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從在中東歐地區親眼目睹東歐民主所面臨的困境與挑戰，從而反思也在經歷民主陣痛與認同分歧的台灣。

2014年夏天，我訪問東歐各國約三個星期。當時中東歐各地紛紛舉辦「後共25周年紀念」，可是，自由化與民主改革卻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甚至出現逆退的危機。之後的三年間，我又去了兩回中東歐地區，包括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等，親眼看到了東歐民主所面臨的困境與挑戰。

民粹主義挑戰新興民主國

匈牙利著名經濟學家科爾奈(Janos Kornai)曾指出，1980年代後期以來開啟的民主化與自由化改革路徑，並不必然是一條單行道，那些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民主變革並非不可逆轉。而逆轉之後的形勢也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不可再逆轉的。民主可能根本無法保護它自己，特別是在民主尚未深深紮根的國家。對台灣而言，恐怕亦如是。

目前所有民主化的國家多少都呈現一些重大的社會、經濟與政治問題。困難的症狀和嚴重程度因國家而異。然而，有些問題是相當普遍的：大量的民眾失去工作，失業成為長期問題；很多國家的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均逐步拉大；成千上萬的人生活困苦，而發橫財的人卻窮極奢侈。市場化與自由化的利益主要歸集於不到1%人口的金融資本所有者；而不公平的再分配機制又造成各國內部強烈的不滿，不滿的情緒又被民主反對者和民粹政客利用了。相當多的人都轉向了極右派；那些失望者、失敗者和貧困者，受到民粹派政治人物的煽動。總而言之，對民主體制的失望、反民主治理的嘗試，以及對經濟情勢的不滿，演化出一個惡性循環。這凸顯了新興民主國家所面臨的民粹主義挑戰和國家治理危機。

匈牙利政局整體向右轉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Viktor Mihály Orbán)在2014年7、8月紀念民主化風潮25年的活動中表示，在1980年代後半期，東歐人民普遍接受這樣的觀念：衰敗的東歐應該接受運轉良好的西方模式。但現在才知道，原來西歐也是脆弱的。他批判西方民主體制，強調匈牙利要發展另一種特別的、民族主義的民主型態，而不是強調言論和信仰自由的自由民主。

匈牙利的反對黨聯盟於2014年8月20日批判歐爾班的講話，指責他拋棄了「構成歐洲靈魂的自由與民主」，企圖以俄羅斯普丁式的「不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綱領取而代之。「不自由的民主」指的是，雖然開始實行民主選舉，但國家整體上並未呈現充分的政治自由、人權保障、法治、分權制衡和經濟自由化；市民社會的自主性也不充分。在2010年國會大選中，歐爾班成功領導右翼政黨匈牙利青年民主聯盟(Hungarian Youth Democrat)獲得五成三的選票及三分之二的席次，掌握政府後推動修憲，將基督教價值觀和保守意識形態載入新憲法。2014年4月，歐爾班政府再度連任，青盟和另一保守黨派在新國會199個席次中掌握了133席。這反映出匈牙利政局整體向右轉的趨勢。

2015年8月間，中東難民群聚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要求越過匈牙利與奧地利邊界，形成難民危機。歐爾班政府因以強硬武力制止難民越界，遭到國際輿論指責，但歐爾班卻反向斥責願意接納更多難民的德國政府，並強調此舉將危及「基督教歐洲」的完整與安全，他並透過國會立法方式，對非法越界的難民處以監禁，以期制止難民借道過境。

親眼目睹匈牙利難民危機

難民危機暴發之際，我正在匈牙利現場。2015年9月3日早上，我從捷克摩達維亞的首府布爾諾乘火車赴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由於中東北非的難民潮已陸續經希臘、馬其頓、塞爾維亞，轉而湧入匈牙利。但匈牙利政府卻以德、奧等國拒絕難民直入，必須先在第一個歐盟入境國希臘先行登記，因此拒絕難民繼續穿越匈國國境，以免變相鼓勵其他難民繼續借此一管道前往西歐，對匈牙利治安造成威脅。結果，布達佩斯的主要火車站東站均為難民所盤據，所有的國際鐵路線被迫停駛。

難民本無意留住在匈牙利，要求匈國政府允許火車直接進入奧地利和德國，但匈牙利卻不甘願成為難民借道之所，要求難民先行登記；總理歐爾班強調，難民將危及歐洲的基督徒文化根基。而德國總理梅克爾此時又宣布，願意接受80萬難民，難民心存希望，因此拒絕登記；同時也拒絕留在匈牙利的難民站。結果導致難民盤據一列往西行的火車，並占領鐵路，另外還有上千位難民決定從公路徒步走向一百多公里遠的奧地利，這是歐洲自二戰以來，前所未見的難民危機。

我們事先已知道情勢變化，決定提前在多瑙河畔的小鎮瓦茲(Vac)下車，接待的朋友約好在此等我們下火車。未料，近午時分，進入匈牙利邊界前，火車在斯洛伐克的邊境小鎮停駛。原本站務人員通知大家要等匈牙利的司機來接班，等了一個多小時後，才被告知，最新的決定是火車不得進入匈牙利，必須由乘客乘計程車越過邊境前往。

此時已過了12時半，我們在車站外等到1點左右，終於搭上排班的計程車前往瓦茲，近1點50分抵達，接待的朋友已先離開了。後來才知道他被告知要到匈牙利邊界的另一站等我，顯然斯、匈兩國之間的訊息有著嚴重落差。此時，匈牙利站務人員告訴我們，下一班進布達佩斯的火車還要再等兩個半小時才開。不得已之下，我們只有繼續搭計程車前往布達佩斯，行程約150公里，兩小時後才到達旅館，前後花了近5小時，比正常時間多出4倍。

由於情勢不斷變化，我們只能靜觀其變。所幸，原定9月4日訪問匈牙利憲法法院的行程繼續不變，前後晤談了90分鐘，瞭解到匈牙利的法治進程與憲政制度。而此時布達佩斯的難民已經開始分流，一部分繼續留在東火車站；一部分決定留在邊界小鎮，順著鐵路走向奧地利；另一部分則經由多瑙河上的伊利沙白大橋走向100多公里外的奧匈邊界。英國BBC和匈牙利電視台一直全程現場報導。接待我們的匈牙利朋友說：這真是幾十年未見的大變局。

東難民湧入歐洲的危機，最後終因德、奧兩國決定開放大門、接納難民而暫時得到紓解。

歐盟新成員面對民主陣痛

我從現場觀察，深一層看到了更為細緻而難解的問題，那就是歐盟的新成員國，包括希臘、匈牙利、克羅埃西亞、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等國，儘管已告別了威權專制，走向民主化，但仍然面臨國家能力的不足與文化認同的分歧。這就像目前正在經歷民主陣痛與認同分歧的台灣一樣，同時承受三大現實問題的考驗。

第一，排外民族主義的勃興與文化認同的分歧。以匈、捷、斯、波四國為例，他們均堅持文化民族主義，強調自己是基督教國家，不願接納中東和北非難民和伊斯蘭教信徒。這些國家的政治領袖公開表示，只願接納難民中極少數的基督徒，而非絕大多數不同宗教信仰的非我族類。這是文化認同和宗教信仰上的分歧。

相對的，自二戰結束以來就不斷接納土耳其、南斯拉夫外籍勞工和中東難民的德國、奧地利和北歐的瑞典、芬蘭各國，卻願意基於人道主義精神，開放難民入境。而東歐這些「新歐洲」國家卻比較接近美、英當前的政治主流，強調必須以基督教文化為核心，拒絕多元文化主義，對伊斯蘭教和中東、北非人士採取拒斥的態度。換言之，這是從根源上反對一個多元族群和文化包容的歐盟。

第二，經濟發展條件的不足與國家能力的下頹。在此次難民危機中，匈牙利政府根本沒有危機處理的應變能力，連調派公車、紓解滯留車站和鐵路的人流，或是提前預擬應變方案，對不涉及難民路線的其他國內班車準時開動，都完全束手無策。因此，從維也納、布達佩斯到布拉格，這一向被視為「黃金三角」的中東歐地區，交通運輸一團混亂，許多旅遊行程被迫取消，火車班表也全面延誤。我自己花了比平常多三、四倍的時間，將近13小時才離開布達佩斯，到達捷克。如果是在台灣或大陸，新聞媒體和民眾恐怕早罵翻了，但在這裡，大家卻只有無言默然以對，連抗議都不可能。相對的，大陸的高鐵、航空和其他交通運輸事業快速成長，比中東歐或美國還要便利快捷。這凸顯大陸經濟建設的成果和國家能力的具足成長，這讓中東歐人民羨慕不已。

第三，民粹主義與「不自由的民主」持續滋長。匈牙利總理歐爾班主張維持一個「基督教的歐洲」，決定在匈牙利和塞爾維亞邊界築起高牆和鐵絲網、阻絕難民進入，而且還要進一步修法讓非法移民關進監獄。但他卻忘了，匈牙利地處東、西歐要衝，20多年前，大量東德民眾借道捷克、匈牙利，進入奧地利、西德，以用腳投票的方式促成了1989年的兩德統一，進一步結束了東歐共黨統治。而今，中東難民要借道匈牙利，進入奧、德，又如何可能用高牆和監獄阻絕呢？

波蘭也成為分裂的國家

除了匈牙利，過去經濟改革表現傑出的波蘭，最近也逐漸變成一個憤怒和分裂的國家。2015年10月，右翼民族主義政黨－法律與正義黨(PiS)贏得了議會多數席位，而其競選訴求是逆轉上屆政府所建立的自由民主秩序。該黨很快就兌現了這一承諾，取得對媒體、司法體系和憲法法院的控制權。該黨領袖卡欽斯基(Jaroslaw Kaczynski)表示，他正在效法匈牙利的「不自由民主」模式，領導一場文化反革命。他的民族主義支持者欣喜若狂。而他的批評者則是目瞪口呆，擺出迎戰的姿態。

2016年12月，這種對立局面達到了一個新高潮，反對黨議員認為，一項限制媒體進入議會採訪的政府舉措實在太過分，於是決定圍困議會議事廳，並要求政府改弦更張。結果，執政黨議員乾脆列隊進入另外一個房間，在爭議的情況下通過2017年的預算案。而在議會外，反政府的抗議群眾試圖阻止執政黨議員離開，政府的支持者則怒斥反對派綁架了民主。

波蘭憲法法院前院長熱普林斯基(Andrzej Rzeplinski)認為，卡欽斯基讓波蘭走回威權主義的道路。波蘭現任總統杜達(Andrzej Duda)卻指責，因反對派煽動，導致社會動盪。

波蘭反對黨人士強調，他們是唯一可以阻擋卡欽斯基和一黨專政的力量，因此綁架議會、阻止議事進行是正當的。如果讓法律與正義黨完成它的四年任期統治，將會毀掉這個國家。他們標榜維護民主，但所採取的手段卻阻礙了民主的進程。對於自由派失望的人卻認為：所有政治人物，不分執政或在野，都很可怕。這對台灣老百姓來說，實在是司空見慣了。

當然，這也正是東歐新興民主國家所面臨的共同困境，同時也是對歐盟能否存續的一大試煉。歐盟究竟能否統合各國的異見，超越文化認同與族群對立的分歧，讓惱人的難民和經濟問題迎韌而解，使自由民主體制能持續而非中輟，這將是歐盟能否持續的關鍵。

（作者係金門大學講座教授）

1980年代陳映真主編的《人間》雜誌率先以報導文學的形式，輔以大量的寫實照片，紀錄台灣社會底層的庶民生活，啟迪了當時眾多的年輕人，如今哲人已遠離，但其精神永存。

雖然陳映真過去十年在北京養病，但台灣有關他的相關研究及報導從不間斷，2015年4月在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的特展「鄉土人間與台灣」也展出了《人間》著名的報導與照片，為期半年之久，可見陳映真及《人間》對1980年代的年輕人有著深遠的影響。

1989年我在輔仁大學參與原住民服務性社團，有位團長就說：「《人間》是啟發我這一生人文關懷的起點。大學時舉辦山地周，請陳映真先生來學校演講，他不嫌棄學校社團沒有經費，願意前來，記得當時聽眾擠滿了淨心堂，大家都對他的那種濃郁的人文關懷，感動地不能自已！」這位團長現在擔任華碩電腦全球副總裁，也是輔仁大學的榮譽校友林宗樑。

深入探討社會問題

1985年11月《人間》以月刊及報導文學的形式創刊，到1989年9月，總共發行47期。每期以一個專題的方式深入探討、分析台灣所面對的各項議題、中國現狀及世界發展的最新趨勢。在內容上，可以分成四大面向：

一、《人間》意圖扭轉戰後台灣歷史由國民黨政府及資產階級所建構的史觀，改以群眾的觀點出發，打造庶民階級的歷史。也由於觀念的翻轉，一群「沒有姓名」的普羅大眾成為歷史的主角，《人間》就是替有口難言、有筆難書者，詮釋社會底層人士對於戰後歷史的看法，首次以「民眾史」的立場回顧戰後40年台灣社會發展的歷程。

二、對於台灣戰後的經濟發展，《人間》從「冷戰結構」與「依賴理論」的觀點切入，結構性論述戰後台灣成為「反共親美」的基地，無論是土地改革、加工出口區的成立，抑或整體的經濟建設，都是以美、日及西方陣營的需求為考量，成為西方資本主義下的殖民地，也是西方國家次要及高汙染工業產品的供應地。

三、《人間》對大陸充滿了期待之情。1987年解嚴之前即以精美的圖像、感性的文字介紹當時被政府視為「禁區」的大陸，甚至以大篇幅報導台灣記者首次採訪大陸的過程，將1949年以來兩岸斷裂的歷史關係巧妙地聯結在一起。對於「六四天安門事件」，《人間》期待中共當局實事求是、公正客觀地展開調查，並對「文革十年」做出嚴肅的總結與自我批判。《人間》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精神。

四、《人間》對1980年代台灣社會充滿了批判性與前瞻性。《人間》用超過一半以上篇幅的照片、深入報導並控訴當時的社會問題，讓讀者眼見為憑。不只是報導，《人間》更積極參與、介入議題，某種程度上，將報導文字當成工具或政治信念的載體。當今的公民記者、獨立媒體討論汙染公害、山林危機，《人間》早已探討過二仁溪的嗚咽、基隆河與濁水溪的病危報告及反杜邦的抗爭和後勁反五輕的激烈過程；在司法人權議題逐步被攤開討論的當代，《人間》透過湯英伸與祁家威的例子，伸張原住民與愛滋病患被漠視與汙名化的問題。《人間》是1980年代社會運動方式的呈現，是向不公義社會發出的宏亮之音。以當今現況而言，《人間》無異扮演了「先覺者」的角色。

《人間》在第43期刊登巨大的跨頁廣告，斗大的標題寫著：

做一個開創歷史的先鋒者：為社會弱勢者出聲，為文化解放開路，為政治經濟社會力尋找人文基盤，是台灣的中國的世界的歷史的時代批判與記錄者

對於陳映真而言，《人間》就是以報導文學結合攝影為媒介，從事台灣社會現實的探究、揭發、批判與報告。《人間》最早從關懷社會底層的弱勢族群及環境汙染問題出發，檢視社會發展的歷程及挖掘社會問題背後的真正原因，但也因為社會劇烈的變動，雜誌的內容不得不有所調整，包括陳映真在內的《人間》作者群，不斷地反思將《人間》和轉動迅速的台灣社會契合，儘管事後證明，《人間》的轉型可能是失敗的，導致《人間》最後停刊，但它依舊是1980年代唯一能從台灣歷史脈絡中尋找出日後社會將面臨的瓶頸的刊物。

陳映真愛台灣無庸置疑

陳映真說，《人間》訴求的對象是知識分子及中產階級，但關懷的卻是弱勢族群及社會的邊緣人；用精美的圖像印刷宣傳左派的人道主義關懷，就是運用資本主義的技巧打擊資本主義。由於陳映真最後十年在北京養病，引發有人質疑他的政治立場，但從《人間》所報導的議題及對台灣在1980年代社會運動的關注與參與，其熱愛台灣之心是無庸置疑的。陳映真的自我評價「台獨對我很有意見，可他們拿我沒辦法，他們可以說任何人不愛台灣，可他們不能說我不愛台灣，證據就是這本雜誌。」是那麼的鏗鏘有力。

陳映真、大頭，我們懷念您！我們懷念有《人間》的年代！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輔大兼任副教授）

原是客家庄的嘉義縣溪口鄉，在1895年乙未，發揮客家的硬頸精神，和入侵日軍進行一場劇烈攻防戰。但因此戰亂，導致被福佬給同化，現今當局正努力恢復鄉民客庄的記憶。

在溪口老街上早市的喧囂中，一大群原本走在溪口老街上準備上學的小朋友，突然轉入往溪口國小的秘密通道─中正路134巷內，巷中有古老的柑仔店，有會追人的狗。這樣轉左轉右的的捷徑是當地小朋友的共同記憶，現今，該巷道被鄉公所規畫為愛溪口祕密通道夢幻花園，作為觀光亮點。但該地青壯輩的人口不斷外流，多剩長者居住。老化一直是溪口的問題。

溪口早期是客家聚落

嘉義縣溪口鄉古稱雙溪口，因位於三疊溪與石龜溪（華興溪）交匯口而得名，此兩溪合流成北港溪後流入大海。開墾歷史可追溯到300餘年前，廣東饒平縣的住民因不願接受滿清統治，隨同鄭成功渡台，擇居雙溪口庄，墾地築屋，因此溪口早期可說是一客家聚落。鄉民奉祀自湖北武當山分靈玄天上帝聖像（正烏沉香）金身庇祐全境人民平安。清康熙38年(1699)由雙溪口庄地主張志成捐金募建北極殿；並在雍正6年(1728)強化引三疊溪溪水灌溉的「雙溪口大陂」，拓展灌溉面積，讓該聚落周邊出現大片水田。

清乾隆51年(1786)，台灣發生了規模最大的民變─林爽文抗清事件。雙溪口武舉人黃奠邦率鄉人追隨。於是，溪口聚落的房屋在渡海來台的清軍平亂中焚毀，但也因該事件導致戰禍不斷、生產停頓。又因林爽文和其手下是福建漳州人，即所謂閩南人或「福佬人」，客家跟他們不合。在清軍的招撫下，許多客家義民紛紛加入圍捕行列。雙溪口恢復平靜後，因北港溪河運之便，來自今雲林北港、新港，及嘉義梅山、朴子的貨物可在此集結販賣到嘉義城，原本短暫、機動性、擺攤的商業模式，轉向長久、固定性、店舖的形式，在道光年間(1820-1850)，形成雙溪口市街。但在道光12年(1832)嘉義縣發生大規模的閩粵械鬥，導火線即發生在此地。當時也有同為客屬的閩粵械鬥。如嘉義大林西半部的廣東饒平劉、陸豐張姓客屬，和東半部的福建永定江姓、南靖簡姓客屬，百餘年來因水源地的使用而水火不容。

該年發生的閩粵械鬥，為住在今天嘉義縣新港鄉北崙村的陳辦，因族人摘取雙溪口客家人張阿凜的芋葉被揍傷。陳辦為族人打抱不平，聚眾去搶張阿凜的芋頭。張阿凜一怒之下也率眾焚毀陳辦的房屋，並牽走陳實的牛。陳辨後因搶大林軍區的槍械被官府通緝，乃響應今台南市白河出身的張丙所主導的抗清民變，二者喊出「誓滅粵賊」口號，並夾攻雙溪口的張阿凜。不勝，反為所傷。可見雙溪口市街在經歷數次的民變和械鬥後，防禦設施已趨於完善。

苗栗嘉義客家人英勇抗日

1895年清廷因甲午戰爭慘敗被迫割讓台灣。當日軍南侵時，苗栗鄉民為躲避戰禍離鄉背井，台灣人將此情形俗稱「走番仔反」或「走日本仔反」。而苗栗頭份客家抗日義士徐驤自新竹一路南下抗日，並聯絡雲嘉境內包括西螺、雙溪口等客家庄和鄰近的大林客屬聯合抗日，庄眾在總理（相當於現在的鄉長）邱禮榜領導下，決定配合反抗奮戰。當時的雙溪口市街（現鄉公所所在地之溪東、溪西、溪北三村），自號為鐵國，因四周密竹高聳成牆，周邊尚繫繞一深闊的溝堀，只留東南西北四個隘門，莊內備有古式大砲，且街內多有忠義的鄉勇（民兵），自覺為唯一防禦鐵城，連外莊人也讚為鐵國。

該年10月，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的近衛師團（天皇的御林軍）所屬另一支日軍數千人，從雲林西螺南侵此地。當時往南到溪口，只有一條通往現和平橋方向的小路，往返溪口與北港溪北的米粉宮必須搭船，所以這條路成了當時溪口主要的交通要道。溪口附近的其他莊民聞知另一支日軍已攻東鄰的大林，紛紛前來雙溪口市街內求避。當時有6個日軍斥候兵，在莊外石龜溪附近偵查敵情時，莊民立刻開槍捕殺，旗開得勝，士氣昂揚。很多雲林縣、彰化縣的鄉民聽到打贏了也都從外地跑來。

後來，大林被北白川宮率領的日軍主力攻破後，當時邱總理遂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抵抗到底。翌日，日軍進攻雙溪口，邱總理即為領導，立即開槍迎敵，步槍大砲齊響。但日軍有比較新式的步槍及開花大砲，又聞溪口頑強抵抗，遂增強兵力，日軍從街上（今溪東村）東門及北門（忠孝門及忠愛門）攻進，民兵無法抵抗，遂告潰走。日軍攻破鐵牆，殺入莊內，並從上風處放火，頃刻間，整個雙溪口市街成焦土。如今，當地尚遺留一個俚諺：「鐵國變紙咯（紙罩）」，就是指溪口之役而言。

一個美麗堅固的樂土變為滿目淒涼的焦土，遍地死屍慘不忍睹。鄉公所舊址有一池塘，屍橫遍野，血流成河，但日軍死傷也不小。戰死的就直接埋在和平橋下來兩側，那時候只有溪口當地的人才有立墓碑，從彰化、雲林外地來的就沒有，有的只是放一塊石頭或什麼做個記號，後來遷的時候就全部撿到大眾爺廟。

20世紀至今的溪口

1906年的嘉義梅山大地震，溪口並未像鄰近的大林受到重創。但在台灣光復後，因為鄰近三疊溪與石龜溪交會處，在1959年發生的八七水災，兩條河流的大水加在一起的威力，讓整個溪口成為汪洋一片，許多民宅由於大水來得太快，來不及將一樓的東西搬到二樓，紛紛遭到泡水或流走，使得許多珍貴的舊照片、族譜等物品都遺失掉。

因為近兩甲子前的戰亂，現今，溪口聚落幾乎沒有會說客家話的人，他們的很多子孫也都不知道自己有著客家血統，可以說大部分已被閩南化了，成了「福佬客」，但唯一不變的是他們建立的祠堂及內部牌位階梯狀的擺設方式，提醒著他們傳統客家不忘本的精神與象徵。

現今，在中正路上溪口郵局對面的張名卿宗祠，正廳大門分別用紅底金字寫上「廣東」、「饒平」，標誌著張氏發源地。還有，在米粉宮附近的北港溪兩岸，隨處可見一個比一個大又圓的酸菜醃漬桶林立。在歲末隆冬之季可看見，成群農民沿襲客家傳統醃漬酸菜類以接龍的景象。

溪口曾出身的名人，首推嫁來溪口的媳婦許世賢(1908-1983)，有「嘉義媽祖婆」之稱，是嘉義政壇「許家班」的開山始祖；閩南語歌手江蕙也是溪口三疊溪村人。該地在去年12月初啟用了一個有創意的造景，成為溪口新地標。這是日方為了證明1895年當時，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軍攻占大林後，駐於此所立的碑。基座為鐵筋的混凝土，上為日本花崗石之碑。日據末期來往嘉義市和大林的火車駛進三疊溪村前，遠遠就能看見巍碑，這時台灣人就會被日本人要求向此碑起立致敬。光復後，殘存碑柱融於基座旁，成了兒童遊憩洞穴。去年，碑周邊的天臺殿，為吸引民眾前來參香，遂在該碑基座上設置大型公共藝術，在搭起鋼架後，號召鄉民們於蚵殼上寫下願望。有祈求父母身體健康、兒子考上理想學校、祈福公婆高壽等，小姑獨處的溪口鄉長劉純婷則寫上「出嫁」，透露出待嫁女兒心。5,000條承載百姓祈願的蚵貝披掛3層樓高的喜願樹上，隨著樹枝延伸直達天聽。

近年，溪口鄉政府一直努力幫鄉民找回自己是客家後裔的記憶。於是，在市街上設置客家文化館，也透過文化生活館，舉辦藝文活動等，希望傳承在地文化，吸引觀光客駐足。筆者建議不妨將溪口的抗日古戰場也作為經營的重點，並將溪口百餘年來的傳統產業重新在老街重現，吸引年輕人返鄉。例如，老街上有百年歷史的「張濟生」中藥店，從樑到腳踩的泥土地及俗稱「半樓仔」的閣樓，福州衫、耐火磚、土埆和竹編，都是停止流動的時光，幾十年守護在此的阿嬤親切的招呼，如常的濟世情懷，都是體現南台灣特有的人情味，值得外地遊客來體會。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1970年3月，大二下學期開學第一天，我就接到台大歷史系系主任陳捷先通知，要我去警總接受約談，因為上學期期末幫同學翻印了附匪學人顧頡剛的《當代中國史學》（1947年南京勝利出版公司初版）一書。

我去了警總出入境管理室，由一位少校負責接待，因有班上同學爸爸是警總田副司令，事先打過招呼，因此受到相當禮遇，不但泡茶請我，還送我一本《查禁圖書目錄》，目的是要我明瞭哪些書是禁書，不得翻印？從此我如獲至寶，按圖索驥，四處廣搜漏網禁書珍本，迄今禁書滿房間，甚至造成書災，嚴重影響居家品質，兒女們還戲稱是「核廢料」。

康寧祥和司馬文武創辦了《八十年代》雜誌後，我在該刊登了兩篇文章：〈新偽書通考─禁書政策下的掙扎與變型〉、〈禁書大觀—30年來哪些書被查禁了？〉1981年2月，我編寫了《禁》一書，交由台北四季出版社出版，作者用內人所取的「史為鑑」筆名，還常被朋友戲稱為「禁書專家」。

1980年美麗島軍法大審後不久，黃信介的弟弟黃天福辦了《鐘鼓樓》，創刊號可以說是美麗島事件專號，雜誌還未出刊，就在印刷廠被警總抄沒，一本都沒外流。後來黃天福送了我一本校對稿影印本，我如獲至寶。不料數天後，半夜兩點鐘，十幾名員警和調查員荷槍實彈到家中搜索，說接獲情資，我家藏有幾十包《鐘鼓樓》，結果是擺了大烏龍，全是故鄉出版社的《中學生成語辭典》。當晚全家人抱成一團，戰慄發抖到天亮！

30年後，有一天約了曾任職於前警備總部的郭大哥見面，邊喝咖啡，邊話天寶，兩人相談甚歡，相互調侃，大有「白頭宮女話天寶」之嘆。與他相識在一年前的一場宴席上，互相交換名片，他當場很訝異地說：「我以前任職於警備總部，你因為印禁書、賣禁書，一直是我工作的對象！」真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從此二人成為無所不談的好友。

回想大四畢業那年，我寫了一篇「閒話禁書」，對不合理的查禁制度，戕害言論、學術與出版自由，予以強烈抨擊，卻無處發表，最後黃雲（筆名黃夢冊）先生親自交給胡秋原先生，發表在1973年6月出版的《中華雜誌》上，開啟我畢生研究禁書、收集禁書、抨擊書禁制度的先河，後來該文收進史為鑑的《禁》書中。黃老先生因印行五四運動史與1930年代文學史禁書，被關進牢獄中，後來還死於獄中。他自隨軍隊來台，官拜少校，卻單身終其一生，著有《名利學》一書，內容類似《厚黑學》，不知其大陸親人知其最後下落否？每想起黃老，內心不勝感傷與無限懷念。

如今已經解除戒嚴，年輕世代哪能體會當年尋覓、偷藏及閱讀禁書的辛酸苦楚？！

（作者係退休中學教師）

光復中學學生變裝成納粹風波，駐德代表謝志偉見縫插針說「納粹陰魂還在台灣」，藍營除要求謝志偉下台外，似乎拿不出任何對策，究竟蔣介石是不是法西斯？國民黨人似乎欲言又止，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

新竹光復中學學生在校內活動變裝成納粹，引起了軒然大波，各界紛紛撻伐。獨派自然不會放過這個見縫插針的機會，其中尤以駐德代表謝志偉說「納粹陰魂還在台灣」，引起許多人的憤慨。但藍營人士除痛批謝志偉不適格，要求蔡政府應該撤換謝志偉，以及少部分人以「國府資助過受納粹迫害的猶太人」、「蔣介石支持反希特勒的行動」等，企圖切割蔣介石與納粹的關係之外，似乎對於謝志偉所提問題拿不出任何對策。因為，要說蔣沒有法西斯化傾向，絕不是事實。

二次下野成為法西斯開端

朱偉競博士在其所著《南京國民政府「法西斯」性質之探討(1927-1937年)》中，對此有相當完整的介紹。法西斯主義傳入中國的時間大約為1920年代，中國人將Fascism翻譯為「泛犧」，或意譯為「棒喝」，表示要「持棒喝打，振頑起愚」之意，這是一種對團體暴力主義的崇拜，後演譯為「法西斯蒂」或「法西斯主義」。由於法西斯主義本身缺乏深厚的理論基礎，因此初期在中國並不盛行。

而蔣介石帶領國民黨走向法西斯化的開端，就在1931年的「湯山事件」。

1931年初，蔣介石與胡漢民就是否要頒布《訓政時期約法》，起了很大的衝突，胡漢民認為：國父孫中山的《建國大綱》和全部遺教，足可作為約法，因此國民政府並不需要另行單獨制定約法，且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已經決定「以國父遺教為訓政時期中華民國最高根本法」，因此堅持拒絕頒布《訓政時期約法》。蔣在幾經與胡溝通無效後，一氣之下乾脆在1931年的2月28日，以宴客之名邀請胡漢民到自己住所晚餐，胡一到，便將其移送湯山軟禁，這便是當時有名的「湯山事件」。

蔣介石非法軟禁胡漢民的行為，引發兩廣人士的憤慨，汪精衛、孫科等人另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一夕之間，全國各界反蔣勢力大集結。但當雙方鬧得不可開交時，正好爆發了九一八事變，迫使寧粵雙方放下對抗攜手合作，10月14日胡漢民被釋放，結束了近8個月的軟禁，而蔣則被迫第二次下野。但蔣並不反思自己違法亂紀的行徑，卻認為「今次革命失敗」的原因，是因為「無幹部、無組織、無情報」所導致的。因此，如何建立幹部、組織與情報網，成為蔣介石構思的重心。

透過法西斯集大權於一身

此時，歐洲的法西斯主義正方興未艾，義大利的墨索里尼已完成了獨裁統治，希特勒所領導的納粹黨在德國也如旭日東升。這對清黨後黨內中心思想呈現真空狀態的國民黨產生了啟發，部分國民黨人認為法西斯主義是新的救國思想，尤其法西斯政黨對於打擊共產黨有著「卓越成效」，更引起了蔣介石的高度興趣。

於是在1932年，蔣批准了騰傑等人成立「三民主義力行社」（又稱藍衣社），又命陳立夫等人成立「青天白日團」（簡稱青白團），一個以軍界黃埔系為主，一個則以國民黨員為主，開始在各地吸收青年，推行法西斯活動。

力行社下轄的中華復興社所控制的「政訓研究班」，公開以《我的奮鬥》、《墨索里尼自傳》為教材。而陳立夫掌控的「幹社」，入社信條就是「堅決信奉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是反共救國的唯一道路」。同時對於反對者的聲音，也學習法西斯的暴力手段逼其噤聲，《申報》負責人史量才的被殺，就出自同屬力行社的戴笠之手。總之，不管是力行社或是青白團，以及相關隨附組織，目的就是透過法西斯主義，效忠、擁護最高領袖蔣介石。

對於蔣狸貓換太子用法西斯主義取代三民主義，胡漢民痛批說「最嚴重的，是專斷獨裁的軍閥—個人主義的寡頭政治抬頭者，篡奪中國國民黨黨權之不足，還想運用其『偷天換日』之故技，去三民主義而代之以所謂法西斯蒂主義，無論是所謂『藍衣社』或所謂『救亡社』，其擴展，雖然充類至盡，只能做到流氓式的偵探或暗殺為止」，胡認為國民黨的法西斯化是「三民主義前途的又一劫運」。

只不過，胡漢民的狗吠火車起不了什麼作用，在眾法西斯團體的逐步換血下，國民黨漸漸被轉化為法西斯政黨。隨著胡漢民的逝世，以及汪精衛的遇刺，蔣介石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更在1938年的4月1日，推翻原本國民黨在孫中山逝世後「不能更有總理」的決議，以文字遊戲的方式被推舉為「總裁」，徹底完成法西斯黨國的建設。階段性任務既已完成，力行社與青白團便無存在之必要，所轄青年都併入了新成立的三民主義青年團，或是新成立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軍統），與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中統）。

面對歷史才能反守為攻

獨派對藍營歷史論述的打擊方向，一為摧毀蔣介石是「人類的救星、世界的偉人」的完人形象，二為以當前所謂「民主普世價值」，來打擊過去國民黨的極權統治。藍營大多數人自陷於綠營的邏輯思維，又不願面對歷史真相，拼命想維護蔣介石的形象，導致綁手綁腳左支右絀。

要破除綠營的攻擊，首先是國民黨該自己給蔣介石一個合理的三七開，承認蔣並非完人，在許多問題上確實犯了錯誤。但蔣介石並未如納粹一般，在國內實行種族清洗屠殺政策，這與希特勒所犯下的反人類罪還差得很遠，充其量蔣只是一個失敗的佛朗哥將軍而已。

反觀，成天滿口民主人權的綠營，實際作為與暴力法西斯一模一樣，「太陽花」就是一場墨索里尼的羅馬進軍，綠營在野時說與勞工們站在一起，一執政立即背叛工人朋友的作法，也與納粹如出一轍。更不用說成天在那宣揚戰敗國史觀，根本是在為日本軍國主義復辟鋪路，美化日本壓榨台灣人民的歷史，這種行徑大開人類反殖民歷史的倒車，可說是全球新納粹主義的翹楚，難怪連挪威極右翼殺人魔布里維克（Anders BehringBreivik），都大讚台灣是成功的「民族國家」，獲得這項殊榮，獨派與綠營可說功不可沒。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台灣小劇場運動先行者王墨林，浪跡劇場界30年。他2015年於兩廳院國際藝術節推出執導的《長夜漫漫路迢迢》後宣告，《長夜》是他在台灣的封箱之作。是什麼原因造成他如此看淡台灣表演藝術圈？

王墨林2016年應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邀請，與北京行為藝術家共同發展《哈姆雷特機器詮釋學》，並於去年底在台北市立美術館雙年展中演出。再於台北看到他的作品，劇迷們高興之餘，也難免對他為何只願意在台灣以外的地方編導戲劇感到遺憾。

製作台灣首齣行動劇場

回想王墨林已在台灣劇場界30年，除了是小劇場運動的先鋒，也是資深劇場編導、文化評論家，又是藝術活動策畫人。他18歲考進國防部政戰學校戲劇系，1971年畢業後即進入軍中服役10年退伍，之後便到日本東京研習劇場藝術。1985年回台，在陳映真創辦的《人間》雜誌擔任文字記者兩年後，於1987年投入前衛劇場，1988年製作台灣首齣「行動劇場」《驅逐蘭嶼的惡靈》。當時蘭嶼島上的達悟族居民反對核廢料存放在他們的祖靈之地，王墨林把示威行動劇場化，與達悟族「飛魚祭」中跳的惡靈舞結合。

1991年，他成立「身體氣象館」，關注小劇場、身體文化、表演藝術和前衛藝術等議題。2002年，王墨林曾在一齣行動劇中，剪下退伍證上的國民黨黨旗，放在手心裡，吐口水淹沒，並在牆上寫「我以我的唾液證明我的存在」。他甚至在2006年發現罹患攝護腺癌後，仍堅強地接手經營牯嶺街小劇場。然而，像王墨林這樣一個長期用身體力量關注時局的藝術家，竟也對台灣的劇場失望。

「30年了，台灣不只文化界問題多，運作秩序混亂、分門分派，年輕人也愈來愈不重視知識，多年來劇場沒有太多進步，例如還在使用外國教材訓練身體。」王墨林嘆，當所見所聞愈來愈空洞化，他的心情便愈來愈虛無，也就益發感受自己不適合繼續待在台灣劇場界。

「我常告訴年輕人，外國人身體、行為與我們不同，但他們受全球化影響，以為是一樣的，一下子用日本鈴木忠志的演員訓練法，一下子用西方的果托夫斯基做身體訓練，至今還沒有找到自己的表演方法。」談到年輕人，王墨林認為新世代的「天然獨」，「只是凸顯台灣人失去脈絡而已」，他觀察台灣一直在找不同的文化認同，早期說台灣的政經文化受荷蘭影響很多，現在又講要重建平埔族歷史，才能架構台灣史，「這些都只是在找一個脈絡，就像大陸找黃河，台灣又不能找淡水河，只好找荷蘭、西班牙、平埔族。」

兩岸分隔切斷歷史脈絡

「台灣人對歷史源流的概念很弱，缺乏歷史觀。」王墨林感嘆，每個渡海來台的先民都把祖先牌位背在身上，祖先牌位就代表漢文化，只是這個脈絡在日據時期被漸漸切斷；及至1949年國民黨來台，因發展資本主義，一切向西方現代國家看齊，中華文化離傳統愈來愈遠。

「兩岸分隔造成很多歷史的上文被切斷，又找不到下文的延續，台灣被懸在半空的狀態中，就是失去脈絡。」王墨林說明，很多社會上的現代性概念如建築，是從日本轉介過來；蔣介石又灌輸大陸是「匪區」不要去，台灣人面對歷史，自然有某種程度的壓抑感。「台灣被日本人殖民統治加上戒嚴將近100年，年輕人生活在假歷史中太久。」他告訴年輕人，「文明要往前走，不是用口號。要多了解對岸，多知道台灣與日本、韓國、菲律賓等國家的關係，不要聽信政治語言，不要只用口號、意識形態解決問題。」

直言是美德，但王墨林的直言，給人一種憤怒鳥的印象，好像他對很多事都不滿意，常常批評這批評那。對此，他很坦然，「真人面前不說假話，假人也聽不懂我說的話。」

從網路上搜尋王墨林的資料，名號一大串，其實這麼多年來，他不被收編、拒絕妥協，一直站在批判立場的他，也因為敢言造成他在文化界被拒絕的困境。他曾經被推荐角逐藝文界大獎，未料一句「王墨林這個人爭議性太大」，被踢出賽局。最近他甚至因為不捨98歲老父親在年金改革議題上被指責，竟然請父親放棄18%，這些作為導致他更被視為另類，他搖搖頭，不以為意。

王墨林雖然說「看淡台灣劇場界」，但還是帶領著年輕人爬梳台灣小劇場運動史。透過整理，我們看到王墨林的生命歷程跟小劇場緊密牽連的關係，也同時看到他從80年代起在公共空間做各種演出，批判體制，相信這麼做可以翻轉社會的不公不義。只不過現在，他說了：「王墨林的存在就是台灣不公不義的證明」。

一般師範生總是給人保守拘謹的感覺，但台灣師範大學前文學院院長王仲孚很不一樣。他為了匡正中學歷史教育，挺身建言又著書。他說，歷史教育關係到中華民族命運的大事，豈能掉以輕心？

王仲孚是學術界知名的中國上古史研究學者。1936年出生於山東省黃縣（今龍口市），1949年到台灣。他自台中師範畢業後先進入中小學教書，後來保送台灣師範大學史地系，1965年畢業後再於1970年考取師大歷史研究所，從事中國上古史研究與教學。

當時台灣還處於戒嚴時期，很多的考古資料不易取得，再加上民國初年「疑古派」否定古史古書，雙重限制下要研究上古史談何容易。然而王仲孚在恩師朱雲影教授指導下，堅守上古史研究陣地，他以文獻經典為基礎，再以人類學、考古學對比研究「疑古派」觀點，探求上古史真相，著作《中國上古史專題研究》曾於1997年榮獲中山學術著作獎。

此外王仲孚還是位歷史教育家。明知歷史教育在台灣升學主義至上情況下是一門冷門學科，但他深知歷史教育對青少年教育的重要性，堅信「歷史認同」是「民族認同」的精神基礎，先決條件便是保留「歷史記憶」，這也是學校設置歷史課程的主要目標之一。為此，他不遺餘力地作育英才，從小學教到中學、大學及研究生，不以歷史科為「冷門」而減低歷史教學的熱誠。1983年獲聘高中歷史科編審委員，主編《高中歷史教科書》甚受好評；教科書開放出版後，由他主編的《高中歷史》課本最高記錄獲全台高中使用率達60%。

聽出李登輝心機

自1994年李登輝公開與司馬遼太郎對談，提到「中國」這個詞總是含糊不清時，王仲孚即已警惕到「李登輝是想借談話改造歷史教育，他想以台灣史為中心教育，通過歷史教育去中國化。」

如王仲孚所預料。李登輝果然指定杜正勝推動編寫國中課程《認識台灣》，把台灣史與中國史分割開來，並且從1997年9月開始在國中教授此新課程。王仲孚說明，當時國一講《認識台灣》，分歷史篇、地理篇與社會篇；國二從1998年新學期開始講中國史；國三講世界史。美其名謂「同心圓」的課程設計，讓學生先讀台灣史，後讀中國史，再讀世界史的學習程序，完全不符教育學上的「同心圓理論」。

《認識台灣》〈歷史篇〉不但把台灣史從中國史分離出來，而且「教材內容概念不清，含義模糊。」王仲孚一眼看穿《認識台灣》的爭議，例如把17世紀台灣稱作「國際競逐時期」，什麼叫「國際競逐」根本不知所云；把馬關條約後日本侵占台灣的50年改為「日治時期」，更是失去了歷史教育的立場，曾一再撰文予以駁斥。

《認識台灣》〈社會篇〉也極不專業。例如將台灣住民強分為閩南、客家、外省以及原住民四大族群。王仲孚認為那是出於政治目的，人工製造出來的，並非學術上的「族群」(Ethnic group)。他以客家族群為例，試問：「客家人有1949年來台，也有幾百年前來台，若按台獨人士分法，客家人算「外省族群」還是「客家族群？」

獨派掌控抗議無效

王仲孚氣憤新課本改變青少年的民族認同，提出「唯有歷史認同才有國家認同，把台灣史與中國史切開，誤導青少年以為台灣史是我們的歷史，中國史不是我們的歷史，甚至把中國視為外國。」這是何其嚴重的問題！

不光是國中歷史課本改造的不知所云，後來高中歷史課程也令王仲孚擔憂。過去高一全年和高二上學期是本國史共三冊，高二下教外國史，高三選修中國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但1999年開放民間編寫教科書，修訂88課綱（係指民國88年）開始，高一本國史減為二冊，台灣史與中國史切開，首次成為獨立單元。

王仲孚看到的不是歷史課教學時數的增減，而是洞悉此變動意將削減中國史的教學內容。「保留歷史記憶要通過一種歷史意識，認同『這是我們的歷史』才能產生『民族認同』或『國家認同』。一旦歷史失憶，歷史認同錯亂，必然會產生對民族或國家的距離感。」王仲孚指出，「好比課文行文時自然要用『台灣光復』，怎麼會用『終戰』？怎麼會捨台灣人尊敬的孔廟不提，而選擇日本人在台留下的神社介紹給學生？」教材選擇的取向，表示了分離的、去中國化的政策。

王仲孚很清楚，任何一種觀念，一種說法，一旦進入教育體系，成氣候之後，就很難改變。自他知道《認識台灣》籌編以來，他即提出抗議，但「那時候教育部由李登輝遙控，裡面有很多獨派人士，我們根本無法制止教育部出版。其實不單是教育部，大學院校裡、行政單位、國科會等幾乎全是獨派掌控。」

「國可亡，史不可亡。」明知中學的歷史教育起了大變動卻無法導正，王仲孚不氣餒，他於1999年出版《認識台灣國中教科書參考檔》，企圖讓歷史教育界及學生知道如何擺脫綠色政治的汙染，該書出版後不久即銷售一空，再於2001年主編出版《為歷史留下見證：《認識台灣》教科書參考文件》，再次引起巨大迴響。

2000年陳水扁執政後，因應九年一貫課程推出過渡性質的「高中95暫綱」，台灣史在高中首次獨立成冊，脫離中國史範圍教授，之後杜正勝在教育部長任內遴選課綱委員，將95暫綱修為98課綱並預訂2009年實施。2008年馬英九執政後，時任教育部長鄭瑞城表示「因國文和歷史兩科有爭議，要再檢討」，宣布暫緩實施。王仲孚痛心地表示，「當初根本就應該廢除98課綱，其總綱內容不僅沒變，而且全體課綱委員都是政黨輪替前的同一批人。」

2011年，國民黨中常會有人建議刪除高中歷史教科書中的皇民化、 台灣意識等不宜內容，將台灣史與中國史合併稱為本國史，可惜最後並沒有落實。95暫綱遂沿用至2012年的101新課綱實施為止；2014年再進行微調，也就是103微調課綱。

歷史教學須有國家立場

翻看現在中學歷史教科書，很多用字從「我國」改為「中國」、秦王政「統一天下」改成「兼併六國」、「武昌起義」改成「武昌起事」、台灣「光復」改為「戰後」、「中法」戰爭改為「清法」戰爭…，這些改變，失去了國家的立場，王仲孚不以為然。

他知道有些後輩支持他，只是不敢站出來抗拒。「主張台獨的人出路很多，他們會互相拉拔。而研究生如有統派意識，論文口試就很難通過、會受到刁難，畢業後找工作也很難，給你戴上統派的帽子，一定會四處碰壁，找不到教職。這是很現實的，不能怪研究生，整個氣氛是這樣，他們不得不見風轉舵。」王仲孚指指自己說，「我也是升了教授之後才跳出來的，否則一定會被打壓，無法升教授。」

「歷史教科書本來就應該有國家立場，各國皆然。」王仲孚認為一個理想的歷史教學必須有國家民族的立場，課綱的目標不可背離憲法精神。「若依最近十多年來中學歷史課程發生的重大偏差來看，只會害台灣更走不出去。」他認為讓大家重新正確認識歷史的方法很多，比如在電子媒體開節目，以國中或高中、大學生為對象，舉行歷史知識比賽，從故事傳達歷史知識，一點一滴改變觀念；或者出版深入淺出的單本小冊子，介紹歷史人物或民族英雄，讓學生保留民族歷史記憶…。王仲孚有很多專業方法可以讓學生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策略，但是「現在管理台灣的人不認同中國，這些方法恐怕只能激起一點浪花，但我們還是應努力恢復正常的歷史教育。」

《美日安保條約》全名為「美國與日本之間互相合作與安全保障條約」(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簽訂於1960年1月19日(同年5月19日生效)，宣示雙方應廣泛合作並建立軍事安全同盟，強化美日關係。

日本二戰戰敗後，由以美國為主的盟國占領統治，且被解除武裝。1951年全球冷戰格局形成，美蘇對立，韓戰正在進行，日本欲與各國簽和約，以恢復主權、重建經濟，美國則想單獨繼續使用日本的軍事基地，防堵共產勢力向東亞挺進，該年7月兩國簽訂《安保條約》，是為舊《美日安保條約》。該約規定美國保護日本，但美方未有明確承諾，彼此沒有諮商機制，而且諸如美軍在日本有鎮壓暴亂的權力等，日本認為其為不平等條約，要求修改內容，兩國遂重訂新約，延用至今。當年日本執政的自民黨要在國會通過條約案時，曾引發在野黨、左派、學生強力抗爭，一度有650萬人包圍國會。

《美日安保條約》最重要的內容是第5條「共同防衛」：在日本施政的領域下，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武力攻擊，依照本國憲法的規定和手續，可採取行動對付共同危險。亦即當美日雙方所處地區受到軍事攻擊，面臨「共同危險」時，需互相協助。

第6條「遠東範圍」：為保障日本安全，以及遠東地區的國際和平與安全，美國得使用日本境內陸、海、空軍設施與基地。不僅允許美國在日本領土設立美軍基地，「遠東地區」一詞的解釋空間相當大。

1970年代，由於越戰、美國經濟衰弱等因素，美國希望日本能夠在區域安全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自衛隊能和美軍共同作戰，遂於1978年11月再訂立更詳細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Guidelines for U. S. - 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指出美日在預防對日本侵略、回應對日本的武力攻擊，以及面對遠東地區衝突的合作等三個領域，得進行合作演習、情報交換與共同研究。

1997年9月美日達成的「美日安保新合作指針」進一步強調，「日本周邊」是事態概念，而非地理概念。換言之，只要美國認定某事態干擾了遠東的「和平與安全」，就可依條約動用武力，日本亦需配合。

長久以來，美國藉《安保條約》施展其軍事力量，在東亞鞏固其霸權與國家利益。日本也以與美國合作為由，不斷加強軍事現代化，2015月9月解禁「集體自衛權」，也開始干預南海等區域事務。

2014年4月25日，美國總統歐巴馬訪日時，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發表聯合聲明，稱《美日安保條約》「包括尖閣諸島(釣魚台列嶼）在內，適用於所有處於日本施政權之下的區域」。儘管美國曾言不會對釣魚台列嶼的主權問題表示立場，但由於美國目前承認日本擁有其行政管理權，因此《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台。

2012年重新執政的安倍晉三，高調推出「安倍經濟學」，五年來連續射出「安倍三支箭」及「新三支箭」，成為許多亞太國家學習的措施，但「安倍經濟學」的成效究竟如何？可從2017年度新預算案中看出端倪。

儘管五年來安倍政府一再祭出量寬貨幣政策搶救日本經濟，所得成效卻一直無法達到預期，截至目前為止，可以肯定的是，日本經濟不會再跌回通貨緊縮的泥淖，但整體經濟再成長動能啟動不了，而政府公共部門財政赤字高，迄今難減，外部貿易投資機遇又受阻，以致多數國際機構預測日本今年經濟恐怕仍然困難重重。

不過，歐洲金融機構在去年12月底卻做出另類觀察，因為出口強勢成長，加上近期全世界經濟循環已出現改善態勢，尤其是全球意外的「川普因素」將帶動今年美國財政擴張及製造業回流大投資，促使美國充分就業及國內經濟全面改善，或許日本可以波及得利而使經濟成長強於早先預期。也因此，主要歐洲金融機構預測，今年日本經濟成長率可以達到0.9%，2018年還可以成長0.7%，算是截至目前為止，對日本經濟前景最樂觀的判斷。

只能促使經濟度溫和復甦

去年1月，日本中央銀行宣布跟進歐盟的「負利率」政策，反向操作進一步降息，並且公開表態要持續採行超低利率政策，讓全世界大感意外。

除了去年初的寬鬆貨幣政策，8月2日安倍政府通過內閣決議，推動新一回合金額高達28.1兆日圓、名為「實現投資未來的經濟對策」的經濟刺激方案。此一規模是世界金融海嘯危機後，陸續採取的財政刺激方案中，總刺激金額排名第三，僅次於2008年的56.8兆日圓和2009年37兆日圓的大手筆。

日本自去年初推行負利率政策後，長期和超長期利率出現了始料未及的過度下降，為避免長期利率長時間落入負值區間，日本央行去年9月決定調整貨幣政策框架，將「安倍三支箭」射出以來的貨幣量寬政策目標，從稍前的「擴大貨幣供應量」，轉為「實施長期利率調控」，促使10年期國債殖利率維持在零左右。

2016年日本經濟在實施負利率、加碼財政刺激措施的多重影響下緩慢復甦，貿易回暖、企業景氣上升，股市在年底也一度升至年內高點，資料顯示，日本失業率已在去年10月份降至3.1%，創20年新低，部分非製造業的企業雇工意願有效增強。但安倍經濟學的整體成效並未能達到預期，已然使日本這個深陷通貨緊縮超過20年的國家，依舊未找到足以激勵強勁成長的良方，可預見未來經濟成長幅度仍極有限。

QQE降低債務負擔

日本QQE超寬鬆貨幣政策的堅持，並未能實質拉起通貨膨脹率，卻達成了降低債務負擔的直接效果。日經新聞指出，受日本銀行負利率及國債殖利率降為零的政策影響，支付給投資者的國債年利率，預期也降至1.1%，全年節省了5,000億日圓的公共負擔。

1993年以來，日本即處於財政赤字狀態，且其赤字率遠高於其他所有先進國家；因此，安倍二度主政後就一直試圖降低持續發行國債的依賴度。

去年11月中旬，受到「川普效應」持續發酵，日本10年期國債殖利率水準升回到正殖區間後，節節攀升，現已近0.08%。財政部正好可以利用此價格低點，進一步減少20年期、10年期、5年期和1年期的國債發行規模，同時提高40年期規模，由去年原定的2.4兆提升至3兆，以更有效地利用在央行寬鬆貨幣政策所帶來的持續低債券低殖利率。

質變釋出8兆強力貨幣

不過，日本債券市場在央行連續大規模資產購買的計畫下，出現了「籌碼枯竭」的新困境。截至去年9月底，日本央行(BOJ)持有公共債務總額38%，超過1,000兆日圓，早已是日本GDP的兩倍以上。倘若央行維持QE規模不變，而當債券新發行額度縮水5%，將不啻為日本央行帶來近8兆日圓的缺口。

因此，BOJ必須從民間持有人手中購買更多的現存債券來彌補該缺口。這意味著，當BOJ印鈔救市的錢轉為朝向民間資產購買時，等於轉變為「開放循環印鈔救市」，勢將肇致民間市場乍然出現8兆日圓的「超級強力貨幣」，衍生莫大市場乘數效應，實已是日本QQE的大擴張，而非此前安倍宣示要緊縮QQE的本意了。當去年12月20日，財政部國債購買計畫一發布，日圓報價立即應聲下跌，日本國債殖利率繼續下挫。

內外部均有不利因素

然則，當前日本經濟面對的內外部不利因素挑戰，仍然不小。

在內部變數方面，民間消費和企業支出持續停滯，對「安倍經濟學」構成莫大威脅，乃至迄今仍遭到國內外質疑，甚至被普遍認為「安倍經濟學」的效果一直相當有限。

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認為，去年是艱難的一年，但逆風正在轉為順風；對於有人認為，既然可見未來潛在成長率仍然偏低，則日本政府更應當設定一個較低的通貨膨脹目標，黑田東彥不表贊同，反而更堅定地認為，正因為日本經濟成長率低，才更應當設定較高的通貨膨脹目標，以確保QQE貨幣寬鬆的更大空間。

因此，去年12月26日安倍在東京與企業領袖進行會談時信誓旦旦表示，已經看到日本經濟的積極跡象，希望日本企業能夠加薪救經濟。但日本共同社評論文章直指：「安倍經濟學」所採取的一籃子刺激方案，迄未能讓日本擺脫通貨緊縮困擾，尤其工商業投資領域成長幾乎停滯，「成長停滯的消費和企業支出」仍將是2017年經濟治理的頭號難題。

另外一個日本不能忽視的內部變數是2017年度預算案。

日本政府去年12月下旬通過2017年度預算案，總額高達97.4547兆日圓，合約8,300億美元，比2016年度預算足足增加了7,329億日圓（增幅0.8%），連續第5年刷新歷史紀錄。

世界金融海嘯危機爆發至今，日本的財政赤字率仍在繼續惡化，2011年高達-8.6%，2015年仍達-6.6%，目前在先進國家中居於最高位。因此，2017新年度，即使全國稅收收入成長依舊緩慢，安倍政府還是不得不持續把預留給貨幣市場的資金，轉用為滿足因老齡化加劇不斷成長的社會成本支出需求。2017年度預算案的落實，主要仰賴低利率與弱勢日圓來限制財政赤字擴大，顯示政府在減輕高居工業國家首位的公共債務負擔將面臨挑戰。

幾度加碼的「安倍經濟學」效力不佳，財政赤字和外部貿易拓展機遇受阻，使得2017年度預算案凸顯出安倍政府在節制開支上所面臨的掙扎，削減支出對於安倍能否在2020財年結束前，達成實現基本財政收支盈餘的宏大目標，實具關鍵性影響。

因此，從國家財政健全性的角度來看，安倍經濟學是失敗的。

TPP擱淺危機

日本經濟發展的外部變數方面，面對的問題恐怕更大。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自貿協定遭到美國新總統川普反對，有瀕臨擱淺危機，對日本經濟成長的外部條件，勢必產生極其重大的影響。

依美國彼得森經濟研究所模型預測，TPP一旦付諸實施，直至2025年之前，日本可以增加1,400億美元的年出口額和1,000億美元的年產值，成為TPP自貿區的最大受益國。TPP條款涉及的改革，被認為是「安倍經濟學」的重要元素。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指出，TPP的啟動對日本經濟復甦具有高度決定性作用，TPP中有關外商直接投資的非歧視性原則、禁止強制外國公司技術轉讓、對外國公司開放政府採購、削減國有企業補貼等條規項目，將為「走出去」的日本企業，創造對外公平競爭的環境。

但是，在川普變數的阻隔下，這原本極其美妙的對外經濟願景恐怕會破滅；然則，倘若川普另外想拉攏俄羅斯與日本，以共同圍堵、對抗強勢崛起的中國，則俄羅斯及日本又有可能在TPP計畫之外，另謀壯大自己之路。總之，日本經濟再創第二春的機會還是存在的。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

2016年台股有兩個現象，一是外資決定台股的漲跌，二是日成交值與年成交值大幅萎縮，顯示民眾對資本市場的參與熱情降溫。放眼2017年，蔡政府能否改善經濟進而刺激台股，大家都在看。

一般來說，推動股市上漲的主要動力是成交量，也就是術語說的「天量之後有天價」。為什麼推升股市要靠成交量？因為現在大盤有千百檔股票，但每一檔股票並不是第一天上市交易，越早期的股票在過去的幾波高檔中有越多的「陣亡將士」，當這些被套牢了幾年甚或十幾年的股票，一旦有解套的機會時，想必會把握機會賣出。因此，股票套越久、沒信心的人陸續下車（賣出）後，籌碼越乾淨，籌碼越乾淨代表不需要很大的成交量就可以創造漲幅波段，但2016年12月26日在外資放年假的情況下，台股僅有318億成交值，這意味著一件事，沒有外資，台股根本就漲不動，這難道不是一個警訊？

有人把台股市場大戶不買股票歸咎為，內資與外資有不同的稅率，導致台灣的資本市場被外資所操控。這種想法嚴格說來滿奇怪的，外資在台灣市場不是一天兩天，如果過去沒有這樣的問題，那麼就算外資現在是個問題，也不意味它是主要問題，把外資當成主要問題來打，只不過是取悅台灣資本家的一種作法。

台灣錢流向股市房市

台灣市場從來不缺資金，只是這些資金一向只選擇最有效率的市場。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全世界就陷入資金過剩的局面，各國央行用量化寬鬆手段刺激的經濟，嚴格說來只是一種泡沫，經濟並沒有回到正軌，資金也沒有用在實體經濟的投資，所以幾乎全部又回到金融市場之中。台灣股市沒有跌並不是台灣經濟特別好，而是沒有實體經濟可投資的市場（只剩鴻海和台積電），資金永遠只流向股市與房市兩個地方。

自2008年迄今，房價漲了多少？美國FED升息後，台灣為什麼不升息？升息不是最好的打房手段嗎？如果思考一件事，台灣的錢是不是都套在房市裡？答案顯然是肯定的。但房市目前顯然無以為繼，有新建好的豪宅賣了三年只售出兩戶，當初買房、養房等賺差價的人如今都被套牢，因為房屋市場也出現「追價無力」的情況，既然不能繼續看好，當然就沒有後續買盤，所以專家看跌2017年房市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台北的房價連月薪60萬的人都買不起，更何況現在只有22K。其次，政府也不敢讓它跌，因為政府自己不搞十大建設帶動內需，就只能靠房地產，低利率就是這麼來的。

如果蔡政府為了迎合內資而讓外資失望，一旦4,500億的外資撤離，政府不但收不到稅，也可能波及台股的動能減弱，對民調已經走空的蔡政府來說，她敢或能這樣做嗎？也因此，官員祭出了台股當日沖銷交易稅率減半這種腦殘的想法，以為這樣就可以搶救台股低迷不振的量能，其實並不見得有用。

投資學告訴我們，獲利的最佳手段是「長期持有」，雖然除了台積電、鴻海、台塑四寶之外，這種想法在台灣股市未必是對的，但當日沖銷絕對不是投資而是一種賭博，而且是鼓勵股民要賭大的。就算它能刺激些許買盤，但這種作法無非只是短多長空，這是一個財經官員該講的話嗎？

資金總要找出路

展望2017年的股票市場，讓人有種矛盾的情結。因為股票實質上漲靠的是景氣行情，但看了蔡政府過去8個月的作為，會對未來充滿期待的人大概不多。目前的台股表現是延續去年的走勢，由資金行情在主導。在美股最近大漲的帶動下，除非川普上台後把中美關係弄僵了，否則在中美都有需求的帶動下，全球經濟應該比2016年要來得好些，那麼以出口為導向的台灣經濟就不至於太壞。

再者，本土資金總要有去處，一坪200萬的房價只是喊好聽的，除非未來會漲到300萬，不然誰會想接手？資金總要找出路，彭准南讓年利率低到0.65%，就是告訴你存錢沒有用，投資會漲的股票市場終究是一個比定存較好的選擇。而且，可能會有人把股票上漲後賺的錢拿去買房子，那麼房市也會有再漲的本錢。這樣看來，或許不必把2017年的股市看得很壞。

（作者係媒體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