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貿易摩擦愈演愈烈，川普已正式對自中國進口總值500億美元商品課高關稅；中國大陸一方面揚言將回擊，一方面卻不斷加速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藉此避開關稅的衝擊。

  美中貿易摩擦高潮起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川普在6月中宣布對自大陸進口總值500億美元的商品，以分階段方式加徵25%關稅。課稅清單包含航空航天、訊息和通訊技術、機器人、工業機械、新材料和汽車等涉及「中國製造2025」行業在內的共1,102種產品，但不包含手機或電視機等消費性電子產品。

第一階段於7月6日正式對中國340億美元規模共818項商品課稅；第二階段則有284項商目，涉及160億美元的進口產品，但實施日期尚未拍板。對此，中國一方面揚言會立即課同規模的關稅回擊，另一方面卻持續擴大自貿區網路及自由貿易覆蓋率，成為對抗美國課高關稅的新戰略。

積極布局自由貿易網絡

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是兩國或多國，以及與區域貿易實體間所簽訂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契約，目的在促進經濟一體化，消除關稅、配額等貿易壁壘，允許貨品與服務在國家間自由流動。

受到歐美國家自1980年代末期以來，積極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影響；中國大陸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也積極投入區域貿易的行列，如2002年起與東協簽署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定，自此就不斷增加結盟的對象。胡錦濤曾在2007年中共17大明確提出，要「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加強雙邊多邊經貿合作」，這是中國大陸首次將對外部建自由貿易區列為國家級戰略，提升了自由貿易區在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建設的重要性與層級。

中國的自由貿易區網絡不斷擴張後，其整體布局策略，大致可歸納為「立足周邊、邁向市場、掌握資源」等三大面向。因而，其結盟對象由鄰近的東南亞擴大至東亞、南亞、東北亞，並開展拉丁美洲、大洋洲、中東、歐洲及非洲的跨洲結盟，初步建構了遍及全球五大洲的自由貿易網絡。

平情而論，中國洽簽FTA進展快速，不但可加快企業「走出去」的步伐，提升國際經貿分工的地位，也因其潛藏貿易競合與區位戰略動機，勢將牽動東亞、乃至全球區域經濟整合的走向。

對於FTA長遠的目標，習近平早在2014年底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進行第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即強調：「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適應經濟全球化新趨勢、準確判斷國際形勢新變化、深刻把握國內改革發展新要求，以更加積極有為的行動，推進更高水準的對外開放，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對外開放的主動贏得經濟發展的主動、贏得國際競爭的主動」。

他也指出：「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是中國新一輪對外開放的重要內容。黨的十七大把自由貿易區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黨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以周邊為基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路」。

此外，中共國務院也在2015年發布「關於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的若干意見」，將強化自由貿易區的推動。

簽署自由貿易成避風港

如前新述，中國大陸持續與全球其他國家簽署FTA有助於貿易的提升，更可降低美國採取高關稅壁壘政策的衝擊。截至2018年6月底統計，中國已和16個國家完成FTA簽署，共涉及24個國家和地區，貿易覆蓋率逾33%（如表1所列），正在談判的FTA則多達14個，其中既有多邊談判，也有雙邊談判和升級談判。

在多邊方面，中國正積極推進RCEP、中日韓FTA的談判。雙邊方面，中國正與巴拿馬、以色列、斯里蘭卡、海合會、挪威、莫爾達瓦等國家或國際機構展開談判。此外，簽署FTA的利益也逐漸顯現；據中國海關統計，2017年中國企業從自貿夥伴進口產品享受稅款減免625億元人民幣，經濟規模估占全球43%。而在市場占比上，中國與自貿夥伴的貿易投資額占中國對外貨物貿易、服務貿易、雙向投資的比重分別達到25%、50%及67%，未來應可以再增加。

台灣在貿易戰中無計可施

台灣基於四角貿易（由日本進口原料和零組件，再加工為半成品，然後出口到中國組裝，最後賣到美國等世界市場），加上兩岸貿易依存度甚高，因而在美中貿易戰中難以迴避，許多產業將身陷危機。更糟的是，台灣沒有任何籌碼可反擊。

首先，台灣目前僅與巴拿馬、瓜地馬拉、尼加拉瓜、薩爾瓦多、宏都拉斯、新加坡及紐西蘭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但貿易覆蓋率僅9.74%，相當低；實難以有效降低貿易戰衝擊。尤有進者，兩韓破冰後，將加速東北亞經濟圈形成；倘東北亞經濟圈一旦發揮效用，在此消彼長下，台灣經貿發展空間勢將受到擠壓，進而加速被邊緣化的危機。

更令人憂心的是，兩岸關係不進則退，台灣區域經濟合作毫無進展；加入RCEP及CPTPP困難重重。筆者建議，執政黨應學學新加坡的小國生存之道及南北韓的破冰之舉，台灣才有希望。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近日，鹿港發生少見的淹大水，引起古蹟保護的熱議。曾倖免於乙未之役戰火的鹿港老街，已有180年以上的歷史，保存著街屋傳統的三進格局，是清代時期鹿港標準的街屋形式建築。當今的課題是，不僅要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也要保存古蹟裡面的古物建築。

今年是戊戌年，7月除了西日本發生30年來最嚴重水災外，在台灣彰化縣鹿港鎮的老街也發生罕見的淹水。鹿港老街是鹿港的舊港口，因為港口淤積後退，導致該處成為鹿港最低窪的地區，容易淹水。加上遇到漲潮，水排不出去，造成老街、天后宮廣場全淹水，超過1/3的鹿港鎮淪陷，引起古蹟保護的熱議。

其實，這「戊戌年大水」在60年前的八七水災，甚至更早的120年前也發生過。當時在8月6日開始連三天強降雨所造成的濁水溪氾濫，都給鹿港這個小鎮帶來不同程度的改變。除了天災，人為因素的影響也頗大。

《鹿港小鎮》琅琅上口

約在筆者國中時期，羅大佑(1954─)一曲人人琅琅上口的《鹿港小鎮》，道出了台灣經濟起飛後，人人迷戀紙醉金迷的生活，但也同時失去了他們最珍貴的土地。

據說羅大佑寫這首歌時從未去過鹿港，有一天，他在台北騎摩托車去修理，幫他修機車的學徒，就是鹿港人。這位學徒，滿手油污、滿腔挫折。他說當年帶了兩萬塊到台北打天下，花光了，沒臉回家，只好窩在台北修摩托車，沒臉回去。

筆者在國中畢業後，到新莊二重的工廠當學徒，也遇到上來台北打拼的鹿港人。那是老闆娘，還有她的小舅子─廠內的師傅，他們也是學徒出身。在那裡時常聽老闆娘提到，以前老闆和師傅上來台北當學徒的艱苦，時常被師傅打罵不說，還要幫他們洗衣服、煮飯。半夜時常在棉被裡哭泣，想偷跑回家卻不敢。但故鄉不是那麼容易就會忘記的。

正如《天方夜譚》裡的阿拉丁爺爺解釋：不管是什麼情況下離開故鄉，那個人的心裡，時常會想起故鄉的存在，雖然有的時候覺得沉重，不過最能讓自己安心的也只有故鄉了。所以，筆者在那裡的一年半見識到，老闆他們只要放了長假，就開著名車載著一家大小，開上高速公路，衣錦還鄉，而這個鄉就是鹿港。

2013年的農曆春節，筆者利用參加一場親子活動的機會，終於和鹿港建立了因緣。發現幾條主要老街超過百年的老建築，到光復後的1980年代初尚保存良好，但經過1986年藉由都市計畫變更成立「鹿港古蹟保存區」商業化式的改建，原貌盡失，尤其是石板路的挖除和第一進店屋部分的改建。

經當地耆老指示，筆者到大有街找尚未改建的店屋，果然有好幾間清代杉板店屋，保存著街屋傳統的三進格局。

該年6月再度造訪時，發現鹿港的三大古蹟—龍山寺、天后宮、文武廟，展現著傳統建築的富麗典雅風格；而鹿港的手工藝、特產小吃、傳統的風尚禮儀，在在顯示出精緻的地方特色。而這樣的基礎，是在清代的「一府、二鹿、三艋舺」的雅稱中奠立。

鹿港曾在清朝鼎盛

鹿港在清代的鼎盛時期，鹿港八郊所屬的商號多達六、七百家，資產達十萬者就多達百家，其中最富者首推泉郊林日茂行。據《彰化縣誌》記載：「豪商林日茂為首，資產算十萬者達百家，商賈櫛比…公共事業皆由八郊處理，文化實冠於全台。」當時每日大約有一百艘帆船在港口進出，而載重量最大者可達五百噸，「鹿港飛帆」便成為彰化八景之一。在台灣建省後，地方人士黃玉書（舉人）等，甚至有向當局「建省會於鹿港」的提議。

但是，鹿港因屬河港，受到地理環境的變遷及歷史事件的影響，慢慢地從興盛轉為衰敗。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台灣被日本占據50年，造就了不少新的人物。

辜顯榮投靠日本興起

出身鹿港當地的人士辜顯榮(1866─1937)。8歲起到20歲師從鄉里的黃玉書修漢學，察知東亞風雲。26歲上台北打拼經商，往來於大陸沿海等地。甲午戰爭爆發後，和南洋大臣張之洞接觸，簽下媒炭供給契約。隔年中日議和，合約失效。5月由上海歸台，在艋舺開「瑞昌成商號」的雜貨店，後在乙未戰爭時，以商人身分自告奮勇赴基隆迎接日軍進入台北城，成為其一生最成功的投資。

日人據台後，包括鹿港郊商在內的台灣富商紛紛返回大陸，鹿港商業一落千丈。辜顯榮向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建議成立台北保良局，以「保護良民，鎮撫暴民」，遂被任命為台北總局長。日軍攻陷彰化後，奉樺山總督之命為鹿港保良局長，參與南進軍，隨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南進，以率先安撫台中民心。於是，鹿港老街就成為少數從乙未的戰火中碩果僅存的清代市街。

當時在辜顯榮的介紹下，北白川宮在鹿港看到不凡的古董字畫，感覺撈到寶。所以購買不少。其中以150元買了古青玉，並大談從前不曾提過的有關古物的事，如古銅、古瓷、字畫等類，還說青瓷有七種之別。很有造詣且有眼光的模樣。

鹿港文風鼎盛

而當時的文人鄭鴻猷(1856-1920)，在乙未之役時，避亂赴北京，迨亂平，也歸於鄉里。鄭鴻猷是清朝秀才，當年參加府試的時候，主考官評他的書法「字冠全台」，鹿港武廟右廊、鶴棲別墅正廳內的書帖、知名餅店「玉珍齋」匾額墨寶等，都是出自他的手筆。1899年，台中守備混成旅團長安東貞美（1853-1932後為第6任台灣總督），於鹿港視察時，聽聞鄭鴻猷乃當地書法名家，遂得其揮毫一軸，珍藏於筐底，可見日人對鹿港當地文化的重視。

1910年，鹿港文人、台中櫟社詩會會員洪月樵(1866-1929)，重視婦女權益並關心民眾生活，聽聞彰化的良家女陳完瑜，雙親早亡，淪落風塵，後被納為妾。夫病逝二日，也吞鴉片膏自盡。乃徵詩弔之，稱「李烈姬」。鄭鴻猷為之題簽「烈姬詩徵」，受到各地文人很大的迴響。1912年百餘位詩人完成的古詩、絕句、律詩，被編為《詠李烈姬詩集》。洪月樵另著述《臺灣戰紀》（即《瀛海偕亡記》），為乙未戰爭中台灣人的抗日記實，留下重要紀錄。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據媒體報導，漢光34號演習實施「精準導引武器驗證」項目時，愛國者飛彈系統和天弓飛彈系統均正常發射，並準確命中目標靶機。但IDF戰機發射萬劍遙攻飛彈時，卻發生滑翔彈翼未順利張開，彈體飛行時出現滾轉並失控，最後在空中引爆摧毀。而發射海劍2型防空飛彈時，也發生點火不正常狀況，最後並未發射。由於上述飛彈均為隨機抽樣驗證，據傳中科院金姓計畫主持人已遭撤換，但中科院否認該傳聞。

早先，由於美方對台僅出售防禦性武器，台灣軍方無法採購美製AGM-154A/B/C JSOW、JDAM等新型彈藥。因此，IDF戰機和F-16A/B型戰機雖有對地攻擊性能，但作戰時，只能以空投炸彈/火箭轟炸目標區，戰機被擊落的風險甚高。

對此，中科院便計畫仿造這類具備滑翔彈翼、智慧型導引系統和渦輪發動機的產品，即為現行的萬劍遙攻飛彈。萬劍遙攻飛彈採用彈翼滑翔，並配置1具渦輪發動機，最大射程達200km，是轟炸敵方機場跑道的利器。配合雷達慣性導引/全球定位系統(GPS)導引，可預定飛行路徑，戰機發射後便展開彈翼自動飛行。若使用次彈械集束彈頭，對機場跑道進行灑布轟炸，可破壞大面積水泥跑道。有消息透露，中科院計畫更換高爆破片彈頭，並衍生出次音速反艦飛彈型。

目前，該型飛彈是IDF C/D型翔展戰機專用的遠距武器系統。不過，其最大射程200km對大陸的機場而言，還是稍嫌不足。若從海峽中線發射，也僅能威脅福建周邊的機場，內陸地區機場則無法抵達。

2016年珠海航展，大陸展出由轟6K轟炸機和殲10C型戰機(J-10C)所攜帶的遠距武器系統。由外型來觀察，和歐洲飛彈公司(MBDA)的金牛座(Taurus KEPD 350E)相似。而美國洛馬公司研發的AGM-158聯合空對地距外飛彈(JASSM)，最大射程370km，還可自動變換飛行路徑，以避開敵方的防空攔截網。目前，AGM-158已衍生出次音速反艦飛彈型(AGM-158C LRASM)和增程型(AGM-158 JASSM-ER)，最大射程800~1000km。

2018年4月間，美英法等國組成的西方聯軍便以艦射型/空射型遠距武器系統，轟炸敘利亞境內的化武工廠。不過，俄羅斯軍方在新聞簡報會上說，盟國對敘利亞發射包括戰斧巡弋飛彈在內，共103枚巡弋飛彈，而敘利亞空防部隊攔截了其中的71枚。

從西方聯軍的實際作戰中可發現，使用遠距武器系統是戰場新趨勢。但面對日新月異的防空攔截網，遠距武器系統被擊落的機率大增。因此，國軍若以為萬劍遙攻飛彈可順利進入大陸境內摧毀機場跑道等目標，就太過樂觀了。尤其，近年來共軍部署多種防空系統，有飛彈、火砲。次音速的遠距武器系統若非以自動化辨識飛行，單靠固定路徑，則可能成為最好的靶子。因此，台灣未來進行相關演習時，不妨參考美軍的戰場路徑設定模式，先預設安全通道，以避開敵方的防空攔截網。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站版主）

坦克自從誕生之日起，就成為戰爭的武器，被稱之為「戰爭之神」，又有「陸戰之王」的美稱。隨著大陸軍事科技的進步，特別是伴隨1980年代第三代主力坦克相繼問世，大陸坦克在實力上已不輸給西方國家。

隨著科技進步，坦克在戰場上的角色日漸重要，無論是對於步兵的掩護，或是擔任地面的火力先鋒，坦克均為陸上主力裝備之一，面對現代戰場上的凶險環境，坦克仍擁有火力、機動力與防護力三大優勢。大陸坦克在實力上已不輸給西方國家，只是，大陸海空軍裝備的曝光度遠高於戰車，本文遂針對大陸主力坦克實力進行分析。

99式坦克是最快坦克

身為大陸陸軍的主力裝備之一：99式坦克（亦稱ZTZ-99主力戰車），由中國兵器工業集團第201研究所研製而成，從1990年開始研製，10多年後首次在國慶60周年閱兵上亮相，其實際服役數量近1,000輛，是解放軍地面坦克的主力之一，更是大陸第三代坦克的代表作。

在火力配備上，車身配有一座48倍徑ZPT-98 125毫米滑膛砲，有能力摧毀西方國家現有的主力坦克，特別是美軍的M1A2坦克；加上車重僅有51噸，以現代重型坦克的設計來說，在戰場上更有強大的機動力進行戰術運動，無論是攻擊、撤退均有優勢，同時，由於自身動力優勢，99式坦克在公路的行徑速度約為80公里/小時，在鄉間行徑速度約為65公里/小時，是全世界最快的坦克。

防護力部分，採用焊接砲塔以增強防護性，其中砲塔以複合裝甲為主，配有雷射壓制鎖定系統，能使敵軍眼盲無法作戰，更關鍵的是，該型坦克具備「移動中」射擊的能力，大幅增加99式坦克在戰場上的攻擊能力。

鑒於99式坦克從研發、服役至今已近30年，最新的99式坦克已完成第三次的性能提升，稱之為「99大改」，更在2014年由上海合作組織舉辦的「和平使命2014軍演」亮相，無論是美方或俄方的評估，99式系列的坦克已被正式列入世界前十大坦克之一，優秀的性能被西方國家大加讚賞。

96式提升至96A式

1980年代，中國兵器工業集團617廠進行新一代坦克的研製工程，並讓96式坦克正式於1990年代中期後進入部隊服役，由於其造價相對低廉，因此總數量超過2,500輛，超越先進的99式坦克，一躍成為大陸陸軍地面部隊的主力。

96式坦克配備仿製俄國的2A46M-1型滑膛砲，成為ZPT-98型125毫米滑膛砲，成員數量採取三人編制，使用焊接鍛造砲塔取代傳統蘇聯式半球形鑄造砲塔，為完全適應部署於大陸南方的地貌，後期的96A式坦克其車體重量較前期降低，如此更為輕便的戰車，更適合於南方地貌的使用。受限於當時的科技，96式並沒有完善的夜戰能力，其瞄準設備為夜視鏡，夜間的測距範圍僅800公尺，所以後期的96式坦克加裝北斗/GPS雙模定位儀，成為新型的96A式。

在防護力的部分，由於其設計初衷希望適應各種類型的戰場，因此在車體、砲塔的裝甲選擇上較為單薄，後期的96A式採取安裝附加裝甲以彌補先天不足，同時亦在砲塔正面加裝了楔型裝甲，砲塔側面、底盤採用FY-4型反應裝甲增加自身的防護力。

可以這麼說，大陸從原先的96式坦克提升至96A式，無論在防護力、射擊精準度，甚至車身設計，伴隨大陸軍火工業日益進步，早期的主力坦克不但能透過升級延壽持續服役，面對西方國家主坦克的科技能力時，更有一較高下的機會，對於大陸國防工業來說，無疑是一大鼓舞。

88式坦克

1970年代初期大陸著手新一代主力坦克的研製，有別於70年代前所使用的蘇聯裝備，當時伴隨著中蘇交惡，大陸政府不得不為自身國防實力找尋出路，88式坦克為大陸自行研製坦克後較為成熟的第二代作品，在北方工業的努力下，從較為舊款的80式坦克延伸至88式坦克，不但擁有A、B、C三款改良型，也是大陸第二代坦克，至今仍有400-500輛服役於部隊。

除了具備「渡河作戰」能力外，主要武器是一門105mm線膛砲，受限於當時的科技，尚未配有「核生化」防護設施，因此其成員仍須攜帶個人的防毒面具，以備不時之需。

總體來說，大陸88式坦克與美軍在越戰使用的M-60A3性能相差不大，兩者的共同特色除擁有一門105mm線膛砲外，較高的車身（2.29公尺）在戰場上易於被敵軍發現，因此新一代的大陸坦克在設計上，對於坦克的車高更為關注，隨著新式的96/A式、99式坦克相繼服役，較為老舊的88式系列坦克漸漸成為配角，也象徵陸軍有了更為成熟的作品，繼續朝軍武強國的路線前進。

大陸坦克不輸先進國家

伴隨著國力崛起，大陸政府為維持國家實力，以資金、人才、仿製等三大方向，進行裝備更換。早期的裝備以模仿蘇聯進行，因此有蘇聯裝備的影子，後期因自身探索軍武，一方面吸取西方國家的技術，二方面為符合自身戰場需求，陸軍新一代坦克已具備較強大的作戰能力，不輸給其他先進國家。

陸軍雖為地面部隊，較少有機會向外展示，但身為解放軍人數最為龐大、組織最為多元的軍種，裝備先進的坦克為基本需求，加上其國家面積高達960萬平方公里，周邊又有數十個國家與之相鄰，放眼望去印度、韓國、中亞五國均擁有先進戰車，大陸自然而然不能缺少，先進坦克更服役於海軍陸戰隊，皆期望在爆發區域爭端時，為保衛國家盡一份心力。

(作者係軍事評論員)

亨利福特的汽車傳奇、雷克羅克的麥當勞傳奇，以及迪士尼的電影事業，可以說是「美國夢」追逐者的三個典範。本文道出他們各自成功的原因，也對他們及資本主義提出問題。

福特生產第一輛現代汽車

亨利．福特(Henry Ford, 1863－1947)天資聰穎，喜好機械。他所受的教育雖不多，但在愛迪生照明公司實驗室工作時，發展了內燃機汽車原型。其後，福特毅然離開愛迪生，自創品牌、自創公司，開始生產全球第一輛現代汽車。

福特的成功得力於以下幾個因素：(1)他採用內燃機作為汽車的推動器，汽車動能因而大幅提升。(2)他大膽採用低價策略，這一策略奏效，擊垮了所有的競爭對手。(3)他首先啟用了經銷商在地加盟制度，這一策略大幅提升了經營績效。(4)他從屠宰場的工作流程得到靈感，首先在工廠中採用組裝線(assembly line)的標準作業流程，大幅降低生產成本，使競爭力大幅領先其他競爭對手。(5)福特本人親自參加賽車，並出資贊助印地安那波里斯500 (Indianapolis 500)賽車會，以推銷福特汽車，提高了福特汽車的知名度。

我若有機會與福特對話，我會問他︰假如歷史可以重來，你會不會調整你與工會的關係？

福特要求工人嚴格遵守基督教義的標準行事；其後，當福特公司在全球擴張時，本土福特公司的工會成立，並在與公司談判時發生暴力衝突，福特立場強硬，直到其妻、子介入後，事情才得到緩解。事情的癥結在於，福特讓經理人決定如何獎勵好工人，而按照基督教義的標準，好工人通常是指生產效率高的年輕工人，那些年長、效率較差的工人就有可能失業，因此，工會不贊成福特的看法，衝突越來越嚴重，終於引發20世紀初美國最著名的勞資衝突事件。

麥當勞創造速食連鎖傳奇

麥當勞速食連鎖店的開創者雷．克羅克(Ray Kroc, 1902－1984)，直到52歲才展開他的傳奇。他受福特的啟發，把汽車工廠的組裝線系統，應用到麥當勞速食店的服務系統上，在短短60秒內就把點食送到顧客手中；他也率先使用免洗餐具，減輕顧客用餐後的善後工作，又同時維持用餐環境的整潔乾淨；他還啟用兼職工作人員，降低人事成本，並提供他們轉成正職工作的機會，這樣也可以減少公司錯用正職人員的機率。在人事管理上，這策略可收一石二鳥之效。

此外，他也啟用加盟制度，加盟權利金只收總營業額的1.4%，收入不多，但促使連鎖事業快速成長。最後，克羅克還從麥當勞創始店麥當勞先生的手中買下麥當勞這個商標；有趣的是，麥當勞兄弟在原地更名後繼續經營該店，但最後以關門收場，可見商標力量之大。

據麥當勞的幕後鬼才索恩本(Sonneborn)說，真正讓麥當勞賺進大把鈔票的，是它的不動產營業部。索恩本建議在看中適當地點後先買或先租，然後再轉租給加盟店。如此一來，麥當勞母公司賺取穩定的租金，加盟店則得到穩定的經營環境，可謂一箭雙鵰、互蒙其利。此外，還可以賺取房地產的大幅增值。麥當勞公司的房地產價值不菲，這使得該公司老早就成為道瓊工業指數成分股之一。

我若有機會與克羅克先生對話，我想問他︰索恩本是個奇才，堪稱麥當勞公司的第二要員，你為什麼沒有想盡辦法把他留下，反而吃下他全部的股票，終使他與麥當勞公司斷了聯繫？英雄惜英雄，是不是自古以來的難題？

迪士尼電影、樂園業成功

華特迪士尼(Walt Disney, 1901-1966)在電影事業的成功，有以下幾項因素：(1)迪士尼本人有漫畫天賦，能畫一手極好的卡通。(2)迪士尼終生擁抱科技，他率先啟用彩色動畫，帶動電影新時代風潮，為他賺進大把鈔票。(3)迪斯尼用他的卡通的智慧產權，來創造迪士尼樂園，為公司帶來巨大的客源。(4)迪士尼樂園創辦之初，採取全新創鎮的辦法，房地資產帶給公司巨大的財富。(5)迪士尼與新聞界交好，常常得助於免費宣傳，他還曾親自主持電視帶狀節目，又如在迪士尼樂園開張時邀請新聞界及社會名流免費遊園，這都可以看出他的別出心裁。

我若有機會與迪士尼對話，我會問他：通常一個家族有錢有勢之後，就開始爭權奪利而引發一系列的家族醜聞，你為什麼能把家庭經營得如此團結和樂？

從三位企業家看資本主義

福特除了製造汽車外，他還發明了生產線這個玩意，大幅節約生產所需的人力與時間，因而大幅提升效率；他也採用了經銷商系統以創建商品通路。現代商品成功的要素，福特無役不與、無役不勝，對後來的資本家經營企業產生重要影響。

至於克羅克，他把工廠的生產線模式移植到飲食業，完全改變了當代飲食行業的經營模式；他把經銷商改為加盟商，一如福特，用以壯大規模，並掌握通路；他也接受事業伙伴的建議，親自經營加盟店的租賃業務，租金隨加盟店的業績而升降，有人說，這是麥當勞真正賺錢的關鍵。

最後是迪士尼。就有形的產業規模而言，迪士尼比福特汽車小得多，也比麥當勞小得多；但因其事業涉及娛樂消遣及意識形態，就無形的企業影響來說，迪士尼卻遠比福特汽車大得多，也遠非麥當勞所能及。迪士尼特別重視先進技術，他的娛樂事業總是與嶄新科技同步結合；例如彩色照相技術發明後，他很快地就推出彩色電影，這種精神為他的事業帶進滾滾財源。這是迪士尼迄今屹立不搖的最重要原因。

很多人都會受到這三個「美國夢」啟發。「美國夢」道出美國人相信機遇、選擇和個人主義，最重要的是，他們相信自由市場體制為所有人提供了公平競爭的機會，在市場競爭的機制中，個人通過積極進取和勤奮工作，可以改善其經濟地位和帶來多方面的成功。不過，個人主義也帶來很多問題，特別是社會的不平等，究竟如何解決？資本主義在要求管理至上、效率第一、計時工資之際，是否一定會產生勞資對立、文化意識形態侵略、跨國性的商業帝國、綿密的政商結盟？那麼，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個人自由與社會平等如何能得到平衡？美國憲政主義背後所崇尚的「人人生而平等」，究竟是不是一句神話？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教授、曾任國大代表、監委)

當代世界思潮與「後」不可分離，從「後現代」到「後共產」是一條「後」哲學的邏輯發展，觀察東西方世界發展固然要把握這個邏輯，研究後鄧小平時代中國乃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也脫離不了「後社會主義」。

當代世界思潮與「後」

當代世界思潮與「後」(post)不可分，所有的主流思潮都加上一個「後」字，例如後現代主義、後馬克思主義、後共產主義、後社會主義、後殖民主義、後結構主義、後女性主義、後帝國主義、後東方主義。

誠如李歐塔(Jean-Francoi Lyotard)所指，蘇東劇變與冷戰結束後，現代理論已宣告終結，一個「後現代理論」新的需求已經到來。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也認為，一個新的後現代(post-modern)的擬象(simulation)社會，已取代生產的、階級的、異化的舊社會出現。這都說明世界已經由現代向後現代做轉變，因此世界思潮都走入「後」這個哲學概念中，其實是理論對實在的辯證表述，這不是一篇短文可以概括，本文只就「後現代」與「後共產」做個現象學上的析述。

所謂「後」指事物的終止、回拒、決裂。早在1960年代，西方世界便出現一股反資本主義、新左派、反文化的思潮與社會運動，此意味著不同於從前的另類生活方式和新文化現象出現，1990年代這種後現代現象變得更加明顯與具體，整個世界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社會方面，都出現「斷裂」（亦即哈伯瑪斯所謂的「合法性危機」），別的不說，就以服飾與建築美學而言，內衣外穿、外鋼骨內水泥（北京首都、上海浦東、廣州白雲、桃園中正國際機場第二航廈的建構型態，都是後現代建築）等具象展現，標誌著一個後現代新時代確實到來。

「後現代」指「非現代」，即試圖超越現代，並對現代觀點、理論、文化、生產與實踐的積極性否定。因此，後現代論述與後現代實踐可被當作「反現代的涉入」(anti-modern interventions)，可見後現代論述明白拒絕現代意識形態、風格、路線與實踐，這就是為什麼在哲學上將「後」，視為與過去一切斷裂與揚棄，可見「後」在深層意義上實指解放舊束縛，打破舊狀況，肯定新發展，構思新論述，進行新實踐。

「後現代理論」

「後現代理論」表述的世界，是一個全球發生重大變遷的世界，新科技改變了人類的日常生活方式，強烈地衝擊著人們的工作、生產及休閒結構，同時也影響了人類的政治發展、社會型態、經濟結構、發展路向，尤其是當代，一個新的虛擬世界/雲端世界中的娛樂、資訊、性、政略，正重新規劃人類對時空的新認知，後現代已把現實和超現實結合起來，主體與實體相混合。

雖然傅科(M. Foucault)、李歐塔、詹明信(F. Jameson)、哈伯瑪斯(J. Habermas)都指後現代是對現代／現代性的斷裂與顛覆，但筆者對後現代的看法採取積極的概念，認為後現代接續於現代之後，雖有本體論上的斷裂，但在認識論上，後現代實為「深化的現代」，「後現代性」即「超現代性」，它是一種「新的現代性」面貌，或一種「現代性的後現代發展」。

後現代與全球化有關。在全球化下，各個市場、政略、文化間的新連續關係，以及網絡地球村中的新時空經驗，已使整個世界相互穿透，世界秩序正在全球化，各種經濟體制、社會型態、文化系統正遭受後現代新的形象、理念、文化邏輯的衝擊，在這一思考下，來觀察「後共產主義」(Post-Communism)可以知曉它也是一種後現代現象。

後共產主義發展不一

「後共產主義」在後現代概念範疇中有其知識位置，它依附、接續共產主義，並與共產主義斷裂，它是一種原共產世界的新發展現象，但其發展面貌與路徑至今不甚確定。

後共產主義發展現象，時間不早於1989年「蘇東劇變」之前。霍姆斯(Leslie Holmes)在其《後共產主義》(Post-Communism, 1997)一書中指出，1989年初世界上還有23個共產國家，5年之後只剩下5個共產國家，它們是中國、古巴、寮國、北韓、越南，其餘18個共產國家：阿富汗、阿爾巴尼亞、安哥拉、比奈、保加利亞、高棉、剛果、捷克、東德、衣索比亞、匈牙利、蒙古、莫三比克、波蘭、羅馬尼亞、蘇聯、南葉門、南斯拉夫，都進入「後共產主義」。

如果從後現代理論指「後」即終止及斷裂，則後共產主義就是一種對原共產型態的拒絕。對後共產主義最早揭示其意涵的是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他在《大失敗》(The Grand Failure, 1989)中如此說：

後共產主義是正在出現的一種新現象，後共產主義體系將是一個共產主義已消亡到其在公共政策上既非馬克思理論，亦非過去共產主義之實際可為徵候的體系。簡言之，後共產主義將是一種體系，其中連自稱「共產黨人」者都不再認真地把共產主義教義，當作指導其社會政策的方針。

後共14點模式

霍姆斯在分析「後共產主義」時，曾提出以「後共14點模式」(A Fourteen-point Model of Post-Communism)，來研究後共產主義的發展現象。14點模式如下：

1.民族主義：以「民族主義」為號召，力圖獨立，擺脫/拒絕外在的牽制／依附。

2.欠缺容忍與妥協：在共產文化中講「階級鬥爭」，進入「後共產」仍然欠缺自由民主經驗，政治社會生活缺容忍與妥協。

3.克力斯瑪現象(Charisma)：對領袖高度期待，個人領導、菁英政治、超凡型人物活躍於「後共」世界。

4.政治犬儒主義：人民對新的政治制度，包括新法治、憲政主義都不熟悉、不信任，甚至出現政治犬儒主義。

5.反對目的論與大理論：對共產主義的理想、目的認為太高遠，甚至對共產主義權力系統也在反對之列。

6.信仰危機：原共產主義失靈，先出現意識形態真空，後以民族主義取代共產主義。

7.價值規範闕如：因共產主義理論規範瓦解，而導致原有道德規範的真空，後共產人民對人生價值、理想、態度無所適從。

8.歷史轉變／全盤革命：由極權轉成威權，由威權轉成民主，由集中化國有經濟轉型為市場化私有經濟，排斥前蘇聯「休克療法」，多採漸進主義，整個國家及社會都在轉型。

9.暫時性現象：後共產主義是一種暫時現象，尚在發展中。

10.發展階段論：後共產主義在發展中，自屬動態型，不是前進就是後退，很少停滯不前，須以「階段論」分析研究之。

11.不確定性：由於大規模政治經濟改革，導致社會變遷與不穩定，出現「不確定性」。

12.不安全感：因為經濟尚未好轉，財政制度未能落實，外加政治生活未制度化，人民普遍存有高度不安全感。

13.時機差錯：「蘇東劇變」(1989-1991)正是西方國家經濟蕭條時期，後共產國家得不到西方國家經濟援助，影響後共國家的發展與建設。

14.合法性危機：許多新領導人治理無能，人民不服，出現政權合法性問題。

以上1至7點屬於後共產政治文化發展共相面，8至14點屬於「後共產」初期各國政治社會經濟發展殊相面。霍姆斯模式對問題現象的解釋大體沒有問題，但後共產現象從後現代理論來看，本來就具不確定性，而且各個後共國家一旦脫共／非共，會在本民族本地域的時空環境下，出現發展上的多樣性與複雜性，雖然東歐共產國家與前蘇聯加盟聯邦國家都深受莫斯科中心主義的宰制、史達林模式的束縛，與戈巴契夫以新思維推行改革(Perestroika)而對其衛星國的鬆綁，但在發展上，中亞的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的後共現象，不同於東歐的匈牙利與波蘭的後共現象。

因此，霍姆斯模式有其侷限性，前述變項並不適用於解釋所有後共國家的發展現象，尤其無法解釋類似後共產，但又不是後共產，且早在「蘇東劇變」前，即以改革開放／第二次革命政略，走入後社會主義的中國。

中國處於後社會主義

以霍姆斯14點模式中1至7點而言，後社會主義中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現象強調民族主義，不講階級鬥爭，但講社會主義民主，有克力斯瑪現象，出現以習近平為領導核心的菁英政治群，並無政治犬儒主義，有目的論（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談大理論，但講「中理論」(middle-range theory)，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並無信仰危機，反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充滿信心，共產主義風格（如「學雷鋒」）雖式微，但以中國儒家文化價值規範為回歸。

第8到14點，除第8點後社會主義中國已由原極權政治轉為威權政治，且以漸進主義全面發展市場社會主義外，其餘各點皆不適宜解釋後社會主義中國。

「後社會主義」不同也不等於「後共產主義」，但卻是後現代理論的邏輯範疇之一，如果霍姆斯模式要對後社會主義中國做出完整解釋，則此模式須加以修訂或改用新模式。

（作者係中山大學、佛光大學名譽教授）

從貿易纏鬥迅即轉化成全世界經濟、科技主導權戰爭，中美之間這一場新冷戰，對世界經濟發展的波及效果，也有越來越發嚴峻的傾向；而台灣經濟可能被掃到颱風尾的撞擊力，尤其絕對不容小覷。

川普發動中美針鋒相對的貿易戰，甫過三個月，卻在最近這兩個禮拜時間，倏然出現美國針對中國特別聚焦於「全球科技主導地位」，展開奪權戰，並在加緊加速加劇。

川普祭出301條款

中美貿易戰的開打，始於2018年3月23日川普正式啟動「國安型加徵關稅」。這是川普早在上任之前就信誓旦旦的貿易戰標的與範圍，就在短短四個月，一路加速擴大延伸，特別是卯力針對中國。

川普政府祭出「301條款」應對中國大陸竊取美方智慧財產權、強迫技術轉移等貿易行為，於2018年6月中宣布，要對價值500億美元的大陸商品加徵25%關稅，第一批340億美元於7月6日生效，第二批160億美元商品尚待完成相關程序。

中美貿易戰再升級，繼川普宣布對價值500億美元的中國大陸進口貨品加稅，大陸第一時間祭出同等規模的進口貨品反擊後，美國川普政府立即又於7月10日公布新一波研擬加徵關稅的商品建議清單，對大陸輸美的6,031個關稅項目、價值2000億美元的商品加徵10%從價稅。

轉成科技主導權戰爭

中美互課高關稅，看似貿易數量與貿易價格的衡平之爭，但究之根柢，背後真正的關鍵在於兩國之間礙難相容的「科技主導權戰爭」。

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早在今年4月初已公布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的初步清單，但最終清單則鎖定「中國製造2025」產品，包括機器人、航太、工業機械、新材料、汽車等，不包括手機、電視等消費性電子產品。

加徵關稅清單可以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818個品項，包括在4月6日公布的1,333項初始清單中，價值340億美元；第二部分共284個項目，主要是經認定受惠於「中國製造2025」的產品，價值約160億美元。這些被加徵關稅的商品，主要是為了避免中國在太陽能板及鋼鋁產品出現產能過剩而傾銷的情況，會發生在高科技產業，以致直接傷害到美國高科技業。USTR對於有意進口中國在太陽能板及鋼鋁產品的若干美商，提供申請特定產品免除關稅的機會。

主要關鍵點是，川普政府已一再表明，不再容忍中國用不公平經濟措施，讓美國廠商喪失科技和智慧財產；《中國製造2025》計畫意圖主導高科技產業，用以進一步帶動中國經濟成長，但卻會直接傷害到美國和其他先進國家的經濟成長，這些關稅加徵可以避免美國技術和智慧財產持續「向中國不公平轉移」。

框限《中國製造2025》

值得注意的是，5月下旬開始，川普特別聚焦抨擊中國「掠奪性科技貿易行為」，隨即完全只針對中國，片面性加徵500億美元關稅，更舉世罕見地用盜匪式要求中國立即中止「中國製造2025」計畫，並直接威脅，倘若北京堅持報復措施，將進一步加徵2,000億美元關稅，也不得向WTO等跨國組織提抗議或爭議調處。

不過，即使對川普鋼鋁關稅極感不快，且大肆反彈的歐洲及日本盟友，也都馬上居於「西方經濟強權集團」的共同立場，一致表示對「全力打壓中國科技產業化冒進趕超」的川普行動全力支持。因此，川普在6月底已公開政策宣示，針對中國加強審查所有在美國的科技投資，並逐項審查美國對華科技出口貿易的個案。

美國對中國課徵高關稅，核心重點放在「資通訊電子產品」的品項。所謂資通訊和電子廠商，包括電子代工服務(EMS)和原廠委託設計製造(ODM)在內，在全球擁有綿密的供應鏈網絡，最終產品組裝製造地不見得是在中國或是美國，可以繞道協力廠商，或第四方國家地區組裝製造，透過這種方式，資通訊和電子廠商可降低或避開今天中美互課徵高關稅，或彼此直接對衝報復措施的風險。

兩階段關稅清單中，主要包括航太、資通訊科技、機器人、工業機械、新材料和汽車等產業，但不包括美國消費者常購買的消費性電子商品，如手機或電視機。

加徵關稅以強化談判籌碼

新一波美國對中國提高關稅，旨在爭取未來兩國談判籌碼的手段。不過，美國在意的仍是「中國製造2025」計畫，最終關鍵還是未來兩國「科技主導權戰爭」。

美國認為，《中國製造2025》計畫勢必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到美國的國家安全；也一直認為《中國製造2025》計畫，會讓中國國家資本運用手段不當補貼產品、直接侵害到美國商業機密及智慧財產權，並且會對大多數在中國經營的美國企業「製造不公平的競爭環境」。

另一方面，美國川普政府也鐵口認定，中國的「進口替代」、「內部市場大量生產」的作為，必會造成高科技產業經濟市場機制的重大扭曲，當然也會肇致高科技產品市場的供過於求。

科技勝出才能站上制高點

1980年代後半以來，科技創新決定了哪些國家終能坐擁世界經濟市場的主導權。

特別是進入21世紀全球化知識經濟時代，任何經濟社會的人均GDP構成當中，固然仍有20%來自於勞動力和實物資本，但高占80%份額的最主力大宗構成，還是取決於這些先進經濟體都能自主開發創新科技，提高經濟產出的能量與速率；而過去近半個世紀時間，以美歐為主體的西方世界，在科技創新的產業開發應用，總是占居經濟強權的頂層制高點地位。

因此，任何新興國家社會今天想要在全世界自由開放競爭的市場，有直逼追趕西方世界民生產業科技標準的雄心，最基本的先決條件，就是要有實力，能與西方社會打上一場能贏必勝的科技戰爭，用更高的科技研發創新效能效率、用更快的速度，追趕且超越。

而改革開放40年後的中國，特別是高調推動「帶路倡議(BRI)」的習近平新時代，正是今天被西方社會共同認為，中國大陸已是實力威逼西方強權的另類強權大國，當然就必須特加防範與提前打壓，以免中國太早提前勝出，掠奪西方制高點地位。

啟動於1990年代的全球化運動，在過去兩年中，迭迭出現反全球化民粹主義者，以各種形式散播貿易保護主義，尤其近一年多來「川普大逆彎」的驚世行動，以及新近的「科技保護主義」，更將改寫全球產業經濟發展的逆反圖像，令人擔憂。

保護主義傷害國際經濟

川普的新科技保護主義，對於全球經濟由復甦逆轉為衰退產生重大影響，已被越來越多跨國智庫所看壞：因為從美國到歐洲、日本，公共的債務屢創新高，財政面臨斷崖風險，這些意味著國家經濟放緩困局已不可避免，不僅政府難再用增加支出來應對；各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也普遍無能為力。

在這樣的政經大情境下，許多先進國家政府，就益發可能應和川普的「科技貿易保護主義」主張，掀起世界全面性的「科技主導權」戰爭。不過，這樣打下去，最後任誰也不會是經濟戰爭的贏家。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中美貿易戰是世界經濟歷史大變局的產物，會導致全球貿易格局、產業格局、技術及市場格局、貨幣及金融格局的體系性與結構性重構，同時可能導致全球經濟規則體系的重塑。

2018年7月6日，中美貿易戰正式開啟，美國率先對從中國大陸進口的340億美元商品徵收25%的關稅，中國大陸則立即對從美國進口的340億美元商品徵收25%的關稅，以進行對等反制，正式開啟人類貿易史上最大規模，且影響深遠的貿易戰(trade war)。

歷史大變局與中美貿易戰

當今時代是一個歷史大變局的時代，中美貿易戰則是歷史大變局時代的產物。本文所指的歷史大變局是指全球經濟實力對比、政治權力分配與文化影響力出現全局性、根本性、長遠歷史影響性大規模變化的全球社會歷史現象。

世界經濟歷史大變局是世界歷史大變局的基礎和推動力量，表現為世界貿易大變局、世界製造業大變局與世界金融大變局。中美貿易戰是世界歷史大變局的產物，特別是世界經濟格局歷史性大變局的產物。

中美作為全球第一、第二大經濟體，兩國共同引領全球經濟發展，除中國以外的其他大國與美國的經濟實力對比差距越拉越大，但中國與美國的差距則呈現持續縮小狀態。如果不出現難以意料的突發大自然事件與社會事變，中國在經濟方面超越美國已成為必然趨勢。

中國經濟實力超越美國的過程，本身就是世界經濟歷史性變局的表現，是世界經濟發展與演化的百年變局，也就是1894年美國生產總值超過英國以來，第一次有一個新興大國，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超越並替代美國，成為全球經濟實力第一大國。

中美經濟規模差距縮小

任何一個國家要成為世界經濟第一大國，相關經濟指標必須達到以下六個指標：(1)經濟總量世界第一，主要表現為國內生產總值(GDP)世界第一；(2)製造業產出世界第一，或者說工業增加值世界第一；(3)國際貨物貿易量世界第一，即該國為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4)國際服務貿易量世界第一，即該國為世界第一服務貿易大國；(5)核心高科技產業世界第一，該國在世界主要核心高科技產業領域都居世界第一大國地位；(6)研究開發與高等教育能力為世界第一。

中國大陸經濟規模與美國經濟規模的差距不斷縮小，並顯示出前者有超越後者的可能性，這是國際社會百年一遇的歷史大變局。目前，中國雖然經濟總量與美國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但一些經濟指標已顯示有超越美國的發展態勢。

根據2017年的統計資料，中國大陸與美國是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國內生產總值都超過10兆美元，美國超過19兆美元，中國超過12兆美元，中國大陸GDP占美國GDP的比重大約60%左右，但這種差距持續在縮小，如果不出現不可抗力或難以預測的大規模不確定性事件，按照匯率折算的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已經是歷史的必然。如果根據購買力平價(PPP)測算的GDP，中國大陸現已超過美國，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

此外，中國大陸已經成為全球貨物貿易第一、製造業第一的大規模開放經濟體，這也是二戰結束以來，世界貨物貿易與製造業發展的歷史性變局。

資料顯示，2017年中國大陸進出口貨物貿易額達到4.1兆美元，美國的進出口貨物貿易額大約為3.89兆美元，後者相當於前者的大約95%左右。同時中國大陸的製造業增加值，在2010年便開始超過美國，成為製造業增加值第一大經濟體。

當然，美國目前還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在服務貿易、高科技產業、研究開發與高等教育、貨幣及金融市場都還是第一大國，但中美顯示不斷拉近的演化態勢。美國為維護自己的超級經濟大國地位，必然會對任何可能出現的新興大國採取遏制措施，發起貿易戰便是它對競爭對手最方便的政策工具。

經濟格局重構與規則重塑

中美貿易戰將成為二戰後全球經濟格局重構，與規則重塑的標誌性政治經濟事件。在以下五個方面表現最為顯著。

第一，全球貿易格局重構與貿易規則重塑。二戰結束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始終是全球貿易的主要推動力量、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者。中美貿易戰則可能導致全球貿易格局的重構：一是中國替代美國成為全球自由貿易的主要推動者和維護者，美國則成為全球自由貿易秩序的破壞者和阻礙者；二是美國在全球貿易體系的地位和影響力呈現持續弱化態勢，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在全球貿易體系的地位和影響力持續上升，出現大國貿易影響力與貿易能力的替代性重構；三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及發展中經濟體之間的貿易量持續上升，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發達經濟體之間的貿易量持續下降。美國在全球貿易中的規則制定能力和規則修改能力，隨著貿易戰的持續，必然遭受持續性損害，而中國大陸則會在貿易戰中贏得主張自由貿易夥伴國家的認可與尊重，增加貿易規則的制定和修訂能力。

第二，全球製造業格局重構與製造業規則重塑。美國發起貿易戰的一個重要目標是阻止中國大陸在高端製造業的競爭力。最顯著的例子便是美國對《中國製造2025》發展規劃的焦慮與恐懼。貿易戰反可讓中國更堅定發展高端製造業的戰略決策和信心，促使中國在高端製造業領域的投資和產業政策支持，由此引起全球製造業格局，特別是高端製造業格局的演化與重構。美國在全球製造業發展的規則供給能力與修改能力下降，中國大陸的規則供給與修改能力則會上升。

第三，全球投資格局重構與投資規則重塑。短期內，中美貿易戰必然導致全球投資資本流動的規模下降，長期而言，則可能出現投資流向發生逆轉，除美國以外的經濟體之間的相互投資增加，由此改變全球投資的地理空間分布，美國在全球投資格局的地位下降，以中國大陸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全球投資中的地位則將上升。

中美貿易戰的發展必然導致世界前兩大經濟體之間的相互投資規模下降，中國對其他經濟體的投資規模必然上升，出現投資轉移，由此導致全球投資的地理空間轉移與重構。同時，伴隨著全球投資格局重構，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國際投資規則制定權和影響力必然持續下降，形成全球投資規則體系的重構。

第四，全球金融格局重構與金融規則重塑。中美貿易戰持續發展，可能導致長期的匯率戰、債券戰、貨幣戰及金融戰，從而對全球金融市場產生衝擊和影響，也不排斥在特定情況下，出現全球性或者區域性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的可能性，由此導致美國與中國在全球金融市場上影響力此消彼長，出現全球性金融格局的重構，就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為了維護自己的金融利益及發展利益，不斷增強本幣及本幣資產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力，美國在全球金融市場的壟斷性影響力則必然遭到弱化。

簡言之，中美貿易戰的持續發展，必然導致全球貿易格局、製造業格局、投資格局與金融格局的重構，同時引發全球貿易規則體系、製造業規則體系、投資規則體系與金融規則體系的重塑，形成全球經濟格局重構，以及全球經濟規則體系重塑的世界經濟歷史性大變局。

評述性結論

中美貿易戰是全球歷史的大變局，特別是世界經濟歷史大變局的產物。另一方面，中美貿易戰又成為推動全球歷史變局演化的重要推動力量，可促進全球貿易格局、產業格局、技術及市場格局、貨幣及金融格局的體系性與結構性重構，也將促進全球貿易規則體系、產業規則體系、金融規則體系的體系性與結構性持續演化與重塑。最後，中美貿易戰還是中美兩個大國，在全球範圍內的經濟及貿易影響力競爭、發展模式競爭、政治權力分配競爭、文化影響力競爭的極端化表現。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

認識林正杰、楊祖珺是在他們創辦《前進》雜誌時。我先認識「拒絕聯考的小子」吳祥輝，在吳擔任《前進》總編時，我認識了林正杰夫婦。

我曾到和平東路四段尾安居街林宅吃飯，是祖珺下廚呢。二人都是政界的亮眼強棒，祖珺不但歌聲悅耳動聽，還當過電視節目主持人，文章更是嚇嚇叫，在吳祥輝離開另立門戶時，祖珺獨當一面，還讓雜誌愈挫愈勇，越禁越銷，穩居排行第一，查禁和停刊次數，與鄭南榕的自由時代系列不相上下。

我為前進系列雜誌撰稿，領了不少稿費。當時因擔心稿件會遭警總中途攔截，多用民間快遞寄稿，當天寄，當天到達，還可用「到付」方式，省去不少郵資。

正杰與我始終不離不棄，他擔任過市議員、立法委員。他曾在全台掀起一陣風潮，間接地促成黨外人士在1986年「9.28圓山起義」─民主進步黨宣布建黨成功，逼迫國民黨默認，進而修改《人民團體法》，解除戒嚴，承認民進黨合法成立。吾人不得不承認正杰所捲起的一陣旋風，推倒了長達38年的戒嚴體制。

正杰和祖珺的兒子取名「向前」，我覺得很有意義，與《前進》暗中相合，大陸有徐向前，台灣有林向前。

正杰後來退出民進黨搬到台東定居，我曾兩度前往台東武麟山莊拜訪。我還帶了林正杰、張富忠合著的《選舉萬歲》原版書，請他簽名。該書當年在裝訂廠時就被警總抄沒一空，只搶出一百本，好友們以一本5,000元高價，幫林、張二人分攤印刷費用。當時一位國中教師月薪才5,000多元，蒙紀萬生老師轉贈於我，珍藏至今。

正杰一次在酒酣耳熱之餘說：「祖珺還是我的最愛，可是我無法遺棄腹中的雙胞胎千金」。結果林、楊兩人終於勞燕分飛，各走各的路。

後來林正杰在台東參選立法委員，國民黨原先答應予以提名，之後又變卦，正杰只好獨立參選，不幸落選。但當年的「革命伴侶」楊祖珺特地長途跋涉，跨越中央山脈到東部上台助講，一時傳為佳話。而正杰與黃娟娟所生的雙胞胎女兒，如今已經婷婷玉立，且自香港中文大學畢業。現任妻子林鳳鶯年輕幹練，純樸低調。

我曾經異想天開地期待林楊二人復合，但在一場新竹市文化中心《玫瑰盛開—楊祖珺15年來時路》新書發表會上，楊祖珺公開挖苦我說：「請把Stone嫁給林正杰吧！」

(作者係中學退休歷史老師)

四川彭山江口古戰役遺址是2017年度全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2018年夏，北京國家博物館展出部分出土文物。此遺址的發現不僅證實張獻忠的「江口沉銀」傳說，且更展示了明代中晚期政治、軍事和社會生活等方面的情況。

江口戰役被證實屬實

 四川彭山江口古戰場遺址位於四川眉州市彭山區的江口鎮岷江河道內。江口古鎮地勢險要，自古是兵家必爭之地。1646年，明末農民首領張獻忠(1606－1647)率部從成都出發，沿岷江南下，行至江口，遭明朝參將楊展用火攻襲擊，船隻被焚，大量財物沉於江底。

此段戰役，雖然清朝彭遵泗在其編著的《蜀碧，楊展傳》中有記載：「（張獻忠）率眾八萬，蔽江南下。展起兵逆之，戰於彭山，分左右翼沖拒，別遣小船載火器以攻賊舟。兵交，風大作，賊舟火。展身先士卒，殪前鋒數人，賊崩敗，反走。江口兩岸逼仄，前後數千艘，首尾相銜，聚不能退。風烈火猛，勢若燎原。展急登岸促攻，槍銃弩矢，百道俱發，賊舟盡焚，士卒糜爛幾盡，所掠金玉珠寶及銀鞘數千百，悉沉水底。」

此戰役歷代民間傳聞很廣，但因為正史上並無有關這場戰役的記載，包括是否有沉銀，具體的地點等，遂成為歷史的謎案。

明末政治腐敗，導致社會瓦解，農民揭竿而起。農民戰爭中，以李自成(1606—1645)和張獻忠率領的軍隊規模最大。1644年，張獻忠在成都稱帝，國號「大西」，改元「大順」。

大西政權建立了各級機構，實施一系列的治理措施。大西政權建立後，與明朝的地方武裝發生過多次戰役。1646年，與楊展的江口之戰，就是其中一役。江口古戰場遺址出土了大批兵器，尤其是火器，為確認遺址提供了有力的佐證。而大量的船釘和船具的發現，也說明了沉船的史實。

出土文物提供實物資料

江口古戰場遺址發現了上千件與大西政權相關的文物，為人們瞭解大西農民政權（包括明代地方藩王）和其軍事制度、經濟活動（包括大量的貨幣首飾和日常生活用具）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這些出土文物的時代，從明代中期延續至晚明，地域則北至河南，南至兩廣，西到四川，東到江西。這些出土文物不僅證明了江口戰役的真實性，也對瞭解明末清初的社會政治經濟情況具有重要意義。

此次出土的明代冊封親王、世子、郡王及王妃的金冊、銀冊和金寶，涉及多個王府的文物，揭示了明代宗室的封藩制度和冊封禮儀。明代有著嚴格的宗室爵位制度，將皇子王孫分為八個等級，皇子封親王，親王嫡長子之外的封郡王，由朝廷歲賜食祿，在地方設置王府，世襲爵位，享有特權。

明代對白銀採取先抑後揚的政策。明初，禁止民間使用金銀交易。中後期後，隨著賦役改革和「一條鞭法」的推行，白銀成為主要流通和稅收的貨幣。江口遺址發現的大量白銀，說明了明代中晚期白銀貨幣化的事實。此外，遺址還發現了大批刻有時間、地點、官員名的稅銀，地域涉及河南、湖廣、四川、江西、廣西、廣東。這些是明代中晚期徵稅制度的實證，也是張獻忠主要行軍路線的記錄。

出土的文物中，以虎鈕「永昌大元帥」金印最為耀眼，是核心的文物。此印刻有「癸未年仲冬吉日造」（即崇禎16年，西元1643年），對考證遺址年代和狀況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此外，出土的「歲供王府」五十兩金錠(造於天啟元年，西元1621年）是長沙府上供藩王的歲供黃金，為已知明代金錠中的最大錠型，存世稀少。此次還首次出土了木鞘，證實民間關於張獻忠「木鞘藏銀」的傳說，即將一根完整的木頭剖成兩半，中心刨空，裝入銀錠，便於運輸。

明朝晚期從盛至衰

明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朝代。有史學界以為，明神宗一朝是轉捩點。神宗前期在張居正(1525-1582)全面推行「一條鞭法」的改革下，出現了經濟振興，然而隨著張居正的去世，局面便迅速惡化。期間，固有如顧憲成(1550-1612)在東林書院(1604)講學 ，提倡士人「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以及顧炎武(1613-1682)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警語，但整個官場極度腐化，難以回天。以後，內有李自成和張獻忠的農民軍，外有清軍的入關，明朝便即滅亡了。

此次張獻忠的「江口沉銀」考古出土，對於我們瞭解那段歷史事實，無疑是十分重要的。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