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儀一生清廉正直、勤政愛民。他1945年到台灣一下飛機就說:「我是來做事,不是來做官的」。陳儀想把台灣建成三民主義模範省,每日清晨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向孫中山的遺像鞠躬,但下場卻很悲慘,令人嘆息。
陳儀政府並不貪腐,帶來台灣處理政事的主力官員,都是清官能吏,如電力系統的孫運璿、財政負責人嚴家淦、掌握農復會的沈宗瀚、交通廳長任顯群。貪污的頂多是小咖官員,陳儀也都加以懲處,士兵欺壓民眾只是個別少數的現象,事實上,一些士兵上街還受到過去台籍日軍的挑釁。更值得一提的是,陳儀把全省歲出的四分之一都花在教育上。
陳自認為對得起台灣人
陳儀一直秉持「工作是道德,忙碌是幸福,清閒是墮落,懶惰是罪惡」的座右銘,他認為自己為台灣人做了很多事,台灣人應該對他好。他也自認為,對二二八事件處理是正確的,所以他在離開台灣時說「我為官清正,並無對不起台灣人的地方!」他相信幾年後台灣人會懷念他。
然而陳儀以清官自持,不免失之專己自是,剛愎自用,難免與民脫節,與黨內其他派系失和更是其執政的弊病。
他也太相信台灣人,被台灣同胞歡迎回歸的熱情感動,忽視了台灣甫脫離日本統治,猶未調養生息的特殊社會環境,也看不出台灣有尚待整合的複雜民族認同。是以在政治上放得太鬆,電台、報紙、集會遊行皆任其自由,從光復時台灣只有一家報紙,一年後就開放到36家報紙和雜誌。
二二八事件的肇因
經歷過光復接收和二二八的葉明勳,在其《不容青史盡成灰》說:「當時省營的報紙只有新生報一家,民營的報紙卻有十多家,爭奇制勝、大鳴大放,報紙天天批評政府,政府不加以澄清,而這些批評很少是建設性的」、「人民不明底細,經常在看這些充滿煽惑性,逞一時之快的文章,久而久之自然積非成是,扭曲了對政府的形象。二二八的風暴,這種潛在因素,也就成為誤導的激盪力量了。」
對二二八有深入精闢研究的戴國煇,在其書中也說:「當年台灣的若干報紙,卻意圖刺激讀者,使群眾心理日趨不安。」在林德龍輯註的《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也提及:「一二文人又時以文章、筆墨,在報紙上攻擊外省人;以言詞口舌,在論壇上頌揚日人,非議祖國政治、人事者,業已數見不鮮」,尤其在日文報上更是經常可見。
皇民精英如二二八時認為加諸大陸人的暴力是合理表現的林茂生,在1945年10月創辦了《民報》,極力攻擊陳儀政府。這類報紙眾多,長年累月對國府極力醜詆,為二二八譜出了鼓動造反的前奏曲。
詆毀政府言論未必真實
除了皇民餘孽蓄意鼓動反華、反政府的煽激文章,還有一個主要原因是推動地方自治,全省掀起從政熱、做官潮。地方的勢力人士及想靠政治飛黃騰達的野心家們,紛紛而起,趕忙搶占突然湧現的空位,唯恐錯失政治窄門大開的良機。許多人譁眾取寵,自命賢明,天天罵政府,各種不利官方的謠言不時傳出,但也無從證實只是謠言,而人民喜歡聽、喜歡傳,假新聞成了真有其事。
二二八之前氾濫的報導和言論,例如「光復歡天喜地,貪官污吏花天酒地,軍警橫蠻無天無地,人民痛苦烏天暗地」、「轟炸驚天動地,光復歡天喜地,接收花天酒地,政治黑天暗地,人民呼天喚地」。還有以「五子登科」(房子、車子、金子、婊子、位子),挖苦接收官員荒淫腐敗的生活。教室的黑板或車站的看板上,出現「三民取利,吾黨所宗」等攻擊政府的文字,通通大鳴大放。
當時擔任高雄要塞司令的彭孟緝,在二二八之前有一次到台北,看到那時的《民報》畫了一個陳儀的像,手上抱的是元寶。當天見了陳儀,他就講:「報紙這樣登,長官,您要疏導」。陳儀說:「你不懂政治,這些事情與你不相干,不要管」。大概陳儀以為台人對他自由開放的民主作風會非常感佩和讚賞。陳儀不干涉言論自由,任譭任謗,政治過度寬鬆,應該是二二八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加上缺糧與通膨,戰後失業,皇民青年蠢蠢欲動,陳儀卻絲毫不知道他坐在隨時會爆發的火山口上。
至於說到「國民黨搜刮台灣民間生活物資,全數運回中國大陸,使台灣一夕之間物資缺乏,有錢買不到東西」,事實上,陳儀抵台時面對的是工業癱瘓、民生物資極度匱乏的台灣,根本沒有大量民生物資「不斷搬往大陸」,他最多只不過運了十萬噸的台糖而已。
與法幣脫鉤保台灣經濟
陳儀為了保護台幣的幣值,主張台灣金融要脫離中央的體系,不跟大陸地區的法幣掛鉤,曾原機遣返來台淘金的孔宋財團,運了十萬噸台糖給中央政府,作為與法幣斷聯的交換條件。這讓法幣在貶值時,台幣不至於跟著貶值,穩定了台灣的經濟,保護了台灣老百姓的收入和存款。當時大陸進口台灣農產品,為怕台灣吃虧,還規定用美金計價,可惜大多台灣人對陳儀這個德政懵然無覺。
美國駐台北總領事克藍茲(Kenneth C. Krentz)對陳儀頗為同情。在二二八事件一年多後撰寫的政情報告中說:「日本統治時期近半個世紀的孤立,加上和清廷極為有限的接觸,使得島上人民對外部世界幾乎一無所知,儘管當地出現不少一流人才,但對政治和經濟現實可說完全缺乏瞭解。」他又說:「生活水準雖然比戰前要稍差,但比起亞洲其他國家,甚至比起戰前日本境內一部分地區,台灣的生活水準都要好得多」、「此間民眾一切以1936年為標準,一切低於當時生活水準的部分,都視為是國民黨政權有意的剝削。」
從以上克氏所述,可見當時完全不是台獨所聲稱的「陳儀官兵將大陸的貪污腐敗無能和蠻橫作風帶到台灣」、「受到國民黨中國人更升級的剝削和極權統治」。至於「政風腐敗、特權橫行、經濟壟斷、軍紀敗壞、盜賊猖獗、治安惡化」的情況並非沒有,但台獨顯然是過於誇張渲染了,與實情相去甚遠。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離台
一般國民在戰後都會共體時艱,上下一心配合政府重建國家,台灣卻有日本人撤走之前刻意扯爛污,濫印鈔票供在台日人肆意揮霍,留下米糧短缺與物價暴漲的爛攤子,民眾不明究裡,把惡果全算在陳儀身上。光復後,台灣人民又認為祖國來了理當更好,吃不到就發牢騷,別有用心者更惡意中傷,推波助瀾。皇民化尚未退燒退熱的青年,光復後在報紙的煽激下,反華的心理和情緒就被1947年2月27日的緝菸星火引爆了。
二二八以前,陳儀要把軍隊調走,親信湯恩伯勸阻:「台人新附,人心未定,一旦有變,何以應付?尤其是在日軍服役及勞工分子,因受日人皇民化教育,恐其仇視祖國,可能結聚作亂,需駐軍防變。」陳儀說:「我以至誠愛護台灣人,台人絕不會仇我,萬一有意外,我願做吳鳳」。
結果二二八變生肘腋,陳儀猝不及防,束手無策,坐視暴亂洪流沖捲全台,唯有自我打臉吞回前語,請求派兵鎮壓了。
事件後陳儀隻身離台,其政策及幹部未動,二二八若是官逼民反,何以蕭規曹隨,一切仍然率由舊章?後來陳誠的財經政策,幾乎全部是當年陳儀規劃的,而陳誠至今有人追念,陳儀卻成了罪人。
不肯認錯,從容就義
陳儀離台後閒居上海,由於是老蔣自己要求調兵回大陸,也知陳儀治台並無大過,且素來器重陳儀的為人與操守,召見他三次要他復出,他都堅持不肯,最後在何應欽將軍大力推薦和蔣公力邀下,遂就任浙江省主席。
1949年國民黨大勢已去,陳儀請其外甥丁名楠帶信給湯恩伯,其意旨是「要湯放棄抵抗,認為抵抗沒有用了,並不是要投共,是要保護上海老百姓,免得人民因戰亂而痛苦。」結果被湯恩伯舉報投共,陳儀被逮捕。
1950年陳儀被槍刑前,當時參謀次長林蔚、軍政部長俞大維及張群等人曾先後去探望他,勸他向老蔣認錯,寫一紙悔過書,即可恢復自由,在台灣定居,但他始終不肯認錯。
執行死刑時,他身著白色西裝打黑領帶,從容就義,結束了69年愛國報國的悲劇性一生。
(作者係業餘文史工作者)
編按:92歲的作家吳東權是228事件的現場見證人。他在12年前就預寫了這篇「遺作」,本是要在他的葬禮上宣讀分發的,裡面大部分講述的是他在18歲時差點提前畢業的事,惜這段真史因不合台獨給228所造的偽史,一直沒被重視。本刊現把這「遺作」預先刊出如下。
1928年,我出生於福建省莆田縣延壽鄉白杜村,正好是東三省歸附中央,國民革命軍統一全國,冬至大如年的節氣裡。
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我隨父親的工作到了柳州、桂林、貴陽、重慶,天天躲警報,經常換學校,日機輪番到處轟炸,我家好幾次都只差一點點就被炸中,眼看無辜同胞死傷無數,小小心靈中對日本軍閥的痛恨,愛國的心情,無可復加。
後家父覺得這樣拖家帶眷,隨着職務調動,不但危險,而且勞累,因此將母親和我兩位兄弟送回福建莆田,他自己則重返大後方,參加抗建工作。
離開莆田老家到台灣
突然,有一天聽說莆田城裡鞭炮冲天,甚至因而失火,燒掉了一條街,原來是天大的喜訊:日本無條件投降。沒有多久,收到了父親從貴陽寄來報平安的信,說:「台灣省光復了,我將申請調到台灣高等法院去工作。」
台灣,多麼響亮的地名,從小學到中學,每次讀到滿清因甲午戰敗,割台澎群島給日本的歷史時,全班同學莫不悲憤填膺,尤其是我,親自體驗到日本飛機在川桂濫炸平民,死傷枕藉的慘狀,更是痛恨交加,如今台灣重回祖國懷抱,父親又要調職前往,而且也要我從福建直接渡台會合,使我興奮莫名。
事有湊巧,二表哥施祖謀的一位長官唐念濤,追隨陳儀前往台灣接收,來電叫表哥趕快前往協助,於是我决定跟表哥一道走。
行前,母親送我到表哥家去會合,走到很遠的大榕樹下,我要母親轉身回家,我看到她眼眶裡的淚水就要溢出來了。
我們坐的是一艘中型的帆船,編號「閩八」,毫無機動力,完全依賴風力,船艙下了貨,上載十幾名男女,只能肩靠肩地平躺在船板上,那天是1946年5月28日。
我在船上昏昏沉沉睡了一天一夜,第二天,聽說已經看到台灣島,快進基隆港,看到火車了,哪知突來颱風,船老大拋過一根粗繩,把我攔腰綑住在甲板上。第三天風平了,我表哥叫我下艙,說:「幸虧船老大把你綑綁,不然你恐怕已經去見海龍王啦!」
我大難不死,看着帆船駛進一個小港,叫做「公司寮」,那是苗栗縣後龍溪口。然後搭火車到了台北,那是1946年5月31日。
參加了第一屆台灣光復節
初抵台灣,發覺台北市街殘破不堪,許多大樓如台灣銀行、總督府、法院等都被盟軍飛機炸得沒有屋頂,只剩下殘壁,幾條大馬路只在中間鋪有一個車道的瀝青,兩旁都是土石路面,滿街男女大都穿木屐,最繁華的算是延平北路,然而入夜街燈昏暗,騎單車必須在車把手上插一支大香,藉一點紅光避免對撞。
表哥被介紹到廣州街警察學校任會計,我被安插在日產處理委員會文書股任雇員,負責繕寫公文與校對工作,分配宿舍住在延平北路圓環旁邊的「高義閣旅社」二樓。
這家旅社原為中日合資經營,日方股份由政府接收,把二樓十幾間客房作為宿舍,底樓則由本省股東代表陳姓夫婦主持營業,伙食由旅社供應,我和一位姓潘的同事共住一房,上班的辦公室則在台北火車站正對面的一座招商局大樓二樓,每天有交通車接送上下班,生活過得很規律。
當時,中央政府在戰後百廢待舉,全力光復各地淪陷區,根本無暇顧及台灣,全由行政長官陳儀肩負大任,而我也能在光復後的第二年,就來到台灣,參加了在中山堂舉行的第一屆台灣光復節,真是感到榮幸。
1947年2月27-28日
次年,1947年,春節過後不久,正是2月27日,下班回到旅社吃了晚餐,和同事一起到浴堂去洗澡,浴堂在承德路,走在半路上,看到天馬茶房對面路旁有警察在抓私煙販子,那些賣私煙的不顧煙酒專賣的禁令,男男女女用一塊方形布巾包了幾十條香煙,攤在街旁販賣,警察巡邏過來時,他們裹起香煙就閃,當時有一位婦人閃得慢了些,被警察逮個正着,要沒收她的私煙,婦人叫鬧拉扯死也不肯放手,旁邊的煙販則吆喝助陣,叫罵警察,民眾圍聚,有人開始鼓噪,對警察叫囂,我看情況不對,有點害怕,拉了同事離開現場到浴堂去。
等我們洗完澡出來,經過天馬茶房前面時,看到一大群人仍然圍在原地叫囂,有東西被放火燃燒,一輛救火車「噹噹噹」地敲着鐘聲駛來,被群眾擋在人牆外面,不准灌救,車上的消防員要群眾閃讓,惹惱了群眾,有幾個年輕人跳上救火車,驀然,有人點燃了油箱,整輛救火車燃燒了起來,群眾已失去自制的能力,大感興奮,狂呼拍掌,我一看苗頭不對,拉了同事,趕緊離開,奔回高義閣。
第二天228,我們照常乘交通車上班,昨晚的事已經淡忘,我的辦公室在招商局二樓,窗口正對着台北火車站的東邊出口處,中午過後,忽然看到那裡聚集了很多群眾,再加上到站的旅客,顯得人數更多,我隔着大玻璃窗看熱鬧,想起昨晚群眾火燒救火車的事,心裡毛毛的,好像有甚麼大事即將發生,正嘀咕間,驀然看見對面火車站出口處有人在打架,有人在逃跑,一群人在後面追,好幾個已經被打躺在地下,手提的物件也被群眾搶走,還有人朝躺在地下的人踹上幾腳,我大感訝異,叫同事一起到窗口觀看。
文書股一位叫劉春富的打字小姐從樓下上來,一臉驚慌地說:
「在打人啦!」
「為甚麼?打甚麼人?」
「我也不曉得,都在打外省來的人。」
果然,每一班到站的火車乘客出站時,圍在出口處的群眾就尋找外省人猛揍,打得頭破血流,倒地不動為止。因為當年從大陸來台的同胞不會閩南語,而且多穿中山裝、梳飛機頭,一眼就看得出來,再一開口,講的是國語,旁邊的人喊一聲「打死他」!於是數十人立刻揪住他,莫名其妙地被打倒在地。
下午我們已無心辦公,圍在窗口眺望,忽然街上有一群人指着我們,做出兇狠的手勢,嚇得我們趕快拉下百葉窗,不敢再張望,這時,主任秘書下令:提前下班!我立即收拾好公文,跟着同事下樓乘交通車回到旅社。
高義閣的老板娘對我很好,她大約40來歲,胖胖的福態,兩個女兒約模十六七歲,也胖胖的,我是二樓宿舍中年紀最小的,同事們幾乎都是福州人,大家都叫我「伊弟」,老板娘母女也學大家那樣叫我,這天晚餐後,老板娘把我叫到樓下她們一家所住的房間裡,神秘兮兮地告訴我:
「伊弟!明天不要出去,外面很多流氓會打你。」
「為甚麼?」
「我也不知道,反正你不要出去就是了。」
1947年3月1日驚魂記
我點點頭。3月1日星期六,本來就不上班,同事們在宿舍裡惶惶不安,中午時分,忽然聽到樓下大門口人聲鼎沸,嘈雜得很,我和同事們躲在房間裡,忐忑不安,還好沒有多久,恢復平靜,我下樓探聽究竟,老板娘一臉惶恐地招手叫我到她房裡,喘着氣說:「這批人不講理,要衝上二樓打人,我們好不容易才擋住他們。」
話剛講完,只見她的大女兒拉開紙門驚惶地說:「他們又來了!爸擋不住他們啦!」
大門口果然一陣嘈雜,老板娘對女兒使了一個眼色衝出房門。
大女兒在她房間內用力掀起一張榻榻米,用手勢叫我躲進底下,我還沒有看清那底下的狀況,她就把榻榻米重新蓋上。
旅社是日式木造二層樓的建築,榻榻米下面大約只有兩三尺高,我半爬在榻榻米下,一股潮濕的霉氣夾雜着異味撲鼻而來,驚惶未定中,聽到很多腳步衝上二樓,接着是咒罵聲和打擊聲,樓板上拚拚砰砰地響着,混合着哭嚷的叫聲,喧騰了好一陣子,聲音才逐漸消失,我才發現有兩隻蟑螂爬到我的身上,昏暗中幾隻大老鼠瞪着發亮的眼睛在監視我。再一看同事唐芬廉也在那躲著,我們同「併」相憐。
那榻榻米下惡劣的空氣幾乎把我薰昏,半爬着的身軀已經腰痠背痛,但我腦子裡卻想念着故鄉的母親,要是我被流氓打死,母親還不曉得我是怎麼死的,一定還在盼望着她的兒子,因為我答應她很快就會回家。
正焦急間,榻榻米被掀了起來,老板娘的大女兒探頭下來:
「伊弟,你可以出來了。」
我爬上榻榻米,恍如隔世。
回到二樓,猶如日機轟炸之後的慘狀,每一間宿舍都被打劫一空,我的衣服、皮箱、被毯以及同事們的衣物都被搶走,在大門外的空地上放火燃燒;同事當中,個個都被揍得鼻青臉腫,躺在榻榻米上呻吟,人事室江先生右腿骨折斷、二科林青一身是血、陳先生最慘,被打得昏迷不醒,老板指揮服務生正在施救,我整個人癱坐在榻榻米上。
「幸好你躲起來了。」老板娘低聲地安慰我:「他們不會再來了。」
「謝謝老板娘!」我站起來向她鞠了個躬:「你救了我!」
1947年3月6-8日
外面亂了幾天,慢慢平靜下來。3月6日,表哥找了兩位台籍青年來接我,因為表哥認為警察學校那邊比較安全,我跟他們從延平北路走到廣州街,沿途行人稀少,馬路上不時還可以看到一灘一灘的血漬,順着兩旁往水溝裡流,也不曉得是甚麼人的鮮血,真是怵目驚心。
當時原駐紮台灣的第70軍,據說已調回大陸去接收東北,所以台灣沒有軍力控制局面,以致暴動由北而南,迅速遍及全省。
從3月6日到8日,我們聽到很多可怕的謠言,都說是將要殺盡外地來的人,接着成立了「二二八臨時處理委員會」,由一些在地的士紳出面維持秩序,我們像驚弓之鳥、漏網之魚,躲在廣州街警校宿舍裡,挨餓受怕,惶惶不可終日。
3月8日夜晚,聽到街上遠處有槍聲響起,我們怕被流彈所傷,不敢睡在床上,大家都躺在榻榻米的地上,不知道外面又發生了甚麼狀況,一夜未曾閤眼,翌晨,才知道從上海派來的國軍已從基隆登岸,乘火車進入台北市維持治安,社會遂日趨安定。
從此滯留台灣
這就是我親身經歷的「二二八事變」,大難不死,只是行李衣物俱被搶劫一空,驚魂甫定,決心返鄉,逃離這個可怕的地方,可是身無分文,連那隨身行李也沒有了,怎麼回去?況且當時爭先恐後要回大陸的人太多,登記船票,要排到兩個多月以後,我只好硬着頭皮,留下來繼續在原單位上班,先解决生活問題,想多賺一些錢後再返鄉。
家裡聽到台灣動亂,一再來信催促我趕快回去,但是我囊空如洗、兩手空空,沒有面子回家,所以一再拖延,後來看到台灣的治安已經恢復正常,每個十字路口都有憲兵站崗,民眾騎單車經過時,個個都下車哈腰而過,使我漸漸有了安全感,於是將返鄉的行程暫時擱置起來。
後來,我就留了下來。投筆從軍,廳長嚴家淦召見,批准「留薪停職一個月。」然後我進入政工幹部學校。一生,就如此走過來。
(作者係資深作家、劇作家)
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大陸許多省市採取封城措施及旅遊禁令。不僅全球不少航空公司被迫取消航班,相關的觀光產業鏈所受到的衝擊將預期比SARS大,無疑是寒冬降臨。
疫情擴散快影響全球經濟
去(2019)年12月底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下稱新冠肺炎)迅速蔓延,擴散程度超乎預期,一時難以遏阻。
湖北官方首先於1月23日宣布防疫全面進入戰時狀態,武漢市公車、地鐵、輪渡、長途客運暫停運營;機場、火車站離漢通道暫時關閉;鄰近的黃岡、鄂州市、赤壁、仙桃、枝江及潛江等多個城市也隨後宣布封城。而包括四大一線城市的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在內的80多個城市都進入「封閉式」管理狀態。中共國務院並於1月26日宣布,延長春節假期至2月2日,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舉措。
此外,大陸及鄰近國家、地區也陸續發布相關的旅遊禁令,如台灣的交通部觀光局也於1月24日宣布暫停出團至大陸。大陸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公布,截至2月20日,大陸31個省(區、市)及境外國家的累計報告確診病例已達74,000多例,累計死亡病例超過2,000例。
2003年SARS疫情嚴重,全球經濟蒸發400億美元。此次疫情更有過之,大陸許多省市採取封城措施,受影響的產業愈來愈多;不僅消費、投資及進出口等經濟活動均受到抑制,最終經濟衝擊也隨之擴大。目前各方評估,面對大陸有史以來最強大的旅遊禁令,新冠肺炎對全球觀光產業的衝擊預期將比SARS大,無疑是寒冬降臨。
全球觀光產業受衝擊大
不可否認,大陸觀光客是全球旅遊業的最大客源。據統計,大陸出境旅客人次在2018年即達到1.63億人,境外旅遊消費總額達2,773億美元;去年出境旅遊人數則為1億4,792萬人次,人均花費為5,500人民幣。由於大陸觀光客的平均消費高於其他國家遊客,全球許多國際城市、奢侈品牌和零售業均相當依賴大陸旅客的市場。
根據世界旅遊觀光協會(WTTC)所彙整的數據指出,2017年亞洲地區的休閒旅遊業務,為該地區GDP貢獻8,840億美元,2018年估計為1兆美元。大多數大陸觀光客赴亞洲旅遊,最常前往香港、澳門、台灣、泰國、南韓與越南等地;但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且持續擴散,亞洲地區的旅遊將受到嚴重影響;包括旅行社、飯店等,至少要承受數月的疫情效應。除亞洲外,不少大陸觀光客也喜歡前往歐洲、美國或澳洲旅遊。根據歐洲旅遊委員會(ETC)的統計,法國是大陸遊客赴歐旅遊的首選,2018年共有2,200 萬大陸觀光客到此一遊,其次是德國、義大利與英國。
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大陸早已下令暫停出團,並建議民眾避免出國,結果各國航空公司紛紛減少或取消往返大陸的航班,也抑制旅客人數。其中,泰國旅遊業損失更高達500億泰銖(約新台幣517億元),因此旅遊業占總體經濟21%的泰國央行決定降息至歷史新低;而日本觀光業也相當依賴大陸觀光客,日本觀光旅宿等業者原本期待農曆春節出遊的大陸觀光客,但受到疫情延燒影響,部分高級飯店訂房相繼被取消,而製藥業者大量準備陸客必買產品,也被疫情澆了一頭冷水。
不光是赴日的大陸觀光客減少,日本旅行社也取消出團至大陸。尤其,日本確診病歷不斷增加,進而成為大陸之外疫情最嚴重的國家,無疑成為2020東京奧運的一大隱憂,也重創原先奧運將帶來的龐大觀光商機。同樣的,少了大陸客源,巴黎精品業的業績掉了五成。
台觀光業紓困方案將上場
受大陸封城及多國旅遊禁令的影響,航空業首當其衝,長榮及旗下立榮航空宣布2月29日前共取消532個兩岸航班,華航及旗下華信航空2月22日前取消218兩岸航班,這兩大航空合計大砍750個兩岸航班。連剛啟航不久的星宇航空也宣布從2月8日至3月28日期間,澳門航班全數取消。據悉,華航除了主管減薪10%外,更啟動「特殊事假」措施,開放員工預先排定,不接受臨時申請(類似無薪假措施)。
觀光旅遊業更是哀鴻遍野,繼雄獅、可樂旅遊主動取消4月底前中港澳地區出團旅遊,東南、五福旅遊也相繼跟進。估計全台近4,000家旅行社約有99%遭波及,不僅中小型旅行社、遊覽車生意清淡,不少民眾減少餐敘、不逛街,路上顯得相當冷清;餐飲、百貨零售業生意緊縮,首當其衝的整個觀光旅遊業,可謂奄奄一息。
政府估計觀光產值減損約1,800億元(台幣,下同);但若加計觀光產業,還有消費與住宿的相關乘數效果約2.5倍,大約5千億。據旅行業商業同業公會全聯會統計,截自1月24日到3月31日以前,旅遊業界災損高達1,200億元。針對這波疫情帶來的經濟衝擊,行政院擬訂《應變及紓困特別條例》草案,預計匡列600億元特別預算,根據交通部、經濟部、農委會及其他部會的需求分配(如表所列)。其中,較引人注意的亮點是,在疫情結束後推出「振興抵用券」,協助夜市、商圈、餐廳提振消費;但強調此券與消費券不同,而能否發揮預期消費乘數效用,仍待後續觀察。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經濟恐慌,蔡政府這時不應該出手干涉市場自動調節機制,而應讓市場價格機能充分發揮,當大家都不買香蕉或抵制貴得離譜的水果切盤,超商的香蕉售價自然會從目前一根20元降價到8元以下的合理價格。
經濟學「定錨效應」提到人們在判斷事物上,常常會不知不覺間過度依賴已經事先存入大腦的資訊,比如看到高速公路塞車就會毫不猶豫地下高速公路,改走一般道路,因為經驗法則告訴我們「一般道路比較不會塞車」,但實際開一趟就會發現,一般道路塞車情況可能比高速公路還要嚴重,可見,這個「心錨」也是誤導人們做出不合理判斷的因素。
抵用券只會造成生產剩餘
針對此次新冠肺炎爆發,蔡政府打算推動為期一年600億元的紓困方案,初步規畫在指定地區發放「振興抵用券」給餐飲業、超商超市零售店、夜市、商圈、賣場等使用,相當於「指定使用項目的折扣券」。比較這次蔡政府發放補貼券的措施,與2009年馬政府為因應美國雷曼兄弟事件,導致全球金融海嘯所發放約830億元的消費券,兩者在性質上可以說完全不同。
消費券發放的對象是全體人民,等同於現金,不限定消費用途,主要用意在於刺激台灣整體消費、振興總體經濟,另一方面,由於當時每個國人的購買力增加了8,000元,商家也因此而雨露均霑。從經濟學理論來看,消費券的發放可促成「消費者剩餘」(紅利)與「生產者剩餘」(紅利)同時增加的雙贏局面。但發放「振興抵用券」只會創造生產者剩餘,卻無法創造消費者剩餘。所以2009年的全民消費券對社會全體人民來說,效益高於振興抵用券。
另外,從西方經濟史來看,經濟學之父凱因斯主張當經濟蕭條時,政府可以減稅或想辦法提高民間消費刺激社會需求,如此可因消費支出增加,透過乘數效果,產生較高的GDP。此次,蔡政府的振興抵用券則是直接挹助特定產業的商家,而不是發放給全民來消費,兩者性質完全不同。蔡政府這次沒有採取減稅方式,而是以發放振興抵用券,基本上不能轉讓流通。
抵用券無法創造消費剩餘
弔詭的是,蔡政府稱許多因為疫情而受創的產業,竟然包括連鎖超商、連鎖超市等。台灣超商密度全球第一,比郵局還多。其實,1月下旬疫情爆發以來,到超商超市購買日常用品的消費人數並未大幅減少。而且,政府在發放振興抵用券之前,應先解決一個更大的問題,那就是超商的民生用品價格貴得離譜,例如一根香蕉產地只要4元,在沒有颱風、肥料及工資都未漲價,全台超商賣的香蕉卻要20元,估計應該是下游超商每一小段時間就悄悄地把售價抬高有關。
現在許多30歲以下的年輕人和藍領工人,每月所領薪資多是基本工資上下,不僅兩根小香蕉就要35至40元,一小盒蘋果、蓮霧切盤售價也將近70元,連一顆小小的茶葉蛋竟然也要價10元,就算把蛋的電費與水費和烹煮成本算進來,也頂多不過5元。而且,各超商超市同業不採取降價方式競爭,而是很有默契地跟漲不跟跌,結果受害的是全民消費者,請問如果這不是聯合哄抬價格,把消費者當凱子,那什麼才是呢?蔡政府難道不能管管這些超商超市?
一般市場的訂價方式有平均成本定價法、平均成本加利潤定價法、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入定價法,其中平均成本定價法因訂價最低對消費者最有利,但賣家利潤較低;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入訂價法,每單位的銷售價格減去成本的正價差最大,對賣家最有利。觀察近年來台灣超商超市的訂價,顯然已從「平均成本加利潤定價法」,轉變成「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入定價法」。
政府應查緝、抑制物價
如上所述,商品價格與工資具有「價格齒輪效果」,也就是價格有易漲難跌的心理「定錨」效應。此次由於新冠病毒疾病疫情影響經濟,未來的不確定性升高,許多勞工被迫放無薪假或被迫減少工時,造成收入減少而減少消費,相較於雇主,勞工更需要政府補貼,以保障其維持基本生計才是。
換句話說,蔡政府現在要做的,不是發「振興抵用券」給超商等店家打氣加油,而是嚴加查緝全台超商是否有聯合壟斷拉抬價格,或追查夜市、便當店、餐飲業者是否有聯合壟斷、惡意調高民生物資價格的托拉斯行為。這當然需要《公平交易法》及《消費者保護法》(棒子),與道德勸說(胡蘿蔔)齊用,讓超商自動將許多貴得離譜的商品調降到合理價位,如此一來,才能真正保障消費大眾的權益。
(作者係台灣網路大學校長)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升溫,大陸企業例如阿里巴巴、騰訊等龍頭已再度延後復工,而且包括台商在內的外資企業也紛紛宣布延後開工,顯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已嚴重波及經濟活動。
由於中國大陸是集中全球許多產品組裝、零組配件供應的世界工廠,如果因疫情擴散而一再延後復工,最直接的影響是,這些相關產業的廠商勢必會陷入「斷鏈」危機,也將使得中國大陸難以維持其既有的經濟光環。
回顧中國大陸1980年代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吸引包括台商在內的歐、美、日、韓等全球許多國際著名的外資企業,在中國大陸廉價的生產成本及龐大市場潛力的誘因下,前仆後繼前往中國大陸設廠或布局,成為吸引全球外人直接投資(FDI)最重要的地區。
從聯合國「貿易與發展委員會」每年所公布的「世界投資報告」中可發現,中國大陸每年在全球FDI的流入數量或比重上,始終都獨占鰲頭;特別是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每年超過千億美元以上的外人直接投資,對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有一定的貢獻。
不過,上述FDI的狀況在最近幾年已有所變化。依據最近中國商務部所公布的外商直接投資統計月報顯示,雖然2019年1月至10月外人直接投資金額達到1,108億美元,但同比卻僅成長2.9%;更值得注意的是,外資新設企業家數同比減少了11,296家,下滑幅度高達32.6%。
而且,在中美貿易爭端持續延燒、加徵高額關稅的影響下,超過50家以上跨國企業將其大陸的生產基地採取緊縮或撤出策略,同時開始移轉至鄰近的東協國家,或正在尋找較適合的第三國家重新設廠或布局。2月10日,美國又取消了對20多個開發中國家的WTO補貼優惠待遇,中國和印度也在其中。
綜上,筆者認為中國大陸在面對各種不利因素之際,應注意以下兩點。
其一,中國大陸在加入WTO時承諾:不以轉讓技術作為市場准入門檻、加入政府採購協議、逐步減少國有企業市場份額、提供外資銀行享受國民待遇、開放外資企業參與通信市場、允許國外電影發行、大幅降低出口補貼、落實保護知識產權、遵守技術貿易壁壘協議等條件。雖然近幾年中國大陸持續增修法規,不斷開放市場,但在執行上並未完全落實,無形中提高了外資企業的經營成本,也可能導致他們最終退出大陸市場。
其二,大陸要求外資企業在內部建立黨部組織,這雖可協助外資企業瞭解政策、化解勞資糾紛,但無形中干擾到外資企業的經營活動。在大陸的德國工商總會曾發表聲明指出,如果中共持續企圖影響外資企業,德國企業不排除退出大陸市場,或重新考慮投資策略。
在中美貿易爭端與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下,中國大陸實體經濟遭到打擊已無法避免。大陸應在短期內加速透過結構改善、恢
復常軌,以免外資企業在大陸的投資更加緊縮,甚至可能縮減
產能,使中國大陸已持續走緩的經濟受到進一步損害,也導致
陰霾籠罩的世界經濟遭到嚴重拖累。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2月3日周一上午,是新型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威脅明朗化後的第一個交易日,中國股市重挫近9%,全球各地股市也跟著數日大幅下挫。然則,跨入2月下旬,各方從全球宏觀格局做了理性的檢視,悲觀情緒開始趨緩。
可望不比SARS疫情嚴重
世界衛生組織(WHO)已經正式把在中國大陸和世界多地因新型冠狀病毒(nCoV)所引發的疾病,命名為COVID-19(下稱新冠肺炎),比起同屬冠狀病毒的2003年的「重症急性呼吸症候群」(SARS)疫情、2009年的「流感病毒新型變體H1N1」(N1H1)疫情,算是最輕微的一次。
根據國際專家確認,新冠肺炎感染在2月底之前應該可以越過峰頂,也就是總感染人數超過35萬人的機率不高;此次病毒感染的傳播方式不同於SARS,而是與2009年墨西哥等地流行的H1N1引發的全球性流行病毒疫情傳播方式最為相近。SARS死亡率大概約為10%,而H1N1的死亡率不到0.5%,顯見這種新冠肺炎感染患者的死亡率,呈現遞減趨勢的曲線;以此推斷,這一波新冠肺炎感染者死亡率實際上可能只在0.2~0.3%之間。。
對世界經濟的衝擊被誇大
中國剛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正式被開放進入全球市場當時,主要是利用看似源源不絕的低工資勞動力生產廉價消費品外銷創匯;入世初時中國經濟以出口為國家經濟活動核心,本國內需的消費者市場仍處在起步階段。依世界銀行的資料顯示,在2001年以後的不到20年間,中國的年經濟產出總值翻了將近10倍之多,從1.7兆美元增至近17兆美元。
據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的資料顯示,中國在全世界貿易中的份額成長了一倍多,從2003年5.3%增至2019年12.8%;中國的人均經濟產出,則從2003年僅約1,500美元,成長到2019年超過9,000美元,致使中國家庭有更多錢購買各種消費品,造就了16億美元的內需市場。
因此,新冠肺炎疫情被引申,可能嚴重危害依賴中國製造的零部件企業,從美國中西部和墨西哥的汽車廠,到孟加拉和土耳其的服裝廠。
倘若客戶不能再從中國大陸購買所需物件,勢必導致中國企業廠商削減進口機械、零部件和原材料訂單。例如,減少從亞洲台灣和韓國進口電腦晶片,減少從美洲智利和加拿大進口銅,減少從歐洲德國和義大利進口工廠設備;這勢必會擾亂全球供應鏈,而這種衝擊影響究竟會持續多久,給國際競爭市場社會帶來「莫大不確定性」。
科技產業供應鏈有危機感
回顧2002年和2003年SARS爆發時,國際間也曾有過類似的擔憂。當時,病毒最早出現在廣東省,後來蔓延至大陸各地和世界各國,造成17個國家至少近800人死亡。SARS冠狀病毒出現時,中國的製造業工廠大都是為全球客戶生產供應T恤衫和運動鞋等低階次、低成本產品。
17年後的今天,中國已經崛起成為全球經濟科技產業供應鏈的最多元關鍵的重要成分,致使這次疫情爆發,對先進各國財富經濟構成莫大威脅;特別是依賴中國製造業工廠供應的世界性產品,以及益發依賴中國內需市場消費者的跨國公司,更是備感「經濟大損失」的終極威脅。
以兒童經濟為基底的世界玩具業為例,基於美中貿易戰效應,實際上早已為中國供應可能深受威脅而做了準備。2019年12月,當川普政府威脅要對中國出口美國的玩具加徵15%關稅時,許多玩具公司都加快了下單速度,趕在關稅生效之前完成訂貨;有些公司為徹底避免加徵關稅,而轉移到泰國和越南生產。但是,2020開年之後,國際玩具製造商普遍都已進入急需重建庫存階段,倘若疫情危殆情況再持續四個月,全球玩具業勢將面臨莫大的問題。
過去十年來,在中國內需市場獲大利的蘋果、星巴克和宜家等跨國民生消費公司,目前都暫時關閉了在中國的門市店面;而大商場的空蕩蕩,讓耐克運動鞋、安德瑪服裝(Under Armour)、麥當勞漢堡的銷售受到威脅。為了阻止病毒擴散,中國政府延長了春節假期,也要求通用汽車和豐田汽車的工廠推遲「復工」日期;而包括美國航空、達美航空、美國聯合航空、漢莎航空和英國航空在內的國際航空公司,也都已取消往返中國的航班。
據牛津經濟研究院的保守預測,2020年中國經濟成長率將下滑至5.6%,低於2019年的6.1%;這或將導致2020年全球經濟成長減少0.2%,年成長率跌至2.3%,成為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危機以來的最低成長率水準。
2021第一季即可升至7.3%
不過,另外一些跨國經濟學家則認為,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會造成中國赴海外遊客減少,以及中國內需下滑和供應鏈斷裂等情況,在很短暫時間內的確會拉低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但就更宏觀、更長遠的眼光來看,其實它對經濟影響不至於太過深遠;中國實際GDP年成長率或有可能在2020年1至3月降至5.6%甚至於4.0%,但2020年下半年將迅速復甦到6.1%以上,2021年第一季則可恢復至7.3%。
主要理由是,只要新冠肺炎跨過最艱困的頂峰時期,工廠就可復工,供應鏈的短暫「斷鏈」將可隨之復甦活力,此前被壓抑的需求將浮出水面;就基本面的調研理解,新冠肺炎疫情並不會導致中國國內需求實質性消失,目前所見都只是「暫時性經濟遞後」的短時期緩後罷了。更值得注意的是,世界經濟也有加速觸底的跡象。
美利率上漲才是更大風險
春節以來,新冠肺炎疫情沸沸揚揚,但並未造成全球股市長時間大跌,原因何在,值得探索。
跨國經濟學家認為,受美中貿易戰爭開打影響而從股市撤資的長期投資人,目前正處在不得不冒投資風險的狀況下,手中持有的「真實資金」(Real Money),正以1月份《美中貿易第一階段協議》,以及「美國供應管理協會」(ISM)、「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改善等作為再投入的契機,有可能在看到疫情趨和緩後,可以再放膽「全面買入股票」。
不過,國際投資人最新關注的焦點在於利率動向。倘若當前穩定在低檔的美國長期利率上漲,則估計目前顯然偏高的美國股票持股水準勢必無法繼續維持;2020年初猶處在1.9%左右的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使得美國國債大量被買入,2020年2月初,殖利率一度為之降低至1.5%附近。之後長期利率上漲,美國國債被賣出,使得目前殖利率水準穩定保持在1.6%左右。
不過,目前國際資金投資市場(Call To Action, CTA)的盈虧分界點為1.7%,也就是說,美國10年期利率水準應該在1.7%左右,才符合投資人的決策邏輯;只要超過這個水準,即表示利率上漲,CTA很可能就會被迫清倉而拋售;屆時勢必更可能導致美國利率大幅上漲,而導致國際股價的下行。
所以說,今天國際證券市場沒有對新冠肺炎疫情做出太大反應,國際資金持有者依然看好,美國利息仍屬低點和資金充裕的金融情勢可以持續;然一旦美國聯準會(Fed)再次調高利率,則將對世界金融市場經濟造成莫大震撼,其衝擊影響力,將遠超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態勢的「短暫性激動影響」。
也因此,對於世界經濟前瞻性景氣動向的觀測,利率的動向應該更為重要。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
1月31日午夜,英國正式脫離歐盟,但前途多艱。美國11月的總統大選現已開始進入緊鑼密鼓階段,川普是否連任成為世人矚目的焦點。
英國確定脫歐但未必更好
在換了三位首相,舉行了多次選舉後,英國終於真的脫歐了。但分家後,英國會更好嗎?
歐盟為英國最大貿易夥伴,在外貿總額中占比接近50%。因此,英國離開歐盟,但不會離開歐洲。據統計,自英國準備脫歐以來,倫敦超過一半的金融企業已將部分業務轉移出英國。英國經濟學家稱,英國脫歐抵銷了2015-17年的投資增長紅利。英國脫歐之後,沒有勞工、稅收、政府補貼等領域「公平的競爭環境」,英國將難以獲准進入「世界最大單一市場最高質量的訪問權限」。
要是把脫歐比作馬拉松,英國這下總算是跨過了終點線。但擺在面前的,卻是另一條新的起跑線。
英國和歐盟未來的談判會圍繞在雙方的貿易關係,那比脫歐程序更加艱巨、複雜。先說過渡期內,英國仍將受歐盟現行法規的約束,包括生產規則到勞工權益,英國將繼續留在單一市場、關稅同盟內、允許人員自由流動。不過,英國在歐盟機構不再派駐代表。這等於繼續繳會費,卻被剝奪了發言權和表決權。
要是在2020年底過渡期大限前,雙方仍然未能談妥,最終的結局可能是無協議脫歐。另外一個選擇是延長過渡期,再來一場馬拉松,英國和歐盟願意嗎?受得了嗎?
川普成績單缺少事實根據
1月21日川普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講話時,提及數項在他任內交出的成績單,但他聲稱的這些「成就」缺少事實根據。
(一)「美國有全球最乾淨的空氣和飲用水之一。」川普曾稱讚自己政府改善美國空氣和飲用水品質的努力,但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等作法,都不利於環境保護。根據耶魯和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美國的空氣質素只排名全球第10,但飲用水的品質與英國、加拿大和芬蘭等國看齊,品質十分高。
(二)「美國經濟正蓬勃發展,是全球從未見過的。」川普任內,美國每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約2%到3%,但柯林頓執政期間,美國的經濟發展更快,每年超過4%。如果以每季度計算,歐巴馬在任期間,2014年其中一季GDP成長更高達5.5%,比川普執政以來任何一季都要高。
(三)「我上任以後,美國經濟增加了700萬個職位。」美國政府的數字顯示,川普2016年11月就任至今,美國的確增加了700萬個職位。但要留意的是,歐巴馬在任最後三年,美國市場增加約780萬個新職位,而美國市場的職位在過去10年都有增長。川普政府上台後,這個趨勢只是延續。
(四)「前兩任總統任內失去六萬家工廠,而我上任後新開設了12,000家工廠。」川普經常強調,他在促進製造業增長方面十分成功,也喜歡在演說中與歐巴馬和小布希兩位前總統比較。但美國勞工統計局公布,小布希2001年就任總統時,美國工廠的數量比2016年川普準備上任時多了約54,000家。川普上任後至2019年第二季,美國的確多了約12,000家工廠,這些大多是小型製造商,平均僱用少於五人,而這個數字在2013年歐巴馬掌政時就已經開始增長。
(五)「三年內1,000萬人脫離社會福利網。」2016至2019年期間,需要領取薪俸稅扣減的納稅人數減少約200萬;2017年1月至2019年10月期間,領取食物券的人數減少約470萬;2016月11月至2019年11月期間,領取保障輔助收入(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的人數減少約219,000。
不過,美國一些聯邦社會福利下放給各州政府管轄,而有些州政府會另外提供一些社會福利。川普沒說清楚他指的是哪些福利計畫,因此無法查出有多少人同時領取多於一項的社會福利保障,也無法精準計算出在川普任內究竟有多少人脫離依靠社會福利。川普經常提及,希望扣減社會福利開支,同時提議改變「貧窮家庭」的定義,把一些原本符合資格的家庭剔出社會保障網。
(六)「美籍非裔社區的失業率跌至新低」。美籍非裔社區的失業率在2019年9月曾降至5.5%,是美國勞動部1972年開始收集相關數據以來的最低點,但之後略回升至5.9%。然而,不同族群的收入仍有相當大的距離,非裔社區的收入就比白人社區要少26%。可見種族歧視仍然十分嚴重。
國際社會非常關注川普會不會連任。其實,關鍵取決於美國的經濟,只要美國經濟維持不錯,川普連任的可能性很大。但美國社會兩極化的情況非常嚴重,民調顯示,有84%的民眾認為不論最終誰贏得大選,都難避免政治及社會繼續分化、撕裂。
(作者係本刊主筆、國防大學法律學系兼任教授)
儘管俄國總統普丁一再表明,俄國無意與中國結盟,但俄中軍事合作關係不斷加強,已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形成挑戰。尤其,美中衝突的可能性正大幅升高,因此,俄羅斯未來的態度極為重要。
俄中軍事合作增強
去年12月19日,普丁在莫斯科年終記者會上表示,俄中兩國雙方在經濟、高科技、航太、交通各領域的合作,都取得極大成就。他特別強調,中國經濟迅猛發展已超過美國,世界不該再是以美國為中心的單極世界。他也表明,俄國不打算與中國建立軍事結盟,俄國之所以幫助中國建立反飛彈預警系統,只是防禦性質,俄中合作是為了維護世界穩定。
事實上,近年在美國的壓力下,俄中關係已有進一步加強的趨勢,兩國貿易不僅突破1,000億美元大關,在軍事合作上更有極大進展,例如2018年當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時,俄羅斯卻邀請了中國一旅官兵(3,800人)參加其在西伯利亞舉行的大規模軍事演習。俄中兩國艦隊不僅在太平洋,更在印度洋,甚至黑海、波羅的海的海域進行聯合軍演。去年9月23日,俄中兩國空軍的戰略轟炸機和預警機更在東北亞地區,首次進行空中聯合巡航,這項空前的聯合行動表明,俄中試圖挑戰美國在區域的影響力。
川普轉變美國的亞太政策
俄國政治觀察家列契科夫早在2017年即發表專文表示,中國軍方認為,川普任內美中極有可能發生軍事衝突,因為美國的種種作為令北京感到緊張。他並表示,為因應亞太情勢的改變,中國應該派遣戰艦前往東海和南海地區,但華府和北京對南海的看法完全不同,中國對南海提出主權要求,並加速填海造島,同時限制外國軍艦通過,而美國及其盟國則主張保留「自由航行」的權利。此外,川普為制止中國在南海的擴張,主張加強美國在本地區的軍事力量。
更重要的是,中國越來越擔心川普將放棄「一中政策」。2016年川普與蔡英文通電話一事,引起中國極大震驚。過去兩年,川普發動了美中貿易戰,又企圖影響其盟國全面抵制中國5G商品,美國國會更通過了多項友台法案,使美中關係進入緊張狀態。
美中衝突的可能性升高
俄國科學院遠東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莫斯科政治暨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卡申表示,川普上任後,美中緊張情勢大幅上升,甚至已無法控制。卡申甚至認為,雙方關係中的一些小摩擦,極可能發展成雪崩一樣無法控制的局面。美國前幾屆政府與中國雖然也有不信任的情況發生,但雙方已發展出一套解決問題的固定模式,然而川普上台後,白宮和國務院來了一批生手,而且川普並不相信過去行之有年的基本政策,而且也不再提「一中政策」。
卡申表示,對川普而言,世界上沒有不能改變的原則,他經常問:「為何一定要遵循過去的經驗?」川普認為「可以一面遊戲,一面修改遊戲的規則」,但問題是,川普經驗不足,而且也無法預知改變遊戲規則將會發生何種後果。
川普充滿高度不確定性
由於美國的政治生態改變,以及中國的民族意識抬頭,使兩國關係發生劇變。19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印尼曾發生排華事件,當時中國人民能理解政府的難處,但如今任何細微事件,中國政府如未能有效維護國家的權益和尊嚴,人民的反應必然極為強烈。當前美中關係緊張情勢不斷升級,受到中國軍事力量增強,以及美國在太平洋勢力擴張的影響極大。
俄羅斯的美國問題專家柯羅布科夫表示,中國政府雖不認為中美未來會發生軍事衝突,但他們都明白,川普以中國為美國的真正威脅,而且世界權力中心已由大西洋及歐洲,逐步向北太平洋地區轉移。柯氏並稱,由於美中潛藏著發生衝突的可能性,美國因此積極支持中國的對手如日本、印度、越南,並試圖與俄羅斯改善關係。川普認為,歐巴馬時代美國將莫斯科推向北京的政策是不正確的。
結語
川普上任以來,試圖修改對外關係的遊戲規則,又堅持「美國優先」的政策,早已引起各國的疑慮。在對華關係上,川普不僅公開表示中國是美國的競爭對手,增加南海的軍事部署,並積極支持中國的對手,甚至準備拉攏俄羅斯。美國政治生態的改變,以及中國民族意識的抬頭,美中衝突恐怕難以避免。
俄政治觀察家分析認為,俄中軍事合作,特別是由長程戰略轟炸機在北太平洋地區進行聯合巡航行動,不僅挑戰美國的區域影響力,更增強中國對台灣的軍事威懾力,此一作法對中國有利,但並不符合俄羅斯的戰略利益。尤其,當前美中衝突的可能性升高,莫斯科必須審慎待之,這恐怕也是普丁公開表明,俄羅斯不準備與中國結盟的主要原因所在。
(作者係前駐俄羅斯資深外交官)
南韓總統任期五年,文在寅於2017年5月10日上台,執政時間已過半,然而一路跌跌撞撞,現在已面臨頭破血流,送進頻危病房了。
日前文在寅在青瓦台幕僚的安排下,慶祝上任1,000日,然而隨後卻成了「熱鍋裡的螞蟻」,不是為新冠肺炎疫情,而是為「三大政治弊案」纏身。
大選前文在寅爭議不斷
南韓將於4月15日舉行新一屆國會議員選舉,保守與進步兩大陣營早已展開拼死激戰。反對黨「自由韓國黨」(現改為「未來韓國黨」)喊出的競選口號是「推翻無能、腐敗及傲慢的文在寅政府」。文在寅與執政的「民主黨」則為繼續確保國會多數席位,首度推出70位青瓦台幕僚大舉參選,向選民推銷「文在寅政治」正確。
惟從目前的政治氛圍來看,「事與願違」的成分居多。南韓檢方於1月29日在選前緊要關頭,起訴包括青瓦台重要幕僚5人,共計有13人違法介入2018年6月地方選舉事務,起訴狀裡出現「文在寅」多達35次之多。顯然,檢方箭頭已指向文在寅涉嫌為幫助30年知己宋哲浩律師當選蔚山市長,指示青瓦台8個單位的幕僚人員影響選舉。
尤其,從去年8月文在寅不顧國會的反對聲浪,強行任命已有多起罪嫌的曹國出任法務部長,企圖施壓檢方不成,造成曹國50天後就黯然下台命運。今年1月2日,文在寅匆促任命現任國會議員、前法官秋美愛出任法務部長,繼續為掩蓋「弊案」,打壓檢察官。秋美愛一上任,就分別於1月8日與1月22日,兩度調動檢察官人事,把偵查弊案的檢察官統統「下放」。
起訴狀直指文在寅涉案
事態一波變萬波,越演越烈。秋美愛擅自違法、破例將檢方長達71頁的公(起)訴書一手扣留至2月5日,並對外聲稱「為了保護個人隱私權,不宜公開公訴書」,其目的實為政權護短,結果引發各界不滿與批評。
不過,秋美愛的「不公開」堅持不到24小時,2月6日南韓《東亞日報》獨家報導部分起訴書內容,7日則在讀者的要求下,在該報電子報上將起訴書全部刊載。不僅讓秋美愛臉上無光,連帶造成文在寅無法逃罪的惡果。
檢方的起訴內容指證歷歷,連日來不僅反對黨嚴厲指責秋美愛違憲違法,連親政府的市民團體「參與連帶」等也批評秋美愛理應依法公開起訴書,不能剝奪人民知的權利。輿論沸騰,讓文在寅和執政黨啞口無言。
起訴書顯示,不僅文在寅涉嫌,青瓦台幕僚一方面指揮蔚山地方警察廳長黃運河非法介入選舉,以羅織的「受賄」罪名,動員警力調查反對黨的市長候選人金其鉉,使其落選,另一方面違法收買同黨參選人林東浩,以出任「駐大阪總領事」職務交換他退選。集體共謀犯法,令韓國人非常氣憤。
起訴書更明確指出:「在選舉中,尤其總統或輔弼總統業務的公務員比一般公務員更應遵守政治中立,國家機關或公務員不應把自己當成特定政黨或政治勢力,站在特定政黨或特定候選人一邊,做出對選舉有利或不利影響的行為」。
公訴書內容曝光後,南韓選民不再信任文在寅。2017年5月10日就職詞向人民保證「改變分裂與糾纏政治,結束保守和進步糾葛,由總統出面直接對話,反對黨是經營國政的夥伴,因此,對話要定例舉行」,至今全變成謊言,文在寅成了自欺欺人的「詐欺犯」。尤其,《文化日報》批評文在寅政府頗像「幫派組織」。
檢察總長尹錫悅行情高漲
文在寅和秋美愛越打壓檢察官,檢察總長尹錫悅的行情越高。1月31日,南韓《世界民報》委託民調公司所做的春節民調顯示,2022年南韓選民屬意的總統十多位候選人中,尹錫悅名列第二。這是南韓政治史上,首次出現的怪異現象。一般認為,尹錫悅從未表示參政意願,而造就他聲望的是文在寅和秋美愛。
由文在寅任命的尹錫悅任期還剩下1年6個月,受到憲法保障,文在寅無法任意革職。尤其,尹錫悅對外聲稱「我只看憲法與人民辦案」,受到南韓人民的歡迎,甚至有民眾每天送花到他辦公室為他打氣。
不尊重法律我行我素
其實,文在寅「胡作非為」變成人民討厭的對象,並非始自今日。他上台後設立了各種委員會,安插無專業人士,每月白領巨額薪資,浪費人民血汗錢。現在全南韓337所大學近7,000名教授及6,000名律師發表聲明,批評文在寅眼裡沒有人民,要求他立即下台。朝野要彈劾他的聲浪此起彼落。
另外,文在寅政府增加公共支出,並推動「收入帶動成長」的觀念,過去三年,南韓的基本工資調漲超過30%。反對者認為,這種作法使雇用成本增加,反而造成傷害。而且,文在寅堅持廢核電,造成各大學相關學系關門,學生找不到工作,而且核電整廠輸出被卡住,很多外國企業不願再與南韓公司合作。
(作者係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
《美日安保條約》是日本投身美國陣營的「賣身契」,從此註定了日本的戰略立場,及當美國代理人的角色。該約今年正逢簽署60周年,日本在其中的得失冷暖,恐怕是點滴在心,有口難言。
現行《美日安保條約》是1960年1月19日由現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外祖父、當時的日相岸信介與美國總統艾森豪在華盛頓簽訂定的,沿用至今沒更動過。該約取代1951年9月8日跟《舊金山對日和約》同一天所簽的舊安保條約。由於舊約是在美國占領下進行談判的,因而追認了美軍占領體制,且有許多有利美國,而損及甚至屈辱日本國家尊嚴的條款,譬如第1條就寫著「日本允許美軍有部署在國內的權利」、「駐日美軍因日本政府的請求,可鎮壓內亂、騷動」等內容。
美日基軸為日本外交主幹
新約明確了美日的角色分擔,共有10條,其中第5條規定美軍防衛日本的義務;第6條規定日本允許美國陸、海、空軍駐紮日本,以及可使用日本基地、設施。雙方同時還訂了《美日地位協定》,明記基地使用範圍、期限,更制約了日本的警察權,美軍在日本犯罪或發生事故,未必會受到當地法律究責,說穿了,就是美方有某種程度的「治外法權」。
戰後美國跟60多個國家訂有各式各樣的相互協防條約(北約、美韓、美菲、美澳紐、美-中南美),而美日安保卻是日本與外國唯一的軍事同盟關係。日本自此等於選擇了「美日基軸」作為對外關係的主幹。
岸信介修約時,社會黨等左派團體及學生持反對立場,並掀起激烈的「安保鬥爭」,國會遭遊行抗議隊伍包圍,艾森豪也取消了訪日行程,岸信介在國會強行通過新約後立刻辭職下台。
美蘇冷戰期間,美軍持續駐日,將日本當作反共的「防波堤」。日本的國防安全仰賴美軍的嚇阻力,自衛隊成立於1954年,其功能為「專守防衛」。由於日本專心振興經濟,1971年就成為僅次於美、蘇的世界第三大經濟體,1986年更超越蘇聯。1980年代,日本對美貿易順差到了令美國眼紅的程度,美國遂一方面打壓日本經濟,一方面要求日本在安全上多做「國際貢獻」。
自衛隊開啟海外派遣
1991年波斯灣戰爭時,日本基於憲法的限制,未派遣自衛隊參與,但捐了130億美元給以美軍為主的多國籍部隊,卻仍被國際社會批判沒有人員的貢獻,於是日本防衛政策出現大轉彎,戰爭結束後兩個星期,日本政府就派出掃雷艇到波斯灣掃雷,開啟了自衛隊首次海外派遣。先例一開,日本的「國際貢獻」幾乎都是在配合、協助美國。
1996年4月,美國總統柯林頓與日相橋本龍太郎發表的安保共同宣言中,提出「維持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開始擴大區域。1997年修改防衛合作新指針,又訂定「日本周邊有事(發生戰爭)時,做美國的後方支援」,一度想以模糊的地理概念將台海包括在內,後來顧慮中國大陸的反應,才改以周邊事態的性質來判斷。
2001年美國發生911恐怖攻擊,在國際社會中,日本小泉純一郎首相最先表態支持美國小布希總統打「反恐戰爭」,並派出自衛隊去印度洋供油。2003年伊拉克戰爭,日本也派出陸上自衛隊支援人道復興。
小泉確認「同盟」關係
關於安保條約軍事上的角色,起初日本還遮遮掩掩。由於二戰時,日本與德、義結成的三國攻守軍事同盟遭到慘敗,因此很長一段時間,日本外交藍皮書、防衛白皮書,雖已出現「同盟」字眼,但日本福田赳夫首相1977年、大平正芳1979年訪美時,僅淡淡提及;1981年美日共同聲明中「美日兩國的同盟關係」成了正式文件,然而,時任首相的鈴木善幸還是堅稱「沒有軍事關係」,之後日本好幾任首相在公開場合也都不用「同盟」,而用「美日安保體制」,直到小泉才確認美日「同盟」關係。
此後,美日安保不斷深化,日本在美國明示、暗示,或在美國力有未逮、不便出面的地區,為分擔美國的戰略企圖介入國際事務。此後兩國一起將「同盟」推升、誇耀為印度、太平洋和平與安定的基礎、是此區域國際社會的「公共財」。而日本自衛隊的裝備、訓練、指揮也盡量與美軍「一體化」;透過赴海外參加聯合國維和活動、救災、護船,練兵、情蒐,也間接地在抹掉世人對戰前日軍的印象。
陸、海、空自衛隊的活動範圍溢出國境,到處「趴趴走」之外,現階段美日安保合作尚擴及飛彈防禦、網路作戰、太空監視、航海安全巡弋、救助自然災害。近年日本更與英、澳、印度結成「準同盟關係」,在北約開設政府代表等來補充美日同盟。
美日同盟副作用多多
當然,美日同盟並非一路和諧,事實上,日本因與美國同盟,面臨著不少頭痛或尷尬的狀況。
一、卡住日俄交好的咽喉。戰後日本與蘇聯及後繼的俄羅斯始終只有共同宣言而簽不成和平友好條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日俄間有南千島群島(日稱「北方四島」)領土問題,日本堅持索回後再談和約。而俄國則疑懼一旦歸還島嶼,要是日本讓美軍在近在咫尺的島上設基地,豈不麻煩?日方雖解釋「設立地點須日本同意」,但俄國不接受。國際間很清楚,日本在美日同盟中只能俯首帖耳。因此,日俄「北方四島」談判一直沒有進展,也沒有和平友好條約。
二、琉球(沖繩)居民反美、反日本政府。琉球只占日本總面積的0.6%,卻聚集了70%的駐日美軍基地。美軍軍紀、作業訓練的噪音,令當地居民不堪其擾;1995年發生美軍士兵對小學女生施暴事件,加上日常層出不窮的騷擾、糾紛案件,使得琉球反美情緒高漲,縣府槓上美軍和日本政府,要求基地搬遷。日本本土民眾也普遍有一種矛盾的心態:需要美軍協防,但堅決排斥基地設在自己的社區。
三、日本負擔的美國駐軍費節節攀升。川普從競選到就任,不停喧嚷「日本被攻擊時,我們會犧牲一切為其戰鬥」、「但美國被攻擊時,日本不會幫我們」,指稱只有美國「單方面的義務」,吹響了日本安保「搭便車論」。這迫使日本費盡心思迴避美方的指責。
2019年日本負擔駐日美軍的預算為3,888億日圓,其中「體諒補助預算」達1974億日圓。防衛省近期試算,日本負擔的比率為86.4%,美國僅一成多。但川普政府非但不嘴軟,還加壓進逼。美國《外交事務》2019年7月號報導,時任國家安全顧問的波頓要求,日方的「體諒補助預算」應上調4倍到80億美元。如果負擔額增加4倍,就超過駐日美軍的總經費。如此獅子大開口,實際上是要日本不僅負擔美軍駐日,對美軍在亞太地區的展開也得買單。
「體諒補助預算」是1978年防衛廳(防衛省前身)長官金丸信,決定負擔在美軍基地內工作的日本人薪水而開始的。未料,後來竟成了美國敲竹槓的項目。美軍駐紮費特別協定2021年3月底為更新期限,日本又得戰戰兢兢等著美方開口了。
日本沒有擺脫美國的本錢
美日安保同盟,確實造就了戰後日本的安全與經濟繁榮,但日本也付出了巨大代價。美軍基地在日本猶如「國中之國」,作戰指揮權及一切決定權、主導權皆在美國手裡,日本只是配角。現在雖有九成日本國民支持自衛隊的存在,但當2015年安倍解禁集體自衛權時,連執政團隊裡的公明黨都擔憂,自衛隊的活動範圍會不會無休止地擴大?日本會不會因安保條約捲入美國的戰爭?
再者,川普主張「美國優先」,帶起各國「本國第一」的風潮,美日兩國的紐帶並非沒有動搖的可能。日本最想做到的是,在與美國取得均等的利益下維護同盟既不能太靠近,也不能疏遠。畢竟,日本仰仗美國一甲子了,根本還沒有擺脫這座靠山的本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