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地區是人類古文明的發祥地之一。亙古的文化和宗教的衝突遺留至今，當下的利害爭奪及外部勢力的介入，更使百萬難民流離失所。期盼「一帶一路」發展思維，能給當地結束惡性循環的戰亂歷史一些啟示。
位於今日伊拉克的兩河流域文明，以及古埃及的文明是公認的人類歷史文明的先河。它們均早於發端於黃河（有說法，不能排除長江）的中華古文明。王朝的興替本見諸歷史的長河中，然而，兩河流域文明與古埃及文明的最終消亡，則讓人們不免探尋它們為何不如中華文明，雖然幾經興廢，然終能否極泰來，而延續至今。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大抵是歷史上中東位於亞洲通往非洲、歐洲的要道上，其間固然有著沙漠的阻隔，但並沒有高山的阻絕，這樣，從北方、東方、西方而來的後起民族便能長驅直入，進而破壞乃至取代消滅了原先固有的文明。這和東方的中華大地確有所不同。
在中華大地上，中華文明獨領風騷，遠勝於它的四方其他民族，而南方和東方的大海，還有西方的高原無疑起了沒有長城，卻宛如長城的保護作用。唯獨北方遊牧民族的南侵，對於中華文明便不是個致命的歷史因素。
糾葛的宗教衝突
確實如此，古埃及不敵馬其頓亞歷山大帝，以及羅馬帝國的勢力，以後就逐漸消亡了。且不言遠古的兩河文明，古波斯帝國盛極一時，位於今日伊朗的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古城也早在西元前4世紀，就為亞歷山大帝所毀。中東自古以來就是來自各方的民族、勢力，接續登場的地方。我來你走，各種文明，各種民族固然有互相影響的因素，也不乏殘酷的戰爭，都在這塊地方留下了足跡。
猶太人在羅馬時期就被鎮壓了，從此流落世界各地。作為猶太文化宗教象徵的聖殿也被毀。以後到了7世紀阿拉伯人興起，穆斯林的勢力便在中東地區占據了統治地位，這也引發了羅馬教皇要求基督教軍隊出征，以解放耶路撒冷聖城的十字軍東征。對於穆斯林而言，基督徒號召的這場戰爭是對其宗教的攻擊，是對其帝國的征服。今天耶路撒冷著名的阿克薩清真寺和岩石圓頂清真寺，據說是建在原先猶太人的聖殿遺址上，是穆斯林文化宗教的象徵。
不論是聖經，還是可蘭經中關於宗教的說法，我們只能從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角度，結合考古的發掘，而不能單從神學來理解這些歷史的進程。不論是猶太教、基督教，還是穆斯林宗教中「先知」人物的共有，都反映出中東各民族在同一塊土地上，共有歷史的事實。以後，奧斯曼帝國統治中東400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戰後的中東就成為英、法兩國的勢力範圍。到了20世紀，原先統一的中東地區四分五裂為各種教派的國家（從這些國家的邊界線不少是直線的，可以瞭解此事實）。
中東地區對文化，特別是宗教的執著，恐怕是局外人難以理解的。就穆斯林言，1,000多年後，對其過往神學的經典奉為社會各方面不二法門的指導。猶太人2,000多年在世界各地漂泊，但其文化宗教仍能保持存續下來。希特勒法西斯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是對人類歷史的罪行。
以色列景點多和宗教有關
20世紀初期開始，大量的猶太人在英國的支持下，從世界各地移居巴勒斯坦（地區）。1947年英國將猶太人建國問題移交給聯合國。聯合國決定將巴勒斯坦一分為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兩個國家。但是阿拉伯人對此反對。猶太、穆斯林或還包括基督教，三方勢力各自擁有廣泛的社會基礎，亙古的文化和宗教的衝突遺留至今，當下的利害爭奪及外部勢力的介入，使得這個地區至今沒有寧日。百萬難民流離失所，歎為人間悲劇。
以色列畢竟是擁有現代西方資本和技術的國家。耶路撒冷(Jerusalem)西城及特拉維夫(Tel Aviv)的建設，處處顯現著現代的社會風貌。眾所周知，猶太人控制著紐約華爾街的金融，而特拉維夫則掌握著世界的鑽石市場。以色列擁有相對於巴勒斯坦，乃至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優勢，不言可喻。
今日以色列的旅遊點多為和猶太、基督教有關的歷史遺存（不必然就是考古確切的歷史遺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在不過0.9平方公里的耶路撒冷古城內，就擁擠居住著眾多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居民：有猶太區、穆斯林區、基督教區和亞美尼亞區。
哭牆是建於2000年前耶路撒冷古城的一段城牆，位於聖殿的下方。猶太的聖殿雖然兩度修建，兩度被毀，但支撐的城牆保存了下來，猶太人因此以為神靈之光從未遺棄這裡。今日仍然可見眾多的猶太教信徒，從世界各地來到這裡，進行感人肺腑的膜拜。
耶穌被羅馬人處死前，在耶路撒冷古城內所走過的路徑，是旅遊者必經的體驗之路。此路的終點是耶穌墳墓的所在─聖墓教堂。此寺院宏大，且富古意。平日即可見眾多的基督徒在此舉行儀式。令人驚歎的是，在特拉維夫的雅法(Jaffa)古城，竟然出土了西元前13世紀，古埃及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時期的遺物。遺物上的古埃及象形文字說明了久遠的歷史。
約旦的古文明引人遐思
約旦引遊人遐思的古文明非傑拉什(Jarash)和佩特拉(Petra)古城莫屬。傑拉什古城建於亞歷山大統治時期，之後羅馬人修建了至今保存可觀的遺址：廣場、列柱、競技場、神廟等。其中的廣場開闊有餘，直到今天，每年的音樂節還在此舉行。以後，隨著貿易路線的轉移，此城逐漸衰落。到了5世紀中期，基督教快速傳播，在各地大興教堂，取代了一些羅馬時期的建築。穆斯林勢力終於在7世紀征服此地，但在747年大地震後，此城逐漸衰敗。
佩特拉古城是阿拉伯的遊牧民族納巴泰人歷經500多年所建設成的。在西元元年前後，佩特拉古城依仗著香料貿易，進入全盛時期。優秀的水利專家構建了水池和水渠，以供應這座近3萬人的城市。古城的建築多為從山壁中鑿挖出來的，規模宏大，令人歎為觀止。以後，4世紀和6世紀的地震毀掉了這座古城，而逐漸為人們所遺忘，直到19世紀初才又為人所發現，並在此進行了考古探索。從地理位置來看，很顯然，佩特拉位於古絲綢之路的西陲，聯繫著東方通往埃及和土耳其的交通要道上。
約旦另一處足以說明這個地區是古絲綢之路交匯點的是，在位於馬代巴(Madaba)的一所建於拜占庭時期（4世紀至7世紀初）教堂遺址的馬賽克地板上，所發現現今最古老的巴勒斯坦地圖，該地圖提供了當時巴勒斯坦眾多城市的歷史資訊。
結束苦難的路在何方？
誠然，中東地區自古為東西方交通的要道，它的千年歷史和絲綢之路的興衰關係密切。沉重的歷史負荷和恩怨，今天固然一時還很難化解，但歷史必然要走出此戰亂的怪圈才有未來。中國大陸所倡議的「一帶一路」發展思維，似乎可給當地一種啟示：只有共存才能共榮。極端的排他性只會導致戰亂的惡性循環，永無寧日。
就此，我們慶幸地看到，在中華大地的歷史上，固然不乏有入侵者，也不乏有戰亂，但最終多能找到一條融合的大道，新的融合不僅煥發了新的生命力，並且造就了新的發展和輝煌。佛教在中土的傳播是如此，少數民族的入侵歷史也多莫不如此。作為對比，在今天，人們應不難認識到，維護我們這個多民族、多宗教團結統一的局面，是國家得以長治久安的根本基礎。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
最近，國防部長宣布將自行研發匿蹤戰機，也就是下一代戰機(西方標準為第5代戰機)。中科院也於日前公布主動相陣雷達(AESA)的雛型，並強調可以直接裝上IDF戰機。
台灣未來10年內面臨龐大空軍戰機升級與採購預算壓力，包括F-16V戰機升級案、高教機採購案，還有IDF C/D型戰機升級案，軍方內部評估，以目前國防預算緊縮，加上推動募兵制所擴增的人員維持費等因素，對外採購將所費不貲。另外，空軍下一代高教機案已由漢翔公司得標，未來將生產66架藍鵲高教機（由IDF戰機修改），預計2026年全數交付。
下一代戰機的需求性能
自1980年代，美國開始進行先進戰術戰鬥機(ATF)計畫以來，全球便興起一股匿蹤戰機風潮，也有人稱為第5代戰機熱潮。目前，ATF計畫的F-22A猛禽戰機已量產完畢，總數187架，未來也有重啟生產線的可能。後續，聯合打擊戰機計畫(JSF)的F-35系列(A/B/C)，也量產超過200架，正進行各會員國的部署作業。而在2010、2011年，俄羅斯、中國也相繼推出T-50和J-20等匿蹤戰機。放眼未來，日本、南韓、印度也將研發下一代戰機。因此，台灣在此風潮下，為提升自身的航空工業技術，當然必須進行下一代戰機的研發作業，而且愈早愈好。
下一代戰機的需求性能，根據當前各國研發實例所得到的結論，不外乎有：(1)敏捷性；(2)多用途性；(3)匿蹤性；(4)超音速巡航(此並非各國研發新戰機所追求的必要項目)；(5)短場起降；(6)內置彈艙。總結目前所參考的資料，無論美系、俄系等現有產品，均非台灣未來所需求的戰機。因此，改由台灣自行研發、或台灣和外商合作研發，未嘗不可。
目前，空軍耗資170億台幣，由漢翔公司進行IDF C/D型戰機的航電系統升級。2009年，漢翔公司曾計畫由俄羅斯設計下一代戰機外型，並已有草圖，和美國的F-35系列相似，但長度稍短。不過，先前才有澳洲專家指出，在未漆上匿蹤塗料的俄羅斯PAK-FA T-50模型，無論在何種波長的雷達波照射下，所產生的回波反應都比中國J-20模型還要強烈。這和該機的機背凸出有密切關係。因此，由俄羅斯設計的台灣新戰機，匿蹤程度實在令人懷疑。
南韓KF-X與日本ATD-X計畫都為雙發動機，但雙發動機的後勤維修保養成本偏貴，實際操作的成本也偏高，是否適合地小人稠的台灣地區防衛，有待討論。
軟體大幅縮短研發時程
過去，各國航空器的研發作業，多半採用圖紙作業，耗費成本和時間。但是，當今軟體應用盛行，可以節省許多作業成本，大幅縮短研發時程。由大陸的J-20、J-31快速問世，便可以了解此一趨勢。由於軟體作業節省時間，參數設定非常方便，2D/3D繪圖品質極佳，甚至可以模擬風洞測試，或採用飛行模擬器進行訓練。因此，下一代戰機的研發，也可以由軟體取代圖紙，節省人力物力的浪費。甚至，台灣方面可以考慮和外商合作開發，藉由既有的研發經驗，迅速完成研發作業。
SAAB FS2020
瑞典飛機公司(SAAB)發表最新的FS2020計畫，FS2020為鴨式布局設計，具備小前翼和主翼，敏捷性非常優異。FS2020的垂直尾翼改用類似美國YF-23的全動式傾斜雙垂尾設計，更大幅增加戰機的操控穩定性。彈艙方面，FS2020機身下方有3個彈艙，分別攜帶2枚短程空對空飛彈和各1枚中程空對空飛彈，總共4枚飛彈的攜帶量，足夠防衛設計的需求。同時，翼身合一（翼胴融合，BWB）的外型，也加大機身內部的油箱空間，增加作戰半徑和航程。此外，FS2020也有內置機砲，近戰纏鬥時非常實用。FS2020和F-35系列相同，都採用單發動機配置，由於機身尺寸不大，因此推測該機的推重比不會降低太多，並具備後勤維修的經濟性。
而FS2020最關鍵的航電軟體部分，由目前廠商所提供的JAS-39 Gripen E/F版本廣告顯示，將採用Raven-ES05主動相陣雷達(AESA)、觸控式單幅多功能顯示器(MFD)和整合式頭盔等。配合偏軸(離軸)發射的飛彈，將在未來戰場上發揮極大優勢。而瑞典飛機公司一向採用北約規格的設計，也可以兼容現役的美系彈藥裝備。
綜合以上所述，若台灣能與外商合作研發下一代戰機，將可以避免單獨研發的風險，並獲得關鍵性的技術合作項目。台灣可以考慮買斷專利權並由瑞典飛機公司授權研發新技術，如此一來，也可以避免技術外流的問題。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站版主）
習近平主席今年1月在瑞士世界經濟論壇所做的主旨演講，標誌了中華文明在搶占世界道德思想的制高點，它指出今後人類何去何從，也同時宣告了中國的承擔和責任。
近現代中國的仁人志士，在中華文明面對西方文明挑戰的嚴峻形勢之下，深感時不我與，孫中山提出要「迎頭趕上」；毛澤東則提出利用後發優勢，「先當學生後當老師」，趕而超之。
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近日習近平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和日內瓦聯合國萬國宮所作的兩篇主旨演講：〈共擔時代責任 共促全球發展〉、〈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簡稱兩講），標誌古老的新生中華文明橫空出世，再次登頂世界，搶占人類文明道德思想的世界制高點。
兩講向世人闡述仁厚豪邁的中華文明，以及中國版的現代王道社會主義文明之要旨，具體開出治世良方。
猶憶這一兩百年來害了嚴重貧血症的古老中華文明，為了振衰起弊，吐陳納新，不得不放下東亞大國身段，拜歐美文明為師，汲取先進文明的智慧經驗，注入新血液；其間，挨夠了洋人的訓罵羞辱。現在全球華人聽到習近平的兩講，給自視為現代人類文明驕子的歐美人上了一堂中國版的文明課，不啻是天籟之音，親切受用，無不深感自豪；對「趕上」、「趕超」的歷史任務終於如願以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無不深感欣慰，但予世人或有一種久違之感，而興「何其晚也之歎」。
展現中國風格氣派
兩講中含有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元素是應有之義；同樣地，也含有歐美資本主義的元素。這些都是舊意，毋庸多言，值得大書特書的是其新意，新在洋溢著中華文明的風采神韻，煥發著中國的風格氣派；新在宣告中國作為大國強國的價值取向和強烈的責任感，展現新中國對過時的世界秩序革舊創新的豪情壯志；判然有別於其他霸主強權，傲然自成一格。這才是兩講的最大亮點。
首先是揭示標誌近現代以來中華文明賴以存立、持續、昌盛，但長期被西方文明壓抑在潛意識裡，卻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核心價值和基本理念，例如義利、仁恕、公私、和平、中和、博雅、群體等，以及由此衍生的親誠惠容、修德睦鄰等的外交價值理念。
兩講進而賦予中華文明核心理念的「天下」世界觀以現代意義。中國的天下，本質上是文化的、經濟的，政治是延伸的；所謂文化的，是指導源於世界大同、平天下、天下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民胞物與等王道的價值理念和行為實踐；所謂經濟的，造福蒼生，兼濟天下，具體體現為人民服務，既是中國的人民，更是世界的人民。習近平將之歸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好，天下好」的價值理念，將中國與世界在新的科技經濟基礎上融為一體，發出「命運與共」、「同舟共濟」的承諾和擔當。
近年來歐美日針對中國的崛起，大肆炒作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是以力服人、頤指氣使的霸道心態、帝國主義邏輯。其實，這對以德服人，崇尚「協和邦國」王道主義的中國文明，是陌生的。
提出濟世良策
習近平的新版文明不是高調空談，而是有的放矢。當今世界政治上動盪不安、弱肉強食；經濟上富國剝削窮國，貧富懸殊，形成不仁不義、不公不平的兩極化國際秩序。為此，習近平汲取中國濟弱扶傾的治世智慧，提出中國方案，突出一個義字，賦予王道天下觀的現代內容。
王道天下觀與馬克思主義平等、反霸的世界觀契合，兩者有機融合而衍生為「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平等成員」的新秩序，進而導出「一帶一路」的全球性經濟發展大戰略，為世界人民謀福利。
饒有趣味的是，美國總統川普卻拋棄資本主義的看家寶─自由開放的理念，改行閉關、閉門的孤立保守政策；中國反其道而行，維護國際主義，捍衛全球化，力主市場開放。真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兩講發表後，立即成了國際輿論熱點。有人將中美對比認為，川普的就職演說象徵著「美國世紀」的結束，而兩講則標誌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夢將大行其道，開啟中國的世紀。英國首相梅伊則更向「按照自己的樣子改造世界」的日子告別。
兩講是在人類文明的高度發聲，但文明的轉型需要漫長的時間，西方文明根深葉茂、深奧博雜，要將之消化吃透，絕非短期內可以完成。所以必須做好長期打算，切戒驕滿急躁，尤其需強調，兩講是迄今對北宋張載所言的四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最新權威詮釋。王道使新版的中華文明仁厚，而今得以登頂世界，良有以也！
(作者係體制外歷史學者)
比較中國大陸和其他的發展中大國，能客觀看清中國大陸哪些方面有超人的成就，也能理解中國的崛起為何受到世界矚目。
中國大陸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已經達到世界第二，但因人口眾多，中國目前的人均GDP只有約8,000美元，跟先進國家仍有相當大的差距，此外，中國仍面臨貧富不均、城鄉差距大、環境和生態惡化、官僚系統貪瀆等問題，有這麼多弱點，為何世界對中國崛起極為矚目？只因為它的經濟總量大嗎？如何客觀看清中國的崛起？比較中國和其他的發展中大國就能客觀看清中國的崛起，知道中國崛起為何令世界矚目。
與發展中大國有可比性
為何只關注發展中的大國？中國是發展中大國，與發展中的大國才有可比性。發展中國家的起跑點接近，多始於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其發展環境類似，對比之下，早工業化國家當年都是以殖民主義達到高速成長，與現代的發展環境完全不同，無法相提並論。而大國的發展與小國有很大的差異，大國要達到團結一致，一般比小國困難，而且小國的發展只需要少數產業有國際競爭力即可，大國的發展則需要相當全面的產業發展，以及極為龐大的國際市場。
以人口是否上億簡單區別大國和小國，世界上人口上億的大國有12個，除去早已工業化的國家美國、俄羅斯和日本，其他9個都是發展中國家，包括亞洲的中國、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尼和菲律賓，美洲的墨西哥和巴西，以及非洲的奈及利亞。
在9個發展中大國裡，以人均GDP來看，領先的是中國、墨西哥和巴西，這3國的人均GDP很接近，另外6國則落後相當多，人均GDP不到領先3國的一半，因此我們著重比較中國、墨西哥和巴西。
比較中國、墨西哥、巴西
中國和墨西哥、巴西相比，中國除了在武器工業遙遙領先，中國的一般工商業實力也明顯優於墨、巴，例如中國的電子商務、無線通訊和高速鐵路等技術和應用已達世界一流水準，而墨、巴兩國則仍相當依賴天然資源，近年全球需求不振，原物料價格大跌，使墨、巴兩國的GDP負成長，甚至造成社會的不穩定。
另一方面，墨、巴兩國的社會治安相當差，一項社會治安的指標是每10萬人中的殺人犯數，墨西哥是23.7，巴西是21.8，而中國則只有1.0，墨、巴兩國社會治安不佳的主要原因是毒品泛濫、販毒集團橫行，而政府無力整治。總的來看，墨、巴兩國的發展與中國已有不小差距，中國人均GDP未領先墨、巴，是因中國太龐大，仍有不少低度發展的偏遠地區。
墨西哥和巴西不僅發展現狀不及中國，其發展歷程亦遠遜中國。墨、巴兩國都獨立建國於19世紀，又未像中國經歷二戰的戰火，多年來的發展卻相對遲緩，近年來似乎又墜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對比之下，中國近幾十年的發展非常迅猛，至今仍保持6%相對極高的經濟增長，這是墨、巴無法望其項背的。
大國發展比小國複雜
在9個發展中大國裡，只有印度的人口規模最接近中國，與中國最有可比性。印度的官方語言是英語，又實行西方的民主制度，因此頗受西方國家青睞，但印度人均GDP目前只有中國的1/4，在很多國家和社會的發展指標上，中、印的差距都是越拉越大，直到近兩、三年，印度才有一點改善，印度的整體發展現狀大約接近中國的20年前，許多基礎設施仍有待逐步建立。
中國的發展現況無疑優於其他所有的發展中大國，更可貴的是，中國自1979年開始改革開放，花了最短的時間就迎頭趕上並超越各國，達到今日的成果。至於前述的貧富不均、城鄉差距大、環境和生態惡化、官僚系統貪瀆等問題，幾乎是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會遭遇到的，可以說是資本主義惡性競爭與追求個人利益的必然結果，是中國亟需解決的，當這些問題逐漸解決後，中國就能晉升成為已開發國家（其實已開發國家也未必能全面解決這些問題）。
大國的發展比小國複雜困難，幾十年來，有一些小國，如亞洲四小龍，從發展中國家晉升成為已開發國家，但不曾有人口上億的大國能從發展中國家晉升成為已開發國家。中國已明顯領先其他發展中大國，而仍在高速成長，未來極有可能晉升成為已開發國家，創下大國成長的典範，而且，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成長對世界影響巨大，這是中國崛起令世界矚目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國之外的發展中大國大致都實行西方的多黨選舉民主制度，只有中國採取了不同的發展之路。「中國模式」由一黨執政、多黨參政，在基層實行民主選舉，在其上則實行「尚賢制」，通過多方的歷練及考核，以選拔賢能的官員幹部。中國的迅速崛起證明，中國模式對於發展中大國的發展，優於西方的多黨民主制度，打破了西方民主制度是國家政治唯一選項的神話，這是中國崛起令世界矚目的又一重要原因。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退休研究員）
美國2016年的軍費支出達6,220億美元，占全球軍費總支出逾四成，遙遙領先其他國家。美軍除規模強大、裝備先進之外，更在海外擁有數量龐大的駐軍與基地。
二戰前，美軍就透過租借在全球建立軍事基地。戰後，美國因與蘇聯「冷戰」，大幅拓展駐軍、基地。冷戰結束後，美國非但沒有削減海外基地，反而藉著反恐，深入中亞、非洲、中東。
美國海外駐軍須與所在國家締結軍事同盟，譬如，與歐洲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與日本為《美日安保條約》，與韓國、菲律賓簽共同防禦條約等等。
美軍有陸、海、空、海軍陸戰隊4個軍種和海岸警衛隊。實際戰鬥部隊有9個聯合作戰司令部，其中6個依地理劃分如下：
1.北方司令部：科羅拉多州彼德森空軍基地；北美洲、美國本土。
2.中央司令部：佛羅里達州麥迪爾空軍基地；從東非、中東至中亞地區。
3.歐洲司令部：德國斯圖加特；歐洲、土耳其、格陵蘭及俄羅斯。
4.太平洋司令部：夏威夷檀香山；亞洲及太平洋地區、印度。(詳情請參考本刊38期(2016/10))
5.南方司令部：佛羅里達州邁阿密；中美洲、南美洲以及周邊海域。
6.非洲司令部：德國斯圖加特；非洲（埃及除外）。
3個依機能劃分的基地所分配的職能如下：
1.特種作戰司令部：佛羅里達州麥迪爾空軍基地；為海陸空三軍及陸戰隊提供特別作戰支援。
2.戰略司令部：內布拉斯加州奧福特空軍基地；負責核武、太空、網路等攻擊。
3.運輸司令部：伊利諾州史考特空軍基地；為地區司令部提供全球運輸支援。
美國對外駐軍由戰區司令部及當地駐軍依據派駐地區的情勢、臨時變化及戰略需要，抽調各軍種人員進駐。人員流動很快。
美國海外基地有永久性基地、前沿作戰基地及合作安全點三種類型，目前公開的基地大約800個，另還有數百個秘密基地。駐軍與基地經費有些全由美國負擔，有些由美國與駐在國共同負擔，比例視個別情況而定。
美國境內的軍人約113萬，派駐國外的美軍則有23萬人，分散在170個國家。以區域來說，駐歐洲人員最多逾116,000人；太平洋居次105,000。以個別國家來說，人數依序為日本38,900人、德國34,600人、韓國24,200人、義大利12,100人，英國8,400人。美國須花費巨資維持這麼巨大的海外駐軍，2017年度預算為192.5億美元。但對美國來說，這些駐軍、基地不僅具有軍事作用，還有政治、外交、收集情報等多功能。它們不僅可維護美國利益，監控嚇阻全球各區域，並可作為美軍出兵時的戰略據點。
不過，享有法外特權的駐軍，經常製造噪音及汙染、對當地女子性侵犯、並走私毒品，這些負面問題使得駐在國頻頻要求美國撤軍。
美國阿林頓國家公墓莊嚴肅穆，歷次戰役忠魂安息彼處。台灣也有一座類似的墓園，安葬千餘名空軍烈士，見證了全球冷戰時期兩岸緊張對峙的歲月。細讀墓碑銘文，除了慨嘆，吾輩尤應珍惜和平安定的可貴。
政府遷台時，國軍部隊忠誠度最高、戰力保持又最完整的首推空軍。近60年來，在歷年保台作戰犧牲最多，死事最慘烈的者也首推空軍部隊。基於事實需要，國防部與空軍總部擇定台北縣碧潭西岸山坡，闢建一處空軍忠烈將士公墓，安葬因公殉職的將士。其後，為彰顯忠勇軍風，1956年6月於墓園增建可容千人的廣場，核心位置為建坪40平方公尺、高度24公尺、基座8公尺見方，四周以雲頭花紋石欄圍成的「空軍忠烈將士紀念塔」。
超過一甲子的血淚記憶
當年四周尚無民宅時，從碧潭吊橋即可一眼望見那座擁有印度古剎式金質尖頂的耀眼塔身，莊嚴肅穆聳立於岡巒起伏，翠綠層疊的山林中。
1956年8月14日空軍勝利紀念日當天上午，中外軍政首長雲集於斯，在國防部長俞大維、參謀總長彭孟緝上將、內政部長王德溥、國防會議副祕書長蔣經國、美國駐遠東空軍總司令庫特上將、第5航空隊司令史密斯中將、第13航空特遣隊司令戴維斯准將，以及遺族代表、中外記者等400餘人共同見證下，蔣中正總統將覆於紀念塔石碑上的紅、藍、白三色緞帶緩緩揭開，獻花致敬；美國庫特上將亦代表美國空軍全體將士獻上鮮花一束。當全場人士垂首默念一分鐘時，空軍16架銀白色軍刀機以四梯次編隊低飛通過，向烈士英靈致敬。總統致詞並慰勉遺族後，又有一架空軍直升機繞塔低飛三匝，散下數千朵綴有「烈士之血，革命之花」聯語的黃色紙花。
這座紀念塔共分三層，除頎長的四面錐體塔身，各面鐫有蔣中正親題「空軍忠烈將士紀念塔」九字；中層為四幅人造石浮雕，分別描繪四位空軍烈士：高志航、閻海文、沈崇誨、溫鑄強英勇殉國的悲壯場面；前三位均在對日抗戰犧牲，僅溫鑄強是政府來台後犧牲。浮雕下方由王叔銘總司令於塔身東面撰有一篇500餘字碑文，略述建塔立碑緣由。另三面鐫刻：行政院長俞鴻鈞所題「日月常昭」、俞大維所題「忠烈常昭」、彭孟緝所題「氣塞蒼溟」等題辭。
1957年4月15日，與陳懷生駕RF-84F雙機飛往上海偵照，遭攔截而迫降於南韓濟州島殉職的王兆湘（空官29期，安徽合肥），安葬時由蔣中正親自持鏟覆土，充分流露痛惜之情。
目前墓位最新序號為1162，但並非烈士的總數。根據官方不完全的相關名冊統計，截至2014年底止，烈士編號已達1462人。家屬未選擇安葬碧潭，因素不一。例如，1958年「八二三戰役」當晚殉職的金防部副司令、空軍中將章傑，安葬澎湖軍人公墓。劉文燦（空官25期，甘肅靜寧）曾在「八二三戰役」駕C-46運輸機運補遭擊中機翼，以高超技術安降獲選戰鬥英雄，其後軍職外調國安局赴越南，於1967年10月失事，1970年6月安葬於東北側外緣。
不少家屬認為：屍骨全無，再設衣冠塚也徒有形式。有些寧可長期暫厝骨灰室。1963年4月「雷虎特技小組」F-86失事的席德隴（空官32期，江蘇崑山）骨灰，即供奉於公墓上方增建的靈骨塔。
1962年7月因T-33教練機互撞殞命的官校43期王振興（河北灤縣），15年後才入土為安。互撞的少尉教官陳肇敏（台灣彰化）與銀柳生（廣東南寧）幸運安降。如當天四人都報銷，陳肇敏就不能成為首位台籍空軍官校校長、空軍總司令了。
除一般演訓戰損，培訓飛官的代價也極高昂。1970年11月25日下午，飛校高級組學員湯韋（空官專修班2期，浙江諸暨）駕T-33進入螺旋無法改出，跳傘後頭部微傷安降，但飛機掉進高雄橋頭仕豐村，損毀民房33間、居民19名死亡，10名受傷，受災戶多達19戶。
參與1967年1月13日金門空戰—被喻為「海峽最後一場空戰」的未歸人楊敬宗（空官36期，江蘇鎮江），衣冠塚為485號。
空戰英雄榜54位英雄中，竟有多達10位先後因繁重的戰備任務而殞落，這些劃空而過的流星，以肉身保家衛國而折翼，成了雄鷹一族永恆的傷痛。名噪一時備受球迷愛戴的空軍「大鵬籃球隊」虎將：唐普慶、游健行、孫煥庭、路靖等四位亦先後葬此。
1958年9月24日，擊落一架米格17的馬大鵬（空官21期，湖北武昌），1990年在美病故，骨灰存放在空軍公墓，也算葉落歸根。其後據共軍統計，當天我方出動戰機架數達143架次，衝入大陸空域作戰。
黑貓及蝙蝠中隊折損慘重
自1959年起「黑貓中隊」共有28員完訓，備受各方尊崇的陳懷生（空官28期，福建閩侯）1962年9月9日被中共飛彈擊落於江西南昌羅家集，衣冠塚為第529號。長達50年後的2013年5月底，陳懷生9位大陸家屬在民間友人的積極奔走下，首度專程自福州老家來台祭拜，老少輪流觸摸墓碑，淚崩哀泣，百感交集的畫面，知情者無不動容唏噓。
1960年1月13日迫降宜蘭南澳河床喪生的米格15飛行員，骨灰葬在墓園中段北側邊坡上。除非對岸主動公布姓名，否則永遠都是無名義士墓。
與大陸直接相關之作戰、偵巡等任務殉職者達311位；地點或空域在大陸或近海者有169位，幾乎是衣冠塚。基於人道，大陸方面於1992年12月14日、1994年11月17日及2001年12月4日，先後三次准許迎回的第34中隊（俗稱黑蝙蝠中隊）忠骸，以三處顯目的長方型集體墓穴安葬，見證了冷戰時期的重大犧牲。
「活烈士」亦曾現身公墓，名氣最大者首推「黑貓中隊」葉常棣與張立義，當其依舊健在的消息被官方證實後，衣冠塚即予移除。目前唯一「活烈士」的紀錄，仍保存於金門八二三戰役紀念館。1958年「雙十空戰」中與米格互撞跳傘被俘的張迺軍（空官38期，江蘇漣水），次年6月底獲釋，但戰史館大理石壁仍將其納入殉職名單。
1983年6月6日一架C-119自金門起飛即墜落料羅灣，造成組員及乘客47人死亡，領航官陳大維遺體由對岸打撈收殮入棺後，由我方派船接返安葬第990號。這是海峽兩岸第一次正式的人道接觸。
3.29春祭公葬莊嚴隆重
空軍司令部依例在每年3.29青年節當天清晨，由總司令親自為年度殉職官兵舉行祀典公祭及公葬儀式。主要流程包括：主祭者祭堂就位，軍樂隊奏哀樂，由禮砲部隊鳴砲（現已簡化為由憲兵部隊禮兵鳴槍）。上香、獻酒、獻饌、獻果後，接著恭讀祭文、默哀三分鐘、向烈士靈位行三鞠躬禮，再奏樂後，宣告室內公祭禮成。緊接著，由總司令親自為烈士骨灰缽覆蓋國旗，公葬尾聲，兩名號手站在高處，奏起此起彼落的悠揚安息號。
3.29至清明前後，空軍弟兄和海內外家屬，會陸續湧向碧潭西岸，捧著鮮花、素果、紙錢等各色祭品，為音容宛在的故人仔細培土修整，前後十多天香火繚繞，此起彼落的低聲啜泣哭祭，令人感觸鼻酸。碧潭烈士公墓松竹花草繁茂，鷹塚傳奇必與日月同光，永留人間！
（作者係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前副院長）
1945年1月，英美盟軍和中國遠征軍計畫攻克日軍在雲南的最後據點，畹町和芒市，與中國駐印軍會師。畹町以北有回龍山屏障，形勢險要，工事堅固，日軍憑險固守，要想取得滇西反攻的最後勝利，必須奪取回龍山。
最初攻打回龍山的是國軍第9師和第200師。打了一個星期，不但沒有拿下來，還傷亡巨大。
陳明仁奉命攻打回龍山
1945年1月7日，遠征軍司令部決定調陳明仁的71軍第88師開赴拱撒，接替第200師，10日對回龍山中央突破，占領回龍山，隨即鑽隙突進，擊破畹町之敵。
1月8日9時，陳明仁率各級幹部先赴拱撒偵察陣地。隨後到掃線總部指揮所與黃埔一期老同學、第11集團軍總司令黃杰商議。兩人研判了敵情地勢，以及連日來的戰況。黃杰說：「子良（陳明仁的號），回龍山久攻不下，我與衛立煌司令長官思謀良久，非請你出馬不可了。攻擊回龍山的戰役由你統一指揮。」遂決定部隊於12時出動，9日上午8時前接防完畢，10日開始攻擊。
午後１時陳明仁至拱撒，實地指示各部隊行動，5時返掃線總部指揮所。參加晚間會議的有總部聯絡官司徒德上校、費爾特中校、白古拉少校與美國記者白修德。司徒德轉達了美方魏德邁將軍的指示：魏德邁對畹町戰況進展緩慢十分不滿，如畹町不能迅速攻克，美軍將不再給予支援。
黃杰回答：當面之敵為56師團全部，兵力強大，憑險固守，故攻擊進展緩慢。我軍為世界和平、民族生存、國家獨立而戰，有無空軍支援，並不能改變我們對敵作戰的決心。
黃杰接著向美國聯絡官介紹：「這是陳明仁將軍，我已將攻占回龍山的任務交給他。你們繼續空援，不要氣餒，好消息定會到來。」
71軍在圍攻龍陵戰役中的戰功赫赫，美國聯絡官早有所聞。不過，美國記者白修德還是問道：「你哪天可以拿下回龍山？」陳明仁回答：「我的部隊明天接防，後天攻下。」此話讓所有人驚愕和疑惑，美國聯絡官問：「你一天能攻下回龍山？有什麼根據？」陳明仁回說：「我是中國的中將，說話從來算數！」
「後天攻不下，怎麼辦？」美國聯絡官步步緊逼。「拿不下回龍山，我與攻擊部隊之官兵，即全部在回龍山成仁！」聽到陳明仁立下的軍令狀，美方軍官聳肩伸舌，驚訝不已。陳明仁接著說：「要攻下回龍山，必須陸空配合緊密，步炮協同一致。因此盟軍的航空兵和協同作戰的炮兵，必須歸我統一指揮。除此之外，別無他求。」黃杰和美聯絡官當即表示同意。
一天內攻占回龍山
1月10日10時，陳明仁命令40門火炮集中火力射擊數分鐘。11時15分開始，24架飛機輪番轟炸。11時30分，陳明仁請白古拉少校轉告美國空軍，向回龍山右側轟炸。12時5分開始集中炮擊5分鐘後停10分鐘，再炮擊30分鐘（炮擊停止後日軍會鑽出掩體進入射擊位置，此時再炮擊可打到無遮蔽的敵人），12時50分停止炮擊，步兵衝鋒。263團迅速將中山一帶陣地占領，經敵多次反撲，均予擊退。264團與第9師由回龍山反斜面攻擊，敵憑險頑抗。14時5分回龍山右翼反斜面已完全占領。反斜面右翼我軍與左翼會合後即向山頂攻擊，15時25分88師已接近山頂。
偵察機報告，敵正由畹町向回龍山增援。囑告白古拉少校，通知美空軍截擊。並令76師炮兵截擊增援之敵。15時40分，司徒德上校轉偵察機報告：向回龍山增援之敵被我機截擊，遺屍150餘具。16時35分，我軍與敵在回龍山頂爭奪激戰。在此最後10分鐘爭奪山頂之戰中，手榴彈紛擲，槍彈如雨，硝煙瀰漫，血肉橫飛，殺聲震天，山崩地裂。17時，88師已完全占領回龍山四個山頭。敵殘部100餘人向畹町方向逃竄。
是役敵屍200餘具，傷者倍之。我軍亦傷亡官兵150餘名。自黃昏後，日軍不斷逆襲，均沒有得逞。
攻擊時，遠征軍副司令長官黃琪翔、11集團軍總司令黃杰，與美方司徒德上校、白修德記者等均在前線山頂觀戰，美方隨軍記者並做了長篇報導，陳明仁的威名從此傳揚海外。
回龍山被我軍占領後，敵守備畹町正面之右翼支撐點即被突破，我部隊即向畹町鑽隙突進。1月20日，我第9師、第88師占領畹町。
曾與陳明仁共事的美軍准將竇恩稱讚回龍山之役是「一部軍事指揮藝術的傑作」，魏德邁稱讚陳明仁是「傑出的中國名將」。陳明仁在日記中寫道：「今日之勝利，爭得莫大之面子，官兵殊能用命，欣慰之至。」
(作者係陳明仁之孫、浙江師範大學原體育學院院長)
日本殖民台灣50年期間，在經濟上壓榨剝削，在文化上破壞漢民族文化，在政治上實行歧視待遇，這個歷史真相不能抹殺。
作為親歷日本殖民統治的「資深台灣人」，作者覺得有義務回憶並提出70多年前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真實面目。
文化上破壞漢民族文化
被稱為對統治台灣最具貢獻的後藤新平，在他所主持的台灣教育會議上曾說，對台灣人的教育以無方針為方針，但務必強制台灣小學生學習日語。這種以日語取代台灣人自己語言的「國語中心主義」，無異堵塞住了台灣人的嘴巴，而無從在政治、社會上發聲，只能淪為「無力者」。
日本在台的教育政策自始即以實施差別待遇為其設計。台灣子弟不允許上日本小學，從一開始求學就被限制在「差別學習」的劣勢下。現新北市新莊國中的前身是日本小學，只收日本兒童，台灣孩子根本進不去，只有少數優秀學子能讀到高等科（相當於今天的國中）。台灣很少年輕人可以前往日本留學深造，尤其特別限制台灣人學習法律、政治等學科，其愚民的目的昭然若揭。
經濟上壓榨剝削
日據時期，台灣民眾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用品，例如米、油、鹽等，都要經過日本官方配給，而且限制嚴苛，台灣人養的豬，每頭耳朵上都須掛牌編號，不許私有。米糧、豬肉全由配給，數量往往不足所需，每人分配到的豬肉一個月只有幾兩。我家人口不算多，但配給米還是不夠吃，母親只好想辦法到新莊新港地區向有耕地的農民買黑市穀子回家，用大水壺盛裝，藏在家後草叢，上面再用雜草掩蓋。
台灣出產大量蔗糖，市場價值頗高，但殖民當局立法規定各地方生產的甘蔗必須以很低價格賣給指定的日本製糖公司，售價是由製糖公司決定，台灣農民無語問蒼天，眼淚只能往自己肚子裡流。筆者家的田地本為良田，也被勒令改種甘蔗，致收入大減，生活也因此更加困苦艱辛。這種悲苦生活的實情，和筆者年歲相當的老一輩，都是刻骨銘心、永不能忘懷的。
政治上極盡歧視
日本殖民政府各級公務單位全面使用日語，對割台前滿清培養的台灣士紳毫不信任，彼等備受壓抑，多半鬱鬱以終。日本培訓的專業人員占滿所有中上級官職，台灣人只能擔任下級的基層工作，在面對日本上司時，只能表現出亡國順民唯唯諾諾的卑下姿態，這也反映出台灣人在日本人心裡的形象。
日據後期，日本殖民當局徵召台灣青年充當軍夫，不乏被送往南洋戰場，卻未獲發槍枝彈藥，充當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事業的幫凶炮灰。今天居然有過去從軍的台灣人不時歌頌日本殖民統治，他們喜歡講日語、唱日本軍歌，卻不敢坦承當年在部隊裡，只是日本兵的奴僕、去送死的悲慘經歷？
年紀較長的男丁則被徵召服勞役做苦工。筆者的叔公便被徵召到林口修建臨時機場，施工期間不許回家，集中住在工地一旁簡陋的工寮中，只能吃糙米粗糧勉強果腹。
殖民當局總督府頒訂有「匪徒刑罰令」、「遊民取締規則」等殘暴惡法。以所謂「匪徒刑罰令」的第一條為例，就明列有「不論目的為何」的字句，意即不論在工廠或農場，只要台灣人與資方發生衝突或鬥毆情事，便可以當成匪徒入罪論處，且一審為終審，可判處死刑。
日本人在台頒訂的「員警（有權）處罰令」，竟有122項之多，造成每一個日本員警（轄區約有現今幾個里大）都大搖大擺、身佩長刀、眼露凶光巡行轄區，台灣人一見「（員警）大人」無不恐懼戰慄，相遇時必須肅立俯首鞠躬請安，而台灣人即使數人聚集交談，亦可以違法論罪遭受撻責，終至「官逼民反」爆發了噍吧年、霧社事件等抗暴事件。
台灣同胞應及早醒悟
日據末期日本人在台約30萬人，管制600萬台灣人。日本人把台灣人區隔成兩類：「清國奴」與「台灣皇民」，前者是保有中國意識的台灣漢族同胞；後者則是順從屈服於日本淫威、接受同化的台灣人，可以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得到稍微多一點的「好處」施捨。奇怪的是，「皇民化台灣人」跟日本人一樣，也鄙夷敵視中國／中國人。這個現象至今仍是台灣社會分裂內鬥的一大問題，可見日本人對台灣人毒化之深。
筆者已年逾八旬，目睹耳聞近20年來台灣竟然出現蔚為風氣的肯定／頌揚日本殖民統治的逆流，有年輕人甚至喊出日本是祖國、「支那人」滾回中國的狂言，不禁心寒乃至懷疑，我們台灣人是不是生病了？
日本人陰狠毒辣戕害人道、摧殘人性，把部分台灣人同化成比日本人更惡質的一種人，他們不擇手段地欺騙人民以取得政權，充當美國與日本的代理人，執行「去中國化」反中路線，致使今天的台灣呈現末世的崩壞亂局。筆者奮筆誠實做證，希望同胞及早省悟回歸正道，否則終有悔之已晚之日。
(作者曾任《中華雜誌》執行編委)
歷史事件的詮釋難免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二二八事件是最典型的例子。事件迄今已70年，其論述隨著主政者不同的政治立場及需求而截然不同，今年又逢民進黨再度執政，二二八事件顯然將再次被操作。
早期的二二八論述
對國民政府而言，二二八事件的發生無疑是意外之災，剛結束對日抗戰，緊接著又是國共內戰，焦頭爛額之餘，甫接收的台灣爆發大規模衝突。姑不論事件經過，最終以軍隊鎮壓來收拾殘局的結果，讓國民黨臉上無光，不願多談此事。
事件發生之初，官方以「事變」來定位；舉凡警總的《台灣省二二八事變紀事》、掃蕩周報社的《二二八事變始末記》與唐賢龍《台灣事變內幕記》皆如此。戒嚴後社會環境肅殺，政府嚴格監控，不允許公開討論相關議題，這種態度反而導致各種論述南轅北轍。
大陸早期將二二八視為「革命」或「起義」，並將其納入國共內戰的一部分，代表作有林木順的《台灣二月革命》、王思翔的《台灣二月革命記》，廈門大學出版的《二二八起義資料集》。
獨派最初也將二二八事件視為「叛亂」或「革命」，王育德強調二二八是台灣人為獨立而發動的「叛亂」，「他們固然沒有喊出尋求獨立的明確口號，但『三十二條要求』等於要求實質上的獨立，任何人都承認。」解嚴前王建生等人合著的《一九四七台灣二二八革命》仍認為，「台灣人雖未明確揭櫫獨立建國，但強調台灣的政治由台灣人自理」。
此外，二二八發生時，美國駐台北領事布雷克報告南京大使館：處委會提出的32條要求過於嚴苛，「不會被任何擁有主權的國家接受」；魏德邁將軍送交國務院的報告則認為該事件屬於「叛變」：
從民眾摧毀的巨大財務損失（價值10億台幣，如以1947年的匯率計算，折合兩億美金），和眾多死傷的外省人（超過1,000人），以及要求政府軍隊解除武裝，和任由暴動集團重建台灣政府行政組織等角度來看，此次事件很明顯地具有叛變的特性。
李登輝時期
1970年代台灣，人們對民主的嚮往超越政治藩籬，黨外刊物鼓吹言論自由及政治改革，各種社會運動衝擊威權體制，其中「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的遊行及追思祭拜最引人注目。
解嚴後，二二八成為熱門議題，相關論文及專書大量出版，但當時史料有限，各方的立場與認知落差極大，不乏激烈論戰。李登輝時期重啟事件調查，不但徵調各機關檔案，並大規模進行口述訪錄，1992年由賴澤涵主筆，完成行政院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至今仍是相關研究的權威之作。
1995年李登輝對受難者道歉後，成立二二八基金會與進行補償。既然政府認錯，受難者的行為自然是正當的，原本的「革命」、「起義」甚至「事變」定位都不再合適。取而代之的是紀念碑上的論述：群眾要求政治改革，無故遭軍隊屠殺。
該段碑文中，參與者對政府機構及外省人的攻擊皆未提及。猶記得省文獻會訪錄中，受難家屬阮美姝表示：「政府在言及二二八事件時，總是將之侷限於2月28日起至3月7日國民政府增援部隊上陸前的時期，而幾乎絕口不提3月7日增援部隊上陸後的暴行。」短短數年形勢逆轉，碑文只提軍隊屠殺，對事件過程卻一筆帶過。
1996年大選前夕，二二八基金會成立，開始受理補償申請。接下來的10年中，通過了800多位死亡及失蹤，與1,500名左右包括傷殘、名譽受損及受到不當監禁的補償申請。獲得補償的理由，幾乎都是「無故」被捕殺，後遭「羅織」罪名。
以公布的檔案來看，獲得死亡及失蹤補償的受難者中，至少有63名在1949年後才因叛亂等罪名遭槍決，後來才遭判刑者約80名，應屬白色恐怖受難者，與二二八無關。可見政府對受難資格認定相當寬鬆，這對撫慰哀慟及平息社會不滿情緒有所幫助，但也間接證明受難人數沒有推估的多。
民進黨執政前後
1996年，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彭明敏在競選文宣上抨擊提出「國家統一綱領」的李登輝，表示「統一會帶來另一次二二八」。並直指李在相關議題上，「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相關補償都是為了鞏固總統寶座。
2000年政黨輪替後，扁政府極為重視二二八，國家檔案局的成立讓史料幾乎全面開放，相關學術論文及專書的數量大幅成長，官方出版品也增加許多；二二八基金會多次舉辦歷史教師及大專青年的研習活動，歷史教科書的內容亦有相當幅度的變動。
民進黨第一次執政的成績並不出色，導致陳水扁2004年競選連任相當艱苦。選前湧現大量二二八專書及期刊文章，更舉辦了「二二八手護台灣」百萬人活動，拉抬該黨聲勢。
2006年，二二八基金會發表《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認定事件元凶是當時的總統蔣中正，並由國史館長張炎憲將事件重新詮釋為「執政者透過國家公權力，有計畫、有步驟的進行集體屠殺民眾。」陳水扁稱讚該書「讓事件真相大白」。
2012年，陳其邁、李俊俋等人提出修正二二八條例，認為「否認二二八屠殺是對受害者的侮辱」，應判處三個月到五年的有期徒刑，企圖扼殺不同看法，但最終未能實施。時至今日，台北市長柯文哲以二二八受難家屬的身分自居，蔡英文的就職大典上演出二二八事件的場景，足見其政治價值依然豐沛。
二二八不應再被政治操弄
二二八事件的詮釋在不同的立場下差別極大。對未參與事件的無辜受難群眾來說，政府的行為當然是無故逮捕、羅織罪名、恣意屠殺；對莫名被毆打，資產被毀損強奪的外省人而言，將毆虐他們的本省人稱為暴徒也不難理解；以政府的立場來看，除台北市外，諸多縣市機關被占據而失去控制，倉庫、彈藥庫被劫，軍隊被圍攻，將事件認知為叛亂或民變，也難說完全錯誤。
《悲劇性的開端》中提到：「二二八事件是一個悲劇性的開端。但歷史演變的過程證明，悲劇性的開端，並沒有使得台灣近40多年來的歷史，變成一場徹頭徹尾的悲劇。」該事件的發生，事實上改變了政府對台的各項政策，不僅取消爭議的長官公署，讓更多台人進入政府任職，專賣制度及公營企業也進行整頓，不到三年後更實施地方自治。
尹章義教授曾表示：「二二八事件會成為一個政治議題，大部分是由於朝野對立與政府避諱造成，使這個問題逐漸與海外的台獨運動與自決運動合流。」他並指出，廣設二二八紀念碑成為圖騰，未必對民眾有正面影響，反而可能引發「義民廟現象」，讓事件成為永難磨滅的歷史仇恨，這種永久性撕裂族群的作法，恐非多數人樂見。身為道地的台灣人，期盼二二八留給台灣的，是對人權與和平的信念及嚮往，而非無盡的仇恨與族群撕裂的對立。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史學博士)
有關二二八事件歷史真相的意識形態爭論長年糾纏，整個社會已經疲憊不堪，再次執政的民進黨，操作轉型正義，卻讓二二八如幽靈般徘徊在美麗島的天空上。然則，這個殖民帝國主義留給我們的歷史課題，終究將由不具苦難意識、嚮往小確幸的年輕世代來承擔。
台灣光復卻未帶來變革
1945年的10月25日是個激動人心的日子，在台北市公會堂，上午10點舉行了「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同日下午3點，台灣各界人民代表在同地點舉行「台灣光復慶祝大會」。
大會主席林獻堂致詞說：「台灣光復重還祖國，皆是祖國抗戰八年得以最後勝利之所致」，平實的開場白，反映了當時台灣大多數人的認知，是把戰爭的結束簡單地直接等同於「光復」。
身穿長袍馬掛的台大文學院代理院長林茂生，對著大會上陶醉於光復幸福的台灣同胞提出他的憂心，他憂慮同胞不能團結和光復重建工作會很艱辛，他說「光復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光復雖然實現了台灣人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及復歸祖國的願望，但是，光復應該有的變革從未真正落實。台灣人未及整理殖民地的經驗，清理自己身上被殖民的痕跡，也沒能認識正處在大變動前夕的世界局勢，以及自己在其中可能的位置，就被倉皇驅趕著進入新的歷史篇章了。
二二八事件的衝擊，使得戰後台灣失去了重整社會價值體系和去殖民化的機會，也更不可能與大陸重建民族認同，一起努力邁向現代化的社會。歷經嚴酷殖民統治的台灣人，對殖民與光復的認知遂也一直停留在二元對立的狀態上。接踵而至的白色恐怖，在台灣人心裡留下難以克服的挫折與幻滅，冷戰意識更牢固成二元對立的思考模式，埋下了台灣人對身分認同的徬徨與危機。
二二八瓦解本土社會力量
1947年以後，大陸局勢驟變，國共內戰帶給全國人民無止盡的混亂與痛苦。經過二二八洗禮的台灣已經有了重生的覺醒，呼應大陸「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訴求的學生運動，文化界各種超越彌補省籍隔閡的努力，都展現出一種以中國全民族的解放為志向的氣度與決心。左翼思想在噤啞的社會表象下暗潮洶湧，有志之士勇敢投身革命，短短兩年間，中共地下黨在台灣有極迅速的發展。
1949年，瀕臨崩潰的國民政府全面退守台灣，1950年韓戰爆發，世界徹底分成美國與蘇聯為首的兩個陣營，號稱自由與共產的兩個世界，不共戴天的仇視與無所不用其極的敵對，充滿了黑暗荒謬的冷戰時代，誠然是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的。
重新得到美國支持的蔣介石，在台灣展開徹底的政治肅清，不分本省或大陸籍的左翼人士遭到瘋狂的捕殺。歷經日本殖民統治者全面的嚴酷鎮壓，民族抵抗運動的力量蕩然無存，戰後台灣能夠集結的本土政治力量極為薄弱。二二八事件餘悸猶存，在更為暴虐的白色恐怖籠罩的情境下，順利展開的土地改革更進一步剷除了倖存的本土經濟力量。議會路線主要領導人林獻堂，藉稱養病避居東京，說明這股本土社會力量的徹底瓦解。
接下來，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二二八事件與1950年代一直是無法公開談論的禁忌，卻又是一直頑固存在並且無法消除的傷痛。年復一年的「光復紀念」只剩下了表象，歷史被抽空了骨髓，成為沒有靈魂的軀體。台灣歷史的曲折與進步、反抗的血淚，被殖民的記憶、戰爭的殘酷、對民族解放事業的認同與求索，都一起沉入深淵，成為一個沉重不堪負載而無聲的陰影。
分離意識源自台人的屈辱
台灣獨立運動的萌芽，最早是廖文毅在香港提出的「國際託管論」。廖氏於光復之初曾任台北市工程局長，1946年8月間競選國民參政員落選。經歷競選的紛爭及二二八事件的打擊，加上美國因素的牽引，而走向台灣獨立運動。1947年下半年在香港，廖文毅與謝雪紅、蘇新等有過短暫的合作，破裂之後，老台共一派另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直接受中共華東局領導，廖文毅轉到日本發展獨立活動。1960年代，廖文毅、邱永漢與辜寬敏等第一代台獨運動領導人，陸續與國民政府妥協，返回台灣。
廖文毅代表的是光復後國民黨所瓦解的地主資產階級，也是受盡殖民統治下二等公民屈辱的一代。日據下，他們必須忍受因國語（日語）不夠流暢華麗為藉口的差別待遇，光復後又發現代表祖國的國民政府，不僅接收了日本殖民者在台灣所掠奪積累的財富，並且沿襲日本政府和日本人對台灣人的岐視，自己依然是不會說國語的次等公民，同樣被排除擔任主管職位的資格。雖然，這是日本殖民統治的結果，特別是在皇民化運動下受教育的那一代台灣人，徹底失去了使用漢文書寫與思考的能力。
而且，殖民地教育政策刻意不栽培台灣人為管理人才，除了必要的醫生與少數低等技術人員。回顧歷史的現場，文化教育界雖有體貼台灣人苦楚的大陸人士，但大多接收官員擺出征服者的姿態，終究必須由陳儀長官承擔責難。1950年代的台灣分離意識，大部分是來自於台灣人所感受的這種屈辱與苦悶吧？！
台獨意識根源錯綜複雜
戰後日本的經濟因美國參與韓戰而復甦，台灣的經濟也等到美國陷入越戰泥淖時起飛。1960年代以來，台灣中產階級的生活文化，隨著資本主義的商品消費文化發展，追隨美日逐漸國際化。台灣獨立運動在海外台灣留學生中也有所發展，出現「台灣民族意識」為理論的基礎。欠缺日據下抵抗日本的「中國民族意識」那種悲壯感，虛構的「台灣民族意識」糾纏著一種棄兒意識。
或許是受到日、美與中共建交的衝擊，雖然，擁有一些經濟上的成就感，這個時期的台灣獨立運動卻還是帶著多重的失望情結。對國民黨當然是失望的，但也對第一代的台獨領導人失望，對中共則完全不寄希望，因為在台灣的成長經驗中那是不能碰觸的禁區，唯獨對美國深寄重望。
早在1942年，美國就有戰後將台灣劃歸「國際共管」（《太平洋關係備忘錄》）的主張，二二八事件當中，駐台副領事葛智超(George Kerr)推動台灣脫離中國的企圖失敗，因而牽連台籍人士成了代罪羔羊，林茂生之遇害或許是其中之一。二二八之後的70年來，美國的台灣政策始終如一，志在阻止台灣回歸中國與兩岸統一，並且在台灣確保一個親美反共的政權。
台獨意識的原始元素來自對國民黨政權的怨恨與幻滅，卻也繼承了所有國民黨的恐共與反共意識。兩岸現實政治中不曾終結的內戰關係，無時不被提醒的敵對意識，國民黨為了鞏固與合理化在台灣的極權統治，不斷地對所有大陸事務與人民進行負面敘述與醜化。但是，影響更大的還是美國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四面八方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甚至於生活飲食，無所不在地對台灣和台灣人進行改造。
地理位置是台灣歷史宿命
中、日兩個民族也不必然是世世代代的敵人。大航海時代以來，在全球各地掠奪的歐洲殖民帝國，以販賣非洲奴隸積累的財富為基礎發展產業革命，歐洲的政治社會文化生活乃成為現代化的象徵，代表近代人類的「文明」。清朝的積弱曾經是整個亞洲的憂慮，甚至推動了日本的明治維新。脫亞入歐的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現代化國家，也壯大了軍國主義效法西方殖民帝國，回過頭來侵略殖民亞洲的近鄰。
因甲午戰爭馬關條約被割讓給日本帝國的台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因而早於半殖民地的大陸走上現代化的道路，卻也因此鄙視起落後的同民族中國大陸。加上國民黨在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時代的野蠻作為，大約構成了當今台灣島上反華與仇中情緒最早的原型。現代與落後、文明與野蠻的二元對立認知，將台灣自囚於日本與美國意識形態的牢籠。
（作者係文史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