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政治局勢的發展總是快得令人目不暇給，尤其今年已進入大選年，政治人物為吸引選民目光，不斷推陳出新拋出各種口號及主張，完全不顧是否前後矛盾或邏輯不通。例如，才剛於去年12月24日喊出「和平保台」的賴清德，1月8日又提出「不能讓懷疑美國的言論成為社會共識，否則臺灣會很危險」。

賴清德的這番「不可疑美論」，原本或許只是想給元旦談話中提及「我們絕不是強國的棋子」的侯友宜貼個標籤，或向美國人表個態，沒料到，卻因後續的發展，成了街頭巷議的話題。

1月9日，美國華府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公佈了2026年台海衝突兵棋推演結果，在美、日的介入下，解放軍行動失敗，美軍「慘勝」，臺灣則淪為「廢墟」。據媒體揭露，這次兵推除欲警告大陸勿輕舉妄動，還在催促臺灣加大軍事預算，甚至用外匯存底支付軍事貸款。來台訪問的美國前官員及學者，雖都駁斥「美國把臺灣當棋子」說法，但有人批評臺灣防衛「動作太慢、改革太少、廢核不智」，有人稱美台密切合作是要阻止兩岸戰爭的發生。

「不可疑美論」與兵推結果先後出臺，遭致不少媒體質疑：難道賴清德同意「臺灣作美國的棋子」？願意接受臺灣成為「廢墟」？也有線民張貼「崇美/媚美是民進黨的選擇，但我們要的是守住國家利益的基本國格」，並稱讚「侯友宜說不當強國的棋子，這是最起碼的資格」。

1月12日，民主文教基金會發佈最新的民調結果顯示，有52.7%的人贊同「和中保台」對臺灣最有利；至於要怎麼和，有近半數人同意以「九二共識」作為兩岸談判的基礎；還有超過半數受訪者認為，兩岸關係緊張是因臺灣當局太相信美國，且成為美國抗中的棋子。從該份民調可推斷，臺灣有過半的人對美國心存疑慮，這直接打臉賴清德的「不可疑美論」。

眾所周知，兩岸關係之所以嚴峻複雜，主要是因蔡英文積極配合美國「制中」的「臺灣牌」，包括年前不顧民意反對，草草宣佈延長兵役也系遭美國施壓所致。坦言之，從兩岸的體位及軍事實力來看，臺灣確實沒有自我防衛的本事，美、日雖信誓旦旦，是否真能及時馳援，始終是臺灣人心中揮之不去的疑慮。

不過，九合一選舉及最新民調的結果表明，「求和平穩定發展」是臺灣主流民意，而大陸始終堅持「和平統一」，這使得兩岸完全沒有走向戰爭的必要。當然，天下沒有可持續不變的現狀，兵凶戰危的台海現狀尤其對臺灣不利，唯一的解決之道是，兩岸當局及早展開平等協商，但至今未放棄台獨黨綱，又不承認「九二共識」的民進黨當局不具備此條件；因此，已有人寄望，國民黨2024年推出可以贏的總統候選人，在政黨輪替後，有智慧地處理兩岸關係。

其實，大陸國台辦最近重申，將與臺灣「認同九二共識」的各界有識之士，就兩岸關係和國家統一開展廣泛深入協商。這對亟需凝聚共識的臺灣社會而言，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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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一度的五年王爺祭典，席捲了雲嘉兩縣信仰的熱潮，也是故鄉所在的陳井寮保安宮最大的盛事。筆者在睽違20多年後，首次返鄉跟隨進香路線做了記錄，希望外出子弟能多返鄉支持該信仰文化。

2022年歲次壬寅11月26日，適逢九合一選舉和世界矚目的世足賽開賽。但在此之前的農曆10月1日至30日一連30天，在雲嘉地區海邊與平原地帶的鄉鎮，正盛大舉行每四年一次的「五年王爺（千歲）祭典」。位於嘉義縣大林鎮西結里陳井寮村內的保安宮也躬逢其盛，吸引筆者返鄉造訪。該祭典也稱「五年到」、「五年大科」（因為頭尾年份同時計入），即每逢寅（虎）、午（馬）、戌（狗）年，辦理恭迎位於雲林縣褒忠鄉馬鳴山鎮安宮的五年王爺相關儀式，是雲嘉平原各村庄很重要的跨聚落信仰儀式，文化部2019年8月指定其為國家重要民俗。

五百多個聚落參與盛事

清光緒13年(1887)，馬鳴山鎮安宮由當地耆老仕紳陳國、陳為改建為磚造廟宇，神前有光緒16年(庚寅年)所立的匾額「澤徧海嵎」。根據1918年12月7日《台灣日日新報》報導：「居民雕像五尊，修祠崇祀，以地為廟，五年一祭，因得五年千歲之名。靈感十方，西螺、土庫、北港、樸仔腳（今嘉義朴子），每際豚疫(豬瘟)流行，飼者禱之，若邀眷庇，必於祭年屠殺酬神。」可見「五年王爺」主掌行瘟驅瘟之責。1885年劉銘傳建省時，雲林縣雖從嘉義分出，但兩地的生活圈、信仰仍密不可分。

迎請馬鳴山鎮安宮五年千歲神像的「登記單位」，大致以村庄為單位，所以稱為香庄。由於「香庄」涵蓋雲嘉南及彰化等縣市近500多個聚落。每逢5年一度大科年，香庄都會來鎮安宮「請王、送王」，啟建祈安三朝清醮，謝天地，以感恩眾神之庇佑，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三朝清醮的特色就是邀請眾神齊聚參與醮典。因儀式時間長，香庄分布廣闊，廟方與信眾都難以掌握全貌，因此今年特別在神轎裝定位，即時追蹤500多個聚落的遶境路線，而各「香庄」的信徒穿不同制服以區分。

百餘年信仰的虔誠不減

早年交通不便，香庄彼此經常需要相互合作，由鄰近鄉鎮以聚落方式聯合請王、輪流祭祀王爺。而迎神陣頭及隨香信徒下午徒步去馬鳴山迎請，隔天傍晚才回來，三餐則吃各庄輪流提供的飯擔；碰到未架橋的溪流時，就要涉水，雖是冬季枯水期，但水深常及腰，相當辛苦，也可見當時先民信仰的虔誠。台灣光復後，政府積極進行交通改善，使得位於偏鄉的馬鳴山鎮安宮日漸有了較好的聯外管道，許多地方都可以直接到馬鳴山鎮安宮，迎請王爺回庄祭祀。聯合迎請五年千歲的路線遂大量減少。

農曆10月10日是陳井寮保安宮五年一次大科到鎮安宮，恭請五年王爺的日子。車隊陣頭一早就浩浩蕩蕩往目的地出發，將走近40公里到雲林縣褒忠鄉馬鳴山。迎取五年王爺後，回程在陳井寮鄰近的雲林縣大埤鄉西鎮村的西勢廣福宮（主祀保生大帝），以及嘉義縣溪口鄉游東村的慈善宮（主祀觀音佛祖）停留，讓當地的村民也可祭祀迎請來的王爺。近中午回到保安宮後，陣頭在廟前進行一陣熱鬧的迎神賽會後，廟方準備飯擔攤，招待陣頭和前來參與的信徒，並在廟前準備十餘頭神豬祭祀，以表虔誠。

過去雲嘉地區迎神大祭規模相當盛大，以今隸屬雲林縣的水林鄉萬興村來說，其戶數僅60餘，當「景氣不良之秋，三天的祭典竟不惜糜費巨資，宰豬和山羊各160頭等」，影響到物價變化，曾特別引起日本當局的注意。

台灣光復後，政府再三呼籲民間「節約拜拜」，如有舉行「五年王爺」祭典者應與平安祭合併舉行，並不得迎送「五年王爺」繞境遊行或迎神賽會，違者絕對會嚴法懲辦。但仍擋不了鄉民對「五年王爺」信仰的虔誠，尤其是豐收的年份。例如1960年代，雲林縣沿海地區鄉鎮盛大舉行「五年王爺祭典」期間，家家戶戶殺豬宰羊，「所屠宰雞鴨等家畜可謂無數，僅豬一項，宰殺近萬頭左右。」加上各地輪流舉行祭典、演戲、拜拜一番後的大宴賓客，便耗費逾千萬元，這還不包括王爺所收到善男信女的香金「錢包」如潮水般湧入。

農曆10月11日早上，廟方請保安宮內的王孫大使和迎請來的五年千歲，以及鄰近雲林縣大埤鄉新街的三山國王，和其他陣頭，開始陳井寮庄內各戶的繞境遊行。陣頭可謂聲勢浩大，有八家將、三太子及來自台北的醒獅團、台中的女子樂團等。隔天凌晨2點，保安宮的信徒準備供品至廟前，舉辦謝平安祭典，並聘請歌仔戲演出酬神戲。隔天的13日早上，信徒將三山國王與五年千歲送回各自的廟內後，恢復工作崗位，宣告四年一度的五年王爺祭典圓滿結束。

陳井寮稱呼取自大陸原鄉

陳井寮現居住著陳氏宗親600多人，新一代不少年輕人跑到大城市闖蕩，人口老化問題嚴重。村民現今大多從事稻作及養鴨，鴨肉肉質鮮美，是製作鴨肉料理的上等原料。當地另一特色是每逢清明節前，石龜溪堤防旁黃花風鈴木盛開的花季，會吸引全台不少民眾來造訪。其實這裡文化底蘊豐富，早期該地名的沿革，據稱是陳氏先祖在此建設寮舍，便開墾水井供民眾使用，因而命名。但根據近年的考證，住在這裡的陳氏宗親，和對岸福建省廈門市集美區甚有關聯。因當地有一個陳井村，當地先民是在南宋(1127-1279)的時候，從泉州遷往這裡的，後來祖先跟兒子們交代，遷居外地後的地名一定要寫「陳井」，例如海南省的陳井村、福建省漳浦的丹井村、廈門的陳井村、鑾井村，都是集美陳氏的後裔。

在康熙年間(1662-1722)，先民帶著家神─王孫大使(東晉名將謝玄)，渡過台灣海峽從北港登陸，沿北港溪的上游石龜溪在此落地生根後，便命名為陳井寮，顯示先民唐山過台灣時的慎終追遠。道光15年(1835)，陳氏宗親在此創立保安宮，訂每年農曆5月4日為祭典日期，演平安戲。在近年成為五年王爺的分靈廟。

未來的展望

五年王爺祭典是雲嘉地區鄉鎮的村廟間，彼此王爺等神明的互通交流，除了可以深化民間信仰，更體現了淵博的中華文化。筆者建議，陳井寮可從進香文化著手，進行社區營造，利用境內滯洪池作為泛舟基地，體驗先民過台灣的艱辛，並結合「陳井」、養鴨等文化，讓外出子弟能返鄉支持。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轟炸機起源自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二戰期間大放異彩。戰後隨著核武的發展，長程戰略轟炸機也被賦予投擲核彈的要求，美國與前蘇聯曾為全球戰略轟炸機的大國，而蘇聯解體後，全球呈現一超多強的格局，轟炸機依然是美軍的戰略投射主力之一。

B-52同溫層堡壘轟炸機性能

二戰結束後，美軍持續努力研製長程轟炸機。1948年美國空軍提出要求，1952年首架B-52正式誕生，1955年正式交付部隊使用。總體來說，美軍B-52轟炸機的型號約粗分為A、B、C、D、E、F、G、H等八種構型，美軍目前仍有76架B-52轟炸機在服役，預計至2050年才會除役，屆時該機將會是人類航空史上服役最久的轟炸機。

B-52轟炸機配有5名操作員，長度約48.5公尺、翼展約56.4公尺、高度為12.4公尺、空重約185,000磅、最大起飛重量為220噸，擁有8具普惠TF-33-P-3/103型渦輪扇葉發動機，機身最多能運載約18萬公升的航空汽油，最大航程超過15,000公里，最大飛行速度為每小時1,047公里，作戰半徑超過7,000公里，一架B-52轟炸機除能攜帶傳統的鐵殼炸彈外，還能攜帶Mk 82,500磅通用炸彈、Mk 62快速打擊水雷、Mk 65空投水雷、CBU-87/89/97集束炸彈、CBU-103/104/105修正彈藥灑撤系統、GBU-31聯合直接攻擊彈藥、GBU-38聯合直接攻擊彈藥、Mk 84,2000磅通用炸彈、GBU-39小直徑炸彈、B-61自由落體式核彈與B83核彈，因載彈量龐大，始終在戰場上扮演「炸彈卡車」的角色。歷次戰役中，美軍皆以B-52作為轟炸主力，著名的第一次波灣戰爭、科索沃戰爭與阿富汗戰爭，都有B-52轟炸機的身影。

平心而論，因現代戰機普遍具有對地攻擊的能力，且精確度普遍提升不少，B-52轟炸機的使用機會大幅減少，因此目前的任務以核武嚇阻、恫嚇潛在對手為主要目標。最新改良型為B-52H，新一代的B-52轟炸機將換裝最新的APG-79主動電子掃描陣列（AESA）雷達，同時會以勞斯萊斯的F130發動機作為升級選項，換裝時程預計從2025年開始，第一批6架將在2027達成「初始作戰能力」，整個B-52機隊將在2030年完成所有升級計畫，並預計服役至2050年。

B-1槍騎兵具超音速能力

約在冷戰後期，美軍為發展轟炸機的機隊，要求發展出另一款具有超音速飛行能力的轟炸機。1970年開始研製，1974年B-1轟炸機正式亮相，並從1985年開始服役於美軍，B-1轟炸機有A、B兩款型號，目前仍有62架服役中。

B-1轟炸機配有四名操作員，包括兩名駕駛、武器與防禦操作員各一，整體長約44公尺、機翼在伸展後為41.8公尺、伸縮時為24.1公尺、機身高度為10公尺、空重為87,000公斤、最大起飛重量為216,400公斤、安裝4具F101-GE-102渦輪扇發動機，最大飛行速度（高空）達到1.2馬赫，作戰半徑為5,543公里，最大航程達12,000公里，飛行高度可達18,000公尺。基本上機翼外有6個武器固定掛點，可攜帶約27,000公斤的炸彈，機身內有3個炸彈艙，可攜帶約34,000公斤的炸彈，實際的武器掛載數量依據任務不同，能以84枚Mk 82,500磅炸彈、84枚Mk 62水雷、8枚Mk 65水雷、30枚CBU-87/89/97集束炸彈、24枚GBU-31聯合直接攻擊彈藥、17枚GBU-38聯合直接攻擊彈藥、24枚Mk 84,2000磅炸彈、96枚GBU-39小直徑炸彈或16枚B-61核彈為組合；若執行對地攻擊能以24枚AGM-158聯合空對地距外飛彈、12枚AGM-154聯合戰區外飛彈等方式掛載，無論是面對傳統的對地轟炸，或是打擊水面的任務，B-1的轟炸機都能依照威脅作為攻擊強度的區別。

B-2幽靈轟炸機具隱形功能

B-2是備有隱形功能的戰略轟炸機，基本上更有機會進入對手領空執行轟炸任務。1989年B-2轟炸機正式首飛，1997年正式服役於美空軍，因特殊外型與塗料，每架B-2轟炸機造價高達24億美元，全美空軍僅有21架服役，無論是平時或出勤後的保養，皆需耗費大量人力與資金。

每架B-2轟炸機由兩名飛行員操作，機身長度約21公尺、翼展為52.4公尺、高度為5.18公尺、空重為71,700公斤、最大起飛重量為170,600公斤，配有4具奇異F118-GE-100無後燃器渦扇發動機，最大飛行速度為0.95馬赫，巡航速度較為0.85馬赫，最大飛行高度為15,000公尺，最遠航程為11,100公里，按照任務所每次裝載的武器皆不同，能以一次攜帶80枚500磅的Mk-82炸彈、36枚750磅集束炸彈、16枚2,000磅炸彈、16枚B61或B83型核武器為主。

B-21突襲者轟炸機

由於B-52、B-1與B-2轟炸機皆為20世紀的裝備，美軍為延續轟炸機的實力，在2016年率先研製下一代隱形戰略轟炸機，2022年B-21轟炸機正式亮相（地面展示），預計2023年進行首飛測試，最快2026-2027年投入使用，根據美國軍方表示，B-21轟炸機預計量產80-100架，成為美軍第二代匿蹤轟炸機，製造商格魯曼更宣稱，B-21已是達第六代戰機的設計標準。

依照目前官方所公開的資料可知，B-21轟炸機除具備隱形能力外，次音速將是最大的飛行速度，同時擁有「無人及有人」駕駛兩種模式，還能依照飛行模式，選擇無人機進行伴飛執行攻擊任務，預計B-21將會帶動下一世代轟炸機的設計潮流。

美國空軍屬於「戰略型空軍」，具有洲際打擊/轟炸能力，長程轟炸機並不會隨著時代遭到淘汰，相反的，它正以一種嶄新的模式，持續地出現在軍武中。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生)

中國大陸繼成功發射天和號核心艙並進入軌道後，緊接著又成功發射天舟2號貨運太空船、神舟12號載人太空船，並與天和號核心艙完成對接，首批太空人進入核心艙內。接下來，就是實驗艙的發射和對接任務。近日，問天號、夢天號實驗艙已成功發射並完成對接，中國大陸自主研發的天宮號太空(空間)站終於正式運作。

問天號、夢天號實驗艙

問天號、夢天號實驗艙是組成天宮號太空站的主要部分，艙外裝置有一架小型多功能機械臂和一個備份氣閘艙，主要負責研究實驗。實驗艙比核心艙更大更重，全長17.9公尺、直徑4.2公尺、全重23.2公噸，這也是迄今長征5號B型運載火箭所搭載最重的貨物。

2022年7月24日，長征5號B型運載火箭搭載問天號實驗艙，在海南省文昌太空發射場發射升空，並於7月25日和天和號核心艙完成對接。至此，天宮號太空站由單艙階段，進入組合式太空站階段。

2022年10月31日，長征5號B型運載火箭搭載夢天號實驗艙，在海南省文昌太空發射場發射升空，並於11月1日和天宮號太空站完成對接。11月3日，夢天實驗艙順利完成轉位，天宮號太空站「T」字型在太空軌道上組裝完成，神舟14號3名太空人進入夢天號實驗艙。後續，在天宮號太空站內先後迎接天舟5號貨運飛船、神舟15號載人飛船，並完成前後二批共6位太空人在太空軌道上輪調。

夢天號實驗艙先完成相關狀態的設置，再和太空站組合體分離。之後，採用平面轉位方式，約一小時完成轉位，並和天和號核心艙節點艙側向端口再次對接。轉位是由轉位機構完成，轉位機構則由二個關節組成。

轉位時，二個關節會交替轉動，將夢天號實驗艙移到天和號核心艙的側面停泊口。完成轉移後，夢天實驗艙要和天和號核心艙側面對接口精準對接。鎖定裝置將對接口準確鎖定，避免在震動過程中受到破壞，這也需要各方面的機械精度來維持。必須達到「柔、穩、準、順」，整個轉位過程才會順利。

神舟12-15號載人太空船

2021年6月17日，長征2號F型運載火箭搭載神舟12號載人太空船，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準時發射。神舟12號成功發射並進入軌道，將聶海勝、劉伯明、湯洪波等3位太空人送入太空，並與天和號核心艙完成對接，耗時約6.5個小時。首批太空人進入天和號核心艙內，熟悉環境並進行操作。同年9月17日，3位太空人搭乘神舟12號重返地球。

2021年10月16日，長征2號F型運載火箭搭載神舟13號載人太空船，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準時發射。神舟14號成功發射並進入軌道，將翟志剛、王亞平、葉光富等三位太空人送入太空，並與天和號核心艙完成對接。2022年4月15日，三位太空人搭乘神舟13號重返地球。這半年期間，三人完成太空漫步、多項科學實驗等任務。

2022年6月5日，長征2號F型運載火箭搭載神舟14號載人太空船，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準時發射。神舟14號成功發射並進入軌道，將陳冬、劉洋、蔡旭哲等三位太空人送入太空，並與天和號核心艙完成對接。同年12月4日，三位太空人搭乘神舟14號重返地球。這半年期間，三人完成太空漫步、多項科學實驗、天宮太空站完成對接組裝等任務。

2022年11月29日，長征2號F型運載火箭搭載神舟15號載人太空船，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準時發射。神舟15號成功發射並進入軌道，將費俊龍、鄧清明、張陸等3位太空人送入太空，並與天和號核心艙完成對接。此時，天宮號太空站完成對接組裝，前一批3位太空人尚未離開，並留下6位太空人合影的鏡頭。

美中競逐登月任務

2022年珠海航展，太空(空間)館內展出中國月球基地模型。據美國《財星》雜誌報導，中國月球基地可能將採用核子動力。其基本設備，將包括一個著陸器(Lander)、跳板(Hopper)、軌道器(Orbiter)和漫遊車(Rover)，都將由嫦娥6號、7號、8號任務建造。由於月球表面含冰(水)，而水可分解成氫、氧等元素，並作為太空船的燃料使用。因此，中國極為重視月球基地，並視為探索其他星球的跳板。

2022年11月15日，美國太空總署(NASA)順利發射阿提米斯1號(Artemis I)登月火箭，太空艙內有玩具假人，進行首次無人繞月任務。同年12月11日，太空艙順利重返地球。官方影片中也介紹在阿提米斯登月計畫中，太空艙連接登月小艇的過程。未來，阿提米斯登月計畫將陸續發射載人太空艙進行登月任務，這也是中美二國爭奪太空霸權的一環。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對於孫中山先生的建國三程序主張，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見和評價。有些人認為在訓政時期實施約法，穩定政局、改善國民生計，並且從地方自治著手，對人民行使教育、訓練，培養公民意識，參與地方政府的運作，進而建立民主體制的芻型，並逐步形成憲政共識，朝向憲政民主發展。這是一種循序漸進、有條不紊的治國宏規，值得推廣。

但也有人批評，在訓政時期實施的一黨專政，乃是一種威權體制，對民主發展十分不利，不如及早實施民主選舉，還政於民、奠立憲政民主，建立起自由民主體制。但是，這種觀點卻忽略了在新興民主國家中，民生凋敝、百廢待興，各項發展條件嚴重不足，而匆匆忙忙推進民主化進程的結果，往往是操之過急，欲速而不達，反而造成民主發展中挫，形成新的困境與危機。我們且以巴爾幹半島的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簡稱波-赫）為例分析之。

1994年3月，從南斯拉夫聯邦分裂出來的波-赫境內，回族和克羅埃西亞族雙方同意共組新的聯邦，共同對抗境內的另一大民族-塞爾維亞族。1995年11月21日各方簽署代頓和平協定（Dayton係美國俄亥俄州的空軍基地），結束內戰，並把波-赫分為「波─赫聯邦」、「塞族共和國」及「波爾奇科特區」（特區介於前二者的連接地）三個不同的政治實體，形成一種「國中有國」的特殊體制。

在這次波-赫內戰中，共有超過12萬人死亡，200萬人流離失所。當戰爭結束後，北約在波-赫境內繼續駐紮維和部隊，2004年底由歐盟取代。戰後該國境內共有人口380萬人，其中波士尼亞克族（Bоšnjak即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族），占48%；塞爾維亞族(信仰東正教)為37.1%；至於克羅埃西亞族(Croatian,信仰天主教)為14.3%。境內的宗教分布則依次為伊斯蘭教（約為46%）、東正教（約為36%）、和天主教（約為14%）。

依據代頓協定，波-赫採取一種結合聯邦制和邦聯制兩種特性的特殊體制，形成一種特殊的「邦聯式聯邦制」(confederative federation)。據此，在波－赫境內的「波赫聯邦」、「塞族共和國」兩個政治實體各自統領大約一半的國土，分別擁有各自的首都、軍隊、警察、政府組織、國旗和民選議會。

至於波士尼亞東北的「波爾奇科特區」則為一自治區，直屬於波、塞雙方組成的聯合政府，並由歐盟派員進行國際監管。從2005年起，兩國軍隊改為統一共管，不再一分為二。至於波爾奇科特區的國際監督也已結束，改由當地人民自行管理。

換言之，戰後的波－赫形成一個由美國人設計並監護，由歐盟派員管理，兼具聯邦制與邦聯制雙重特性的特殊政治體制。其中，波－赫主席團（即集體性的國家元首─總統團）係由3人所組成，每人各代表一個主體民族（即波士尼亞克人、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任期為四年；由各族的代表輪流依序擔任主席團主席（即「總統」）的職位。換言之，每人一次擔任8個月，兩年一輪；四年之內每人各有兩次擔任主席（總統）的機會，共16個月。

主席團的成員係由人民直選產生，其中「波赫聯邦」選出波士尼亞克族和克羅埃西亞族的主席團代表，「塞族共和國」則選出塞爾維亞族的代表。主席團承擔起國家元首的角色，並負責提名部長會議主席（即總理），經由國會多數決通過。部長會議主席是波-赫的行政首長，負責任命各部的部長。

波-赫的國會分為兩院：上議院為「民族院」，有15位成員，每個民族各選出5位；法定的開會人數是9人，每一族至少要有3位代表的出席會議才算合法。下議院則是「代表院」，有42位代表，根據比例代表制選出，其中三分之二（28位）來自「波赫聯邦」，三分之一（14位）來自「塞族共和國」。簡言之，這是一種以族群共治、民族配額為基礎的「協商民主體制」（consociational democracy），與英美國家的多數決民主（majoritarian Democracy)迥然不同。

除此之外，波－赫的憲法法院掌握著該國的最高司法權，由9名法官組成，其中4人自「波赫聯邦」選出，2人由「塞族共和國」選出。另外3人則由歐洲人權法院負責推選，其中還有一項特別的規定，這3位法官都不可以是波-赫的國民或其鄰國的公民，以求其公正無私。

質言之，過去20多年裡，該國先後經歷了不同階段的建國歷程：

（1）軍政(military rule)時期；在國際軍事行動的強力干預下，由北約及歐盟先後派駐維和部隊，以維持該國社會秩序；並恢復戰前的和平。

（2）訓政(tutelage democracy)時期；在國際監督之下，由美國主持和談、設立戰後的政治體制，並由歐洲人權法院派代表擔任該國憲法法院法官（一共三人），參與該國的司法審查以建立法治，並由西方民主國家主導該國新憲法的設計與制定任務。這也就是「國際訓政」。

（3）憲政(constitutional democracy)時期；根據憲法，推動民主選舉，落實基本人權、實施議會民主，並組建民選政府，建立起基本的憲政體制。

這反映出孫中山提出的軍政─訓政─憲政的建國三程序學說，在一百年後的東歐民主化、自由化的發展進程中，仍然具備重要的參考意義。但其成效如何，則有待持續的觀察。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教授）

葉榮鐘(1900-1978)一生跨越了日據時代、國民黨統治時期。本文就蔡榮鐘文章中所謂的「祖國派」人物，包括林獻堂、林幼春、蔣渭水、蔡惠如、林季商等做個介紹，也藉此探討這些在日據時代視為禁忌的人事物。

林獻堂與「祖國事件」

1966年葉榮鐘在《大學雜誌》發表了《明智的領導者林獻堂》，後幾經修改為《台灣民族運動的領導人—林獻堂》，收入在《葉榮鐘全集》。文中有一段話必須要詳述，特引於下：「乙未割台以後霧峰林家對外是由林季商代表，因為他是統領林朝棟的嫡子，林家最高的權威福建水陸路提督、太子少保林文察的嫡孫，自然而然成為林家的中心人物。但是自林季商脫籍離台以後，林家的主導權就落在灌公手中。」雖然該段話之目的是要說明，林獻堂成為林家族長的原因，但更深一層的意思，在於闡明霧峰林家除了林獻堂外，還有林朝棟、林季商、林正亨一脈祖孫三代的「祖國派」。

1935年3月，林獻堂、林猶龍（林獻堂次子），羅萬俥等人組成了華南考察團赴京滬港九及廣州考察，在上海參加了華僑團體的一個歡迎餐會上，林獻堂說出説「此番歸來祖國考察」。1936年5月，台灣總督府的官方媒體 《台灣日日新報》報導了這則新聞，引起當時的台灣軍參謀長荻洲立兵不滿，趁林獻堂應台中州知事之邀，參加始政紀念日活動時，唆使右翼生產黨的浪人賣間善兵衛，當眾搧了林獻堂一記耳光，隔年林獻堂避居日本，這事件被稱為「祖國事件」。

1937年爆發了盧溝橋「七七事變」，中國人全面抗戰，燃起了台灣同胞重回祖國懷抱的希望，但往後八年台灣人民深陷水深火熱的煎熬。

台灣民族詩人─林幼春

葉榮鐘在寫林幼春的文章中有一段話寫道：「割台以後的台灣知識分子，面臨亡國的苦痛與異族的欺凌，其眷念故國之情與文物衣冠之感，自然比較大陸的同胞更加痛切是不難想見的。但是嚴酷的現實，卻使他們無法接觸到祖國的體溫和脈博（日人據台後即實施嚴厲的台灣與大陸隔離政策）」，今天讀來覺得更加貼切。

在當時的民族運動陣營中，就林幼春、蔡惠如、林獻堂三人不諳日語。蔡惠如長年在大陸、日本間為革命奔波。林獻堂身為族長，不得不與日人周旋以保家業。唯獨林幼春拒絕與日人打交道，包括佐藤春夫來訪，他都拒絕會面，這也種下了1923年「治警事件」被捕下獄的原因。

正如同文中所述「他平時並不是開嘴合嘴侈說民族大義，宣傳夷夏之分的人，但他對於異族統治階級，卻能保持一種孤高的堅持與純潔的志操」。葉榮鐘認為，自甲午之後，林幼春的意識形態和蔡惠如、林季商等所謂祖國派的思想傾向並無二致。1962年林幼春哲嗣林培英出版了《南強詩集》收錄了400餘首詩。大陸來台學者彭醇士作傳、徐復觀作序，有下列一段話：「癸亥(1923年)12月台灣治警變起，先生當入獄前夕賦有《吾將行》一篇，深以苟全為戒，以殉名自矢，發憤抉擇於生死存亡之際，卒抱孱軀就狴犴而不辭。蓋先生乃以生人之大節激勵其性情，而一人之性情亦即潛通於家國廢興之命運，由此發而為詩，實萬劫不磨之民族精神之所寄」。｣

革命家蔣渭水

葉榮鐘在文章中闡明蔣渭水的行誼，並說明為什麼冠以革命家的理由：（一）革命家與普通人不同的地方可能很多，最顯著的是實踐力特強，且永遠和民眾站在一起。（二）對革命的嚮往與孫文的崇拜，比任何人都來得強烈。

1921年10月17日，文化協會在台北成立，推林獻堂為總理、楊吉臣為協理（隔年改推林幼春），總理、協理的稱呼在當時是前衛的，並不常見，完全是模仿中國國民黨的制度。「更明顯的例子是1924年，國民黨在廣州召開全國代表大會，表示『聯俄容共』的態度以後，渭水先生不但對一部分所謂『無產青年』採取溫存的態度，自己的思想立場也大受影響而向左傾斜。」葉榮鐘認為，此一舉動與1927年文化協會的左右分裂有著密切關係。

1928年在蔣渭水指導下成立的台灣工友總連盟，完全以上海總工會的章程為藍本。葉榮鐘認為，那個時候的民族解放運動，大多數的指導者都是小資產階級，唯獨蔣渭水能洞察時代的趨勢，對青年和勞工階級的支持，吸收了許多年青人加入，如李友邦、李應章（李偉光）、簡吉、謝春木（謝南光）等。

1931年蔣渭水因感染傷寒而亡，8月23日於台北永樂座舉行告別式，入場參加儀式的有2千人，而參加送葬行列者多達5千多人。由此可見他在台灣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蔡惠如與林季商

葉榮鐘於1975年在《台灣政論》第一期發表了《台灣民族運動的舖路人─蔡惠如》，文中開始便開宗明義指出，所謂的「祖國派」，以當時留日學生中有一部分人受辛亥革命的鼓舞，認為台灣問題，若非中國強盛起來，是沒有法子解決的。話鋒一轉，他認為當時的台灣也有祖國派，清水的蔡惠如(1881－1929)、霧峰的林季商(1878－1925)就是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中尤以林季商的心情更為堅決。

接下來，葉榮鐘再一次介紹林季商，和先前在《台灣民族運動的領導人─林獻堂》一文中的敘述大同小異。作者不免想要知道，兩次提到林季商的原因。

林祖密，名資鏗、字季商。在台灣老一輩的人可能知道林季商，而大陸的資料則以林祖密為多，林資鏗的譜名則甚少被提及。

蔡惠如與林祖密的關係

蔡惠如稱呼林祖密「舅舅」，原因是蔡惠如的伯父蔡敏川娶林祖密的二姐林蘭芳為妻。但是後來又有一層關係，蔡惠如三子蔡敦耀娶林瑞騰（林祖密的弟弟）之女，所以是親上加親。但是蔡惠如一直稱林祖密舅舅。

葉榮鐘在《民族運動的舖路人─蔡惠如》一文中，提及1919年東京台灣留學生因蔡惠如由上海赴日，組織成立了「新民會」。1920年1月在東京阪谷蔡惠如的寓所成立，推先生為會長，他固辭不就，謂會長必須由林獻堂擔任。會上有人提議發刊雜誌，但是經費何來？同年3月，他要離開東京前，悄悄把一束鈔票(1,500圓)交給了林呈祿，這就是《台灣青年》創刊的由來，後來演變成《台灣新民報》—台灣人唯一的日刊報紙。

1919年葉榮鐘受林獻堂資助，第一次赴日留學，得以認識蔡惠如，葉在文中寫道「當時他已移居福州，但是忘不了台灣的事情，終年僕僕於福州、上海、台灣、東京間，奔走呼籲，席不暇暖。他秉性豪爽，講義氣，重然諾，又能洞察人情的機微，所以對於年輕人頗具吸引力。」

今年7月初，筆者有幸去了一趟漳州田調。當我們一行人在漳州台聯會鄭科長的陪同下，來到新圩渡口，一塊彩色的看板就立在渡口，證明新圩人民記得林祖密將軍，記得九龍江治水的事蹟，也讓筆者恍然大悟，為什麼葉榮鐘在寫蔡惠如的文章中要錄下這首詩，《船發新墟》：「孤舟解纜北溪行，風疾帆飛水有聲。十里橫灘雙槳急，怒濤時作不平鳴」。按北溪乃九龍江上游，因亂石而無法行船，致使上游，包括南靖的山農產品及龍岩漳平的煤礦無法運輸。

葉榮鐘筆下的「祖國派」，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說出了蔡惠如、林季商，他認為林幼春與前兩位思想上是一致的。至於蔣渭水，為什麼要委婉地表達，還要以孫中山為擋箭牌，因為蔣的思想左傾已是不爭的事實。綜觀父親筆下的「祖國派」，蔡惠如、林季商、林幼春、蔣渭水都是憂國憂民、投身革命、名符其實的「祖國派」。至於林獻堂，他身在漩渦中，為了保護家業而與日本人周旋，情有可原，但「祖國事件」的一耳光，可是打在400萬台灣人的臉上。

(作者係葉榮鐘之子、台灣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理事)

當前烏俄戰爭方興未艾；在戰火中烏克蘭人民的處境極為悲慘，但烏國總統澤倫斯基卻自視為民族英雄，《時代》雜誌也選他為年度人物。戰火之由來是因2014年以來，「顏色革命」後成立的烏克蘭當局，「誤信」美國與北約永遠都會支持反俄作為，因此發生了多起迫害俄裔人民的事件，最終爆發戰爭。有關烏克蘭的悲劇可能因「誤信」美國所導致，不禁讓筆者想起二戰後的二二八悲劇，與當年美國深涉其中的意義。

二二八事件的時代背景

在美國中情局服務的葛超智，在其《被出賣的台灣》一書中，坦白地將二二八悲劇的發生描述為「此刻台灣的情勢─悲劇即將來臨─預示著後日波蘭及匈牙利的暴動，在那兒，被壓迫的少數民族輕易聽信美國人對他們所做的允諾及美國要來『解救』它們的宣傳。」

那時是二戰後，國人所面對的，也是美國讓人可能「誤信」的種種「宣傳」。記憶中，最重要的宣傳應該是美國將幫助戰後的中國重建。多麼誘人、黑白難分的「宣傳」！

當時一面是美國透過雅爾達密約，排除中國而與英俄聯手，把俄軍引進我國東北；曾經占領東北，建設東北的俄軍，怎麼可能輕易退軍？美國怎能未經我國同意就做出保證？其結果竟然是戰後由魏德邁將軍提議「美英中法俄五國共管」，導致俄方提出「美軍撤出中國」的對案。

另一面是美國在大戰晚期也曾覬覦台灣；除1942年由美國著名的《生活》、《時代》、《幸福》三大雜誌聯合提出「太平洋關係備忘錄」，公開要求國府在戰後把台灣交付「國際共管」，對抗蘇聯勢力的擴張，而受到《大公報》的反對。

此外，美國國防部基於全球戰略考量，陸、海軍部都展開了對於戰爭中台灣地位的研究；例如，1944年前後，駐華美國新聞處長曾要求中宣部的陶希聖，向蔣委員長轉達美軍將順利攻略各島，包括台灣；戰後所有島嶼美國都有託管的責任；陶以1943年《開羅宣言》已定歸屬，拒絕傳達美國新聞處長的說詞。

在那樣懸宕的時局中，日本投降了；東北出現了蘇軍拒絕撤退的問題；登陸台灣的美軍戰略情報組，在先享受了戰勝者的優遇後，開始以所謂「民意調查」推動託管台灣的問題；稍後東北的俄軍撤退問題，則在接受過「青天白日勳章」的魏德邁將軍之建議下，也轉成了是否東北接受五國託管的問題。

美國抹黑光復後的台灣

另方面，二二八前夕，美國戰略事務局在台灣正式公開了屬於「白色的宣傳」的一份所謂「島嶼未來歸屬」民意調查。在那到處是廢墟、交通不便的戰後，真不知道他們是如何選樣的。調查結果指出，第一歸屬美國，第二歸屬日本，第三歸屬才是中國；其理由，似乎當時傳言，有「華府負責官員在台北地圖上畫一紅線區分日本行政中心和台灣人居住的，…當我們在1945年初炸毀城內時，保留了台灣人所住的部分，…因此戰後美國人很受台北的台灣人歡迎」之類的說法，以至於台灣有把美國視為「神之國」者；幾乎同時，美國新聞處也引進了一批宣揚「美國獨立戰爭精神」的小冊子。

同時，還散播了「黑色的宣傳」，除了把陳儀長官的日籍夫人，那位當年陳留學日本時，其日籍恩師許配給高徒的女兒，故意說成是讓人不齒的「日籍姘婦」外，葛超智還在《被出賣的台灣》攻擊陳儀「…在台灣，傳統的中國地主制度是眾目昭彰不受歡迎的，很清楚地，比較有效率的日本地主三井、岩崎及皇家經紀人等不久將被孔、宋、蔣三家取而代之。因此民眾向行政長官請願，要求改變拍賣計畫讓台灣佃戶優先購買……陳儀似是而非地辯稱，時代的潮流需要大機械來耕作大田地，台灣人與中國人應該經營集體農場。當民眾繼續反對時，2月25日行政長官指責台灣人之批評土地政策是『無道德』的，他忿然地拒絕任何爭論。」。

但當年台灣記者徐瓊二的記述，卻有另一種美好的民意─「俗話說，『耕者有其田』，據說陳長官在最近的研究報告中發表：『應該向一般省民開放日人時代的台拓所有地及其他國有土地，或者依照某些規定，公布給予各種耕作機會的處理辦法。』，這一辦法果真實施的話，一定會救濟許多失業者，其家庭也會隨之得到好處。假如農業發達起來的話，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加工業也會隨之發達。……這是新台灣，不，應該說是新國家產業建設的很好榜樣。」（原書收入在《台灣光復後的回顧與現狀》下部〈談談台灣的現狀〉頁20），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美刻意誤導二二八前景況

還有一份極為過分的「黑色宣傳」，把當時滯日島民在東京盟總的管制下，美軍竟然縱容日警槍擊542發，而致台胞6死22傷，被判有罪者33人的「澀谷事件」（見筆者著《「應以史實更正教科書的相關論述》）。美方竟然「顛倒黑白地」宣傳─「他們利用公眾對於東京事件在台灣被歪曲報導所引起的反應，他們鼓動一群曾在東京下層社會居住過的台灣人來表明他們『中國公民』的新身分。東京澀谷看守所發生的警察與暴民衝突的事件，暴動主謀曾被麥帥總部逮捕，審判並驅逐出境。…捏造說台灣將有再重蹈受日本控制的危險，以此來鼓勵台灣人反對他們的『兄弟』在日本所受的判決。」（見《被出賣的台灣》）

葛超智還在英文原著《面對危機的台灣》(The Taiwan Confrontation Crisis)中向世人散播─「九月到十月這段期間，『跛腳鴨』的日本在台北行政當局效率驚人。公共秩序維持良好。…而且經濟管制嚴密控制通貨膨脹的壓力。」

然而，當年從9月就開始了強烈的通貨膨脹，11月米價上漲達60倍之外，根據《日治台灣生活史》昭和篇下，日本學者的紀錄，當時真實的社會情勢是─「對在台灣社會生根的流氓來說，警察是他們的天敵。由於戰敗後也沒有多餘的時間取締他們，於是台灣暴力集團、流氓趁亂更加無法無天，開始在各派出所進行報復攻擊。9月7日，本島警察在街上被埋伏者毆打，三週後才痊癒。接著在台南州擔任取締非法經濟的日本警察，在台中被台灣警察騙出來圍毆。」

「島內很快就失去了守法精神，不斷發生集體搶劫和盜竊。9月3日，大約1,550包台北州管轄的蚊帳、被套等軍需品在搬運途中被搶。9月9日，台北州由業者保管，價值5,000元的木材也被附近居民掠奪一空。14日，同樣在台北州，五千袋囤積的砂糖被搶，但因為太重搬不動而被擋下。同一天，高雄州有1,000人以上的群眾搶奪搬運中的軍需品。其他保安林被集體砍伐與軍需物資被盜事件也一再發生。殘酷的是，連國民學校180張桌椅都被附近的軍民偷走了。」

切勿誤信美國的白色宣傳

當年美國在台的「台灣問題專家」努力宣傳要人相信，國府來台之前，戰後台灣的一切公共秩序良好，強調萬事皆因國府來台而失墜；藉此請求聯合國託管。

相對來說，顯然應該不是湊巧；今日烏克蘭的悲劇，似乎也是來自「誤信」美國的宣傳。換言之，弱勢者當然有理由追求其理想，且可希望獲得外力的幫助，然而，這種幫助如果只具某種工具性的話，真是我們應該深自警惕、絕對不可蹈其覆轍。

最後，盱衡當年的時局，所幸當年馬歇爾與艾奇遜兩位美國國務卿，雖然都有分裂兩岸的企圖，但由於大陸的市場與人口潛力美國不能不重視，因此他們對台灣的撥弄總保留了若干餘地，沒有接受當時軍方「台灣問題專家」那種決絕的主張；因而，台灣雖出現了二二八悲劇，但終究沒有如今日的烏克蘭，被玩弄、蹂躪到如此悲慘地步！

而蔣介石對二二八的處置，雖可能有過當、失察之處；但對比今日「斯拉夫人對斯拉夫人」的烏克蘭悲劇，顯然又節制了許多；是台灣悲運中不幸中的大幸。

最後，關於二二八悲劇與白色恐怖的問題，每年都成為民進黨的提款機，往後是否能夠止歇，大家應該透過當前烏克蘭的悲劇迷霧，啟發我們自身應有的、拒絕接受美日霸權長年所操弄的共同方向？！

關於堅決要求對前兩大問題要有「轉型正義」的任何論述，除應先注意當下台灣「護國神山」被美、日鏟走的急迫性；同時，若未來在美日霸權的自我揭露下，對於那兩大問題出現了更多異樣的底細，「轉型正義」主張者將如何自處？因此，當前我們應反省並停止接受美國霸權對全球統戰的「轉型正義」，拒絕不對當代那些獲利的大資本家、大謀略家尋求「轉型正義」，卻要求廣大中、低端人口承擔通膨巨大壓力的「白色宣傳」！

(作者係台灣史研究者)

克羅采(B. Croce)說，人生暮年能進行知識反思是個人生命的最後幸運。而筆者第一個知識反思的對象是，近半個世紀前所寫的《瞿秋白的悲劇》。

知識反思的理由有三

一是當時筆者寫作的時代背景是東西冷戰，西方大學研究「中國問題」的圖書館（如史丹福大學）收藏它以供研閱，泰半在知識理性上是為了「反共」，如今中共實踐的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再是西方要反的「共產主義」，難道這本書對西方學界只存在歷史時代意義？

二是從中共今年建黨101年看來，整整一個世紀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在發展和革命實踐中是艱辛又曲折的。瞿秋白在中共早期革命階段，依照第三國際指令，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所做的革命奮鬥，乃至最後犧牲性命，已成為中共歷史發展的一部分，但瞿秋白臨終在《多餘的話》中卻自述，他參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是一場「歷史的誤會」。「歷史的誤會」需要從歷史的邏輯裡給予解構，才能還給原瞿秋白在國共鬥爭中的歷史實像。

第三是1930年代，中共「普羅文學運動」在上海展開，瞿秋白遇到真正的理論知識對手是胡秋原。胡先生是我的業師，生前親口告訴我，他與瞿秋白做大規模「文藝自由論辯」的情形，並談及他與瞿的「私人關係」云云。胡先生已經走入歷史18年了，回憶當年他為筆者的《瞿秋白的悲劇》寫了長達3萬字的序文，當然與他對瞿秋白的論辯及認識有關。筆者要藉寫此文章，表達對胡先生真摯深切的謝意，也順便談談他與瞿秋白的關係及因緣。

50年過去了，筆者希望能在人生暮年的知識反思中，比以前更加客觀和深入。

沒落士家影響二元人生

滿清末葉列強霸凌中國，造成世代都作地方官的江蘇瞿家成了「沒落士階級」。瞿秋白1899年出生時家已無恆產，然瞿母是女中強人，除了獨自負起家計，親自教育瞿秋白由識字到讀詩詞詠歌賦。瞿秋白說在痛、苦、愁、慘中，瞿母最後將火柴頭硫磺剝下拌水一飲自盡，瞿秋白連葬母喪費都是借貸而來。

瞿家的窮困，瞿母的自殺，瞿父的出走，弟妹的離散，影響瞿秋白的心性甚鉅，少年瞿秋白形容他已跌入「遊民無產階級」，此時的他喜歡國故、文學、佛學，一面想到「出世間」的功德，一面又顧慮到「入世間」的責任，「二元的人生觀」是他對自己的剖析，此也影響他後來走入共產主義路途的政治心理與人格特質。

瞿走在理論與政治之間

1918年「新文化運動」在中國吹起狂飆風潮，瞿秋白在思想上受到吸引，看了不少新雜誌，開始由「厭世主義的理智化」走入社會主義。在北京俄文專修館卒業後，以《晨報》記者的身分，於1920年10月中旬搭火車前往莫斯科。因為當時赤塔滿州里間的鐵路遭俄軍與民兵衝突破壞，瞿在哈爾濱待了幾天。此時正逢十月革命紀念日，瞿在慶祝會上第一次聽到《國際歌》。鐵路修通後，瞿上車轉西伯利亞鐵路，由海參崴前往莫斯科。在漫長的旅途中，瞿將一路觀察所得寫出〈餓鄉紀程〉，在《晨報》刊出後感人肺腑。

經過在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三次大會的張太雷介紹，瞿秋白加入了共產黨，成為布爾雪維克新客。此時剛好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開辦中國班，瞿秋白通俄文，旋在東大中國班任翻譯兼助教。第一期學員有劉少奇、彭述之、任弼時、蕭勁光等十餘人後來都是中共的重要政軍人物。

1922年1月，瞿秋白、張太雷、張國燾代表中共，參加共產國際在聖彼得堡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大會上，瞿秋白見到列寧，列寧告訴瞿等，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革命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並要求瞿等回中國，去「團結其他革命的階級推動革命前進」。這可看出，列寧認為當時的國民黨是中國唯一強大的民族革命組織，孫中山後來的「聯俄容共」有其道理。

1922年底，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在莫斯科召開，陳獨秀與會，瞿秋白擔任陳的俄文翻譯，瞿眼戴金絲鏡，口操流利的俄語，是共產國際及俄共的布爾雪維克新秀。陳獨秀欣賞他，於是會後主動表示國內革命工作需要，便帶著瞿一道回中國去，從此瞿正式走上職業革命家之路。

瞿秋白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知識，是隨著東大課程需要而增長的，例如明天紅色教授要上政治經濟學，今天晚上瞿就先閱讀俄文講義再試譯成中文一次，其他唯物史觀、馬克思哲學等課程亦復如此。在當時，雖非有系統地研究馬克思主義，但與其他中共早期黨人比較，瞿算是有理論知識的。1923年，瞿秋白在《嚮導》周報、《新青年》季刊、《前鋒》發表了許多重要文章，例如〈政治運動與知識階級〉、〈世界的社會改造與共產國際〉、〈東方文化與世界革命〉、〈宗法社會及封建制度〉、〈中國之資產階級的發展〉，都是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知識基礎，對世界及東西方、中國問題進行分析的，後來瞿在《多餘的話》中說，他以「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智識」來分析中國問題，而且逐漸「偷到所謂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名，是自謙之辭。

1923年6月中共在廣州召開三大，瞿秋白因陳獨秀提拔而當選中央委員，從此進入中共的中央領導階層。中共三大的中心議題是討論與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陳獨秀派認為，中國當時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共應幫助國民黨革命，才能保持和壯大黨自身的力量；張國燾派反對與國民黨合作；瞿秋白與毛澤東、蔡和森聯合批評陳獨秀的「取消共產黨」是右傾機會主義，同時指斥張國燾「妨礙統一戰線」是左傾機會主義；瞿秋白主張堅持第三國際路線與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

瞿的中間/調和主義意見獲得大會認同，最後通過《中國共產黨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直到1925年初夏，瞿依然認為，中國民族的歷史職責是「反抗列強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此影響中共早期與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也間接肯定了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

職業革命家 v. 歷史的誤會

1925年中共四大決議通過全面展開群眾運動，此時的瞿秋白完全是列寧所說的「職業革命家」。瞿依照黨的指示，在上海策畫一連串的群眾罷工與城市暴動，但也不忘用馬克思主義分析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的關係，〈五卅運動中之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便是一例。1926年還是「聯俄容共」時期，國民黨在廣州召開改組後的二全大會，瞿秋白雖未參加，但仍被推選為候補執委，《CP與中國國民黨》就是這一時期的著作。

上海工人罷工運動失敗後，瞿秋白離滬去到廣州，曾在毛澤東主持的農民運動講習所，主講「國民革命中的農民問題」，又去黃埔軍校講政治課，目的在為中共即將開展的各地農民運動做理論與組織準備，此時他還當鮑羅廷的助手兼主編《新青年》季刊。既然是職業革命家，瞿在廣州待不到半年，又回上海與李立三、周恩來、陳延年等，參與上海第二次及第三次罷工決策行動，不久國民黨展開「412清黨事件」，許多中共黨人被捕犧牲，瞿秋白潛離上海轉往武漢。

1927年4月底，中共在武漢召開五大，陳獨秀以總書記身分主持大會，第三國際代表羅易 (M. N. Roy) 在會上傳達了最新的《中國問題決議案》，指出中國革命特質開始轉往「非資本主義」道路前進，強調史達林所說：「中國革命已進入第二階段，從全民族聯合戰線的革命，轉變為千百萬工農群眾的革命，轉變為土地革命」。當時武漢方面的國民黨還繼續暫時容共，羅易的引言引起大會上主張國共繼續合作的陳獨秀派，和反對國共合作的蔡和森派激烈爭論。瞿在會上散發《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小冊子，並在會中一面檢討中共策略是否與共產國際決議相符，一面引述書中論點批評機會主義和右傾政策。瞿後來自己承認這是一種「調和派見解」。

陳、蔡兩派在大會上的爭論，其實反映的是，莫斯科史達林與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的爭論，瞿秋白用調和主義平息了陳、蔡兩派的爭論，也等於在政治路線上維護了第三國際的最新指示，因此在五大會上順利當選政治局常委，陳獨秀仍為總書記。

五次大會結束後不久，武漢政權也步上南京政府的清黨行動，實行「分共」。此時的中共，按共產國際的指示及大會決議行事，開始展開「土地革命」（過火的農民運動），瞿是決策執行者之一。8月1日南昌暴動/起義失敗後，在共產國際代表羅民那直主持下，中共中央緊急召開「八七會議」，會議以結束陳獨秀的領導為目標，陳以「右傾機會主義」罪名下台，由瞿秋白、向忠發、李維漢三人組成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並由瞿秋白代理總書記。

「八七會議」既然痛斥過去的「右傾機會主義」，也就一變而成「左傾冒險主義」，這就是瞿秋白上台後的中共新路線。瞿為了執行新路線/貫徹新政策，曾經親自由武漢跑到岳陽坐鎮，做了兩湖秋收暴動的總指揮。1927年底，以瞿秋白為首的四省暴動宣告失敗後，中共在上海召開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依據羅民那直所謂的中國直接革命的形勢是開展「無間斷的革命」，於是瞿秋白為貫徹中共黨的新策略，以「無間斷的革命」為名，繼續發動「廣州暴動」，其結果仍以失敗告終。

共產國際原是「八七會議」後中共政治路線的製造者、指導者與負責者，如今一變而為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的糾正者/清算者，不但電召瞿秋白前往莫斯科共產國際總部認錯，而且布哈林在總部當面斥責瞿：「你是布爾雪維克的領袖，就不應該做編劇家。而你領導的中國革命，正好像在導演一幕戲劇。」作為一個布爾雪維克，此時的瞿秋白，正在依共產國際的指示努力實踐中國革命。「革命」是個要命的事情，怎會是一個「職業革命家」突然成了「編劇家」，在中國「導演一幕戲劇」？這是莫斯科在「中國革命」問題上，對瞿秋白的「誤會」。

共產國際為了推卸責任，於1928年7月9日在莫斯科郊外一個鄉村別墅召開中共第六次大會，會上除了瀰漫著史達林與托洛茨基對「中國問題」的激烈爭論氣氛外，主要是繼續清算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並將清算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列為迫切的政治任務。在共產國際授意下，大會一致認為瞿秋白「玩弄暴動和軍事冒險」，犯了「盲動主義的嚴重錯誤」，決議免去瞿秋白代理總書記一職。

瞿秋白下台後，由向忠發擔任中共黨總書記，向為工人階級，大權實際掌握在李立三的手裡。李以「中國列寧」自居，中共史上「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農專政」，以及爭取「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在他手上出現。1930年5月李立三說「忠實於共產國際，遵守共產國際紀律是一件事，忠實於中國革命又是一件事」，此即「立三路線」將中國革命推向極左，共產國際立即著令瞿秋白由莫斯科回上海，召開六屆三中全會，糾正「立三路線」的錯誤，瞿以「調和主義」，試圖彌平「立三路線」與「國際指示」之間的矛盾。此讓共產國際不悅，旋即通知中共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全面清算「立三路線」及糾正瞿秋白的「調和主義」。會上國際代表米夫（P. A. Mif）支持中共黨內國際派，將瞿秋白、李維漢、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員資格取消，補選王明（陳紹禹）、秦邦憲、張聞天等三人，雖然總書記仍是向忠發，但真正的權力在國際派手中，瞿秋白在國際派擠壓下離開中共中央。

從瞿秋白在中共四全大會選上中央委員，到取陳獨秀而代之，再經過「盲動主義」階段，到「調和主義」被清算，前後五年(1925-1930)是瞿秋白在中共黨內最重要的一段時期，這五年也是早期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最困難的時期，不論作為一個職業革命家，或充當中共黨的領袖，瞿在忠實地執行共產國際的決議，為中國革命努力奮鬥獻身所表現的，是恰如列寧所謂的「布爾雪維克氣質」。如果說瞿在中國革命實踐中出現了左傾機會主義或調和主義的「錯誤」，事後只要查閱第三國際檔案，有關1925-1930對中共的指示、信函、會議記錄，就可以反證，「錯誤」的源頭來自莫斯科，共產國際卻要瞿秋白一人扛肩，難怪瞿秋白臨終在《多餘的話》中會說，這是「歷史的誤會」。

瞿秋白/魯迅 v. 胡秋原

瞿秋白離開黨內的政治舞台後，他說能夠讓他感到「甜蜜的」是，回到睽違整整十年的「自己的家」－文學的研究。此時中共的文化戰線正在上海開展普羅文學運動，瞿秋白隨即由政治舞台轉入文化戰場，並與一個組織和二個人物關係密切。一個組織即「左翼作家聯盟」，兩個人物是魯迅與胡秋原。

1931年瞿秋白以文會友與魯迅晤面，此時魯迅已是文壇上「中國的高爾基」。1932年在「文藝自由論辯」中，瞿秋白遇見了真正的知識對手，他是主張馬克思主義的自由主義者，並自稱「自由智識階級」的胡秋原。

當時在上海的左翼文學運動存在兩股勢力：一是直接聽命於中共中央的周揚集團，二是以瞿秋白、魯迅為中心的左翼文壇。瞿在上海不僅翻譯了馬、恩、列、史等人的文藝理論，介紹了俄國文學名家高爾基、普希金、托爾斯泰等多人的文學作品，還寫了許多有關普羅文學理論的文字。由大陸出版的四大卷《瞿秋白文集》看來，瞿秋白絕對是中共黨內最大的普羅文學理論家。連論戰對手胡秋原都說，「在那個時代，中共之內確實沒有人文章比他（瞿）更流暢，馬列主義比他（瞿）懂得更多」。

由於瞿秋白過去在中共黨內的政治地位，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他不便也不能公開露面。為了開展普羅文學運動，瞿足不出戶，但用多達60個筆名發表文章，又因為與魯迅相互合作，還用過魯迅的筆名為文。1932年秋天，為避「白色恐怖」，瞿曾暫時避居上海魯迅家裡，從此兩人日夜高談文學，由希臘談到俄羅斯，還彼此交換閱讀各自的短文，相互切磋。翻開《魯迅全集》，其中有許多文章出自瞿秋白之手，然後以魯迅名義發表。魯迅日記中也說過，當時有一部分瞿秋白的雜文，是用魯迅的筆名「幹」、「何家幹」、「洛文」、「余銘」等發表的。而《瞿秋白文集》編委會也指出，魯迅還用過筆名「子明」發表過瞿秋白的文章。瞿善於介紹俄國文學，曹靖華譯《鐵流》，校者是魯迅，全書譯校者為瞿秋白，連盧那查爾斯基寫的《被解放的唐吉訶德》俄文本也是魯迅給瞿秋白，由瞿譯出連載在左聯刊物《北斗》上。附帶一提，1933年2月英國文豪蕭伯納訪華，瞿秋白與魯迅還合編了一本《蕭伯納在上海》以「樂雯」筆名出版。由此可見瞿、魯二人成為莫逆搭檔，魯迅為此還寫對聯一副送瞿：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

瞿秋白為普羅文學運動所盡的力量，大於當時任何一個左翼作家。瞿秋白與魯迅的知己關係，可比美俞伯牙與鍾子期。然而，瞿秋白真正遇到的知識對手和文學論敵則是胡秋原。

1931年底胡秋原發表〈真理之檄〉，認為今後中國文化運動就是要繼續完成五四的遺業，接著發表〈阿狗文藝論〉，主張只有「人道主義的文學，沒有狗道主義的文學」。左聯認為胡秋原的批評影射普羅文學，左翼作家群起圍攻，先發表〈請脫棄『五四』的衣衫〉，接著瞿秋白以「文藝新聞社」名義發表〈「自由人」的文化運動—答覆胡秋原〉。瞿這篇文章不但強調「五四的自由主義遺毒應當肅清」，而且指出文藝只有「階級性」，沒有所謂「自由性」，並舉證大量文學作品都是為某一階級服務的。瞿的文章字字逼人，胡寫〈錢杏邨理論之清算與民族文藝理論之批評〉回擊之。左聯認為胡文不是攻擊錢杏邨個人，而是進攻整個普羅文學運動，隨後瞿以「易嘉」筆名寫〈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代表左聯回擊之。該文中批評「他（胡氏）的所謂『自由人』立場不容許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胡氏當時主張「馬克思主義的自由主義」，其理論來自普列漢諾夫（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這說明瞿、胡的論戰成了兩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文學理論論爭。

為了回擊胡氏，瞿還特別研閱了普列漢諾夫的理論著作。胡先生晚年曾對筆者說，瞿秋白在與他論戰時一直保持著武士風度，不像周揚集團那樣出版「批判胡秋原專號」，揚言要劈胡的腦袋像「剖西瓜」一樣。當年周揚集團用辱罵和恐嚇對付胡秋原，連魯迅都看不下去，在《魯迅全集》中〈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一文中，魯迅指斥周揚集團「這種辱罵不過是阿Q式戰法」，這是間接對瞿、胡以君子風度，在論戰中相互用知識理論辯難的肯定。

關於瞿秋白與胡秋原有一點「私人關係」，情況如下：1930年代國共兩黨在上海的地下鬥爭異常激烈，中共組織與人員不斷地被破獲，瞿秋白在上海為躲避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經常搬家，居無定所。某日魯迅的學生馮雪峰來找胡秋原幫忙，說有個左聯文人租屋急需鋪保，並強調「他」不是共產黨。胡秋原便以成全他人之心幫忙作保。

1935年胡秋原在莫斯科，一日瞿秋白遺孀楊之華帶著14歲女兒獨伊來看望胡氏夫婦，楊之華對胡秋原說：「胡先生，還記得你在上海為一個人租房子作保的事嗎？你保的人就是秋白。」楊之華還告訴胡秋原，在文學論戰中瞿對胡文章的真實感受，臨走前楊見案頭有一部十八家詩鈔，請胡題字送她，胡先生慨允照辦。有一次胡秋原在莫斯科街頭遇見楊之華，問何以久不見面，楊說：他們（中共代表團）不贊成我來看你。可見胡秋原對待瞿秋白講知識理性，雖不熟識，也以厚道善意對待瞿及其遺族。

《多餘的話》 v. 叛徒/烈士

最後談一下對瞿秋白的評價。

中共第五次反圍剿突圍開始25,000里長征後，瞿依黨的命令留守中央蘇區，1935年初中央蘇區不保，瞿秋白與鄧子恢、何叔衡等被迫離開瑞金，南走福建，試圖經潮州轉往「白區」上海。一行人在河田長汀，遭搜剿山區散共的國民黨地方保安團武裝連包圍，鄧子恢提議突圍，由何叔衡先混下山，結果在亂槍下何墜崖而死，瞿秋白因體弱不良於行不幸被捕。據負責押解瞿送上杭監禁之國民黨軍營長吳垂昆（來台後中將退役），多年後在刊物上看到我發表論瞿秋白文章後函告筆者，瞿在押解途中仍自稱「醫生林其祥」，但吳觀察到瞿面貌斯文，談吐不俗，心中有數一定是共黨重要分子。

瞿在獄中曾以醫生「林其祥」之名，託獄卒郵寄魯迅一信，魯迅接到信後知道「林其祥」即瞿秋白，於是央請徐壽裳轉蔡元培設法營救，但為時已晚。

瞿在獄中寫下《多餘的話》，全文18,000多字，共分7節：何必說？－代序；歷史的誤會；脆弱的二元人物；我馬克斯主義；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文人；告別。文辭流暢，內容清晰。套句瞿自己說的話，這本小冊子是「布爾雪維克所討厭的小布爾喬亞知識者的自我分析」，換句話說，就是瞿秋白的個人內心自白。另外，它也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國共鬥爭的寶貴歷史文獻。當然，對國民黨而言，這是瞿秋白的「自白書」。因為，在《多餘的話》中，瞿說：「現在，我已經是國民黨的俘虜」、「我已經退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的隊伍」、「已經不能跟隨你們了」。瞿還說，他在中國大革命時期的政治生活是「歷史的誤會」，又說自己是個「脆弱的二元人物」，更說「嚴格地講，不論我自由不自由，你們早就有權利認為我也是叛徒的一種，如果不幸而我沒有機會告訴你們我的最坦白最真實的態度而穆然死了，那你們也許還把我當一個共產主義的烈士。」

《多餘的話》中既出現「叛徒」，又出現「烈士」，這讓兩岸現代史家對瞿秋白有迥異的評價。到底瞿秋白是叛徒抑或烈士？當年國民黨認為《多餘的話》是瞿秋白的脫離共黨聲明，因此瞿是中共的「叛徒」；連文革時期高舉紅旗的紅衛兵造反派，也曾引用前國民黨第36師師長宋希濂的「證詞」說瞿是「叛徒」，造反派為此還到常州搗毀瞿母的墳墓。然而，中共在十二大上已正式否定文革，因此紅衛兵造反派，把劉少奇、鄧小平打成走資派、工賊、叛徒，包括瞿秋白也是叛徒之說，自然也因文革被否定而一律加以平反。

何況，瞿在《多餘的話》中並未有半句話恭維國民黨，也沒有宣示不再信仰共產主義，更沒說他要脫離共產黨，只是說他不幸被國民黨俘虜監禁，命定必死，等於身子被迫脫離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行動上自然無法跟隨他的黨和紅軍繼續革命鬥爭了。可見瞿秋白並未背叛中共，怎能說瞿「投降」國民黨而成「叛徒」？既然不是叛徒，瞿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命盡於國民黨汀州刑場，這對中共而言就是烈士。

只有烈士一切看破，視死如歸。瞿就義前一天，接獲南京「就地正法」電文，當晚夢行山徑，如置身仙境，翌日晨提筆集句如下：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同，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

1935年6月18日上午8時許，瞿手執卷菸，走向汀州中山公園刑場，盤坐地上，面向西方，態度怡然，從容就義。當日下午，瞿的遺體被埋在長汀西門外羅漢嶺盤的龍岡山坡上。

瞿秋白被國民黨軍處決後，中共認定瞿「從容就義」，有「無產階級英雄氣慨」，但認為《多餘的話》「多非原稿」，「顯然敵人偽造」。據1935年6月4日《國聞週報》記者因事到長汀訪問瞿於獄中所記，係黑布面英文練習本，瞿用鋼筆藍墨水書寫，封面貼有白紙浮簽。瞿當面拿給記者看時，還告訴記者說他「花一星期寫完這本小冊子（1935/5/17-5/22），請細加閱覽，當知我身世詳情及近日感想。」記者還問「此書擬出版否？」瞿答「甚想有機會能使之出版。」又問「此文篇幅甚長，可否借出一閱？」瞿答「可以，可以，如有機會，並請先生幫忙，使之能付印出版。」記者翻閱良久（因字多篇長），但因獄中訪問時間限制，《多餘的話》被禁押人員催索取走。可見《多餘的話》確為瞿所寫。

為了寫《瞿秋白的悲劇》，筆者仔細閱讀《多餘的話》至少五遍以上，其中的用詞遣句，文學趣味頗濃，最後一句話「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充滿哲思。

1954年，中共當局將瞿的遺骸運回北京，並於次年為瞿舉行就義20周年紀念，會後將其重葬於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並在天安門廣場烈士紀念碑上，以金字刻出瞿秋白三個字，這除了說明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瞿秋白不是叛徒，而是合理正當的烈士外，套句存在主義大師沙特的話，瞿秋白「存在」的意義，在於他盡其全力，在一個政治社會的形勢中，為建構一個「人樣的社會」曾做過具體的革命實踐。

結語

歲月如梭，瞿秋白為中國革命犧牲已87年。命盡汀州，申江夢斷，固然是瞿秋白的個人悲劇，也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過程中的不幸，但對走入現代時期的中華民族歷史發展而言，個人的悲劇，透過歷史辯證法對立的統一邏輯，經過否定的否定，必然出現新的肯定。這樣來閱讀瞿秋白，恰如黑格爾所說的「凡存在即合理」，不宜輕忽瞿秋白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存在」意義。

(作者係中山大學名譽教授)

一代大儒愛新覺羅毓鋆老師宏揚夏學，講學60載，弟子數萬人，教導以古人智慧啓發我們的智慧，以能用於事而應世變。抗戰勝利，台灣光復，毓鋆老師來台東，致力於原住民教育的深化，清代知州胡傳治理台東歷史記憶的重建，台東第一次縣長選舉的民主政治實踐。國立台東大學作為台東最高學府，有感於毓鋆老師關愛台東，宏揚夏學，共勉綠色國際大學尊重人類文明與傳承的永續發展精神，設置夏學特藏室，與時俱進。2022年12月5日，由台東大學曾耀銘校長與「愛新覺羅毓鋆文化基金會」吳榮彬董事長主持揭牌啟用儀式。

天潢貴胄身處亂世

愛新覺羅毓鋆老師(下稱毓老師)是前清禮親王後裔，生於光緒32年9月10日(1906年10月27日)，

宗譜名金成，宣統御賜名毓鋆。身處亂世，歷經清帝退位，民國肇建，復辟、逼宮與盜陵之辱，「滿洲國」興亡，國民政府遷台等，飽受倉皇播遷之苦。

毓老師三十而立之年，任職國務院，掌軍政警務。代表「滿洲國」參與國際事務，1940年赴德簽署《物質援助協定》，見過希特勒、墨索里尼，體驗過國際政治等大場面。在新京陸軍軍官學校培訓軍官，其中有韓國朴正熙總統、丁一權總理等。抗戰後期，日軍敗象已露，乃進行軍隊自立化，國共內戰期間，即此訓練和裝備精良部隊的動向，成為決定勝負的主力。老師擅長軍事，曾率騎兵參加呼倫貝爾諾門罕之役，智取蘇俄軍，然腿受凍傷，影響終身。此役造成日軍戰敗，放棄北進，改向南進，但維持了滿蒙邊境和平。

毓老師13歲，承太師母慈命，矢志畢生以安民慰蒼為念，因號安仁居士，為「救亡圖強(或存)，反帝除奸」而奮鬥。成大事，須有睿智。當老師為護族人祖業，不得已身處日寇操控之「滿洲國」，即以「人家把你當傀儡，你就把他當靠山」的智慧，暗中抗日，絕不作漢奸。在一次破壞日本軍事行動時，為日本軍警追捕，緊急逃入劉柱林先生家躲避，劉先生急忙脫下身上長袍及身分證，助老師脫逃。後來，老師在台灣以劉柱林註冊戶籍，以示不忘救命之恩。「滿洲國」時期，老師雖備嚐艱苦，卻完成不少保存中華生民血脈之事。抗戰勝利後審判漢奸，老師雖曾任「滿洲國」要職，卻能以暗中抗日獲判無罪。

投身教育來到台東

毓老師曾叱吒風雲如飛龍，但拿得起放得下。抗戰勝利「滿洲國」結束，老師即退出政壇，誓言終身不再涉入政治，謹守「能隱」的「龍德」，師法孔子，在致力政治不成後，「長白又一村」，另闢一新天地，隱身於教育事業，講學著述，以復興華夏學術文化。

1947年，毓老師繼張學良之後來台，但未遭軟禁，因此能自由選擇前來偏鄉台東，作為「長白又一村」的起點。台灣為日本帝國主義者竊據50年，台東原住民占多數，受皇民化運動之害最深，原住民多操日語，不通漢語。毓老師是滿族人，深知非漢人的少數民族，在加入以漢人為主的中華世界之困難。老師又在「滿洲國」與日本帝國主義者周旋，深深理解受過日本殖民者統治，面對光復轉型的困難與心理的矛盾。老師留學日本，在貴族院修習，深通日語，便於溝通，最有利於推動工作。

去殖民化以教育為重，老師到台東便興辦山地農校，擔任教導主任，將學校從縣立升格為省立台東農業職業學校，向全島原住民子弟開放，教出黃鏡鋒、蔣聖愛、蔡清祥、楊傳廣、毛重義等著名校友。

老師並致力幫助台東人恢復被日本人抹去的歷史記憶，找回清代台東的歷史。於是，走訪台東各地搜集歷史資料，主編《台東文獻》。尋回清代最後一任知州胡適父親胡傳（字鐵花）的歷史記憶，老師點校胡傳撰著記載台東風俗民情的《台東採訪修志冊》，宣揚胡傳治理台東的治績：編戶口、加強墾務、獎勵農桑；開發成廣澳港作為「番」政經中心；設學校以教育原住民；以文官兼武職整頓營務，清除鴉片毒害。為紀念胡傳，將台東火車站前道路命名為鐵花路，將日人遺留的忠魂碑，改建為《清臺東直隸州州官胡鐵花紀念碑》。為學生能切身經驗熟悉民主政治，老師還領著農校學生協助辦理台東第一次民選縣長選務。

夏學特藏室籌設緣起

台東大學曾耀銘校長暨學校同仁，有感於毓老師關愛台東，宏揚夏學，共勉綠色國際大學尊重人類文明與傳承的永續發展精神，慨允與「愛新覺羅毓鋆文化基金會」，於2022年3月21-25日合辦《龍德而隱：愛新覺羅毓鋆老師紀念展》，引起大學師生及台東地方政府與民間人士的關注，並進一步促成在台東大學這座入選世界十大綠色圖書館建築的圖書資訊館，籌設夏學特藏室的機緣。同年4月21日，曾校長主持毓鋆夏學特藏室籌設會議，會中通過特藏室籌設計畫書，並決議由館長召集圖書資訊館相關人員，組成特藏室規劃執行小組，同時邀請「愛新覺羅毓鋆文化基金會」徐泓、劉義勝、白培霖及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董恕明主任、許秀霞教授擔任諮詢委員，共同研擬特藏室之規劃與執行事宜。

籌設計畫書揭示，台東大學為發展綠色國際大學特色，深耕智慧、健康、永續、美學內涵，承啟夏學對永續發展教育的影響力，設立毓鋆夏學特藏室。其籌設目的在以毓老師生平介紹、對台東的奉獻與在地連結為基礎，介紹夏學，以古人智慧承啟全球永續發展智慧，與時俱進，呈現特色典藏，以提供國內外教育推廣與教學研究使用，並為未來推展華夏學虛實整合典藏、講座、論壇等長期目標立下基礎。亦即透過毓老師的夏學特藏和特展，來傳承先賢講信修睦、利他共好的大同智慧，希望在實踐綠色國際大學及全球永續發展目標能夠有所啟發，並且提供教學研究和教育推廣上的支持與動力來源。

籌設計畫於2022年5月19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提案通過，由張珓榕設計師帶領的木直森室內裝修設計團隊得標。該團隊經過與規劃執行小組多次討論後，於9月提出細部設計書，11月20日辦理驗收，並於12月5日舉行特藏室開幕式。

毓鋆夏學特藏室導覽

毓鋆夏學特藏室設置在台東大學圖書資訊館圖書棟三樓沙發區，平面配置長15.75公尺、寬6.5公尺。12月5日開幕後，正式對校內及校外讀者提供服務，並開放訪客參觀。其主入口鄰接N次方空間，次入口則位於蛋泊區後方。來者在N次方空間聆賞毓鋆夏學特藏室介紹影片後，從主入口進入，右側即可觀看以掛軸及展示櫃呈現的毓老師生平介紹。左側則有直立式匾額展示毓鋆夏學特藏室的主入口意象，並透過導覽板，向來者介紹夏學內容。接著走進影音導讀區，可以透過生動的多媒體互動方式，進一步深入認識夏學的精華。最後走進網美牆，毓老師講述的「不誠，啥事也做不成」、「讀書是為明理，改變氣質就是讀書」、「天下事真要做，就四件事，要忍、要讓、要謙、要恭」等金石之言，再次讓來者感受到，先賢講信修睦、利他共好的大同智慧已然在此得以延續。

此外，台東大學自行研發的虛擬書架系統，透過抽象化和虛擬化技術，讓讀者在共享實體書庫典藏的同時，還可以在線上使用不受時空限制的虛擬特藏室，並且擁有個人專屬的個別化虛擬書架和虛擬書房等服務。讀者和訪客來到實地參觀特藏室，可以利用虛擬書架系統，在線上瀏覽毓老師的虛擬特藏室，包括書目和手稿影音等電子資料；進一步還可藉由分享彼此的虛擬書架，充分發揮虛實整合的學習綜效。

總之，台東大學毓鋆夏學特藏室結合了現代圖書資訊科技，發展虛實整合特色典藏，並將其應用在綠色國際大學跨域人才培育，真正做到毓老師對我們的期許：以夏學奧質，古人智慧，承發今人的智慧，尋拯世之真文，與時俱進，啟動生生不息的永續發展。

作者按：本文部分內容摘自《清舞婆娑月 踏浪長風歌 國立台東大學75周年校慶專輯》。

(前者為暨南大學榮譽教授，後者為台東大學圖書資訊館館長)

上世紀90年代兩岸關係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即使歷經驚濤駭浪也沒有傾覆，作為大陸當時的黨政軍最高領導人以及對台政策的最終拍板者，江澤民功不可沒。具體來講，「江八點」是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的對台政策行動綱領，至今對兩岸關係的發展仍具有指導意義。與此同時，江澤民既敢於開展反分裂鬥爭，也善於把握鬥爭的時機與分寸，避免了兩岸兵戎相見的悲劇，維護了兩岸和平統一的前景。

江八點歷史貢獻與現實意義

1995年1月30日，江澤民發表了《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講話，就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提出八項主張（「江八點」）。這是江澤民任內最重要的對台政策講話，既與鄧小平時代的對台大政方針一脈相承，也打上了江自己的鮮明烙印。

首先，「江八點」開宗明義，「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前提。中國的主權和領土決不容許分割。」這是大陸處理兩岸關係的最高原則，也是「江八點」的核心所在。「江八點」對「一中原則」沒有做出界定，而是保持了一定的政策彈性。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報告中，江澤民就「一中原則」陳述了著名的「新三句」，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大陸學者普遍認為這是江澤民為尋求和擴大兩岸關係發展的政治基礎所做出的努力和誠意。

其次，江澤民積極推動兩岸和平統一談判。江澤民上任後，多次呼籲兩岸開展政治談判。「江八點」再次提議就「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逐步實現和平統一」進行談判，並創造性地提出了談判的具體步驟和內容。在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兩岸和平談判究竟由誰來談，採取什麼方式來談等都可以靈活處理之。「江八點」也歡迎台灣民間人士與大陸交換意見。這些主張既有原則性，也有靈活性，體現了江澤民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和平統一的誠意與善意。

再次，江澤民高度重視兩岸經濟文化交流。「江八點」首次明確提出，「不以政治分歧去影響、干擾兩岸經濟合作」、希望兩岸儘早實現直接三通，並提出「贊成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商談並且簽訂保護台商投資權益的民間性協議」。此外，「江八點」還首次指出，「中華兒女共同創造的五千年燦爛文化，始終是維繫全體中國人的精神紐帶，也是實現和平統一的一個重要基礎。兩岸同胞要共同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這些主張對拉緊兩岸經濟紐帶，促進兩岸文化認同具有重要意義。

最後，江澤民創造性地提出兩岸領導人互訪的倡議。大陸過去的提法是「中共中央歡迎國民黨中央負責人以及國民黨中央授權的人士訪問大陸」，同時中共代表也願應國民黨的邀請前往台灣，共商國是。「江八點」明確提出「歡迎台灣當局領導人以適當身分前來訪問」，適當身分是指訪問者的身分應符合一個中國的原則。「江八點」還提出兩岸領導人實現互訪的三種方式，即共商國是、就某些問題交換意見、單純的禮節性走訪等。這一主張為兩岸關係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想像空間。

將近30年過去了，「江八點」有些主張已經實現（例如三通），有些主張取得重要進展（例如習馬會在新加坡舉行），有的主張始終未得到台灣積極回應（例如和平統一談判）。在兩岸關係錯綜複雜的當下，「江八點」仍然具有指導意義。

例如，中共二十大報告指出，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推進同台灣各黨派、各界別、各階層人士開展廣泛深入協商，就是「江八點」主張的繼承與發展。

再例如，報告指出，「我們始終尊重、關愛、造福台灣同胞，繼續致力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深化兩岸各領域融合發展，完善增進台灣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推動兩岸共同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顯然源自「江八點」的「大力發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以利於兩岸經濟共同繁榮，造福整個中華民族」和「兩岸同胞要共同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更不用說，「江八點」倡議的兩岸政治談判與領導人互訪主張仍有待實現。

危機中展現強硬與審慎

上世紀90年代中期，由於李登輝訪美從事分裂活動，大陸被迫採取了一系列激烈的反制措施。尤其是1995年7月、8月、11月和1996年3月，解放軍連續在台灣海峽和台灣附近海域進行了4次大規模軍事演習，一時間台灣股市暴跌、資金外流、人心惶惶。1996年3月，當美國決定將航母調往台海時，第三次台海危機達到高潮。據美國作家庫恩(Robert Lawrence Kuhn)在《江澤民傳》中披露，台海危機結束後不久，江在會見外賓時主動透露，在美國艦隊進入台灣海峽時，命令繼續進行導彈試射的人正是他。

但另一方面，根據《江澤民傳》披露，1995年夏天，解放軍原本打算調動整個集團軍到福建參加軍演，但江澤民認為「動作過大」會適得其反，最終軍方只調動了兩個師開赴福建。

江澤民逝世後，新華社播發了《江澤民偉大光輝的一生》長文，稱江「提出文攻武備總方略」。在庫恩等國外觀察家看來，江澤民一方面要讓國人和軍隊相信，他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是強硬的，處事是果敢的，從而安撫強硬派。另一方面，他並不希望與台灣或美國關係惡化，更不想招致國際社會的反感。

結語

1998年10月，江澤民在北京會見了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據當年在場的記者回憶，江澤民從北京的天氣，談到辜振甫夫婦上午到訪的北大，再到北大前校長、辜夫人的祖父嚴復。江澤民說，小時候就看《天演論》，記得嚴復本是學軍事，後來成了文學家、思想家。在記者眼中，江看似閒聊，「實際上是在凸顯兩岸關係中最不可撼動的那些部分—歷史、文化、血緣，以此切入，謀求兩岸關係轉暖」。20多年過去了，江和辜均已作古，此情可待成追憶。

(作者係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