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戰場的複雜程度日益提高，任務屬性日漸多元，黑鷹直升機不僅擔任傳統的戰場搜救、偵察、運補任務，按照任務屬性、部隊的發展，還衍生出具有空中指揮性能的UH-60C、具備電戰性能的EH-60、醫療版的UH-60Q、總統專機版的VH-60D、海巡版的HH-60J、特戰部隊使用的MH-60K等數十種不同的型號。

黑鷹研發背景

戰爭永遠是催生軍事武器進步的一大因素，更是武器的試驗場。越戰期間，UH-1輕型直升機不僅貫穿戰場，更是步兵、傷兵、運補等任務代表的「戰場計程車」，雖然UH-1直升機風評不錯，但根據美軍在越戰的使用經驗，直升機須具備強大的生存性與可靠性，為此，美軍著手開發下一代「通用戰術直升機」。

1972年「賽考斯基」(Sikorsky)公司製造了四架原型機，首架於1974年試飛，當時的競爭對手為「波音」(Boeing)公司的YUH-61原型機，最終美軍決定使用賽考斯基的方案，1979年UH-60進入美國陸軍服役，40年來主宰美國三軍的天空，有超過4,000架以上的黑鷹在28國服役，也是軍火市場中最強勁的競爭者之一。

基本的性能諸元

大致上，黑鷹直升機配有2名飛行員，後艙1名機工長，機艙能運送12名全副武裝士兵。機身長度為19.76公尺，機身高度為5.13公尺，空重約為4,819公斤，載重約為4,080公斤（9,000磅），在兩具「奇異」公司製造的T700-GE-701D渦輪軸引擎的協助下，最大的起飛重量約為11,113公斤。最大飛行速度能達到每小時375公里，作戰半徑為592公里，最大飛行高度約為5,790公尺。

為因應戰場的需求，黑鷹直升機至少能掛載2挺7.62M60通用機槍或M240通用機槍，也可加裝2挺12.7毫米GAU-19加特林重機槍，基本上掛載的機槍能應付「低度威脅」，此外，黑鷹直升機更能在機腹下以「吊掛」方式，掛載1門105公厘榴砲，加速砲兵的前進部署時間。

黑鷹作戰表現優異

持平而論，黑鷹直升機在戰場上表現優異，以該機的設計，黑鷹直升機能為陸軍/陸戰隊提供前線作戰部署，透過「垂直作戰」模式快速深入戰場，以期建立戰場據點，協助後續部隊進入主戰場。

1979年首次加入美國101空降師。1983年美軍入侵格瑞那達，該戰役為黑鷹直升機的處女秀，不但順利完成投送部隊的任務，黑鷹直升機在遭受敵軍砲火攻擊時，更因配有機身裝甲，能抵禦23公厘砲彈的攻擊，縱使機身出現許多大洞，仍然能安全返航，其堅強的生存性能備受好評。

1991年的波斯灣戰爭中，黑鷹直升機不僅出動超過300架，過程中擔負運輸和攻擊任務，雖然有零星的黑鷹直升機遭擊落，但依然能保持在85%以上的任務達成率，總共運送超過100多萬名士兵。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2001年的阿富汗戰役、2003年第二次的伊拉克行動，黑鷹直升機在直升機部隊中依然扮演重要的戰場運輸角色，更是美軍「前進部署」的急先鋒。

黑鷹衍生型號

黑鷹直升機因擁有絕佳的戰場表現，美軍便以此機型進行相關衍生型號的開發，較為具體的有海軍版的SH-60、MH-60R兩款型號。SH-60是為海軍反潛作戰設計，機身材料特別強調適應海上環境(抗鹽)，之後再增加能發射反艦飛彈的設備，使其更能適應複雜的海上作戰環境。

MH-60R是美軍當前最為先進的艦載直升機，機身內部空間寬敞，更能攜帶較多的反潛裝備、電戰設備，美軍至少已擁有160架MH-60R直升機，其最高飛行速度為267公里/小時，航程超過800公里，是美軍當前軍艦或航母的主戰裝備之一。

黑鷹市場潛力巨大

因黑鷹直升機有優異的性能，十多年來仍然不斷有新的客戶來洽詢、訂購。譬如：阿拉伯聯合大公國2008年訂購14架、汶萊2011年訂購12架、克羅埃西亞訂購的2架、捷克訂購12架、菲律賓訂購16架、立陶宛採購6架等，可見黑鷹直升機在國際軍火市場仍很熱門，相關的使用國不必擔心出現零件短缺的問題。

黑鷹直升機的衍生型號多達數十種，但美軍因長年征戰，機隊相關的飛行時數已達上限，為使妥善率達到標準，美軍為黑鷹直升機進行性能延壽計畫，包括機體結構、渦輪軸發動機與飛控系統，以期讓黑鷹家族的使用年限能延至2030年。

折翼戰士令人遺憾

1月2日上午，台灣「空軍救護隊」傳來黑鷹直升機不幸墜毀的消息，機組人員共有13人，連同參謀總長沈一鳴上將，共有8人不幸罹難。將近兩年前的2018年2月5日，也曾發生「空勤總隊」一架黑鷹直升機自台東起飛至蘭嶼執行醫療後送任務時失事，機上包括病患與醫療人員共有6人罹難。

一般來說，飛機發生意外的原因大致上有三：天候、人為、機械因素。台灣當局花費了高達800多億台幣採購這款直升機，但不到兩年就接連發生兩起墜毀意外，顯示飛行單位，包括空軍救護隊、陸軍航空旅、空勤總隊，必須在飛行員、地勤維修人員的訓練方面更加扎實，飛行前更須確認機務、天候狀況、飛行路線，否則恐仍有可能再度發生憾事。

大致上，黑鷹直升機是一款性能優異的機種，但性能優異無法和「零失事率」畫上等號。《中國時報》1月4日報導一位不具名的資深飛官表示，台灣所採購的黑鷹並沒有加裝「地面迫近警告系統」(GPWS)，這是否是造成這次意外的原因尚無法確定，但飛機、直升機最重要的是保護機組人員的安全，相關採購單位必須嚴格把關。

 (作者係中正大學戰略所碩士)

日前美國洛馬公司和台灣漢翔公司簽訂了亞太地區F-16維修基地備忘錄。不過，亞洲各國空軍的F-16機隊，是否會如各界預期的來台進廠維修，則有待觀察。主要原因，還是在於F-16系列電戰系統的機密性。因此，本文僅概述F-16V蝮蛇戰機的電戰系統。

AN/APG-83主動相陣雷達

APG-83是洛馬公司的最新產品，為F-16V專用的雷達系統。因減少耗電量和增加散熱效果，APG-83可兼容於舊型F-16系列，無須更換發電機。和過去F-16A/B Block20的雷達相較，APG-83的偵測距離增加50~100%，並可同時偵測立體範圍(海、陸、空)多個具威脅性的目標，雷達精確度大幅提升。南韓在2018年加入F-16V陣營，並將KF-16機隊升級成F-16V。(註)

新型任務電腦

F-16V配備新型任務電腦，硬體的中央處理器(CPU)、硬碟(HD)和記憶體等，均為軍規級，效能容量大幅增加。軟體的介面設計，可即時提供飛行員更多飛控作戰資訊，還可提供適合攻擊目標的武裝彈藥選項，縮短接戰反應時間。由於軟/硬體均採用最新架構，未來升級/擴充空間極大，讓F-16V性能可持續精進。美國將提前進行F-22A和較早批次F-35系列的中期延壽/升級(MLU)，主要選項是換裝新型任務電腦。

Link-16數據/資料鏈

Link-16是美國、亞太各國和北約盟國通用的數據/資料鏈。未來，空軍F-16V配備Link-16數據/資料鏈專用終端機，將可和陸軍M1A2 SEPv3、陸航AH-64E、UH-60M、海軍各型巡防艦、巡邏艦等互通，形成陸、海、空的立體作戰圈，也可和上述軍事同盟國合作防衛。

各型作戰莢艙/吊艙

F-16V配備各型作戰莢艙：機背ALQ-211(V)4/ALE-47電戰干擾莢艙、進氣口下方的戰術吊艙(AAQ-13、AAQ-33)、翼尖的空戰演練儀器(ACMI)等，形成完整的空優、制海、攻陸、演訓戰力。戰術吊艙為雷射/紅外線(IR)/電視尋標，可偵測空中、海上、地面、匿蹤目標，鎖定和導引精準彈藥攻擊。若加裝翼下多用途彈藥掛架，則可攜帶新型彈藥。洛馬公司釋出F-16V Block70模擬圖，極為重視對地轟炸性能，可攜帶小直徑炸彈(SDB)和雷射導引炸彈(LGB)。

飛彈/無人機的遙控視訊

前文曾提到F-16V可使用新型的JSM和LRASM反艦飛彈。其中，挪威聯合打擊飛彈(JSM)和其姐妹版海軍打擊飛彈(NSM)，因配備前端紅外線(IR)尋標器，可在中途飛行和末端導引階段，利用雙向數據/資料鏈，將拍攝目標的紅外線(IR)熱影像回傳至發射平台(空中、陸上、海上)，並由平台人員辨識目標真假、或在航程範圍內更改攻擊目標。

F-16V座艙儀表板新增的3具多功能顯示器(MFD)，可即時顯示彩色/紅外線(IR)熱影像，讓飛行員自主判斷，降低未知風險並增加戰場存活率。這類飛彈/無人機的遠端遙控視訊，不僅台灣空軍F-16V可操作，台灣陸航AH-64E配備任務電腦和戰場管理系統，也可操作。而F-16V新增的自動防撞地系統，也是由多功能顯示器發出警告訊號。(請參考附表)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羅秋昭2020年的第一檔畫展《彩墨旋律》，訂於2月22日到3月13日在台東美學館展出。乍看畫家的作品，腦海馬上浮現影音並置交響樂的繽紛場景，彷彿一壁遊走在台東是非紅塵不到我的山光水色中，耳畔響起韋瓦第輕快雀躍的《四季》。

韋莊的《菩薩蠻》說「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羅秋昭的《彩墨旋律》，竟是「彩墨作伴好還鄉」的好心情，以自己一生沉浸練就的藝術與美，當作新春的見面禮，送給自己的家鄉台東及諸鄉親們。

《彩墨旋律》畫展中，以花鳥物語為主，這正是羅秋昭所最擅長專精的部分，也是人們對她畫作所津津樂道者也。「花鳥」雖只為世間萬物的一個面向、一扇小窗，但透過這扇小窗，我們得以一窺萬物生命的流轉，以及其繁複華麗的面貌，如晨間初醒葉尖上的露珠，虛實魔幻的映現出世間之美。

細細觀察羅秋昭此時期的作品，可以羅列出以下幾個特色：

（一）紮實深厚的國畫技巧：在繪畫路上，羅秋昭早在讀台東師範學校時就跟從台東一方大師張志焜習畫，張老師多才多藝，教學生畫畫從讀書開始，必先練字而後作畫，是以羅女士盡得其筆勢與筆意。離開台東到高雄深造，從韓石秋習畫四君子，韓老師的用筆寫畫的理論，深深影響她在筆力上的表現。後來到台北師專從事教職，隨陶壽伯、顏小仙老師習畫花鳥，開啟了她畫花鳥的意境，如今再研磨鍛鍊，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底蘊風格。

（二）畫出自己的風格：繪畫藝術有個不變的規律，那就是一開始「由生到熟」，是基礎的建構，是屬於臨摹複製的階段。若只停留在此，那只會寄生在別人的影子下。必得要「由熟轉生」，打破熟爛的俗套，翻轉出從「形俱神足」到「氣韻生動」的新境界，這也就是石濤在其《畫語錄》中說的「我之為我、自有我在」。無疑的，經由她的努力，羅秋昭的畫有了自己的特色，正是在告訴我們，她的畫作就是她自己的簽名。

（三）女性婉約的風采：在羅秋昭的花鳥世界中，花鳥只是個載具，承載其屬於女性的一份抒情婉約的風采。人們評畫就說山水畫中的佳品是「身即山川取而代之」，像是把自己融在畫作中了；羅秋昭則是「身即花鳥取而代之」，花鳥成了她的生命語彙，她如畫一般婉約爽朗，其身即是其畫的象徵與語意。在花鳥的繪畫世界中，呈現她的生活經驗、人格層次與生命意境。

（四）中文出身的涵養：在唐詩的世界，講求「意象合一」與「情景交融」，就是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所說的「境界」，一首小小唐詩，就是一個眾聲喧嘩的景致，令人迷情狂戀。畫作也和詩一般，在小小畫作裡，要有一種情景交融的境界，才能在觀畫時，在心裡迴響出自己再創作的美感。

羅秋昭的畫有一種給人想像的空間，這或許是因為她出身中文系，從古典文學中涵養出韻味。表現在她的花鳥繪畫世界裡，往往一幅畫作，就是一個「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的悠遠意境，耐人玩味咀嚼，所謂「意在畫外」。這樣的畫作，才有伯格森「綿延說」的恆久生命力。

（五）安頓身心的寓所：羅秋昭很年輕就開始學畫，但因工作和家庭關係，她常謙虛說：「自己愛畫，但是寫寫停停，畫得不能盡興，但提筆作畫的意念，不曾須臾遠離。」她孜孜矻矻地在畫紙上揮灑，樂此不疲，她說這是「興趣」。很明顯的，她並不是把繪畫藝術當作附庸風雅的雕蟲小技，而是當作安頓身心的寓所。她常說：畫畫主要在怡情養性，因為有嗜好，可以專注構畫，在筆墨中忘了俗事。

羅秋昭60歲退休以後，便把書畫當成生活的重心，在中國水墨畫的藝術中找到屬於自己的畫法。如《以手指月》一般，其意不在手，而是在月。中國山水畫並不僅止於感官所及的畫面，而是在畫外之音。山水花鳥造物間，其實是人們永世追求的心靈夢土。這也怪不得美學大師李澤厚會說出「中國山水畫有如西方人的十字架」。

羅秋昭今年第一檔在自己家鄉的畫展，之所以名為《彩墨旋律》，自然有其深意。有人說「藝術所追求的，就是要達到一如音樂般和諧美好的境界」，以此為名，一者可看出其畫作的氣韻生動，如旋律般地讓人怡神酣醉，再者可看出其在藝術版圖的壯懷美志。

(作者係畫評家、詩人)

近400年來，糖業一直是台灣經濟發展的金雞母，也是文化之母。台糖文化協會一直努力保存糖業影響台灣的珍貴史料，希望為歷史留下記錄。嘉義大林新址的成立，無疑是建構糖業文化設施的重要契機。

2019年12月21，在嘉義大林糖廠的原醫務室，舉行了「台灣糖業文化經貿發展協會」(簡稱台糖文化協會)新會址的開幕典禮。這個協會是由一群退休的台糖員工所組成，他們除了出版一系列相關糖業文化的書籍，並於2005年7月迎接從日本回鍋的SL357台糖老蒸汽火車。

大林糖廠的現況

大林糖廠的成立，折射出一段台灣先民的血淚史。清代時，這裡在發達的水圳灌溉下原為良田，但日據初期，日本製糖會社要在此設廠時，會社硬以廉價收買、變更為種甘蔗的農場，當地農民只能去當糖廠的傭工。

大林糖廠在1990年代停止壓榨甘蔗後，製糖用鐵道等設施被剷除殆盡。目前廠內利用特殊糖加工廠，生產冰糖、紅糖、黑糖等。農場的甘蔗則運至虎尾糖廠壓榨，同時也隸屬該廠管理。廠內的宿舍等建築被剷平後，建立了太陽能電站，並準備興建物流中心。而廠內的中山堂也面臨破舊的命運，育樂公園則雜草叢生，只有賣冰的福利社才吸引人潮，不免讓人唏噓該糖廠的靈魂何在？

糖業是台灣的文化之母

台灣糖業發展甚早，荷蘭據台期間即鼓勵人民種植甘蔗。自此，糖業成為台灣出口的主要產品。1901年新渡戶稻造提出一篇洋洋灑灑的「台灣糖業改良意見書」，讓新式糖業工廠逐漸取代舊式製糖廠。同年，三井財團在高雄橋頭成立台灣第一家新式的製糖工廠，便是「台糖」的濫觴。5年後，為改進製程增加產量，日本又派人到夏威夷考察當地的製糖技術，回到台灣後開始全面採用五分仔車(762公厘的軌距)運輸甘蔗和糖。1930年左右，台灣糖業經濟發展到最高峰，占台灣外銷出口值的一半，產糖量排名世界第三。

1935年台灣總督府舉辦「始政40周年記念台灣博覽會」，會場中的糖業館有以日文寫著「糖業是台灣的文化之母」的布置(見圖)。下方為三段式電動模型裝置區，構思新穎、布局巧妙。前景戴斗笠的農夫低頭假寐時，背景下方亮起，顯示前清舊式製糖的前景；農夫坐醒，顯示中段的新式糖廠；當農夫揚手做歡欣狀，則亮起最上方的現代化都市景觀。時任福建省主席的陳儀，曾率領官員來台參觀糖業館，後寫下《台灣考察報告》，記錄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可謂台灣史上的一大盛事。

台灣光復後，原來42所製糖工廠，其中有34所遭盟軍轟炸受損，僅存8所未受損害。當時擔任台灣行政長官的陳儀，為了實現「工廠不停工」的承諾，兩年間幾乎讓所有製糖工廠恢復生產。1946年台糖工廠復工後，陳儀給中央十萬噸糖，在當時發揮了保護台灣經濟穩定的作用。

1946年5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財政處處長嚴家淦接收日產，成立台灣銀行並兼任董事長，發行台幣時，碰到大陸的法幣貶值，1945至1948年間物價飛漲，造成市場上一顆西瓜要價30萬。陳儀為了保護台灣，主張台幣不跟大陸的法幣掛鈎。當大陸派來四大國家銀行─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與全國煙酒稅局來台接收時，陳儀要他們返回大陸，條件是給10萬噸的糖來補償中央政府。因而當法幣在貶值時，台幣沒有一起貶值。

1949年7月，下野的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的身分訪問菲律賓，當時台灣沒有外匯，靠著台糖的外匯，蔣才能順利出國。

1952年至1963年間，台灣砂糖出口值始終占外銷品的第一位。1973年世界能源危機時，台灣正要進行十大建設，所賺取的外匯適時平衡了十大建設資金的缺口。台灣社會從農業逐漸轉型為工、商業，台糖功不可沒。

建議設置糖業文化園區

台糖在日據時代奠下現代化生產技術的基礎，使台灣變成日本政府眼中會生金蛋的金雞母。極盛時期，台糖五分仔車鐵道遍布全省，長度達3000公里，其中680公里作為客運之用，對台灣早期的交通有不可磨滅的貢獻。至今，許多老一輩民眾依舊十分懷念當時搭乘五分仔車上學、上班的情形。

台糖的文史資料、糖鐵文物、製糖設備，隨著年代久遠，不是被拆除、就是已流失。台糖文化協會成員因此決定籌組協會，希望能有系統地保存文物、翻譯書籍、整補史料，藉由這些文物資料的統整，建構出350年來台灣糖業發展的完整圖像，為下一代留下見證。筆者建議協會不妨參照台北萬華利用原台北糖廠廠區成立「糖廍文化園區」的經驗，也建立一個糖業文化園區。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2019年韓國賣座的女性影片《82年生的金智英》，在台灣亦創下佳績，原著小說譯為18種語言，熱銷全球，台灣的中文版上市不久即賣出22,000本。金智英是一位年輕的都市上班族，婚後退出職場在家育兒，感受到種種難以言喻的性別壓力，而發展出多重人格的心理病症。

台灣婦運尚未竟功

台灣不少年輕女性看了《82年生的金智英》後感到慶幸，覺得台灣比韓國進步多了，因此台灣不需要婦女運動。這句話聽在我耳裡十分熟悉，也感觸甚深。

1950年代蔣宋美齡即說婦女運動已經成為歷史名詞，而提出以婦女工作取代婦女運動的主張。1980年代全球婦運鼎盛，台灣婦女團體十分活躍，卻深怕被爭女權的「婦女運動」污名化，寧可自稱兒童或環保團體，不承認是婦女團體。許多女性學者在婦女研究的學術會議上，也一再主張台灣男女平等，不需要婦運；或者女性應努力工作，贏取尊重，而不應該抗爭。

21世紀初，「多元性別」甚至號稱取代了婦女，讓女性消失。回首半世紀，台灣婦女運動創造了重大改變，卻也始終面對被消失的命運。

台灣有沒有金智英？

一部細數家庭主婦日常的抗議性小說和電影，能夠跨文化吸引眾多讀者和觀眾，似乎又在告訴我們：世界需要改變，台灣也需要改變，雖然本地的婦運走在韓國前面，但其存在仍屬必要。事實上，全球尚沒有一個國家，包括許多人稱羡的芬蘭，敢宣稱自己已經達到男女平等了。

也正因為婦運的正當性不斷受到質疑，女性爭取平等的行動持續被檢討和自我檢討，反而證實了女性地位並不穩固，台灣婦運尚未竟功。　

從「女才」到「女權」

受到全球第二波婦運的啟發，台灣婦運於1970年代中期開始萌芽、集結。當時台灣仍在戒嚴時期，但社會面臨轉型，戰後成長的「新生代」期待政治和社會改革，年輕女性開始聚集，要求平等的發展機會，讓她們在廚房以外，也享有一片天地，與男性並肩貢獻社會。

此時的代表人物呂秀蓮並不認同西方的女性主義，而自創「新女性主義」，並揚言她所主張的「女才運動」，有別於西洋的「女權運動」，同時也不挑戰女人的「本分」和「天職」。溫和的改革受到媒體和開明男性知識分子的青睞，形成聲勢，卻受限於戒嚴法規，未能組成社團，而以報紙雜誌和「拓荒者出版社」為主要發聲管道。

1980年代中期解嚴前後，眾多婦女團體興起，李元貞、鄭至慧等人組成的「婦女新知雜誌社」公開挑戰父權文化、提倡女性主義，爭取女權，如工作權、身體自主權、財產權以及平等的婚姻關係，但強調與男性有相同的「權利」，而非「權力」。即便如此，社會仍期待女性扮演支持者而非挑戰者的角色，對女性主義懷抱戒心，因此男女會員兼收，從事公益，而非謀求女性權利的團體如「新環境主婦聯盟」，在社會上受到更大的肯定。

從「女權」到「女力」

但是，權利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饀餅，沒有權力便很難取得權利。1990年代婦運累積了更多實力，轉而爭取決策權，此時國際婦運也以「增強女性權力」(empower women)為口號。

1989年底立委、縣市長、省市議員選舉前，婦女團體發表「十大婦女聯合政見」，主張普設托兒所、設立婦女勞工局、實施彈性上班制、修訂夫妻財產制及離婚法等。之後在歷屆選舉期間，婦女團體要求候選人發表婦女政見，或檢視候選人的婦女政見，並且主動和從政者合作，推動或修改法條，紀欣所領導的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更提出「婦女優先、政黨中立」的口號。因此，修憲後的基本國策納入了平權條款：維護婦女人格尊嚴、保障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實質地位平等。

已婚女性有了財產權、住居權、子女姓氏權，《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等才相繼通過，民法親屬篇也多次修訂。此外，各級政府的性平機制、民代的性別比例代表制、各處性別友善設施和哺集乳室的增加，都領先全球。

展望台灣婦運未來

然而，當婦女運動掃除了基本障礙後，性別歧視和偏見仍以隱晦的方式存在，女性仍集中於低收入、低發展的服務業；仍是性暴力、性騷擾的主要受害者。與性別相關的諸多政策，如性工作、代理孕母、性教育、考試和用人的標準男女應否一致等，也因為牽涉面向廣泛，而需要更深入的討論、更合理的設計。

再進一步來看，女性主義始於個人，終於天地萬物，性別平等只是婦運的中繼站，最終目標在消除人類社會中的歧視、異化和剝削，在有限的生命和時間裡，大家互相照顧，找到好的方法，共同有效經營資源有限的地球，讓萬物得以和平共生。

（作者係台北市社會局前局長）

悠久絲路的形成是以經濟和文化為主要動力，在19世紀由於外來因素而命名。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將亞、非、歐大陸上綿延數千年之久的經貿文化交流之路，命名為「絲綢之路」(Silk Road)。

「絲綢之路」與「中華民族」的命運息息相關，在這兩個名詞出現時，正是他們都步入歷史低潮的時候。然而，近年英國歷史學者弗蘭科潘(Peter Frankopan) 在其著作《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認為，這條偉大的人類文明之路正在復興。

古典全球化與中國的代稱

絲路經濟其實源自「古典的全球化」。弗蘭科潘認為，聯繫中國、非洲和歐洲的「絲綢之路」，存在了兩千多年。美國著名的漢學家韓森(Valerie Hansen)根據兩處西元前5世紀的考古遺址，指出長程的陸路貿易早在西元前幾世紀便已展開；只不過文書上最早的絲路貿易，是因為記載西元前2世紀張騫的事蹟才出現的。

韓森還根據烏茲別克斯坦出土的絲綢，以及在新疆發現的高加索人種遺體，推論中歐道路的開通及中國出口絲綢都在西元前1200年，也就是早在商朝的武丁時期。而張騫出使西域主要基於政治和軍事目的，且時間也比上述考證的結果晚了許多，更重要的是，他晚於秦始皇時代的絲路商賈烏氏倮。

依據大陸學者何新的考證，至少在西元前3世紀秦昭王嬴則的時代，西亞人就已稱其東方的中國人為「秦」(Sin)或「秦那(秦人)」(Sina)。猶太人則至今仍稱中國為「秦國」(Sinim)，稱中國人為「秦人」(Sine)。Sine後來演變為西語Sina，Sina又演變為漢譯梵語佛經中的「支那」，以及西文中的Chin和China，其詞根都源於「大秦」。

韓森也指明，拉丁文中用以表示絲綢的serica，來源於希臘文指稱「中國」的Seres；而源於拉丁文和梵文的英文China一詞，則是從「秦朝」這個名字發展而來。此外，古希臘人已經輾轉接觸到中國的絲綢，並稱中國為「絲國」(Seres，賽里斯)，而Ser就是「絲」的音譯。由希伯來語Sin和古希臘人稱的Ser來看，「秦」與「絲」同是絲綢之路上，久負盛名且高度相關的文明。「秦」與「絲」既是古代華夏文明區的代稱，則「中國」在當時意謂華夏文明中心，也是「天下」的核心。就如韓森所說，中國人確實是世界上最早製絲的民族。

秦始皇對絲路有奠基貢獻

由於匈奴在戰國時代對華夏農耕社會形成重大威脅，甚至控制了中西陸路交通，以致張騫在西域看到中國瓷器時，才發覺民間早就從海路與中東地區貿易。韓森則認為，張騫在今日阿富汗北方的市集裡見到的蜀布，必是經由陸路貿易而來。但無論海路或陸路，在秦漢以前的絲路經濟應該是零散的、小規模的交流型態。

正如《絲綢之路》作者劉迎勝所說，直到秦始皇統一中國，才使中原作為一個整體與匈奴對抗。否則，若像西周以前那樣依靠禮制而相對鬆散的封建組織，或至東周進一步各自為政的型態，都難以應對縱橫草原的遊牧部族。而匈奴既以遊牧和掠奪為主，就必然影響到華夏農業生產與中西絲路經濟，是以秦始皇修築萬里長城，對絲路經濟發揮了正面貢獻。可以說，長城的長度就是「暴秦」的集權程度，同時也是華夏的富裕與文明程度。

秦始皇的大一統作為，改變了先秦時代絲路經濟上的零星狀態，使繼承秦制的漢代能以一個華夏整體來驅動絲路經濟，給促進絲路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契機。錢穆認為，秦代政治的背後實為一種高遠的、傳統的理想，又說秦政是順應時代潮流而為的進步政治，其指的就是秦始皇完成大一統的新局面。這個新局面為絲路經濟奠定了基礎。

(一)帝制。秦始皇首創「皇帝」稱謂，並首先將「大一統」的歷史觀念落實為相對穩固而集權的政治制度。也就是在政治、經濟與文化結構上更為規範化與制度化，並由此展開2000多年別具特色的社會經濟模式。皇帝制度使得距今2240年前的中國，開始有了當時世界上效率最高的政府，並開啟規模較大的絲路活動。日本和歌山縣新宮市就有徐福公園和徐福墓，以及流傳2000多年的徐福故事。

(二)法治。多數學者認為，秦代是世界史上第一個較全面實行法治的古代王朝。而中國的法家學說，是世界上現存第一套真正的國家理論，秦始皇的制度證明這套理論的可行性，且為漢朝皇帝全盤繼承。從社會經濟的角度來看，秦朝用法律的形式將各種人際關係、人際互動和社會秩序固定下來，並運用國家強制力來保證法治的施行。這意謂在歷史上，秦始皇奠立了作為絲路經濟起點所需的社會秩序的基礎。

(三)官僚。秦始皇建立一套有別於封建世襲的官僚體系，任人唯能、唯智、唯功，從而保證了行政素質與效能。美國政治學者福山認為，秦代中國最早建立了韋伯所定義的現代國家，即中國最早發明一套基於能力，而非基於個人身分的官僚任用制度。加上法治的行政規範，就符合管理學上的效益需求，這也是促進絲路經濟安定與繁榮的條件。

(四)郡縣。郡縣制的目的在於維護君權至上的國家結構，但它也反映了人口、經濟和交通等歷史條件的客觀演進，所以自東周後期已逐漸成為諸侯國的基本制度。秦朝郡縣制是由中央政府任免地方主官，各地重大權力集中於中央政府。而地方官吏雖形成初步分權和制衡，但仍擁有相較於後世郡縣更多的自主權。秦始皇實施郡縣制以維護中央集權，使地方「甚足易制」，且不再「樹兵」。這對於穩固地大物博的經濟環境，起到正面作用。

(五)度量衡。秦始皇26年下詔：「一法度衡石丈尺。」除以秦的標準統一全國的度量單位和進位制外，並由中央政府頒行統一的標準量器。凡製造度量衡器，都要刻上皇帝詔書全文。為有效施行統一的度量衡制度，秦始皇採取定期檢查、大力宣傳和繩之以法等政策。比如《雲夢秦簡》中的《效律》，就明文記載對違規者的懲處。度量衡制度與工具的統一，有助於商品流通與經濟活動，同時也是健全賦稅制度與保證王朝財政的前提。從《雲夢秦簡》的《秦律》來看，秦代政府對經濟活動的規範相當嚴密，國有經濟規模龐大，能工巧匠很多，工商業空前發達，由此奠定了絲路經濟源頭的制度與規模。

(六)文字。秦代以小篆為統一書體，也通用隸書。既維護統一，又兼顧便民，連《雲夢秦簡》也是以隸書寫成。後世的楷書則是在隸書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秦始皇統一文字是順應當時發展的需要，對消除隔閡、打破人為壁壘及拓展經濟活動都有巨大助益。

(七)貨幣。秦朝中央政府掌握唯一的鑄幣權，並制定貨幣金融法規《金布律》，以保證法幣的流通。所謂法幣是規定金屬貨幣本位制，即以黃金為上幣，單位為「鎰」；以外圓內方形制的銅錢為下幣，單位為「半兩」，但布在實際生活中仍充當貨幣使用。統一貨幣有利於商品交換、賦稅徵收和經濟發展。秦始皇使貨幣在全國範圍起到更好的價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儲藏手段的作用。其中方孔圓形的錢幣形式自此沿用2000多年，而這正與絲路經濟的長度同步。

(八)交通。「欲求富，先開路。」在陸路方面，秦始皇治馳道於全國，築五尺道往雲貴，建楊越新道達南海，修直道通九原郡(內蒙包頭市西南)。這些公路網同時也是驛站網，交通網即是信息網。在水路方面，他開鑿或疏浚靈渠、鄭國渠、都江堰、鴻溝、秦渠、琵琶溝等，溝通珠江、長江、淮河、黃河等南北重要水系，形成水運交通網。秦始皇能在當時條件下建立水陸交通網，完成「車同軌」的事業，不但有利於政治和軍事統一，更使得早期中國成為一個經濟和文化的整體，為絲路經濟建立了源頭活水來的硬體條件。

(九)邊防。秦始皇的邊防政策不是簡單的閉關自守，而是能促進南北經濟和文化的交流，並進一步奠定和鞏固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基礎。對匈奴的防禦思維，則是出於先秦以來在文化上的夷夏之辨，維護農耕社會的生活方式和經濟行為。在南北實邊方面，他對南越與西南夷設置郡縣、修築通道、派兵戍守、甚至移民墾荒。對河套地區也是設郡縣、駐重兵、修道路、置移民。至於萬里長城，是防止匈奴南侵，修築一道由關隘、城台、城牆、烽燧組成的東西向大型軍事屏障，同時也拆除妨礙交通與統一的割據性建築。正因如此，秦始皇既為絲路經濟的起點打造相對安定的環境，又為絲路經濟的模式建構一個多元而大型的參照。

(十)巡行。錢穆說秦始皇在十年之間五次巡行。秦始皇的巡行固非有形的建設，但從歷史的眼光來看，比起許多宮鬥型的宅男皇帝，巡行天下的秦始皇形象還是較好的。而從絲路經濟的層面來看，秦始皇的巡行不只是簡單的炫耀，而且還包含對上述建設的驗收與宣傳。

為何始皇貢獻被後人忽略？

一般認為西安是絲綢之路的起點，其實，西安同時也是絲路的中心。而今日的西安就是漢、唐的長安，也是更早的秦都咸陽。

咸陽位居關中盆地，勢險形勝，且物產富饒。秦代雖不過15年，但秦始皇以咸陽為中心所締造的大一統制度，成就了漢代盛世，成就了唐宋元明，正是「百代都行秦政法」的實踐。因此，從海陸絲綢之路這個「古典全球化」的概念來說，秦代堪稱「絲路經濟的黎明」。而正如黎明的曙光，以秦祚如此短暫，竟能綿延秦制2000多年，從全球的範圍來看，足以說明秦始皇的奠基性貢獻是空前的。

就絲路經濟而言，秦始皇還堪稱「絲路貿易的推動者」─如同韓森所說，政府在絲路貿易中扮演重要角色，因為他們是商品與服務的消費者。秦始皇的大一統本身，就是戰國以來社會經濟，尤其是交換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從1975年冬，在湖北省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墓竹簡可知，秦代經濟活動相當繁榮而有序。《秦律》已包括保護外邦商人、強化市場管理、統一產品規格與計畫生產、以及培養技術工匠的立法。

《史記》提到一位隴地商賈烏氏倮，他以飼養牲畜來換取絲織品(「繒」)，再將那些絲織品進獻戎王，戎王則以十倍的牲畜作為報償。烏氏倮以此賺來滿山滿谷的牛馬，更賺來「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由此可見，秦始皇極為重視經濟活動對帝國的影響。可以說，作為古絲路的起點與中心，秦始皇的大一統作為使華夏成為一個更大、更有序、更具效能的經濟體，驅動這片古絲綢之路的運轉，直到19世紀。

只不過，因為初創帝制的秦朝年代過短，其後的漢代卻長達400年，自然演成說「暴秦」者眾的現象，就連外國學者也看出「暴秦」有被誇大的情形。比如韓森從《雲夢秦簡》律文來看，認為漢代史家誇大了秦法的暴虐，甚至認為秦始皇在位時並未發生農民起義，直至名聲不好的繼任者在位，舊諸侯才藉機鬧分裂，而隨著局勢惡化，農民才開始譴責「秦朝的暴政」，要求建立一個新王朝。

總之，一旦後世偏向「暴秦」的代代傳說，就容易在主觀上由漢代獨攬歷史功業，而忽略了秦始皇在絲路經濟上具有奠基性貢獻的地位和影響。

弗蘭科潘認為，「一帶一路」是正在復興的絲路經濟，也是中華民族再次貢獻給人類和平繁榮的機會。那麼，秦始皇被忽視的對絲路經濟奠基性的貢獻，或也將迎來重新評價的機會吧。

(作者係竹林高中學生)

二二八事件成因早有許多論述，但台灣仍有不少持特定立場的政黨及團體，為了政治需要，在沒有客觀的證據下，誇大死傷數據與事件過程，也刻意忽視外省人在事件初期遭受迫害的事實。

外省人傷亡遭刻意隱匿

從美國國務院公開的檔案可以查到，二二八事件初期，在台外省人受到台灣暴民的傷害，許多無路可逃的無辜外省人，被迫逃入美國領事館，尋求保護。然而，這些暴民任意殺害無辜外省人的行為，最後卻被要求不可以問罪，數十年後，在台灣紀念二二八事件時，甚至刻意隱匿外省人遭到台灣暴民殺害的悲慘實情，好似只有台灣人才是二二八事件受害者。

根據美國駐台北領事館的報告，3月1日報告稱，2月28日傍晚有外省人與本省人10人到15人死亡，暴民攻擊的對象只針對外省人，動亂擴及基隆，台北以南火車不通。1日凌晨，有11位外省人，包括8位婦女與小孩，逃入領事館尋求保護。1日下午回報，警察對聚集在鐵路局外的暴民開槍，2位到4位本省人被打死。15位外省人又逃入領事館，不久之後，有7位外省人翻牆逃入領事館，領事館外面的暴民，立刻朝領事館扔石頭攻擊。

3月1日早上，有2,000位至3,000位本省人到公賣局抗議，中午時分，1位到3位外省警察被暴民用棍棒打死，群眾在下午越聚越多，憲兵在政府機關外保護，造成某些民眾傷亡，暴民衝入旅館，搜尋外省人毆打，許多外省人逃上街頭避難。暴民在街上燃燒汽車，把公賣局的存貨放火燒掉。暴民攻占廣播電台，對全台廣播，動員台人集體反抗。

21師來台屠殺係偽史

台灣光復後，重慶當局派遣62師與70師來台駐防，因為內戰情勢升高，又在二二八事件前調回大陸，事件發生後不久，緊張情勢緩和，台人不希望南京方面派兵到台灣維持秩序，但是台灣暴亂蔓延全島，政府仍派整編的21師來台維持秩序。21師來台後的情況出現不同說法，台獨人士利用公私媒介，尤其是網路傳播或媒體造謠，甚至編造歷史，指控21師自基隆上岸後屠殺台人。

陸軍整編第21師145旅433團第1營少校營長賈尚誼近年公開發表他的回憶，指出他當時正在蘇北如皋附近與共軍作戰，突然奉命前往台灣，立刻以強行軍方式，趕赴連雲港，搭乘海軍中字號船艦馳台鎮暴。3月9日晨，抵達基隆港碼頭登岸，乘預置的火車趕赴台中，進軍霧社，追捕潛台共幹謝雪紅歸案，趕抵霧社山區時，謝女已連夜奔逃，穿越中央山脈東竄，此際恐已渡海遠逸矣。此後即分別先後駐紮過埔里、東勢、集集、水裡坑、日月潭、潭子糖廠、嘉義、屏東、東港、林邊等台中以南各地，維持治安，直至8月中秋為止，6個月中名為鎮暴，實為戍守，與民相處和諧，從未開過一槍，射過一彈，什麼屍積如山、血流成河的形容詞，在他蒞台後（3月9日起至中秋為止）連一個死人都未曾見過，劍拔弩張的事態，亦不曾發生過。

賈尚誼說，所謂殺人如麻、屍積如山、血流成河，事發前九天因未親歷，不敢妄斷，但3月9日以後，所謂的鎮暴部隊絕無此等情事發生；其部隊（官兵共約700人）到台後，全省已風平浪靜，從未傷過一人，假如他所述不實，必遭天譴。

21師回到大陸後，改編為21軍，轄145師、146師，擔任長江防務，當時南京另派230師給21軍。21軍過去屬川軍系統，230師非川軍，是新組建的部隊。1949年4月共軍渡江時，145與146二師不敵，往上海方面撤退，230師激戰後也往上海撤退。不過，國史館發行的蔣中正事略稿可以查到，在共軍渡過長江時，叛變的國府江陰要塞司令戴戎光之後居然被21軍捕獲，就地正法。

21軍在上海與共軍周旋

5月共軍第三野戰軍第9兵團與第10兵團，對上海展開攻擊。根據國府淞滬防衛司令石覺在台灣的口述歷史，當時21軍在資安碼頭搭乘海康輪撤往舟山。石覺並未提及21軍撤退部隊的番號，但大陸百度網站上，可以查到當時是145師與146兩師撤退舟山。

根據石覺的口述歷史，21軍從長江撤退後，退至上海江灣地區，殘部在上海市區擔負蘇州河以北防務，包括虯江碼頭、楊樹浦、黃浦江西岸。石覺所指21軍殘部，應係沒有隨船撤退到舟山的230師。

上海戰役後期，第一綏靖區副司令劉昌意被任命為淞滬警備副司令，是國府在上海軍事行動最後的指揮官，所轄有51軍、21軍、123軍，戰力皆不強。劉與共軍密商停火。

大陸軍事作家劉統在戰上海一書提到，5月27日共軍27軍進入上海市區後，攻入楊樹浦發電廠一帶，遭遇21軍230師，當時230師由副師長許照指揮，共軍找到許照在陸軍大學進修的教官蔣子英前來勸降。2019年5月27日，《上觀新聞》有篇訪問蔣子英子嗣蔣任剛的報導，蔣任剛稱蔣子英是到230師現場來勸降。劉統引用國府54軍8師師長施有仁的回憶，守軍75軍、21軍、123軍由上海直接撤往浙江或舟山，這個說法符合石覺的回憶。

21軍所轄230師留在上海與共軍作戰，是與共軍27軍接觸，與網路上所說的共軍31軍消滅21軍並不吻合。21軍大部分的人都搭船逃往舟山，僅230師在黃浦江以西，蘇州河以北作戰。共軍31軍當時作戰區域在浦東，目標是高橋，與230師的防區隔著黃浦江相望，兩個部隊根本沒有在戰場上交過手。

台籍老兵的回憶未必可靠

國府62師與70師調離台灣後，分別改編成62軍與70軍，62軍配屬17兵團侯鏡如指揮，駐地天津塘沽，遼瀋戰役最後關鍵階段，但17兵團在錦州兵敗。

1949年1月的平津戰役期間，62軍在天津被共軍消滅。有網路稱，62軍與70軍在台曾徵台籍志願兵，62軍台籍士兵被共軍俘虜，與70軍的台籍士兵在戰場上廝殺，但未引述任何具體可靠的資料來源。

62軍在戰鬥過程中是否有台籍士兵被俘，仍待進一步考據。62軍在平津戰役遭共軍消滅後，台籍士兵編入共軍序列，不排除有這種可能，但當時淮海戰役已結束，這時被俘的台灣人，不太可能以共軍身分現身在淮海戰役國府的2兵團70軍。

就算共軍31軍有俘獲台籍士兵，到了共軍攻打上海時，原屬共軍10兵團的31軍歸9兵團指揮，負責浦東地區戰鬥，整場戰役都未與21軍接觸，但在高橋地區曾與國府12軍交火，很可能是有人把12軍與21軍搞混淆了。有關21軍被台籍共軍消滅，許多來源出自台籍老兵，但與史料有非常大的出入，可能是老兵的回憶有誤。

國府70軍曾在台招收志願兵，那些台籍士兵可能在70軍山東作戰期間被共軍俘虜，也可能是後來重建的70軍，在淮海戰役時被共軍俘虜，這些台籍士兵編入共軍31軍，也許是誤傳，即便是真，共軍的31軍在上海作戰期間並未遭遇21軍，更何況二二八時在台的21師，回到大陸改編為21軍後，將原先145旅與146旅升格為師，另增加的230師則與二二八事件毫無關係，145師與146師早已上船離開上海，只有230師留在上海市區與共軍27軍作戰。

錯誤的史料仍繼續被引用

根據二二八事件的檔案，3月8日基隆發生動亂，那天準備上岸的部隊，是來自福州的憲兵第4團第3營、憲兵第21團第1營，及閩台監察使楊亮功。楊亮功是在基隆部隊肅清街頭後才到台灣。被指控射殺平民的21師438團則在3月9日才登陸基隆。

如果基隆港在前一晚已經平息衝突，加上宣布戒嚴，隔日岸上怎麼可能會出現怒吼民眾？

有關21師來台的暴行指控，多出自21師的何聘儒。何聘儒曾在大陸發表文章稱，3月8日午前438團乘船開進基隆港，尚未靠岸，就遭到岸上群眾的怒吼反抗。438團在基隆要塞部隊的配合下，立刻架起機槍，向岸上群眾亂掃，很多人被打得頭破腿斷、肝腸滿地，甚至孕婦、小孩亦不倖免。直至晚上，他隨軍部船隻靠岸登陸後，在碼頭附近一帶尚可看到斑斑血跡。

何聘儒後來否認自己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說法。大陸作家馬民康的祖父馬國榮曾任21軍146師的團長與副師長，他問過何聘儒有關《蔣軍鎮壓台灣人民紀實》一文的真實性，何說了三點：（一）該文寫於1961年，正是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的時候，是根據鬥爭需要寫的。（二）當時人在師部，是隨機關和家屬一起後去的台灣，下面部隊的實際情況並非親眼所見，都是聽別人說的。（三）具體時間，經過十幾年，記憶不太準確。

雖然原作者都否認了，但台灣仍選擇相信21師有施暴的事實。

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衝突與部隊鎮壓，在年代久遠、當事人不存在了、或主觀的政治偏見下，出現許多偏離事實的情況。僅僅是國府整編21師的過往，數十年後仍有不同版本，但從許多有公信力、具參考價值的史料中，至少可以整理出客觀的史實，接不接受就看個人的判斷力了。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1895年10月孫中山第一次起義失敗後，與鄭士良、陳少白於11月12日首次到達日本神戶，17日扺橫濱，創立興中橫濱分會，從此與日本結下不解之緣。孫一生共去了日本17次，前後大約住了9年半，得到日本友人、華僑和留學生的支持贊助。

在日本停留十幾天後，孫中山以返國無期斷髮改裝，重遊檀島。鄭士良則歸國收拾殘局。陳少白獨留日本，以考察東邦國情，孫便介紹之前在檀香山認識的日本友人菅原傳給他。後來少白再經菅原介紹認識曾根俊虎，由俊虎而識宮崎彌藏，即宮崎寅藏之兄。此為革命黨人與日本人士相交的開始。

1897年至1899年滯留日本

1897年8月16日，孫中山由英國經美到達橫濱，下榻陳少白寓所，稍後宮崎寅藏（即宮崎滔天，以下簡稱滔天）和平山周由中國大陸乘船返回橫濱，他倆將行李安置在旅館後，即去找陳少白。是時少白剛巧去了台灣，遇到穿著睡衣的孫中山。

滔天與平山力勸孫暫留日本，但孫以舉兵在即，急需回國，不肯答應。但翌日卻往見平山周在東京有樂町的居所，並告訴他思考一夜决定暫留日本。於是由平山周陪孫往訪犬養毅，投宿數寄屋橋的對鶴館。

在對鶴舘登記名字時，平山以孫用實名逸仙會有諸多不便，瞬間連想到方才經過日比谷中山侯爵公舘前面，乃寫下「中山」的姓氏，但不知該如何寫名字時，孫將名薄拿過來，於「中山」下面寫了「樵」字，並說明此為「中國之山樵的意思」。這是日後孫號「中山」的由來。

為了孫中山的居留，犬養說服外相大隈重信，大隈原則上同意，惟當時外國人要在特定地區以外的地方居留，必須經過地方政府許可，因此以平山語言教師的名義提出申請，但主辦人員怕事，旋由外務省簡任參事尾崎行雄電請東京府知事久我通久幫忙，才於10月12日核准下來。

孫中山與平山起初居於麴町區平河町三十番地五丁目，生活費用大部分由平岡浩太郎負擔，坂本金彌也出力不少。惟因居所太過接近清廷駐日公使舘，十分危險，不久便遷往早稻田鶴卷町，與平山、可兒長一同住。新居靠近犬養宅，同犬養毅來往更加方便。於此前後，孫中山為華僑子弟設立中西學校，後改名大同學校，犬養毅任名譽校長，亦即今日橫濱中華學校的前身。

在東京將近三年的時光，孫中山經由犬養毅介紹，認識許多日本政要、財界人士。

1898年9月，戊戍政變失敗後，康有為由滔天陪同，梁啟超則由平山周陪同，先後亡命扺達日本。10月26日，犬養、滔天等欲從中協調，促使孫、康、梁會談，但為康所拒。未久康、梁成立保皇會，並於12月23日在橫濱出刊機關報《清議報》。

1899年3月21日，康有為離開日本前往加拿大。9月，孫中山趁康不在日本期間，想與梁啟超等保皇會分子合作，但終因康有為的反對而告吹。

1900年惠州之役失敗

1900年6月11日，孫中山自橫濱動身前往香港。此為應李鴻章之「請」而前去的。同行者有鄭士良、陳少白、滔天、內田良平、请藤幸七郎，旅費則由兒島哲太郎和中野德次郎負擔。

孫因香港政府禁足5年尚未滿期，不能登陸，遂轉往西貢；俟福本誠來更至新加坡，以便與滔天等會合，但被驅逐，由此經由香港，再次返回日本。

這段期間，滔天、內田和清藤三代表孫，與李鴻章的代表劉學詢會談，他們向劉學詢提出兩個條件：(一)特赦孫，保障其生命安全；(二)由李鴻章借孫6萬元，以便清理孫多年亡命生活的欠債。劉學詢答說：第一點需請示李鴻章再作回覆；第二點他可以負責，並約定第二天於香港先交3萬元，其餘3萬元匯到新加坡。滔天等往新加坡，主要想促成孫與康的合作，惟因康有為得到其在橫濱的徒弟電告有人要謀殺他，因而以為滔天等即為「兇手」；結果取自劉學詢的一筆錢和兩把日本刀卻為滔天和清藤，帶來莫須有的坐牢災禍（內田有事先離開新加坡才倖免）。

1900年7月20日，孫從香港赴神戶，完成舉兵準備；8月起程前往上海，惟8月9日發生自立軍起義事件，受其影響，各地搜索極嚴，未能上岸，立即返回橫濱。9月25日，孫中山和內田、平岡、山田等急赴台北，與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會面，洽商合作事宜，對方約定支援軍人、彈藥武器。

10月8日，惠州三洲田起義，菲律賓獨立軍讓與的彈藥，因被中村彌六欺詐而未能送出；同時，取代山縣有朋的伊藤博文內閣改變了對中國的政策，禁止援助革命黨人，惠州之役受挫。山田良政在三多祝戰死，是為中國革命犧牲的第一位外國人。

1900年底至1903年

1900年11月16日，孫中山第四次來到日本。12月14日，由橫濱華僑溫炳臣陪同，前往和歌山會晤他的「難兄難弟」南方熊楠。孫於1897年在倫敦結識南山，從此成為莫逆之交。

同年春天，孫往返於東京、橫濱之間，與亡命志士章炳麟、秦力山、程家檉等交往。更與馮自由等留日學生接近。

1903年1月7日，孫經由香港抵達安南；之後又由安南路經西貢再回到橫濱。此時，橫濱興中會會員減少，跟孫來往者只有十多人。但自從成立抗俄義勇軍和國民教育會以後，各省留學生相繼發行《湖北學生界》、《遊學譯編》等雜誌，以喚起民族意識，鼓吹民族主義。孫更透過馮自由，與留學生聯絡來往者多達數十人。

1903年1月18日孫離日赴港，滯留6天，重返日本。4月26日，章炳麟、秦力山、馮自由、馬君武等發起召開中夏亡國紀念會。章炳麟請孫來，獲孫承諾，但日本政府卻命警視廳警視總監將之解散。但當天仍有數百人到開會地點上野精養軒集合，孫亦率十餘人由橫濱赴會。當晚，孫召集同志在橫濱永樂樓補辦紀念會。

1905年7月第7次赴日

1905年7月19日，孫第7次到日本。這次雖只居留兩個多月，卻十分重要。7月28日，孫在20世紀之支那社與宋教仁、陳天華等人會談，主張各省革命勢力合作。翌日，宋教仁、陳天華等華興會會員討論是否與孫合作。

7月30日，在東京赤坂區檜町三番地的黑龍會(內田良平宅)召開中國革命同盟會籌備會。中國17省學生代表70多人參加；滔天、內田良平等人也出席，一共100多人，由於人數太多，致使地板塌下去，大家喊叫：「我們把清朝踏扁了」而哄堂大笑，並通過「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誓詞。

8月13日，東京留學生於麴町富士見樓舉行歡迎孫中山大會，聽眾逾千人，盛況空前。是時孫以「中國應建設共和國」為題演說，宋教仁擔任口譯。

一個星期後，在赤坂區靈南坂的坂本金彌宅召開中國革命同盟會成立大會，制定章程，選舉各部門負責人，推孫為總理，黃興任實行部長，宋教仁、張繼、胡漢民、李烈鈞等為幹事；滔天、平山、萱野三人特准加入同盟會，後來萱野的盟友和田三郎、池亨吉也獲准為會員。

8月28日，日本政府禁止發行「20世紀之支那」，因此一個月後更名為《民報》，章炳麟任主筆，與梁啟超的《新民叢報》論戰，每期出四、五萬部。孫在「民報發刊詞」正式提出三民主義的主張。此後在中國各地組織同盟會分會。

10月7日孫偕萱野至西貢籌款。路經長崎時，經金子克安排與俄國革命黨員尼古拉拉塞爾會晤，是中俄革命派聯繫的開端。

1906年10月至1907年2月

1906年10月9日，孫由西貢抵達日本。11月15日夜與滔天、平山周、和田、萱野等人，在孫寓所和俄國流亡人士格爾雪尼徹夜暢談。12月2日，於神田錦輝館舉行《民報》周年紀念慶祝會，孫發表題為「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的演講。

1907年2月17日，應清廷的請求，日本政府開除了與革命黨有關係的留學生39人。2月25日，內田於赤坂三河屋歡送孫中山，黃興、章炳麟、劉師培、胡漢民、宋教仁、內田、滔天、清藤、和田等人作陪。內田與外務省政務局長山座圓次郎交涉，令其拿出7千圓，手交孫6千圓，剩下的1千圓用於前述三河屋宴會。孫遂於3月4日自動離日，前往新加坡，胡漢民、汪兆銘、池亨吉和萱野長知同行。

推翻滿清後的1913年

1913年2月13日，孫搭乘山城丸抵達長崎，隋行的有馬君武、戴季陶、何天炯、袁華選、宋耀如，山田純三郎、滔天前往迎接，14日至東京，歡迎者兩千多人，在東京期間，孫曾與桂太郎長談兩次，對桂太郎擬以中日德聯盟，驅逐英國勢力的主張至表同感。為了實現鐵路政策，孫又前往長崎、東京、橫濱等地視察鐵路，同時與實業家接觸。

3月13日出席神戶國民黨交通部歡迎會，講「黨爭乃代流血之爭」。孫在這期間，曾向華僑留學生和日本各界演講六次，主題為中日應該如何親善合作。3月20日，到熊本縣荒尾村為滔天母親掃墓；訪問長崎日乃出新聞社長鈴木天眼社長夫婦，晚間出席華僑歡迎餐會。獲悉宋教仁遇刺，3月23日乘天津丸出航長崎，25日扺達上海，滔天、島田經一及菊池良一同行。

由於第二次革命失敗，孫於1913年8月9日搭乘郵輪伊豫丸亡命神戶。從台北赴日途中，在船上以電報通知萱野長知。另一方面，日本應袁世凱的要求，擬拒絕孫上岸，於是犬養毅、頭山滿與日本政府強硬交涉，終於獲得政府默許孫居留。

8月18日，孫到達東京，居赤坂區靈南坂町二十七番地海妻猪勇彥邸，孫在此住了兩年多，是頭山滿的安排。安川敬一郎受頭山之託，負擔孫亡命兩年半的一切費用。此後兩個月左右，為貸款、購買武器事，孫先後與飯野吉三郎、山本條太郎、益田孝、森恪、澀澤榮一、大倉喜八郎等會晤、密商，但均告失敗。

1914年至1916年

1914年5月11日，孫致大隈書函，希望日本援助革命黨，並以對日本開放中國市場，作為廢除領事裁判權的條件。6月13日，在東京召開中華革命黨選舉大會，孫被推為總理。7月8日，在築地精養軒舉行中華革命黨成立大會，參加者三百多人，孫當選總理。設本部於青山，發行《民國雜誌》。11月25日，孫與宋慶齡在梅屋庄吉公館結婚。

1915年1月18日，日本政府對中國提出「21條」要求。12月中國發生第三次革命。

1916年2月20日，因秋山定輔的斡旋，久原房之助貸款70萬圓。此時日本政府採取漠視民間援助革命黨的方針。孫則認為革命黨必須獨立活動，4月27日離開東京返國，同時要求海外同志回國參加革命行列。滔天、戴季陶、廖仲愷、張繼同行。

1924年底永別日本

1924年11月10日，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13日自廣東出發，17日抵達上海，19日發表對時局的主張，孫想北上天津，但上海、北平之間的交通因軍事行動而中斷，故決定乘船經日本到天津。21日，孫中山夫婦、李烈鈞、戴季陶等人乘上海丸由上海出發，23日抵達長崎受到兩三百人歡迎。當晚從長崎啟程，24日抵達神戶，受到四五千人歡迎。25日在神戶的歡迎大會上演講「中國內亂之原因」。28日在神戶高等女學校演講「大亞洲主義」，戴季陶擔任口譯。當晚在東方飯店講「日本應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30日上午，孫一行人在「歡送孫總統」大旗飄揚中，告別了神戶，也從此永別日本。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講座教授)

1957年我出生於花蓮，在我出生二年前，也就是1955年2月，台海發生了大陳島撤退歷史事件，而我就是「大陳義胞」的第二代。

我是大陳義胞第二代

我從小在花蓮的「大陳新村」長大，耳濡目染，對此一歷史事件自然比一般人更為關心和熟稔。也因身上背負著「大陳義胞」的印記，有比常人更為深刻的國族認同和歷史滄桑感。大陳島不僅是我地理上的故鄉，也是我血緣和文化上的原鄉，在我成長和認知的過程中，常被這股鄉愁牽引著，試圖在政治現實和文化的想像中，尋找賴以安身立命的基石。

大陳島的位置及居民生活

廣義的說，大陳島是屬於浙江省台州灣外的一群列島，我們統稱之為「大陳島」，其實這眾多大小島嶼分屬浙江省內的不同縣境，「大陳島」乃其主島，屬溫嶺縣。大陳島又分為上大陳和下大陳，僅有一水之隔。這些島嶼或山丘，有些甚至與大陸相連，退潮後即可徒步登陸。一江山更是一座名符其實的孤島，位於大陳島西北方，面積只有1.2平方公里，地質全為岩石，一向沒人居住，偶爾成為漁民的避風所。

因此，大陳島的歷史很短，只可追溯到明末，島上居民多來自浙江沿海及閩北地區。這麼一個人煙罕至，草萊未闢的蕞爾小島，卻在20世紀冷戰時期的國共戰史中名留青史。

不管是一江山戰役或大陳島撤退，乃至日後「大陳義胞」的誕生，都為這個動盪的時代下留下歷史見證，其背後的因果關係頗值得細究。

一江山戰役慘烈

一江山戰役是1949年國民政府轉進台灣後最重要的一場戰役，當時為了戰略考量並保有反攻大陸的契機，國府希望能固守金門、馬祖，以及浙江外海的大陳島與一江山。但中共為防止台美簽訂共同防禦協定，1954年1月，決定以大陳島及一江山為第一波攻擊目標。共軍的海空軍主力逐漸南移，附近海域頻頻爆發零星的海戰，掀開了此一戰役的序幕。11月1日起，共軍開始出動戰機對鄰近各島展開轟炸。

1955年1月，在共軍猛烈的轟炸下，我方艦隊根本無力回擊。共軍取得制空權及制海權的優勢後，隨即採取海上封鎖的策略，一江山成了名符其實的孤島，處境岌岌可危。1月18日清晨8時，共軍以空中轟炸與地面砲擊猛烈攻擊一江山，並集結了5千多名部隊，於12時半開始登陸，國軍歷經數十小時激戰，次日清晨全島淪陷。司令官王生明將軍引爆手榴彈自盡，官兵全部陣亡，共軍的傷亡也十分慘重。

國府決定撤離大陳島

一江山失守後，共軍日夜輪番轟炸大陳，大陳島的防守益形困難。台灣距大陳島240多公里，為大陸到大陳島距離的20餘倍，中共的米格16從浙江沿海的路橋機場起飛，只要5分鐘便可飛臨大陳島上空，台灣要與之對抗，在物資補給與戰力維持上相對不易。何況前一年的12月2日，台美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裡，大陳島並不在共同防禦的範圍內，國府經過多方評估後，決定主動撤離大陳島，以加強鞏固台灣本島的防守，國防部因此策劃了「金剛計畫」，由美國第七艦隊和國軍合力展開大陳島軍民撤退行動。

1月30日，國防部政治作戰部主任蔣經國乘坐「藍天鵝」水上飛機抵達大陳，準備執行撤退任務。2月3日全島舉行登艦演習，4日美國海空軍也在東南海面上空進行聯合軍演。6日第一批老弱民眾先行乘船撤離，8日全島軍民分梯次登艦，至12日為止，總共撤走17,132名大陳島居民及部隊、游擊隊萬餘人，動員了台灣及美國各式艦艇300餘艘，大至航空母艦、重巡洋艦，小至登陸艇都有，在美國第七艦隊護航下抵達台灣。

大陳居民先在基隆港上岸，在基隆停留大約一至兩個星期後，政府再陸續安排到全省各地安置，包括台北、桃園、宜蘭、花蓮、台東、高雄、屏東等縣市。「大陳新村」、「一江新村」等名稱都是安置大陳居民的所在，當時被稱為「大陳義胞」。

母親是土生土長的大陳人

我的母親顏冬領是土生土長的大陳島人，1938年9月29日出生於上大陳。大陳面積只有9平方公里，除了簡陋的漁村聚落，少有商家，居民的生活十分落後。

母親7歲時生母便過世，由於家境貧寒，後娘不讓她唸書，而留在家裡做家事，從小就在惡劣的環境中長大。上大陳沒水沒電，居民喝的是井水，晚上點的是煤油燈。由於土地貧瘠，農作物生長不易，居民所吃的米都是從浙江運來的，只要沒船上岸，就沒有米飯可吃。

上大陳的居民大多以捕魚為生，我的外公顏安玉平常做些小生意，但每年3月漁季來臨時，也常帶著大舅划竹筏出海捕烏賊。為了方便出海，村民總是在小港澳邊搭起簡陋的草寮，晚上便住在裡面。由於村民的捕撈工具和方法十分簡陋，漁獲量始終不多，居民的生活一向很困苦。

一江山失陷後，中共的軍機轉而大肆轟炸大陳島，幾乎無日或已，居民每天都活在戰爭的陰影下，只要敵機一來，防空警報嗚嗚一響，一家家扶老攜幼，都要忙不迭地找防空洞躲警報。

一天中午，共軍的飛機又來轟炸，母親帶著10歲的小舅舅躲在防空洞裡。因為警報來得突然，大家都來不及吃午飯，到了下午一點多，小舅舅的肚子餓了，吵著要回家吃午飯，拿了家裡的鑰匙就往洞外跑。跑不到100公尺，剛好碰到他二叔，不由分說拖著他便往回跑，剛進防空洞，一顆炸彈便迎空而降，炸得天搖地動，小舅舅僥倖地保住一條小命。母親每次提起這段往事，仍心有餘悸，直呼戰爭真可怕。

母親全家終於抵達台灣

大陳島撤退前夕，謠言四起，人心惶惶，到底哪些人可隨國軍撤退？每天有不同的說法。先是傳言只有軍人，接著說學生也可以。有些家庭安土重遷，堅持要留守家園；有些家有病患或行動不便的長者而不願撤離。面臨生離死別，走或不走，真是讓人難以取拾，欲哭無淚。

母親一家是希望走的，但又怕走不了。二舅是軍人，小舅舅還在讀書，他們都能走，母親既沒讀書，又沒當兵，深怕一個人被留下來。蔣經國來了之後，宣布所有的人都要走，對那些原本不想離去的家庭，他也一家家去拜訪勸說，在他再三保證下，最後所有人都上了船。

母親帶著簡單的行李、棉被和日用品，隨著家人搭小帆船出海，再上了軍艦，2萬多軍民塞滿了各式各樣的船舶和艦艇。他們看著漸去漸遠的大陳島，以及一輩子不曾離開的家園，沒有人知道此次一別，是否還能重返家園？台灣只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和印象，卻也只能勇往直前而終於到了台灣。

時值隆冬，台灣海峽的風浪洶湧，母親生平第一次漂洋過海，船艦啟航沒多久便暈船，但強忍著起身離開船艙，一個人坐在甲板上休息，呼吸著新鮮的空氣，身體才逐漸平息。

船行約莫七、八個鐘頭，只在海上過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便到了基隆。一行人下了船之後，在軍方的安排下再搭火車前往七堵，在一間小學暫時安頓下來。

乍然來到異鄉，眾人雜沓，學校裡亂紛紛一團，大家都忙著尋找各自的親人，直到整個家族再度聚首，母親這才鬆了口氣。可是不到一個禮拜，他們又要勞燕分飛，各奔東西了。軍方隨即展開意願調查，每個人按照各自的職業和專長，分派到不同的縣市去。外公是做生意的，一個人去了屏東的潮州。大舅是務農的，原先也跟著到屏東，後來又回花蓮捕魚。二舅在軍中服務，便分發到高雄，叔公是捕魚的，自願到花蓮去。

父母親在花蓮安身立命

當時全省共有36個大陳新村，花蓮是人口最多，也是最大的一個，母親就跟著叔公等顏氏族人到了花蓮。這個依山傍海的美麗港市，就像個純樸、清新而親切的台灣姑娘，伸開雙手，迎接母親的到來，那年她只有18歲。

一切命中注定，1948年7月，我的父親葉永強從浙江溫嶺搭乘「太平輪」來到台灣的花蓮。幾經轉折，與母親在這兒相遇。1956年，二人永結同心，攜手迎向人生另一旅途，顛沛流離的苦難日子終於成為過去。可是因兩岸情勢逆轉，台灣海峽的風浪阻隔，他們再也回不了故鄉了。

浙江溫嶺的大陳島，成了他們午夜夢迴縈繞不去的記憶。花蓮是他們人生的另一個開始，這個異鄉也成了他們永遠的故鄉。

(口述者係高雄市副市長、筆者係作家)

為嚴防少數不肖商家任意哄抬民生物資售價，建議在行政院下成立物價督導小組，定時召開物價督導會報，嚴懲或開罰不肖商家哄抬售價的失當行為。

民生商品飆漲是政府失靈

市場機制是一隻「看不見的手」，推動著人們從自利的動機出發，在競爭與合作關係中實現互利。古典學派經濟學家柏雷多(Vilfredo Pareto)曾說，如果任何調整都不能使一些人在調整後境況變好，而其他人的境況至少不變壞，這種狀態就是最好的，也就達到了「柏雷多最優」(Pareto Optimal)。

只是，觀察台灣近年來民生用品價格不斷飆漲，最明顯的就是餐飲店、麵包店、超商與超市的民生商品，近4年幾乎漲了一倍，數年前一個波蘿麵包售價22元，如今已經漲到40元，4年前超商賣的一根香蕉8元，如今已經漲到20元，茶葉蛋也從4元漲到8元，超市的小番茄從一盒40元漲到一盒99元。旅日多年的友人日前到台北商店街消費，赫然發現4年前一碗麵售價80元，最近已經悄悄漲到180元。

事實上，這些商品都是需求彈性很小的民生必需消費品，他們價格之所以在短短幾年內飆漲一倍，並不是因為市場需求增加引起的需求拉升通貨膨脹，也不是因為生產麵包的原物料麵粉，種植香蕉或番茄的肥料成本增加，麵條的原料成本上升，或是政府水電費調漲，所導致的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那麼，台灣近年來的物價動型通貨膨脹，究竟是什麼造成的呢？

租稅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主要原因是商家將租稅轉嫁給消費者。租稅轉嫁指的是，稅法上規定納稅人將自己所繳納的稅款轉移給他人負擔的過程，例如汽車製造商通過提高價格，將所繳納的稅款向前轉嫁給消費者負擔；成衣製造商通過壓低棉花收購價格，將所繳納的稅款向後轉嫁給生產者或種植農民負擔；商品供應商將所繳納的關稅轉嫁給消費者負擔。

人為哄抬商品售價

除了租稅轉嫁，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商家「人為哄抬商品售價」，特別是民生用品物價倍數飆漲。說穿了，就是少數業者商家為了多賺點錢，不顧消費者的權益，看準大多數消費者不得不買。

在原物料成本沒有什麼變動，商家不斷調漲商品售價的情況下，對少數高所得階層來說影響很小，但對大多數中低所得、弱勢家庭，或基層退休公教族群來說，卻是雪上加霜。因為政府對中低收入戶的補助並沒有增加，基層公教人員退休金已經腰斬，加上逐年減少，而民生商品物價年年悄悄上漲，才是令人憂心的事。

民生用品漲會讓窮人更窮

根據經濟學理論與實際經驗發現，物價與工資類似，具有「價格僵固性」，易漲難跌。像是麵包、牛肉麵或便當這類民生用品的零售價格，一旦漲上去，就很難跌回到原先的水準。如果政府沒有立即處理，之後就很難控制物價了，這就是「政府失靈」。

嚴格地說，這類民生用品價格飆漲，會造成全體社會成員購買支出增加，以及實質所得購買力下降。人們可以不買鑽石，但不能不吃麵包。這道理很簡單。多數勞工薪資所得用於消費支出的比重，高於有錢人消費支出占收入所得的比重，民生用品價格連年飆升，等於是變相對社會中低所得階層的處罰，讓窮人變得更窮。勞工朋友的薪資上漲幅度趕不上物價飆漲，不能開源，只能節衣縮食。

經濟衰退大多是由於市場需求不足，而不是供給不足，一旦生產的產品少了需求，企業就不肯再去投資，因此，放更多的錢到中層與底層人們的口袋，刺激需求，才能避免掉入一個社會多數人都不願意消費的「節儉的矛盾」迷思。

此外，民生物價飆漲，會造成躉售物價或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升，容易讓外界誤以為GDP提高，但事實證明，扣除通貨膨脹後的實質GDP不升反降。

物價上漲還會造成另一個迷思是，即使某一年GDP提高，但國民所得卻愈來愈少，日子愈來愈苦，這種經濟上認知的合成謬誤，是因為民生物價飆升造成中產階級變窮人，窮人變得更窮，但基尼系數擴大，某一年度或某一期間有「GDP成長的假象」，真實的情況卻可能是「社會的所得分配更不公平」。更多中低所得階層的人因為付不起高額房租，被迫選擇在條件更差的環境居住，也沒有能力維持自身或家人的基本健康照護。這些問題都是GDP無法呈現的盲點，值得留意。

應速成立物價督導機構

市場失靈，商家任意哄抬民生用品物價，社會像是處在「無政府狀態」，老百姓不是實驗室的白老鼠，政府如果不對店家任意哄抬民生必需商品價格加以管理或處罰，受害最深的還是窮人與弱勢團體。

相信40歲以上的民眾還有印象，1980年代經濟部曾經有一個物價督導小組，並定期召開物價督導會報，針對不肖商家隨意哄抬商品售價情形加以管控，甚至對商家失當的行為開罰，實施成效口碑良好。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這麼重要的單位竟然裁併到公平會，不可否認的，為民喉舌，伸張正義的形象已不復當年。

保護消費者權益是天經地義、刻不容緩的責任，否則按照少數不肖店家這樣漲下去，估計不久的將來，台灣恐怕會變成辛巴威，一麻袋新台幣換一個麵包，到時候就後悔莫及了。

(作者係台灣網路大學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