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變革向來包括科技、組織兩個層面，習近平就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後，多次針對解放軍的部隊組織提出新的想法，一般較為熟悉的有戰區的建立、海空軍部隊的擴充、火箭軍的組織規劃等，其中合成營的建立、發展，成為近三年解放軍最為顯著的亮點。

一般來說，軍隊改革往往會朝兩個目標/方向前進，第一是軍事科技的變革，第二是部隊組織的變革。後者往往和外在環境的變化有直接關係，所謂的外在環境包括敵情威脅、作戰對象、戰術戰法的變化等。以往解放軍以軍區型態為主，軍改後不但改編為「戰區」，戰區更勝以往的軍區，部隊更為靈活，在指揮調度上更為精簡。少數的地面部隊為適應現代戰爭，「合成營」是解放軍現階段及未來的發展方向。

何謂合成營？

冷戰結束後，以往的地面部隊大規模決戰的景象幾乎無法看到了，為適應現代戰場的多變性，各國針對陸軍做出許多革命性的改變，包括數位化、輪型化、多功能化等，美國陸軍透過輪型裝甲車和主力坦克進行混編，達到火力快速支援的目的與戰術原則。

2015年中國針對周邊威脅提出新的戰略報告書，在《中國的軍事戰略》國防白皮書的「國家安全形勢」特別指出，為因應美軍及周邊情勢的威脅，陸軍必須適應新形態的作戰環境。傳統上，中國陸軍仍舊在軍區/師部底下分成裝甲旅、機步旅、步兵旅等各種形式/兵力結構的部隊，海軍又下轄陸戰隊作為兩棲作戰的主力，兩棲登陸與地面作戰分別為陸、海兩軍不同的軍事專長。

中國陸軍原以大規模的地面作戰為訓練主軸，但21世紀後，陸軍從傳統的地面決戰，轉型為小規模、地區性、輕裝、快速、兩棲等特點的作戰形式，基於外在作戰環境的變化，「合成營」已正式從概念轉變為部隊的編組，以適應新作戰環境的到來。

合成營的編制

「合成營」按照型態可區分為重型合成營與中型合成營。相關的部隊編組仍以兵種專長作為編組依據。一般來說，「合成營」由戰車連、步兵連、火力連、通訊連、支援保障連等組成，一個合成營的數量原則上以800-1,200人不等，雖然和傳統的戰車營、步兵營相比，人數下降，但總體戰力及靈活度則更勝以往。

此外，中國「合成營」最大的特色在於，增編5人的參謀，依照專長大致上區分為作戰參謀、首席參謀、情報參謀、火力參謀與戰鬥勤務參謀。他們的加入使「合成營」的作戰調度、後勤資源、指揮聯絡更加靈活。

合成營的主要裝備

（一）99式坦克。99式坦克為「合成營」的主力裝備，不僅是中國陸軍的主力坦克，其強大的機動性與火力、防護力，更是戰場上的保證。具體來說，99式坦克車身配有一座48倍徑ZPT-98 125毫米滑膛砲，在公路的行駛速度約為80公里/小時，在鄉間的速度則約為65公里/小時，大幅提升了作戰機動力。

此外，車身採用焊接砲塔以增強防護性，其中砲塔以複合裝甲為主，更具備移動中射擊的能力，為目前解放軍最為強大的坦克，也是最有能力和西方國家主力坦克相互比較的重裝備。

（二）04A步兵戰車。ZBD-04步兵車又稱為04A步兵車，2019年中共建國70周年閱兵已正式亮相。新型的04A步兵戰車最大特徵在於配備披掛式裝甲，車體兩側安裝屏蔽裙板，車頂配有頂部雷射警告裝備，能直接和北斗衛星進行戰場連線，使戰場上資訊的獲得/傳送更為迅速。

04A步兵戰車的編制數量原則上以14輛為主，步兵戰車和坦克的相互搭配，不僅能促成「步戰合一」目標，坦克車還能直接提供火力支援或近距離的掩護，配合步兵戰車上的士兵，一舉完成作戰任務。「步戰合一」是各國陸軍執行的戰術，中國陸軍透過「合成營」的步戰合作，更能發揮聯合支援的功能。

（三）70式122公厘自走砲。傳統上，自走砲因火力強、機動性能好、射程遠，往往為支援地面部隊遠距作戰的首選。新型自走砲在配備衛星定位系統、車身穩定系統、精確彈藥後，不僅射程更遠，精確度和一般飛彈不相上下，這使得地面部隊愈來愈倚重自走砲。

70式122公厘自走砲最大射程為11公里，每小時可跑56公里，最大作戰距離為500公里，它不僅是步兵、坦克火力支援的首選，更是合成營中扮演遠距火力支援的角色之一。

PLL-05式自行榴砲

「合成營」除要面對一般的地面作戰，因其部隊設計與組織編配，山地戰也是合成營的任務之一。山地因地形崎嶇，火力的需求為輕便、快速、易保養等特點，PLL-05式120公厘自行榴砲早在2005年裝備部隊，如今因軍改，成為合成營中重要的火力支援，更是山地戰與島嶼戰中近距離支援步兵的裝備。

雖然其火力無法和坦克或自走砲相比，但因車體小、作戰範圍大、機動性能好、具備兩棲登陸能力，PLL-05式上的120公厘榴砲，成了「合成營」的編制首選。

 (作者係中華戰略前瞻協會會員)

當今，主動相陣雷達(AESA)的應用範圍極廣，除了前文介紹的機載型產品外，陸基型和艦載型產品的種類也相當多，如新竹樂山雷達和神盾戰鬥系統SPY雷達。目前，因半導體製程技術的進步，綜合射頻單元(發射模組T/R-M)陣列隨之改良進化，並衍生出模組化設計的趨勢。本文討論僅限於中國艦載主動相陣雷達，以055型萬噸驅逐艦和無人巡邏艇(JARI-USV)為代表。

主動和被動相陣雷達

簡單地說，主動相陣雷達(AESA)是具備射頻單元的雷達(有源雷達)，而被動相陣雷達(PESA)則是無源雷達。一般而言，綜合射頻單元陣列的集成數愈多(面積愈大)，則探距性能愈強。而因運作時產生的高耗電和高溫，主動相陣雷達所需的配套措施也較多，如高功率發電機和散熱裝置等。甚至，較大型的陸基型產品，還附設發電廠(供電)和水池(散熱)。

綜合射頻單元陣列

目前，全球現役的驅逐/巡洋艦多採用主動相陣雷達，以2面旋轉式(英國45型)或4面固定式(美國勃克級)為主，開機時可360度全方位掃描，避免舊型雷達的掃描空窗。

中國艦載主動相陣雷達，現已改為模組化設計，有大幅提升探距性能、降低研發/製造成本、後續維修/升級簡易等優點。綜合射頻單元陣列，是由天線陣列、反射板、盲配板、纜線、水冷散熱裝置、功分、數位陣列模組(DAM)組成。綜合射頻單元陣列的集成，便成為一整面的主動相陣雷達。射頻單元前端後接寬頻數位波束成型(DBF)分機，具備雷達、通訊、電戰功能。雷達系統後端則以高速光纖網路接上高性能伺服器和戰鬥系統(戰系)，負責處理雷達回波訊號。

055型萬噸驅逐艦

由於055型的體積、排水量都屬上乘，因此具備的作戰功能也超越一般驅逐艦。由055型的艦橋外觀來分析，由下往上分別為S波段偵搜雷達、L波段警戒雷達、C波段協同作戰雷達和X波段偵搜雷達。055型側面還增設海平面偵搜雷達，專門負責對掠海來襲的反艦飛彈預警。由於雷達數量多，因此冷卻水的使用量也相當驚人。由055型參加中國海軍的觀艦式照片，可清楚觀察冷卻水排放的多寡。據傳，055型採用柴電複合動力或全電力推進，這也反應出雷達系統供電的實際需求。

055型總共配置112具(前64後48)冷熱共架垂直發射器(長度9m內徑85cm x 85cm)，數量為中國海軍現役船艦之冠。此外，055型還配置1門130mm口徑艦砲、1門1130型30mm口徑近迫武器系統(CIWS)、1座紅旗10型(HQ-10)短程飛彈防禦系統(24枚)、2座3聯裝魚雷發射器和2架反潛直升機。

055型除了排水量大、垂射系統(VLS)數量多之外，也可發射多種新型飛彈，如：鷹擊18型反艦飛彈(YJ-18)、各型巡弋飛彈(鷹擊18型/長劍10型)、海紅旗9B型防空飛彈(HHQ-9B)、紅旗19型反導彈飛彈(HQ-19)、魚8型垂射反潛魚雷等，對空/對海/對地目標均可攻擊轟炸。其中，鷹擊18型反艦/巡弋飛彈均為仿造俄羅斯俱樂部M(Club-M)系列，可由船艦垂直發射或由潛艇魚雷管發射。

20噸無人作戰艇(JARI-USV)

JARI是「江蘇自動化研究所」的英文縮寫，江蘇自動化研究所是中船重工716所的對外稱呼。無人作戰艇模型曾在阿布達比防務展中公開展示，現已有實體船問世。排水量約20噸，配備30mm口徑機砲遙控武器站(RWS)、8聯裝垂射系統(VLS)、324mm口徑魚雷管、4面微型雷達、光電偵搜系統、導航系統和衛星天線，可謂是多用途的無人作戰艇。

半導體製程技術的進步，可大幅縮小綜合射頻單元陣列，進而將主動相陣雷達微型化。由尺寸來分析，無人作戰艇的微型雷達，推測為氣冷式而非水冷式，探距性能有限。目前，中國研發這類微型雷達，已有相當豐碩的成果。除了機載、艦載版本之外，還有車載版本。如裝甲車輛配備主動防禦系統(ADS/APS)，便可使用微型雷達來預警，偵搜半徑為5~1000公尺範圍。

據傳，伊朗等國對無人作戰艇有興趣，採購可能性頗高。伊朗海軍有21艘加迪爾級迷你潛艇，由北韓南聯級潛艇衍生而來。該型潛艇排水量120噸，攜帶2枚533mm口徑重型魚雷。伊朗希望這些迷你潛艇，能在波斯灣有效牽制美軍船艦。而無人作戰艇，可掩護迷你潛艇進行牽制任務。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民視前董事長田再庭是我好友，也是我的台大學長，他唸法律系，我讀歷史系，兩人年紀相差十來歲，然而兩人相知相惜，宛如忘年之交。

兩人初相識是在台中市台大校友會，該會由一群事業有成，社經地位頗高的校友組成，台中市歷任市長幾乎都出自台大。畢業後我回到台中，任職私立立人高中，因涉世未深、財力淺薄，蒙校長林柏榕、也是我台中一中的英文老師引進，才能親炙諸學長的風範，追隨大家的腳步。

令我最感佩、也影響我一生的是田學長向來主張，台大人要有「自由人」的風格：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的堅持，我因此常向他請益。

有兩件事令我印象深刻，一是李文忠面臨學校退學時，田學長提議校友會去函母校校長，請他務必慎重處理；另一就是我提議將台大校慶由1945年改為原先創校日的1928年，田學長對此大表贊同，甚至主張致函台大，要求更改校慶日期和年代，後來都獲得正面回應。

不料，之後我自費印發了何懷碩的〈另一個中國人的想法〉文章給學生，觸犯了當時的禁忌，因為救國團要學校全面散發丁邦新的〈一個中國人的想法〉，我便被趕出校園。其實，我只是要學生多角度看問題，培養獨立思考和獨立見解，校長何清松卻要我另謀高就。

走投無路之餘，我和李勤岸、盧思岳三人發起組織教師工會，以保障教師的尊嚴與權益，後來又找到林玉体、張國龍、鄭邦鎮等教授創立「教師人權促進會」，以推動教師工會為目標。對此，田學長大表贊成和支持。

之後有一次，同事廖顯阜老師邀請了田律師、民進黨台中市黨部主委賴茂州、何清松和我，一起在興農餐廳吃飯。宴席中田再庭突然提議立人高中再聘石文傑一年，以冰釋過去的誤解與不快，可惜何校長堅持不肯，我也因會務繁忙而淡忘。

田律師不但在律師界蜚聲各界，企業投資也頗有成就，他家住豐原興農山莊高級住宅，我每次去豐原，一定登門造訪，暢敘共餐。後來我到新竹幫忙某立委助選，高票當選後，冠蓋雲集，我卻悻悻然回到台中，在家待業。田學長恰好立委連任失利，為讓我妻小圖個溫飽，他毅然將服務處改為「田再庭律師法律服務處」，請我當服務處主任。然而，非法律系出身的我，又涉世不深，所幸台大法律系畢業的王昌敏兄及時相助，才免於尷尬。

後來民視創立，田極力希望我到該台服務，但那時我恰好考上國中教師甄試，想重拾教鞭，予以婉拒。之後他接任民視董事長，每次電話拜年，他都謙稱他只是不管事的董事長。我倒想提醒他一句話：當年的「自由人」主張，應在民視內部懸為鵠的！ 

我們兩人的意識形態南轅北轍，但彼此都服膺自由主義精神，包容異己，尊重異見。他受到好友蔡同榮的影響，有「台灣人當家作主」的意識。但又不脫法律人的公正理想，因此常擺盪在政治人與法律人之間。他很欣賞李敖的作風，不僅每月購閱李敖所編的《千秋評論》和《萬歲評論》叢書，還會和我討論作品內容。總之，田律師對我是亦師亦友，但鐘鼎山林，人各有志，我只好遙相祝福。

（作者係退休中學教師）

台灣實施新課綱後出版的高中歷史教科書內容很荒謬，令我不禁想到一則故事：有兩個人去動物園看到一隻斑馬，一個人說那是白馬，因為他看的時候欄杆把黑條條都擋住了，另一個人說是黑馬，因為欄杆把白條條擋住了。

這本三民書局所出根據新課綱撰寫的高中歷史教科書有非常多離譜之處，本文只論有關豐臣秀吉的部分。該書附有一份歷史大事年表(見圖)，第一行就寫：1593萬曆21年，豐臣秀吉向台灣的「高山國」發出招諭文書，要求納貢。似乎意味著是豐臣秀吉的詔書開啟了台灣的信史與文明。

《漢書‧地理志》最早記載

中國的史書早在第一世紀的《漢書‧地理志》就提及「會稽海外─有夷州和澶州」，而從第三世紀的三國時代開始，漢族就來到夷州(夷洲、今台灣)，其後隋、唐、宋、元、明不斷，均載於史冊。東漢、三國、兩晉、南北朝時，台灣被稱為夷洲；隋、唐、五代、北宋、南宋稱為流求；元代改為琉球；明初稱小琉球；明朝中葉官方稱為「東番」；明末亦稱「北港」、「大員」、「台員」。「台灣」名稱出自台南安平的平埔族原住民西拉雅族「台窩灣」社的社名，意為濱海之地。

三國孫權曾派大軍到台灣

《三國志‧孫權傳》記載：「二年春正月，…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但得夷洲數千人還。…三年春二月，…衛溫、諸葛直皆以違詔無功，下獄誅。」乃是說三國東吳黃龍二年(230)正月，孫權派衛溫、諸葛直帶領上萬士兵出海去夷洲，帶回幾千名夷洲人到東吳；但士兵們因病(註：可能是瘧疾)死去十之八、九。孫權假借衛溫和諸葛直違背詔令，把二位將軍關進監獄，隨後處死。二位蒙冤而死，但卻留下漢人開台壯舉的英名。

當時隨軍去夷洲的沈瑩著有《臨海水土志》，其中記載「夷州，又稱『夷洲』，在臨海郡東南，去郡二千里。…四面是山，眾山夷所居。…戰，得頭，著首還。於中庭建一大材，高十余丈，以所得頭差次掛之…，彰示其功。」這些地貌、地理位置和獵頭的習俗，都說明夷洲符合台灣，而非今琉球或其他島嶼。

隋煬帝三度派兵赴台

7世紀的《隋書‧陳稜傳》和《琉球國條》記載從大業3年(607)到6年(610)，隋煬帝三度派遣朱寬、陳稜、張鎮周前往台灣(時稱琉求)。特別是最後一次，出動兵眾萬餘人從義安郡(今廣州、潮州一帶)出海，經澎湖群島登陸台灣，在今豐原一帶「虜男女數千人而歸」。隋煬帝不久喪國，經略台灣遂無人後繼。

對於當時台灣居民的生活方式，《隋書》記載：「先以火燒，而引水灌之，持一插，以石為刃，長尺餘，闊數寸而墾之。土宜稻、梁、黍、麻、豆等；…所用武器有刀鞘、弓箭、劍鈹之屬。其處少鐵，又皆薄少，多以骨角輔助之。」說明當時台灣以漁獵和較原始的農業生產維生。

另外，《隋書》還提到「琉球人初見船艦，以為商舶，往往詣軍中貿易。」可見在隋代時，已常有商船從大陸到台灣，與當地居民通商貿易。

南宋時閩台貿易頻繁

南宋偏安江南，民間與台灣有更多的來往。陸游多年在福州任職，曾任「提舉福建路常平茶鹽」，主管茶、鹽事物，寫了《感昔》：「行年三十憶南游，穩駕滄溟萬斛舟。常記早秋雷雨霽，柁師指點說流求。」說明南宋時福建與台灣貿易頻繁。南宋時泉州對外貿易繁盛，澎湖成為泉州航行去呂宋(今菲律賓)的中轉站，大陸漁民也經常到澎湖捕魚或停留。

又據趙適著《諸番志‧琉球國》敘述：「旁有毗舍耶，…，泉有海島曰彭湖，隸晉江縣，與其國密邇。」《宋史‧汪大猷傳》記載：「汪大猷…，起知泉州。毗舍耶嘗掠海濱居民，歲遣戍防之，勞費不貲。大猷作屋二百區，遣將留屯。…毗舍耶面目黑如漆，語言不通。」可見當時宋朝已在澎湖屯兵。至於在宋代經常侵犯福建臨海居民的毗舍耶人，有學者認為是當時台灣南部的原住民。

元代在澎湖設置巡檢司

元代在澎湖設置巡檢司，也曾派使招諭「琉球」(台灣)，擒130餘人而還。當時的旅行家汪大淵寫的《島夷志略》，其中敘述台灣：「琉球土潤田沃，宜稼穡。…他國之人倘有所犯，則生割其肉以啖之，取其頭懸木竿。…地產…黃豆、黍、硫黃…、鹿、豹、麂皮。貿易之貨，用…瑪瑙、金珠、粗碗、處州瓷器之屬。」可知當時台灣和大陸通商不斷，也是大陸商舶往來南洋各國經常停留之處。

明初頒布海禁但交流不斷

明初朱元璋撤銷澎湖巡檢司，並頒布海禁，影響到台灣與大陸的貿易，延緩了台灣的發展。鄭和七次下西洋，但他以為台灣「地乏奇貨」，遂未造訪。雖政府不鼓勵，但明朝中晚期大陸沿海出現許多亦盜亦商的海上貿易集團，他們多以澎湖為根據地，後被明軍所逼轉入台灣。其中規模最大的有林道乾、林風、顏思齊、鄭芝龍。明朝水師為追剿海盜、倭寇，曾多次進軍台灣。

據1602年隨沈有容追擊倭寇到台灣的陳第在《東番記》說：「東番(今台灣)夷人不知所自始，居彭湖外洋海島中。起魍港（北港)、加老灣，…大幫坑，皆其居也，…種類甚蕃，別為社，社或千人，或五六百。…所斬首，剔肉存骨，懸之門，…居山後，始通中國，今則日盛。漳、泉之惠民、充龍、烈嶼諸澳，往往譯其語，與貿易；以瑪瑙、磁器、布、鹽、銅簪環之類，易其鹿脯、皮角。」把16世紀末台灣居民的生活、風俗，以及與大陸的交流描繪得十分細緻。

16世紀即有大陸人遷台

《明史·雞籠山》載「雞籠山(註：指台灣)在彭湖嶼東北，又名東番，…嘉靖末，倭寇擾閩，大將戚繼光敗之。倭逃遁居於此，其黨林道乾從之。…而雞籠遭倭寇焚掠，國遂殘破，…稍稍避居山后。忽中國漁舟從魍港飄至，遂往來通販，已為常。」林道乾於1566年聚眾3,000、巨艦50餘艘前往魍港(今北港)屯居，作為根據地。而另一位海盜首領林鳳，也於萬曆元年(1573)經澎湖前往魍港駐紮。當時魍港已是海商、海盜及漁民活躍的地點。漢人以布、鹽、銅簪、瓷器，瑪瑙與原住民交換鹿皮、鹿肉、魚等物品。

由以上史實可知，中國從第一世紀東漢開始直到明代，都記載了台灣居民的社會、生活、風俗，以及與大陸的交流。這些史籍除了《東番記》都比豐臣秀吉1593年所發的招諭文書早得多；清初編輯的《明史》更說早在16世紀中葉，具規模性的大陸民間集團已到台灣屯居、貿易，為台灣帶來文明的曙光。

豐臣秀吉的兒戲、幻想

豐臣秀吉(1537-1598)是日本戰國時代末期的武士大名(諸侯)，出身貧寒，早先依附織田信長，獲得武士身分。1582年，織田信長在京都本能寺遭到家臣明智光秀叛亂而自殺，豐臣秀吉得以脫穎而出。1580年代末，討平各方大名，基本上統一了日本，自任太閣(丞相)。1590年代初，豐臣秀吉幻想征服大一統帝國明朝，遷都北京；並四處散發告示，要求琉球、朝鮮、呂宋(南蠻、今菲律賓)、高山國(台灣)、暹羅、瀾滄王國、大越、廣南、占城、莫臥兒帝國、葡屬印度(今印度果阿)及葡屬澳門等國向日本稱臣、納貢。結果沒有一個國家理會他。豐臣秀吉兩度派大軍侵略朝鮮，結果被朝鮮及明朝軍隊擊敗。豐臣秀吉於第二次出征朝鮮時(1598年)憂憤而死。

豐臣秀吉向台灣的「高山國」發出招諭文書，要求納貢，完全只是其個人的幻想，不可當真。台灣新歷史課本犯了把斑馬說成白馬、黑馬之錯，滑天下之大稽！

(作者係旅美文史研究者)

曾永賢是台共運動史上，由「左」轉「右」的特殊人物。年輕時是共產主義者/職業革命家；他被捕、自新後成為「反共時代」的中共問題專家；晚年以中共通和日本通的角色進入總統府服務，李登輝曾派他負責「國家統一委員會」籌備工作，也曾以「密使」身分，與大陸國家主席楊尚昆在北京晤面。

2010年底，國史館出版《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談錄》，不久後曾先生親筆簽名送我一本存念，我至少讀了三次。

一生充滿傳奇

曾永賢一生充滿傳奇，2019年12月4日辭世，嵩壽96歲。他不好出風頭，與人無爭，臨終時囑咐家人不發訃聞、不舉行喪禮，交代火化後將其骨灰撒入台灣海峽。曾先生辭世海葬，這種乘化而遊，不依故丘，漚滅歸海，放下一切的哲學態度令人欽敬。

據我所知，台灣政治人物舉行「海葬」的只有二人，一位是吳稚暉，另一位便是曾永賢。猶記于右任臨終自賦辭曰：葬我於高山兮，望我故鄉。我在此也為曾老賦辭曰：葬我於海峽兮，魂縈兩岸。

在年齡上，曾永賢是我的前輩，我對他自然敬老尊賢。我不是歷史學家，無意用春秋之筆對曾老蓋棺論定，我寫此文，只是基於我對他長達半個世紀的認識與情感。

「中共問題」專家   

我對他的認識，基於兩人在一起的「時間性」。第一段時間是我與他在調查局第四處（昔對外稱「薈廬」，今兩岸情勢研析處）共事13年。開始時我以「曾老師」尊稱他，他引用他的長官/老友姚孟軒的話告訴我：「要把四處當成和尚廟，研究就是修行。」薈廬藏有與中共有關的為數逾萬的原始文件與資料，有些資料連中共本身都沒有，歐、美、日著名的「中國問題」學者專家都來過薈廬。《康隆報告》的起草人、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授施伯樂(Robert A. Scalapino)稱薈廬：「是研究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的寶庫」。此語不虛，曾是真正的「中共問題」專家，也是第一個影響我對「中共」研究產生興趣的人。

曾永賢在薈廬一待就是37年，我待了13年就辭職出國留學。這13年中，我不但以他為標竿努力學習與研究，也認識了當年與曾一起「搞革命」的同志：黎明華、劉興炎、陳福星等人。後來曾先生推薦我到政大東亞研究所進修，教我「中共黨史」的居然是當年主其事設計誘捕蕭道應、曾永賢、陳福星等人的前「台灣省調查處長」郭乾輝（即中共江西蘇維埃時期的陳然、二萬五千里長征時的郭潛、自新轉向後為政大東亞所教授的郭華倫）。此外，也因曾先生的關係，我在座談會上認識了當年曾的上級領導洪幼樵。在這些人物中，曾永賢是最後過世的一人，但他們的人生故事早已凝聚成我研究「台共」的興趣。

第二段時間是我留學回來在中山大學服務期間，有機會參加「中華歐亞基金會」，當時曾先生以總統府國策顧問/資政身分，受聘擔任該基金會的副董事長兼執行長（董事長是張京育），我擔任董事兼大陸所召集人。基金會的主要活動是國際及兩岸交流。我每次去大陸參加兩岸問題研討會或學術訪問歸來，曾都會問我開會的情況，並關切中國大陸的發展情況，這段時間前後有14年。

年少即有強烈的民族意識   

曾永賢早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是真正的「日本通」，他多次籌備/主持「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有一次在東京開會，晚宴結束後，他帶著我和其他幾個年輕學者，到銀座小酒館體驗真正的日本傳統文化，他解說《源氏物語》令我折服，讓我認識到他的人文面。

有了長達27年的相處與共事，自然有感情，我稱他為「曾老師」，除了尊敬，也彰顯我對他由淺入深的認識。

曾永賢生於1924年苗栗銅鑼，受到他二哥曾永安的影響，1939年他15歲那年便負笈日本，在東京與二哥同住了兩年。他回憶說：他二哥與一群銅鑼年輕朋友1930年代就去日本留學，他們「很反對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具有非常強烈的民族意識」；「他們有一個共同目的，就是鼓勵來日本的學生讀理工科系，準備將來為建設中國做出貢獻」。曾說他二哥和這批青年人自組讀書會，他們讀三民主義、實業計畫，而且討論十分熱烈。

曾永賢這時首次接觸到周佛海的《三民主義之理論體系》日文版，他說對他影響較深的是民生主義，它認為「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其實就是社會主義」，他說可以把三民主義「當成是社會主義的一個流派，而且是一種很溫和的社會主義」。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這個時候日本正在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為了改姓名問題，他大哥（曾永清）寫了一封長信給他和二哥徵詢意見，曾永賢首先反對，二哥也接著反對，於是二哥回信告訴大哥：反對曾家將漢族姓名改為日本姓名。曾先生回憶說：「在銅鑼庄的公職人員、士紳中，沒有改姓名的，只有我們這一家。」這裡可以看出，少年的曾永賢和他二哥一樣具有很強烈的民族意識。

進入早稻田大學開始左傾   

第一次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民族解放與共產主義思潮流行的時代，凡具有民族意識覺醒的人通常都會有階級意識，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所受到的民族壓迫，加上他二哥的左派思想，匯聚在曾永賢的身上，讓他1943年考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系）時開始左傾。

曾說在早大圖書館工讀時，他藉著每周清理禁書庫，「趁機看了不少馬克思、列寧等人的書」，列寧談論戰略與策略問題特別吸引他，原因是「較能真正與革命行動密切結合，所以看了很多列寧的著作」。可見曾永賢是個革命實踐論者，他於1946年參加日本「共產主義青年團」，並在早稻田校內成立「社會科學研究會」，便是明證。曾說，他還請了熟悉馬克思主義的商學院長北澤擔任指導教授，同時又請了一位立教大學副教授來主持讀書會。在讀書會上，曾「最先閱讀的是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和《論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右稚病》」，這說明曾永賢由少年步入青年，實際上，也是由民族主義走入共產主義的發展過程。

1945年8月15日本投降，太平洋戰爭結束，年底日本共產黨召開全國協議會。曾永安參加了大會，並告訴曾永賢：「這次大會朝鮮共產黨派二人列席參加，表示回程時可以帶兩個人搭他們的便船回朝鮮，而且負責送這兩個人去中國東北。」於是永安問永賢：「要不要去？」曾永賢說：「我去」。然而會議結束後，日本共產黨決定要派自己的人和中共聯繫，曾回憶說「我就去不成了」。如果這次曾去成了，我想他會由東北轉往延安，直接參加「中國革命」，他日後的個人歷史可能就要改寫。

曾回憶說：「1946年春，既然去不成中國大陸，我就決定先回台灣『搞革命』了。」可見二戰結束時，曾永賢原本是要去大陸參加共產革命，「機會」錯失後，才打道回台為「解放台灣」開始「搞革命」。

回台「搞革命」、入黨    

1946年5月，曾永賢由日本回到台灣。他說「搞革命」必須先從宣傳活動和群眾運動入手，他回到家鄉銅鑼，藉著辦「國語講習會」教育、組織群眾，同時自己刻鋼板辦了《先鋒》報（日文版）。曾說直到1947年，「我（才正式）成為職業革命家，開始『跑路』」。原因是，他辦「國語講習會」時，注意到一位學生會員讀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日文版），該學生帶著曾去見他老師何集淮。何曾二人晤談甚歡，何邀請曾去謝雪紅處吃飯，曾、謝二人便如此認識。

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時，曾永賢在台中參加謝雪紅的「人民政府」、「人民作戰本部」，也加入「二七部隊」（武裝民軍），主要負責文宣，爭民主、反獨裁。國民黨軍隊南下台中鎮壓平亂，曾永賢、何集淮、蔡伯勳等一百四五十人由台中撤離至埔里。謝雪紅在埔里與曾等會合後，謝建議他們退至山區建立武裝基地。這時的曾永賢並不是台共的地下黨員，他說：「我完全是因為共產主義思想，才加入謝雪紅的組織。」可見他是先有理論，後有革命實踐，直到國府「清鄉工作」結束後，1947年6月才由洪幼樵（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宣傳部長）監誓，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職業革命家」。

被捕後向「右轉變」   

1949至1950年初，「省工委」主要幹部蔡孝乾、張志忠、洪幼樵陸續被捕後，北部地區地下黨份子在陳福星、黎明華、曾永賢領導下重建省工委黨組織，不久蕭道應也由南部北上參加新的黨組織。為了「退守保幹」，曾永賢等隱匿山裡，建立武裝基地（如鹿窟、烏塗窟、三峽、白毛山、旗山），圖與執政當局做最後對抗，由於形勢逼人，敵不過國府的聯合小組圍剿行動，最後一一被捕，一場台共「搞革命」的行動以失敗告終。

誠如曾所說，台共失敗的原因主要是違反了「地下黨」工作的原則，其次是台灣交通方便，高山地區有管制，地理環境不適合建立根據地進行長期武裝鬥爭，再次是國府實行「土地改革」、「三七五減租」，把共產黨在農村搞「農民運動」的條件摧毀殆盡。

曾永賢說，1952年被捕後，向「右轉變」的心理掙扎，不是一般人所能體會的，因為政治上的「轉變」較易，張國燾便是一例，心理、理性上的「轉變」較難。不能也不宜以被捕/自新/轉變，把曾永賢看作「右傾機會主義者」，或是共產黨的「叛徒」。

曾自己說：「青年時代由於嚮往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並且加入日共共產主義青年團，開始投身於共產主義運動，返台後繼續追求理想，毫無顧忌地參加中共在台的地下黨活動。這些過程都是主動的，也是順理成章的。」這說明了他青年時期的「左」，不是被逼或被動的。他「自新」後，經過近半個世紀的「匪情研究」，已「領悟」並「拋棄」了「馬列主義」，他說這不是「離經叛道」，只是「回歸正道」。

絕非「台獨論者」

有一次在聊天中，曾對我說：「毛澤東說『馬克思在樓上，我在樓下，這一輩子爬不上去了』。這話有意思。」可見他心裡的「經」與「道」，應該另有所指。至於「回歸正道」，我的解讀，他不是回到西方資產階級式的自由民主，而是保持社會主義的元貞/原真，在此解讀邏輯下，他說的「我絕不承認自己是有些人所說的『反共八股』和『恐共病』」一語，也就不難理解了。

曾永賢由職業革命家轉變為反共主義者，其間的發展過程充滿傳奇性和戲劇性，他有知識分子的理想，有馬克思式的革命熱情，有自我反思的智性，也有為台灣追求未來的胸懷，他絕非「台灣主義者」，更非「台獨論者」。

（作者係中山大學、佛光大學名譽教授）

2019秋，北京國家博物館舉辦紀念甲骨文發現120周年特展。甲骨文是最早成體系的漢字，蘊藏著大量商代的史實和社會、政治、生產、文化的資訊。它不僅是中國人的共同文化根源，也是世界文化史的瑰寶。2017年甲骨文入選「世界記憶名錄」，它的文化價值和歷史意義，永為中國人所珍惜。

清光緒25年(1899)金石學家王懿榮斷定，長期以來被當作藥材甲骨上的刻畫符號是商代文字。同年，王襄和孟定生在天津開始購藏甲骨。從此人們開始了對甲骨文的研究。經過100多年幾代人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已具備漢字基本造法

甲骨文以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為主，大約有4,500個單字，已經識別的約占三分之一。甲骨文字異體較多，但已具備「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等漢字的基本造法。對比甲骨文和之後的篆、隸、草、行、楷等書體，讓人們瞭解漢字的溯源和演化一脈相承。

商人占卜，先在龜甲（牛骨）上鑽孔，再以火炙使其產生裂紋，從裂紋以判吉凶，並將過程用當時的文字記載下來。甲骨文例一般包括(1)前辭（敘辭），記錄占卜的時間（干支名）、占卜者和地點。(2)命辭（貞辭），記錄占卜的事情。(3)占辭，根據甲骨裂紋判定吉凶。(4)驗辭，記錄占卜後的印驗情況。但許多卜辭只有前辭、命辭，或只有命辭。占卜者稱為「貞人」或「卜人」。貞人的身分涉及王、卜官、工官、小臣，以及其他的臣僚和宗子。已斷定的商代貞人有100多位，他們的年代可以作為甲骨文分期斷代的重要標準。

卜辭使商代成為信史

對甲骨文卜辭的研究，使商代由傳說成為可信的歷史，特別是1917年王國維寫了《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續考》，證實司馬遷的《史記·殷本紀》中商王的世系基本可信，從成湯到帝辛（紂）都為17世，差別的是前者為29王，而後者為31王。結合《史記》史料和甲骨文的出土記載，給了我們瞭解商代歷史、政治、社會和人物新的管道。

司馬遷的時代應未知甲骨文，他不愧是位偉大的歷史學家，《史記》中關於遠古的記載很可能不再是虛構的神話，這對探尋中華文化的根源意義非凡。

商王掌握軍權和祭祀權

商王是最高的統治者，掌握著軍權和祭祀權，自稱「一人」、「余一人」。王以下有婦、子、侯、伯等近親貴族或異姓諸侯，以及官吏的輔佐協助治理。

商代把祭祀和戰爭列為王國的大事，從成湯滅夏，戰爭貫穿商代歷史的始終。戰爭中獲取的羌方之人，稱為「獲羌」，通常都被作為祭祀時的人牲使用。甲骨文的卜辭顯示，商代的軍事組織、作戰方式和規模都達到了相當的水準。

商代的領域概念分為王畿、四土、四至三個層次。王畿為內服（中土），以王邑為中心，王邑之外的近郊稱東南西北四「鄙」，再遠外的區域稱東南西北等四「奠」，「奠」就是後來「甸服」或「畿甸」中的「甸」之由來。王邑、鄙、奠三者構成「王畿」。四土為外服（四方：東土、北土、西土、南土）是王朝控制的區域。再周邊的四至（四戈）則為疆域以外的範圍。此外，還有方國，分布在王朝勢力的周邊。當方國臣服於商時，便被納入勢力範圍之內，反之，則游離在外，這就形成了商代疆域的複雜多變。

農業、田獵為重要活動

商代社會經濟以農業為主，收成的好壞關係到王朝的大事。商王經常卜問「受年」（收成）與否。圍繞著農事，他們常舉行各種占卜和祭祀上帝、山川神祗與祖先的活動。商人觀察四季自然的規律，以便及時播種和收成，逐步發展出天文曆法的知識。

卜辭中的田獵活動稱為狩或田，大都是商王的遊田逸樂，或帶有軍事意義的狩獵。每於田獵之前，總要卜問是否可狩獵及狩獵的地方、參與人員、方式、對象乃至會否有所收穫等。可見，商人對於田獵的重視，也顯示田獵在社會活動（如祭祀時大量用牲畜）中的重要地位。

商人認為疾病源於天神或祖先的降災，從甲骨文看，治療方法只有占卜。卜辭中有大量關於求生、受生、有子到分娩的記載，反映了商人對於繁衍人口的重視。

甲骨文的卜辭顯示，商代崇拜上帝，也祭祀祖先（舊臣）神和自然界的神。商人把日月星辰、風雨雷電、山川土地人格化，敬奉其為上帝的使臣，而加以崇拜祭祀。宗廟是最重要的祭祀場所。玉兵器如：玉刀、玉戈、玉鉞、玉戚（類似玉斧，兩側有鋸齒狀扉棱的兵器）等禮儀用器，廣泛地用於祭祀活動。

甲骨文出土雖然以殷墟一地為主，但1950年代以來西周甲骨出土不斷，集中在陝西周原和岐山周公廟，河北、河南、山西等地也發現了近千片，字數超過2,000字。西周甲骨是商代甲骨文的延續，是研究商周關係和西周早中期歷史社會的重要資料。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

一般教科書或專書都說，1945年9月9日，在南京陸軍官校大禮堂，日軍向何應欽呈遞降書的人是日本駐中國軍的總司令岡村寧次。這不對，呈遞者其實是駐中國軍的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當時何應欽將兩份降書交給小林，小林將其交給坐在旁邊的岡村寧次，岡村用毛筆簽好字，交由小林，呈遞給何應欽的。所以照片上的那一位呈遞降書的不是岡村，而是小林。至於何應欽為什麼沒有直接把降書交給岡村寧次，那就不清楚了。

其次，1945年9月2日，在東京灣密蘇里艦上，日本向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投降，在降書上簽字的是日本軍方代表梅津美治郎，有人把其頭銜寫成「總參謀長」，這是錯誤的。梅津美治郎的頭銜是「參謀總長」。台灣和日本都稱為參謀總長，中共稱參謀總長為總參謀長。台灣研究日本的人往往弄不清楚這一點。

在近代日本軍事史上，有兩次在戰地設有總參謀長。第一次是日俄戰爭時。當時與俄國交戰的日軍有三個軍，每一軍有一個參謀長。統管三軍的參謀長稱為總參謀長。這個總參謀長是當時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兼任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作者矢內原忠雄將其誤寫為總參謀長，中文翻譯本也照樣錯誤。

接著我談一下蔣介石留學日本的事。從前台灣教科書都說，蔣介石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畢業生。戴國煇的《台灣》也這樣寫（152頁）。但蔣先生讀的是振武學校，張群是他的同班同學。後來二次革命時，張群逃往日本，以振武學校畢業生的身分進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所以，張群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畢業生，而蔣先生不是。

日本的士官就是我們所謂的軍官，許多人弄不清楚這一點。日本戰敗前，除陸軍士官學校外，日本海軍兵學校也就是我們的海軍軍官學校。另外，戰前的日本陸軍大學的正式名稱是陸軍大學校。「大學校」在日本是準大學，畢業後是沒有學士學位的。現在日本國防大學叫做防衛大學校，警察大校不是正規的大學，與台灣的警大不同。

在這裡，我要特別提李登輝所著《台灣的主張》（遠流出版社），該書第8章〈21世紀的台灣〉和〈後記〉是我翻譯的。其附錄二〈李登輝先生年表〉應該是李先生自己寫的。該書318頁11行說「李登輝在日本入伍，多為帝國陸軍少尉」。日本人、尤其是日本舊陸軍，會驕傲地說「我是帝國陸軍」。如果我來寫，一定會寫李登輝作過日本陸軍少尉，絕對不會寫他作過「帝國陸軍少尉」。同頁第8行說：「中、美、英、蘇發表《開羅宣言》，確定戰爭結束後將台灣及澎湖群島交還中國」。這一段話有兩個問題：(1)蘇聯沒有參加開羅會議；(2)《開羅宣言》決定要把台灣、澎湖歸還給中華民國，不是「交還中國」。

李登輝開口閉口說中國、台灣一邊一國，但在這本書卻說，《開羅宣言》規定台灣和澎湖要交還中國，這不是自打嘴巴嗎？日文版的《台灣的主張》是李氏口述，由日本人書寫的，日本人大概不好意思告訴他，犯有同樣問題。

總之，研究日本必須小心和用心，否則很容易犯錯。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日本所、史學所教授)

由國史館出版的《陳誠先生日記》中，細心的讀者可以在1950至60年代讀到兩位叫柯克的美國人，他們中文名字一樣，陳誠又未寫二人的英文名字，很容易混淆。他們都是美國海軍上將，一位在國府遷台之際，各方奔走，支持蔣介石。另一位是美國第三位駐台大使，處處牽制國府反攻大陸，因此成了最短命的大使。

Charles Cooke為國府奔走

最早在陳誠日記中出現的柯克(Charles M. Cooke)，在國共內戰期間擔任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司令官，與許多國府政要、將領有往來。Cooke退伍回到美國後，仍關心中國內戰下的政局發展，在美國四處奔走，為國府爭取支持。

Cooke曾在1950年代參議院的調查會議上，以他的親身經驗為國府澄清許多謠言，說明諸如美聯社報導錯誤，或大使館武官撰寫的報告充斥不實的資訊。根據參議院的會議記錄，Cooke說，俄共在中國東北與北韓培植力量，是因為美蘇《雅爾達密約》，以及蘇軍在日本投降前一星期參戰的結果。1946年8月，由於國府沒有順從美國在調解國共內戰的代表所提出之要求，美國對國府實施全面彈藥與武器裝備禁運措施，甚至抗戰期間，由美國裝備的幾個師也無法獲得彈藥。禁運實施了10個月，即使解除禁運後仍出現嚴重延誤。

Cooke之後自海軍退伍，回到加州老家，1949年10月又去華府。他說他花了兩個月時間，與卸任的巴西大使威廉‧保力合作，希望組織美國退伍軍人到台灣，協助國府防衛共黨入侵。他曾對國務院建言，也透過杜魯門總統的助理，向杜魯門提出非正式建議，但沒有收到任何回覆，當年12月1日他放棄努力返家。

1950年1月6日，Cooke又前往華府，但仍沒有什麼進展，乃決定親自到台灣看看。他告訴參議院，他以國際新聞社(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記者的身分到台灣，發現台灣沒有任何美國情報人員，也沒有戰爭部（國防部前身）的情報人員，只有領事館的武官，在領事館代辦師樞安下面工作。

美國外交人員捏造情報

Cooke說，到台灣後發現，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台灣會在幾個星期內淪入共產黨之手，一位助理武官曼寧(J. R. Manning）因想反映實際情況而被調走，改派至東京盟軍總部。Cooke說他在東京見過曼寧，親口證實這件事。Cooke為國府澄清許多錯誤的新聞報導，包括海南島的撤退，並沒有美聯社所說的那般混亂。1950年春天，國府從海南島與舟山群島全面撤退，Cooke親自飛到海南島觀察，後來更向蔣介石建議撤退舟山。從舟山撤出引起國府內部爭論，蔣經國就不支持這項行動，但蔣介石卻聽從Cooke的建議決定從舟山撤軍，Cooke之後親自飛往舟山，協助國軍撤離。

這場參議院會議記錄還提到國共內戰期間，美國駐瀋陽領事館的領事華德(Angus Ward，曾被共軍俘虜)被他的上級要求，不要對決策者提出報告，在某個場合甚至用欺騙的方式不允許他對國防部提出重要情報。

Alan Kirk牽制蔣反攻大陸

1960年代陳誠日記裡又出現另一位柯克，他是甘迺迪政府派駐台灣的大使Alan Kirk，同樣是海軍上將退伍。他在國共內戰期間在歐洲擔任大使，配合美國武器禁運政策，出面阻止駐在國政府向國府出售武器。陳誠對他沒有半句好話，因為他不僅與國府關係惡劣，還向甘迺迪抱怨台北的生活條件太差，想要早點回美國。

國務院的檔案中可看到許多有關Kirk的記載。甘迺迪1961年上任後就不支持國府反攻大陸，1962年將駐華大使莊萊德更換為Kirk，Kirk赴台履新前，國務院發電報告訴國府，Kirk將是兩國之間所有重要事務的美方代言人，希望國府不要利用別的管道爭取支持。

美方的態度要回溯到一年前，甘迺迪剛上任不久，聯合國發生外蒙案與茅利塔尼亞入聯案，造成華府與國府之間發生很大的齟齬，國府不經駐華大使館溝通，由蔣經國找上中情局台北站站長克萊恩合作，直通華府白宮，該事件間接造成甘迺迪把莊來德換成Kirk，同時也是告訴國府，即使國府與克萊恩合作，仍然要經過Kirk這一關。事與願違的是，Kirk態度傲慢，只想一心落實甘迺迪的政策，阻止國府反攻大陸。Kirk剛到台北，就失去台北當局的信任。

根據國務院檔案，1962年5月29日，Kirk赴台履新前，在甘迺迪總統主持的會議上表示，台北要求美國增加軍援是想反攻大陸，這會把美國拖下水。

Kirk到台北後，馬上安排請見蔣介石，兩人在7月4日與5日會談兩次，Kirk顯然不肯允諾支持蔣反攻大陸。7月11日，蔣經國也見到Kirk，這場會面的會談紀錄，美國至今仍未解密，顯見其內容極為敏感。Kirk在7月27日給國務院的電報稱，蔣經國的反應都在意料之中，Kirk研判蔣經國動了氣，但或許是他想藉此轉達蔣介石的態度，也想逼美國表態。蔣經國對美國不支持國府反攻大陸表達強烈失望，認為美方的態度會導致蔣介石的地位陷入困難。

根據國務院的檔案，1962年8月3日白宮幕僚福勒斯托(Michael Forrestal)寫信給白宮國安顧問彭岱(McGeorge Bundy)，其中引述Kirk的說法，美方應該對蔣介石實說，美國總統不能把參與重大軍事行動的決策交由他人決定，美國總統也不能被迫採取軍事行動。國務院檔案顯示，1962年8月3日，Kirk曾告訴東亞事務助卿哈里曼(Averill Harriman)，他主張美國應該暫時擱置，或直接拒絕蔣要求美國援助登陸艇與轟炸機。

Kirk態度使中美關係惡化

9月6日，蔣介石在陽明山與Kirk會面，在場的還有外交部長沈昌煥、翻譯沈琦，這場會面讓蔣忍無可忍。Kirk表達美國的立場受制於1954年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雙方在沒有獲得對方的同意下，不可以單方面採取行動。對Kirk的說法，蔣抱怨美國不支持反攻大陸是敵友不分，條約讓國府綁手綁腳，是對盟友不利，對敵人有利。

Kirk回答蔣介石說，那你是要廢棄條約嗎？停止美國的軍事與其他援助嗎？蔣回答這應由美國自己決定。蔣並說，美國讓大家認為，在條約限制下，國府不可以隨意攻擊大陸。

雙方你來我往，Kirk最後告訴蔣介石，沒有理由指控美國以敵為友，甘迺迪政府在考量世界情勢下，不能同意國府的計畫與期望。這次陽明山會談後，雙方關係越來越差，蔣介石不願意再與Kirk打交道。

根據陳誠日記描述，11月28日，Kirk在晚宴質問陳誠，國府反攻大陸的目的何在，陳誠寫Kirk失態，可笑無理，要盡最大的忍耐等語。12月反省錄，陳誠寫下美國干涉我內政，有失體態，使人忍無可忍。

Kirk大使無奈離台返美

根據國務院檔案，1963年1月10日，Kirk給哈里曼的電報稱，他找上沈昌煥，強烈地表明甘迺迪不想與任何被指控是台海周邊的入侵行動，沾上任何的關係，美國仍會保持這樣的立場，Kirk離去時，留給沈昌煥一份國務院發言人聲明的文件。當沈將這份文件交給蔣介石時，蔣連看都不想看。不久，Kirk就以健康理由回到美國，幾個月後病逝。

陳誠日記在1月10日也記載了Kirk給蔣文件的事情，根據沈昌煥的說法，Kirk求見蔣，蔣兩度拒絕，Kirk送交的外交節略，蔣也拒絕看。

2月4日，甘迺迪接見回美的Kirk。根據會議記錄，Kirk告訴甘迺迪，他見不到蔣介石，蔣想採用其他方式與美國打交道，這是中國人的老把戲。

蔣介石未一面倒地親美

綜合各種跡象看來，Kirk拿著《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逼迫蔣介石，這最讓蔣不滿。雖然蔣認為反攻大陸是國府的權利，與美國無關，但在美方看來，問題沒有那麼簡單，如果國府派出部隊登陸大陸，碰到問題，美國是否要出兵援救？這是Kirk與當時國務院許多官員的疑慮，但美方也不願意試圖理解蔣想回大陸的急切心理，當時蔣到台灣已11個年頭，繼續拖下去，國府在台灣的統治也會出問題。

甘迺迪的政策造成兩國關係惡化，1963年11月甘迺迪遇刺身亡，國府未派重要人士前往弔唁。

兩位美國人不同的態度，其實反映出美國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分歧，同時也顯示國府並非一面倒地親美，蔣介石不願意向美方搖尾乞憐，與現在的台灣當局向美國獻媚的醜態，真有天壤之別。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經濟，日前工商團體提出減稅建議。財政部同意受疫情影響者可延期一年繳稅，或分3年36期繳納，另也將從寬認定受影響的標準。這主要是根據《稅捐稽徵法》第10條，因天災、事變而遲誤依法所定繳納稅捐期間者，主管機關得視實際情形延長其繳納期限。但不是所有店家都符合延期繳納標準，例如網路店家受到的影響可能較小，財政部應盡快訂出標準。

根據《加值型或非加值型之營業稅法》第35條規定，營業人不論有無銷售額，應以每二月為一期，於次期開始15日內，填具申報書，向稽徵機關申報銷售額、應納營業稅額（下稱營業稅）。

營利事業所得稅（下稱營所稅）是企業按其當年度，以其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依《所得稅法》第67條規定，營利事業應於每年9月1日起至9月30日止，按其上年度結算申報營所稅應納稅額之二分之一為暫繳稅額，自行向為捐機關申報。見表。

由於營業稅與營所稅二者的屬性、申報繳納期完全不同，不應一概而論。

營業稅是每2個月申報繳納一次，商家從今年1月中旬起到目前這段期間，如果營收減少又面臨必須立刻繳納營業稅，這時候延緩繳納期限是合理的。營所稅繳納期限比較沒有急迫性，而且營所稅的自動調節機制可讓營業收入大幅下降的商家，在第2年的5月少繳些稅，但受疫情影響，有些商家不但沒賺錢，扣除成本後甚至是虧損，針對這部分，政府應考慮給予其在往後幾年內，從每年營收扣抵這段期間的虧損。換言之，緩繳營業稅與當年度營業虧損准予扣抵未來年度營所稅，比較符合租稅的屬性與稽徵效率原則。

更重要的是，2003年發生SARS，事隔十多年，又再度發生傳播頻率更高的新冠病毒，蔡政府應盡速研訂完善的公共場所(例如醫院、學校、機關等)衛生安全與飲食相關防疫準則，讓人民出入公共場合被傳染的機率降至最低。

(作者係台灣網路大學校長)

回顧歷史上的全球經濟衰退，大多因供給、需求及金融三方面受到衝擊所引發。而目前因新冠肺炎疫情擴散，全球經濟同時遭到供給、需求、金融三方面負面因素的衝擊，導致世界經濟的衰退已難以避免。

需求面大幅降低

2019年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爆發後，中國先封武漢，再封湖北省，湖北之外雖沒有被封，但老百姓足不出戶，不再逛街、聚餐、旅遊、看電影。經濟活動幾乎停擺，傷害的不僅是企業，還有就業人口。

無薪假、零收入、失業人口增加和物價上漲，消費者手頭緊。一些人害怕被感染，停止逛街購物，餐廳、汽車銷售等生意清淡。例如，中國汽車銷售在2020年2月上半段，比2019年同期減少92%。特斯拉(Tesla)跟吉利汽車開始在網上售車，避免顧客聚集在銷售大廳。

這種效應如多米諾骨牌一樣，通過產業鏈傳導，技術含量越高的產品受到的影響越大。市場分析機構卡來利斯(Canalys)預測，從2019年10月到2020年3月，中國智能手機出貨量下降50%。而蘋果在2月17日宣布iPhone生產陷入困境，供應鏈可能要到今年第二季度才能完全恢復。而隨著疫情擴散至全球，發達國家的民間消費也大幅減弱。

供給及金融面衝擊空前大

中國占全球製造業三分之一，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國。但為阻止新冠病毒繼續擴散，「世界工廠」只好暫停運作。

春節後，由於擔心工人密集的車間成為疫情擴散的溫床，大陸各地復工日期一推再推。加上全球股市暴跌，已帶來很多不確定性，再加上油價暴跌、金融不穩定，收益率快速地大幅下滑。

應對眼前的經濟衰退，全球各國開啟了降息週期，美聯儲更出重手「緊急降息」。但降息後，利率僅剩1.0-1.25%，很快就要到降無可降的地步。日歐等主要經濟體無一不是如此，政府逆週期財政政策的工具箱，似乎已空空如也。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最近提出警告，受新冠疫情影響，全球經濟今年或會出現2009年以來最慢的增速。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將只能同比增長2.4%。OECD在2019年11月時的預測是增長2.9%。要是出現「長期且更密集的」新冠疫情，為了抗疫而讓工廠停工，2020年的增長率將進一步降至1.5%。

股市大幅波動會影響到退休金計畫與個人儲蓄賬戶。2020年2月份最後一周，多個主要股市出現了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差的表現。隨後，市場因相信各國政府會介入保護其經濟，歐美股市略見起色。

美國聯邦儲備局就採取了降息措施，以回應市場不斷累積的焦慮情緒。理論上這會讓借貸更「便宜」，鼓勵民間消費，從而刺激經濟。

旅遊觀光業受災最嚴重

抗疫封城導致遊客消失、乘客退票、航空公司的股票在各國資本市場上受到重挫，而與金融市場密切相關的國際航空業也受到暴擊。

數據分析公司前進鍵(Forward Keys)的資料顯示，中國旅客訂票外遊今年比去年同期少了55.9%。英國旅遊業專家也紛紛對大陸遊客足不出戶表達擔憂。據英國旅遊局(Visit Britain)指出，一年約有41.5萬名大陸遊客到訪英國，而且他們在英國人的均消費1,680英鎊，是其他遊客的三倍。隨著越來越多國際大型活動被取消，航班取消的數字繼續上升，旅遊業界擔憂他們將承受更嚴峻的衝擊。

汽車行業遇到空前危機

在疫情的影響下，汽車業從生產到消費，都遭到有史以來的空前危機。汽車製造工廠停工、產業鏈阻斷、新車銷量銳減、二手車市場交易同樣下跌，失業和經濟前景不明，使得消費者信心大幅下降。再加上受到旅遊限制的影響，許多大企業的供應鏈，例如帝亞吉歐(Diageo)、工程機械製造商JCB和日產汽車的供應鏈都斷了。捷豹路虎(Jaguar Land Rover)甚至表示，因為一些工廠已無零部件可用，他們不惜拿著行李箱從中國把零部件帶回英國。

這次疫情造成的危機，或許是全球汽車業向清潔能源電動車轉型的一次機會。但為挽回疫情造成的經濟損失，大陸的產業政策可能更有利於汽油車，而非電動汽車。西方也有汽車業呼籲，汽車鋰電池的生產應該避免依賴中國供應商，而應在美國或歐洲建立新的汽車鋰電池供應基地。

中國防疫措施受全球矚目

中國許多城市交通流量已明顯增多。浙江省早在2月底就已宣布復工率高達98.6%，但中國復工、復產目前仍面臨疫情反覆和市場停滯的矛盾局面。電影主管部門本來同意3月20日讓電影院重新開業，但剛恢復營業的電影院又在3月27日被叫停，開始退票服務。上海東方明珠、水族館等著名旅遊景點，也再次宣布從3月30日起暫時關閉；遼寧、四川等部分城市文化部門也要求文娛場所再度關閉。這些信號顯示大陸疫情尚未得到全面控制。

不過，作為世界製造業大國，大陸許多製造業正在進行跨界調整，轉而生產抗疫物資，提供檢測試劑。例如生產新能源汽車、電子產品的比亞迪，改建生產線，開始大量生產口罩、防護服、呼吸器和消毒凝膠。

總之，當歐美國家的公共醫療系統、經濟運行能力，因新冠病毒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戰，令他們不堪重負之際，中國大力地開展外援，並凸顯其制度的優越性，這挑戰了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

 (作者係國防大學法律學系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