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3月，大二下學期開學第一天，我就接到台大歷史系系主任陳捷先通知，要我去警總接受約談，因為上學期期末幫同學翻印了附匪學人顧頡剛的《當代中國史學》（1947年南京勝利出版公司初版）一書。

我去了警總出入境管理室，由一位少校負責接待，因有班上同學爸爸是警總田副司令，事先打過招呼，因此受到相當禮遇，不但泡茶請我，還送我一本《查禁圖書目錄》，目的是要我明瞭哪些書是禁書，不得翻印？從此我如獲至寶，按圖索驥，四處廣搜漏網禁書珍本，迄今禁書滿房間，甚至造成書災，嚴重影響居家品質，兒女們還戲稱是「核廢料」。

康寧祥和司馬文武創辦了《八十年代》雜誌後，我在該刊登了兩篇文章：〈新偽書通考─禁書政策下的掙扎與變型〉、〈禁書大觀—30年來哪些書被查禁了？〉1981年2月，我編寫了《禁》一書，交由台北四季出版社出版，作者用內人所取的「史為鑑」筆名，還常被朋友戲稱為「禁書專家」。

1980年美麗島軍法大審後不久，黃信介的弟弟黃天福辦了《鐘鼓樓》，創刊號可以說是美麗島事件專號，雜誌還未出刊，就在印刷廠被警總抄沒，一本都沒外流。後來黃天福送了我一本校對稿影印本，我如獲至寶。不料數天後，半夜兩點鐘，十幾名員警和調查員荷槍實彈到家中搜索，說接獲情資，我家藏有幾十包《鐘鼓樓》，結果是擺了大烏龍，全是故鄉出版社的《中學生成語辭典》。當晚全家人抱成一團，戰慄發抖到天亮！

30年後，有一天約了曾任職於前警備總部的郭大哥見面，邊喝咖啡，邊話天寶，兩人相談甚歡，相互調侃，大有「白頭宮女話天寶」之嘆。與他相識在一年前的一場宴席上，互相交換名片，他當場很訝異地說：「我以前任職於警備總部，你因為印禁書、賣禁書，一直是我工作的對象！」真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從此二人成為無所不談的好友。

回想大四畢業那年，我寫了一篇「閒話禁書」，對不合理的查禁制度，戕害言論、學術與出版自由，予以強烈抨擊，卻無處發表，最後黃雲（筆名黃夢冊）先生親自交給胡秋原先生，發表在1973年6月出版的《中華雜誌》上，開啟我畢生研究禁書、收集禁書、抨擊書禁制度的先河，後來該文收進史為鑑的《禁》書中。黃老先生因印行五四運動史與1930年代文學史禁書，被關進牢獄中，後來還死於獄中。他自隨軍隊來台，官拜少校，卻單身終其一生，著有《名利學》一書，內容類似《厚黑學》，不知其大陸親人知其最後下落否？每想起黃老，內心不勝感傷與無限懷念。

如今已經解除戒嚴，年輕世代哪能體會當年尋覓、偷藏及閱讀禁書的辛酸苦楚？！

（作者係退休中學教師）

光復中學學生變裝成納粹風波，駐德代表謝志偉見縫插針說「納粹陰魂還在台灣」，藍營除要求謝志偉下台外，似乎拿不出任何對策，究竟蔣介石是不是法西斯？國民黨人似乎欲言又止，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

新竹光復中學學生在校內活動變裝成納粹，引起了軒然大波，各界紛紛撻伐。獨派自然不會放過這個見縫插針的機會，其中尤以駐德代表謝志偉說「納粹陰魂還在台灣」，引起許多人的憤慨。但藍營人士除痛批謝志偉不適格，要求蔡政府應該撤換謝志偉，以及少部分人以「國府資助過受納粹迫害的猶太人」、「蔣介石支持反希特勒的行動」等，企圖切割蔣介石與納粹的關係之外，似乎對於謝志偉所提問題拿不出任何對策。因為，要說蔣沒有法西斯化傾向，絕不是事實。

二次下野成為法西斯開端

朱偉競博士在其所著《南京國民政府「法西斯」性質之探討(1927-1937年)》中，對此有相當完整的介紹。法西斯主義傳入中國的時間大約為1920年代，中國人將Fascism翻譯為「泛犧」，或意譯為「棒喝」，表示要「持棒喝打，振頑起愚」之意，這是一種對團體暴力主義的崇拜，後演譯為「法西斯蒂」或「法西斯主義」。由於法西斯主義本身缺乏深厚的理論基礎，因此初期在中國並不盛行。

而蔣介石帶領國民黨走向法西斯化的開端，就在1931年的「湯山事件」。

1931年初，蔣介石與胡漢民就是否要頒布《訓政時期約法》，起了很大的衝突，胡漢民認為：國父孫中山的《建國大綱》和全部遺教，足可作為約法，因此國民政府並不需要另行單獨制定約法，且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已經決定「以國父遺教為訓政時期中華民國最高根本法」，因此堅持拒絕頒布《訓政時期約法》。蔣在幾經與胡溝通無效後，一氣之下乾脆在1931年的2月28日，以宴客之名邀請胡漢民到自己住所晚餐，胡一到，便將其移送湯山軟禁，這便是當時有名的「湯山事件」。

蔣介石非法軟禁胡漢民的行為，引發兩廣人士的憤慨，汪精衛、孫科等人另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一夕之間，全國各界反蔣勢力大集結。但當雙方鬧得不可開交時，正好爆發了九一八事變，迫使寧粵雙方放下對抗攜手合作，10月14日胡漢民被釋放，結束了近8個月的軟禁，而蔣則被迫第二次下野。但蔣並不反思自己違法亂紀的行徑，卻認為「今次革命失敗」的原因，是因為「無幹部、無組織、無情報」所導致的。因此，如何建立幹部、組織與情報網，成為蔣介石構思的重心。

透過法西斯集大權於一身

此時，歐洲的法西斯主義正方興未艾，義大利的墨索里尼已完成了獨裁統治，希特勒所領導的納粹黨在德國也如旭日東升。這對清黨後黨內中心思想呈現真空狀態的國民黨產生了啟發，部分國民黨人認為法西斯主義是新的救國思想，尤其法西斯政黨對於打擊共產黨有著「卓越成效」，更引起了蔣介石的高度興趣。

於是在1932年，蔣批准了騰傑等人成立「三民主義力行社」（又稱藍衣社），又命陳立夫等人成立「青天白日團」（簡稱青白團），一個以軍界黃埔系為主，一個則以國民黨員為主，開始在各地吸收青年，推行法西斯活動。

力行社下轄的中華復興社所控制的「政訓研究班」，公開以《我的奮鬥》、《墨索里尼自傳》為教材。而陳立夫掌控的「幹社」，入社信條就是「堅決信奉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是反共救國的唯一道路」。同時對於反對者的聲音，也學習法西斯的暴力手段逼其噤聲，《申報》負責人史量才的被殺，就出自同屬力行社的戴笠之手。總之，不管是力行社或是青白團，以及相關隨附組織，目的就是透過法西斯主義，效忠、擁護最高領袖蔣介石。

對於蔣狸貓換太子用法西斯主義取代三民主義，胡漢民痛批說「最嚴重的，是專斷獨裁的軍閥—個人主義的寡頭政治抬頭者，篡奪中國國民黨黨權之不足，還想運用其『偷天換日』之故技，去三民主義而代之以所謂法西斯蒂主義，無論是所謂『藍衣社』或所謂『救亡社』，其擴展，雖然充類至盡，只能做到流氓式的偵探或暗殺為止」，胡認為國民黨的法西斯化是「三民主義前途的又一劫運」。

只不過，胡漢民的狗吠火車起不了什麼作用，在眾法西斯團體的逐步換血下，國民黨漸漸被轉化為法西斯政黨。隨著胡漢民的逝世，以及汪精衛的遇刺，蔣介石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更在1938年的4月1日，推翻原本國民黨在孫中山逝世後「不能更有總理」的決議，以文字遊戲的方式被推舉為「總裁」，徹底完成法西斯黨國的建設。階段性任務既已完成，力行社與青白團便無存在之必要，所轄青年都併入了新成立的三民主義青年團，或是新成立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軍統），與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中統）。

面對歷史才能反守為攻

獨派對藍營歷史論述的打擊方向，一為摧毀蔣介石是「人類的救星、世界的偉人」的完人形象，二為以當前所謂「民主普世價值」，來打擊過去國民黨的極權統治。藍營大多數人自陷於綠營的邏輯思維，又不願面對歷史真相，拼命想維護蔣介石的形象，導致綁手綁腳左支右絀。

要破除綠營的攻擊，首先是國民黨該自己給蔣介石一個合理的三七開，承認蔣並非完人，在許多問題上確實犯了錯誤。但蔣介石並未如納粹一般，在國內實行種族清洗屠殺政策，這與希特勒所犯下的反人類罪還差得很遠，充其量蔣只是一個失敗的佛朗哥將軍而已。

反觀，成天滿口民主人權的綠營，實際作為與暴力法西斯一模一樣，「太陽花」就是一場墨索里尼的羅馬進軍，綠營在野時說與勞工們站在一起，一執政立即背叛工人朋友的作法，也與納粹如出一轍。更不用說成天在那宣揚戰敗國史觀，根本是在為日本軍國主義復辟鋪路，美化日本壓榨台灣人民的歷史，這種行徑大開人類反殖民歷史的倒車，可說是全球新納粹主義的翹楚，難怪連挪威極右翼殺人魔布里維克（Anders BehringBreivik），都大讚台灣是成功的「民族國家」，獲得這項殊榮，獨派與綠營可說功不可沒。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台灣小劇場運動先行者王墨林，浪跡劇場界30年。他2015年於兩廳院國際藝術節推出執導的《長夜漫漫路迢迢》後宣告，《長夜》是他在台灣的封箱之作。是什麼原因造成他如此看淡台灣表演藝術圈？

王墨林2016年應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邀請，與北京行為藝術家共同發展《哈姆雷特機器詮釋學》，並於去年底在台北市立美術館雙年展中演出。再於台北看到他的作品，劇迷們高興之餘，也難免對他為何只願意在台灣以外的地方編導戲劇感到遺憾。

製作台灣首齣行動劇場

回想王墨林已在台灣劇場界30年，除了是小劇場運動的先鋒，也是資深劇場編導、文化評論家，又是藝術活動策畫人。他18歲考進國防部政戰學校戲劇系，1971年畢業後即進入軍中服役10年退伍，之後便到日本東京研習劇場藝術。1985年回台，在陳映真創辦的《人間》雜誌擔任文字記者兩年後，於1987年投入前衛劇場，1988年製作台灣首齣「行動劇場」《驅逐蘭嶼的惡靈》。當時蘭嶼島上的達悟族居民反對核廢料存放在他們的祖靈之地，王墨林把示威行動劇場化，與達悟族「飛魚祭」中跳的惡靈舞結合。

1991年，他成立「身體氣象館」，關注小劇場、身體文化、表演藝術和前衛藝術等議題。2002年，王墨林曾在一齣行動劇中，剪下退伍證上的國民黨黨旗，放在手心裡，吐口水淹沒，並在牆上寫「我以我的唾液證明我的存在」。他甚至在2006年發現罹患攝護腺癌後，仍堅強地接手經營牯嶺街小劇場。然而，像王墨林這樣一個長期用身體力量關注時局的藝術家，竟也對台灣的劇場失望。

「30年了，台灣不只文化界問題多，運作秩序混亂、分門分派，年輕人也愈來愈不重視知識，多年來劇場沒有太多進步，例如還在使用外國教材訓練身體。」王墨林嘆，當所見所聞愈來愈空洞化，他的心情便愈來愈虛無，也就益發感受自己不適合繼續待在台灣劇場界。

「我常告訴年輕人，外國人身體、行為與我們不同，但他們受全球化影響，以為是一樣的，一下子用日本鈴木忠志的演員訓練法，一下子用西方的果托夫斯基做身體訓練，至今還沒有找到自己的表演方法。」談到年輕人，王墨林認為新世代的「天然獨」，「只是凸顯台灣人失去脈絡而已」，他觀察台灣一直在找不同的文化認同，早期說台灣的政經文化受荷蘭影響很多，現在又講要重建平埔族歷史，才能架構台灣史，「這些都只是在找一個脈絡，就像大陸找黃河，台灣又不能找淡水河，只好找荷蘭、西班牙、平埔族。」

兩岸分隔切斷歷史脈絡

「台灣人對歷史源流的概念很弱，缺乏歷史觀。」王墨林感嘆，每個渡海來台的先民都把祖先牌位背在身上，祖先牌位就代表漢文化，只是這個脈絡在日據時期被漸漸切斷；及至1949年國民黨來台，因發展資本主義，一切向西方現代國家看齊，中華文化離傳統愈來愈遠。

「兩岸分隔造成很多歷史的上文被切斷，又找不到下文的延續，台灣被懸在半空的狀態中，就是失去脈絡。」王墨林說明，很多社會上的現代性概念如建築，是從日本轉介過來；蔣介石又灌輸大陸是「匪區」不要去，台灣人面對歷史，自然有某種程度的壓抑感。「台灣被日本人殖民統治加上戒嚴將近100年，年輕人生活在假歷史中太久。」他告訴年輕人，「文明要往前走，不是用口號。要多了解對岸，多知道台灣與日本、韓國、菲律賓等國家的關係，不要聽信政治語言，不要只用口號、意識形態解決問題。」

直言是美德，但王墨林的直言，給人一種憤怒鳥的印象，好像他對很多事都不滿意，常常批評這批評那。對此，他很坦然，「真人面前不說假話，假人也聽不懂我說的話。」

從網路上搜尋王墨林的資料，名號一大串，其實這麼多年來，他不被收編、拒絕妥協，一直站在批判立場的他，也因為敢言造成他在文化界被拒絕的困境。他曾經被推荐角逐藝文界大獎，未料一句「王墨林這個人爭議性太大」，被踢出賽局。最近他甚至因為不捨98歲老父親在年金改革議題上被指責，竟然請父親放棄18%，這些作為導致他更被視為另類，他搖搖頭，不以為意。

王墨林雖然說「看淡台灣劇場界」，但還是帶領著年輕人爬梳台灣小劇場運動史。透過整理，我們看到王墨林的生命歷程跟小劇場緊密牽連的關係，也同時看到他從80年代起在公共空間做各種演出，批判體制，相信這麼做可以翻轉社會的不公不義。只不過現在，他說了：「王墨林的存在就是台灣不公不義的證明」。

一般師範生總是給人保守拘謹的感覺，但台灣師範大學前文學院院長王仲孚很不一樣。他為了匡正中學歷史教育，挺身建言又著書。他說，歷史教育關係到中華民族命運的大事，豈能掉以輕心？

王仲孚是學術界知名的中國上古史研究學者。1936年出生於山東省黃縣（今龍口市），1949年到台灣。他自台中師範畢業後先進入中小學教書，後來保送台灣師範大學史地系，1965年畢業後再於1970年考取師大歷史研究所，從事中國上古史研究與教學。

當時台灣還處於戒嚴時期，很多的考古資料不易取得，再加上民國初年「疑古派」否定古史古書，雙重限制下要研究上古史談何容易。然而王仲孚在恩師朱雲影教授指導下，堅守上古史研究陣地，他以文獻經典為基礎，再以人類學、考古學對比研究「疑古派」觀點，探求上古史真相，著作《中國上古史專題研究》曾於1997年榮獲中山學術著作獎。

此外王仲孚還是位歷史教育家。明知歷史教育在台灣升學主義至上情況下是一門冷門學科，但他深知歷史教育對青少年教育的重要性，堅信「歷史認同」是「民族認同」的精神基礎，先決條件便是保留「歷史記憶」，這也是學校設置歷史課程的主要目標之一。為此，他不遺餘力地作育英才，從小學教到中學、大學及研究生，不以歷史科為「冷門」而減低歷史教學的熱誠。1983年獲聘高中歷史科編審委員，主編《高中歷史教科書》甚受好評；教科書開放出版後，由他主編的《高中歷史》課本最高記錄獲全台高中使用率達60%。

聽出李登輝心機

自1994年李登輝公開與司馬遼太郎對談，提到「中國」這個詞總是含糊不清時，王仲孚即已警惕到「李登輝是想借談話改造歷史教育，他想以台灣史為中心教育，通過歷史教育去中國化。」

如王仲孚所預料。李登輝果然指定杜正勝推動編寫國中課程《認識台灣》，把台灣史與中國史分割開來，並且從1997年9月開始在國中教授此新課程。王仲孚說明，當時國一講《認識台灣》，分歷史篇、地理篇與社會篇；國二從1998年新學期開始講中國史；國三講世界史。美其名謂「同心圓」的課程設計，讓學生先讀台灣史，後讀中國史，再讀世界史的學習程序，完全不符教育學上的「同心圓理論」。

《認識台灣》〈歷史篇〉不但把台灣史從中國史分離出來，而且「教材內容概念不清，含義模糊。」王仲孚一眼看穿《認識台灣》的爭議，例如把17世紀台灣稱作「國際競逐時期」，什麼叫「國際競逐」根本不知所云；把馬關條約後日本侵占台灣的50年改為「日治時期」，更是失去了歷史教育的立場，曾一再撰文予以駁斥。

《認識台灣》〈社會篇〉也極不專業。例如將台灣住民強分為閩南、客家、外省以及原住民四大族群。王仲孚認為那是出於政治目的，人工製造出來的，並非學術上的「族群」(Ethnic group)。他以客家族群為例，試問：「客家人有1949年來台，也有幾百年前來台，若按台獨人士分法，客家人算「外省族群」還是「客家族群？」

獨派掌控抗議無效

王仲孚氣憤新課本改變青少年的民族認同，提出「唯有歷史認同才有國家認同，把台灣史與中國史切開，誤導青少年以為台灣史是我們的歷史，中國史不是我們的歷史，甚至把中國視為外國。」這是何其嚴重的問題！

不光是國中歷史課本改造的不知所云，後來高中歷史課程也令王仲孚擔憂。過去高一全年和高二上學期是本國史共三冊，高二下教外國史，高三選修中國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但1999年開放民間編寫教科書，修訂88課綱（係指民國88年）開始，高一本國史減為二冊，台灣史與中國史切開，首次成為獨立單元。

王仲孚看到的不是歷史課教學時數的增減，而是洞悉此變動意將削減中國史的教學內容。「保留歷史記憶要通過一種歷史意識，認同『這是我們的歷史』才能產生『民族認同』或『國家認同』。一旦歷史失憶，歷史認同錯亂，必然會產生對民族或國家的距離感。」王仲孚指出，「好比課文行文時自然要用『台灣光復』，怎麼會用『終戰』？怎麼會捨台灣人尊敬的孔廟不提，而選擇日本人在台留下的神社介紹給學生？」教材選擇的取向，表示了分離的、去中國化的政策。

王仲孚很清楚，任何一種觀念，一種說法，一旦進入教育體系，成氣候之後，就很難改變。自他知道《認識台灣》籌編以來，他即提出抗議，但「那時候教育部由李登輝遙控，裡面有很多獨派人士，我們根本無法制止教育部出版。其實不單是教育部，大學院校裡、行政單位、國科會等幾乎全是獨派掌控。」

「國可亡，史不可亡。」明知中學的歷史教育起了大變動卻無法導正，王仲孚不氣餒，他於1999年出版《認識台灣國中教科書參考檔》，企圖讓歷史教育界及學生知道如何擺脫綠色政治的汙染，該書出版後不久即銷售一空，再於2001年主編出版《為歷史留下見證：《認識台灣》教科書參考文件》，再次引起巨大迴響。

2000年陳水扁執政後，因應九年一貫課程推出過渡性質的「高中95暫綱」，台灣史在高中首次獨立成冊，脫離中國史範圍教授，之後杜正勝在教育部長任內遴選課綱委員，將95暫綱修為98課綱並預訂2009年實施。2008年馬英九執政後，時任教育部長鄭瑞城表示「因國文和歷史兩科有爭議，要再檢討」，宣布暫緩實施。王仲孚痛心地表示，「當初根本就應該廢除98課綱，其總綱內容不僅沒變，而且全體課綱委員都是政黨輪替前的同一批人。」

2011年，國民黨中常會有人建議刪除高中歷史教科書中的皇民化、 台灣意識等不宜內容，將台灣史與中國史合併稱為本國史，可惜最後並沒有落實。95暫綱遂沿用至2012年的101新課綱實施為止；2014年再進行微調，也就是103微調課綱。

歷史教學須有國家立場

翻看現在中學歷史教科書，很多用字從「我國」改為「中國」、秦王政「統一天下」改成「兼併六國」、「武昌起義」改成「武昌起事」、台灣「光復」改為「戰後」、「中法」戰爭改為「清法」戰爭…，這些改變，失去了國家的立場，王仲孚不以為然。

他知道有些後輩支持他，只是不敢站出來抗拒。「主張台獨的人出路很多，他們會互相拉拔。而研究生如有統派意識，論文口試就很難通過、會受到刁難，畢業後找工作也很難，給你戴上統派的帽子，一定會四處碰壁，找不到教職。這是很現實的，不能怪研究生，整個氣氛是這樣，他們不得不見風轉舵。」王仲孚指指自己說，「我也是升了教授之後才跳出來的，否則一定會被打壓，無法升教授。」

「歷史教科書本來就應該有國家立場，各國皆然。」王仲孚認為一個理想的歷史教學必須有國家民族的立場，課綱的目標不可背離憲法精神。「若依最近十多年來中學歷史課程發生的重大偏差來看，只會害台灣更走不出去。」他認為讓大家重新正確認識歷史的方法很多，比如在電子媒體開節目，以國中或高中、大學生為對象，舉行歷史知識比賽，從故事傳達歷史知識，一點一滴改變觀念；或者出版深入淺出的單本小冊子，介紹歷史人物或民族英雄，讓學生保留民族歷史記憶…。王仲孚有很多專業方法可以讓學生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策略，但是「現在管理台灣的人不認同中國，這些方法恐怕只能激起一點浪花，但我們還是應努力恢復正常的歷史教育。」

《美日安保條約》全名為「美國與日本之間互相合作與安全保障條約」(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簽訂於1960年1月19日(同年5月19日生效)，宣示雙方應廣泛合作並建立軍事安全同盟，強化美日關係。

日本二戰戰敗後，由以美國為主的盟國占領統治，且被解除武裝。1951年全球冷戰格局形成，美蘇對立，韓戰正在進行，日本欲與各國簽和約，以恢復主權、重建經濟，美國則想單獨繼續使用日本的軍事基地，防堵共產勢力向東亞挺進，該年7月兩國簽訂《安保條約》，是為舊《美日安保條約》。該約規定美國保護日本，但美方未有明確承諾，彼此沒有諮商機制，而且諸如美軍在日本有鎮壓暴亂的權力等，日本認為其為不平等條約，要求修改內容，兩國遂重訂新約，延用至今。當年日本執政的自民黨要在國會通過條約案時，曾引發在野黨、左派、學生強力抗爭，一度有650萬人包圍國會。

《美日安保條約》最重要的內容是第5條「共同防衛」：在日本施政的領域下，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武力攻擊，依照本國憲法的規定和手續，可採取行動對付共同危險。亦即當美日雙方所處地區受到軍事攻擊，面臨「共同危險」時，需互相協助。

第6條「遠東範圍」：為保障日本安全，以及遠東地區的國際和平與安全，美國得使用日本境內陸、海、空軍設施與基地。不僅允許美國在日本領土設立美軍基地，「遠東地區」一詞的解釋空間相當大。

1970年代，由於越戰、美國經濟衰弱等因素，美國希望日本能夠在區域安全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自衛隊能和美軍共同作戰，遂於1978年11月再訂立更詳細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Guidelines for U. S. - 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指出美日在預防對日本侵略、回應對日本的武力攻擊，以及面對遠東地區衝突的合作等三個領域，得進行合作演習、情報交換與共同研究。

1997年9月美日達成的「美日安保新合作指針」進一步強調，「日本周邊」是事態概念，而非地理概念。換言之，只要美國認定某事態干擾了遠東的「和平與安全」，就可依條約動用武力，日本亦需配合。

長久以來，美國藉《安保條約》施展其軍事力量，在東亞鞏固其霸權與國家利益。日本也以與美國合作為由，不斷加強軍事現代化，2015月9月解禁「集體自衛權」，也開始干預南海等區域事務。

2014年4月25日，美國總統歐巴馬訪日時，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發表聯合聲明，稱《美日安保條約》「包括尖閣諸島(釣魚台列嶼）在內，適用於所有處於日本施政權之下的區域」。儘管美國曾言不會對釣魚台列嶼的主權問題表示立場，但由於美國目前承認日本擁有其行政管理權，因此《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台。

2012年重新執政的安倍晉三，高調推出「安倍經濟學」，五年來連續射出「安倍三支箭」及「新三支箭」，成為許多亞太國家學習的措施，但「安倍經濟學」的成效究竟如何？可從2017年度新預算案中看出端倪。

儘管五年來安倍政府一再祭出量寬貨幣政策搶救日本經濟，所得成效卻一直無法達到預期，截至目前為止，可以肯定的是，日本經濟不會再跌回通貨緊縮的泥淖，但整體經濟再成長動能啟動不了，而政府公共部門財政赤字高，迄今難減，外部貿易投資機遇又受阻，以致多數國際機構預測日本今年經濟恐怕仍然困難重重。

不過，歐洲金融機構在去年12月底卻做出另類觀察，因為出口強勢成長，加上近期全世界經濟循環已出現改善態勢，尤其是全球意外的「川普因素」將帶動今年美國財政擴張及製造業回流大投資，促使美國充分就業及國內經濟全面改善，或許日本可以波及得利而使經濟成長強於早先預期。也因此，主要歐洲金融機構預測，今年日本經濟成長率可以達到0.9%，2018年還可以成長0.7%，算是截至目前為止，對日本經濟前景最樂觀的判斷。

只能促使經濟度溫和復甦

去年1月，日本中央銀行宣布跟進歐盟的「負利率」政策，反向操作進一步降息，並且公開表態要持續採行超低利率政策，讓全世界大感意外。

除了去年初的寬鬆貨幣政策，8月2日安倍政府通過內閣決議，推動新一回合金額高達28.1兆日圓、名為「實現投資未來的經濟對策」的經濟刺激方案。此一規模是世界金融海嘯危機後，陸續採取的財政刺激方案中，總刺激金額排名第三，僅次於2008年的56.8兆日圓和2009年37兆日圓的大手筆。

日本自去年初推行負利率政策後，長期和超長期利率出現了始料未及的過度下降，為避免長期利率長時間落入負值區間，日本央行去年9月決定調整貨幣政策框架，將「安倍三支箭」射出以來的貨幣量寬政策目標，從稍前的「擴大貨幣供應量」，轉為「實施長期利率調控」，促使10年期國債殖利率維持在零左右。

2016年日本經濟在實施負利率、加碼財政刺激措施的多重影響下緩慢復甦，貿易回暖、企業景氣上升，股市在年底也一度升至年內高點，資料顯示，日本失業率已在去年10月份降至3.1%，創20年新低，部分非製造業的企業雇工意願有效增強。但安倍經濟學的整體成效並未能達到預期，已然使日本這個深陷通貨緊縮超過20年的國家，依舊未找到足以激勵強勁成長的良方，可預見未來經濟成長幅度仍極有限。

QQE降低債務負擔

日本QQE超寬鬆貨幣政策的堅持，並未能實質拉起通貨膨脹率，卻達成了降低債務負擔的直接效果。日經新聞指出，受日本銀行負利率及國債殖利率降為零的政策影響，支付給投資者的國債年利率，預期也降至1.1%，全年節省了5,000億日圓的公共負擔。

1993年以來，日本即處於財政赤字狀態，且其赤字率遠高於其他所有先進國家；因此，安倍二度主政後就一直試圖降低持續發行國債的依賴度。

去年11月中旬，受到「川普效應」持續發酵，日本10年期國債殖利率水準升回到正殖區間後，節節攀升，現已近0.08%。財政部正好可以利用此價格低點，進一步減少20年期、10年期、5年期和1年期的國債發行規模，同時提高40年期規模，由去年原定的2.4兆提升至3兆，以更有效地利用在央行寬鬆貨幣政策所帶來的持續低債券低殖利率。

質變釋出8兆強力貨幣

不過，日本債券市場在央行連續大規模資產購買的計畫下，出現了「籌碼枯竭」的新困境。截至去年9月底，日本央行(BOJ)持有公共債務總額38%，超過1,000兆日圓，早已是日本GDP的兩倍以上。倘若央行維持QE規模不變，而當債券新發行額度縮水5%，將不啻為日本央行帶來近8兆日圓的缺口。

因此，BOJ必須從民間持有人手中購買更多的現存債券來彌補該缺口。這意味著，當BOJ印鈔救市的錢轉為朝向民間資產購買時，等於轉變為「開放循環印鈔救市」，勢將肇致民間市場乍然出現8兆日圓的「超級強力貨幣」，衍生莫大市場乘數效應，實已是日本QQE的大擴張，而非此前安倍宣示要緊縮QQE的本意了。當去年12月20日，財政部國債購買計畫一發布，日圓報價立即應聲下跌，日本國債殖利率繼續下挫。

內外部均有不利因素

然則，當前日本經濟面對的內外部不利因素挑戰，仍然不小。

在內部變數方面，民間消費和企業支出持續停滯，對「安倍經濟學」構成莫大威脅，乃至迄今仍遭到國內外質疑，甚至被普遍認為「安倍經濟學」的效果一直相當有限。

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認為，去年是艱難的一年，但逆風正在轉為順風；對於有人認為，既然可見未來潛在成長率仍然偏低，則日本政府更應當設定一個較低的通貨膨脹目標，黑田東彥不表贊同，反而更堅定地認為，正因為日本經濟成長率低，才更應當設定較高的通貨膨脹目標，以確保QQE貨幣寬鬆的更大空間。

因此，去年12月26日安倍在東京與企業領袖進行會談時信誓旦旦表示，已經看到日本經濟的積極跡象，希望日本企業能夠加薪救經濟。但日本共同社評論文章直指：「安倍經濟學」所採取的一籃子刺激方案，迄未能讓日本擺脫通貨緊縮困擾，尤其工商業投資領域成長幾乎停滯，「成長停滯的消費和企業支出」仍將是2017年經濟治理的頭號難題。

另外一個日本不能忽視的內部變數是2017年度預算案。

日本政府去年12月下旬通過2017年度預算案，總額高達97.4547兆日圓，合約8,300億美元，比2016年度預算足足增加了7,329億日圓（增幅0.8%），連續第5年刷新歷史紀錄。

世界金融海嘯危機爆發至今，日本的財政赤字率仍在繼續惡化，2011年高達-8.6%，2015年仍達-6.6%，目前在先進國家中居於最高位。因此，2017新年度，即使全國稅收收入成長依舊緩慢，安倍政府還是不得不持續把預留給貨幣市場的資金，轉用為滿足因老齡化加劇不斷成長的社會成本支出需求。2017年度預算案的落實，主要仰賴低利率與弱勢日圓來限制財政赤字擴大，顯示政府在減輕高居工業國家首位的公共債務負擔將面臨挑戰。

幾度加碼的「安倍經濟學」效力不佳，財政赤字和外部貿易拓展機遇受阻，使得2017年度預算案凸顯出安倍政府在節制開支上所面臨的掙扎，削減支出對於安倍能否在2020財年結束前，達成實現基本財政收支盈餘的宏大目標，實具關鍵性影響。

因此，從國家財政健全性的角度來看，安倍經濟學是失敗的。

TPP擱淺危機

日本經濟發展的外部變數方面，面對的問題恐怕更大。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自貿協定遭到美國新總統川普反對，有瀕臨擱淺危機，對日本經濟成長的外部條件，勢必產生極其重大的影響。

依美國彼得森經濟研究所模型預測，TPP一旦付諸實施，直至2025年之前，日本可以增加1,400億美元的年出口額和1,000億美元的年產值，成為TPP自貿區的最大受益國。TPP條款涉及的改革，被認為是「安倍經濟學」的重要元素。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指出，TPP的啟動對日本經濟復甦具有高度決定性作用，TPP中有關外商直接投資的非歧視性原則、禁止強制外國公司技術轉讓、對外國公司開放政府採購、削減國有企業補貼等條規項目，將為「走出去」的日本企業，創造對外公平競爭的環境。

但是，在川普變數的阻隔下，這原本極其美妙的對外經濟願景恐怕會破滅；然則，倘若川普另外想拉攏俄羅斯與日本，以共同圍堵、對抗強勢崛起的中國，則俄羅斯及日本又有可能在TPP計畫之外，另謀壯大自己之路。總之，日本經濟再創第二春的機會還是存在的。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

2016年台股有兩個現象，一是外資決定台股的漲跌，二是日成交值與年成交值大幅萎縮，顯示民眾對資本市場的參與熱情降溫。放眼2017年，蔡政府能否改善經濟進而刺激台股，大家都在看。

一般來說，推動股市上漲的主要動力是成交量，也就是術語說的「天量之後有天價」。為什麼推升股市要靠成交量？因為現在大盤有千百檔股票，但每一檔股票並不是第一天上市交易，越早期的股票在過去的幾波高檔中有越多的「陣亡將士」，當這些被套牢了幾年甚或十幾年的股票，一旦有解套的機會時，想必會把握機會賣出。因此，股票套越久、沒信心的人陸續下車（賣出）後，籌碼越乾淨，籌碼越乾淨代表不需要很大的成交量就可以創造漲幅波段，但2016年12月26日在外資放年假的情況下，台股僅有318億成交值，這意味著一件事，沒有外資，台股根本就漲不動，這難道不是一個警訊？

有人把台股市場大戶不買股票歸咎為，內資與外資有不同的稅率，導致台灣的資本市場被外資所操控。這種想法嚴格說來滿奇怪的，外資在台灣市場不是一天兩天，如果過去沒有這樣的問題，那麼就算外資現在是個問題，也不意味它是主要問題，把外資當成主要問題來打，只不過是取悅台灣資本家的一種作法。

台灣錢流向股市房市

台灣市場從來不缺資金，只是這些資金一向只選擇最有效率的市場。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全世界就陷入資金過剩的局面，各國央行用量化寬鬆手段刺激的經濟，嚴格說來只是一種泡沫，經濟並沒有回到正軌，資金也沒有用在實體經濟的投資，所以幾乎全部又回到金融市場之中。台灣股市沒有跌並不是台灣經濟特別好，而是沒有實體經濟可投資的市場（只剩鴻海和台積電），資金永遠只流向股市與房市兩個地方。

自2008年迄今，房價漲了多少？美國FED升息後，台灣為什麼不升息？升息不是最好的打房手段嗎？如果思考一件事，台灣的錢是不是都套在房市裡？答案顯然是肯定的。但房市目前顯然無以為繼，有新建好的豪宅賣了三年只售出兩戶，當初買房、養房等賺差價的人如今都被套牢，因為房屋市場也出現「追價無力」的情況，既然不能繼續看好，當然就沒有後續買盤，所以專家看跌2017年房市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台北的房價連月薪60萬的人都買不起，更何況現在只有22K。其次，政府也不敢讓它跌，因為政府自己不搞十大建設帶動內需，就只能靠房地產，低利率就是這麼來的。

如果蔡政府為了迎合內資而讓外資失望，一旦4,500億的外資撤離，政府不但收不到稅，也可能波及台股的動能減弱，對民調已經走空的蔡政府來說，她敢或能這樣做嗎？也因此，官員祭出了台股當日沖銷交易稅率減半這種腦殘的想法，以為這樣就可以搶救台股低迷不振的量能，其實並不見得有用。

投資學告訴我們，獲利的最佳手段是「長期持有」，雖然除了台積電、鴻海、台塑四寶之外，這種想法在台灣股市未必是對的，但當日沖銷絕對不是投資而是一種賭博，而且是鼓勵股民要賭大的。就算它能刺激些許買盤，但這種作法無非只是短多長空，這是一個財經官員該講的話嗎？

資金總要找出路

展望2017年的股票市場，讓人有種矛盾的情結。因為股票實質上漲靠的是景氣行情，但看了蔡政府過去8個月的作為，會對未來充滿期待的人大概不多。目前的台股表現是延續去年的走勢，由資金行情在主導。在美股最近大漲的帶動下，除非川普上台後把中美關係弄僵了，否則在中美都有需求的帶動下，全球經濟應該比2016年要來得好些，那麼以出口為導向的台灣經濟就不至於太壞。

再者，本土資金總要有去處，一坪200萬的房價只是喊好聽的，除非未來會漲到300萬，不然誰會想接手？資金總要找出路，彭准南讓年利率低到0.65%，就是告訴你存錢沒有用，投資會漲的股票市場終究是一個比定存較好的選擇。而且，可能會有人把股票上漲後賺的錢拿去買房子，那麼房市也會有再漲的本錢。這樣看來，或許不必把2017年的股市看得很壞。

（作者係媒體工作者）

中國大陸近年來掀起很多重要的稅制改革，包括營改增、反避稅條款及肥咖條款；這對數以萬計的台商將造成重大影響，除了瞭解其內容外，更必須有適當的因應策略。

所謂「營改增」是將營業稅改為增值稅，前者為對營業額計徵，後者則類似台灣的加值型營業稅，即對增值額課徵；凡是在中國大陸境內銷售有形貨物或提供加工，修理裝配勞務及進口貨物的單位及個人，都是屬於增值稅的納稅義務人；按規定必須就生產、銷售商品或是提供勞務過程中的增額課稅。

營改增自2011年起在上海試點4年多後，中國財政部於去(2016)年與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布《關於全面推開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的通知》，當年5月1日起全面試點；未來稅務單位要查辦企業稅負脫逃情況將更容易。對台商而言，過去因稅率過高，勾稽鏈作用及進項轉出等因素，其對內採購大都未取得合法憑證，再則對內銷售無法開出發票；然而，實施營改增後，稅局只要掌握加值鏈中的其中一環，即可確保稅收的完整性；台商切莫心存僥倖，以免被罰。

「肥咖條款」上場

眾所周知，美國於2010年實施肥咖條款(FATCA)至去年底止共追稅一百億美元；大陸也把全境的金融機構（含台資銀行分行）當成查稅工具，稅網鋪天蓋地撒向台資銀行中國分行與眾多台幹個人。自今年元旦起，大陸各地銀行須針對非居民金融資產達600萬元人民幣者進行清查，在2018年完成後，會將資料報送國家稅務總局。

中國稅法對居民採全球所得課稅，若按《中國個人所得稅法》規定，個人在大陸居住滿一年就屬於稅法上所稱的「稅收居民」，而納稅人若在1年內連續離境30天以上，就不算居住滿1年，也就不屬於居民，而稱為「非居民」；中國版肥咖條款要求銀行業蒐集非居民的金融資料，而台商派駐大陸的大量台籍幹部有很多是屬於非居民，將面臨被查稅。屆時，台資銀行大陸分行必須把所有台灣客戶的金融資料，交給大陸稅捐機關。

積極跟進反避稅風潮

「巴拿馬文件」曝光後，加上全球各國財政吃緊，查稅力道更為強勁，反避稅聲浪一時風起雲湧。其實，早在2009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就針對全球反避稅的議題先後公布「租稅天堂黑名單」、「多邊稅收徴管互助公約」、「共同申報準則(CRS)」等規範，獲得很多國家認同及跟進。其中，有關CRS中，簽署該協議國家或地區內的金融機構，一旦發現同為成員國的人民在當地開立金融帳戶，必須依規定「主動」提供該客戶的稅務資訊予當地稅務機關。

這種類似「全球總歸戶」的作法，要揭露的資訊繁多，被喻為美國肥咖條款(FATCA)的擴大版或全球版。目前已有大陸、香港、新加坡等101個國家地區加入；2018年9月參與國將首度進行稅務資訊交換。此外，鑑於跨國企業應用公司集團內母公司、子公司與分公司等關係企業，將利潤實現在低稅負或免稅的一方，以降低集團總稅負，進行移轉訂價以達到避稅目的不勝枚舉，嚴重影響各國稅收與租稅公平。有鑑於此，OECD2013年7月發布「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BEPS)」，共15項行動計畫，獲得G20各國領袖支持。大陸也積極展開反避稅查核，增補反避稅法規；並於2016年6月底發布「42號公告」，實施新的轉讓定價規範，這對台商將產生重大影響。

台商因應策略不可少

由於兩岸正處於冷對抗，以致於洽談多年《兩岸租稅協議》至今懸而未決，台商被重複課稅無法扣抵，加重其經營成本負擔；不少台幹還面臨「一頭牛剝兩層皮」的窘境，徒喚奈何。但面對全球反避稅浪潮及大陸稅制新變革，台商將面臨台幹跨國薪資漏報、兩岸移轉訂價、台商企業與負責人公私帳戶逃漏，以及香港、新加坡私人銀行投資帳戶等大查稅風險。CRS上路後，過去遊走跨國間灰色地帶的跨國企業黑盒子將被完全掀開，全盤透明化。

據會計師估算，若以年薪120萬台幣、即使薪資在陸港台三地各拆為40萬元支薪的台幹為例，CRS上路粗估所得稅將多繳15.79萬元，甚至可能被懷疑過去有逃漏稅之嫌；台商企業的人事成本也會加重。其次，以往台商申報移轉訂價時，將跨境利潤移到低稅率的香港以減輕負擔；或是在香港支付的高管薪資，未來都可能會被查清而失效。再者，台商若為規避增值稅，故意不開發票或將貨款移轉至海外私人帳戶，都將是大陸稅局開刀的對象，如大陸近期已對豐泰旗下位於福建的協豐及三豐鞋廠要求補稅，台商應加以警惕。

誠實報稅固然為上策，但台商仍有合法避稅的因應策略，包括盡速評估自身風險。執行面則可委託專業團隊進行公司營運模式、投資架構及風險管理，並合規申報、自動補報或補繳，且利潤應與公司運作一致。針對營改增的部分，應檢視適用的稅率內容及收齊有效憑證，以獲得減稅效益；未來亦應檢視調整集團涉及關聯交易的境外安排，降低關聯的連結；此外，亦可透過高新技術的申請及研發投資抵減等租稅優惠，減輕租稅負擔；進而建構適當的轉讓定價模組，避免成為被調查的對象；而海基會、陸委會應速提供台商相關的稅務資訊及租稅策略規畫建議，藉供參酌。當然，台灣當局若是為台商設想，「兩岸租稅協議」就不應再拖。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作者認為二二八是日本不甘敗戰，不肯終戰的一次反撲，是中日民族的鬥爭，爭的是：台灣是光復，還是淪陷？這個爭議，在二二八事件發生的10天後沒有結束，一直到今天，70年還持續在爭。

二二八，共產黨曾說是它領導的人民起義，國民黨也說是共產黨搞的暴動叛亂，台獨則不好說，說是共產黨，那為何不支持統一？說不是，謝雪紅又是最著名的策動者，乃就胡扯一番。不過也有皇民說真相，說台共在日據時代被壓制得很厲害，沒什麼力量，怎會主導二二八？二二八是我們皇民的起義。

二二八與中共沒關係

真相是，二二八與中國共產黨一點關係也沒有，謝雪紅是台共，與中共當時沒有組織關係。

而且，謝雪紅逃到香港後說：「當時在群眾運動中，事起倉卒，發展得迅猛，誰也沒料想過。我們身不由己，只恐落後於群眾運動。一旦捲入之後，便像投入海浪中跟著翻騰了。尤其是，當時混入二二八起義的人群中，帶頭起哄、聚眾鬧事、打打搶搶的，後來據善良的老百姓報告，多數是日治時代的地痞流氓、光復後的無業遊民。殺害外省籍的公務員、打劫外省籍的同胞主要是這兩類人。還有第三類人是戰時參加日軍的復員軍人，他們會指揮，又會用槍械。這三類人合起來，在廣大善良的群眾中卻變成先鋒和主力。我們根本管不到啊！」

這是金堯如所記載的謝談話。問題是這真相早在25年前就揭露了，卻一直被隱埋，怕說出來會顛覆台獨皇民所偽造的假相，所以台灣的人都裝著沒聽到。

金堯如當年是中共「台灣工作委員會」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他後來當了香港《文匯報》社長。1993年5月，他在香港《新聞天地》月刊發表〈我所知道的二二八事件真相〉，香港《明報》也刊登了類似文章。

金文指出：「奉命去建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一些負責幹部所得到的指示，其中明確的原則包括團結台灣同胞，不講共產主義，宣傳中華民族和偉大祖國的歷史文化，不批評國民黨陳儀政府，施政若有利於台灣同胞改善生活、提高教育的，可適當讚揚之。…對中國大陸形勢的方針是，宣傳國內和平和建設富強的中國，希望國共雙方不打內戰，以和為貴。台灣工委是在二二八事件後才建立。這些都表明中共本無所謂起義計畫。」

金親來台了解事情經過

金堯如1947年3月2日抵達台北，住在他的遠房親戚朱瑞祥家裡。朱是陳儀長官公署的副官長（在陳儀機要鄭士鎔的回憶中，提及他與朱瑞祥陪陳儀視察台灣西部，孫運璿也在場。見圖）。朱說台灣暴動是「共匪」、「奸偽」夥同台灣日治時代的土豪劣紳、漢奸浪人、無業流氓搞起來的，妄圖推翻陳長官，實行排外自治。朱叫他千萬不要出去。金堯如當時覺得這樣的暴動，完全不符合黨中央對台工作的路線。

金堯如避居長官公署內近10天，聽到一些高雄和台中的暴動情況。例如高雄有人率領群眾衝進要塞司令部，要彭孟緝繳械，由他們接管要塞司令部。再如台中謝雪紅率領青年隊，繳了警察局的槍，衝進台中市政府等等。長官公署裡的官員說，這完全是共匪策畫顛覆政府的陰謀，謝雪紅就是埋伏在台灣的女匪首。金堯如覺得不像，因為黨中央的方針明明力戒搞左傾冒險的城市暴動，而且根本沒有提出奪取城市政權的任務。所以，他當時完全反對謝雪紅這樣的盲動主義，也肯定她所執行的決不是中共中央的路線。

後金堯如在當年12月得知國民黨要逮捕他就逃離台灣。1948年1月初在香港的「華南救濟協會」，接待當時從大陸逃亡來港的學生領袖和民主黨派人士。同年5月，金堯如接待了謝雪紅。她偷渡到日本，在日共的接應與照顧下，到了香港，準備去大別山的中原解放區。當時謝已48歲，比金年齡大一倍。金堯如向謝提出尖銳的批評，謝則一直以點頭的態度傾聽。

謝雪紅口中的二二八

謝雪紅對金堯如說：「地痞流氓、無業遊民、復員軍人這三類人背後，還有一種人，是日治時代的既得利益者，有野心的政客、地主中的土豪劣紳。他們能操縱前三類人，指使他們造反、鼓勵他們暴亂，好讓他們同省政府、市政府討價還價，要官要權要利益。對這一種人，我們怎麼辦呢？我們只好一面同他們敷衍面子，一面設法奪取起義的領導權。我組織熱血青年奪取武器、衝市政府，其實是想把局勢控制在我們手上，把領導權奪取過來。但是，誰料到不知不覺走上了城市暴動、奪取政權的左傾盲動道路了。我現在可以告訴你，我謝雪紅，或者講我們台共同志們，根本沒有取得領導權、掌握領導權啊！哪裡談得到好好領導、正確領導？」

她繼續說：「等到國民黨大軍一鎮壓，我和一些台共同志便不知如何應戰。那三類人也立即潰不成軍。那些地痞流氓、復員台兵，他們跑得快、躲得好。只有那些有野心的，想在政壇上混水摸魚的政客和紳士，老的跑不動、年輕一點的自以為有靠山跑得慢，於是被殺的倒不少。這些善良的有志青年，像我組織起來的那許多人，犧牲很重。有不少還為了掩護我撤退、逃亡而犧牲的。我認識到武裝鬥爭搞早了、搞錯了。」

「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

主編第一份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1992)的賴澤涵表示，金堯如的說法印證我們的推測，中共不可能介入二二八。研究小組訪問過彭孟緝、柯遠芬等人，他們也都認為中共的作用不大。賴澤涵說，他們還找到1947年中共派至台灣，成立「省工會」的領導人之一洪幼樵。

洪幼樵說，當時幹部之間彼此幾乎沒有聯絡，也都不知道中共到底派了多少人到台灣來，更不可能說策動事變了。在2月27日當天，他剛好散步到延平北路，看到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判斷事態不妙，後來就決定帶妻子躲了起來，按照當時洪自顧不暇的情況，中共幹部根本不可能介入二二八。

1947年時，中共尚盤據在西北，另一方面也還在進行「國共和談」，不可能跟台灣有密切的關係，也不可能對二二八事件有所指示。在那個時代，台灣人對「紅色」其實很敬畏，會對他們保持距離，所以身為台共的謝雪紅，能影響的人並不多。賴澤涵說，其實是台灣某些替她寫傳記的學者，「太過誇大謝雪紅的影響力了」。

另外，針對金堯如在長官公署時對陳儀的觀察，賴澤涵說，他也曾在資料中看過，陳儀在台灣曾訓令警察外出時不可佩槍，可以推測陳儀應該會反對警察亂開槍，可惜這個命令並未全面執行。

彭孟緝不肯執行陳儀軍隊不出營的命令，在3月6日斷然開槍下山平亂。彭受到白崇禧讚許為模範軍人，以後青雲直上，退休時蔣中正以「處理台灣二二八事變，卓著功勳，特授青天白日勳章。」白崇禧嘉獎高雄、基隆、澎湖各要塞司令及嘉義機場地勤官兵，是因為他們「鎮壓最為得力」。

70年後爭議仍未休止

從以上史料來看，二二八與中國共產黨無關，事後被殺的所謂台灣精英，幾全是中國國民黨黨員或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若說損失慘重，國民黨最甚；若說陳儀是窳政該反，那國民黨不是首義主功？

二二八也不是政治貪腐所引起的反抗起義，貪腐的確有，但微不足道。真正的原因可能是日本不甘敗戰，不肯終戰的一次反撲，是中日民族的鬥爭，不是中國內部一省內的民權、民生爭執，爭的是中國還是日本？台灣是光復，還是淪陷？這個爭議，在二二八那10天以後還沒結束，一直到今天，70年後，還持續在爭。

(作者係歷史學者)

二二八事件轉眼屆滿70周年，回顧要求平反賠償、追懲元凶的聲浪，隨著選舉及政治人物的需求而起伏操作，今年綠營又將藉「轉型正義」的亮麗符號，進一步醜化國民黨與兩蔣，但二二八有不同面相，不能只是一言堂。

台灣朝野為二二八事件哭啼叫囂衝撞了整整70年，今年二二八蔡英文或將孤注一擲討好獨派，利用川普就職滿月的蜜月期，特赦陳水扁、限制馬英九再度出境、公布追討國民黨黨產等轉型正義成效、取消總統府有關蔣介石的所有符號、嚴厲追究「否定二二八罪刑」，建立二二八的一言堂，用以彰顯第三度政黨輪替的政治高度與意義。

「官逼民反」史觀可議

平心而論，二二八餘波盪漾會鬧到是非不分的程度，李登輝、陳水扁及馬英九樂於本土化的政治合唱功不可沒。自1995年開始，李登輝宣稱二二八是「外來政權」對台籍菁英精心策畫的大屠殺，每年舉行隆重的紀念儀式，重溫悲情，使民眾強化二二八的記憶，牢記二二八仇恨，抵制兩岸關係緩和。如此傾斜的本土意識所產生的「去中效應」，自陳水扁上台後漸次彰顯。

馬英九自台北市長任內即對家屬展現誠意，年年含淚出席紀念活動默哀致歉，數次與家屬座談，公開推崇李扁對事件平反的貢獻，且表明國民黨對事件認錯的時間太晚，雖獲小部分家屬認同，卻加深了國民黨「自證其罪」的負面印象。70年後，沒有任何一項事實可以證明執政者蓄謀屠殺，卻為了空泛的轉型正義光環，硬要將德國納粹屠猶事件，張冠李戴到二二八，如此以恨為導向的清算，何嘗公允高明？

事件初期，陳儀的反應是妥協和解，若其本意是大規模肅清異己，決不會主動配合東北戡亂，將90%以上的軍隊調離台灣。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未發現直接證據，所以未直接點名蔣介石就是元凶，僅用隱喻筆法，以蔣介石長期掌控軍統局、中統局的背景說明，蔣確實需要負責。但所謂「元凶」，應是有計畫性地屠殺台灣人民才算；二二八起因複雜，涉及本省及外省族群的文化衝突、民變反抗，致政府採取強勢鎮壓，使用「元凶」兩字指控太過情緒化。

死亡失蹤審查並不嚴格

二二八基金會的處理大致分物質賠償與精神撫慰兩個層面，自1995年起，按受難程度對受難者或其家屬發放賠償金，最高限額為新台幣600萬元，申請期限延至2017年5月23日。自1995至2015年8月為止，審理通過的受難案總計2,288件，其中死亡類684件、失蹤類178件、其他類（包括監禁、受傷或名譽受損等）1,426件。受領賠償金人數（包括受難者本人或受難者死亡後的家屬）總計9,959人；總金額約72億750萬元。

去年2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基金會須賠600萬元給二二八期間來台失蹤的日籍男子青山惠先，由其子青山惠昭領取，創下外籍獲賠首例。二二八死亡加失蹤領取賠償總人數，至今停格在863人。馬英九及國史館前館長呂芳上主張死亡失蹤達兩萬人的落差，正好坐實確有大量姓名不詳，在台無戶籍的外省人死於暴民之手，淪為溝壑亡魂，無人追悼理睬。

二二八造成的財政損傷極大，長官公署撫恤僅及於公務員，受損公務員又以外省籍居多，且僅是救濟而非賠償，最高只有6萬元，可謂杯水車薪。

依據《二二八辭典》別冊統計，並輔以相關資料比對，依法領取補償的審查作業並不嚴格，在死亡及失蹤的800多人中，至少有5人並未受難，家屬照樣領補償金。1949年之後，因其他罪名遭槍決的63人竟也被計入二二八死亡名單。例如：蕭來福是台共早年重要成員，擔任王添灯創辦的《自由報》經理，二二八後逃亡香港。古瑞雲及蘇新回憶錄都提到他並未失蹤，但其家屬領取了他及就讀基隆高中的弟弟蕭炳煌的失蹤補償。

獲賠親屬中有百餘位提到當事人從警察局「取走」槍枝，或參與攻打紅毛埤彈藥庫、水上機場等，而遭軍警「無故」槍殺逮捕。進攻的民軍當然獲得補償，幾位在機場任職的台人喪生也申領補償，結果對戰雙方都賠。申請賠償者有直接承認參與攻擊政府機關及國軍者，或因擔心算帳，致言詞閃爍，對受難事實諱莫如深者。

許天保是空軍水上機場第9地勤中隊機械士，安徽歙縣人，1947年3月1日因保衛基地被槍擊殉職，得年41歲，安葬碧潭空軍烈士公墓第95號。有誰敢自承殺了這位安徽小兵？

二二八有不同面向

賴澤涵、馬若孟等合著的《悲劇性的開端–台灣二二八事變》一書提及：魏德邁將軍並不認同副領事葛超智的報告，因為從民眾摧毀的巨大財務損失（價值10億台幣，按1947年匯率折合2億美金）和眾多死傷的外省人（超過1,000人），以及要求政府軍隊解除武裝，和任由暴動集團重建台灣政府行政組織等角度觀之，難免被視為有叛變之嫌。

究竟二二八的真相為何？回到時間坐標，更易看清事件本質。70年前的中國大地並非承平歲月。1946年12月24日聖誕夜的一起意外，竟也點燃台北街頭的示威反美，領隊者正是台大學生李登輝。二二八風波確實只是中國烽煙四起，內戰吃緊時的一個地方事件。

當夜，北京大學法文選讀生沈崇看電影途經北平東單，被美國海軍陸戰隊皮爾遜等2人架至東單操場強姦。隨後北平高校遊行抗議暴行，12月31日中共中央廣發董必武、葉劍英具銜發表的《中央關於在各大城市組織群眾回應北平學生運動的指示》，於是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漢、重慶等數十個城市遊行抗議，進而掀起「反政府、反饑餓、反內戰」運動，成為反美的導火線。

二二八不能成為一言堂

汗牛充棟的二二八相關研究，被忽略的集體見證，首推1945年10月自福建馬尾啟程，在基隆登岸的中央警校台幹班師生1,020人，他們負責接收日據時期13,000名的龐大警政系統。見證風潮初起的台北圓環第一場景中，協助緝私的4名保警就是台幹班畢業生。暴動蔓延後，奉命放棄抵抗，四處躲藏，一如其他行業的外省同胞。其中陳澤春、張毓欽兩員不幸殉職。

筆者據此做成的口述歷史《警察與二二八事件》，竟被綠營立委公開指定列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第六條之一修正案的懲處對象，增列違反憲法保障的基本言論自由與學術自由的「否定二二八罪責」，可判5年徒刑，嚴重羞辱了言論自由。

目前鬧得沸沸揚揚的黨產問題，反倒遮掩了不肖台民侵吞日產的真相。日本宣布投降後，台灣總督安藤利吉立即奉盟軍統帥之命，反覆廣播明令8月15日之後禁止一切產物買賣；但皇民份子、黑道流氓、藐視國法的投機份子，依舊配合日人逃避沒收、勾串隱匿、倒填日期偽造文書，企圖渾水摸魚，坐得不義之財。當年來台接收的官員倘若人人上下其手，試問何以台灣大戶地主無一來自大陸？又何以全省19家日產戲院，三家老闆是林茂生？

當年一份民間呈文直陳：「台人久受日敵壓榨，其受害最烈者，厥為普羅階級，其能與日敵勾結者，特殊之人物，故中央對於本省苟屬有意愛護，理應普遍救濟，將該日產售款全數撥為本省建設費用，所謂取於台灣，還於台灣。蓋政府應為萬家之生佛，不可維持少數人之不法之利益也。」這才是真正愛台灣的言論。

只有不再以悲情撩撥傷痕，不再以乩童夢囈追求台獨，台灣才會有長治久安。與其被動期待政客省悟，有識者更應積極喚醒民眾：迫在眉睫的統獨之爭，如今已非天真選項！

（作者係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前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