰爭陰霾令人窒息。4月10日，大陸《環球時報》社評中提及「勿謂言之不預」，讓原本就暗潮洶湧的兩岸關係平添煙硝味。又逢大陸航母「遼寧號」及護衛艦編隊「例行演練」，於同一時間穿越宮古海峽進入太平洋、沿著台灣東岸再從巴士海峽轉入南海。從某種角度而言，「勿謂言之不預」似成了台海戰爭的最後通牒。

「勿謂言之不預」出自清朝康熙年間，徐元文的《含經堂集‧申飭鹽政劄》，全句是「倘舊習不除，自甘猥下，行私恣便，長弊容奸，廉訪得真，即白簡從事，勿謂言之不預也」，用白話的說法就是：「事後別後悔，不要說沒跟你事先警告過」。自「中共建政」以來，大陸曾於1962年、1967年與1978年，前後利用《人民日報》（2次）、《新華社》（1次）發表「勿謂言之不預」作為戰爭警告，最後也分別爆發了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珍寶島衝突、中越戰爭等三次高強度、局部性戰爭。

進一步言，回顧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來，8次對外用兵的國際局勢，沒有一次因為超級強國的干預而退縮。其中兩次是和美、蘇正面交鋒（即1950年的韓戰及1969年的珍寶島衝突）。而北京當局更是在沒有多少預警和政策宣示的情況下出兵的。換言之，中共在軍事衝突時慣於用兵奇襲，以便對敵人造成強烈的心理或政治震撼。

戰爭無贏家、和平無輸家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中越戰爭對中越雙方來說，戰爭絕非意外，也不會無端捲入，導火線即使偶發，其發動也必然經過計畫準備，因此讓偶發的衝突進一步擴展為戰爭，「是經過謹慎估量的」。

中越戰爭迄今已逾40年，當對岸逐步升高台海軍事威脅之際，如何避免戰事爆發，全仰賴台灣執政當局的政治智慧，畢竟「戰爭沒有贏家、和平沒有輸家」。

(作者係文字工作者)

台灣新課綱改編的高中歷史課本說台灣原住民與大陸史前居民屬於海洋和大陸兩個不同的系統，兩者毫無關係。果然如此嗎？

舊石器時代台灣活動遺跡

舊石器時代，台灣海峽形成前，台灣文化是大陸文化的一部分。根據考古學家的研究，台灣的舊石器時代以東南海岸的「長濱文化」、西北部紅土台地的「網形文化」為代表。但也有學者認為，網形文化應歸類於長濱文化類型。見下圖。

長濱文化發現於1968年，在台東縣長濱鄉的八仙洞，挖掘出舊石器時代的石器和骨器。八仙洞包括大小十多個洞穴，其中的乾元洞、海雷洞、潮音洞，出土了石器和骨器。石器有刮削器、尖狀器和砍斫器。骨器有長尖器、骨針、骨錐、骨鏟等。據研究，長濱文化的居民以洞穴為家，過著狩獵、捕撈和採集生活；經測定，該文化最早距今約1.5萬年。與大陸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比較，證明長濱文化源自中國南方，台灣和大陸的文化交流至少可溯及1.5萬年以前。

1971年在台南左鎮菜寮溪，發現了2到3萬年前的「左鎮人」的頂骨、額骨、枕骨和牙齒等標本，這是迄今台灣發現的最早人類化石。

新石器時代與大陸交流

以下舉台北盆地和中南部的出土資料，解釋新石器—金屬時代台灣與大陸的文化交流。

一、台北盆地

6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早期，台北盆地中的湖水逐漸退出，邊緣乾涸形成陸地。台灣至今已發現的最早新石器時代文化是6500-4500年前的大坌坑文化。該文化最先在新北市八里鄉大坌坑被發現，其遺址主要分布在五股—關渡—圓山—芝山岩一線，海拔10-40米的盆地邊緣山麓地帶。當時的人群是沿著盆地邊緣進入盆地，定居於地勢較高的坡地或小丘，依山為生、靠水為田，形成小型聚落。除了漁獵外，可能已經開始種植根莖類作物，有雛形農業。考古學家張光直稱，大坌坑文化為「富裕的食物採集文化」，與閩江口以南到雷州半島附近的大陸東南沿海新石器文化相似。

其後在台北盆地陸續產生汛塘埔文化、芝山岩文化、圓山文化、圓山文化土地公山類型和植物園文化。出土文物顯示，稻米耕種、陶器製造等技術均來自大陸，特別是植物園文化的陶器為「方格印紋厚陶」，與大陸東南沿海的「幾何形印紋軟陶」相似，受其影響或由大陸來台移民所引進。

在新北市八里鄉出土的「十三行文化」，說明在1800年前台灣局部地區已進入金屬器時代。考古學家劉益昌認為，十三行文化是植物園文化晚期受到大陸東南沿海地區金屬器製造技術傳入的影響，逐漸轉變而成。

二、中南部的鳳鼻頭文化

鳳鼻頭文化發現於高雄縣林園鄉鳳鼻頭遺址，分布於大肚山至鵝鑾鼻的台灣西海岸中南部與河谷地區；台中、南投、高雄、屏東，晚期延伸到彰化、苗栗和新北市八里鄉的十三行。三個時期的文化遺存，都呈現出鮮明的大陸特徵。

第一期西元前2500—1500年：以細質紅陶為主要特徵，與大陸較早期的青蓮崗和馬家濱文化紅陶相似。

第二期西元前1500年—西元初年：以素面和刻紋黑陶為主要特徵，與大陸福建曇石山遺址的文物十分相似，還與青浦崧澤、杭縣良渚、海豐菝仔園和殷商時代清江吳城等史前文化有交流。在鳳鼻頭文化陶器上出現的「|、+、X」等刻紋符號，也廣見於上述大陸各處文化。

第三期西元初年至16、17世紀漢文化大量傳入：以印紋和刻劃紋灰黑陶為主要特徵，以方格紋為主。與華東青蓮崗、福建曇石山出土的幾何印紋陶屬同一類型。文物中有許多鐵器，其鑄鐵技術是由大陸傳入。可見台灣平埔族原住民與漢人的交流源遠流長，受漢文化影響深遠。

台灣原住民與南島語族

關於南島語族的起源、發展，在此綜合一些研究報告的要點，以解釋南島語族的台灣原住民與大陸史前時代人群的關係。

澳洲學者 Peter Bellwood 於1991年繼語言學家 Isidore Dyen (1963) 及 Robert Blust (1988) 後，在 Scientific America 雜誌發表〈南島語族的擴散與語言〉，認為台灣是南島語族的發祥地。他推測約在6千年前，南島先民從大陸南方耕種稻米的河姆渡文化及良渚文化移居到台灣，5千年前自台灣擴散到菲律賓，4千年前到印尼，然後再到密克羅尼西亞(Micronesia)，約在1200-900年前到達波里尼西亞(Polynesia)的三個頂點：夏威夷、復活節島和紐西蘭。根據近年一些應用DNA的研究發現，台灣原住民的基因有大陸族群的成分，同時也有中南半島、澳洲和太平洋島嶼族群的成分。以此推論，台灣原住民可能來自大陸和海洋兩個方面。這也印證了上文史前時代出土文物的結論。

台灣新課綱聲稱台灣原住民屬於南島語系，與太平洋諸島史前居民有交流互動，而與大陸史前居民不相往來。此乃斷章取義，犯了隔欄杆錯，把斑馬看成白馬、黑馬的荒謬！

(作者係旅美文史研究者)

南海情勢近年來因美國積極介入，挑起許多紛爭。其實，二戰結束後，南海就存在許多問題，但美國當時不太理會這裡的紛爭，1974年南越與中共在西沙打了一仗，美國國務卿季辛吉主持會議時，連南沙群島在哪裡都搞不清楚。但西沙這一仗把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打得不知所措，1975年越南統一，越共也跟著占領了部分南海島嶼，蔣經國甚至一度起了放棄太平島的念頭。

二戰結束後，日本放棄了對南海主權的主張，法國雖曾來此霸占島嶼，後來也放棄了，國府在1946年派遣部隊分別進駐東沙群島、西沙群島、南沙群島。但在國共內戰後期，國府敗走台灣，共軍解放海南島後，國府放棄了西沙群島。之後雖然兩岸雙方與菲律賓、南越都提出不同的主權主張，但一直到1974年在西沙群島真槍實彈開戰，南海情勢才緊張起來。

1974年初，失去美軍支援的南越海軍艦艇被中共海軍擊退，占領琛航島(Duncan)的南越官兵也被迫撤退，中共鞏固了西沙的主權，而美國當時並沒有涉入南海紛爭。

美國早期未介入南海局勢

根據美國國務院的檔案，1974年1月25日季辛吉主持一場會議，出席者有副國務卿拉什(Kenneth Rush)、參謀聯席會議主席摩爾(Thomas Moore)及中情局局長柯比(William Colby)等人。季辛吉想要了解，南越與中共在西沙群島的衝突會造成什麼影響。季辛吉問美國不支持南越對南海的主張嗎？摩爾說，南沙群島與該區域的其他島嶼都有一樣的問題，這是一個有各方爭議的區域。摩爾說我們接到命令不要管這個地方，但他問季辛吉：這是我們的政策吧？季辛吉指著地圖問幕僚南沙群島在哪裡？摩爾當場糾正季辛吉指錯地方，他說南沙要比西沙更南邊一點。

柯比說，各方都宣稱對南沙有主權。季辛吉隨後問美國從來沒有對這些島嶼採取立場嗎？誰先在西沙開戰？摩爾表示，南越在西沙巡弋時，發現中共船艦往西沙航行，於是派遣了75人登上琛航島，位在永樂環礁南方，與共軍兩個連作戰，南越被迫撤退到鄰近島嶼，當南越部隊撤退時，四艘南越艦艇與11艘中共艦艇發生海戰，區域緊張情勢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中共幾乎每天都派遣米格機到上空巡邏。

柯比表示，這整個區域的關鍵在西沙群島，分成兩個環礁，永樂環礁與宣德環礁。季辛吉要求中情局準備有關南沙的報告。這時候，摩爾再次用不確定的口吻說，他接到的指令是不要管這個區域，這是我們要的，對吧？季辛吉環顧現場，問在場有反對的意見嗎？拉什說，完全沒有。

從這場美方外交軍事高層的會議，可以看到當時剛剛自越戰脫身，準備與北京建交的美國，為蘇聯與以阿糾紛都忙不完，不想為南海問題，破壞與北京好不容易才建立的關係。

美未支持南越爭南海主權

由於當時越戰還在進行，南越向美國申請軍援。摩爾說，南越要求美國提供6艘戰車登陸艦(LST)，供後勤補給使用。柯比說南越不需要這些艦，因為他們已經失去西沙了。顯然美國當時不在乎誰擁有南海主權。

1974年因美方不介入，台北當局猶豫不決，眼見北京強勢維護西沙主權，對南海問題也感到有些棘手。根據參謀總長賴名湯1974年1月20日的日記記載，南沙距台灣800多海浬，鞭長莫及，如果中共攻擊，我方毫無辦法。2月1日，為了南沙問題很傷腦筋，將來發展值得注意。2月6日，中常會討論南沙問題。2月7日，蔣經國約談，重心在南沙問題。2月9日，三艘軍艦到南沙換防和運補，預定下午4時到達目的地，但風浪大，未卸下物資。2月13日，等待5天後，終於卸貨，船上官兵很辛苦，運補都如此困難，支援作戰更是困擾。

越戰結束後蔣曾憂心南海

西沙海戰曾引起台北恐慌，隨著南海情勢重歸穩定，暫時擱了下來，但1975年4月底長達10年的越戰結束後，越共迅速占領了太平島鄰近，原先由南越所控制的敦謙沙洲、鴻庥島、南子島。當時蔣介石病逝不久，蔣經國在5月9日傍晚邀集軍方高層研商南沙問題。後急派兩艘驅逐艦，護送國防部作戰次長宋心濂到南沙實地考察，10天後，蔣經國聽取宋返台所提出的報告，才下定決心，暫不從南沙撤軍。

美國近年來頻頻介入南海，目前爭議較多的是在西沙海域，中越在西沙的矛盾不小，美國有意見的人工島也多在西沙。南沙相對局勢穩定，但太平島鄰近有越南占領的敦謙沙洲。敦謙沙洲原由國軍控制，1974年被南越政府占領，隔年南越投降後，越共緊跟著占領，越南在敦謙沙洲加強火力後，台灣才強化太平島的火力，以為反制。

二戰結束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南海諸島，後改設南沙管理處，隸屬廣東省政府。1950年代，國府撤往台灣後，仍派海軍至南沙海域巡弋，成立南沙守備區，由陸戰隊守備太平島，之後改由海巡署接防。

蔣經國對太平島患得患失

在越共陸續占領太平島周邊島嶼後，蔣經國對太平島有了患得患失的心情。為了避免太平島情勢複雜化，進而影響到台灣內部的政治局勢，蔣經國向軍方高層透露撤軍的想法。

根據賴名湯生前的日記內容，1975年4月30日南越向北越投降，越戰結束。5月3日越共占領南沙鄰近的幾處小島，對該情況，賴名湯在日記寫下，真可惜，我們也沒有好的辦法；當時南越難民乘船逃難，許多難民來到台灣，賴名湯忙著安置難民的任務。5月9日傍晚5時，蔣經國召集了國防部長高魁元、賴名湯，下令研究南沙撤退的問題。

賴名湯記錄了當時蔣經國的想法，蔣的目的是要撤守，但賴對蔣說明，站在軍事的立場來說，應該立即撤退，但就政治和人員心理而言，這時撤退可能會有反應與指責，值得考慮，最後蔣經國仍要即刻撤退。一天過後，5月10日上午10時，蔣經國突然改變心意。賴名湯在蔣辦公室報告南沙問題，提到越共占領南越小島後，大陸新華社曾發聲明稱北越占領了那些島，可見大陸與越共有矛盾。蔣經國聽後改變了想法，命令賴名湯派遣宋心濂到南沙視察後再做決定。

蔣經國放棄了撤軍念頭

5月11日下午3時30分，賴名湯請海軍總司令宋長志到家裡商談南沙問題，決定派宋心濂、陸戰隊副司令黃光洛搭乘軍艦，到太平島詳細考察，然後再向蔣經國報告。5月14日賴名湯的日記寫道：兩艘驅逐艦正在往南沙途中，希望不至於遭受任何的攻擊。5月18日宋心濂從南沙回到台灣。5月19日宋心濂向蔣經國提出南沙報告，據賴名湯描述，蔣聽完報告後說，南沙究竟如何，目前暫時不談，以後再說。短短十天之內，決定從南沙撤軍到暫緩撤軍，轉折相當大，何以如此，值得探討。

蔣經國先擔任國防部副部長，後升任國防部長，再升任行政院副院長，1972年擔任行政院長。1975年4月28日，他出任國民黨主席，5月3日越共就占領了太平島周邊的島嶼。賴名湯在5月13日的日記留下最好的註記，當天蔣經國找他與宋長志談南沙問題；蔣經國的內心是想撤離南沙，在軍事上，這最省事，也是最萬全的作法。但就主權來說，自動棄守會影響民心士氣，特別是年輕人的看法，覺得政府太軟弱了，對蔣經國會有不同的看法。幸好，蔣經國沒有退縮，堅定信心，度過了那段猶疑不定的政治難關。

蔡英文不重視南海主權

幾十年後，美國積極介入南海情勢，甚至頻頻在南海生事，無非此一時，彼一時，不變的是自己的利益，而非周邊國家的利益。例如，美國前幾年主張的海洋公約，是個連美國國會都未通過的公約，美國卻把它當成尚方寶劍，要大家遵守，無非是不願見到中共鞏固南海的主權。至於台灣，雖在東沙島與太平島駐有部隊，見美國態度，也不敢高聲主張主權。

太平島在陳水扁任內開始修築飛機跑道，馬英九任內繼續改善島上設施與重修碼頭。蔡英文上任後，國防部曾提議駐防八吋榴彈砲到太平島，加強火力，但這樣巨大的火砲要如何運到太平島，讓當時海巡署長李仲威傷透腦筋，又不好拒絕國防部的好意，後改以155榴彈砲進駐，海巡署官兵還特別到陸軍砲兵學校學習使用155榴彈砲。不過，蔡英文並不希望太平島成為南海的火力點，她主要是配合美國在南海的政治立場，而不是為鞏固在南海的主權。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新冠疫疾造成世紀浩劫，可謂來也科學，去也科學。此番過後，科學將有變貌，文化應創新猶。

近幾個月新冠疫疾流行，用過去的老話來說，就是鬧瘟疫，造成社會恐慌，也弄出了一些瘟神，沸沸揚揚好不熱鬧。

說到頭，這場疫情的熱鬧局面，其實都是科學惹起的，因為無論是病毒的鑑定，病毒的隔阻和病毒的絕滅，都是建基於近代科學思維上之近代醫學的作為，因此談論此番疫情，值得就科學的本質做些討論。

長久以來，我們對於科學的認知恐怕多過於籠統，總以為對宇宙客體現象的認知便是科學，其實那只是自然哲學，近代科學卻是很不同的一套思維與作為，如果簡單一句話，可以總結為「主客分離，二元對立」，就是以人類為本體來面對客體的宇宙現象，並在人控的環境條件下，建構起宇宙現象的因果關聯（就是所謂的實驗作為），科學也正是因著如此「人控環境」得來的「簡近因果」，得以馭諸事之理，援以致用，成就了近幾百年來所謂的「科學世紀」。

科學造就近世帝國霸權

科學世紀雖說遠溯及希臘傳統，後有中世紀伊斯蘭文明的承續光大，但是一般多以17世紀英國科學家牛頓的論思為一起點，說起來也還不到400年時間。但是近200年來，科學的致用之效，不只造就了世界恃強凌弱、殖民擴張的局面，也用在對抗由天災到疫疾的自然威脅，恃科學之力而強的歐西國家，見其國內財富累聚，人民歲壽延年，還引來科學後進國家的欣羨嚮往，自是顧盼自雄，益加傲然於科學的理性價值，認為皆出於其真神文明的優越，因而生出了秉承上帝「昭昭天命」的贖世使命感，美國向西部擴張時所說，「信靠上帝，同時確保火藥是乾的」，正是鮮明的寫照。

此次疫情中，許多議論談到百年前的西班牙流行疫疾，也說起與一次世界大戰的關聯，但是沒有說清的是，造成超過千萬人戰死的一次大戰，其肇因正是歐西強權恃科學之力殖民擴張，造成了彼此的利益衝突，而一戰造成的生靈塗炭，也是拜科學而來的先進武器之力。

因此，一戰之後，歐洲的思想主流是對科學的批判貶抑，由思想上的柏格森、胡塞爾到文學上的《西方的沒落》，不一而足。相對而言，一戰後的中國卻興起高舉科學的「五四運動」，所謂「救亡啟蒙」，這些思想遺緒，在此次疫情中也彰顯無遺。

一次戰後，物理科學在微小尺度的量子理論得到進展，技術上也有斬獲，生物科學因此也由描述性的有機科學，轉變成為機械性的微觀科學，由分子生物學到今日市井傳頌的基因科學。雖說後來生物科學勃然興起，發展出了種種新技術，可以放大基因核酸，進行比對，可以分離蛋白，據為指標，但是看看這回的疫疾，生醫專家對於病毒起源爭吵不休，病毒檢測標準共識分岐，傳染途徑無有定論，治療方法試誤摸索，都可以看出，近代醫學雖說窮盡其力向著「二元對立」極端方向發展，卻是有時而窮。

當然，面對人性求生惡死的本性，誰也不敢說近代醫藥科學的大不是，畢竟它似乎確實暫時阻絕了病毒擴散，救治了一些確診的病患，如果過一段日子，果真如公衛專家腦中所認定，我們打贏了一場對抗流行疫疾的戰爭，那麼自「五四」以降我們對科學的崇仰執信，恐怕會要更上一層樓了。

科學是無窮盡疆界?

上世紀近代科學的進展，催生出一種樂觀信念，美國社會認為科技進步帶來經濟發展的「進步主義」思潮是一代表，1920年代盤尼西林的發明，尤其二戰時原子彈的研製成功，更是添材加火，到二戰結束前美國電機工程專家布什(Vannevar Bush)揭櫫的「科學是無窮盡疆界」，達到高潮。

二戰後經濟的快速擴展，原因甚多，其中固有科學技術進步之功，但是冷戰對峙大局、人口快速增長的需求背景，也是原因。但是仔細探究便能知道，科學並非無窮盡的疆界，其所受制的，來自所謂「人控方法」的工具本質與思維局限。

由科學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出，科學方法用於解決固置的線性因果關聯問題，確實曾發揮其究竟「簡近因果」之長，但是在面對複雜多因的問題，由極微小的量子尺度到浩瀚無垠的宇宙星際，都顯示出左支右絀的困局，許多的論說實無異於自說自話，譬如近時喧騰的一些對宇宙天象的告示，就如以一顆碳粒來論斷龐大火場的肇因一樣。

如果訴諸權威，也許可以用上愛因斯坦的說法。他說，「我只知道兩個事情是無限的，一個是宇宙，另一個是人類的愚昧，我對前一個還不能確定。」愛因斯坦晚年的一個近友數理邏輯大家顧德爾（Kurt Gödel)也提出過有名的「不完備理論」，推論人類認知能力的局限性。

科學的成功其實不在於理念的完備，實來自其滿足了「趨利求功，立竿見效」的人性本質。但是過往的成功表象卻激勵人類由「規範尺度」、「立現因果」而來的信心，闖入一些人類智力未逮的領域，由物質的幽微結構，到宇宙無垠的邊際，不知伊於胡底。

「生命化約論」的黃昏

20世紀物理科學的某種成功，鼓舞了生命科學，不但在觀念與技術上多所借鑒援引，也因著人類對於生命存續無垠疆界的想望，催生出一個生命科學世紀的美好懸念，但是與物質科學的探討不同，生命科學探究的生命本質複雜多因、演化多變，依於「簡近因果」科學思維的近代醫學，無可避免便要面對諸多困境，因為化約為細部的局部生命，在「還原」為整體時便要出現問題。

因此在當前看似蓬勃發展，研究文獻汗牛充棟的生命醫學領域，近年最大的問題乃是許多實驗結果的無法重複再現，也造成許多已發表的論文遭到撤銷，英國頂尖的科學期刊《自然》曾刊出專文，以「重複性的憂鬱」稱呼此種現象，譏諷生醫科學是「形上科學」。舉例來看，美國安進生技公司曾查核53項具指標性的癌症研究，發現只有六項可以重複，尤有甚者，一項在十年間有八萬名病人參與的臨床研究，根據的竟是因錯誤已遭到撤銷的一篇研究論文，光此數例，一葉知秋。

許多近代論述常喜宣揚近代醫療的進步性，其實人類平均壽命延長，不止緣於醫療技術進展，環境衛生的改良（尤其飲水衛生），攝取營養的暴增，也是重要因素，另外，機械式延長存活的統計盲數，更是錦上添花。近年近代醫學面對諸如癌症等高度複雜多因系統功能性病症，漸獲的覺悟乃是避免「過度診斷」與「過度治療」，因此對於過去的「嚴於防川、趕盡殺絕」多有反省，此番疫情大大張揚的所謂病毒的絕滅，恐無異緣木求魚。

回到科學的本質問題，如英國科學哲學大家懷海德所說，近代科學是人類歷史中的一個偶然，因而萌生時便一直受到歐西傳統文化的疑斥，清代晚期面對科學的「侵門踏戶」，張之洞提出所謂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其實未為非善，只因為大形勢比人強，只能落得一個「食古不化」的罵名，到「五四」的高舉「賽先生」，思想上可謂全面棄守，一蹶不振。

當然，在一個科學大行了百年的時代，斷無全然拒斥科學的可能，但是對於科學，在戰術上固不能輕視，但在戰略上卻不應過於重視，這不只來自對於科學本質的一種透視，更與我們的文化原創力息息相關。黃仁宇說得很好，「我的美國中國史同行的論文，只是帶著註釋的翻譯。」歷史如是，科學何嘗不是？

（作者係科學文化工作者）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曾在1970年代積極參與了海外保釣運動。他1997年恢復了中國國籍，今年98歲，還在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授課。2017年6月13日，筆者有幸就保釣經歷專訪了楊先生，想藉保釣運動屆滿50周年之際，與讀者分享楊振寧的保釣軼事。

走近楊振寧的精神世界

楊振寧1922年10月1日生於安徽合肥，六歲以前一直生活在安徽，7歲那年住進北平（今北京）的清華園。這是沾了父親楊克純（又名楊武之）的光。楊克純是中國早期著名數學家、教育家，1928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後回國，先在廈門大學任教，1929年改任清華大學數學教授，先後培養出數學家華羅庚等眾多名家。截至1937年侵華日軍占領北平，楊振寧隨父母在清華園生活、學習了八個春秋。父親不僅是他的數學啟蒙老師，也是他人生品格的塑造者。

1938年16歲的楊振寧自修高三物理，考入因戰亂而南遷昆明的西南聯大物理系。1944年獲碩士學位，次年獲公費留學美國的機會，在當時物理、數學一流的芝加哥大學攻讀物理學，三年半後獲博士學位。1949年他出任美國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教授，於1957年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那年他才35歲，已成為所有中國人的驕傲。他1964年入美國籍，1966年起擔任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教授兼物理研究所所長。

楊振寧本可以不問政治，但在1970至1971年美國興起的保釣運動中，年近50的物理學教授卻成為保釣的風雲人物，被當時一些年輕學子視為保釣運動的精神領袖。

翻開楊振寧2008年出版的《曙光集》，筆者不禁為他的家國情懷濕了雙眼。他的父親楊克純生於1896年，生長在受盡列強欺侮的舊中國，從小就立志發奮學習，要振興祖國。他一生最喜歡唱並教兒子唱的歌是1906年再版的《中國男兒》：中國男兒、中國男兒，要將隻手撐天空。長江大河，亞洲之東，峨峨昆侖，翼翼長城，天府之國，取多用宏，黃帝之胄神明種。風虎雲龍，萬國來同，天之驕子吾縱橫…。這首歌是甲午戰後國人悲憤自強的吶喊！1957年8月9日他們父子相見時，父親寫下「每飯勿忘親愛永，有生應感國恩宏。」正是父親的言傳身教和這首歌，成為楊振寧人生骨子裡的動力。

楊與鄧稼先有很深淵源

楊振寧投身保釣，還因為他有一位好同窗—中國「兩彈一星元勳」鄧稼先。鄧稼先比楊振寧小兩歲，早在1936年他們就在中學同學一年，抗戰期間又在西南聯大同學四年，此後留美又曾是兩年的同屋好友。1950年10月，鄧稼先獲得物理學博士後回到中國科學院工作。1958年，他帶領幾十個大學畢業生開始研究原子彈，並把此後28年的生命奉獻給原子彈、氫彈研發的第一線。1964年中國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1967年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顆氫彈，震驚世界。1971年8月，楊振寧與闊別22年的鄧稼先在上海重逢。當他得知中國的核武器是自己搞出來時熱淚盈眶。他為中華民族感到驕傲，也為老同學稼先感到自豪。他對稼先的評價是「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所孕育出來有最高奉獻精神的兒子」。與稼先分手後返回美國的楊振寧，立即再度投身美國風起雲湧的保釣運動。

帶頭為保釣運動捐款盡力

1969年至1970年，日本佐藤榮作內閣與美國尼克森政府談判美國歸還日本沖繩時，居然把中國台灣省附屬島嶼的釣魚島列島劃入沖繩範圍。於是，從1970年下半年，美國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保釣運動。當時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學的楊振寧對此十分關注，立即返回美國，在工作之餘，義無反顧地投身於這場保釣運動。1971年4月，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的保釣會一次募集的活動經費便超過200美元。楊振寧、郭子斯等教授均有捐助。

為了保衛釣魚島列島的主權，旅居北美、歐洲各地的中國留學生、華僑與華人成立「保衛中國領土釣魚台行動委員會」等組織，舉行遊行示威，發行刊物雜誌。1971年1月29日和30日，約3,000名留學生參加了在紐約、華盛頓、芝加哥、西雅圖、舊金山、洛杉磯、檀香山等地舉行的抗議遊行。同年4月10日，2,500名華人代表在華盛頓集會，抗議美國政府偏袒日本。楊振寧回憶說，當時在美國沒見到大陸的留學生，都是台灣或香港去的，無論是左傾的還是右傾的，留學生們對於釣魚台這件事立場一致，都反對日本占有。

為進一步促使美國政府和民眾瞭解釣魚島問題的真相，項武忠（耶魯大學）、謝定裕（布朗大學）、伍鴻熙（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李我焱（哥倫比亞大學）、袁旂（紐約州立大學）等人，發起了「致尼克森總統公開信」活動。他們在1971年5月23日的《紐約時報》上，以廣告方式刊登了這封信。為籌措廣告費，三位「清華人」─楊振寧、現代微分幾何之父，時任加州大學教授的陳省身(1915-2004)、應用科學權威，時任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的林家翹等知名學者，率先支持並捐款，帶動了600多位華裔教授、專業人士，以及2,000多名留學生在公開信上簽名捐款，共籌集到19,076.36美元，幾乎是版面費的兩倍。

這封信指出，「雖然中國對釣魚島列島擁有無可爭議的主權，但自1968年聯合國石油調查之後，日本與琉球政府一再妄圖將釣魚島竊為己有。這是對二戰以來長期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國人民的挑釁。」公開信要求尼克森和美國國會重新考慮美國對該問題的政策：「1、拒絕任何關於釣魚島是美國轄下的琉球群島或南西諸島的一部分的聲明；2、承認中國對這些島嶼擁有主權；3、譴責日本和琉球政府對中國主權的侵犯及其試圖用武力解決爭端的企圖。」

在美國參議院聽證會作證

1971年6月17日，美日雙方簽訂的「歸還沖繩協定」，須經美國參議院三分之二以上通過方能生效。當時有些美國參議員並不瞭解事實真相，有些則反對政府將釣魚島交給日方，希望得到有關釣魚島屬於中國的證據，以便在審議時提出反對或修正意見。

據楊振寧回憶，他參與保釣運動曾受到美籍物理學家吳仙標先生的影響。他說，當時，包括自己在內，雖有保釣熱情，但多半不知道美國政治運作的步驟。可是，吳仙標非常瞭解美國政治。他是「釣魚台運動說服美國參議員工作小組」的骨幹。1971年夏的一天，吳仙標打電話給楊振寧，邀請楊一道去參議院說明中國對釣魚島的主張。楊立刻答應了，決定去華盛頓參加聽證會。

1971年10月29日，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舉行審議歸還沖繩協定聽證會。因與會人數受限，只能由楊振寧、吳仙標、鄧志雄與約翰芬查四位出席。會上，楊振寧以流利的英語發表證詞，其要點是：釣魚島列島屬於中國無庸置疑，並不包含在1951年的《舊金山對日和約》內。美國海軍好像錯誤地將這些島嶼看作琉球的一部分，希望美國徹底擺脫這個錯誤，保持明確的中立，停止「美國對日本在釣魚島列島主權的事實承認」。

當時，日本政府曾試圖阻止美籍華人出席聽證會，或找到美籍日裔人士出席作證，但均未果。結果，留在美國這次聽證會歷史檔案中的只有楊振寧的證詞。11月9日，美國參議院批准通過了《歸還沖繩協定》，但在參院外委會的建議書中則聲明美國就釣魚島列島主權保持中立的立場。與此同時，國務院發表聲明稱：儘管美國將該群島的施政權交給日本，但是在中日雙方對群島對抗性的領土主張中，美國將採取中立立場，不偏向於爭端中的任何一方。在當時的歷史背景和條件下，楊振寧的證詞和全美各地的保釣活動，確實起到重要作用。

楊振寧晚年仍然關注著保釣運動，在他清華大學的辦公室裡，至今還掛著紐約州立大學保釣會發行的《石溪通訊》封面照片。如今，半個世紀過去了，這場保釣運動雖未能實現全部目標，但海峽兩岸人民和海外華人華僑心向祖國的保釣精神，仍像一盞燈塔點亮在人們的心中，鼓舞著後人繼續前行。

（作者係清華大學圖書館保釣資料收藏與研究中心秘書）

2020年3月中下旬，美國聯準會(Fed)降息且大撒幣的「無上限大量寬政策」，目的在搶救「債券本位美元」免於因超額發行國債而連動崩跌：不料3月新冠疫情大爆發、4月21日美國WTI原油期貨價格成為「負油價」，美元走強，亞洲各種貨幣則出現相互競爭潮。

弱勢美元反向走挺強勢

3月23日，美國再加碼無限量大量寬措施，史無前例地購買美國投資級公司債券，同時放鬆了對美國國債交易商的風險資本限制，這當然肇致美元流動性的浮濫，而讓強勢美元趨弱，引發美國物價水準浮動。不料，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大爆發，整個情勢一時大逆轉，「美元浮濫過剩」驟然扭轉變為「美元荒」(dollar shortage)的另類危機。

小字典：「美元荒」(dollar shortage)是指1950年代初世界各國，尤其是參與二戰的國家，因為恢復性的建設而需要大量進口美國商品，對美國貿易逆差嚴重，又缺乏國際清償手段—黃金或美元。

在新冠疫情的重擊下，原本因美國聯準會「破記錄量寬印鈔救債市」而勢必轉弱趨貶的美元，因受到國際投資人的「避險保安」心理作祟，而大肆爭搶美元，反而強有力地支撐了美元的持續強勢。相對的，部分新興市場、原油出口國家，甚至南美洲的一些國家貨幣，從2020年初到5月中旬，處於暴跌情勢，這些周邊貨幣的大幅貶值，預示著這些國家正在醞釀一場新世紀、新波段的貨幣危機。

許多新興市場經濟體和先進國家，目前不是走向衰退，就是已經衰退，尤其是一些承擔高額美元借款的經濟體，當然更陷入貨幣大幅貶值帶來的經濟衰退威脅。

美元交易市場呈乖離現象

原本在世界原油價格劇跌，期貨原油市場甚至出現「負油價」現象後，亞洲國家貨幣已面臨「非升不可」的局面，卻因為新冠疫情全球擴散的效應，激發了國際投資人的「避險至上」心理，而紛紛大肆爭奪「最具保值信任感」的美元；以至4月下旬的國際金融市場，忽然興起一片「美元荒」投資恐懼症，金融資產投資人紛紛棄持黃金改搶美元，使得原本浮濫的美元流動性，竟大逆轉為市場搶手的「美元流動性大當機」局面。

在疫情衝擊全球經濟的擔憂下，全球投資者和企業瘋狂搶進美元；儘管經濟強權國家政府紛紛對本國經濟注入空前規模的財政刺激，而以美國Fed為首的五大中央銀行，也競相大降息和大購債，向市場挹注大量流動性，緩解美元流動性吃緊的局面。但是，國際社會普遍擔憂自己國家有可能捲入經濟大災難漩渦，以至於爭相搶購美元，以期保險保值，顯示對本國貨幣普遍不信任。這種狀況在新興市場經濟體尤其是普遍的現象。

升值與通縮夾殺亞洲經濟

這種令人意外的「全球美元荒大震盪」，當然會大大改變亞洲區域所有新興經濟體的國家金融貨幣政策。

就經濟市場屬性來看，今天亞洲國家幾乎都是世界石油能源重要的消費者，面對Fed急降息、無限量寬政策及負油價風暴，無一不在金融貨幣政策上提前做了部署，以便因應即將臨頭的「本國貨幣匯率調升壓力」及「嚴厲通縮的社會衝擊」雙重挑戰；但是，現在卻因為嚴重的「美元荒」，使得原先轉為弱勢的美元，又再度回復到第一霸權地位，以致可以大大緩和亞洲區域貨幣匯率漲升與通貨緊縮壓力。

目前及可預見的近期內，亞洲國家的金融貨幣政策已轉為「只追求彼此匯價漲升越少越好」、「能夠盡力爭得相對小貶機會更佳」，相對於美元匯率，各個國家都普遍存在「你漲多一點，我漲少一點」的拉扯戰。同時，亞洲各貨幣之間，將一改21世紀初以來，多回合「爭貶潮」的格局，而變成各貨幣「一定要比對方貨幣升值得更少些，或相對能夠貶得更多一點」的升貶競爭詭譎氛圍中。可以說，這一波「美元荒」，已實質改變了亞洲貨幣戰的基本格局。

美元資產份額占比會降低

當前全球美元流動性正在嚴重萎縮當中，甚至出現「美元荒」問題；其背後的根本癥結在於幾個重要變數：第一是石油美元枯竭，第二是絕大多數中央銀行外匯存底的美元資產份額結構占比只減不增，第三是新興市場經濟體外匯儲備減少，連帶持有美元資產數額降低，第四是美國Fed在長時期超低利率政策後已將開始轉進加息新階段。

自1960年代到2010年代，全世界官方儲備幾乎大多數為美元資產，美元是國際長時期最主要的儲備貨幣。但是，2020年3月歐美新冠疫情嚴重後，國際金融經濟市場卻乍然出現「美元荒」問題。這一現象之所以值得全世界關注，正如歐洲智庫所說，這意味著美元時代的終結。在「美元資產獨霸」持續20年後，國際政經情勢已明白顯示，在短時間內，全球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結構中，美元資產份額頂多只能保持穩定，但在不遠的未來，美元資產份額勢必持續下降。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持續不斷延燒，川普總統最近提出「與中國簽署100項協議，也無法彌補因疫情而已逝去的生命」言論後，5月14日接受福斯電視台訪問時更說，「現在，我不想和習近平講話，我不想和他說話。我們可以終止和中國的全面關係。這麼做的話，美國可以省下五千億美元。」此番談話，對即將來臨的總統大選會有何影響，有待觀察，但在實務上卻很難實現。

回顧四年前，川普以「美國優先」、「美國再度偉大」，以及「維護美國民眾工作權」、「保障美國國家主導權」等保護色彩濃厚的反全球化競選口號，贏得許多中低階層、民粹選民的支持，成功入主白宮。主政後，他馬上展開一系列反全球化的行為，例如：關閉美墨邊界杜絕偷渡、嚴格限制來自各國的移民遷徒；重啟與許多國家的雙邊貿易談判、認為區域整合威脅美國經濟，因此退出TPP；批判氣候變遷協議阻礙美國產業發展，而退出「巴黎氣候協議」等，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舉措。

藉301條款掀起貿易戰

在川普反全球化的舉措下，其中對全球產業最為深遠的衝擊，莫過於2018年3月開始，以違反美國《貿易法》第301條（簡稱「301條款」）為理由，掀起中美貿易爭端。檢視此一期間中美貿易爭端的過程可以發現，美國先是採取加徵進口關稅進行報復作法，藉以縮小中美貿易的逆差、保護美國民眾的工作機會；隨後為更進一步延伸科技戰火，包括限縮兩國的科技交流及合作、阻礙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與併購。由於川普不斷高唱反全球化，使得部分國家附和，藉此選擇與中國的產業脫鉤，甚至認為這是他們產業朝向獨立自主的最佳機會，讓反全球化成為國際社會聚焦的熱門議題。

尤其今年元月15日，中美兩國完成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之後，讓川普的反全球化意識達到高峰，甚至充分展現美國掌控中國的自信。因此，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後，中國產業在疫情籠罩的威脅下首當其衝；尤其隨著疫情不斷惡化、蔓延擴散，從中國大陸、亞洲延伸至歐洲、美洲各地，形成全球燎原之勢，在重創產業的同時，瞬間似乎再度讓川普藉此主導，掀起一波與中國「產業脫鉤」，更加嚴重的反全球化潮流。

利用疫情讓美企撤離大陸

其實，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後，各國的產業與國家安全正遭受嚴重衝擊，川普最近研擬提出針對已撤出中國回流美國，或轉至其他國家設廠的美國廠商，提供包括支付其遷廠費用的財務協助，在無形中，似乎激發、鼓勵了各國產業考量是否應選擇與中國產業脫鉤。

然而，川普的構想，被美國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攪亂，根本難以實現。亦即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透過低廉生產成本的誘發，以及配合外國直接投資(FDI)的牽引，在極短時間內，就已發展為世界工廠；同時，隨著產業技術不斷升級，加上全球分工的潮流下，中國與各國產業之間已經呈現出相互依存的產業供應體系。其中，在亞太區域產業發展的過程中，許多跨國企業更在以中國為核心框架之下，打造形塑為區域製造及服務的供應體系。美國根本無法撼動。

此外，據美國權威機構榮鼎諮詢（Rhodium Group）的報告指出，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於2016年時達到高峰460億美元之後，隨著北京對資本的嚴格監管，加上美國對中國的投資從嚴審查，造成中國企業赴美投資開始顯著放緩。不過，相對陸企投資美國冷淡，美企卻在中國持續擴大對外開放下，持續加碼投資押注中國龐大的消費市場，例如：汽車、醫療保健、金融、生物技術等領域，2019年美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金額增加到140億美元，超過2018年的130億美元。其中，美國電動車特斯拉(TESLA)在上海的投資，就是指標案例。

全球已建立產業供應體系

很顯然地，1980年代之後，全球所形塑頗為綿密、相互依存的產業供應體系，乃是廠商在發揮比較利益的原則下，為達成節約成本、提高經濟效率及加強產品國際競爭等考量，選擇朝向專業分工的結果。

是故，川普希望利用此次新冠疫情，透過各種優惠，主導掀起一波與中國「產業脫鉤」，以調整全球產業供應體系，其最後結果勢必導致相關產業經濟效率下滑、生產成本上升及競爭條件折損；尤其，這些補貼、保護或設限，需要長期實施，其所衍生的財政負擔、經濟效率損失及市場價格扭曲等負面效應，其成本不貲。因此，從既有的經驗啟示：中美兩國產業脫鉤難成氣候。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全球半導體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宣布，將在美國亞利桑那州新建一座12吋先進晶圓廠。此舉背後，不僅反映川普欲挾台積電自組半導體供應鏈的企圖，也意謂美中科技戰再起。若然，全球經濟恐將雪上加霜。

5月15日，全球半導體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TSMC)宣布，將斥資120億美元在美國亞利桑那州新建一座12吋先進晶圓廠，預計2021年動工，2024年開始量產，規劃以5奈米製程生產半導體晶片，規劃月產能為20,000片晶圓。美國商務部也同時宣布，未來美國相關技術及直接產品供貨給華為，都必須經過美國政府的許可。

其實，台積電赴美設廠的消息已傳了超過一年，從中美貿易爭端初期開始，川普政府即基於美國國防安全的考量，早就在思索半導體生產在地化的可能性。因此，台積電赴美設廠是否意謂著川普企圖挾台積電的優勢，提高美國半導體自組供應鏈力克華為？這對台積電的影響究竟如何？

川普為選情挑起科技戰

美中雙方雖於今年1月15日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但目前美國對陸貨加徵的關稅仍會維持，待第二階段協議順利簽署後，才有可能撤銷關稅。然而，美中第二階段貿易協議談判將進入深水區，敏感議題涉及線上交易、網路安全、取消國企補貼等重大議題；因部分會踩到大陸紅線，必定會出現較大的爭議，前景難料。目前因疫情關係，雙方未展開新一輪談判，但美國兩黨認為，未來仍應在貿易和整體關係上，對大陸採取強硬立場。

川普為避免被批評防疫不力，也基於選戰考量，於5月13日將去年5月簽署的行政命令再延長一年，這項命令宣告因應國家緊急狀態，禁止美國企業使用具國安風險企業所製造的電信設備，此舉顯然係針對華為等中資企而來。除貿易戰、科技戰外，美中還在進行一場金融戰。

美國新成立不久的「應對中國當前危險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 China, CPDC)主席肯尼迪(Brian Kennedy)曾表示：「美中金融戰遠比美中貿易戰重要」。近十年來，中美兩國之間的金融聯繫已明顯加強。如今，在美國上市的中國股票之市值已達 1.1兆美元。中國在岸市場的自由化，也增加了外國資本的流入，當然也包括許多來自美國的資本流入。日漸趨高的金融緊密度，也衍生出愈演愈烈的金融戰。如川普政府限制美國對中國的金融投資，包括要求在美國上市的中資公司下市，限制將人民幣資產納入美國公司管理的投資基準中；近期又將限制45億美元聯邦僱員和軍人退休金的基金公司，停止投資中國股票。與貿易爭端相比，兩大國之間的金融戰對全球金融體系造成的損害更加嚴重，不容小覷。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12月初《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就曾以：「美中兩國的晶片戰爭會成為主戰場」為封面主題報導；而華為事件自2018年延燒至今，其實早已宣告美中正在進行一場科技戰，而且愈演愈烈。

經多方考量決定赴美設廠

中國大陸企圖成為全球電腦晶片的要角，不斷鼓勵美國廠商移轉晶片製造技術；近年又成立了「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公司」（簡稱「國家大基金」）投入大筆資金，引導國產半導體產業往自主技術的方向前進，晶片戰也因而成為美中科技戰的焦點。在此情況下，台積電在這場晶片戰爭中無端被迫捲入。台積電的主要客戶包括蘋果、華為、聯發科、高通、博通、輝達(Nvidia)、超微等等；其中第一大客戶為蘋果，第二大客戶是華為，詳如表所列。

2019年10月底，《紐約時報》即報導，美國國防部官員與台積電高層私下會談，促其在美國成立半導體新生產線，以確保維持美國軍事優勢所需的先進晶片供應穩定。接著又有日媒報導，台積電再度遭到美國國防部關切，被「邀請」在今年11月美國大選前，到美國設廠生產軍用晶片，以確保美國供應鏈免受中國大陸干擾。

當時，台積電董事長劉德音表示，「除非到美國生產成本降至與台灣一樣低，否則不會選擇前往美國設廠」，但美方卻沒有因此打住。劉德音又於今年4月第一季法說會指出：「赴美投資必須符合規模經濟、成本划算，以及人員組織和供應鏈必須完備3大要件」，隱約透露出將赴美設廠的訊息。

據悉，台積電2015年到南京投資設廠，主要以12奈米及16奈米製程為主，是大陸製程技術最先進的12吋晶圓廠，短短不到一年便單季轉虧為盈。華為自去年開始，要求台積電將更多晶片生產轉移至南京廠，大陸客戶就貢獻了台積電20%左右的業績。但川普政府可能進一步封殺華為，並將美國技術含量標準門檻從25%降至10%，則台積電14奈米製程供應華為將受到影響。

捲入美中科技戰有利有弊

台積電5奈米赴美，等於最新的先進製程無法提供給華為旗下的海思半導體研發，這是否表示華為手機供應鏈遭到美國封殺？針對美國商務部持續加大對華為的限制，華為官方日前貼出一張圖片：「沒有傷痕累累，哪來皮糙肉厚，英雄自古多磨難。回頭看，崎嶇坎坷；向前看，永不言棄」。顯示華為有決心力抗美國來勢洶洶的科技戰。

持平而論，台積電決定赴美設廠有利有弊。利的方面，英特爾7奈米製程問題多，且客製化程度遠不如台積電，在美國設廠，台積電擁有更大的優勢，也可享受土地取得、稅制及水電等優惠。但在美設廠，成本高於大陸及台灣，影響毛利。蘋果、高通、華為都是台積電主要客戶，面對美中科技戰，台積電未來恐怕只能選邊站；若選邊站，如華為斷貨，其營收將大受影響。當前，台積電所面臨的狀況就像創辦人張忠謀所說，「台積電已經被推向美中科技戰爭前線」。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

美國媒體近三、四十年變化很大，報紙印刷邁向網路刊載，但整體結構則由財團掌控，媒體隨兩黨競爭而兩極化。以《紐約時報》為例，它曾是美國為民喉舌的最大報紙，如今卻淪為兩極化中的一元。該報的政治立場較傾向民主黨，所以共和黨鮮有人問津。但即使如此，它最著名的民意投書(Opinion)欄目除了批評川普，也普遍反中。

查理沃奏(Charlie Warzel)是一位意見領袖，他接連投書《紐約時報》，談槍枝問題，也談川普防控疫情的無能。關於槍枝管制，他說儘管美國民意支持槍枝管制，但由槍枝製造商帶頭，人們往往把預防槍枝殺人的問題，轉換成自由、人權的議題；在轟動的大槍殺案後論辯的焦點總在於槍枝應安全存放、槍展賣槍是大漏洞、買槍者身分調查不足，甚至學校走廊設計不良等問題，而不敢直接指向禁槍。每年因槍枝喪命的人有數萬人，或許這個數字使美國人麻痺了。

沃奏講得很有道理，但《紐約時報》對這樣的大問題卻冷處理。該報以推行自由、民主起家，但對管制槍枝議題卻三緘其口，不起作用。讀者大概很難想像當今美國媒體被大企業影響的程度有多大？筆者敢說，金錢鐵定比伸張正義、維護民主重要得多。

至於新冠疫情，沃奏抱怨美國人對每天有數千人死亡的事實似乎都不在乎了，他比較了亞洲國家政府小心應對新冠疫情、向老百姓說真話、人民也響應、配合防疫規定，謹慎復工，而美國政府則不負責任地輕描淡寫疫情，甚至鼓勵人們上街抗議、要求早日復工。他認為，政府防疫的的態度就像對管制槍枝一樣，沒有誠意解決問題，甚至以為死者大都為65歲以上的老人，是自然在淘汰弱者。

沃奏的觀察很正確。這些現象不應該發生在推崇人道主義的美國。美國現在已有群眾抗議行動，而疫苗尚未開發出來，如果今年秋冬新冠肺炎重起，美國社會真的可能會出大亂子。

世界各地處理疫情的手法不同，以結果來看，亞洲比歐美好，大陸、香港復工的情況不錯。紐約的表現受到全球關注，但不是要效法其防疫，而是擔心華爾街會帶來世界經濟蕭條。

台灣當局緊抱美國，並與之聯手攻擊世衛組織(WHO)，這種作法非常不明智，遲早後會吃虧的。將來如新冠疫情捲土重來，全球合作絕不可免，美國醫療界、學術界早有此共識。中國大陸對其他國家的援助，從口罩、呼吸器到整座醫院設備都有，全球有目共睹，自然慢慢會改變世人的觀感。

美國的民主制度已走向兩極化，遇大事不能合作為民謀福，日後一定會遭人檢討。而美國媒體也已失去監督政府的功能和使命，伴隨著社會沉淪下去。

總之，美國能作為「為民喉舌」的媒體不多了，讀者必須廣泛、多元、仔細閱讀，不要成為一言堂的俘虜。

(作者係美國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