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從美國返台後30多年來，在三所公立和二所私立大學任教過，親身體驗和洞察出台灣高等教育正往頹勢與異化方向發展，後又有機會應邀前往大陸、澳門高校客座，與大陸本科/研究生有實際接觸，讓我得以對兩岸三地高校做比較的經驗。

國家競爭力植基於教育

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世界上有無競爭力，主要取決於自身在教育/學術上的品質優劣與進步衰退。在經濟發展上，台灣曾在1960至1990年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緣於當時國民黨退守台灣後對高等教育政策走向與學術研究品質的堅持，看看當年台大、清華、政大乃至師大的校務主持者，皆為學術俊秀與教育精英，便一目瞭然。沒有傅斯年、梅貽琦、錢思亮、陳大齊、劉季洪、劉真等堅持學術教育理念，以培養國家人才為己任，便無1960年代以後台灣在發展建設上的突飛猛進。

台灣的國際競爭力與台灣有知識菁英與學術人才密切相關。半個世紀過去了，台灣目前在各個領域的發展，皆被新加坡、南韓、香港超越，主要原因在於台灣高等教育出了問題，這使台灣在社會發展和國際競爭力上「邊緣化」了。

台灣高等教育的異化

所謂「異化」(Alienation)是指事物A向其自身做疏離，最後出現A的反面。由此，台灣高等教育的異化指的是，高等教育在台灣由過去優良的品質向其自身做疏離與侵蝕，在教育學術發展取向上，這叫背道而馳，向原本的教育理想與學術倫理做逆反。

台灣高等教育的異化始於1994年，李遠哲頂著諾貝爾化學獎的光環由美返台，在李登輝的禮遇下，以「太上國師」/知識霸權之尊，配合「民間（民粹主義）教改運動」，提出並執行教育改革。李遠哲的「教改」，意涵高等教育要普及化、民主化，包括廣設高中、大學，要多元入學，要教授治校。

在李登輝加持及教育部長吳京「高教兩條國道」概念的配合下，台灣高教迅速擴張，私立大學如雨後春筍冒出，新設公立大學也快速增加，技職學校一律升格為技術學院，技職專校改制為科技大學，放眼望去全台灣幾乎一鄉鎮一大學，高教密度世界第一。又在少子化的趨勢下，幾乎人人都可上大學，甚至大學本科入學考試，各科總分加權不到10分照樣錄取，學生素質低劣可想而知，「菁英教育」成為笑談。

在職專修班滋生各種弊端

至於研究所，本應是大學中更上層樓的菁英教育，但在「多元入學」教育制度結構性的異化下，各種名目紛雜的碩士專班，讓上至議員、縣市長、各層級公務人員，通過形式化推薦進入研究所，更有甚者是將教育部制定的「吳寶春條款」加以濫用，讓許多只有中小學學歷的中小企業人物，「依例循規」進入碩士專班就讀。試想這些人忙公務、做生意、交際應酬還來不及，哪有時間來校上課並寫碩士論文？

我曾在碩士專班課堂上見到一位「局長級」在職研究生，開學第一堂課他出席上課，學期最後一節課他來繳「期末研究報告」，其餘課堂「因公請假」。我在第一堂課即發給專題授課大綱，明白規定課堂出席率占學期成績百分比，這位局長級在職研究生一學期只到課二次，最後當然拿到F。

更嚴重的是，在職專班這些研究生最缺乏的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訓練，不論質化研究或量化研究皆然，尤其是複雜的「實驗設計」涉及變項、效度、P值、ANOVA，在職生聽課時大多一頭霧水，如此這般，論文研究無從下筆，最後不是剽竊、抄襲，就是找槍手代寫，又在指導教授有意識的「放水」下蒙混過關，可見「論文門」背後所反映的是學術/知識/學位須為權力（政權/金權）服務，一旦學術/知識/學位成為政治社會的奴婢，「知識無價」在台灣徹底破產。這種學術弊端其實展現出國家發展中教育與社會結構性的矛盾。

學術須嚴謹，學位是榮譽，學術加學位是崇高，人有學格主要指循正道獲取學術知識，但問題是實務界不談「學格」，只講「學位」。筆者要問的，實務界是否需要碩博士學位，作為升遷門檻必要且充分的條件？未必然。在各行各業表現優異、有成就、無學位者中外多矣，何須迷思於「學位掛帥論」？然而，在台灣上下交相「搞學位」，這是典型的台灣世俗社會形式主義與功利主義在作祟。

高教學位論文剽竊成風

學術知識的頹勢也發生在博士班。我完全按照美國大學博士班的正常要求，從教材、閱讀資料到課堂講課，全部英文，因為這是該所的核心必修課，也是一個大學國際化的基本要求。學生須每二周讀完一本原文專著，並依時繳上讀書報告。有些博士生閱讀原文專著有難度，但勉力寫出簡單讀書報告，有同學索性整段整段地抄襲他人報告，我閱讀後用紅筆勾圈出抄襲部分，評語「有抄襲，涉學術詐欺，成績F」。林智堅碩士論文抄襲案一夕爆發，並接二連三出現「論文門」剽竊案，說明台灣高教多元入學不但悖離社會公平正義，而且素質往下坡走。

台灣高教學位論文剽竊成風，學界流行知識詐欺，顯現出學生的學養素質出現學思荒殆，教授應有的嚴謹治學態度也已成明日黃花，至於政學勾結，將知識當成商品販售，乃至推出撰寫論文生產模式，甚至引介ChatGPT投機捷徑讓學生快速複製，編湊成文，這些都是學術知識異化、墮落、衰退的現象。

從比較中看台灣高教頹勢

筆者有機會在研究所博/碩士班任教，也為推廣博雅教育在大學部開授過通識專題。1990年代以後，有幸在吉林大學、澳門大學、北京大學、廣州中山大學客座講學。在累積兩岸三地教學經驗的比較評比後，更覺得台灣高等教育的異化與危機嚴重。

先說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問題。強調「國際化」的大學，目標在增進學術知識競爭力，收取外籍學生來校就讀，藉此添增校園族群多元文化與溝通，這種國際化大學多以雙語（本國語+英語）教學為特色，研究所更以國際通用語言英語授課。舉例來說，筆者在澳門大學客座期間，在政治與行政系以英文開授「政治學導論」，澳大本科生居然能聽懂英文講課，並以英文做筆記，頗難得。北京大學「國際化」與清華大學一樣深入，我在社會發展研究所用英文給研究生講「馬克思主義專題」，講畢，同學以英文發問並討論。廣州中山大學一樣國際化，我在政治與公共事務系給研究生和本科生分別講「比較政治學理論」和「政府論」，皆用英文講課，寫英文板書，他們聽得懂並做筆記，也有同學用英文發問。在政大東亞所博士班、中山大學中山學術所博士班上課，教材講義都是英文，講授也用英文（偶爾夾雜一點中文），課後有同學告訴我：每周閱讀原文教材，寫讀書報告有壓力；上課聽講與隨堂寫英文筆記也有困難。

港澳台陸四地都就以英文作為國際語言講課、聽課而言，台灣的大學「國際化」程度較差，即使標榜「國際化」，實質上也多流於表面形式，虛應故事，因為學生語文素質在兩岸四地最差。

高等教育不應是平民教育

人生而平等，指的是人格、權利與機會的平等，但不表示人的智力平等。大學絕對是菁英教育，從亞里斯多德到康德，從杜威到哈伯瑪斯，沒有一個思想家/教育家把大學當成平民教育，即使中古時代奧古斯丁、阿奎那也是這樣看待高等教育。在東方中國，古代有太學（高教），近代有大學堂，民國時期蔡元培、胡適、傅斯年均極重視大學教育，梁漱溟、晏陽初雖推廣鄉村教育/平民教育，但沒有一人強調人人都應讀大學，故台灣一鄉一鎮一大學，是重量不重質，根本違背東西方大學傳統菁英教育的理念。

台灣有160餘所大專院校，密度全球第一，這是重量不重質的典型表現。近年少子化的趨勢，招生缺額嚴重不可避免，再加上高教資源不足，高校倒閉風潮蔓延，這是台灣缺乏穩定一貫高教政策所致，也是對李遠哲式知識霸權與台灣民粹主義教改的反諷。

破除台灣高教危機之道

台灣高教最大危機是政治干預學術。民進黨政府為了「卡管」，想盡理由不讓管中閔上任，為此不惜換掉兩個教育部長，可見台灣政治力以「邪惡的平庸」干預學術自由之深。

春秋戰國時代中國學術思想百家爭鳴，各國君主尊重學術，禮遇知識分子/讀書人（儒生），孕育出兼容並蓄的中華文化。民國初年北洋軍閥講政治威權，仍讓蔡元培主持北大，任其自由辦學。「五四運動」由北大領導，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北洋政府並未以政治威權免去蔡元培教育總長之職。今日執政的民進黨居然以「政治顏色」，堂而皇之地干預學術自由，並以此欽定「知識妥當性」，其倒行逆施為今日世界文明國家所罕見。

政治必須離開大學，還台灣高校學術自由，才能競比國際。最後，大學校長更要有脊梁與遠見，努力提升台灣學術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才能防止台灣高教危機繼續惡化。

（作者係中山大學名譽教授）

農業及食品在台灣所呈現的生產毛額(GDP)，占總體GDP的6.6%，但初級農林漁牧業的產出僅占1.4%，唯就民生所賴，卻是任一國家皆不可或缺的產業。台灣的耕地面積共計73.5萬公頃，水稻的種植面積最大，為22.4萬公頃，但台灣的糧食自給率卻僅30%左右，表示台灣居民生活在一個不安全的環境中。為未雨綢繆，政府應持續不斷地強化農業生產。本文針對農業政策提出五項須檢討改進之處。

土壤必須保持健康安全

每一個政府都必定會考量境內糧食的生產及儲存量，以備天然災害、國際經貿障礙、或戰事發生時可以救災救急之用。因為糧食的生產有90%源自土壤，所以土壤的健康肥沃與否，直接影響到糧食生產的多寡，但國際間的農耕地因為機械化耕耘、表土不斷地流失、大量施用化學肥料及農藥致使土壤中之有機質快速地分解，而產生溫室氣體中的二氧化碳，所以地力逐漸貧瘠，於是農民只好增加化學肥料的施用量，形成惡性循環的結果。使用多量的農業化學物質後，尚會破壞土壤的生態環境，污染地下水，對持續糧食生產造成負面影響。要排除這些缺失，唯有推廣有機農業一途。

台灣的農地因以往的經營管理差異，而產生各種生產力不等的田地，政府應按其土壤適合耕種的程度予以分級，若有農地因建物或工業污染，致使農田不適耕種，就可當成綠電發展的地點，反之，良好農耕地就不宜發展太陽能光電之用，否則太陽能光電板的架設彼此之間就必須要有一定間隔距離，以便有適度的陽光可從間隔處，照射到栽種在光電板下的作物。

另外，蔡政府於推動「農電共生」產業時，要求在太陽光電板下所栽植的作物，必須要生長在一定比率容積的溫網室中，此項規定的必要性令人費解，因為如此規範反而會讓作物生長所需的基本條件，如光線、通風、溫度及降雨等，受到進一步的阻礙。國際上已有研究報導稱，溫室內的土壤普遍存在劣化，及其地下水枯竭，或遭受肥料及農藥污染的情形；再者，減少了自然生態環境中生物多樣性的種類及數量，同時也顯著地增加了農電共生營造者的成本。所以此一規範就農地維護、自然生態保育、環境因子對作物生產的衝擊、以及生產成本的增加而言，實在不是一項必要的規定。

進口食品要注意食安

食品安全直接和人體健康密切相關，因此國際上針對自產或進口食品都會進行檢驗，檢測食品中是否存在農藥、重金屬、黴菌毒素、藥物及放射線，而對每種食品中的殘留污染物量與種類，都有最低殘留量的限制。陳水扁2007年曾擬解禁進口美國萊牛，遭到馬英九反對；2013年媒體報導馬英九可能開放萊牛，立即遭到民進黨強烈反對。不料，蔡英文2020年8月28日宣布將於2021年開放美萊豬進口，政府各部會全力遊說進口萊豬對食安不是問題，2021年底公投才會有51.21%的人同意進口萊豬。政策如此反反覆覆，當然是因為美國施加壓力之故。蔡政府明知道全球有逾160國禁用萊劑，卻同意自美國進口含有令人心跳加速、顏面頸部及四肢顫抖、頭痛、嘔吐的萊克多巴胺之牛豬到台灣。台灣老百姓始終不知道從美國進口的萊牛萊豬數量，商品上也無明確的標章可資辨識。

類似的情形是蔡政府面對日本核災食品擬進口的問題，美國早已公布禁止日本的一些農產品，如菇類、魚類等之進口，主要是因為福島災區附近所生產的食材，受到碘131、銫134、或銫137放射線的污染，這些輻射物質會引起噁心、嘔吐、掉髮、免疫力下降，以及引發癌症，如甲狀腺、血、肺、乳等癌。況且，即使僅殘留少量輻射線被攝入後，在體內也會累積成大量，而且這些輻射線的半衰期都很長，所以對人體健康影響深遠。蔡政府若是為了成為日本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的會員，就犧牲全民的健康生命，那就太不應該了吧！

農業要因應氣候變遷

農業擔負了全球氣候變遷20~25%的責任，若以「糧食系統」(food system)計，則貢獻了全球溫室氣體37%的份量，加上人口不斷上升，所需糧食也需增加的緣故，糧食系統所排放的溫室氣體量，於2050年將占全球總排放量的40%以上。農業所涵蓋的農、林、漁、牧每一產業項目，都會排放溫室氣體，這些農業生產過程總共占了幾乎100%與土地利用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量、54%甲烷排放量、以及約80%之一氧化二氮的排放量。

 2021年，美國康乃爾大學、馬里蘭大學及史丹佛大學首次合作，量化氣候變遷對全球農業生產力的人為影響，發現自1961年以來全球生產力下降了21%，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海等地區作物生長已放緩26-34%，而美國也減緩了約5-15%；「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預計於2030年內，全球作物產量會下降2-6%；聯合國農糧組織(FAO)的薈萃分析也顯示，農作物在高濃度的二氧化碳下，蛋白質、鐵、鎂、鋅及鉀等礦物元素的含量會下降。農業既是排放溫室氣體的一項主因，待溫室氣體造成全球氣候異常變化後，反過來又會造成農業產業數量及品質的下降，所以IPCC、「國際評估農業知識與科技促進發展組織」(IAASTD)、「全球氣候變遷高峰會」(COP)等國際組織，每次大會都鼓勵各國要實施有機農業、植樹造林、調整飼料成分、以作物或蕈類製造成類似肉類的產品、以及發展藍碳等。既然如此，我們豈可我行我素、獨立於世界之外？

應當加強科技發展

農業科技首要之務即加強育種研發，研發出的各種生物的新品種愈多，對未來各種動植物的繁殖、生產及防治病蟲害就愈有功效。唯育種工作並非一蹴可及；記得教筆者植物生理學的于景讓教授，窮其一生才培育出一種水稻新品種，即「台大一號」。所以，科研補助單位於審查育種績效時，不能單看成果，還需從其他方面評審研究人員的能力及認真態度才對。

各種合成藥物對動植物生長都具一定功效，但如濫施會造成環境污染，所以應從研發動物益生菌、生物製劑、養生保健食品或中藥配方等方面改進，其成效可以取代人工合成的化學藥物地位，而使動物、植物及人體的免疫或抗病功能提升。另，台灣的香花植物種類很多，諸如玉蘭、桂花、香水百合、薑花、茉莉、芸香植物等，但市面上甚至國際市場上，卻無法購買到天然的白蘭花（玉蘭花）及桂花的香精及香水，台灣既能有此等香花原料，為何不能生產屬於自己品牌的香精及香水呢？

應在政策上衛國護民

政府應在政策上保護人民的權益，蔡政府卻完全沒做到，甚至還主動剝奪了農民原有的權益。

（一）放棄釣魚台主權。歐美的世界大地圖都標示釣魚台是中國的領土，但二戰後美國卻將之交予日本託管，於是日本就一直將之視為日本領土。2012年9月24日，台灣漁民出動58艘漁船、共292位漁民參與，政府相關單位也協同派出12艘艦艇全程護航，行程中雖未成功環島航行或登島，但日本次日派「日本交流協會」理事長今井正來台交涉，而時任外交部長的楊進添拒絕接受日本的抗議。2013年4月10日，台日雙方針對釣魚台列嶼周遭重疊的專屬經濟海域的漁業作業安排，達成「台日漁業協議」，其中並未涉及主權；但使久懸17年的台日漁業問題，基於對等互惠原則達成成果。2020年6月，日本沖繩縣石垣市將釣魚台列嶼名稱改為「登野城尖閣」，宜蘭縣長林姿妙立即宣布釣魚台為宜蘭縣的行政區，並邀蔡英文登島視察，但遭蔡婉拒。2022年7月31日媒體報導，日本「跨黨派國會議員」來台，當著外交部稱釣魚台是日本領土，外交部卻悶不作聲，連蔡英文在接見該團時也未就釣魚台主權表態。這些作為無疑剝奪了台灣漁民在釣魚台海域捕魚的權利。

（二）農田水利會改制為公務機關。台灣的「農田水利會」係源自日據時代「水利組合」的法人農業組織；台灣光復後，逐漸形成17個地區性的水利會，會員共約150萬人，灌溉管轄區域有37.1萬公頃，累積的現金資產共計779億元，不動產資金約1,500多億元；此人民組織因具有發揮公職人員選舉與動員的能力，所以民進黨2016年全面執政後，就極欲收編其為政府單位。2008年1月17日，立法院三讀通過「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草案」，2020年10月1日民間組成的農田水利會和農委會農田水利處，合併組成「農委會農田水利署」，原有的17個農田水利會，改制為17個「農田水利署管理處」，將人民私有的土地、溝渠收歸國有，又剝奪了農民行之有年的選舉會長的權利。全力收編後不僅未提升農民的福利，還沒收了民間財產轉型成專業基金，成為民進黨政府可以運用的資源。

民進黨的強硬作法，引發民進黨中常委黃金春與多位中南部水利會幹部的強烈不滿。黃金春是桃園水利會前會長，「小英之友會農田水利後援會」總會長，又曾在2014年支持過鄭文燦在桃園的選舉。這麼親綠的重量級人物都認為，民進黨此舉的政治目的大於保護農民權益的作用。資深的民進黨員林濁水也驚訝地說，「日本不得不賦予農民的自治權，居然被民進黨沒收掉了」；末任台南縣長蘇煥智也指出，民進黨此舉「違反了地方人民的選舉權利，顯係違憲、違反世界發展趨勢、違反政府組織改造趨勢，更違反了農民的生存及財產權。」民進黨利用全面執政的優勢，強行將人民組織沒收，改成公務組織，形同政府當了土匪強盜，怎能令人民心安、心服呢？

結語

農業的生產毛額雖不大，但其影響確實大到讓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放棄它，台灣人民身處在一地小人稠、兵凶戰危的情勢中，發展農業更是迫不及待的大事。為顧及人民的基本生存條件，糧食安全、食品安全、氣候變遷、農業科技研發及真正能利民富國的農業政策，是政府及全民必須重視的項目。欲振興台灣農業，首先必須選用真才實學的人領導之，其次要有合理的土地利用政策，不斷提升農民的素質，發展維護及營造生態環境的有機農業，以及強化農業科技方面的研發能量，如此始能朝向自給自足的目標邁進一大步。更重要的是，政府必須時時以人民福祉為念，不可選前對選民甜言蜜語，執政後就背信忘義、圖謀私利，甚至賣國求榮！

(作者係台灣大學名譽教授、前農學院院長)

國際局勢並非一成不變。二戰後，美國與蘇聯兩強成為世界的重心。蘇聯解體後，美國獨霸全球。時至今日，美國引領全球的局面正面臨巨大變化，世界正由單極逐步走向多極。

俄、中分享美國霸權

6月8日，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密利(Mark Milley)將軍在國防大學畢業典禮上表示，現在已不再是單極世界，至少有三個超級大國，分別是美國、俄羅斯和中國；而其他地區的霸權也在崛起，世界已走向多極。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並沒有一蹶不振，退出國際舞台。由於幅員廣大，橫跨歐亞兩洲，又控制北極地區，深具地緣戰略優勢。近年在強人普丁的領導下，繼續在國際政治發揮影響力，尤其在中亞及亞西地區仍擁有難以動搖的地位。

俄烏戰爭打亂了俄國對歐洲國家石油及天然氣的供應鏈，這雖使得俄國蒙受損失，卻也同時造成歐洲國家能源短缺、通貨膨脹，嚴重影響各國的財政平衡及人民的日常生活。俄國面對美歐國家聯手制裁，並大量軍援烏克蘭，仍能居於不敗之地，顯示其綜合國力不容忽視。

中國大陸崛起後，聲勢直追美國。國際間普遍認為，中國綜合實力不久後即將超越美國，這使得開發中國家對美國的興趣及信心逐漸降低，甚至與美國保持適當距離，而加強與中國往來。

3月10日，在中國大陸的斡旋下，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恢復邦交，為中東地區的和平穩定添加助力。另一方面，中國大陸也積極在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進行斡旋。

以、巴過去曾在美國的斡旋下進行協商，但協商自2014年中斷至今。6月13日，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Mahmoud Abbas)前往北京訪問。以色列總理尼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6月27日也發布消息，將於近期應邀前往北京。如果以巴能在中國的斡旋下達成和平協議，將為中東和平奠下更堅實的基礎。

由此可見，有更多國家信任中國願意幫忙解決爭議，這也驗證了美、中影響力的消長。

新興勢力逐步興起

18世紀的工業革命，奠定了西方國家現代化的基礎，也使得西方國家發展突飛猛進，遠遠超越世界其他地區的古老文明，一舉成為世界的領導者。但西方國家領導世界卻沒有恩澤全球人民，反而憑藉著本身的優勢，單方面自行制訂遊戲規則，強迫其他國家接受。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就是最顯著的實例。

20世紀末期，國際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由於世界的高度工業化，軍事力量不再是國家實力的唯一憑藉。能源、科技成為國際間話語權的依據。中東國家及其他產油國的動向，對世界局勢的影響，不亞於歐美先進國家。另一方面，由於全球人口增加，糧食安全也逐漸成為戰略性議題。未來南美洲及東南亞國家的糧食生產，也將牽動國際經濟秩序的變化。

近年來，在歐美日傳統工業大國之外，新興國家正構築跨區域的合作機制。「上海合作組織」於2001年6月15日在上海成立，是一個跨區域的政治、經濟及安全合作組織。今年7月4日，「上海合作組織」元首理事會第23次會議以線上方式舉行，其中一個焦點是伊朗正式成為上合組織第9個會員國。

2010年12月23日，中國大陸與俄羅斯、印度、巴西一致商定，邀請南非加入合作機制，合稱「金磚五國」。金磚五國的面積占世界總面積的26%，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42%。

「金磚五國」近年來致力於改變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2013年3月27日，在南非德班舉行的「第五屆金磚國家峰會」，會員國領導人同意成立「新開發銀行」。2022年的峰會，金磚五國討論了新的全球儲備貨幣。以上種種無疑是在挑戰美元的霸權地位。

「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及「金磚五國」的成形，代表著新興國家正悄悄地在國際局勢中占有一席之地。尤其伊朗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及重要的地理位置，加入「上海合作組織」，勢必會大幅增強該組織的國際影響力。今年6月初，法國總統馬克宏與南非總統拉瑪佛沙通話，表示有意參加8月22日至24日在南非約翰尼斯堡舉辦的「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顯示金磚國家的國際地位日趨重要。

美、中競爭與兩極領導

美、中較勁多年，從美國的觀點看是鬥爭，從中國大陸的觀點看是競爭。鬥爭是要擊敗對手，不僅要強化本身的實力，也要阻擾對手的發展。競爭則是專注強化本身實力的提升，並不刻意阻擾對手的發展。

美國對中國大陸發動貿易戰、科技戰，並且聯合日本、澳洲、印度組成「四方安全對話」。這種作為是為了擾亂大陸的發展步調，圍堵其向外發展。此種以鬥爭為目標的外交作為，不但代價極大，而且無法站上道德的制高點，不是可長可久之計。

經過多年交往的經驗，美國已逐漸體認中國大陸的崛起勢不可擋，不可能因為美國的阻擋或壓制而走向衰弱。而且，美國本身的弱點逐漸浮現，因此不得不改變與中國大陸往來的態度。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財政部長葉倫相繼於6月及7月前往北京訪問，正顯示美國有意將美中關係重新導入公平競爭的正軌。美國態度的改變、中國大陸持續發展的勢頭，以及國際政治秩序的重塑，都顯示在可見的未來，美、中將分庭抗禮，共同引領世界局勢的發展。

(作者係退休大使)

韓國總統尹錫悅上台一年多來，在外交政策上加強與「自由、民主陣營」來往，與北韓、中國大陸及俄羅斯的關係則是「不進則退」。目前看來，尹錫悅在任內大概不會改變其態度。

從韓國歷任總統來觀察，尹錫悅非常「獨特」。僅以26年的檢察官資歷，去年匆忙參與國民之力黨，在吵鬧聲中獲得黨內提名，又以些許票差打敗執政民主黨的李在明。如今尹錫悅執政雖已邁入第二年，但此一過程，仍然是黨內不和，朝野政爭不斷的根源所在。

尹錫悅的施政滿意度偏低

據6月14日出爐的韓國蓋洛普民調顯示，尹錫悅的施政滿意度僅有32%，比前一周下跌6%，負面評價則上升至57%。過去一段時間裡，民主黨拿日本將排放福島核廢水，以及尹錫悅夫人金建希一家人炒地皮等事攻擊尹政府，姑且不論是非，民調說明了韓國雖已政黨輪替，傳統政治的結構卻始終未變。

韓國自1989年推動民主化，採取總統直選制後，兩大黨輪流執政的型態似已定型，期間雖有第三黨出現，但仍然無力打破慣例。可以說，政治結構在「3．3．4」的分配下，占有「4」的中間選民是選舉決定勝負的關鍵。前次大選，民主黨代表李在明以0.73%票差輸給尹錫悅，迄今仍心不甘情不願。

日前聯合國原子能總署署長葛羅西（Rafael Grossi）訪韓3天2夜，向韓國說明日本排放核廢水安全無虞，但從他下飛機開始，反對核廢水的群眾及李在明的粉絲就始終緊跟隨著他，讓這位外交官出身的署長在離韓前，打電話向聯合國前秘書長潘基文抱怨，自己遭到各種侮辱。其實，除了有韓國人反對日本排放核廢水外，李在明和民主黨也想趁機羞辱尹錫悅政府。

尤其，尹錫悅執政不忘檢察官本行，一直對李在明與前總統文在寅的弊案緊追不放。目前大法院長仍是文在寅任命的金命洙，是尹錫悅司法改革的一顆「毒瘤」。金命洙今年9月即將任滿離職，相信尹錫悅會安排自己的人來接替。

自掌管全韓新聞媒體的「放送通訊委員會」委員長韓相赫被尹錫悅免職後，親文在寅的KBS、MBC電視台負責人，也面臨辭職與公司改組的命運。《韓民族新聞》、《京鄉新聞》等媒體對尹錫悅仍有不少負面批評，對金建希的攻擊新聞尤其多。

尹錫悅夫婦出訪行程多

7月，尹錫悅夫婦赴立陶宛出席北約領導人會議，媒體報導稱，金建希在市中心的名牌服飾店「大採購」。民主黨方面要求尹錫悅公開採購項目和費用，以及使用公帑或私人費用的細目。一年多來，金建希成了韓國媒體的「獵物」。有人開玩笑說，尹錫悅在剩下的任期內只夠他忙著處理前朝的弊案。如果再加上北韓隨時發射飛彈「搗蛋」，尹錫悅只能靠美國關島基地飛來的B-52轟炸機保衛韓國，絕對無暇也無力圓滿解決北核問題。

從近日北韓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部長金與正的數度警告性談話來看，北韓對南韓似乎已「死心」，不再以「韓民族一家人」對待，而是「兩個敵對國家」。連現代集團董事長玄正恩申請赴平壤，悼念已故創辦人鄭周永，都被北韓外交部一口拒絕，顯示尹錫悅執政後，兩韓關係已陷入險境。

7月14日，王毅與朴振，繼去年8月青島的「王毅．朴振外長會談」後，在印尼雅加達的「東協會議」又再次會晤。王毅要求韓國嚴守「一中原則」，朴振則回稱：「對此，韓國尊重，韓國並沒有改變」。朴振對於中國駐韓大使邢海明批評尹錫悅的外交政策耿耿於懷，要求邢海明克制自己的言行。雙方也同意將舉行次長級會議，盡早修復兩國關係。另，美日韓也舉行了會談，再次相互承諾會防衛朝鮮半島的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國是訪問波蘭的尹錫悅，趁機「偷偷」訪問了烏克蘭，與總統澤倫斯基舉行會談。先說是「機密」，後又改稱「應邀訪問」。美國總統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均曾先後訪問過烏克蘭，尹錫悅顯然想「青出於藍」，以佛教用語「生即死、死即生」，保證將繼續提供武器和參與戰後重建。預計南韓可因此獲得66兆韓元的「大餅」。

尹錫悅想當世界級領袖

尹錫悅雄心勃勃。近日資深媒體人兼名嘴趙甲濟接受《朝鮮日報》專訪時說，尹錫悅將繼「建國之父」李承晚、締造「經濟奇蹟」的朴正熙之後，成為世界級的領導人。這可從尹錫悅想構建「韓國型印太戰略」可窺知一二。尹錫悅不相信聯合國安理會會通過美國就7月12日北韓發射ICBM所提出的制裁案，因此，轉向與北約合作。

尹錫悅對中國的立場，也出自他的大韓民國主義。他嚴厲批評文在寅的「中國是大山，韓國是小丘」主張，而要與中國「平起平坐」。然而，現實上，中國只要握緊北韓牌，尹錫悅的舞台終究有限。

（作者係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

東亞地區中美對立、兩岸兵凶戰危、美日韓台抱團抗中，唯有沖繩縣知事玉城丹尼獨樹一幟，要求削減駐沖繩的美軍、反對「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論調，並繫緊沖繩與中國大陸的紐帶。

玉城丹尼7月初訪問大陸，引起台、日、美對他的揣測、攻擊，但無一中的，玉城坦率的發聲與作為尤其襯托出台、日的心虛。

玉城是日本右派的眼中釘

日本去年12月內閣決議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和《防衛力整備計畫》，多次提及要加強沖繩的防衛力量，今年以來即在與那國島擴建自衛隊營區、飛彈部署據點，不停地參加多國軍演，單是6月就有兩波，6月1日美、日、菲、澳在南海；6月9日美國出動「尼米茲號」航母，日本派「出雲號」護衛艦參加，跟法國、加拿大的船艦跑到菲律賓海軍演，迫使大陸也派出機艦至附近海域緊盯。加上日本執意近期排放福島核汙水入海、擴大半導體輸中（24種材料）禁令等，中日關係波折迭起。

正在此時，日本前眾議院議長河野洋平7月3日率領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80多人赴北京訪問，玉城以顧問身分隨行。玉城過去就主張應減少駐沖繩美軍，而且反對安倍晉三生前所提的「台灣有事等同日本有事」、拒絕參加安倍的國葬，使得他早就成了日本右派的眼中釘。今年3月上旬玉城曾前往華府與官員、國會議員、智庫等會談，表達了對沖繩情勢的看法，希望日美兩國能通過和平對話的方式，緩和與中國的緊張局勢。不過，華府對他很冷淡。

美國將沖繩管轄權給日本

而玉城訪華的消息一出，外媒、日媒就議論大陸要打「琉球牌」，以反制日本的「台灣牌」。這也暴露了日本方面的心虛與擔憂。沖繩縣所轄的群島原是獨立自主的「琉球王國」，1872、1879年明治政府用兩次「琉球處分」，片面併吞了琉球，將之更名為沖繩縣。1945年戰後由美國軍事占領、託管，1972年美國未按照《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的「日本的主權僅限於主要四島（本州、四國、九州、北海道）」規定，逕自將琉球的行政管轄權移交給日本，此後日方就認定且宣揚，「沖繩縣在歷史上和國際法上是日本領土」。

不過，日本對待沖繩人猶如二等國民。沖繩報紙和民間都以「大和人」稱日本人，而自稱沖繩人，日本本土則稱沖繩人為土人、支那人。這些歧視導致琉球獨立運動應運而生，不時發作，成了日本的隱憂。

沖繩經歷過美軍登陸戰

玉城接受陸媒訪問時強調，絕不能因「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論調，讓沖繩淪為戰場。他認為增強軍事威懾力會加劇地區緊張，發生不可預測的事態。7月4日，台灣外交部發言人劉永健竟說：「地方縣長的發言不能代表日本政府的立場」，顯然太不體諒沖繩居民在二戰所遭遇過的慘痛經驗。

二戰末期，日本本土僅遭到美軍轟炸，美軍唯一執行登陸作戰的就是沖繩。1945年3月26日美軍發起對沖繩的攻擊，持續將近三個月，造成20萬人喪生、減少了四分之一人口。因而沖繩每年都在6月23日悼念沖繩戰役的犧牲者。今年岸田首相出席，發言稱「亞太地區安保環境日益嚴峻」，替大幅增加防衛預算辯護；而玉城則在會上發表「和平宣言」指出，日本政府在沖繩不斷強化防衛力量，讓沖繩民眾感到不安，希望日本政府能通過對話緩解區域緊張局勢，同時要求政府縮小美軍在沖繩基地的規模。玉城有美軍血統，但他毫不媚美，堅決要求減少美軍或遷出美軍，尤其是陸戰隊的普天間基地（日本本土民調也排斥該基地）。

玉城2009-2018年擔任在野黨的眾議員。2018年競選沖繩縣知事、2022年競選連任時，都曾遭到自民黨嚴厲打壓，但他都能突圍取勝，可見其政見符合沖繩的多數民意，而其遠慮更有實例依據。

美機抵近偵察易擦槍走火

沖繩及其相關島嶼的面積為2,281平方公里，只占日本的百分之一，卻承載著70.3%的駐日美軍專用設施，美軍平日就給縣民生活帶來飛機噪音、水質和土地污染等問題，美軍及其家屬也引發了不少治安事件，沖繩民眾不堪其擾。

再者，美軍近年加大對大陸東南沿海的挑釁抵近偵察頻率，一年多達約1,500次，又經常領著盟國軍艦穿越台灣海峽，因此發生了5月26日解放軍戰機在南海攔截美軍RC-135偵察機、6月3日大陸「蘇州號」飛彈驅逐艦，在台海橫切美軍飛彈驅逐艦「鍾雲號」前方的事件。沖繩是美國在東亞最大的軍事基地，一旦朝鮮半島、中美、兩岸發生戰爭，沖繩自然易成為打擊的對象。

玉城要繫緊中國沖繩紐帶

7月5日，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強接見貿易團，玉城把握機會提出希望恢復受疫情影響停飛的沖繩─大陸直飛航班；簡化沖繩人赴陸的簽證手續，爭取大陸旅客到沖繩觀光，這些都獲得陸方善意回應。

此外，玉城7月4日赴北京市郊通州張家灣鎮的「琉球國墓地遺址」，以沖繩特有方式祭奠清朝時期因生病或事故而逝去的貢使、官生、陳情使、都通官等14位琉球人。他向媒體表示：「將繫緊中國與沖繩之間已結下的紐帶，創造和平且富裕的時代」。7月6日，玉城轉往福州，參觀了埋葬明、清時代在福州去世的琉球船員和留學生的墓園，及當初赴中國朝貢的琉球人的據點。這些動作展現出玉城緬懷先人、尊重歷史事實，並想促成沖繩與中國大陸持續交流。

近日，美國著名外交家、在尼克森與福特政府時期擔任國務卿的季辛吉博士，以百歲高齡訪華。季辛吉此次訪華「會見尺度之大」，中國政府待其「禮儀之高」，令世界關注。

美季辛吉與中國的第一位互動對象，是被美國列入制裁名單的國防部長李尚福將軍，壓卷重筆則是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釣魚台國賓館會見他，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陪同會見。在為季辛吉舉辦的壽宴上，習近平對他的百歲之壽，對他半個世紀以來對中國多達百次的訪問，以及對中美關係的貢獻表達謝意。

國內外評論各有千秋

對季辛吉訪華的評論可謂萬紫千紅，各有千秋。美國有國會議員批評：「季辛吉此行不是美國外交的一個組成部分」，國務卿布林肯表示「將聽取季辛吉的訪華報告」。輿論也是雙向的：一方面世界體認到「中美之間難以脫鉤」，另一方面中美關係展現「難以回到從前」的前景。

大陸有評論認為，季辛吉是在兩國決策圈子「說得上話」的人物，此次訪華意在「傳話」，中美關係有可能「進入新時代」、「打開新視窗」。截然相反的看法認為，美國是一個利益至上的國家，在優勢領域全面打壓對手，在劣勢領域使用緩兵之計。季辛吉此行雖釋放了中美可能局部恢復軍事互動的信號，但美國仍然是兩手策略，打拉結合，對中國進行威懾。美國將中國列為主要競爭對手，甚至視中國為敵手，這是兩黨的共識不可能改變。

外交為美國內政服務

本文從外交為內政服務的角度來進行分析。導致美國推行戰爭邊緣政策的因素仍然存在，如美國的政治極化問題。因此，以衝突和挑戰為主的中美關係不會輕易逆轉。對中國而言，除了繼續增強自身實力，做好各種充分預案外，還需防範國際秩序出現混亂，防範全球化倒退可能帶來的挑戰，以及美國政策波動帶來的衝擊。就此，對季辛吉「大尺度」訪華提出三個看點。

其一，季訪華重點「體現為」防止中美發生衝突。中美矛盾錯綜複雜，而中美關係真正的核心問題，在於雙方是否能夠對軍事衝突進行管控。中美之間的其他爆點，如意識形態、民主價值觀、中東問題、俄烏衝突，甚囂塵上的「美日澳印四邊安全機制」、中美貿易、高科技競爭、台灣問題等，最終都將落在中美是否發生軍事衝突這個結上。

基於此，可將季辛吉「不同尋常的」訪華，視為拜登政府利用中美之間繼續保持對話和軍事往來的現狀，為國內政治服務。次要收穫如：製造宣傳效果，在國際戰略層面釋放所謂「美國與中國繼續不斷抗衡」、「美國將繼續維護世界民主自由與正義」等，實現「無風險套利」。

其二，出場方式有講究。季辛吉此次訪華，究竟是非官方身分還是半官方身分？這是一個看點。季辛吉是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的大師，是實現美蘇緩和，是亞太地區秩序的設計者、操盤者、參與者。今天國際局勢劇變，國際政治架構鬆動，但美國的全球與地區戰略仍受到均勢理論的影響。對季辛吉國際影響力的存在，中國有自己的見地。

據報導，季辛吉在與中方會見中，自冠「老朋友」這一稱謂。中國官方報導對季辛吉的稱謂則是「美國前國務卿」。這一細緻用語，顯示出中方認為季辛吉出場的本身，具有緩解中美關係矛盾與衝突的象徵性作用；中國的待客之道，展現出中國人民對和平與穩定的周邊環境的追求。作為國際戰略大師，季辛吉對全球秩序、區域安全、美國霸權與美國利益有自己的一套見解。中方對其定位聚焦於見證、參與歷史實事、百歲及壽宴。既達到「禮儀之邦」的效果，也是對美國「與中國鬥爭不斷獲勝」假像的一種駁斥。餘音繞梁。

其三，同意季辛吉訪華，折射出拜登政府的戰略猶豫。世界對此將有更深刻的認識。2020年11月25日，川普政府撤掉了包括季辛吉在內的美國國防政策委員會，當時美國對這件事的處理非常低調，避開了媒體的關注。後來的發展軌跡顯示，川普的粗魯之舉具有徹底反轉中美關係的含義。氣球事件後，中美關係進入更加困難的時期。

2024年大選逐漸逼近。今年6月，美國眾議院通過決議，成立了一個由對華強硬人士操盤的「中美關係小組」，但成員身分多元，除季辛吉外，還包括彼得森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前景看好的拉迪(Nicholas Lardy)，以及其他商業人士。季辛吉「大尺度」訪華，並沒有借助該部門作為「合適的平台」。美國關於「季辛吉訪華不是美國外交政策一部分」的說法，間接暗示季辛吉的中國行未得到行政部門的支持。但如果說季辛吉訪華與美國決策層沒有關聯，又明顯說不通。

今天中國已走在繼續融入世界的大道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當前中美衝突的繼續上升並不矛盾。中國人有自己的底氣，靠自己的腳，定能走好自己的路。

(作者係上海台灣研究會研究員)

媒體近日報導了兩件與美國有關的新聞，「AIT的擴建」及台灣是否要「設置P4實驗室生產生化武器」，但卻沒有引起太大的討論。台灣究竟是否有在搞生化戰的P4實驗室，外界不得而知。不過，俄烏戰爭後，俄羅斯即在烏克蘭發現類似的實驗室，所以台灣若「有」，一點也都不奇怪。

俄烏戰爭發生時，兩岸不約而同地強調「台灣不是烏克蘭」，但隨著島內局勢的變化，台灣與烏克蘭有愈來愈多相似之處，最重要的是，幕後的黑手是同一個，只是一隻手往大西洋伸，另一隻往太平洋伸罷了。

台灣跟烏克蘭最像的地方就是竄改歷史，除了「去中國化」外，更混淆敵我，把抗日、抗戰轉為「日本是祖國」，台灣與日本並肩而戰。如今連軍方都開始捏造歷史，3月13日「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針對大陸舉辦「黃埔99周年紀念大會」，發布聲明稿說，「黃埔建校以來，一直是以保衛中華民國及反共為歷史任務」。一個國共合作、蘇聯出錢出人的黃埔軍校，居然變成了以反共為歷史任務的反動堡壘，公然撒謊令人咋舌。

七七事變86周年，國防部發言人在臉書強調，「七七抗戰開啟了延續8年的戰爭」，卻沒說為什麼開戰？又是跟誰開戰？話語旋即反轉說「面對中共和俄羅斯的擴張，抗戰精神提供國人同心對抗中共威脅的指引」，看得讓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搞不懂這段話究竟與抗戰有何關係？兩岸明明是內部矛盾，卻被說成是不同民族之間的敵我對抗。過去被忽視的雲南反共救國軍，突然被迎回入祀忠烈祠，為的就是強調其曾經「反共」。以上這些作為都在建構台人與大陸死戰到底的精神武裝。

有些人說，兩岸只要持續交流，就能達到心靈契合，統一也就會水到渠成。這種說法忽略了局勢是動態的，反統的黑手不會不知道大陸想透過交流來促統，當然會用各種手段來阻攔。大陸可派數十位優秀大學生訪台，卻撼動不了台獨課綱每年製造出來的百萬天然獨，兩岸交流互訪永遠趕不上統獨板塊的消長。

從明斯克協定到俄烏戰爭爆發前後僅八年時間，就在那短短八年間，西方武裝了烏克蘭，烏克蘭急速納粹化，年輕人都成了反俄的死士。西方也想在台灣炮製，讓新一代青年更反中，新一代台軍更反共，等著哪天真遇到解放軍時，全體會一起「玉碎」。

當台灣被西方建構成了自殺炸彈車，人人成了自殺炸彈客，引爆器則握在幕後操控者的手上，統一要付的代價就越來越大了。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美國在台協會」(AIT)台北辦事處要擴建，鎖定內湖中學金湖校區2.3公頃的用地。蔡英文政府在美國的壓力下，著手將該地變更為機關用地，將租給AIT使用，租期99年。

對中國人來說，99這個數字實在太敏感，不得不讓人想起，鴉片戰爭之後，英國人租借九龍半島、新界的期限就是99年。

由於出生率低，台灣無須再行建校，前台北市長柯文哲將學校預定地廢棄，準備變更為社宅用地，但有人通風報信，AIT以辦事處會被附近高樓社宅看光光之由，加上蔡政府逢迎拍馬配合，想讓辦事處由原有的6.5公頃，擴充至近9公頃，而市府原來的社宅計畫也遭到反對，柯文哲竟不敢吱聲，讓它胎死腹中。

1842年中英訂立《南京條約》，是中國進入次殖民地的破口，讓西方列強與日本帝國主義對滿清政府開始予取予求，「喪權辱國」條約接踵而至。孫中山先生好不容易推翻滿清，建立中華民國，再經過34年的奮鬥，直至抗戰勝利後，才全面廢除不平等條約，但曾幾何時，居然在台灣死灰復燃。

將美國AIT在內湖租地，比喻喪權辱國一點不過分。6.5公頃的土地在寸土寸金的台北市，在陳水扁執政時期，用每坪不足15元的租金租給AIT，何等便宜。這次如能租賃成功，租金能反映市價嗎？根據郭正亮透露的消息，租金總共3億多，一年只有300多萬，離行情太遠了，顯然是不平等條約，說明美國仍然念念不忘在中華大地上吃乾抹淨，占盡便宜。

內湖居民說得好：「建交啊！如台美建交，我連自己的私地都捐給美國」。這句話聽起來擲地有聲，但也讓國人痛徹心肺，美國占盡台灣便宜，卻絕不給台灣一丁點好處。先不論美國要擴大AIT面積，目的是要蓋停車場，還是為了在亞洲設立最大的間諜基地，或當兩岸發生戰爭時，便於集中美僑撤退，甚或是作為有功於台灣的親美人士逃亡之用，但對2300萬台灣人民則無任何好處。因為戰爭一旦爆發，AIT即可能成為轟炸的目標，這點內湖居民不答應，台灣2300萬人也不能答應。誰答應，誰就是漢奸、敗家子。

台美事務委員會祕書長薛美瑜說，「著眼於台美關係長遠發展，所以規畫要擴充空間，而從外交角度，此構想也顯示台美關係持續深化、具體展現美國對台的長期承諾，外交部樂見其成」，筆者從該話中悟出幾個道理：要台獨就會兵凶戰危，中國大陸會高舉正義之旗武統台灣；蔡政府自認實力不夠，怕台獨不成，就不得不倚美謀獨；倚美謀獨，就不得不讓美國予取予求。大家聽明白了嗎？

(作者係聯勤留守署政戰部前主任)

距離總統選舉投票日只剩大約半年時間，兩岸關係是參選人的重要政見課題。藍營提名人侯友宜7月3日表示：「接受合乎中華民國憲法的九二共識，反對一國兩制的九二共識，一切照中華民國憲法來做」，引起各方關注及議論。

「九二共識」這四個字，本非正式文書的專有名詞，而是蘇起於2000年對海基、海協兩會1992年在香港會談的事後解讀、詮釋。這也就是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在其自傳《勁寒梅香》中所說的：「第一次辜汪會談能獲得突破性的成果，關鍵在於就『一個中國』的原則上，雙方得以『各自表述』其內涵」、「在兩岸互動過程中，這是一件何等重大的事情。大陸接受台灣的建議，成為兩岸數十年來第一個正式的政治妥協」。

在法理邏輯上，這是兩岸最大公約數的默契，根本不存在真偽的問題；如果刻意加以否定或迴避，反而對台灣不利。

2000年5月20日，大陸國台辦回應陳水扁「五二○就職演說」的聲明中稱：「一個中國原則，見之於台灣當局多年來的有關規定和政策文件，不是我們單方面強加給台灣的。」2005年3月4日，胡錦濤提出了「新形勢下發展兩岸關係的四點意見」，表示「1949年以來，儘管兩岸尚未統一，但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這就是兩岸關係的現狀。這不僅是我們的立場，也見之於台灣現有的規定和文件。既然台灣和大陸同屬一個中國，就不存在所謂大陸和台灣誰吞併誰的問題。」 

觀乎前述北京當局稱「台灣現有的規定和文件」，不就是暗示可以接受台灣方面以中華民國憲法的「一中架構」，作為表述立場的依據嗎？

1947年公布施行的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規定：「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1993年11月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三二八號」解釋指出：本條規定有其政治上及歷史上之理由。

1991年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公布施行，其第十一條將中華民國的疆域稱為「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立法院於1992年7月制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開宗明義第一條規定：「國家統一前…特制定本條例」；第二條第二款將「大陸地區」定義為「台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同年9月，行政院發布施行細則，其第二條規定：大陸地區是指「中共控制之地區」。

由上觀之，接受一個中國概念架構，根本不存在所謂投降、陷阱或被併吞的問題。美國不也是一向宣稱要遵行「一個中國政策」嗎？

從而可知，在海峽兩岸互動的場合，不管各自主觀上是否願意，都不可避免地想找出最大公約數的表述方式。否則豈非永無交集，甚至又要倒退回到「漢賊不兩立」的動員戡亂年代？因此，承認「九二共識」，實無損台灣的尊嚴與利益，希望朝野各方理性慎思。

（作者係中華人權協會名譽理事長）

我和台灣學界開展學術交流算是比較早的，早在1987年台灣當局開放台胞探親之前就開始了。有關早期交流的歷史，有一些值得回憶的人和事。這裡只講幾個「第一次」及幾場印象特別深刻的學術交流。

在海外與台灣學者交流

一、1986年7月，美國芝加哥舉辦「台灣研究國際研討會」，這是我和台灣學者學術交流的第一次。當年我寫的論文是《台灣移民社會中的械鬥問題》，報告後一位女士起來說，「你說台灣是移民社會，為什麼後來變成殖民社會呢？」，我當時不認識這位女士，後來才知道她是呂秀蓮。我不想回應她，看到寫《台灣人四百年史》的史明也在現場，我就對著史明說，你是說「台灣變成福建的殖民地」之人，理由不外乎兩點，一個是在政治上，台灣人都不能在台灣當官，在台灣當官的都是外省人；第二是台灣的米都被福建拿去吃了。我先回答你第一個問題，清代有一個回避制度，任何人都不能在500里以內的本地當官，所以福建人不能在台灣當官，浙江人不能在浙江當宮，不是專門針對台灣的。第二，台灣的米給福建人吃了，我小時候就吃過台灣米，但我們不是白吃的，是向你們買的，台灣有米當然會賣，福建缺糧不得不買，但台灣有很多東西是從福建運過去的，怎麼能說台灣是福建的殖民地呢？這是我與台灣人士的第一次交流，有交流就有交鋒。

二、1987年9月，台灣《自立晚報》記者第一次來大陸採訪。我們談的不是學術問題，但報導說大陸學者對台灣的歷史、地理瞭若指掌，對政治則不甚瞭解。這引發我對研究方向的思考，今後一定要加強政治、社會方面的研究。

三、1988年1月，「台灣史研究會」請我去台灣開會。我人到了香港，台灣當局不讓我去台灣。我就把論文從香港發到台北，由台灣學者替我宣讀。台灣媒體報導說：「陳孔立文到人不到，台海學術開始交流」，這是大陸人第一篇在台灣學術會議上發表的論文。

四、1988年6月，香港大學舉辦「台灣經濟、歷史、文學、文化國際研討會」。會後我和台灣學者魏萼及幾位香港學者舉行了一次座談。魏萼建議應在閩南開設「小台灣」特區，我對此頗感興趣。在討論中，我介紹了福建的具體情況，也提出不少需要解決的難題。這是我第一次與台灣學者單獨探討兩岸的實際問題。台灣媒體以《福建對外經濟開放政策與港台關係》為題做了報導。

五、1988年8月，「台灣史研究會」理事長王曉波組織了「大陸台灣史研究現況考察團」赴大陸訪問。台灣當局不准學者組團前往大陸，他們只好在考察團的簡介上說不是組團，這就是他們發明的「不是團」，而改用探親名義說好在廈門機場「不期而遇」，一起參加了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為他們舉辦的「台灣史研究學術交流會」。這是兩岸學者第一次合辦學術研討會。

六、1989年10月，台灣學者莊英章、張富美及美國學者武雅士等人，與廈門大學歷史研究所、人類學研究所、台灣研究所，一起進行「閩台社區民族志比較研究」，這是兩岸學者第一次共同進行田野調查。

七、1990年，台灣文化人陳映真來訪。當時他開了「人間出版社」，說可以幫我們出書。後來我們多位學者撰寫了批判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的論文集，1994年由「人間出版社」出版，書名是《史明台灣史論的虛構》。當時大陸人不能在台灣出書，所以我們用的全是筆名。這是兩岸合作出版的第一本書。

八、1992年9月，在新加坡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傳統文化與社會變遷」為主題，台灣學者有龔鵬程、吳宏一、李瑞騰等人。龔鵬程當時是陸委會文教處處長，他本身又才華橫溢，博古通今，用台灣流行的用語可以稱之為「官學兩棲」之人。在討論的過程中，儘管有些問題提得相當敏感、尖銳，但大家都能冷靜耐心地答覆。雙方的觀點必然存在差異，但彼此都能坦誠友好相待。這是我在赴台前，又一次與台灣學者在海外的交流。

與台灣學者面對面交流

一、1992年11月，我應台灣「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中心」和東吳大學政治學研究所之邀，組團赴台。這是大陸研究台灣政治、兩岸關係的學者第一次組團訪問台灣，於是有了許多「第一次」：大陸學者第一次參加在台灣舉辦的兩岸關係研討會，就大陸對台政策、一個中國原則、「一國兩制」、「天朝心態」等議題展開激烈爭論；第一次與許多台灣學界、政界人士交談；第一次單獨接受幾十個台灣記者採訪，回答他們各式各樣的提問，諸如對「台獨」黨綱、第三勢力、「不放棄使用武力」等，這是大陸學者面對台灣媒體的第一次對話；第一次訪問台灣的大學，見到東吳大學章孝慈校長；第一次訪問台灣的研究機構，其中有東吳大學政治學研究所、中國大陸研究中心、中華經濟研究院、民主基金會、政治大學國關中心、國策中心、中研院、淡江大學等。

在政大國關中心，第一次見到該中心主任林碧炤、副主任蘇起及吳安家等幾位學者，與他們對話，會後我要求參觀他們的資料室，我想看看他們的「匪情研究」什麼時候改為「大陸研究」（後知大約在1989-1990年）；在民主基金會，第一次參加一場有關台灣選舉的討論會，在座的有包宗和、葛永光、高輝等人，都是大學教授和研究選舉的專家。我們就得票率的估算方法、得票率席次的關係、自行參選對候選人的影響、民進黨的政治訴求，和「福利國」派系的主張，對選情的影響、民眾投票取向、地方派系的作用、兩黨的配票作業等議題進行了討論。

第一次訪問海基會，見到陳長文副董事長。陳長文提出「兩岸並行發展，逐漸走向統一」主張，我們討論了「一國兩制」、「一國一制」等問題。

第一次在台灣見到民進黨的邱義仁、陳忠信、陳芳明及台大教授夏鑄九等人，與他們就台灣各階級、中小企業、工人運動、「福利國」的政策、民進黨如何面對選舉，以及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等問題進行對話。

幾場印象深刻的學術交流

另外，有幾場學術交流令我印象特別深刻，值得回憶。

一、1993年3月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文化中國展望：理念與實際學術討論會」，政大校長張京育、台大政治系教授袁頌西等參加了會議。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高錕在開幕式上致詞，香港大學校長王賡武和台灣「中研院」李亦園院士，分別對「文化中國」做了闡釋。我提交的論文是《兩岸交流中的政治文化問題》。會後我見到戴瑞明先生，就台灣對美、日商品文化的態度問題交換了看法。他認為隨著對外開放，外來文化必然會對青少年產生影響，總地看來，疏導會比防堵有效。我感到如何面對外來文化，是一個值得兩岸共同面對的問題，這方面的經驗值得互相交流。

二、1994年在政大國關中心座談會上，兩岸學者交談內容涉及台灣政局與兩岸關係的重大問題。有關台灣內部的問題：第一是聯合執政問題，第二是省籍問題，第三是統「獨」問題，第四是對新黨的看法。我和國民黨、民進黨、新黨人士都有所接觸，當時發現三黨都自我感覺良好，也都想在下一次選舉更上一層樓。

三、1994年在與海基會討論兩岸關係時，雙方就「一個中國原則」、兩岸的政治關係、台灣的「國際空間」等問題展開爭論。這些問題都不容易解決，大陸學者認為有道理的事情，台灣卻視為「打壓」。當時我深深體會到，兩岸之間不是簡單地判別誰對誰錯就可以，這裡面還有感情問題，需要從政治心理學的角度做深入研究。

四、1996年我應政大國關中心邀請訪問台灣，走訪了文化大學、國策中心、政大東亞所、選研中心、成功大學、中山大學。在政大國關中心參加「大選後兩岸政經走向」座談會，在中山大學參加「兩岸僵局如何解套？」座談會，見到了趙春山、陳德升、周陽山、姜新立、林文程、林武郎、廖達琪等學者，就「一個中國」與「一國兩制」、統「獨」問題、台灣的「國際空間」、兩岸僵局的解套、政治對話、「三通」等問題展開討論。雙方的分歧較大，台灣媒體以「兩岸學者缺乏交集」為題做了報導。

五、1999年5月我應政大之邀訪問台灣，他們組織了一場報告會，國民黨、民進黨、新黨、建國黨四黨代表在會上宣講對兩岸關係的政策與態度。我不想介入他們的爭論。我在發言時，針對會上幾位提到「民族主義」的看法，表示了我個人的意見。當時正值美國飛機轟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引起中國人憤慨，上街遊行抗議，但美國卻用「誤炸」來解釋整個事情。會上有人譴責大陸的「民族主義」，我則回應有兩種民族主義，一種是盲目排外的、狹隘的民族主義，不分青紅皂白地見外國就反，或鼓吹民族歧視、煽動民族仇恨，甚至發動對其他民族的侵略戰爭。另一種是維護民族尊嚴、主張民族平等、反對民族壓迫的民族主義。我相信大陸人民會從國家的根本利益出發，依照國際關係的準則辦事，絕不會出現過激的行動。

六、2000年12月在香港舉行「台灣政局走向與海峽兩岸關係」研討會，台灣學者邵宗海認為民進黨當局是「少數政府」，迴避「一個中國原則」；張麟徵認為台灣的「政黨輪替」幾乎變成「國家輪替」，民進黨的政策不能得到多數人的支持，卻要「全面操控」，可是三個在野黨理念不一、主張不同，不可能合作；新黨籍的李炳南批評「少數政府無能」，在野黨無所作為，主張兩岸回到1992年的「一中各表」。民進黨的林濁水集中批判國民黨長期統治對台灣造成的傷害，他認為立委選舉「三黨不過半」，就會組成「在野聯盟」，與民進黨對抗。我和上海東亞所所長章念馳只是聽他們爭論，未介入討論。

七、2001年8月我和幾位大陸學者赴台訪問，見到許多台灣學者和政界人士，其中包括邱進益、江炳倫、張五岳、蕭新煌、何思因、陳德升、蔡瑋、湯紹成、王仁宏、耿榮水、吳瓊恩等。在訪問國民黨智庫時，與蘇起、陳錫蕃、高孔廉等人座談。我還見到謝長廷、吳乃仁、顏建發等民進黨人士。成功大學的一場座談會令我印象深刻，許多南部人強調問題關鍵在經濟，而非政治問題，現在失業的人很多，生活痛苦，經濟不景氣，大家關心的是民生。有人說大陸應當「伸出援手」，這是「民心所向」。

在訪問親民黨黨部時，我們與張昭雄副主席座談，他表示親民黨不願意與國民黨、新黨「綁在一起」；親民黨要走中間路線，在兩岸關係上主張維持現狀，目標是統一，時間則不定；現在兩岸要和平共處，和則兩利。

在國民黨智庫座談時，他們說他們主張統一，但非急統，之所以提出「邦聯制」，就是表明不是急統；邦聯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之上。我們則表示，邦聯制是主權國家與主權國家之間的聯合；不是一個國家之內，這種主張是「兩國論」。據我所知，後來國民黨內有不同看法，也就不再提「邦聯制」了。

八、2003年2月在歐亞中心的一次研討會上，我與張京育、陳忠信、洪秀柱、楊開煌、周繼祥、董立文等學者對談。當時兩岸仍然存在政治僵局，很難在短期內有所突破，大家就如何突破僵局各抒己見，當時台灣離2004年選舉不遠，多數台灣學者認為兩岸最好不要出現緊張局面，也不要急於打破僵局。

那一次，我們還見到民進黨一些1970年後出生的新生代，發現民進黨當局只想談，不想「通」。談表示兩岸關係穩定，對民進黨選舉有利；「通」則可能出現問題，例如大陸會採軍事行動，而台灣的資金、人才會流向大陸，大陸有可能會拋開台灣的公權力，進行民間協商。總之，他們要「政府對政府」談，就是要以「三通」換「兩國」。

那次在離開台灣的前夕，泛藍整合成功，推出了「連宋配」參選2004年大選。我到達香港時，當地媒體來問我「連宋配」會不會引起民進黨緊張？大陸對「連宋配」是否有期待？我回答說，民進黨並不擔心「連宋配」，因為他們已準備好如何應付，他們有信心爭取中間選票。至於大陸對「連宋配」的態度，我認為不會介入，會尊重台灣人民的選擇。

(作者係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