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漢光演習預演時，一艘突擊艇翻覆，導致兩死一重傷的慘劇。正當大家議論紛紛時，綠營男神吳怡農率先發難，指以他過去服役的經驗，「台灣軍隊的訓練，長期以來大多是為了『表演需求』；漢光演習就是每年最大場的表演，與國家防衛作戰可能面臨的真實情境，有很大落差」。此話一出，立即引起正反雙方爭論，吳怡農也再次成為媒體的熱門人物。

吳轉移了問題的焦點

吳怡農的放話，是精準的媒體操作，轉移了台灣為何需要頻繁演習的問題。台灣為何近來軍演頻頻？蘇貞昌其實透露了真相。他說台灣需要頻繁軍演，是因為「大陸不放棄武力侵台」，但反過來說，若不是因為蔡政府走台獨路線，大陸為何需以「非和平手段」來完成統一？問題的根源就是台獨，說穿了，這些因演訓而死的軍人，就是為台獨平白犧牲的。

但吳怡農的精準出手，立即阻斷了輿論之火向上延燒，所有人關心起漢光究竟是演習還是演戲，吳怡農賺到媒體曝光度，穩坐綠營2022年台北市長候選人的寶座。這就是台灣輿論的真實情況，媒體只會跟著風向跑，不敢直指問題的核心，民眾不用腦，眼裡只看帥哥美女，整個社會失去了探討真相的機會。

吳怡農說「演習的本質，應該是演練那些可能性高、派得上用場的項目；應該展示對敵軍持續攻擊的能力；以及，若不幸敵軍成功登陸，能更加重對方傷亡的游擊戰與反抗作戰。我們的演習劇本與想定，需要符合入侵台灣的作戰邏輯。」這話說得不錯，問題是何謂「能更加重對方傷亡的游擊戰與反抗作戰」？何謂「符合入侵台灣的作戰邏輯」？

在台獨的理論中，外島、離島本就是放棄的選項，「金馬撤軍論」早已甚囂塵上。所以從台獨的視角來看，如今國防部面臨解放軍攻占東沙島時，要進行的「歸復作戰」，本就愚不可及，都要放棄的地方，何必再浪費人力物力？吳怡農說出了台獨的真心話。

貼近實戰有人敢演嗎？

吳怡農不敢講的是，所謂「能更加重對方傷亡的游擊戰與反抗作戰」、「符合入侵台灣的作戰邏輯」，就是城市游擊戰。也就是台灣男女老少都要編入作戰序列，個人的財產必須犧牲，每家居住的房舍要成為阻絕陣地，為了「對敵軍持續攻擊的能力」，一切都得犧牲。所以符合吳怡農所說的「演習想定」，就是該教老百姓開始演練，一旦開戰，知道該去哪裡領槍領彈。

民進黨立委王定宇說，一人一枚紅隼火箭彈就可以擊毀一輛解放軍坦克，但火箭彈要去哪裡領，難道不該演練一下嗎？否則開戰後，連掃帚都找不到，誰又知道該跑到什麼位置，去「對敵軍持續攻擊」？

類似的演習還應該包括：家裡要堆沙包、開槍眼，一般民眾通通要比照金馬自衛隊，編入民防序列，演練斷水、斷電、大量傷病患時的的自救互救，每個人抱著槍彈入眠，這樣的演習才真正符合吳怡農的想定，符合蘇貞昌「戰海上、戰海灘、戰街道、戰山上」的論調，問題是吳怡農敢演嗎？你選台北市長的政見，敢納入相關實戰演練嗎？民進黨這樣一演，以後還想贏嗎？話人人敢講，真的要做，恐怕沒幾個人敢做吧。

兩岸和平才是解鑰

民進黨過去為了奪權，利用洪仲丘之死重傷部隊士氣，把國軍批的一文不值，如今搖身一變成了和軍隊站在一起的台灣捍衛者，兩個嘴臉，讓人作噁。

其實台獨最不該強調的就是軍事，因為一談軍事，西洋鏡就會被拆穿。近期的軍售案就是最好的案例。日前美方宣布對台「軍售」，結果被媒體踢爆，整起「軍售」居然連國防部長和空軍司令都不知情，為了掩飾，軍方只得開始咎責、懲處，說是空軍不照相關規定，擅自呈報美方，才導致這起烏龍事件。

美方為了挑釁大陸，不惜把台灣當猴子耍，美國知道大陸對軍售案很敏感，因此刻意挑起軍售議題，希望激起大陸的反制。而台灣只能配合美方的意思演出，連質疑「我沒想買的，為何你要賣給我」的權力都沒有。

事實證明，台灣成天說自己是「主權獨立國家」，結果原來連軍售的項目都控制不了，美國爸爸要你指鹿為馬，你只敢說是馬，不敢說是鹿。孫中山先生奮鬥了一生，就是希望擺脫帝國主義的枷鎖，結果奉他為國父的地方，到今天還處在半殖民、半封建的地步，豈不可悲！

台灣要擺脫作為帝國主義棋子的命運，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回到一個中國，兩岸共謀和平統一，只有這樣，台灣才不需擔心軍事問題，人民也才能真正安居樂業。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今年11月美國總統大選，無論何人當選，遏制中國大陸的政策主軸都不會改變，打「台灣牌」的策略也不會變。眼下「台灣牌」打得出格的情況，不下於去年在香港的「反送中牌」，這是台海危機之所在。

三因素使形勢更緊張

蔡政府上台以來，美國已經七次對台軍售，通過好幾個台灣法案，美艦、美機穿越台海周圍海域及空域已是常態，而近日美國軍機公然穿越台島領空，美國軍人也不忌諱地出現在台灣軍演中，並揚言美軍醫療船將停靠高雄，種種作為都是踩在大陸紅線上。這是其一。

台灣方面聲稱目前是台美關係最好的時刻，囂張跋扈、洋洋自得。對大陸已卸下所有偽裝的面具，直接拒絕「九二共識」，持續「反中、去中」政策，積極籌謀修憲、毀憲，在新冠疫情中差別對待外國人與大陸人，不斷衝撞世界衛生組織，高調支持港獨，凡此種種，已讓大陸對台徹底心涼。而國民黨的表現亦令人失望。這是其二。

無論在香港或台灣，中國大陸其實都想維持現狀，爭取自身的建設發展。所以香港2014的占中與雨傘運動雖然鬧了數月，大陸始終按兵不動。但川普上來後，各種反中動作囂張到令人難以想像的地步，大陸當然坐不住了。此其三。

大陸謀定而後動

但大陸的反制不是盲動，必是謀定而後動。去年「反送中」折騰了許久，大陸一直隱忍，但其實是積極籌劃代價最小、效力最強的解決之道。《香港國安法》的出台，展現了大陸不惜代價捍衛主權的決心，同時也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大陸當然知道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會反制，但長痛不如短痛，也賭他們放不出大招。目前看來，美國的反制力道有限。

5月29日，大陸全國人大通過《香港國安法》的次日，北京舉行了《反分裂國家法》實施15周年座談會，對台示警的含意不言自明。

和平解決台海問題對各方都好，但是如果任何一方錯判或失去耐心，後果就十分嚴重。

美中台三方都判斷不能拖

美方如果認為：壓制中國崛起已時不我予，就會刻意挑動台海問題，逼使中國退讓。台灣如果認為現在是爭取美國支持、切斷與大陸的瓜葛、事實建國的最佳時機，就會更加一意迎合美國，甘為美國「制中」的打手。大陸如果認為台獨已成台灣的主流，再難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台灣就會成為中國復興的絆腳石，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衝突在所難免，當然會將解決台灣問題的時間表提前。

目前，三方的判斷似乎都走在這條道路上，這就令人擔心。

為什麼說現在起到2021年是最危險的時期？

未來一年最危險？

第一，中美博奕已經到了無所不包的地步，美國的不依不饒，不分出高下，恐怕難以收手，台灣牌會繼續打下去。而台灣也會隨著美國的節奏，不斷踩踏大陸的紅線。

第二，台海如發生衝突，局勢未必對美國有利。美國軍事重點壓寶在西太平洋，針對中國。雖然大陸軍力與美國仍有不小差距，但就自己家門口這塊地來說，恐怕美國已不是中國的對手，近幾年來美國各家智庫與今年五角大廈自己做的軍棋推演結果，幾乎都是每推皆敗。所以台海爭端一旦爆發，美軍會否介入援台，會是一個大疑問。

第三，大陸雖想爭取時間壯大自己，但樹欲靜而風不止，美國一直拿南海與台灣戳中國，那麼該面對時還是得面對。在目標選擇上，大陸會先將南海放一邊，免得治絲益棼，而將矛頭直接對準台灣。畢竟台灣主權歸屬中國是國際社會公認之事。

第四，中美貿易戰美國沒討到便宜，科技戰雖然大陸受傷不輕，但未必長期一面倒，疫情重創美國的形象與治理能力，毀約、退群等行徑大大降低美國在國際的影響力。這些都導致美國共和、民主兩黨都拿「反中」大作文章，在反中的外交道路上競相飆車。飆過頭的結果，可能就是一場軍事衝突。

第五，不要以傳統戰或核戰來看台海衝突，這不會發生。如果發生，會是一個極現代化的局部超限戰、科技戰、外科手術戰，不會曠日持久，幾十個小時就會結束。恐怕等美國反應過來，已經是「既成事實」(fait accompli)。

唯有台灣能救自己

有識之士對海峽軍事危機莫不憂心忡忡。哈佛大學榮譽教授，也是中日問題權威的傅高義，7月20日接受大陸《環球時報》訪問時坦言，現階段中美關係十分嚴峻，兩國有可能發生武裝衝突，特別是雙方目前在南海與台海頻繁過招，一不小心就可能擦槍走火，引起波及全球的災難性後果。他呼籲中美兩國要加強溝通，避免誤判，避免發生類似引爆一次世界大戰薩拉耶佛謀刺案的悲劇。但他漏了提醒民進黨政府，高空走鋼索者必須掌握好平衡桿，若是不信邪地一面倒，必然失足喪命。

其實唯一能救台灣的是台灣自己，台灣當局如果不那麼反中親美，在中美之間採取持平立場，現狀也許還能多維持幾年。但是我們的執政黨、在野黨、人民，好似皆見不及此，奈何！？

台灣各方的短視、意氣用事，很可能在中共建黨百年時，將台灣自身送給中共為賀禮。但願這是杞人憂天！

(作者係本刊主筆、台大政治學系名譽教授)

7月22日，立法院臨時會表決通過民進黨團版的「護照正名」公決案，要求行政部門研擬提升護照「台灣TAIWAN」辨識度的具體措施。公決案雖不具強制力，但該案有強烈政治意涵，亦可能影響修憲走向，值得關注。

依據國際規範，護照必須要有發行國的國家名稱，並清楚標示是護照，就連護照樣式及尺寸，也都必須符合國際慣例。外交部曾於2003年陳水扁當政時，在護照封面加注TAIWAN，卻沒有「台灣」二字，應該就是擔心會損及護照的辨識度。之後，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曾多次公告說明，「護照樣式、內容及設計均經正式通知各國政府相關單位及航空公司，若擅自增刪塗改，將增加他國執法人員辨識護照真偽之困難，影響護照之有效性及國際公信力。」由此可知，在未經合法修憲程序更改國名，並正式通告國際社會之前，行政部門絕不能違反國際規範，刪除「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字樣，否則護照將失其有效性。

執政的民進黨當然清楚法規，所以才擋下台灣基進陳柏惟等15人提出的「護照更名案」，把原本要求政府立即發行更改國名為「台灣TAIWAN」的新版護照案內容，改為較彈性的「研提護照台灣辨識度」，以免貽笑大方。由此亦可預知，行政部門未來最多只會在是否加注「台灣」，以及放大、縮小字體上動些手腳，這當然不會令陳柏惟等人滿意，也將激發獨派人士利用修憲達成更名目的。

2005年第七次修憲廢除國民大會，將修憲任務轉至立法院後，台灣就未再修過憲，這是因為修憲須經立法院高門檻、公投高門檻雙重通過；除非朝野政黨及社會都有共識，否則任何修憲案都難以過關。

不過，朝野政黨近來都表示要修憲，一是降低投票年齡至18歲，二是廢除考試、監察兩院，這顯示修憲勢在必行，而且二案均有可能過關。只是，修憲戲碼一開演，就無法避免立委提出各式各樣的修憲案，其中必然包括刪除憲法前言「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案、修改憲法第四條「固有疆域」案，以及「降低修憲門檻」等案。

通過刪除國家統一或更改疆域案，勢必觸犯《反分裂國家法》第八條的「三個或者」，致使大陸得採取非和平方式，捍衛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不過，如「降低修憲門檻」案過關也至為嚴重，因為一旦修憲門檻從目前需立委四分之三通過，降至三分之二，或甚至降至一半，再把修憲公投門檻降至一般公投同樣的門檻，從此民進黨即可一黨修憲，或把修憲當作威嚇的籌碼，隨時伺機而動。這正是李登輝、林義雄、辜寬敏等人長期大力推動「降低修憲門檻案」之故。國民黨人及台灣民眾黨人不可不知。

當前川普為救選情大打「抗中牌」，導致美中關係急遽惡化，似已到了戰爭邊緣。吾人奉勸蔡英文，切勿以為逮到時機，可以鋌而走險，實現台獨夢。戰爭與和平僅在一念之間，不可不慎！

早期林口台地上為一大片茶園景觀，因為鄰近台北，成為軍事重地。後來中山高、桃園機場捷運（下稱機捷）在此修建，加上王永慶的台塑企業進駐，建立石化和醫療王國。林口不但成為媒體和影視基地園區，也成為全台民眾移居的熱門市鎮。

在春意盎然的3月，筆者造訪了舊稱「樹林口」的新北市林口區。以機場捷運A9林口站為標的，坐看該城鎮50年急遽的發展。從這裡可看到同屬林口台地的桃園市龜山區，雖與林口隔著中山高速公路相望，但龜山這一邊的一些商店也會冠上「林口店」的名稱，加上長庚湖附近的林口長庚醫院、林口文化花園夜市，可見林口廣義的範圍。1970年政府擬訂林口特定區的開發，即為「大量提供優良的住宅及工業發展用地，以供容納未來新增的都市人口居住及工作之需要」，便進行了該新市鎮的開發。台塑企業進駐、長庚醫院的興建、中山高林口交流道的出現、工業區的闢建，皆帶動了林口地區的第一波人口成長。

從文化一路、二路到近年機捷林口站前，最晚開發的文化三路兩邊所蓋的高樓層建築，過去五年，林口成為六都人口淨遷入率最高的行政區。由於此地6月到10月氣候比台北盆地涼爽舒適等優越條件，吸引了眾多香港人來台定居，近五年已達到數萬人。數間開張的港式飲茶餐廳，廣東話此起彼落。筆者站在機捷林口站附近被規劃為媒體基地園區的一大塊土地上，拿著古地圖對照，發現這裡原來是茶園。當時林口台地散布著埤塘和茶園，激起筆者探討它的前世。

重要的茶園栽培區

離機捷A9林口站約10分鐘單車路程的生津製茶廠，位居林口區湖南里。成立於1988年，在地深耕三代傳承。為讓茶園永續經營，從自產自銷的茶農，轉型為觀光休閒體驗農場。在這裡可看到都市的女孩子扮演採茶的姑娘，都會想到當年林口舉辦女工採茶競技大會的盛況。

由於林口區屬於台地地形，有多處紅土壤，且其礫石層使得林口台地的排水能力佳；加上春初冬末霧氣溼瀰，夏間氣候適中，從清代開始，便成為種植茶樹的最佳產地。由於林口的茶葉屬粗茶，以往便運送到台北大稻埕再進行精製。

日本據台後，殖民政府甚至在1930年間，在林口台地創立全台第一間「台灣總督府殖產局茶葉傳習所」，招募農民或茶農，教授有關現代化茶葉栽培技術課程，一切免費，而且給予零用錢，結業後，分配到各茶區從事茶葉指導。台灣光復後不久，林口鄉為改善製茶、採茶技術，提高茶業品質，每年假「茶葉傳習所」，舉辦粗製茶比賽及女工採茶競技大會。

至1972年間，林口鄉的茶生產量達到最高峰。1970年代光是林口台地的茶樹栽培面積，就占了全台茶園總面積的四分之一。1970年代以後，因大台北地區建築業蓬勃而起的磚窯工廠，林口新市鎮規劃下所帶進的新興工業區與住宅區，以及高爾夫球場等大量闢建，導致原有的茶園地景快速消失，從最高峰的3,000多公頃，短短二十多年的光景，到1990年代只剩下不到70公頃。從早年的專業生產，到現在只留下觀光體驗製茶廠。

台北近郊的軍事重地

中日甲午戰爭時，全台義軍統領丘逢甲，曾率領竹苗客家民軍到桃園南崁駐防，得出「其港北山谷叢雜，每一山頭為敵所據，即可用砲轟擊各處；每一谷為敵潛入，即可趨太平頂（又稱大坪頂，今林口台地），捬省垣(會)之背；故處處均費布置」的結論，可見林口台地的軍事價值。

日據末期，由地方民眾奉獻金錢與勞動力，蓋建出一座樹林口「獻納飛行場」。台灣光復後，國民政府部隊初到台灣時，空軍螺槳飛機仍曾使用過林口飛行場跑道，孫立人當陸軍總司令期間，還多次在該地舉行過陸空聯合作戰演習。1954至1977年間，飛行場部分用地轉變成樹林口通訊站(Shu Lin Kou Air Station)，隸屬於美軍顧問團在台的軍事情報部門，負責攔截當時中國大陸與蘇聯的電訊。美軍撤離後，交由憲兵205指揮部及憲兵特勤隊使用，由於接收的是美國人的營舍，在當時有「國軍史上最舒服營房」之稱，1996年廢止，改為林口新市鎮開發。

台塑企業在此建立傳奇

從機場捷運A7體育大學站出站，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國立體育大學大門，接著是一塊寫著「長庚大學」四個字的偌大紅色石碑；再拐幾個彎，居然又可看見「長庚科技大學」的招牌直聳天際。這是全台獨有的三校一體大學校園，為台塑企業創辦人王永慶為了紀念其父親王長庚，以其名字作校名，成為培養醫護人員和體育健將的搖籃。這筆占地近百公頃的校地，原都是台塑集團創辦人王永慶、王永在兄弟的土地。1973年，王家兄弟出資興建全台第一座巨蛋體育館，後來捐給國家，演變為後來的國立體育大學。

1987、1988年王永慶創辦「長庚醫學院（今長庚大）」、「長庚護專（今長庚科大）」，才演變成今日三校毗鄰而居的景況。加上鄰近包括南亞塑膠公司(上頁照片左下明亮處煙囪)在內的林口工業特區、明志科技大學、長庚養生文化村，可看出台塑在林口台地上占地甚廣，可以說整個山頭都是台塑的相關企業。

台灣經營之神王永慶(1917-2008)祖籍泉州府安溪縣，其先祖落腳於今新北市新店區後，幾代以原鄉的植茶技術在此種茶為生，收入只能勉強餬口。15歲只有國小學歷的王永慶先到茶園當雜工，後來因當時嘉義是稻米與木材集散地，所以在1933年到嘉義一間米店當學徒，隔年用200日圓自己開辦了一家米店，打下了日後經營策略的基礎。

1978年，長庚紀念醫院林口醫學中心開幕前夕，時任行政院院長的蔣經國親自前來參觀，對於各項先進的軟、硬體設施備感震撼，也讓他感受到長庚紀念醫院對公營醫院有強大的競爭力。經國先生之後撥出上百億資金，分別補助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和榮民總醫院，供其大舉擴充設備。這也算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一椿美事。最後王永慶安葬在林口台地，繼續見證台塑企業在此建立的傳奇。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四代半戰機雖然在外型上非匿蹤設計，但因價格、技術門檻、性能等方面具戰場優勢，依然是現代空戰中的首選裝備。就國際軍武市場而言，美系、歐系的戰機占據全球超過一半的市場，相對的，俄系戰機的市場較小，但即使如此，俄系戰機在發展、性能上仍舊不能小覷。

四代半戰機定義

戰機問世後徹底改變了現代戰場的樣貌，從傳統的地面、水面延伸到空中，基於現代戰機普遍具有速度、航電系統優勢，空權早已成為各國所關注的軍事理論，而要付諸行動就必須建立一支空軍部隊。

按照目前學理的定義，四代半戰機理論上是由現有的四代戰機，經由性能提升而來，雖然在外型上仍與多數戰機一致，但因戰機主動相位陣列雷達能取代傳統的機械式掃描雷達，在偵蒐、掃描、複雜的環境下更能勝任戰場，加上價格普遍低於五代戰機，故成為現代各國空軍建軍的首選之一。

俄國SU-30、SU-34

俄羅斯因國土面積遼闊，先天上必須由空軍戰機守衛，在設計的過程中特別重視戰機航程的距離，因此其外觀尺寸較西方戰機大，所能攜帶的武器、油料相形之下就顯得多，雖然俄羅斯武器較受到第三世界、中國大陸的青睞，但因俄羅斯本身就是軍事科技大國，故在國際軍武界仍占有一席之地。

基本上，俄式戰機幾乎皆由蘇霍伊設計局、米格航空集團所開發設計。SU-30戰機由SU-27戰機衍生而來，北約代號為「側衛C」，1989年首飛成功，目前大量服役於俄羅斯、中國大陸、印度與馬來西亞等國，總生產數量超過600架。

SU-30機身長度為21公尺、翼展為14公尺、高度為6公尺，共有12個武器掛點，使用兩具AL-31PF發動機，最大飛行速度為兩馬赫，經空中加油後，其作戰半徑可延伸至1,100-1,300公里，主要用於對空作戰、對地打擊、對海攻擊、同時能擔任空中預警系統，協調空中作戰的兵力調度，基本上其功能與美軍F-15E戰機雷同。

SU-34戰機為蘇霍伊設計局的產物，北約稱其為「後衛」，主要是由SU-30重戰機衍生而來的戰鬥轟炸機，俄羅斯當初期待透過此機取代SU-24戰機，主要的功能在於對地轟炸、空中攻擊。

1990年4月後試飛成功，2014年才正式進入部隊服役，機身長度為23.4公尺、翼展為14.7公尺、高度為6公尺，最大起飛重量來到45,000公斤，機身安裝兩具AL-31FM1型發動機，因機身較長，能攜帶至少12,100公升的航空燃油。

兩具發動機最快能擁有音速兩倍的飛行速度，最大飛行高度為15,000公尺，最大航程超過4,000公里，作戰半徑至少1,100公里；武器系統方面，機身配有30mm機砲，備彈180發，由兩名飛行員操作，機腹下擁有12個武器掛點，無論是傳統的空對空飛彈、空對地炸彈、反艦飛彈、火箭彈等均能攜帶，目前俄羅斯空軍至少擁有超過120架，至今仍未出現對外銷售紀錄。

俄國SU-35戰機

蘇聯解體前的政府要求開發另一款四代半戰機，並於1988年試飛成功，SU-35正式誕生，但因蘇聯解體後，俄國財政惡化，無法資金支應，直到2008年才正式將該款戰機完成設計並試飛，2014年服役至今已生產超過110架。

大致上SU-35戰機長度為22公尺、翼展為15公尺、高度為6公尺，最大起飛重量為34,000公斤，最高飛行高度為18,000公尺，最大航程為4,000公里，最大飛行速度為兩馬赫，機腹下方擁有12個武器掛點，目前使用國家有俄國、中國大陸、埃及。

SU-35戰機的衍生型號SU-35UB，是一款雙座戰機，主要用於訓練。另有衍生型號SU-35S，主要改良項目為增加空中加油管、換裝被動相位陣列雷達、安裝後視雷達，並具有朝向後方發射飛彈攻擊的能力，這些功能目前仍未被世界上其他戰機超越。

俄國米格35戰機

米格35戰機由俄羅斯米格航空集團開發（前身為米高楊集團），北約代號為「支點」。2007年2月試飛成功，2019年正式服役，該戰機為米格航空集團的最後一款戰機，機身長度為17公尺、翼展為12公尺、機高為6公尺、配備兩具RD33MK發動機，用戶可根據需求改裝成「向量噴嘴發動機」，增加戰機在空中的機動性能。

米格35戰機的機身不如蘇愷系列戰機大，但最大飛行距離仍有2,000公里，最高飛行高度逼近18,000公尺，雖然外觀上米格35戰機與米格29相差不大，但該戰機為四代半系列，在駕駛艙部分安裝液晶版面而非傳統的儀表，這不但有利於飛行員在戰場中獲取即時的資訊，同時在聯合作戰中更能將訊息傳遞給友軍。整體來說，米格35戰機性能優於早期的米格29戰機。

固定武裝仍為一挺30mm機砲，備彈150發，因機身較短，機翼與機身下方的武器掛點僅有9個，但該機攜彈量與美軍F-16戰機無異，由此可見，俄羅斯的軍火工業技術並沒有輸給美國太多，兩國最大的差異在於實戰經驗多寡。

整體來論，俄羅斯航空工業技術不差，雖然在四代半戰機前，電戰系統為俄羅斯的弱項，但在長期發展下，其四代半戰機已日趨成熟，相關的作戰半徑、攜彈量、航電系統亦能勝任現代戰爭，若與美軍同等系列戰機相比，俄國四代半戰機唯一的弱項在於實戰經驗較少，故仍需一些時間來累積實戰經驗。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生)

近日，俄製高超音速(Hyper-sonic)飛彈在烏克蘭戰場創下實戰首例。這類高超音速飛彈，又稱極音速飛彈。目前全球各國競相研發高超音速飛彈，但僅有俄羅斯和中國有實際產品問世。美國亦曾多次試射相關產品，接連失敗，直到今年3月才成功。限於篇幅，本文僅介紹俄製匕首飛彈、鋯石飛彈、Kh-32反艦飛彈等產品。

匕首(Kinzhal)高超音速飛彈

高超音速飛彈就是飛行速度超過每小時6,174公里(約3,836英里)，也就是超過5馬赫。高速飛行下，敵方若發現飛彈來襲，也僅有極短時間攔截。雖然洲際導彈(ICBM)的分導彈頭在重返大氣層時，其速度就超過5馬赫，但其機動性有限，僅能採取變軌來躲避防空系統攔截。相較之下，匕首這類高超音速飛彈可在大氣層內機動飛行，而現役防空系統均無法攔截。不過，高超音速飛彈在大氣層內飛行時，和空氣摩擦產生高熱和帶電離子等現象，均會影響彈體結構和通訊性能。因此，這類新型武器的設計製造技術更為複雜。

目前，高超音速飛彈分為二種：(1)高超音速滑翔飛行器(HGV)。HGV發射到太空後，採取類似洲際導彈(ICBM)的分導彈頭重返大氣層模式，進行打水漂式的高超音速滑翔(8-10馬赫)，欺騙敵方防空雷達並接近目標攻擊，如中國的東風17型(DF-17)和俄羅斯的鋯石飛彈。(2)高超音速巡弋飛彈(HCM)。HCM航速不如HGV快，但仍可在大氣層內以高超音速(5馬赫)飛行；末端，以低空高速突襲地面目標，讓敵人無法偵測攔截。

匕首飛彈屬於高超音速巡弋飛彈(HCM)，可由圖-22型(Tu-22)超音速轟炸機、米格31型(MiG-31)戰轟機攜帶，在空中發射並加速，末端以5馬赫以上航速攻擊地面目標。有專家宣稱，匕首飛彈是由地面車載的9K720伊斯坎德爾戰術彈道飛彈改造而來。俄烏戰爭時，俄軍曾發射2枚匕首飛彈攻擊烏軍的武器倉庫，但有專家質疑該目標為穀倉。

鋯石(Zircon)高超音速飛彈

鋯石飛彈主要採取高空彈道發射模式，末端以俯衝模式攻擊敵艦。目前，鋯石飛彈的技術性能仍屬機密。據俄羅斯官方宣稱，鋯石飛彈的最大爬升高度達28,000公尺，最大航速可達8馬赫，大幅縮短敵艦近迫武器系統(CIWS)的反應時間，其破壞力極為驚人。美國海軍神盾系統恐怕無法有效攔截鋯石飛彈。

去年(2021)7月19日，俄羅斯國防部宣稱，俄國海軍的戈爾什科夫海軍元帥號巡防艦(排水量4,500噸)試射鋯石飛彈，成功命中350公里外的地面目標。俄國海軍最大型的基洛夫級巡洋艦(排水量27,000噸)，經過現代化改裝升級後，可發射口徑巡弋飛彈和鋯石飛彈。次日，俄羅斯國防部更表示，8月將啟動最接近實戰的國家試驗，若順利通過就列裝服役。

俄羅斯國防部在進入國家試驗後，除了海軍船艦外，還有陸軍、空軍、潛艦等各型載具試射鋯石飛彈。未來，鋯石飛彈將具備反艦/攻陸的打擊性能。俄烏戰爭時，俄軍黑海艦隊也曾發射多枚巡弋飛彈攻擊烏軍據點，極有可能也包括鋯石飛彈。

Kh-32超音速反艦飛彈

Kh-22超音速反艦飛彈的大幅改良始於1980年代後期。Kh-22導引雷達在固定頻率下運作的抗干擾度很低，當敵方使用雷達干擾時，Kh-22便無法發射。2016年8月，俄羅斯仍持續研發Kh-22改良型(Kh-32)。該年底Kh-32正式服役。俄羅斯另對30架圖22M3型(Tu-22M3)超音速轟炸機進行現代化改良，以便可攜帶發射Kh-32。

Kh-32採用Kh-22外型，其外型尺寸完全相同。由於縮小彈頭(戰鬥部)空間，因而增加燃料槽的容量，具備更強力的衝壓發動機和抗干擾雷達慣性導引系統，並具備無線電指令校正、地貌影像參考和自動控制系統。

Kh-32最大射程達1,000公里，俄方專家經模擬測試，認為Kh-32具有突破美軍神盾戰鬥系統和配備標準飛彈6型(SM-6)飛彈防禦系統的能力，採取飽和攻擊時，可重創美軍航空母艦和護衛艦隊。Kh-32射高可達40公里，比美國短程飛彈防禦系統的攔截高度多出7公里。末端攻擊時，Kh-32以正上方(天頂)俯衝姿態來攻擊目標，恰好是一般船艦的雷達死角，更難以攔截。Kh-32多頻譜(段)雷達，具有更佳的抗干擾性能，可大幅提升制海能力。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鄭成功奉明正朔，擊敗荷蘭人、入主台灣，並實施屯墾，是最早大規模開發台灣者。同時，作為一個明末清初的歷史人物，一向給後人「堅毅反清」、「驅逐異族」與「恢復故土」的形象，台灣至少有一百多間廟宇祭祀他，而如劍潭、劍井等民間傳說，不僅強化了他受命於天的形象，也為他早逝做出解釋；但近年來，鄭成功的歷史貢獻，在台灣當局的意識形態下已逐漸改變。

鄭成功在光復前的形象

台灣早期移民都是漢人，後來受到荷蘭人的高壓統治，鄭成功來台趕走荷蘭人猶如久旱逢甘霖，加上明亡而由外族治天下，漢民族心有不甘，此時鄭打著反清復明之旗號，在百姓眼中猶如正義之師。隨著時間的推進，鄭成功在台灣人的心裡就是開台英雄，其個人及事蹟也逐漸神格化，多個傳說附會到他身上。

台灣歸順初期，朝廷為平復和籠絡閩台民眾人心，康熙皇帝在贈與泉州三邑南安鄭氏祖墳的詞中提到：「朱成功明室遺臣，非吾亂臣賊子。」清代統治台灣初期，曾想清除台島內的反清復明思想，但民眾感念其開台之功，祭祀不斷，康熙也頒給「忠臣」牌匾，認可他為明朝盡忠。當然，官方史書中「逆賊」形象還是難以避免。

清末，台灣屢受日本窺伺，巡撫沈葆楨上奏聲明鄭成功是明代孤臣，絕非國朝亂賊，讓官方為其立祠公祭，以凝聚早已接受鄭氏信仰的民心，獲得清廷支持，是為「開山王廟」。日本占領台灣後，不願違逆民意，將該廟改建成日本社殿建築，並改稱「開山神社」。接著總督府大力宣傳鄭成功母親為日本人，並鼓吹其行徑與日本武士道相符，容許祭祀，因此全台當時有50多個相關廟宇及神社。

在大陸，由於列強對中國的壓迫始終沉重，1904年劉師培化名光漢，在《中國白話報》發表的《中國排外大英雄鄭成功傳》，既有提升民族自信心的作用，也與晚清的白話文運動相互激盪。辛亥革命前，陸續有學者將鄭成功論證為秘密會黨創始人，而後溫雄飛、蕭一山、羅爾綱也都認為鄭成功創建了天地會，與革命運動關係密切。

研究閩台的大陸學者謝雲聲表示，鄭成功的傳說早已在民間廣為流傳：鄭成功的歷史故事，固然是多的了。一般人以為大半屬於正史，殊不知他不可為據的故事傳說，嘖嘖地流傳於民間，遠多於正史不知有幾倍？我們姑且不必說鄭成功的歷史故事，在民間流行於人人的口頭，那些已刊行在書本上的，也早已記載若干了。

晚清到民初，與鄭成功相關的研究充滿濃烈的政治色彩和介入屬性，雖然專業性和學術性上略顯不足，但民族英雄的形象已逐步建立。

光復後鄭成功在台形象

1945年國府接收台灣之後，欲去除受到日本殖民50年的各種遺留，特別是皇民化運動的深刻影響，必須讓台灣民眾再次經受「中國化」的文化洗禮，在此過程中，除了行政長官公署一連串的教育與移風易俗政策，身為一直受到祭祀的英雄人物，鄭成功的形象運用成為一種獨特的政治操作，轉化民間對鄭氏精神的景仰，利用鄭成功的民族精神作為政治號召，使台人更容易重新接受中國文化。

1945年中日戰爭結束後，鄭成功「民族英雄」之名在台流傳，這一詞最早出現在1946年8月18日《興台日報》的報導，不久，台南、花蓮、彰化等地也紛紛出現崇仰鄭成功的活動。戰後朱昭陽成立的延平學院(現延平中學)，命名者林獻堂便以紀念延平郡王鄭成功的不畏強權、反抗外來支配等民族精神，為這所招收台人菁英的學院命名。

之後，除重塑延平王雕像，並將開山神社重新命名為「延平郡王祠」。自1946年起發起的台灣省運動會也以鄭氏精神來做象徵，將其中的火炬儀式，作為民族英雄鄭成功的精神意象，訂於台灣光復節前數日，在台南市延平郡王祠舉行引火典禮，以「國姓爺」堅毅不撓的精神，點燃「勝利之火」，發揚鄭成功經營台灣的精神，再由各縣市選手接力傳遞到會場。

1947年二二八事變後，國防部長白崇禧來台進行宣慰，3月17日下午向全台民眾廣播，以鄭氏精神來宣告民眾，內容中提及台灣為我國海防重鎮，台胞為我黃帝子孫，280年前的民族英雄鄭成功抵抗異族，表現出中華民族的革命精神，以鄭成功民族精神的遺風，作為安撫台民的呼召工具。3月22日白崇禧途經台南，前往延平郡王祠，向民族英雄鄭成功行禮，並撰寫兩聯文字褒揚鄭氏，「孤臣秉孤忠，浩氣磅礡留萬古」，「正人扶正義，莫將成敗論英雄」，在民族精神遺風下肯定鄭氏的忠義作為。

1949年，省主席吳國楨以鄭成功勉勵民眾熱愛冒險自由，同年孫立人也在「台灣軍士教導團」入營典禮上，提及台灣人不少是鄭家志士的後裔，充滿愛國、愛民族的熱忱。1963年4月，台灣省議員郭國基建議，行政院院會將每年4月29日復台紀念日舉行春祭鄭成功儀式，提升為「國祭」層次，並由內政部長主持祭典以示隆重。院會通過此建議，是年之「民族英雄鄭成功復台302周年紀念」，便由內政部長連震東負責主祭。

大陸高度評價鄭成功

郭沫若曾撰寫劇本《鄭成功》，最初是應電影製片廠之邀，但他對歷史人物本身很有興趣，當時的歷史語境也決定了這個劇本的現實意義。他以「古為今用」的原則，用跨文體的形式，對鄭成功收復台灣的歷史進行形象化表達，著重強調高山族和黑人等群體在反殖民鬥爭中的作用，呼應1960年代民族解放的歷史訴求，還原歷史真實。

廈門大學於1961年成立了鄭成功歷史調查研究組，並成功召開「第一屆鄭成功研究學術討論會」，會議資料中表示，此會寄予了祖國早日統一的美好願望。1990年代初，廈門鼓浪嶼立起15.7米高的鄭成功花崗岩塑像。1997年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的習近平，在紀念鄭成功收復台灣335周年大會上指出：「我們要繼承愛國主義傳統，弘揚鄭成功精神。」2004年，新的鄭成功塑像在泉州市完成，雕塑高30米。足見大陸方面將鄭成功視為實現海峽兩岸統一的精神紐帶。

鄭在台灣教科書中的轉型

台灣解嚴之前的中小學歷史教科書，鄭成功的形象在各版本中雖敘述不盡相同，但其忠君愛國的形象大致無異。這除了受課程標準規範外，也與鄭本身濃厚的道德意識離不開關係。

李登輝時期開始對歷史教科書進行重大變革，將台灣史由整個中國史當中取出單獨呈現；民進黨2000年執政後，更以杜正勝的同心圓理論進行大幅度改編。鄭成功身為擊敗荷蘭人、首位大規模拓墾台灣者，在教科書內所占篇幅自然大為提高，但敘述的重點也多由稱頌鄭成功的民族氣節，轉偏向他開拓台灣的過程，以及推廣漢人文化的貢獻。

1961年鄭成功復台300周年之際，曾出現「開台」與「復台」用詞的爭議，「復台」一詞反映出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歷史連結，「開台」則力主鄭成功首次將台灣收入版圖，當時決定以「復台」為官方用詞。

2002年，此問題再次引發爭議，由於已是民進黨執政，陳水扁選擇了舉辦「鄭成功開台341周年文化節」。在民進黨許添財、姚嘉文等人的嘴裡，鄭成功在台灣力挽狂瀾，獨當一面的行動，成了「兩國論」、「一邊一國」的典範。

民進黨近年吹捧八田與一、後藤新平等日本技術官僚，而對於中國人物則採褒貶參半的方式描述，例如針對劉永福，專門讓謝國興、吳密察、戴文鋒等學者講述其敗退逃離的經過，甚至捏造「阿婆浪港」的俗諺；對於西來庵事件的余清芳，則在教師手冊裡補充他曾為日本吏員，因犯罪被辭退才領導抗日行動；對鄭成功，則不再提及本身的象徵，取而代之的是鄭軍開拓時，將大肚沙轆社幾乎滅族等內容。

如今台灣歷史課綱在「去中國化」的原則下再次調整，中國史的部分不但被置入東亞史內與日、韓同列，過去以朝代時序的完整論述，也被切碎為主題式授課，台灣年輕世代對中國的認識勢必更為困難，這些都成了推展兩岸關係的障礙，必須早日設法破除、正本清源。

(作者係廣西玉林師院台籍教師)

女性主義萌發於18世紀的歐洲，知識女性受自由主義啟發，爭取與男性相同的自由、平等、獨立，是謂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百年後，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女性主義者力主以「合作的集體主義」，取代「自私的個人主義」，將女人從家務和個別家庭中解放出來。20世紀末，年輕女性發現左派團體雖以民主平等為號召，但男性領導者仍歧視女性，乃自組團體挑戰父權，自稱激進女性主義。

從閱讀經典了解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理論彼此影響，並與外在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互動，發展出多元的論點，焦點從人與人的平等，延伸到社會公義，乃至人與萬物的共生，過程中有衝突，也有融合修正。從早期的憤怒、對父權規範的敵意，漸次轉變為尊重萬物、互相依存的現實，朝向既重視自由理性，也珍惜情感和歸屬需求的方向發展。

《女性主義經典選讀》依時間順序分為八個主題：(1)女性意識覺醒、(2)性別角色反思、(3)父權管轄的女體、(4)女性情慾和同女發聲、(5)婦運初心、(6)女性主義新世界、(7)理論檢驗與重構、(8)策略選擇與行動，為讀者介紹51篇重要文本，多面向勾畫出女性主義的軌跡。

本書還收錄了許多重要的歷史文獻，例如美國「全國婦女組織(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Bill of Rights in 1968)」發布的〈權利法案〉、聯合國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的〈北京宣言〉(1995)、非洲女性主義論壇發布的〈非洲女性主義憲章〉(2006)。

女性主義者備受挑戰壓制

在歷史上，女性主義是新的產物，難免受世人懷疑、抗拒，法國女性主義者克麗斯汀戴菲(Christine Delphy)說：「女人變成反女性主義者很正常，變成女性主義者才令人吃驚。」變成女性主義者是漫長、痛苦的過程，歷經不斷反省、反抗（包括反抗自己）和不斷蛻變；但也有快樂，快樂來自於接納自己和造成改變（自己和世界），並且在改變中成長。

挑戰權威是激進女性主義的起點，不只檢討金字塔式的權力架構、也挑戰各式權威及其意識形態，包括性別、種族、國家、資本主義等。

在父權體系中，權威無所不在，戒嚴時代有明目張膽的出版審查，後戒嚴時代的當權者仍然任意查封電視台、或禁止人們使用某種通訊軟體。只是權威的運作經過精心包裝，較為隱而不顯。用來包裝的是民主、資訊安全，甚至是科學、或者客觀、中立等價值，表面無害、甚至象徵進步。

16世紀歐洲啟蒙時代，大規模屠殺有傳統醫療知識的女巫，便是假借科學之名。20世紀台灣，為了爭取婦女研究的主導權，排擠女性主義者的理由居然是女性主義者的觀點不客觀、中立，沒有學術價值。因此，發展敏銳的洞察力，看穿權威的假面具，便成了女性主義者必須歷經的試煉。

19世紀不同女人開始發聲

在個人層面，從小到大，女性受到種種行為規範和傳宗接代的壓力，甚至生殖科技越發達，女性揹負的生育責任越難逃脫。在組織層面，在威權體制中，順服是較為安全的位置，反抗則注定要冒各種風險。

不過，從19世紀起，飽受壓迫的美國女性黑奴索傑納特魯思(Sojourner Truth)就做了反抗不公不義的最佳表率。她是一名布道家、反奴隸制度和婦女運動的領袖。沒有上過一天學的她，在100多年前，就能夠用淺顯的語言批判性別歧視：「我想如果我必須像男人一樣用身體挑重擔，就該有同樣的權利。黑男人鬧起來爭平權是何等大事，卻沒人提到黑女人。如果黑男人得到權利，而黑女人沒有，黑男人就會變成黑女人的主人，那就跟從前一樣糟糕。」

20世紀的黑人女作家奧菊羅德(Audre Lorde) 和貝兒胡克斯(Bell Hooks)，同樣選擇了不逃跑、直接對抗。

羅德要女人正視自己內心的渴望，不論是情慾或憤怒，都可以轉化為推促改變的動能。

胡克斯更進而看到邊緣處境的積極意義：「我們同時從外向內看，以及從裡朝外看，…我們理解兩者。這種觀看模式提醒我們整個宇宙的存在，一個由邊緣和核心組成的全體。」她區分被強加的邊緣性和選為抵抗之地的邊緣性，苦難和鬥爭創造出來的反抗空間是追求創造性、主體性的基地；在困難中有希望和快樂。她期望新的空間可以與外在世界接合，成為個人與集體轉變的起點。

出生孟買、長居紐約的社會學家莫汗娣(Chandra Mohanty)曾批判，西方女性主義在論述第三世界女性時，存有知識霸權的盲點，以西方為中心，強調女性經驗的普同性，而忽略各地女性不同的歷史脈絡、主體性和反抗。20年後，她受到女性主義跨界連結的啟發，提出共同差異的概念，差異的重點不在差異，而在於透過洞悉各自的差異和特殊性，找到連結與共通性的可能。她主張在思考社會正義時，仔細分析邊緣女性的經驗，有助於辨識權力運作的過程，以及利益與權力運作的階梯。

女性主義為世界尋找出路

女性主義為個人和學科帶來轉變。曾是婦運明星的葛羅麗利亞史坦能(Gloria Steinem)到了老年，學習與過去的自己和解，親近大自然，感受天人合一。

女性主義經濟學不僅有別於傳統經濟學，並從早年關心個人的理性選擇，轉而重視人類和地球的整體生存，以及當前社會對照顧和關懷的迫切需求；主張公司治理不能僅著眼於股東和公司的利益，應實現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最大化，包括員工、客戶、消費者等。當壓迫和掠奪的政治、經濟勢力將人類推向戰爭和毀滅時，女性主義一直都在為世界尋找新的出路。

（作者係《女性主義經典選讀》主編、台北市社會局前局長）

邱士杰學長新著《戰後台灣經濟的左翼分析─劉進慶思想評傳》（下稱《評傳》），收錄在台大出版中心「台灣研究先行者叢書」。在展讀全書前，我注意到，這套叢書前四冊涉及的對象，均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不同學科的日籍台灣研究先驅，體現了當代台灣學術史的自我認知，以及現代性起點的自我想像。或是叢書主編的有意安排，抑或是偶然，接續的第五冊以出生於日殖時期、學術臻熟於1970年代台灣「軸心時期」，且持馬克思經濟學立場的劉進慶先生為傳主，反而凸顯了其「抵抗與學問」之於台灣的重要性。

現象與本質

作為政治學的學徒，我在求學期間，接觸到解釋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的論述，莫過於「雁行理論」，以及由此延伸而來的「亞洲四小龍」形象，儘管有別於純經濟學視角，而強調「把國家帶回來」(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但對於國家性質的討論，仍囿限在民主與威權的政體分類。在課堂上，劉進慶的名著《台灣戰後經濟分析》（下稱《分析》）總是列名在課程大綱的參考書目上，卻始終宛若神祕般地存在，除了借用其中的數據資料之外，熟悉於西方主流知識典範的師生們，恐怕都無力讀懂這本書的問題意識與方法論。

邱士杰在《評傳》裡，不只一次援引馬克思《資本論》所言：「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餘的了」，以此揭示劉進慶從其生命經驗出發，求索台灣經濟表現背後經濟本質的宏大企圖。或許可以這麼說，藉由《評傳》的輔佐，更又有助於讀者對《分析》作者與理論在認識上的統一，從而得以觸及《分析》的「本來面目」，亦即書中引用魯迅研究者伊藤虎丸之語：「喚醒個人的自覺，促使回心，給予救贖的同時喚起其主體性」，其價值不僅在於學術上的探索，更在於蘊含其中的運動性格。

抵抗與學問

《分析》所遺留下來的思想困境，邱士杰在書中認為，日本學者難以理解「堅守民族統一的原點」如何成為劉進慶的抵抗立場，而台灣讀者則難以掌握其立基於馬克思經濟學的學問。然而，在我的閱讀過程中，始終感覺到對於當代台灣而言，無論是其抵抗還是學問，劉進慶可能在被貼上「統派」與「立場先行」的標籤之後，便被拒於意識形態大門之外，更遑論進一步接受或把握他。

在學習《分析》之前，我先看過劉進慶的兩篇論文，一是發表於《海峽評論》的〈歷史悲情與歷史認識的自我檢討─剖析台灣媚日反華分離主義者的奴性史觀〉（1997），二是收錄於《台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的〈序論台灣近代化問題─晚清洋務近代化與日據殖民近代化之評比〉（2004）。二文涉及的主題都是關於日本殖民評價的探討，這個問題在當下台灣或許已「殆為定案」，卻是追尋台灣主體性面貌不可能繞過去，且需要不斷反思與辯論的一道思想關卡。

劉進慶曾用斬釘截鐵的語氣說：「日本軍國主義下的軍需工業化是非台灣主體的近代化，乃不可取」，也曾嚴厲地批評「自我奴化」的史觀：「美日好比是台灣的太陽，地球好似以美日為軸在轉動，歷史好像由美日來帶動」。這兩段話看在多數台灣讀者眼裡，也許視之為「激進」或「極端」，然而卻是劉進慶從其一生「抵抗」與「學問」提煉出來對故鄉的肺腑之言。

原點與承續

我在研究所期間曾受業於許介鱗老師，他與劉進慶既是同代人，也有著相似的修業背景。許老師回憶其成長過程，由於察覺到自身的處境與國際政治的險惡，而從殖民地的「馴民」覺醒。另一位背景相近的戴國煇教授，也曾憶述日本人對台灣人「清國奴」的惡毒辱罵，在其心中形成「隱痛的傷痕」。《評傳》書中則提及少年劉進慶的小故事，殖民統治「二重社會」的矛盾，乃至於其父親眼看全鎮媽祖像被集中焚毀時的眼淚，「成了觸發我民族感情的原點」。

再加上光復之後政治上的腐敗與高壓，構成了劉進慶這一代人的「原體驗」。我在《評傳》書裡竟也看到不久前過世的祖母影子，1936年出生於雲林二崙小鎮的她，晚年曾對我們說過二二八期間與同學們做飯糰送往戰鬥前線，以及白色恐怖期間鎮上正派人士「一夜消失」的記憶。因此劉進慶的「原體驗」，不只屬於他個人，確實如同邱士杰所描繪的，那是「民眾抵抗史中的個人軌跡」。

無論是許介鱗的「覺醒」，或是劉進慶的「原體驗」，在台灣如今的統獨政治語境中，既成為了一塊「歷史化石」，也成了「狗去豬來」這種二元簡化的教條信仰。問題是，既然歷史是延續與累積的過程，左右人民生活體驗的政治與經濟條件，本身也應該有相承的線索。這也是劉進慶何以堅持追溯晚清台灣的意義所在，他指明：「戰後台灣經濟是繼承戰前殖民經濟的遺制，予以改編，形成龐大的公有經濟為出發點」，而「戰前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殖民地經濟之起點，是建立在晚清洋務運動時期台灣近代化．資本主義化的良好歷史基礎上而開展的」。劉進慶的歷史詮釋，正呼應著他對戰後台灣20年，「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判斷的脈絡。

不過，僅管具有共同的「原體驗」，劉進慶的同代人還是產生了不同類型的人生道路，劉進慶稱之為「同根異果論」，按《評傳》說法，他「對於認同相異者的共感同情以及自身寬闊的胸襟」，「沒有將自身獲得原體驗以後的人生經歷視為唯一典型」。如何在理解台灣歷史複雜性與特殊性的基礎上，對於「同根異果」，甚至是往後世代「異根異果」進行自洽性的分析，應是劉進慶自稱的「附錄」研究範疇，以及理性之外不可或缺的感性掛念。

預示與召喚

我更好奇的是，當劉進慶「不想肯定」的「獨裁政權」被推倒之後，他的抵抗與學問，將依託到什麼對象和位置上？中國大陸走向改革開放，台灣的貿易重心轉移到中國大陸，形成了與時俱增的依存關係；但是在政治關係上，台灣對中國大陸的對抗與「脫勾」越演越烈。台灣在兩岸關係中特殊的「政經相悖」矛盾狀態，致使在認識上又停留在過去對美日的依附關係，政治與安全自不待言，經濟上同樣將「附庸性」視為「主體性」的展現，包括對於「護國神山」的自豪感與光榮感。正如他在《分析》〈漢譯版序〉所說：「我們切勿為一時的豐裕而得意忘形，沖昏了頭腦，走錯歷史方向」，那麼如果劉進慶沒有在2005年溘然長逝，他將如何展開抵抗與學問、如何提示現象與本質的關係、如何從經濟的考察中繼而喚醒民眾，這是《評傳》令人意猶未盡的發想與渴望。

與此伴隨而來且迴避不了的問題，當屬中國大陸於今世界扮演的角色，以及之於台灣的意義。《評傳》收尾並未越俎代庖替劉進慶做出回答。但劉進慶2002年1月21日「最終講義」最後一項主題－「21世紀之經濟再構築的課題」，以及發表於過世後探討日本資本主義前景的專文，似乎都帶有對台灣如何重新思考中國大陸的預示意味與移情寄託。

我想起《劉進慶文選─我的抵抗與學問》下冊收錄的第一張圖片，1986年11日23日劉進慶在大陸訪學期間，所留下的一幅題詞：「祖國建設欣欣向榮，革命偉業永垂青史」。劉進慶對未來世界和平繁榮的溫厚想望，以及建設一個「對人類的共生有所貢獻，並得以成為世界各為所尊敬的先鋒國家」的激情關懷，或許他早已有了暗自的期許與答案，至今依舊召喚著故鄉的人們─擺脫「奴隸的語言」。

（作者係媒體工作者）

我於60年前負笈北美，在入學資格口試時，三位口試老師認為最容易的一問：史家透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1861-1932)為何重要？我居然答不上來。我在台大讀歷史本科時，雖選讀過張貴永教授的西洋史學史，但當時習自希臘、羅馬到近代歐洲，卻從未注意到美國史家。

美國史家雖於19世紀仍多到德國取經，但已經人才輩出，而尤其看重透納。透納平生著作偏少，僅完成兩本專書，依然於1910年被選為地位崇高的美國歷史學會會長，主要是因1893年美國歷史學會在芝加哥舉辦的年會上，他宣讀了一篇〈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論文，提出「邊疆理論」(the frontier thesis)，一舉成名。據統計，當透納於1932年辭世時，全美大部分大學的歷史系，仍然講授他的邊疆史。

邊疆理論挑戰歐洲淵源說

直到1880年代，「歐洲淵源說」仍是美國的主流，奉為史學祭酒的亞當姆斯(Herbert B. Adams, 1850-1901)尤主此說。他研究波士頓新英格蘭一帶城鎮，認為美國的民主制度就是源自中古德國，是為承上啟下的縱向「條頓民族淵源論」(the Teutonists’germ)。透納則以橫向地區間的互動挑戰此一說法。

他說歐洲的殖民者來到新大陸，並未在東岸止步，而是不斷地向西推進。拓墾者在中西部一望無際的原野上與環境互動，大顯身手，使遼闊的土地成為美國制度的大熔爐，其中人們有大好機會改善經濟生活與社會地位，幸運的荷鋤者可由赤貧變成富豪，導致社會驟變，為美式民主打下堅實的基礎。他認為階級在邊疆上很容易升降，故而意義不大。他因而認識到特殊的自然環境影響了拓墾者的心理層次，使西部人比較獨立自主，逐漸形塑了美國的國格。所以美國民主制度的根源在中西部，而不在大西洋沿岸。

透納的新解釋對美國史具有革命性的影響，贏得青睞，毫無懸念地壓倒了亞當姆斯的歐洲淵源說。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的演化論原本兼顧到先天與後天，而透納的「環境論」(environmentalism)就是要偏重後天環境的重要性。他的「經濟社會論」，取代了亞當姆斯的「生物有機論」。更值得注意的是：透納挑戰的，不僅是亞當姆斯個人，而是亞當姆斯所代表的美國主流史學界。年輕的透納身處美西，卻戰勝了位居要津的美東史界耆老，聲名鵲起。

透納相信環境會改變人類

透納能夠提出新見，並非偶然。他本來就生長在中西部的環境裡，原是一名漁夫，悠游於山水之間。他看到荒原曠野的無法無天，親眼目睹被私刑吊在樹上的屍體，看到邊疆的真情實況。他自少又喜讀地方史，博覽群籍，對歷史產生濃厚的興趣。他覺察到美國人雖同樣來自舊大陸，但東岸都會區與西疆拓墾區之間有明顯的差異。他深信環境可以改變民族及其制度，認為歐洲文化進入新大陸後，新環境特別是中西部邊疆特殊的自然與社會環境，決定了美國的民主制度與國家性格，形塑了獨特的美國文明。

透納斷言環境可以改變人類，顯然有所取自政治經濟學者易理(Richard Ely, 1854-1943)的說法，他也顯然受到義大利政治經濟學家洛理亞(Achille Loria, 1857-1943)經濟決定文明社會的影響。當時的美國名家如班克勞夫(George Bancroft, 1800-1891)與派克曼(Francis Parkman, 1823-1893)都輕視邊疆上的皮貨生意，以為無關緊要。透納則不以為然，他視這些經濟活動為進步的象徵，以及新興文明的必要因素。從歐洲及東岸來的新移民，居住在西部的新環境裡，不斷產生有機的發展，涉及村落內部的改良與進展，以及土地法與勞工等議題的處理。所以他說：要瞭解美國史，必須先瞭解美國的中西部。

透納在威斯康辛大學讀歷史系時，已理解到史家的職責不僅僅是記錄事件，而且需要理解歷史時空裡的人性，需要重視社會在環境裡的成長。他的業師艾倫(William Allen)指出：英國在北美的殖民時代是歐洲擴展的最後階段，他因而將眼光投射到散布在新大陸的拓墾村落。他執教鞭後，繼續以社會在時空中的發展教導學生，而最須知道的是：發展中的變遷及變遷的原因。所以研究歷史，除了時間紀年外，也需要明白地理空間。

透納的第一本書《西北史大綱》（Outlin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west），就強調地理是歷史事件不可忽略的背景，以及新興社會在特殊地域內的發展。他看到美國如何從原住民的居住地，經由法國人先探險後占領，如何與當地的印第安人因矛盾而作戰，再到為英國人與西班牙人所占領，最後到獨立革命前的西北拓墾。美國聯邦政府於1787年發布詔令，在英國的北美殖民地與「大湖區」(the Great Lakes)之間，建立了美國的「西北領地」(Northwest territories)，接著聯邦政府於1803年自法國政府以1,500萬美元，購得路易斯安娜土地，總面積有828,000平方英里，每一平方英里只值18美元。其實法國僅控制這一大塊土地中的小部分，大部分是印第安人的居住地，但霸權根本不在意原住民的權益。美國進而爭奪遠西的俄勒岡，再進軍沙漠，並從俄羅斯購得阿拉斯加，美國疆域迅速擴張。

邊疆是美國文明的特色

透納既視西部殖民為美國歷史的最重要部分，他將人及其制度與思想聯繫到自然環境裡。他看到19-20世紀之交的美利堅合眾國，事實上是一「多地區的聯邦」(a federation of sections)，是一眾多地區的組合。美國的歷史就是地方主義與國族主義兩種力量的激盪。最後美國的「國族主義」(nationalism)逐漸勝出，統一了包括移民、海軍、仲裁、旅行、自由貿易、商業成長，以及國際事務等多方面的分歧勢力，形成統一的國策。

大西部的拓墾及其影響呈現出美國各方面的新面貌，開墾者的愛鄉土意識轉化為國族主義，形成美國在思想與制度上的特殊性格。他想要說明的是：美國人的生活明顯有異於英國與歐洲，美國與歐洲的民主完全是兩碼子事，所以他認為西部觀點是把鑰匙，可以開出美國史重要的新課題。他的結論是：邊疆是美國文明的特色，美國史也必須要從新大陸的特殊環境中去瞭解。透納的邊疆理論推翻了陳說，自有其創見，對美國史的重要性已呼之欲出。

美國向西推進，到1890年代，已經抵達西岸。邊疆在新大陸消失，使美國人感到不再有無止境土地的恐懼，而同時來美移民的激增，產生了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 1766-1834)所說生產趕不上人口增加的危機感。美國人視邊疆為「安全瓣」(safety-valve)，一旦肥沃的土地耗盡，生機受到威脅，心裡上便不再感到有取之不盡的自由土地。透納也為此產生危機感；不過，此後美國開闢了向太平洋擴張的新邊疆，將商業利益投向海外市場，從拉丁美洲到太平洋上的夏威夷與遠在東亞的菲律賓，以至於走向環球「自由貿易的帝國主義」(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無疑都承繼了19世紀擴充邊疆的心態。

20世紀之初，賀布森(John Hobson,1858-1940)成為帝國主義理論大師，對帝國主義充滿熱情的樂觀，與透納對邊疆終結的悲觀相映成趣。當今美國海軍縱橫四海的「自由航行」，可以說是一脈相承。

新大陸的邊疆結束了，但拓墾精神已經在美國繁殖，深度影響了美國的制度與思想。此一學說強調，邊疆環境能改變人為制度，看來像是「環境決定論」(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其實不然，決定論只允許唯一的決定因素，透納雖重視環境，但絕未忽略社會多方面的人為因素。

經濟與社會影響人類行為

透納與同時代的美國史家，多少都受到「歷史相對論」(historical relativism)的影響，不認為可以獲致完全客觀的歷史，因歷史家會受到國族、時代、階級等因素的影響。他認為歷史不是逃避到往古的避難所，而是理解當下之所需。換言之，歷史足可照亮今日所遇到的問題。這也可說明，透納注意到歷史的用處，不僅可作為政治資鑒，更重要的是必須瞭解：經濟與社會因素會影響到人類的行為。

他也拒斥歷史是大人物的傳記，曾說理解普通的美國人才能理解美國的文明。他培養出許多博士生，其中極負盛名的俾爾德(Charles Beard, 1874-1948)，曾說他的老師引領經濟為美國歷史書寫的重點，就足以令名不朽。透納也是量化史學、科際研究等的宣導者，對歷史研究的概念與方法，也有其貢獻。

透納的邊疆理論並非心血來潮，憑空而來，而是從其歷史與文化的經驗而來。美國內戰後南北統一，經濟得到起飛的機會，工業化與橫貫鐵路的建築，向西擴張成為大勢所趨。廣袤的土地並不是可以自由取得的「無主之地」(free land)，有的是從投機商買來的，有的是追殺原住民後搶來的。不管從何種手段獲得，肥沃的中西部土壤是農耕者的天堂，成為美國龐大的穀倉，贏得農產品的國際市場。透納的歷史眼光注意及此，絕不意外，他受到美國史學界的敬重，他個人和藹可親的形象也有助於他聲望的延續，更重要的是：他提出極有主體性的美國史解釋，證明美國文明雖來自歐洲，然而在中西部遼闊的原野裡，人與惡劣的環境鬥，與野蠻人鬥，培養出自立、自強、自治的精神，養育了本土的民主文明與獨特的國性，使美國人感到自豪。

透納的學說不僅在美國史學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而且廣受美國人歡迎，因他為許多民間傳說與神話以真材實料來佐證，給一般美國人一縷鄉村的浪漫情調，增添對未來的滿滿憧憬，產生回歸自然的濃厚興趣，以至於1890-1900年代的美國社會，出現對「原野的崇拜」(wilderness cult)。其實，實況並非如此浪漫，除了原始的自然環境需要克服，人為的橫暴幾同叢林法則，拓荒者唯有帶槍自保，美國至今槍枝氾濫有其淵源。

「新清史」竟議論中國疆域

透納的邊疆理論到1960年代，批評者漸多，不再流行，主要認為透納過於強調邊疆上的民主與平等，看不到婦女與少數民族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與壓迫。但他的論點沒有被遺忘，多少啟發了後起的「環境史」及人口移動的研究。透納的邊疆理論或可稱之為「假說」(hypothesis)，因他並無意要創立歷史哲學，因他不相信人事可由任何鐵律來牢籠。他很能接受不同的歷史解釋，畢竟他的學說來自美國經驗，並無普世價值。他的理論並不適合加拿大、澳洲、西伯利亞等地的邊疆，更無論中國的邊疆。

今日美國的疆域與中國相差無幾，兩國的地理空間同樣在改變，都是從歷史演進而來。美國只經過二、三百年，就從13州發展到今天橫跨兩洋的疆域，領土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增大了三分之二有餘，而中國要經過兩、三千年才演變到今日的疆域。中國歷史疆域演變的時間遠較美國為長，而且既有伸展，也有收縮，不像美國快速擴張而無收縮。不料，近年美國的「新清史」學者，居然把中國疆域的伸縮當成話題。

哈佛大學歐立德教授大談「中國應有的疆域」(the proper limits of China)，說哪些疆域應「入」(in)，哪些該「出」(out)！日本人岡田英弘在其《從蒙古到大清》說，滿清繼承蒙元，所以元清兩朝擴充的領土都不應該是中國的疆域，這豈不就是戰前日本學者「滿蒙非中國論」的新版？照此邏輯，美國的疆域是否應限於東岸的13州，當今三分之二的領土都應該「出」嗎？於此可見，在西方學術文化的霸權下，在西方現代知識體系的籠罩下，歷史話語權如果失去自主性，跳不出西方的歷史語境，或有領土分裂之禍。

中國應提煉出自主性理論

新清史學者利用二分法將中原與邊疆對立，甚至將中原併入邊疆，於是有此怪談：中國只是大清中亞帝國的一部分。即使按照透納的「邊疆理論」，美國受到邊疆自然環境的影響，大西北的原野尚能改變來自歐洲的文明；滿人入主中原，豈能不受中原自然環境與濃郁文化氛圍的影響？

中國歷史上漢化的事實，遠遠早於元、清兩朝，豈能視而不見？更何況，透納也指出，美國東岸與西疆的歷史互動，最後形成的是國族主義，而非地區分離主義。中國的中原與邊疆的互動，同樣是在塑造中華國族主義。西方理論既然來自西方經驗，我們也可善用中國經驗提煉出具有自主性的理論。人文社會學有不同的文化和價值判斷、不同的解釋，也就有「主體性」。主體性並不是「中心論」，也非「文化相對論」，而是英國思想史家伯林(Isaiah Berlin)所說的「文化多元論」(cultural pluralism)，不同的文化各自有其主體，各有其特色，可以並存不悖。

(作者係本刊主筆，退休歷史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