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於1972年1月21日的〈鄉愁〉，被普遍視為詩人余光中的「名片」。然而，余光中在1950年以後、1982年以前，其鄉愁詩並不以大陸為對象。換句話說，〈鄉愁〉是寫給港、台與海外華人的作品。其中「這頭」、「那頭」二元時空對立的遞增，提示了內心傷痛，也隱然表現某種決絕的政治態度。

余光中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說，〈鄉愁〉只花了他20分鐘就寫成；但他同時也說，〈鄉愁〉的醞釀足足花了他20年。這20年，讓余光中的「鄉愁」認知與情境由「大兩岸」轉入「小兩岸」：1950年至1971年自美返台之間的「鄉愁」，屬於太平洋「大兩岸」的西化鄉愁、冷戰鄉愁。1972年至1992年重返大陸之間的「鄉愁」，則屬於台海「小兩岸」的反共鄉愁，包括〈鄉愁〉、〈狼來了〉、「香港結」與「八九風波」等，都是余光中在這期間的作品或作態。

〈鄉愁〉之前的20年

大陸版《余光中集》的〈自序〉，余說要作一位中國作家，就必須認識《詩經》以來的古典文學大傳統，以及「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小傳統，這「兩個傳統」是一名中國作家基本的文學史修養。然而，他在寫作〈鄉愁〉以前20年間的情境，卻是迥異於這「兩個傳統」的。

在創作〈鄉愁〉的同一時期，余光中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大系》寫了〈總序〉。這篇〈總序〉後來題名為〈向歷史交卷〉，他說，自1950年到1970年的中國文學，在大陸是「變成政治的工具，自由的創作已無可能」；在台灣則「形成了一種新的文學，一種異於五四早期新文學的所謂現代文學」。這20年間，在特殊的政治局勢和文化環境等情形下，台灣作家「確乎創造了一種異於五四及三十年代的新文學」。

換句話說，在醞釀〈鄉愁〉的20年間，余光中認為在台灣的「中國現代文學」走向，是不同於「兩個傳統」的。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二十年間，詩受到的外來影響最深，小說次之，散文最淺」。因為「『舊詩』太舊，『新詩』又不夠新，年輕一代因此乞援於西方的現代詩，是很自然的事」。

也就是說，在兩岸分斷與冷戰體制下，有些大陸遷台作家在1970年代初對於「中國現代詩」乃至「中國現代文學」的概念，是既沒有大陸，也沒有傳統的。這種概念的形成，主要還是上世紀中葉的政治因素使然。他們懷抱的鄉愁沒有現實依託，遂走向個人感官經驗與內心世界。

如此來看1950年以後，台灣「二十年來的中國現代文學」所以走向「西化」，是一種「政治願望受挫的替代性滿足」所致。

從1971年1月底開始，港、台留美學生發起「保釣」示威，時年43歲的余光中正在科羅拉多州擔任課程顧問及客座教授等職。同年，詩人返台任教師範大學時，海內外的保釣學運仍然熾熱。但余光中並未參與或聲援「保釣」，也沒有創作任何與「保釣」相關的詩文。

〈鄉愁〉之後的20年

在國府撤台20年後的「西化」詩人看來，台灣當局失去中國代表權顯然是一記國際社會(美國)的政治掌摑，是依附「西化」路線的重大挫折。「中國傳統」和「民族主義」重新走上台灣文壇與論壇。

所以，〈鄉愁〉詩風溫婉敦厚，哀而不傷，惻惻寫出中國人柔腸千轉的離鄉感受，讓人不覺〈忘川〉、〈敲打樂〉、〈凡有翅的〉那些殺伐、暴力與血腥的中國書寫，是出自同一個詩人。這種「詩經傳統」，不但在形式上承繼章節複沓的歌謠體，又有兩年前的〈江湖上〉為這種四段結構奠基，加上詩人幾度赴美時期書寫「大兩岸」式的鄉愁經驗。因此，在20分鐘內完成這首〈鄉愁〉，應該是可信的說法。

但〈鄉愁〉並非沒有政治性，「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就是一種政治現實和立場的表述，而不僅是靜態的地理空間描寫。特別是從「小時候」、到「長大後」、到「後來啊」、到「而現在」的時間感，通過「一枚郵票」、而「一張船票」、而「一方墳墓」、而「一灣海峽」的空間感，來表現政治與人生的滄桑變化，提示了時空和政治壁壘的升高。

1972年10月，余光中還寫了〈呼喚〉。說小時候的舊大陸(母親)是五千年深的古屋(古中國)，明燈般的古中國是更動人的母親。與〈呼喚〉同年寫的〈鄉愁〉，「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以及〈盲丐〉，「在彼岸，在路的起點喚我回去/母性的磁音喚我回去」，也是如此─把流亡感和漂泊感懸置在創作情思的高原，而遠遠地拒絕回家去，以成就「鄉愁」。

再看1973年寫的〈斷奶〉，可見余光中當時的棄嬰焦慮：原以為自己只屬於魁偉的大陸，「永不斷奶是長江，黃河」，而一直以為台灣「只是一舢渡船」；直到離台赴港前夕，才發現自己以前「同樣歸屬這島嶼」，「斷奶的母親依舊是母親/斷奶的孩子，我慶幸/斷了嫘祖，還有媽祖」。棄嬰心理的形成，和當時台灣在中、美、蘇國際大三角戰略位置的移易有關。等於說，大陸遷台作家在1950年代因國內政治挫敗轉而「西化」，在1970年代又因國際上的政治挫敗，將他們家推回中國的「復興基地台灣」。

1974年3月，余光中離台赴港前夕再寫〈鄉愁四韻〉。詩人把具有中國特色的長江、海棠、雪花、臘梅當作感官對象，以襯托詩人濃烈的鄉愁意識。然而同年2月，詩人的「大寒流」，「凜冽了二十五年什麼也不說」，只「帶來愴然欲下的涕淚/古人何罪今人亦何罪？/帶來咳嗽，狼嗥一陣陣的嗆咳/和間歇爆發，乍一聲悲壯的噴嚏/啊大寒流你帶來這樣的信息！」

減去「二十五年」，可知〈大寒流〉指的是1949年。兩天後，詩人又寫〈逆泳〉，說自己「在大寒流之夜，一腳落進了長江」，醒來發現一腳伸在毯外，「向那時的童年，此時的夢魘」。彷彿大陸不是〈鄉愁四韻〉裡溫情脈脈的同一個中國？而是同年在香港〈九廣路上〉的「夢魘」和「巨影」？

〈鄉愁〉與統獨的錯位

通過相關詩文的考察，可以比較全面認識余光中的鄉愁意識，它展示了在中國政治變遷中的不適應心理。

這樣看來，1949年遷台外省作家由於政治挫敗而臣服於西方現代主義或新殖民主義，與戰後擺脫殖民地處境而亟欲恢復中國主體意識的新生代本省籍作家，形成了一種在歷史和地理上的錯位現象。其後，大陸發生文化大革命，繼而國府失去了中國代表權，這成為台灣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客觀局勢。而台灣在日殖後期的作家與戰後新生代作家，也在1970年代站上歷史舞台。與此同時，受到政治局勢丕變的影響，原先脫離現實及傳統的遷台現代詩作家們，也逐漸脫離「西化」色彩，回歸「中國」或「傳統」。

然而，在同一個政治局勢丕變的影響下，有部分原先受到壓抑或忽視的本土寫實主義、民族主義傳統，卻反而與藉言回歸「中國」或「傳統」的群體站在對立面，成為1970年代以後走向「台獨」文藝的嚆矢。但這並不意味錯位的兩造就不可能相投合，余光中與陳芳明就是典型的例子。

中國是鄉愁錯位的解藥

余光中自21歲離開大陸、再從香港遷台以來，他始終沒有好好落腳過。他的「中國」不能落腳，他的「鄉愁」自然無解，不論在大陸、香港或台灣，這是歸根結柢的政治因素使然。

結局是：現今肯定他最多的是大陸讀者，但他書寫和肯定的大陸卻是在1949年以前；而他身後則葬於台灣，並不是「當我死時，葬我，在長江與黃河/之間」。這種歷史的、地理的、認同的錯位，正反映余光中的〈鄉愁〉是政治命運安排的結果。不過，政治解釋卻無法否認〈鄉愁〉的中國屬性。這也是改革開放以後的大陸讀者，最終能夠接受一名身負「反共前科」詩人的內在原因。

只能說，余光中以鄉愁包裝起來的政治作品太豐富，那些表面奪目的鄉愁班列，其實是以強烈的政治控訴為內在動力。至於其因為政治挫敗而反共、反新中國的文化和心理遺留，至今仍影響著台灣社會。因此，余光中的鄉愁詩固是「整個中華民族」內含的一部分，但重新認識中國以建立中國認同，仍是超克其錯位與異化的解藥。

(作者係中學國文教師)

2019年初的印巴空戰中，印度MIG-21戰機可能係遭巴基斯坦F-16戰機發射的AIM-120C擊落。不過，巴基斯坦宣稱是JF-17雷電(中國FC-1梟龍)戰機所為。傳言指出，JF-17不僅擊落一架MIG-21，還擊落一架印度王牌戰機Su-30MKI，網路上有私人拍攝的影片佐證。空戰後，FC-1製造商「成飛集成」的股價順勢大漲，也帶動了另一波中國製武器的外銷熱潮。

FC-1 Block3

FC-1為低階輕型戰機，採用後掠主翼、水平尾翼和單垂尾布局，外型線條簡單流暢且符合空氣力學。座艙兩側的蚌式進氣口(DSI)附帶圓滑邊條翼，以增加機身浮力和擾流。此外，FC-1機身上另設置加油管，可進行空中加油。由歷屆珠海航展的飛行影片來分析，FC-1的加速性和小轉彎半徑，表現都相當優異。

成飛公司(成都飛機公司)已公布FC-1 Block3升級方案，將換裝主動相陣雷達(AESA)和攜帶雷射標定莢艙(Laser Guide Pod)，並可使用精確轟炸的雷射導引炸彈(LGB)。目前，大陸自製LS-6制導滑翔彈藥、CM-400AKG空對地超音速巡弋飛彈、霹靂10E型短程空對空飛彈(PL-10E)、霹靂15型(PL-15)中長程空對空飛彈，均陸續服役使用。未來，FC-1 Block3可攜帶各種先進彈藥，適用任務範圍也更擴大。

不過，先前FC-1主攻低階輕型戰機市場，並利用廉價優勢(1000萬美元)吸引巴基斯坦等國採購，也是當前美國F-16系列、瑞典JAS-39系列的外銷勁敵之一。若FC-1 Block3換裝上述電戰系統和武裝彈藥，則單價勢必水漲船高，廉價優勢將不復見。(註)

新型雷達系統

2016珠海航展上，首次公開KLJ-7A主動相陣雷達。一般認為，KLJ-7A是中國真正制式的主動相陣雷達，探距深遠且範圍廣(可能具備後視性能)，並加強對匿蹤目標的偵測。KLJ-7A不僅可配置於FC-1上、也可讓其他戰機(如殲10型)選配。不過，KLJ-7A的高耗電量和散熱需求，並非FC-1這類低階輕型戰機能應付。因此，FC-1 Block3若換裝KLJ-7A，可能會更改內部結構、換裝更大功率的發電機，並增加散熱效果。

2018珠海航展上，首次公開LKF-601E主動相陣雷達。LKF-601E解決了配備舊型都卜勒雷達的戰機，不能在原位直接升級主動相陣雷達的問題。一般認為，LKF-601E是中國降階版的主動相陣雷達，改用空氣冷卻(氣冷)，使用時無需更換發電機，為現役戰機(FC-1/JF-17)的升級替換方案。LKF-601E不僅可配置於FC-1上、也可讓其他戰機(如殲10型)選配。

外銷成績

FC-1的外銷成績，為目前中國現役戰機的佼佼者。除先前巴基斯坦自行量產超過200架(JF-17A單座型)之外，還衍生出JF-17B雙座型戰鬥教練機。日前巴基斯坦決定增購50架全新JF-17 Block3，成為該國空軍的主力機種。

此外，成飛公司也向其他國家推銷FC-1，如菲律賓、馬來西亞和伊朗等國，均表示對FC-1有極高興趣。不過，馬來西亞對服役中的MIG-29俄製發動機頗為不滿，認為使用壽命短且排放黑煙嚴重，零附件保修也是一大問題。因此，如FC-1仍使用俄製發動機，可能會對外銷帶來負面影響。除FC-1外，成飛公司也在國際市場上推銷殲10型(J-10B/C)等戰機。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繼1月2日空軍發生不幸的黑鷹空難意外後，1月26日著名的NBA球星Kobe Bryant搭乘私人直升機時也不幸墜毀罹難，這兩起意外事故不僅帶給人們傷痛，也讓世人認識到直升機的危險與風險。

直升機特性

直升機是軍方或民間常用的交通工具，隨著科技進步，各國直升機的駕駛艙、成客艙的設計越來越進步，但仍有飛安風險。

一架直升機的性能好壞，固然會影響飛行表現，但客觀的地理環境與主觀的飛行員因素，往往決定了是否會發生飛安意外。舉例來說，假使直升機是在平地上空飛行，一般是較不會發生意外的；但若途中飛經山區，直升機可能就會因山區天候變化大而發生意外。

夜間海上飛行時，飛行員易產生「空間迷向」(Spatial Disorientation)。空間迷向簡單來說，是指飛行員將海面誤判成天空，進而產生錯覺，而面臨失去對環境的判斷能力，最終釀能意外。因此，平日熟悉的「飛行模擬器」(Flight simulator)顯得更為重要，若是駕駛軍用直升機，通常會安排資深教官帶飛，一方面是經驗教學，二方面讓年輕學員對直升機不會產生懼怕的心理。

直升機具先天風險

直升機由於先天設計，動力上以主旋翼(Main rotor)、尾旋翼(Tail rotor)為主，先天的操作上，尤其是起降階段，直升機必須在空曠的機場、草地進行起降作業，地面若有干擾物，例如電線桿、樹木或其他自然地形，均會對機上的飛行員在操作直升機起降時造成嚴重干擾，這也是為何直升機起降階段的風險，遠比定翼機風險來得高。

其次，直升機先天的飛行高度無法像定翼機那麼高，它受限於發動機動力、地面效應、機身重量等因素，低空飛行較符合直升機的先天設計，除非遇到緊急軍事狀況，或是飛行於山區當中，為避免撞山意外及地面火砲的攻擊，這時直升機才會爬升至高空飛行，以策安全。

再者，由於直升機本身受限於旋翼的配置，無論是飛行員或後艙人員，均無法配備降落傘以供跳傘，駕駛直升機的飛行員或後艙組員均以「救生衣」為主，相較於定翼機，若發生飛機機械意外，軍用飛機的飛行員至少能以「跳傘」方式進行逃生，直升機則毫無此優勢，更增添發生意外死亡的風險。

最後，每一趟飛行任務，飛行員都會考量油料成本、時間控管，而優先選擇最近的航線飛行，這是軍/民用直升機皆會採取的作法。若直升機靠近山區或在山間飛行，受限於山區的天氣變化大，山脈之間的距離近，飛行員若發現有異，往往很難在第一時間進行精確的判斷，原因無他，直升機雖然速度慢，但仍有每小時數百公里的速度，當飛行員發生無法判斷機外狀況時，往往距離發生意外不到數分鐘的反應時間，縱然飛行員在意外發生前向塔台發出訊號，挽回悲劇意外發生的機會仍相當渺茫，這也是為何旋翼機的飛行風險，遠比定翼機來得高的原因。

降低直升機發生意外之道

雖然直昇機有先天上的風險，但只要是飛機，不論是旋翼或定翼機，從飛行的那一刻算起，直到安全降落前，整個過程主客觀風險皆伴隨而來。飛機的機齡固然會影響飛行安全，但天候、機械，甚至飛行員的臨場反應等，更是直接影響飛機能否安全飛行、降落的客觀因素，當所有的主客觀因素加總起來，性能再好的直升機仍有可能發生意外。

若要降低直升機的失事機率，除了仰賴機上科技的幫助外，無論是資深/資淺的飛行員，飛行前的再次確認(機務狀況、天氣)顯得更為重要，飛行中的臨場反應必須依靠日常的本質學識進行彌補，倘若即將發生飛安意外，飛行員除了信賴儀表的數據外，若無法確認地面的狀況，拉高直升機的高度為優先的保命辦法。

直升機仍是重要的飛行器

直升機雖先天上有許多風險，但仍然被各國軍、民視為重要、方便的飛行器之一，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在油料成本的考量下，若飛行距離不遠，無論是軍方或民間仍會優先考量搭乘直升機。

第二，直升機的起降要求，原則上只需要空地、地面無障礙物即可，定翼機則至少需要一條完整的跑道才能進行起降作業，在起降的相對要求中，旋翼機仍舊比定翼機來得更有優勢，這也是為何富豪擁有私人直升機的比例相當高的主要因素。

第三，直升機平日的養護成本少於定翼機，在當地國的法律許可下，有能力的富豪會優先選擇擁有私人直升機。

從空難中吸取經驗，從錯誤中學習，才是降低發生飛安意外的根本之道，無論是軍用或民用直升機，持續精進飛行技術、飛機科技才是最佳的保命之道。

(作者係中正大學戰略所碩士)

今年春節前，新北環狀線的西環段(以下稱環狀線)啟動為期12日的試乘，以帶動板橋、中和、新店、新莊的觀光商機。筆者發現，捷運環狀線所經過的地方，有不錯的歷史景點，值得當局重視。

1月19日，新北環狀線起試營運，並於1月31日正式通車。路線自大坪林站穿越新店溪，經中和區景平路、板南路及板橋區板橋車站，並越過大漢溪至新莊區思源路和新北產業園區，共15.4公里。此後可利用該線直接往返新店、中和、板橋、新莊等淡水河西側及上游的新店溪各行政區，可縮短乘車時間、分散運量、減少轉乘站的擁擠；並可銜接松山新店線、中和新蘆線、板南線、桃園機場捷運，且可於板橋站轉乘台鐵與高鐵。

筆者選在春節前體驗，並利用古今地圖對照及相關文獻，試圖找尋沿路的史蹟亮點。

沿線50年間變化頗大

環狀線代表色為黃色，代碼為Y。14座車站中有6座車站沿用既有站名：大坪林、景安、板橋、新埔、頭前庄及新北產業園區(前稱五股工業區)等站。其餘8座車站，依地區舊地名及車站鄰近道路、橋梁或里名等命名，包括十四張、秀朗橋、景平、華中橋、橋和、中原、板新、幸福站。

環狀線列車採用的是無人駕駛的自動化設計。列車從大坪林出發後來到十四張站。因全線皆為高架路線，故有不錯的風景視野。該站所在原為農業區，可謂大台北的都市之肺。十四張是數百年前就存在的舊地名，乾隆年間(1735-1795)，大陸移民從這裡上岸發展與開墾，形成斯馨祠周邊古稱「店仔街」的熱鬧市集。該祠的碑文，指出乾隆44年（1779）開墾大坪林的民眾建立土地祠，取名「斯馨」有閩南語思鄉之意。而附近原有可列為歷史景點的先人開發遺跡，卻在當局一聲令下，變成了捷運環狀線機廠用地，相當可惜。

從十四張站過新店溪後，便到達秀朗橋站。這裡原來的古地名叫尖山腳，有渡船來往兩岸。今日秀朗橋下有以彩繪及裝置藝術重現昔日，包括「尖山晚渡」的中和八景意象。

接下來環狀線列車沿著景平路經過景平和景安站，下方的台64快速道路一路相隨。這裡位在數百年以來尚存的地貌─瓦磘溝(舊稱潭墘川)的南方，屬於大南勢角地區。清代即有先民引新店溪水建永豐圳，灌溉尖山腳、南勢角、漳和庄水田370甲，故這裡也原是一大片水稻田。如今因捷運的方便等因素，遍布新興的高樓大廈，連景安站也蓋起了捷運共構大樓。該站的環狀線與地下站體共用出口，可轉中和新蘆線。

板橋林家和中和的淵緣

列車接著經過中和站、沿著過去台鐵中和線的火車路廊(板南路)走到橋和、中原站。這一帶主要是中和的工業區，當工廠漸漸轉移至大陸投資，原址就變成商場和社區住宅大樓。值得一提的是，中原站所在的古地名─芎蕉腳庄，和板橋林本源家的崛起有一段因緣。

林本源家創始者林平侯原是福建漳州龍溪人，於清乾隆46年(1781)隨父來台至淡水廳新莊（今台北新莊），受雇於鄰居米商鄭谷家，數年後積蓄銀數百元，鄭谷再借助千金，促平侯自立經商，因經營得法獲利甚豐，遂以致富。後老東家鄭氏以年老有意返回大陸祖籍，平侯感恩圖報，將創業之初鄭氏所提供的資金，加上利息，悉數奉還，鄭氏婉謝其好意。

林平侯乃將這筆錢在芎蕉腳庄置產，以歲收的租息贈與老東家，不但樹立「義利合一」之家風，並開始了林家對土地投資抱持著濃厚興趣的淵源。同治元年(1862)林本源繼承人林維源繼續擴大收買大台北重要灌溉水圳的租權，包括灌溉中和的永豐圳，並收購田園。經過數十年的累積，根據1903年《台北廳志》記載：「林本源所有土地占台北平原之過半」，當時淡水廳擺接堡的漳州人十三庄主要分布在今中和、板橋、土城地區，而以漳和庄的枋寮街最為繁榮。

枋寮街有「中和大廟」的廣濟宮，主祀開漳聖王，俗名聖王公廟，間接促成了該漳州人聚落的形成。另一和廣濟宮合稱「中和大廟」的福和宮，根據1932年的《中和庄誌》記載，祀奉神農大帝(又稱五穀先帝)。其緣由是移住於中和的漳州人，為開墾土地祈求豐收而奉祀。另據《台灣日日新報》稱，此宮由來與板橋林本源家最有關係。所以林本源家身為擺接堡漳州人的領袖，對清代中和地區的發展當然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環狀線的亮點─接雲寺

環狀線在板橋的歷史亮點，首推林家花園附近祭拜觀音媽(佛祖)的接雲寺。因它相對同為板橋古廟、但已變為現代廟宇的慈惠宮(媽祖廟) ，顯得古樸許多。一百多年前，板橋並無觀音媽廟，故本地居民只好到中和柯子（科仔）崙石壁湖山山頂的慈雲巖去參拜，成為擺接堡漳州人的信仰中心。當時交通既不便，且路途遙遠，山路又崎嶇難行，板橋首富林家遂臨時搭建一座簡單的廟宇，每年由慈雲巖恭請觀音媽至板橋兩三個月，以接受本地善男信女的膜拜，後再起駕回鑾。清咸豐三年(1853)此寺因漳、泉械鬥而燬於祝融，幸好當時觀音媽被迎到板橋，因此得保安然無缺。

今日步入接雲寺，放眼望去盡是古匾及石刻楹聯，頓覺古意盎然，增添古廟悠然文藝之風。正殿內，百年歷史的古匾有五個。其中，有署名「賞戴藍翎前特授台東都閫（墾）府劉嘉輝」敬獻板橋接雲寺【慈悲救世】的匾額。「閫」是指統兵在外的將軍。劉嘉輝生於1854年，先祖於1739年(清乾隆4年)由福建省漳州府渡海來台，開啟他和在台漳州人的一段情緣。台灣第一任巡撫劉銘傳治台期間(1886-1891)讚其勤勉任事，建設有功，奏准賞戴藍翎。

劉嘉輝同時也是林本源家的事業夥伴。他在乙未抗日期間，曾率林本源旗下的勁勇營子弟駐守桃園的南崁海口，和當時全台義軍統領的丘逢甲進士共同在南崁駐守要地，即今日機場捷運經過的地方。日據後，任林本源租館主任，深受板橋居民敬重。明治32年(1899)，他見中和地區水田700餘甲仰賴的永豐圳忽遭水患，圳崩流絕，便不惜工本，極力修治，讓農民歡喜收割。此外，他也參與許多寺廟的整修工作：大正3年(1914)參與板橋接雲寺重修、大正14年中和福和宮的重建。

應以歷史遺跡作為亮點

目前網路上出現環狀線十大景點排行榜，將Y12中和站附近的枋寮老街列為最後的景點。其實，只要結合上述古樸的大廟廣濟宮、福和宮、瓦磘溝等歷史遺跡，配合當地的導覽，一定不會讓遊客空手而回。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惠安與晉江、南安，合稱泉州三邑，位於福建省東南沿海。唐代屬晉江縣，北宋太平興國六年（981年）始置惠安縣，取「以惠安民」之義，一般習稱惠安。

惠安縣東南海濱，有一座崇武古城，瀕臨台灣海峽，是1387年（明洪武20年）江夏侯周德興經略海防時，為抵禦倭寇所建。當時沿著萬里海疆，共修築了60多座衛所城堡，成為抗倭第一線據點。但隨著朝代的更迭，大多數都已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中。崇武古城是其中僅存的一座，也是中國現存最完整的丁字型石砌古城，1988年被國務院列為第三批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如今已成了惠安最知名的景點，惠安的歷史也是建了這座古城後才具有意義。

崇武城現成為旅遊景點

史冊記載，1424年（明永樂22年），倭寇一千多人從海濱大山登陸，所向披靡，沿途燒殺搶奪，無一村落倖免。兵臨崇武城攻城時，千戶張榮率領軍民奮起抵抗，主帥最後雖以身殉職，卻保住古城，使崇武城免卻了一場浩劫。

但倭寇並未中止野心，1558年（明嘉靖37年），再度大舉來犯，經過六晝夜的猛攻，崇武城終被攻陷，百姓的生命財產悉遭掠奪。朝廷鑒此教訓，決定勸募大修，並增添防禦工事，以保障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可是不到兩二年，倭寇食髓知味，三度奇襲崇武城，全城軍民浴血奮戰，由於孤立無援，糧盡城陷。倭寇入城大肆洗劫，無惡不作，停留了40多天才揚長而去，崇武城滿目蒼涼，淪為一座空城。

明朝廷痛定思痛，為了永絕後患，1567年（明隆慶元年）派遣福建總兵、抗倭名將戚繼光屯兵於此。他到任之後興修城防，演武練兵，指揮剿倭，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軍事制度和城防設施。倭寇懾其威名，從此不敢再犯，十年倭亂平定後，海濱地區人民終於得以安居樂業，崇武也成了東南沿海的重鎮，日後鄭成功揮師東渡，還成為收復台灣的重要據點。

崇武城經過歷代重修，如今尚保存完好，城內有四個城門，東、西、北三座城門相似，各有兩道城門，外加築月城，上建城樓，城門上各設烽火台一座。南城門則外加設一道牆。城牆全部由白色花崗岩壘成，內砌二或三層的跑馬道。在城內蓮花山制高點還設有瞭望台，四面城邊有窩鋪、月城、墩台和通外涵溝，構成一套完整的軍事防禦體系，目前仍完好地保留下來，成了遊客最喜歡登臨懷古的旅遊景點，為古城帶來熱鬧的氣息。

中國石雕之鄉工藝遠播

惠安號稱「中國石雕之鄉」，石雕工藝是當地最重要的產業。其技藝源自中原，東晉至隋唐年間，隨著中原人口不斷遷入，帶來石雕技藝，惠安開始出現墓葬等石雕製品。兩宋至明初，境內大興土木，廣築石橋、城垣、寺廟和佛塔，形成一個新興的產業，吸引大量從業人口，惠安的石雕業因而人才輩出。

從所遺存的石人、石獸來看，石雕剛開始的造型十分簡單，還保留著北方質樸、粗獷的風格。到了明代後期以及清初，隨著社會繁榮和經濟發展，各類源自佛教，以獅子和龍柱作為主要裝飾的石雕品紛紛出現。當時著名的匠師李周把繪畫藝術運用在石雕工藝上，石雕藝術開始出現劃時代的轉變，造型日漸繁複，風格由質樸、粗獷趨向精雕細琢，並注意線條的結構和形態神韻之美。

清末民初，李氏的門徒學成出師後，紛紛前往福州、廈門乃至海外等地開設石雕店，產品大量出口，盛極一時。甚至受邀渡海來台，投入台灣寺廟和大戶林園宅邸的建設，以及大型陵園石雕的製作，逐漸發展出以柔美、婉麗見長的南方風格。

中國八大最美海岸線之一

惠安縣政府為凸顯石雕工藝的成就，近年來在崇武古城的南側，闢建了一座「中華石雕工藝博覽園」，是一座陳列石雕精品的主題公園，面積廣達九公頃，依著地形起伏，園裡石徑縱橫，綠草如茵，共陳列了500多件石雕藝術精品，各有不同的藝術風格。其中最為凸出的，即是高達十公尺的戚繼光雕像，頭戴盔甲，一身戎裝，肩上披風搖曳，巍然聳立在園區廣場中央，極為醒目。遊客最喜愛在這兒攝影留念，也表達了後人對戚繼光的景仰之情。

此外，還有媽祖藝術展區、惠安女雕像廣場、四大古典文學名著人物雕像等，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充分展示了惠安在石雕藝術上的貢獻和成就。

崇武古城南門外的半月灣，是一處開闊的海灣，有一條長達30公里的曲折海岸線，屬岩石堆積成的岩礁海岸。這兒有一件全中國最大的岩雕藝術作品「大地藝術」，又稱「魚龍窟」岩雕，是著名畫家洪世清花費數年心血創作而成。

「大地藝術」的作品取材於海礁岩崖的原始形態，依形取勢，循石造型，創作出形神兼備的各種藝術形象，共有170餘件，遍布海灣的灘頭和水岸。遊客來到這兒，面對一望無際的海洋，景色遼闊壯麗，心胸會為之大開，加上隨處可見的岩雕藝術作品，更充滿了驚喜。因此這兒能享有「中國八大最美海岸線」之一的美譽，絕非浪得虛名。

惠安女服飾引人注目

惠安另一享有盛名的頭銜便是「惠安女」，她們頭戴黃斗笠，披著白底小碎花頭巾，掩住雙頰和下頜，只露出一雙眼睛。上半身穿著藍色的斜襟衫，又短又狹，露出肚皮，腰間佩有銀腰鏈。下半身則穿著寬大飄逸的低腰黑褲，頭上再戴上精巧豔麗的頭飾。

由於惠安女的服飾十分特殊，且深具文化特色，於2006年被國務院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成為惠安的另一特色。此一名詞的出現，與當地的工作環境有很密切的關係。

惠安當地居民大多以漁業為主，農業或雜工為輔。當男子出外謀生或出海打魚時，婦女們便成了家裡主要的勞動力，也是建設家鄉的主力軍。她們善家務、多才藝，不管是捕魚、耕田、雕石這類粗重的工作，或是織網、裁衣、開店做小生意的細活，事事能幹、樣樣出色，再粗重的工作都能一肩扛起，一點都不輸男人；且能吃苦耐勞，任勞任怨，相沿成習，久之自然成了家庭及社會生產的主力。

崇武古城即是惠安女的主要聚居區域，走到惠安的鄉間，不管是田野、石場或建築工地，到處都可見到惠安女勤快勞動的身影。

而大多數男人反而留在家裡，帶小孩、做石雕或看顧店鋪。這種女主外、男主內的勞動方式，也成為崇武古城一項獨特的民俗景觀，吸引了眾多慕名而來的遊客，為惠安增添更多的特色和魅力。

(作者係作家)

2003年4月有一天，我代鳳鳴國中趙靜菀校長邀陳映真來學校演講。我說：「陳大哥，你在鶯歌長大，並自鶯歌國小畢業，這裡是你的故鄉，你卻從未在鶯歌公開演講，令人不無遺憾！」陳大哥遲疑了大約三秒鐘後爽快地答應。

據鶯歌國小的資料顯示，陳永善(陳映真本名)1950年6月自鶯歌國民學校畢業，是該校第37屆畢業生。他的老家在鶯歌前站的文化路舊鶯歌鎮公所旁邊，現已改建為商用大樓。

演講當天，我上完第四堂課，匆匆用過午餐，就驅車到中和南勢角陳映真的住家，接他到鶯歌鳳鳴國中。我記得陳大哥當時動作就有些遲緩，抵達學校後，先上二樓拜會趙校長，然後才再上三樓演講會場，因為當時學校尚未裝設電梯，陳大哥走樓梯時竟氣喘如牛、走走停停，我一邊扶著他，一邊感到十分不忍。

陳映真因不耐久站，所以坐著演講，大約講了一個多鐘頭，主要是講他的寫作生涯和在鶯歌、竹南兩地的童年經驗，他捨去許多專業用語和深厚的文學理論，娓娓地和一群國中師生話家常，竟讓一向吵雜的校園變得很安靜，大家專心地聆聽這位被稱為「海峽兩岸第一人」的大師演講，因為他的音量相當微弱。

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特別推崇影響他一生的大作家魯迅及其作品。他回憶當年如何自舊書店尋覓魯迅的作品，以及偷偷閱讀三○年代文學作品等陳年往事，讓大家沉緬其中。

三年後，陳大哥去北京講學，卻因病滯留北京無法返台，我們常默默地祝禱陳大哥早日康復，再來學校續緣。沒料到他於2016年11月22日病逝於北京。

1987年5月初，當時我任教於台中一所私立高中，因為散發何懷碩的文章－〈另一個中國人的想法〉給學生，與學校奉命發給師生的〈一個中國人的想法〉(作者是丁邦新)互別苗頭，觸怒了學校當局，揚言要把我趕出校園，當時《自立晚報》特別對我進行專訪，刊在該報第二版半版，立刻引起各界關切，我在受訪時提出希望教師能組工會，以維護教師的尊嚴和權益。

陳映真聞訊立刻指示《人間》雜誌社的官鴻志、李文吉、侯聰慧三位記者專程到台中、高雄採訪我和李勤岸、盧思岳。1987年7月號第21期《人間》，〈挺舉「教師工會」的火炬〉專題報導成為該期的封面故事。

2004年11月，小女以「喧囂」一文榮獲聯合報和靈鷲山佛教基金會合辦的第三屆宗教文學獎短篇小說獎首獎，在聯合報大樓頒獎，女兒代表受獎人上台致詞。到了會場，赫然發現陳映真夫婦也在場，原來他是以貴賓身分應邀來觀禮並頒發獎金和獎牌。兩家人頓時融入一片和樂融融的氛圍中，令人至今緬懷不已！

（作者係退休中學教師）

曾任日本拓殖大學常務董事的小川哲雄於1985年5月，由東京原書房出版《日中終戰史話》，敘述他陪同汪精衞旗下第一大將陳公博等人亡命日本，以及應中華民國政府的要求，日本政府把陳公博等人送回中國大陸的經過。

日本顧問安排逃亡路線

1945年8月24日晚上，當時隸屬於「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軍事顧問部」的陸軍主計中尉，汪精衞偽政權的軍事兼經濟顧問助理小川，在日本駐淪陷區大使谷正的官邸，得到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少將的命令：(1)領導陳公博一行亡命日本。(2)先到青島，嗣後伺機赴日。(3)所需經費儲備券一億元（合當時日幣約1,800萬元），將經由橫濱正金銀行匯去。(4)25日清晨出發。

25日凌晨，小川趕往主席公舘，陳公博夫婦、經理總監何炳賢、行政院秘書長周隆庠、實業部長陳君慧，安徽省長林柏生、秘書莫國康七人與小川，由總司令部小笠原歡送，分乘兩部車，從頤和路的公館出發，一路上彎了幾條街，到達故宮機場。

他們乘的是MC機，機內前面左邊只有一個座位，給陳公博坐，其餘人坐在用由地氈舖的鉄板上面，飛機往北越過長江，小川下令往東海飛去，隨後問陳公博，是否就直飛日本，降落取鳥縣的米子。陳說「全權交給你，你就看著辦吧」。飛機勉強降落在亂七八糟、全是沙灘的米子機場跑道。

機場沒有任何人影，小川隻身往東北方的松林走去，走出松林後遇到一部老爺卡車，小川請其開到市政府，司機同意了，小川讓陳公博夫婦坐在司機旁邊，其餘的人站在車台上。

在路上，小川借一家雜貨店的電話打給米子市長齋藤干城，齋藤是得悉陳公博一行亡命日本的第一人。當他們到市長辦公室後，齋藤說「遠路辛苦你們了。這裡已經是日本了，請坐請坐，請大家放心。我們一定盡全力，為各位效勞。」齋藤曾任陸軍第五師團軍醫部長、關東軍軍醫部長，因此非常親切。市政府的女職員端來了三大盤白米飯團和黃蘿葡給他們當午餐。

市長只派了一輛消防車給他們用；陳氏夫婦只好坐在司機助理的位子，隨行人員只能掛在消防車前後，車子開到戰時的海軍軍官俱樂部水交社，分配房間後，林柏生才伸著腰說「啊！終於到日本了」，而往裡邊走去。一會兒走出來的大胖副官說：「大臣和次長正在開重要會議，不能見面。親筆信我負責轉呈。」

把三封親筆函交給副官以後，小川到陸軍省幾個單位，但沒有人理他；他垂頭喪氣地離開陸軍省，忽然想起應該去外務省看看。小川走進外務省一個單位，向最靠近門口的一個職員說明來意。這個職員立刻替他打了幾個電話，並請他稍等一下，然後出去。不久滿頭大汗地回來，對小川說：「田尻愛義次官要見你。」遂把小川帶領到次官的辦公室。

東山工作方案作為代號

田尻請小川坐下並說：「辛苦你了」，同時道：「要請你到京都去」。原來外務省已經著手辦理「東山工作」了，根據《昭和史之天皇》作者松崎昭一所發現的資料，內容如下：有關東山商店一行案件（昭和20年8月29日管二）陳前國民政府代理主席一行居留日本期間之處置：

「(1)以東山商店為其假名，一行化名如下⋯陳公博─東公一，陳夫人─東山文子，莫國康─青山貞子，林柏生─林博，陳君慧─西村君雄，周隆庠─中山周（周隆庠可能是我國最後一任駐橫濱總領事周隆岐的哥哥），何炳賢─河田賢三。(2)本案之實施，由外務省擔任。(3)特派遣外務省官員到米子，將一行人移住京都，並令其暫時居住該地。但依情況變化，可能移動至其他地區，並應做準備。在京都，以民間人士之住宅供其住宿。(4)有關本案南京的匯款，設法以18元之行市兌換成日幣。

上述文書，係以大東亞省信紙打字，上面蓋著「極秘」的紅色印章。由此可知，一是由外務省負責處理陳公博一行之亡命；二是關於陳等之亡命，因為日本大使館的聯絡，已經做了某種程度的預測和安排；三是「以18元行情兌換」，顯然是指今井副參謀長在南京大使谷正面前所說的「匯一億儲備券」而言；四是小川於8月26日或27日，從取鳥縣松崎打給陸軍省的電報，確實已收到，因為它說「特派遣外務省官員到米子」。

由外務省送陳公博到京都

外務省派了當地調查官山本晃一和大東亞省支那事務局事務官仲村清市前往米子，以便帶領陳公博到京都。田尻說「他們預定9月1日扺達京都⋯」，小川便直往京都去等他們。

9月1日，陳公博一行告別望湖樓，外務省顧問岡部長二、近衛前首相的私人秘書塚本義照，京都府警察本部特高課警部補（相當於我國的巡官）廣瀨秀夫、和另外一位特高課課員，代表重光葵外相、近衛首相和京都府知事三好（重夫）在福知山車站，歡迎他們一行。

為避開人們的注意，陳公博一行在峨娥車站下車，本來京都府政府安排他們住宿京都飯店，但陳公博不肯住旅館，改住洛西花園柴田一雄的別墅；惟因房間不夠用，林柏生、陳君慧、何炳賢、小川和外務省官員都住在京都飯店。別墅由不破貞子照顧，飯菜悉由京都飯店送過去。

9月2日，日本政府在東京灣密蘇里軍艦上向盟軍投降。陳公博一行必須另找隱匿處。

9月8日，陳公博夫婦、周隆庠和莫國康住進金閣寺，林柏生、陳君慧、何炳賢和小川搬進對文莊。金閣寺是臨濟宗相國寺派的特別本山，正式名稱為鹿苑寺，於1397年由足利義滿所創建。陳公博住在最裡面的常足亭，其他三人在書院起居。外務省官員則住在俵屋旅館。

安原斯文任陳公博夫婦的日語老師，不破貞子和大原美代子照料其身邊的一切。陳公博每天的活動是讀書、散步、學日語和打麻將。每天早晨，周隆庠（九州大學出身）翻譯報紙的要點給陳公博聽，陳感興趣的，則全部譯出來。中文書只有織田牧送給他的三本。黃昏時刻出去散步，晚上打牌，這是他們唯一的娛樂。9月12日(或13日），陳公博欲以手槍自殺未遂。

放出陳公博舉槍自殺新聞

在這以前的8月30日《朝日新聞》曾報導北京同盟通信社的消息，說陳公博於26日企圖自殺，29日不治死亡。

9月3日，重慶中央社消息說：「陳公博自殺為虛報，實為亡命日本」。報導內容與事實大致相符。9月8日，何應欽總司令向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提出備忘錄，要求岡村轉達日本政府速將陳公博等（有岑德廣，沒有陳公博太太）逮捕，並押送到南京陸軍總司令部。

9月25日，外務省管理局第二部長大野勝已（外相已經換成吉田茂），以東山工作方案負責人的身分，前往金閣寺，正式對陳公博轉達日本政府的意向。其內容是：(1)詳細說明與重慶當局折衝經過，包括何應欽的備忘錄；(2)強調日本政府並非不顧信義；(3)不說日本政府的正式意見，設法套出陳公博的意向，以便處置。

大野帶了一位翻譯官中村。周隆庠陪陳公博在書院等著。大野說：「讓你們很不自由」，接著便說不出話來。至此，陳公博開口了：「大野先生你想說什麼，我已經大概知道了。沒有什麼擔心的事，你放心吧。」

大野告訴陳公博來意，但沒有說出日本政府的意旨。陳公博望著天花板，然後瞪著大野斷然說：「我要回去，回去中國。」陳公博要求大野代其給何應欽總司令打電報，請中華民國派專機接他回去，以便自首。

9月29日，支那派遣軍總參謀長來了機密回電（總參三電第294號）說：「關於陳公博之回國自首，今井副參謀長和石黑（四郎）書記官已將陳公博的電報和外相的希望轉達何總司令部。二，回國時將派中國飛機，中國方面三人，日方五人前往迎接。三，陳公博夫人及莫國康女士必須全部回國。」

總參謀長又來一電（總參一電第491號）說：關於陳公博回國，中國當局催之甚急。擬於30日派遣專機赴日，請考慮左列事項，進行準備，急回電。左記「一、派遣飛機：中國空軍飛機(C-47)。二、往接人員：顧問部淺井大佐、總軍椙山中佐、大使館石黑書記官外兩名。三、30日先飛抵福岡（雁之巢）。四、飛行許可悉由中國負責。10月1日晚上，陳公博一行人離開金閣寺，前往九州。

陳公博回國受審判處死刑

10月3日下午，陳公博一行人所乘空軍專機飛扺南京大校機場。陳公博先被關在老虎橋監獄，後移往蘇州獅子口監獄。

1946年4月5日，江蘇高等法院開始審判陳公博，4月12日判處死刑。6月3日上午8時槍決。林柏生也判死刑，周隆庠無期徒刑，陳君慧14年有期徒刑，何炳賢8年有期徒刑，莫國康12年有期徒刑。

陳公博太太李勵莊，因陳公博的臨走時要求交給小川，要她照顧陳母和兒子，但陳太太希望回國，乃於11月27日由博多乘船明優丸回國，小川陪她去，船從吳淞砲台左邊，溯黃埔江而上，沒多久就停了。一艘小汽艇接近明優丸，陳太太被五、六名中國士兵帶上小汽艇而去。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講座教授)

史書上關於芮國的記載很少，而且只有貴族和周王之間的政治關係。這幾年的考古出土不僅實證了芮國的所在，也首次揭示了芮國豐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產多方面的資訊，成績無與倫比。這些考古成果使其榮獲2005和2018年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周代芮國充滿神秘色彩

位於今天陝西渭南韓城一帶的周代芮國，出現的時間很早，但消失的也早，又因它是個小國，史書上的記載也很少，因此一直充滿著神秘的色彩。早在周文王時，《史記，周本紀》便有「虞、芮之君入周，擬決田地之訟」的記載。《尚書》、《國語》、《左傳》也有敘述芮國國君在西周、春秋時期輔佐周王的事蹟。

歷史上，芮國幾次遷都，國力一度強盛。西元前640年，秦穆公（20年）滅了芮國，芮國從此消失。直到21世紀初，在陝西韓城梁帶村發現保存完好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芮國遺址，包括芮國國君墓等，才揭開了神秘的面紗，讓人們瞭解芮國的實情。

之後，在陝西渭南澄城劉家窪更發現了芮國的都邑遺址，出土了墓葬、夯土建築、城牆、壕溝等，從而實證了芮國封地的確切所在。嚴謹的墓葬形制、喪葬習俗和青銅器銘文不僅填補了周代的歷史遺缺，也展現了芮國多彩的文化和藝術。值得關注的是，在周文化為主體的墓地陪葬品中，還有少量帶有典型的北方草原文化及來自西部文化的精湛器具，表明周代封國與周邊文化之間往來交流的史實。

周代禮器以鼎為核心

西周推行分封和宗法制，形成「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的分封制度。以宗法為基礎，周王推行禮制，不同等級貴族所使用的禮器數量、組合不同，以彰顯維護等級制度。古代以來，人們依據古籍一直以為「天子九鼎，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芮國墓葬出土的用鼎數量，雖然不如古籍記載的那樣嚴格化（墓葬出土有四件列鼎），但的確存在等級的差異。出土的芮公鼎中有銘文：「內（芮）公乍（作）鑄？宮寶鼎，萬年子孫永寶用」。

西周時期，與此宗法制度相應的是以血緣關係為紐帶，家族組織與國家制度合一的政治結構。家族觀念、家族道德互為表裡，以保證血緣貴族世襲的統治。而禮制則對人的身分進行劃分和規範，形成等級制度。周代封國的禮器以鼎為核心，食器、酒器、水器也有相應的組合禮制，如天子九鼎八簋（食器），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而士為三鼎兩簋或一鼎一簋。

劉家窪遺址出土文物珍貴

劉家窪遺址已發掘墓葬200餘座，包括兩座國君墓葬及大小有別、隨葬品規格多少不同的卿大夫或士的貴族墓地，顯示著周代的政治模式。劉家窪曾是芮國重要的都邑，地處古代交通要衝，秦晉相爭之地，出土的芮國國君墓葬隨葬品有240件，包括銅編鐘、石編磬、銅簋、銅鉦、彩繪木俑、漆木建鼓、鐵矛和大玉戈等。《左傳》有記載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與戰爭是國家大事。祭祀發展出禮樂文化，樂的作用在祭祀、宴飲中不可或缺。出土的鐘、磬、鼓等樂器配置是目前所知春秋早期樂懸制度的最高級別，說明芮國貴族對音樂的喜好，極為特別。

劉家窪出土的虎牛等造型的金器，紋飾用青銅器獸面紋和龍紋，顯示與青銅器工藝的密切關係。出土的虎形牌飾金器帶有典型的北方民族特徵，對於探討春秋時期關中與北方之間的交流具有重要意義。還發現迄今唯一的一件長約1.4米的金首銅鐏權杖，十分精美。

「君子無敵，玉不去身」是周代貴族的特徵。玉器的主要作用是禮儀和裝飾。出土的玉器包括有琮，此類琮過去只見於齊家文化，但紋飾則為周代的特徵，可能是由齊家玉器改形而成。此外，還有蠶形的玉飾，顯示絲的應用已經成熟。而蟬形的玉飾物則以蟬的飲而不食、蛻變再生，寄託人們重生的願望。

周代是車馬制度趨於成熟的時代，馬車不僅是交通和作戰的工具，也是等級身分的象徵。車馬的多少成為一個國家強弱的象徵，影響著軍事的實力。劉家窪墓地出土了大量的車馬兵器以及車馬坑，包括各種車馬器具數十件，裝飾精美，反映春秋時代（西元前770年至前403年）征戰頻繁的史實。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

本文所指的唯美主義，並非指藝術或文學領域的唯美主義(aestheticism)，而是「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一切以美國為中心的價值觀。筆者以為台灣的唯美主義者應認清現實，早日覺醒過來。

美國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尤其是電子媒體，以及好萊塢電影的精美包裝，製造出「美國夢」，甚至「美國神話」，向全世界放送。在許多台灣人的眼裡，美國人都很有錢，家家戶戶有汽車、洋房，亮麗光鮮美得冒泡。

不宜過分美化美國

美國為維持超級強權的地位，國防預算世界第一，是典型窮兵黷武的帝國主義國家，只要有挑戰者出現（前有蘇聯，今有中國），則立馬將之汙名化，誣指對方會破壞世界現有秩序，好像「山姆大叔」永遠當全球的「老大哥」是理所當然的。台灣有些媚美派的蛋頭學者，也站在美國的立場，為主子搖旗吶喊，如同家奴，堪稱無恥+無知。

美國自詡為替天行道的「世界警察」，滲透、分化、顛覆、暗算所有不親美的政權，對待小老弟向來是「今日座上賓，明日階下囚」，翻臉比翻書還快，並想盡辦法清除一切違反美國利益的障礙。

尚有政治良心的美國學者，曾勸我們勿跟美國走得太近，以免隨時被無情地出賣。美國背棄盟友的前科累累，罄竹難書。當今伊斯蘭世界的恐怖分子，多為美國一手訓練出來的，但只要跟老美翻臉，立刻會被妖魔化，成為一無是處的人渣、敗類。

1960至1970年代，台北市美國新聞處（今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曾大量印製《學生英文雜誌》、《美國歷史》、《美國地理》等刊物，贈送給全台灣的大學生。而基督教的傳教士，也以贈送美國的文具和郵票示好，鼓勵中、小學生參加教會活動。但是，追溯美國早期的歷史，美國人的祖先多為來自歐洲的宗教難民，即同屬信耶穌的基督徒，卻遭受不同教派「非我教派，其心必異」的壓迫。但抵達美洲大陸之後，卻開始殺戮印地安人，繼而奴役黑人，不知其「轉型正義」有無溯及既往？

日耳曼民族中，以盎格魯薩克遜人最好戰，前有大英帝國，今有大美帝國（雖無帝國之名，卻有帝國之實），WASP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成為美國上流社會的新貴族。

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

近代西方史學集大成者的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曾在20世紀留下預言式的話語：「19世紀是英國的世紀，20世紀是美國的世紀，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但他和胡適一樣，「譽滿天下，謗亦隨之」。湯恩比獨特的史觀，雖被西方無數史家批判和圍剿，卻無損其強大的影響力。

美國第41任總統老布希(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曾任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主任(1974-1975)，在中美正式建交之前，他就表示「世界的未來在中國」。他經常跟夫人在北京騎自行車逛大街，先後造訪中國大陸27次。晚年經常坐著輪椅上中國餐館，品嘗北京烤鴨，大陸將老布希當作「老朋友」，南京大學曾頒予名譽博士學位。

台灣不該一味親美媚日

台灣走向「媚日、親美、反中」之路，實屬不智。日本人提防朝鮮半島的統一運動，擔心一旦出現強大的韓國，日本人可能會噩夢連連。由於歷史經驗的累積，韓國人的反日情結在東亞最強烈。次為中國大陸，在八年抗戰期間，日本帝國皇軍惡劣和殘酷的行徑，已烙印在中國人的心靈深處，恐怕要過好幾個世代才會逐漸淡化。

文化中國外溢的範疇，遠超越政治中國的有形疆界，中華文化是全球四大古文明中，唯一脈絡未曾中斷者，而且同化力最強，連世界上最難被同化的猶太人，在中國都被同化。由此可知，台灣若大搞「去中國化」，無疑是自我空洞化，遲早會成為「失根的蘭花」。

近年來，以西化為核心的全球化，在非西方文化的地區，出現適應不良的現象。不論人文學、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台灣的學術研究均引用西方的理論，隨著中國的崛起，應該認真思考如何建構中國式的詮釋理論。難道先秦諸子不如歐美的思想家？

猶今之視昔，風水輪流轉

上古時代古希臘曾出現300多個城邦，至今何者留名？近代義大利在統一之前亦出現許多城市國家，各有其小朝廷，也有一批文武高官，彼等的大名有多少為世人所熟悉？

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風水輪流轉。

我們應為自己身為中國人而感到光榮，也奉勸台灣的「唯美主義」者及早覺醒，在有生之年，共同為中華偉大復興盡上一份心力。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副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王英津教授等合著的《國際領土變更公投案例研究—比較視域中的「台獨」公投》，於2019年12月由九州出版社出版。該書結合世界上領土變更公投的典型案例，通過比較政治研究視角，剖析了「台獨」公投的非法性。該書的出版，對大陸反對關涉領土變更的「台獨」公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該書的寫作具有特殊的背景和意義。眾所周知，二戰以後，借著民族自決的東風，世界分離運動蔚然興盛。最初，這股分離洪流以民族分離為主，強調分離者的民族身分烙印與宗教語言特質，發軔於東巴基斯坦分離，並在20世紀90年代初，兩個多民族社會主義大國的解體中達到高潮。進入21世紀後，隨著民主理念的深入人心，分離勢力又開始搭乘直接民主的便車，將公投與分離主義結合，民主分離主義逐漸走上舞台中央。一時間，公投成為分離勢力的尖兵利器，一刀刀切割著世界各國本就在全球化衝擊下不斷縮限的主權。

環顧全球，僅在近五年內就發生了包括克里米亞公投、蘇格蘭公投、加泰隆尼亞公投和庫德公投在內的四起分離公投。與世界民主分離大潮遙相呼應，台灣島內「台獨」勢力也高舉自由民主、「住民自決」與「命運自決」的旗幟，故意混淆相關概念，錯置歷史上的領土變更公投案例，為台獨分裂活動提供理據。因此，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務圈，都亟待一部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深度剖析世界範圍內領土變更公投案例，並以此為切入點進一步透視島內台獨公投實踐的著作，而該書正是這樣的一部著作。

該書一共分為四編24章，第一編是關於自決性公投案例的研究，第二編是關於分離性（民主性）公投案例的研究，第三編是理論概括與探討，第四編是台灣地區公民投票。綜觀起來，該書具有以下五個鮮明的特色：

第一，案例的全面性與典型性。全書共包含世界範圍內16個領土變更公投案例，如西撒哈拉公投、薩爾公投、外蒙古公投、北愛爾蘭公投、波羅的海三國公投、科索沃公投、魁北克公投、波多黎各公投、東帝汶公投、南蘇丹公投、巴斯克公投、克里米亞公投、蘇格蘭公投、加泰隆尼亞公投和庫德公投等。

從發生時間來看，既有歷史上的經典案例，又有近年內討論度極高的熱點案例；從當事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水準來看，既有早發國家，也有後發國家；從當事國的政治體制來看，既有老牌自由民主國家，也有後獨裁時期的民主轉型國家；從公投類型來看，既有自決性公投，也有民主性公投。可以說，該書的案例選擇既有全面性，又有典型性，基本涵蓋了世界範圍內關涉領土變更的主要公投案例。

第二，研究視角的綜合性與交叉性。在學科背景方面，該書超越了以往研究的單一學科視角，融合了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與知識積累，所涉學科包括但不限於：(1)政治學理論，如對公投分類理論的建構；(2)國際政治，如對公投實踐中他國干涉的透視；(3)國際法學，如對現行國際法關於領土變更公投的態度檢索；(4)憲法學，如對各國憲法涉及分離公投條款的梳理；(5)民族學，如對各國公投案例背後的民族宗教因素溯源。

在知識體系方面，該書在傳統台灣政治與兩岸關係實務研究的基礎上，開拓了分離、自決及公投理論研究的新領域，並與未來兩岸統一模式及統一後的治理方略相銜接，逐步形成了以兩岸關係實務、分離與公投理論、國家統一與政治整合理論為核心，三大知識模組相互支撐、彼此連動的研究體系。

第三，公投分類理論的獨創性。西方學界關於公投的分類學說紛繁浩雜，較為典型的主要有李派特(E. Lauterpacht)和倫尼(Austin Ranney)的分類框架等。與之相較，中國學界的公投分類理論還處在「拿來主義」階段，仍囿於對西方主流理論的再詮釋。然而，該書建構了一套全新的、從邏輯起點與西方主流理論分道揚鑣的公投分類體系，並以此作為全書的基礎分析框架。體系的基本內容是：（1）公投=自決性公投+民主性公投；（2）自決性公投=領土獨立性公投+領土歸屬性公投；（3）民主性公投=全國民主性公投+地區民主性公投；（4）地區民主性公投=對內治理型公投+對外分離型公投；（5）對外分離型公投=協議式分離公投+單方面分離公投。

此框架以「民主」與「自決」作為公投分類的基石，在反對和防止分離勢力假借民主性公投與自決性公投的旗號從事分離活動，具有重大意義。此外，此分類也有助於理順公投與民主、選舉、憲法、自決、自由、人權、主權等相關範疇的關係，以廓清公投之合法行使的限度。

第四，對西方分離權理論批判的系統性。在自由民主主義與「人權高於主權」思潮的影響下，相當一部分西方學者都支持或至少同情分離，他們或將「分離權」視為國際法上民族自決權的擴延，試圖合律化「分離權」，或賦予「分離權」某種「政治自由」、「自主選擇」，乃至「人權」的高尚屬性，積極正當化「分離權」。因此，西方分離理論主要圍繞「分離權」這個核心概念展開，並由此延伸出五花八門的研究進路。

與之相較，中國學界對分離問題的研究尚未建構出可與西方分庭抗禮的理論，導致意識形態色彩較濃，批判多於說理（其實西方分離理論的意識形態色彩也很重，但強大的理論建構能力巧妙掩蓋了這一點）。鑒於此，該書在理論闡述部分著重對西方「分離權」理論進行解構，將其歸納為國際法、道德權利和功利主義三條大路徑，以及民族分離、民主分離和正義分離三條小路徑，尤其關注公投分離背後的「權利」與「道德」敘事，與西方公投分離理論對話，深入挖掘、歸納其觀點要素與論證邏輯，從理論上抽空分離公投的道德基礎，駁斥「公投分離權」的存在。

第五，對台獨公投實踐批判的理論性。長期以來，台獨理論包裝師們一直借用國外有關領土變更公投案例，來為台獨公投注釋與辯護，大陸學界儘管做過一些批駁，但缺乏理論縱深，甚至尚未批判到關鍵點上。2017年底，台灣「公投法修正案」正式通過，大幅下調公投門檻，為日後舉行台獨公投打開方便之門。如何應對「台獨」公投，已經成為擺在大陸面前的一項政治任務。

對大陸來說，必須從理論上回答：為何魁北克、蘇格蘭可以舉行分離性公投，而台灣2300萬人民不能發動獨立公投？台灣問題和魁北克問題、蘇格蘭問題究竟有何不同？該書正是大陸涉台研究界對台獨公投的全面回應，尤其從學理和法理的高度，對台獨公投的所謂理據進行了有力的駁斥。在第四編中，該書一針見血地指出，台獨公投在實質上是分離性公投，而非國際法意義上（或曰得到國際法支持）的獨立性公投，自決權絕非台獨公投的擋箭牌。

(作者係中國社科院中國社會科學網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