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至16日，第56屆慕尼黑安全會議（慕安會）在德國慕尼黑召開。這個規模最大的國際戰略和安全領域論壇，今年吸引了來自40多個國家的政治及商界領袖、學者專家及國際組織代表500餘人與會。今年的主辦方使用了一個新創的辭彙「西方失勢」(Westlessness），作為會議主題，意在探討西方影響力的衰退及因此產生的影響。
當前西方國家對內部的分裂感到不安，並對大國競爭感到茫然。這代表「西方」的概念正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而東方大國的中國，因在經濟發展及政治治理上取得巨大的成績，中國模式給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有力的借鑒。
照道理，今年的慕安會應是西方國家內部反省的會議，但美國代表團從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國務卿蓬佩奧、國防部長埃斯珀，卻輪番上陣借攻擊華為抹黑中國。
傅瑩駁斥佩洛西獲得掌聲
2月14日，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在會議首日的活動中講話，要求各國在建設5G網路時，應遠離華為。佩洛西表示，「中國正試圖通過其電信巨頭—華為，來輸出其『數位專制』，威脅那些沒有採用他們技術的國家實行經濟報復。」她說，採用中國主導的5G，將是選擇專制，而非民主。她呼籲盟國在競相開發5G網路領域時與美國合作，「要建立基於良知的合作價值觀並在其他方面尊重人權，那就不要接近華為。相反的，讓我們國際化起來，共同建設可以資訊自由的東西。」她也表示，「被不認同我們價值觀的專制政府所控制的5G通訊網絡，是最隱秘及最陰險形式的侵略。」她一再重申，在發展5G上，盟國需要與美國合作。她說「我毫不猶豫的明確告訴你們：要非常小心…除非你想要中國那樣的社會或像中國那樣的經濟體，可那都不是自由企業模式。」
在場的中國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前外交部副部長傅瑩反駁說：「就我所知，世界運作的方式是，技術是一種工具。自從中國40多年前開始改革開放，引入了各種各樣的西方技術，微軟、IBM、亞馬遜，他們在中國都很活躍。自從我們開始建設1G、2G、3G和4G，所有的技術都來自西方發達國家，而中國保持了它的政治體制，共產黨領導的政治體制取得了成功，沒有受到技術的威脅。」
傅瑩也問佩洛西：「可為什麼如果把華為技術引入西方國家的5G建設，就會威脅其政治制度呢？您真的認為民主制度這麼脆弱，華為區區一家高科技公司就能威脅到它？」她的一席話，問得佩洛西支吾以對，引起觀眾席裡爆發出一陣掌聲。
蓬佩奧和埃斯珀連番譭中
2月15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和國防部長埃斯珀相繼發言。他們都強調，在5G網路的安全，絕不容許有任何妥協的空間。他們認為華為帶來的危險，對西方自由構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脅。蓬佩奧首先為美國的全球作用辯護，同時渲染了他的擔憂。他警告歐洲不要在「錯誤的方向上」追隨中國。他聲稱，西方價值觀將戰勝俄羅斯和中國對「帝國」的渴望。他說：「歐洲人非常關心隱私，如果我們對資訊不會被中國劫持沒有信心，我們就不能允許在網路上傳送」。蓬佩奧稱中國科技企業是中國情報部門的「特洛伊木馬」。他說，美國已起來對抗中國的攻擊性貿易行為、對抗中國的軍事、外交和經濟行為。
埃斯珀整篇演講都在談中國崛起構成的威脅。他指責北京通過電信企業華為採取「邪惡戰略」。埃斯珀把中國稱為「世界秩序面臨的不斷上升的威脅」，他說：「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偷走了西方技術，威脅鄰國，不惜一切手段和代價尋求優勢」。對中國5G供應商的依賴「可能使我們合作夥伴的關鍵系統容易受到破壞和操縱」，「最終危及歷史上最成功的軍事同盟北約」。埃斯珀強調，歐洲和世界其他國家必須「在中國構成威脅前覺醒」。
王毅駁斥得到熱烈回應
同日，在蓬佩奧和埃斯珀指責和抹黑中國之後，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大會發表題為「跨越東西差異、踐行多邊主義」的演講。王毅說：「中方的看法是，人類社會已進入全球化時代，我們有必要擺脫東西方的劃分，超越南北方的差異，真正把這個賴以生存的星球看作是一個生命共同體。我們有必要邁過意識形態的鴻溝，包容歷史文化的不同，真正把我們這個國際社會看作是一個世界大家庭。」
王毅呼籲西方摒棄篤信自身文明優越的潛意識，放棄對中國的偏見和焦慮，尊重中國人民的選擇，接受和歡迎一個與西方制度不同的東方大國發展振興。他更以建設性的視角奉勸美方：「希望美方能以更開放包容心態看待中國的發展，本著平等和相互尊重精神，管控彼此之間的矛盾分歧，堅持協調、合作、穩定的總基調，推動中美關係沿著正確軌道向前發展」。
王毅在演講後與現場聽眾互動時，對美方的抹黑回應道：「美方所有針對中國的指責都是謊言，都不是事實。但如果把這些謊言的主角換成美國，這些謊言就會變成事實，就是真相。」王毅稱「美國有些人不希望看到中國的快速發展振興，尤其不願意接受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在這個世界上取得成功」。王毅斬釘截鐵地回擊稱，美國展現了最大程度的不自信，把美國的失敗歸咎到中國頭上，在全世界到處散播中國對全球構成威脅。他希望美國這個超級大國不要喪失自信，更不要喪失理智。
王毅的講話贏得包括慕安會主席伊申格爾等聽眾的掌聲。伊申格爾表示，美國代表對中國提出各種批評對中國很不公平，中國值得國際社會更多理解和支持，而不是指責和恐懼。德國《柏林日報》稱，西方擔憂由於中國的崛起使西方影響力下降，但王毅的講話表現出中國的大度。
歐洲不接受美國的恐嚇
雖然在採用華為技術方面，歐洲也存在顧慮，但美國發起的反華攻勢，即使對柏林、布魯塞爾和巴黎的反華為派來說，也無法接受。他們表示，抵禦中國的擴張野心，不能以挑起新的冷戰作為回應。
2月17日，《大西洋月刊》網站發表題為「在與中國的冷戰中，美國孤獨」。文章指出，美國官員正在認識到，說服友好國家相信美國是一個可靠的合作夥伴，有能力為他們提供替代中國的可行方案是多麼具有挑戰性。這一方面是因為川普自己對盟友的承諾將信將疑。另一方面，當今國際關係太過錯綜複雜，中國的力量太過強大，他們不可能加入美國領導的聯盟，迎來一個冷戰式的分裂世界。該文說：「如果美國打算重建這個世界，它可能會發現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是孤立的。如果美國希望不被孤立，它將不得不為盟友開發令人信服的替代方案。」
儘管美方高官百般勸說、阻撓、威脅，但盟國並不買帳。德國執政黨基民盟與其姊妹黨基社盟已通過文件，不禁止中國華為參加德國5G網路建設。英國首相強森此前就美國施壓英國禁用華為一事表示：「英國公眾理應獲得最好的技術。」法新社也報導，華為將不會被排除在法國的5G網路設備供應商範圍外。因此，基本上已經不可能完全把華為排除出歐洲5G市場，難怪有西方媒體評論稱，美國正在歐洲輸掉與華為的戰爭。
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美國以安全為由，禁止盟國使用華為5G技術，以免中國情報部門監聽監控。諷刺的是，就在美國造謠之際，《瑞士日報》、《華盛頓郵報》聯合德國新聞電視台，用一則猛料把CIA送上熱搜。機密文件揭露，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德情報部門一直通過一家自己掌控的瑞士密碼設備公司克里普托(Crypto AG)監聽、竊密全球120個國家，其中包括美國的盟國。
美國多次針對華為提出指控，但從沒有公布任何證據以佐證自己的指控，這次卻被抓個正著。這就印證了盟友的看法：即美國阻止華為的動機最主要的並非保護盟友，而是保住自己在技術上的統治地位。
華為的橫空出世，徹底打破了美國一統網路世界的格局，阻斷了美國永久獨霸世界的夢想，士可忍孰不可忍。因此，必欲去之而後快。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美國在慕安會上全力封殺華為，沒能得逞。
（作者係旅美時事評論員）
1月11日，蔡英文高票當選連任，其所隱含的政治意涵是特殊的，也是多面的，此不僅影響今後的兩岸關係，也決定了台灣未來的命運。
「天然獨」已成氣候
原以為蔡英文政府明顯政治治理失靈，民心思變，2018年「九合一」選舉「變天」之事會再重現。未料，「台灣安全、人民有錢」敵不過「抗中保台」，開票結果，蔡英文竟大贏韓國瑜264萬票而再次當選，同時立委選舉民進黨也再次過半，2020開啟了民進黨再次「全面執政」的時代，此一政治現實，跌破了政治觀察家們的眼鏡。
1月11日下午4點投票截止後，我立即趕到投票所觀察開票情況。當我進入投票所環顧周遭，除了連我在內三位老人外，其餘站了一堆年輕人，他們都是首投族，各個睜大眼睛注視著票箱。當工作人員唱出「蔡英文一票、蔡英文一票…」時，這批年輕人便喜形於色；當唱票人員喊出「廢票一張」時，有位站在我身邊的年輕女性高喊「亮票、驗票」；當她發現這張票圈蓋的是「蔡英文」，只因紅戳印色滲染選票而當作「廢票」時，她堅持此票「有效」，並與票務人員爭論不休。我看了這一幕年輕人與唱票人員對「廢票」的爭論，再看到「蔡英文一票」的計票數目快速攀升，心裡的直覺是，首投族這次幾乎全投給了蔡英文。
果然，全台總開票結果，蔡多出的兩百多萬張票與首投族年輕選舉人的投票數目出奇地相互吻合。這次觀察開票，讓我察覺蔡英文勝選的社會族群基礎在於台灣年輕選民。我認為台灣年輕族群並不是欣賞蔡英文的治理而投票給她，而是蔡英文選前藉香港「反送中」操作的「芒果乾」（亡國感），把年輕選票吸過去了。一句話，「中國因子」是今年大選最重要的變數。更深一層的答案是，民進黨兩度執政努力實踐「去中國化」，以及藉修改中小學課綱，從教育上培養「天然獨」的結果所致。
ROC只剩空殼而非「新生」
2020的政治生態與變局已從時空維度上，將「中華民國」推入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韓國瑜選前指出2020大選本質上是「中華民國保衛戰」絕非虛語。韓的競選造勢場場都是國旗飄揚滿天飛舞，說明藍營選民對「中華民國」是否還能繼續存在，有深切的危機感。究其原因，緣於民進黨為實現「台灣獨立」，建立「新國家」的政治工程已接近完竣階段。從陳水扁說「中華民國是甚麼碗糕」，到蔡英文指「這個國家」、「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等語，都不斷地將「中華民國」去勢。
韓國瑜的敗選意味著，「保衛中華民國」敵不過蔡英文的「抗中保台」。從陳水扁到蔡英文，民進黨都是先借殼上市，再用「全面執政」的政治霸權處理「中華民國」。甫連任的蔡英文隨後接受BBC專訪時指出：「台灣已經是個主權獨立國家」，它的名字叫「中華民國台灣」。這是民進黨現階段給台灣的新的國名，它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台灣國」的現在進行式。
賴清德受訪時更直接指出：「1911年創立的那個中華民國已經不存在，經過一百多年的歷史，中華民國已經在台灣新生。」他所謂的「新生」實指「蛻變」，蛻變的第一層政治皮膚是1949年兩岸分治後，只有台澎金馬的「中華民國」，這叫「中華民國在台灣」/或「中華民國是台灣」/或「中華民國台灣」。
蛻變的第二層真皮將是蔡英文5月20日連任就職之後，在進一步「去中」下沿著法理台獨要走的政治路程，因為蔡英文已經告訴BBC記者：「台灣已經是個主權獨立國家」。剩下來的是，蔡以勝利者的口氣嗆聲對岸：「中國須面對現實，尊重台灣」。
兩岸關係已變為敵對關係
蔡英文在勝選次日向對岸提出「和平、對等、民主、對話」八字訣，有拉近兩岸距離的意思，但蔡於選前大力推動，選後立即公布的《反滲透法》，無異將冰封的兩岸關係進一步推向敵我關係。
1987年7月15日，台灣「解嚴」後，此岸已不再視彼岸為「叛亂團體」，並將「匪區大陸」改為「中國大陸」，從而將1949年以來敵我矛盾的「對峙關係」，調整為人民內部矛盾的「兩岸關係」。蔣經國結束兩岸敵對，開啟兩岸和解，為民族不幸、國家創傷抹去負面因子，這是國人對他最為懷念之處。
令人遺憾的是，解嚴33年、兩岸和解逾30年後的今天，蔡英文又將「兩岸關係」倒回至「敵對關係」。蔡英文如果承認兩岸都是炎黃子孫，共同在「一中架構」下和平發展，「和平、對等、民主、對話」八個字有可能作為打破兩岸僵局的開鎖鑰匙，但蔡英文偏偏尋根覓祖於南島民族，拒絕承認兩岸是一個民族，那兩岸怎麼可能有「和平、對等、民主、對話」的一天？
尤其，這次大陸新型冠狀肺炎疫情擴大成世界性難題，稍有同理心的人都知道「疾病無國界」，基於人道主義都要伸出援手。未料行政院長蘇貞昌居然下令連防疫口罩都禁止出口大陸，「先自救，再救人」根本是「見死不救」的搪塞語。讓人懷疑蔡英文的八字訣「和平、對等、民主、對話」，根本只是想打破兩岸僵局的工具。
兩岸關係一旦化為敵對關係，台海局勢就可能被迫走入戰爭邊緣。蔡英文也告訴BBC記者：「任何時候都不能排除戰爭的可能性」，「中國若入侵台灣，代價將非常巨大」。看來，蔡英文在勝選後，即使面對兩岸攤牌也無所畏懼，準備迎接戰爭。而大陸對台灣的「和平統一」願望恐怕將落空。
（作者係中山大學、佛光大學名譽教授）
海峽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生活在寶島的台灣人，同時也是傳承五千年中華民族血脈與文明的中國人。而今有些人將「台灣人」與「中國人」加以區隔、對立，無非出於煽動族群情緒的選舉政治操弄，既無助於台灣內部的團結，也有礙兩岸人民的情誼。
如果刻意強調「你是中國人」、「我是台灣人」，那麼，進一步的邏輯會是：「孔子、孟子、李白、杜甫都是你們中國人，不是我們台灣人！」那對台灣的歷史文化評價，又有什麼加分作用呢？
「中國」一辭，本來是指歷史上的華夏族、漢族地區。至於一般所稱的「本土台灣人」，則是指閩南後裔，最早跟隨鄭成功渡過黑水溝（台灣海峽）移民台灣西部，其先祖源於「河洛」，亦即黃河、洛水的中原地帶。即便是在目前的台灣社會，放眼文化界和企業界，「中國」之名亦俯拾即是。例如中國文化大學、中國科技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以及中國信託投資公司、中國鋼鐵公司、中國輸出入銀行…。如果還硬要把「中國」奉送給彼岸專用，豈不也與台灣社會脫節？
2000年台灣首次政黨輪替，大陸官方曾發表聲明，謂：「一個中國原則，見之於台灣當局多年來的有關規定和政策文件，不是我們單方面強加給台灣的。」這正是兩岸形成「九二共識」的基礎。「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對台灣既沒減分，對兩岸的共存共榮、互利雙贏則有加分作用，咱們台灣人又有什麼反對的必要呢？
(作者係中華人權協會名譽理事長)
2000年5月20日，陳水扁就任總統時宣布「四不一沒有」，但他在6月27日接見美國來人時，表示願意接受1992年「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共識。應新加坡資政李光耀之邀，作者親往新加坡向李資政說明「九二共識」的原委。
陳水扁否定「九二共識」
2000年5月20日，陳水扁在就職演說時宣布「四不一沒有」：不宣布獨立、不改變國號、不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沒有廢除國統綱領及國統會的問題。中國大陸的回應是「聽其言，觀其行」。
6月27日下午，陳水扁接見美國亞洲基金會會長傅勒博士(William Fuller)等人，表示新政府願意接受海基及海協兩會1992年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共識，但大陸方面卻不承認有這項共識。當晚總統府高層指出，陳水扁的立場與5.20就職演說及6.20記者會一致，並未接受「一個中國原則」。
6月28日，陸委會主委蔡英文再於晚間舉行緊急記者會澄清，「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是我方用來描述1992年會談過程的用語，兩岸從來沒有對「一個中國的原則」有共識。
陳水扁的談話及蔡英文的澄清，是當時兩岸的重大事件，影響深遠，因陳水扁否定「九二共識」的存在，使得兩岸原有的互信基礎動搖，而海基、海協兩岸協商也因此停頓了八年。
李資政主動邀約作者見面
2000年11月初，中國國民黨副主席吳伯雄決定於11月17日，以私人身分率團到福建龍岩參加「世界客屬大會」，吳副主席特別邀請我與張榮恭、李建榮隨團前往。消息在報上刊出後，引起新加坡駐台北辦事處的重視，因為這是1949年以來，國民黨副主席第一次參訪大陸，雖是以私人身分參訪，仍具有一定的意義。另外，新加坡也想瞭解「九二共識」的原委，由於這些因素，新加坡駐台北辦事處代表許國豐在11月初與我見面，邀請我赴新加坡與李光耀資政會面。當時我是中國廣播公司的總經理。
11月10日下午5時45分，我在新加坡總理公署與李光耀資政會面，在座的有新加坡外交部官員王澤雄。李資政非常親切，並告訴我今天將以新加坡的官方語言─英語交談。首先我表明，能有機會拜會世界傑出而且重要的政治家感到十分榮幸，同時感謝新加坡政府在1993年4月「辜汪會談」給予我方代表團的協助。我以海基會副秘書長的身分參與了「辜汪會談」，並負責與新加坡外交部聯繫。
我將胡志強擔任外交部長時印發的「一個中國」說帖及剪報呈給李資政。我向他說明我將於11月17日隨同中國國民黨吳伯雄副主席，參加「世界客屬大會」，雖是私人訪問，但不排除與大陸高層有會面的機會。我當時判斷可能會就如何重建兩岸關係、推動黨與黨交流等方面交換意見。
向李說明「九二共識」原委
我向李資政說明，海基會在1992年11月3日奉陸委會的指示發函給海協會，關於一個中國原則，我方建議「以口頭聲明的方式各自表達」，同一天，海協會孫亞夫副秘書長以電話告知海基會陳榮傑秘書長，「我會充分尊重並接受貴會的提議」。
11月16日，海協會電傳一份重要函件，正式接受我方的建議，「以口頭聲明方式，表達一個中國的原則」。
11月17日下午4時，陸委會主委黃昆輝召集兩會高層會議，決定暫時不覆函，但指示我代表海、陸兩會，在陸委會新聞發布室召開記者會說明我方立場。我向數十名記者說明「對海協會11月16日的來函，願接受我方的建議，以口頭聲明，各自表達方式，我方表示歡迎。但我方認為雙方對此一問題的立場、原則，在香港會談已各自表達過了，不需要約定同一時間表達」。
12月3日，海基會致函海協會，關於口頭聲明的具體內容，是根據〈國統綱領〉及國統會對有關「一個中國」的涵意所做決議加以表達。
我接著向李資政說明國民黨對「一個中國」的立場。「一個中國」是指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我們承認1949年中國分裂為兩個部分，一是台灣地區，一是大陸地區，中國目前處於和平統一的過程中，將來的中國，我們希望是一個民主、自由及繁榮的中國。即使1999年7月9日李登輝前總統發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陸委會主委蘇起在7月底發表的大陸政策白皮書中，仍強調我方願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共識下，敦促大陸方面恢復協商。
我又向李資政說明，1992年12月3日以後，中國大陸對「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並無異議。所以在這個基礎上，1993年4月雙方能在新加坡舉行「辜汪會談」。但1995年6月李登輝訪問美國康乃爾大學發表演說後，中共推遲兩會的協商，並認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是兩會之間的事，台灣方面做了擴大解釋，把它推到國際領域。
不過，2000年11月2日，前經濟部長王志剛赴北京訪問，見到國台辦主任陳雲林。陳雲林表示可接受「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但不同意蔡英文的「各自表述，一個中國」，並說明不承認是中國人，那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承諾基礎就沒有了。李資政說「這是對台灣的警告啊！」
李資政關心兩岸關係
有關台灣對大陸的投資，我向李資政說明，我政府證實台灣對大陸投資已達700億美元，李資政說將來會更多。
此時李資政問我，為什麼陳水扁講話常常改變？我向他說明，這可能與陳水扁的個性有關，陳在擔任台北市長時也有同樣的情形。這時李資政告訴我，中共領導人講話是非常嚴謹的，他們講話是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反覆多次會商後定調，定調後不輕易改變，若有改變，一定具有重大意義。李資政認為，陳水扁曾說「統一不是唯一的選項」，這對台灣非常危險。
李資政詢問，國民黨有無拿回政權的可能？我答說，最近連戰主席、宋楚瑜主席及郝龍斌主席成立了在野聯盟，11月12日將再一次會晤，談合作細節。李資政說：在野聯盟是對付陳水扁的（罷免案），將來是否能合作，還是看不出來，這是兩回事。我答覆：三黨負責人能首次見面，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一般推測，三個在野黨的合作可能在兩年以後，沒想到現在就已實現。
李資政態度認真令人敬佩
我與李資政談了35分鐘。新加坡面積雖然不大，但在亞洲及世界舞台上皆占有一席之地。新加坡的領導人，無論過去或現在，皆重視兩岸關係的發展，因為這會影響整個亞洲的安全與發展，也會影響到新加坡的國家利益。
李光耀資政為了解「九二共識」的真相，專程請我到新加坡，聆聽我的陳述，並與我交換意見，他的認真態度及實事求是的精神，實在令人敬佩。
（作者係海基會前副秘書長，中廣公司前總經理）
從剛剛結束的大選結果觀察，台灣人對於與對岸建立穩定良好的關係，似乎並不太在意，對於「一國兩制」所隱含接受北京當局統治的想法，更早早透過支持香港街頭暴亂，毫無隱藏地達出來。
民進黨當局目前仍以中華民國憲法架構，維持台灣的實質獨立，也就是藉著在兩岸之間維持「兩個中國」的政治外表，以追求「一中一台」。換言之，整個分離主義的政治論述已經從台灣要獨立，演化為台灣不接受北京統治。
國府遷台後主張代表中國
國民黨來台後為了生存，在冷戰的時空背景下，堅持中華民國政府才是中國的合法政府，同時表示要反攻大陸、統一中國。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國府抓捕了不少左派份子，多因為他們主張統一，傾向與北京合作，而非國府主張的反攻大陸。儘管如此，國府的一個中國主張很清晰。1964年法國決定與北京建交，但也不想與台灣斷交，國府仍選擇撤出，這與後來的「漢賊不兩立」立場雷同，就是不能容忍國際上出現兩個中國。
國府本來想蓄積反攻大陸的軍事與政治力量，但在逐漸失去冷戰背景的支撐下，尤其美國不支持國府反攻大陸，加上國際局勢越來越對國府不利，國府慢慢地只剩下不接受北京統一，以求自保的艱困局面。
國際社會漸承認北京存在
1960年代，美國從堅定支持台灣的艾森豪政府，轉換為打算與北京開展關係的甘迺迪政府。甘迺迪遇刺身亡後詹森繼任，因為美國介入越戰，與台北的政治與軍事關係有所改善，但美方不支持國府反攻大陸，已經沒有轉圜空間。
1969年尼克森當選總統後，美中台三邊關係發生巨大轉變，美國很想藉北京的影響力解決越戰，改變美蘇對抗均勢，將美蘇在亞洲對抗的前沿從中國大陸沿海推進到外蒙古邊境，這當中所要付出的政治代價就是台灣。1971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國際地位一落千丈。
面對大環境的改變，台灣開始思考如何自我生存，口頭上沒有放棄統一中國的政治主張；作法上則是偏安一隅，以求自保。在這種氛圍下，國府內部出現「一中一台」、「兩個中國」等想法，其中最核心的主張是不接受中共統治，不接受中共統一兩岸。不過，那時的不與大陸統一，是為了延續國府的生存，而不是要建立新的國家。
國府漸有「一中一台」傾向
根據參謀總長賴名湯的日記，1973年2月7日嚴家淦在中常會做了一個約50分鐘的訪美歸來報告，提到美國有一些愛護我們的人，為我們的前途擔憂，大家都覺得「一中一台」是最好的解決方法。2月24日記載，我們以前在聯合國堅持「漢賊不兩立」，現在連「一中一台」都保不住了，當局應反省與檢討。
賴名湯的日記，讓後人看到當時在蔣介石垂垂老矣，健康堪慮之下，儘管蔣經國逐漸站上政治舞台，仍無法改變國民黨當局的悲觀，國府已經失去反攻大陸的豪情壯志，而存在著不接受北京統治，要將台灣分離出來的想法，這與戰後台灣充斥著台灣獨立的主張，雖然出發點不同，卻有著極為相似的平行目標。
楊西崑推台灣與大陸分離
美國國務院解密檔案揭露，1971年11月30日發自台北美國大使館給國務院的機密電報中，有外交部次長楊西崑向美國提供的台灣機密外交情報。楊西崑稱，張群（國府知日派人士）訪問日本，與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前首相岸信介（曾被美方列為A級戰犯，關押在東京巢鴨監獄，後釋放）會談，佐藤榮作與岸信介都請張群轉達一項非常機密的訊息給蔣介石：中華民國未來唯一的希望，就是放棄對大陸所有的主張。楊西崑稱，日方強烈建議蔣介石採用這個方式，蔣經國應該知道這個訊息，嚴家淦與外交部長周書楷則應該不知道。
這份國務院機密電報引用楊西崑的說法，他已告訴蔣介石，且在不久後，蔣會正式向全世界宣告，台灣政府與大陸政府是兩個分離的政府，大陸的事務與台灣政府無關，台灣新的政府可稱之「台灣中華共和國」(Chinese Republic of Taiwan)，其中的Chinese沒有任何政治意涵，只是用來表明台灣人來自中國。
楊西崑告訴美方，宋美齡對蔣的思考有影響，而宋美齡又受到孔令侃的影響。楊西崑認為孔令侃的立場太過保守。楊西崑主張解散國會、重組政府，民意機構容納三分之二台人，三分之一外省人，舉行全台公投，決定台灣未來的地位。葉公超、蔣彥士與他的想法一致，嚴家淦，張群、黃少谷等人都非常關心台灣的未來，也抱持現實主義與開放的態度，但還沒有採取立場。
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向國務院分析，楊低估了改變中華民國國際身分，在內政與外交方面會產生的後果。楊的主張最終未被國府採納，也許正如馬的評論，楊低估了問題的複雜程度。
1970年代，台灣內部萌生的許多分離路線，多是為了生存，與之後主張建立新國家差別很大。
蔣經國逝後轉為曲線台獨
從1988年蔣經國病逝到2020年這30多年來，大陸建設突飛猛進，但兩岸的融合卻未因交流而有實質進展。而早就把反攻大陸拋諸腦後的台灣，已全然放棄統一中國，只不過基於現實，不敢公然推動法理台獨，於是對外繼續保持中華民國的架構，中華民國卻早已失去了中國的靈魂。同時又積極透過教育將中國意涵抽離出來，對外表現為「兩個中國」，內裡則為「一中一台」的實質分離，可以說是曲線台獨。北京當局不會也不可能沒有觀察到這樣的發展，台灣走上歷史偏差的道路，何時會自嘗苦果，只有等待歷史證明了。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2020總統大選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投票之前上百萬「韓粉」在凱達格蘭大道舉辦造勢大會的場面，不料聲勢浩大的造勢，卻激起年輕世代「英粉」的危機感，他們低調返鄉投票，使蔡英文獲得817萬張票贏得大選。
這是台灣地區歷屆總統大選中，最為明顯的一次「民粹對決」。就選舉的結果來看，這是一次「討厭民進黨」和「討厭國瑜黨」的對決；但就社會氛圍來看，却是「選美國」和「選中國」的對決。更清楚地說，這次大選根本就是一場「代理人的戰爭」。
台灣大選是代理人的戰爭
去年4月，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已清楚表明：中美雙方的貿易戰爭，在本質上是「文明衝突」。美國政府已擬好類似二戰後冷戰的「X計畫」，準備全面圍堵中國。這次台灣大選其實就是一場圍堵中國的「網路戰爭」，蔡英文是指揮戰爭的「網軍總司令」，所以大獲全勝。
再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此選舉結果可以追溯到1994年李登輝全力推動的「教改」。自由派不惜以犧牲整個教育體制為代價，逐步推動「去中國化」的教改，成功地培養出「媚日、親美、反中」的「天然獨」世代，也不知不覺地使台灣在中西文明的夾縫中，陷入「自我殖民」的困境。
蔡英文本人並不否認：這次選舉是一場「代理人的戰爭」，而且她自己也準備好要繼續打這場「代理人戰爭」。我們不妨從宏觀的歷史角度，回顧中、美之間的國際關係，來思考「代理人戰爭」的現代意義。
培里是日本侵華的影武者
美國原本是英國殖民地，從1775年發動獨立戰爭成功之後，便採取「擴張主義」(Expansionism)政策，從原本的北美13州逐步往西擴張，在美墨戰爭中打敗墨西哥，使其承認德克薩斯為美國領土，並割讓加利福尼亞。南北戰爭後，1867年從沙俄購買阿拉斯加，而開始往太平洋發展。
1853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培里(Mathew Perry)率領「黑船」「密西西比號」等三艘軍艦繞過好望角東來，7月8日出現在日本伊豆半島口的下田港，隔年即強迫當時執政的幕府開港，放棄鎖國政策。隨後，他在前往香港途中占領小笠原群島，並和琉球國王締結條約，取得建立加煤站的權利。他路經台灣時，發現台灣非常適合作為美國向東方發展的根據地。台灣島上豐富的煤礦，可以供應商務輪船與海軍船艦往來補給燃煤。由於中國海上海盜出沒頻繁，培里更建議在台灣建立美國的海軍基地，企圖將太平洋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有意或無意地成為日本侵略中國的「影武者」。
李仙得提出「番地無主論」
鴉片戰爭後，美國援《南京條約》之例，與清廷訂立《天津條約》，開放五口通商。當時美國駐廈門領事是南北戰爭中曾立軍功的李仙得(C. W. LeGendre)，當他獲知美船「羅發號」遇難漂流來台，船員遭原住民殺害事件，立刻向北京美國使館及美國政府請示對策；同時趕到福州，與閩浙總督交涉，要求按照中美《天津條約》，嚴令台灣地方官員救出遇害人員，並嚴懲原住民。
不料劉明燈等人竟然告訴他：原住民是「瑯嶠生番」，其居住地不歸中國官府管轄。號稱「中國通」及「台灣通」的李仙得，在處理羅發號事件的過程中，發現台灣島上有兩個政權，一是代表漢人的清廷，另一是代表原住民的頭目。清朝統治台灣以來，採取分疆劃界的策略，對於原住民活動地區設「土牛」，以封山禁絕的方式，將原住民居住地視為「化外之地」，是清廷統治權所不能及的地方。國際船難事件發生時，受難者找管轄國理論，清廷總是以「化外之地、化外之民」為由，推諉責任。
李仙得因此提出「番地無主論」(non-territory)，認為當時清廷在台灣設立的官方機構最南只管轄到枋寮。枋寮以南，甚至宜蘭以南的後山都是「無主地」，原住民的活動不隸屬於任何政權。他還出版了《台灣番地所屬論》，質疑清廷對台灣的主權。
李仙得跟各方面交涉的心得是：跟清朝官吏談判，必須有強大的武力做後盾，才能獲得滿意的結果。原住民雖然有「出草」的習俗，反倒可以和平交往的方式，跟他們建立友好關係。但十八番社之間並沒有隸屬關係，跟一社訂立協議，救護失事船員，並無法約束其他社的行動。而且在枋寮以南，清廷並沒有委派救難人員，原住民碰到遇難的人，無法送到遠方，乾脆「殺掉了事」。
他主張：對船難漂流者逞凶的原住民，清廷既然不願處理，最好由日本來承擔。因為台灣位於宮古島附近，地理位置相當靠近日本。如果日本占領台灣，對其他強權不會造成威脅。若是日本不願意，假以時日，英、美強權也會占領台灣。
日外務省聘李仙得為顧問
1874年，兩艘石垣島與宮古島的船對琉球國年度進貢之後，返航途中，遭遇暴風雨，漂流到恆春南端，倖存上岸的66名琉球居民，有54人被排灣族的高士佛社原住民殺害，生還的12人被保力莊主楊友旺營救，護送至鳳山縣衙，再轉送到福州琉球會館。
當時日本外務大臣副島種臣知道美國海軍曾與台灣原住民作戰，向美國駐日公使德隆(C. E. DeLong)商借台灣地圖，想瞭解台灣南部沿海地區的地形地勢，德隆將李仙得介紹給副島，使其擔任日本外務省外籍顧問，兩人都力勸日本藉機攻占台灣。
李仙得與副島種臣經過幾次沙盤推演，完成一份《李仙得備忘錄》，其中強調：「善用琉球人遇難事件，並趁清朝內政混亂……是將台灣、澎湖一舉據為己有的重要時機。」後來日本決定是否對台灣出兵，始終遵循這份備忘錄的指示，它變成明治政府對華政策的指導原則。
在牡丹社事件發生前一年，日本想解決琉球的歸屬問題，德隆即說服美國，承認琉球是日本的一部分。副島種臣也表示願意繼承《美琉條約》，讓美國可在琉球島上建立加煤站。既然獲得美國承認，副島種臣因牡丹社事件與清廷談判琉球歸屬問題時，又迫使清廷承認遭難的琉球民是日本人。1879年4月4日，日本派兵併吞琉球，順理成章地把琉球轉化成「沖繩縣」。
日本是亞洲國家的「模範」
牡丹社事件發生四年後，李仙得同時在紐約及橫濱出版《進步的日本》，他在自序中承認寫書的動機，一部分是為了美國的利益。因為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全盤接受歐美文化，是亞洲國家的「模範」；在地理上，日本又是較鄰近美國的東方國家，兩國應建立密切的關係，共存共榮，互惠互利。
甚麼叫作亞洲國家的「模範」呢？在日本明治維新初期，日本知識界的主流思想是「和魂洋才」。等到日本開始發展軍國主義，主張「脫亞入歐」的福澤諭吉一躍而成為「日本近代化之父」，他主張日本應當全盤學習西方，包括歐洲的殖民帝國主義。在甲午戰爭開打之前，他便在日本媒體《時事新報》上發表言論，為這場戰爭「定性」並「定位」：
這次戰爭雖說是日清兩國之爭，但實際上卻是一場文明與野蠻，光明與黑暗之間的戰鬥，其勝敗如何，關係到文明日新的前途。
在李先得看來，已經「近代化」的日本，無疑是代表文明與光明的一方，而當時的中國則代表「野蠻」與「落後」。「落後就該挨打」，作為老牌殖民帝國主義的美國，當然十分欣賞這位「後起之秀」，認為日本是亞洲現代化的「模範」。
美國只有永久的利益
從這段歷史來看，美國始終未變的是，奉行資本主義的商人性格。對於美國而言，它在國際上沒有永久的敵人，也沒有永久的朋友，而只有永久的「利益」。在二戰後的冷戰後期，美國認為跟中國全面交往，可以「轉化」中國成為西方式的「民主」國家，所以決定跟中共建交。可是，當中國的GDP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之後，美中已經掉入所謂「修昔底德陷阱」，雙方將無可避免地在各個領域展開鬥爭。
川普上台後，中美在經貿、台海、南海、5G等方面的搏鬥都逐一表面化；最近，美國務卿蓬佩奧連續針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北極地區的發展、南海能源開發、華為科技產品及太空領域的威脅，提出嚴厲批評。
美中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2019年4月，美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史金納(Kiron Skinner)指出，蓬佩奧的團隊正在制定一項「基於與一個真正不同的文明作戰之理念」戰略，這裡所謂「真正不同的文明」指的就是中國。史金納說，「這是一場美國以前從未經歷過的，面對一種完全不同的文明和意識形態的戰爭」；她又說，「上世紀與蘇聯的那種競爭，在某種程度上是西方家族的內部鬥爭，而現在是我們第一次面對一個強大的非白人的競爭對手。」
修昔底德是古希臘歷史學家，他描述並分析古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伯羅奔尼撒戰爭》，認為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會挑戰現存大國，現存大國基於恐懼和自身利益，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雙方無可避免要發生戰爭，最後是玉石俱焚，雙方一起毀滅。1993年，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外交季刊》上發表「文明衝突論」(Clash of Civilizations)，後來又將它發展成為一本專書。杭廷頓認為從21世紀之後，人類的衝突不再僅是國與國之間，更多地將是文明與文明之間。在剛進入新世紀之初，911事件的發生，「印證」了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說；在西方國家藉「反恐」之名，將中東的阿拉伯國家打得毫無招架之力，之後他們又發現新的打擊對象，那就是「中國」。
在中、美雙方都已經發展出「保證可以毀滅對方」的核子武器後，中美之間的「文明對抗」不太可能發展成雙方的武力衝突。美國乃援用二戰前鼓動日本削弱中國的手法，用接受西方價值觀程度最深的台灣和香港作為代理人，幫它打一場「代理人的戰爭」。
美利用港台打代理人戰爭
川普政府一上台就開始打「台灣牌」，為了支持蔡英文的聯美反中，美國國會陸續通過多項友台法案，還針對香港與新疆擬議相關法案。香港「反送中」運動延燒七個月後，今年1月中，更有「民間集會團隊」以「立即民主政改，否則天下制裁」作為主題發起遊行，呼籲各國訂立實施制裁法案。
在這場「文明對抗」的較勁中，美國像是在下西洋棋，設法鼓動「自我殖民」程度最深的年輕世代，當他們的「卒子」，揮舞「自由、民主、人權」等資本主義的價值觀，步步進逼。
2020年1月21日，「世界經濟論壇」在瑞士達沃斯開會。前一天，國際慈善組織「樂施會」指出：全球貧富不均的狀況已經「失控」；偏差的經濟體制排擠了眾多的弱勢群體，卻放任極少數億萬富豪聚斂巨額財富。2019年全球最富裕的2,153人總共的資產，比最貧困46億人的財產總和還多。同時，美國公關公司艾德曼發布全球信任度調查報告顯示：最近一年許多已開發國家經濟強勁成長，而且將近完全就業，但有五成六受訪者認為：資本主義的壞處比好處多。「去年有30多個國家的人民上街抗議，大多是因為他們無法接受這種不平等的狀況。」
「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觀，原本是從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歷史經驗產生出來的，目的在於爭取平等。如今港台地區的「反華」勢力，反倒利用教育洗腦和媒體操控的手段，將年輕世代對資本主義「體制」的不滿，轉化成為對資本主義「價值觀」的盲目支持，鼓動一波又一波的「反中」風潮，所以說這根本是一種「自我殖民」式的「代理人戰爭」。
圍棋對西洋棋比的是氣長
值得強調的是：中國大陸從改革開放後，高校所傳授的社會科學理論，絕大多數都是從西方移植過來的，它們都是建立在個人主義的預設之上，也都蘊含著資本主義的價值觀。港台年輕世代的「反華」風潮，固然是「自我殖民」的結果，大陸高校移植西方理論，又何嘗不是在進行另一種方式的「自我殖民」？
面對這樣的「文明對抗」，中國應當堅定信心，一方面確立國家發展的方向是「以中華文化作為主體，用市場經濟的手段，達成社會主義的目標」，絕對不是走資本主義的「邪路」；一方面應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以西方科學哲學為基礎，整理中華文化傳統，建構哲學社會科學理論，來和西方社會科學理論進行對話；而不是盲目移植西方理論，用資本主義的價值觀來挖自己的牆角。
更清楚地說，在中美「文明對抗」的過程中，美國必然會用下西洋棋的思維，不斷挑戰中國的底線；而中國必須拿出下「圍棋」的精神，步步為營，沉穩應戰，堅守立場，絕不退讓。大家必須認清：這是一場關涉人類未來的「文明對抗」，雙方唯有比「氣長」，才能讓對手「棄子」投降。
(作者係台灣大學終身特聘教授)
國民黨的改革已在討論之中，究竟能否修出善果，主要得觀察四個方面的表現，即兩岸路線的調整、黨體制的重新設計、黨產的處理、年輕世代的能力。
國民黨要改革已喊了超過20年，這次大敗，黨內改革之聲再度蜂起，可見以前的改革都是空喊的口號。
國民黨這些高喊改革者要警惕的是，改革的機會是個雙面刃，如果不積極把握，做出有效的正面改變，其實質效果將會變成負面的逆向操作，可能是另一次更加敗壞自身素質的時刻，改革變成笑柄，反令病情雪上加霜，腐敗更加積重難返。簡言之，國民黨的改革結果必然不是好就是壞，沒有中間情況，20多年空喊改革落到如今的下場，歷史已給出此論斷的證明了。
這次能否真正改革，而且成功，實在難以逆料。不過，可藉以下幾項指標觀其成敗之機：兩岸路線的調整、黨體制的重新設計、黨產的處理、年輕世代的能力。
對兩岸路線的調整
兩岸路線的失敗是國民黨近年多次大敗的主因之一。郝龍斌年紀與風格與大環境氛圍相去較遠，主張北京若不願意承認「中華民國」，可以考慮取消「三通」，既不務實，又想開歷史倒車，最近又藉口疫情呼籲推遲選舉，當選機率不高。因此，另一候選人江啟臣的基本態度較為關鍵，他在2月間多次接受媒體專訪時也頻頻談到兩岸路線應該調整。
江啟臣認為「不需要再糾結」於「九二共識」。畢竟，國民黨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是閉門造車以欺騙民眾的假貨，與民進黨的「台灣主權」只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罷了。他也認為，兩岸目前已經沒有共識，「應該先從人民對話開始」以尋求一個新共識。但是，他可曾想過，大陸當局所派出的民間機構代表，其實多半是接受當局授權的白手套，能不能算是真正的人民？何況，這在台灣有法律風險。
江啟臣又表示，「面對兩岸問題，國民黨身為在野黨，角色就是監督，可以提供好的建議」。甚至進一步說，「現在要看執政黨如何解決兩岸關係，國民黨提出什麼共識意義不大，因為執政的不是國民黨。」
江姜的心態上似乎已經畫地自限，非常消極被動。同時，與自己說的「找尋新共識」與「提建議」所該有的積極態度矛盾。國民黨作為一個最大在野黨若只淪為「看執政黨如何解決兩岸關係」的觀眾，不覺得自己多餘得可憐可悲嗎？
江啟臣認為，過去的「九二共識」只是「扮演功能性、論述的角色」、「九二共識可以調整，是一個工具性的論述」。兩岸關係高度敏感，無處不是政治，不可能出現純工具性功能的事務，每一個動作都有政治意涵，這是歷歷在目的事實。更甭說是論述了。
江啟臣還說，國民黨未來兩岸路線「最後的共識不應脫離台灣社會的主流民意」。台灣民意如流水，而且是分歧的，跟著民意後面跑，可能迷茫不知所宗，也失去了一個民主政黨應該主動提出看法，號召群眾的使命與責任，這樣的黨如何能重返執政？
江啟臣還意想天開地要大陸承認「中華民國存在事實」，卻又說「對岸可以不承認我們的主權」與「中華民國是兩岸的定海神針」，已有自我矛盾、胡言亂語的現象。
江啟臣最大的盲點在於，沒有站在「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基本面上務實地思考問題，只有飄忽不定的感嘆與不知所適的迷茫，空喊「以中華民國作為主體、台灣人民優先、台灣社會優先」或「要確保自由民主和下一代人的選擇權」，這些口號有用嗎？
此外，黨內馬系人馬大批動員，在媒體發聲，企圖固守老舊陣地，連「九二共識2020版」這種瞎到不行的用語都出籠了。可見頑固保守勢力依然強大，兩岸路線調整還有得折騰。
黨的體制需重新設計
國民黨歷來主席的權力未受到制約，在這次大選提名上表露無遺，也種下禍根。江啟臣多次提到「集體領導」，這是民主政黨必走之路，但在現有體制下絕不可行。如果真要集體領導，在傳統一言堂文化的底蘊中如何實現，而不會令此集體領導變成相爭相鬥的山頭，這恐怕要先從改變制度做起，主席及黨內重要幹部的權責與角色要清楚明文規範，而且，此些幹部的權力不得出自主席的授予。要改變制度就要先修黨章，迄今無人提及。
與此相關的還有黨紀問題，這一直是國民黨處理不好的頭痛問題，屢屢既破壞了團結，也斲喪對民眾的號召力。
1月大選後，國民黨中常委自以為官大學問大，違反黨內明文的程序規範，跳過地方黨部，直接操作傷害國民黨民主正當性的傅崐萁恢復黨籍案一事，可再見一斑。這令為黨披掛上陣者情何以堪？也已激起黨內反彈，還會產生很大的後遺症。
國民黨若要重塑體制，必須重視民主正當性的重要價值與作用，否則，骨子裡就不會是民主政黨，什麼體制都會是反民主的，很難在台灣這個政治環境中競爭。
應處理國民黨黨產
每一個政黨都會有黨產，但作為一個民主政黨，不容許有與商業沾邊的黨產，縱使信託也不行，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不用懷疑。
國民黨的黨產就有不少是商業的或與商業沾邊的，這在過去二三十年也成了民進黨選戰中無往不利的提款機與催票機。不論歷史的肇因為何，這種黨產於今就是沒有民主政治的正當性，必會損害國民黨的形象與競爭力，歷任黨主席，特別是馬英九，應負未處理或未處理「乾淨」的最大罪責。
國民黨長期擁有商業性資產，沒有人覺得應該捐錢給它，所捐者都有所欲求，形成與黨內政客利益交換勾結的模式，只有金錢腐敗，毫無理想性，就沒了形象與號召力。所失者大矣，許多國民黨人還沒覺悟。可悲可嘆。
國民黨若真能把現在的中央黨部處理掉，「扣除清償債務、黨工結算、優存及月退等必要費用後」，穿起草鞋，重新來過，找回理想性，相信大家反而比較會願意捐款給國民黨，結果是千金散盡還復來，一定夠用。
至於建議「將黨產全數捐給公益團體」，這是一招臭棋，公益團體的負責人可能是國民黨裡的權貴，或其子弟、或其爪牙扈從，不捐還沒事，捐了可能引發更大的問題，黨庫通私庫。長久以來就有黨中權貴掏空黨產的傳聞，如果這麼做了，恐怕恰恰坐實了這些傳聞。
最好的辦法是公開全部細目，捐給國庫，讓所有私人的手都碰不到。此外，若能公布詳盡的黨產變動歷史資料，供有興趣者研究，可以幫忙抓出曾經在裡面上下其手、五鬼搬運的黨官，以昭炯戒，那就更圓滿了。
年輕世代的能力有待加強
新冠肺炎爆發全球傳染風潮，引發了兩岸之間另一次的對立情勢與話題。從台胞返台被拒絕，到WHO與大陸當局磋商後，只准台灣方面線上交流，以及菲律賓曾以「一個中國政策」為由，禁止台灣民眾入境菲國。美國趁機在旁煽風點火，讓台灣當局不斷衝向火坑，供其操作，玩弄兩岸關係。
這一連串事情反映出一項鐵證如山的事實，「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已是鋼板一塊，美國除了玩些小把式，亦無可奈何，因其早在中美建交公報即已白紙黑字確認了此點。
這就是說，台灣地區（縱使用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中沒有「主權」，這也是台灣不可能以任何名義，成為WHO會員國的根本原因。1971年以來的過去與現在如此，以後也必將如此，這點不用懷疑。
國民黨是「台灣主權」欺騙團夥的直接受害者，竟然無人敢趁此機會，勇敢地站出來，拿出事實與論述，揭穿其欺騙性，卻有年輕立委衝著菲律賓開炮，其中洪孟楷說什麼「杜特蒂在哈囉，就該讓他自食惡果」。
杜特蒂做何決定都是玩真的，不是在哈囉，他肯定安然無恙，真正會自食惡果的是台灣當局，不過，國民黨年輕一代這副搞不清狀況、沒膽沒識的德性，可能在台灣當局之前先自食惡果，而且惡果更難嚐吧？
沒頭沒腦，究竟是誰在哈囉？歲月推移，國民黨不能不世代交替，但似乎只能交替給「哈囉世代」，可憐，可悲！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治評論員)
2020總統大選結束，中國國民黨遭遇史上最大敗選，改革聲浪不斷，緊接著而來的是黨主席的補選及中常委的改選，黨內氛圍可說是百家爭鳴，不過整個大方向離不開青年參政與兩岸論述兩個面向。
國民黨得不到青年的支持
在此次大選中，「青年支持度」為何成為最重要的檢討指標？主要是選前韓國瑜的青年支持度持續低迷，開票後更發現，包含韓國瑜在內的國民黨總體的青年支持度更創下新低，30歲以下的支持者幾乎全滅，首投族的選票更是民進黨的囊中物。
有鑑於此，選後黨內青年大鳴大放的力道可謂火力全開，除了不滿國民黨青年支持度幾乎滅頂外，更重要的是，青年人才從政之路幾乎全斷。其實細究國民黨為何得不到青年的支持，主要是國民黨沒有健全的制度來反應青年的心聲。
青年參政制度不周全
這當中又可以分成兩個層面，一個是政黨本身的年輕思維不夠，二是政黨內部青年參與的程度不足，而這兩者又有著密切的關係。黨內青年直接參政肯定可以為國民黨帶來年輕的思維；而對政黨本身年輕化而言，不是要有足夠的青年幕僚，就是幹部們應主動對外接觸年輕人，但經由這次選舉結果來看，這兩點顯然都沒有做到。
首先，國民黨長期以來就重視從政者及黨工的家世背景，更有論資排輩的「文化」，這都使得幹部及黨員年齡偏大，衍生而來的問題是，年長的幹部較少接觸青年，自然就難以懂年輕人的想法。而有心參與國民黨黨務的青年，管道也很少，除了透過黨內兩大青年組織─「青年團」與「青工會」外，更多的是得靠機緣及關係。
若仔細從制度來看，國民黨也確實有做青年培訓、也有年輕人投入選舉，「但就僅停留在這個階段而已」，培訓完的青年沒有地方可戰、參選而沒當選的青年沒有地方可蹲。簡言之，青年工作沒有後續制度性的規劃，使黨內年輕人感到毫無未來性或發展性，久而久之，一旦有更好的發展機會，年輕人當然會選擇離開國民黨，這使得國民黨與青年越走越遠，日益不懂年輕人在想什麼，自然得不到青年的選票及支持。
兩岸成果不能貿然拋棄
這次選舉另一個備受關注的是國民黨的兩岸論述，在民進黨不停消費所謂「反送中」與「共諜案」的情況下，再加上民進黨政府長期在台灣本土教育深耕，不停地操控主權議題，這使得敗選後黨內人士開始思索，國民黨的兩岸論述是否應該調整？
由於選前主權議題在青年群體中發酵，敗選後，就有黨內青年軍大聲開砲直指「九二共識已經過時」、甚至出現所謂「反統一」的論調，亦有主席候選人提出，若是大陸無視中華民國的存在，就乾脆「斷掉三通」。種種激烈言論都展現黨內對於改革的迫切心情，但經過民進黨及綠營媒體的渲染，該種言論成為國民黨在拿香跟拜的證據。筆者不以為然。
首先，「九二共識」是兩岸交流的基礎。自2008年以來帶來大量的兩岸紅利，包含觀光收入與外銷訂單、文化交流與學習，這些都受到台灣民眾肯定，否則2012年馬英九不會連任、蔡英文也不必在2016年時表示要「維持現狀」，難道國民黨連這些過去的交流成果，都要跟著「九二共識」一起拋棄嗎？
再者，兩岸交流合作對台灣經濟極為重要。過去馬政府時期透過談判協商，兩岸簽訂了23項協議，為台灣人民爭取到諸多權益，有些協議對台灣而言甚至讓利很多。如現在要用激烈且極端的手段來「斷三通」，真正影響的恐怕是大量在大陸的台商、台幹、台眷、台生等。這些大多是國民黨的支持者，現若採取過激手段，不僅得不到他們的認同，也爭取不到台灣社會的支持，最終極可能招致反效果。
民進黨過去幾次敗選，並未檢討其自身的中心思想與論述，反省最多的是選舉方式與語言的改善與進化、思考如何才能更加貼近民意等。所以，國民黨此時可千萬別受到外界影響，而丟棄自身的優勢。
「九二共識」及兩岸交流對兩岸關係穩定發展的貢獻有目共睹，只是隨著大環境變遷及避免綠營繼續炒作汙衊，國民黨應該在既有的基礎上，透過全新的包裝，採用合情合理、簡單易懂的語言及意涵，讓民眾理解、接受，相信這也是兩岸雙方所樂見的。希望國民黨新的領導人及核心幹部們有此智慧。
(作者係中國國民黨青年團前總團長)
國民黨敗選後，全黨上下失魂落魄，兩位爭取主席大位的候選人郝龍斌、江啟臣，政見大同小異、乏善可陳。意外的是，就在此時，前花蓮縣長傅崐萁的恢復黨籍案，引出一堆牛鬼蛇神。國民黨前秘書長金溥聰，率領著幾位「國民黨青年」，對黨中央開砲，反對恢復傅的黨籍。
疊床架屋的無效組織
金溥聰質疑，「如果黨中央在此案仍罔顧年輕人聲音一意孤行，如何找回青年人的支持」？而金所指的「年輕人聲音」，大概就是指他身旁的徐巧芯與林家興兩位吧，他們剛好就是前後任的國民黨青年團團長。如果國民黨要檢討為何沒有青年的支持，難道歷任青年團團長沒有責任，怎麼好意思在大敗後，還夸夸其談要尊重他們「這些青年」的聲音？
國民黨青年團，其實並非國民黨內既有的常設組織，國民黨在組織發展委員會底下，另有一個行政組織青年部，而對於社青則有青工會的系統。青年團是2006年馬英九當選國民黨主席後成立的，跳過既有架構，等於是直屬馬英九的親衛隊，成員馬金系統味道濃厚也就不奇怪了。首任總團長為林益世，之後的總團長基本上是由有學籍的青年擔任。
青年團的總團長看似頭銜頗大，但由於每年改選一次，因此並沒有太大施展的空間，真正實際掌握權力的，是另有「執行長」稱號的黨工。只不過由於選上總團長，同時還可擔任黨的副主席（第二任後取消）、指定的中常委，等於是躋身政治圈的絕佳跳板，因此許多青年依然趨之若鶩。
青年團是投降派的大本營
自青年團成立以來，青年對國民黨的支持度非但沒有增加，反而越來越少。回顧青年團的活動，除了一些例行性的營隊、講座與讀書會外，並沒有任何凸出的代表作。只會跟隨綠營的同婚、反送中…等議題與獨唱和，兩岸論述和台獨大同小異，差別只在於一個要台灣獨立，一個還不敢撕下中華民國這層皮而已。青年團可以說根本是國民黨投降派的大本營、培養台獨側翼獨台的溫床而已。
對於綠營的囂張跋扈，從來不見青年團成員有何反制作為，放任覺醒青年們橫行街頭戰場。青年工作失敗，青年團可曾自我檢討、下詔罪己？答案是沒有。外鬥不行，內鬥卻異常兇狠，每遇敗選，青年團便先衝出來高呼「改革」，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2016年敗選，前國民黨青年總團長徐巧芯、蕭敬嚴、前青年團執行長李正皓等人，成立了「草協聯盟」，建議國民黨「應該往台灣主體性做多一點的論述」，甚至建議更改黨名，去掉「中國」二字。等到2020敗選，一樣是由前國民黨青年總團長林家興帶頭，發起「青黨行動」，衝進國民黨中央黨部高喊「常會道歉，老賊下台」，要求檢討「韓國瑜現象」。而已轉任國民黨組發會青年部主任的蕭敬嚴在受訪時，直接放炮要求檢討「九二共識」。國民黨搞了這個青年團，非但沒有增加戰力，反而多了破壞內部團結的潛在因素，這樣的組織留它何用？
應保持接敵、以敵為師
兵法上常說要「以敵為師」，國民黨的對手民進黨並沒有所謂「青年團」的組織，那民進黨的青年究竟從何而來？
其實當「黨政軍退出校園」後，民進黨就把手伸進校園。筆者所在的中國文化大學，有一聽就知道立場傾向的「進步青年社」，以及以推動同婚和社運議題為主的親綠社團─「野青社」，反而沒聽過校內有哪一個社團與藍營立場接近，綠營有這些白手套在校園內，自可輕鬆地建立起與青年接觸的管道。
此外，民進黨擁有大量的外圍團體，立場親民進黨的婦女、勞工、農運、同運團體，多如過江之鯽，這些團體很容易就能吸收到校園內對個別特定議題有興趣的青年，這樣一來可減少學青轉社青時，政治職位僧多粥少的問題。二來這些外圍團體平時就是絕佳的側翼，在與自己相同性質的議題上，可以旁觀第三者的角色出來批鬥國民黨。一般人不懂兩者之間的關係，只認為國民黨又被社會團體批評了，這些年輕人成功地將統一戰線效果發揮到極致。
反觀國民黨一進不了校園，無法「保持接敵」，讓自己的青年從校園開始，做好敢於為自己主張鬥爭的思想準備，二不肯「以敵為師」，建立統一戰線，培養外圍側翼友軍，打起仗來永遠孤軍深入、身陷重圍，要贏全靠僥倖，問題是哪有天天過年的好事？
「不革命的，請走」
毛澤東說共產黨能打敗國民黨，是因為有「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這三大法寶，國民黨三者全無。特別是在黨的建設方面，從青年團每逢敗選，就急不可耐地要向綠營論述投降輸誠，就知道黨建工作徹底失敗。因此，國民黨的改革，首應從黨建做起，第一件事就該解散怯於外鬥、勇於內鬥的青年團，「不革命的，請走」，然後才有辦法再談下一步。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農曆年前的1月11日蔡英文贏得壓到性勝利後，藍營支持者過了一個冷冽的新年。然而，黯淡的情緒並未因選舉而落幕，元宵前傳出新冠肺炎病毒肆虐，造成兩岸旅遊業及相關產業停頓或延後開工，同時「罷韓」進入第二階段，據稱連署人數已達門檻的23萬人，甚至超過30萬人之譜。
接下來的問題是，由民進黨側翼發動的罷韓行動是否會成功？韓國瑜及國民黨要如何因應這股罷韓浪潮？再者，如果罷韓成功，韓國瑜及國民黨會面臨什麼情勢？該如何因應未來的新情勢？
罷免門檻降低對韓不利
坦白說，從過去罷免的歷史來看，要通過罷免案並非是件容易的事，到目前為止，也只有少數幾個鄉鎮市民代表被罷免的例子，中央民意代表或縣市首長並沒有罷免成功案例，但在2016年選罷法大幅修改，將罷免門檻降低為同意票需公民數的百分之25%後，罷免成功的可能性大幅提高。
目前高雄市民人數為228萬1338人，支持罷韓人數只要超過57萬0335人就有機會通過罷免案，當然不贊成罷免的人如果高於同意罷免的人，罷免還是無法過關。然而，根據以往的經驗，通常贊成罷免的人投票意願會比較強，而反對罷免的人比較沒有意願出來投票，因此，可估計如果支持罷免的高雄市民超過60萬人，罷免案就可能會成立。
2018年九合一選舉中，韓國瑜雖以89萬得票數贏得高雄市長，但反對者也高達74萬票，如果以1月11日總統大選，蔡英文在高雄市的得票數高達109萬，要達到60萬的罷免門檻並非很困難，從這次罷韓團體喊出3月中送件時，希望達到50萬人連署的氣勢來看，通過罷免的機率不可謂不大。韓國瑜及高雄市府團隊必須正視罷韓的衝擊與問題，不可輕忽。
韓國瑜應專心把市政搞好
面對這股來勢洶洶的罷免浪潮，韓國瑜和國民黨應該如何因應呢？大選結束後，媒體人趙少康就提出，韓國瑜必須更努力地經營高雄市，在半年內提出實際的政績讓高雄人感動，甚至希望韓國瑜每天早上五點半起床，如此，韓國瑜才能避免成為台灣地方政治史上第一個被罷免的地方首長。
大選後，韓國瑜也確實如多數人給他的建議，每天都認真處理高雄市政，近日他也提出多項政績包括：控制登革熱疫情、補助大學生2萬美元出國、高雄失業率為全台最低、外銷農漁產品成果豐碩等等，希望能扭轉高雄市民對他的印象。
國民黨應盡速整合協助韓
而國民黨對韓國瑜也會盡全力支持，希望能夠平息這波罷韓的風潮，參選國民黨主席的江啟臣就表示，國民黨需要協助韓度過難關，當務之急是找回市民的信任，立院黨團在法案、政策、預算上也要協助高雄，韓要把市政做好，才有再起機會。
如果罷韓成功，不僅是韓國瑜政治生命中最大的挫敗，他也極可能從此一蹶不振，更重要的是如果罷韓成功，國民黨當前執政的15個縣市首長，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被罷免的對象。國民黨在面臨今年初的挫敗之後，能否還有餘力協助韓國瑜，同時避免其他縣市的骨牌效應，一切都有待3月7日國民黨補選出的主席及中常委後，才能看出端倪。
目前能夠扭轉罷韓風潮的關鍵還是在韓國瑜本人，所幸韓國瑜已經開始專心市政，也能有效整合執政團隊，全力為高雄市民努力。比較令人擔心的反而是，國民黨的步調似乎尚未整合好，例如：針對兩岸關係問題，競選主席的郝龍斌和江啟臣就有不同的意見；再如針對如何回應青年的問題，似乎也還提不出一個具體的方案；在經過新冠肺炎疫情武漢包機返台的事件，更讓人覺得國民黨進退失據、步調參差，國民黨似乎應該給韓國瑜更具體、更強力的支持，才能度過韓國瑜和國民黨最重大的危機。
罷免案有兩個可能的變數
第一個可能的變數是四、五月間的梅雨季，屆時將考驗高雄市府團隊治水的政績，如果過去長期淹水的地方，都能獲得改善，民眾對於高雄市府團隊必然會投下支持票，反對罷韓；反之，如果淹水狀況嚴重，韓市長面臨的挑戰將更加嚴峻。
另一個變數就是新冠肺炎疫情的發展。目前罷韓如果通過成案，投票時間應該會在6月，如果新冠肺炎疫情一直延燒到五、六月，南北交通運輸也會讓人擔心，6月又適逢大專院校期末考，這些情況都會影響年輕人返鄉投下罷免票的意願。
當然以上只是目前預判的情況，韓國瑜要免於被罷免的命運，最重要還是要看他的努力，以及未來三個月高雄市的政績。
(作者係崑山科技大學兼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