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敗選後，全黨上下失魂落魄，兩位爭取主席大位的候選人郝龍斌、江啟臣，政見大同小異、乏善可陳。意外的是，就在此時，前花蓮縣長傅崐萁的恢復黨籍案，引出一堆牛鬼蛇神。國民黨前秘書長金溥聰，率領著幾位「國民黨青年」，對黨中央開砲，反對恢復傅的黨籍。

疊床架屋的無效組織

金溥聰質疑，「如果黨中央在此案仍罔顧年輕人聲音一意孤行，如何找回青年人的支持」？而金所指的「年輕人聲音」，大概就是指他身旁的徐巧芯與林家興兩位吧，他們剛好就是前後任的國民黨青年團團長。如果國民黨要檢討為何沒有青年的支持，難道歷任青年團團長沒有責任，怎麼好意思在大敗後，還夸夸其談要尊重他們「這些青年」的聲音？

國民黨青年團，其實並非國民黨內既有的常設組織，國民黨在組織發展委員會底下，另有一個行政組織青年部，而對於社青則有青工會的系統。青年團是2006年馬英九當選國民黨主席後成立的，跳過既有架構，等於是直屬馬英九的親衛隊，成員馬金系統味道濃厚也就不奇怪了。首任總團長為林益世，之後的總團長基本上是由有學籍的青年擔任。

青年團的總團長看似頭銜頗大，但由於每年改選一次，因此並沒有太大施展的空間，真正實際掌握權力的，是另有「執行長」稱號的黨工。只不過由於選上總團長，同時還可擔任黨的副主席（第二任後取消）、指定的中常委，等於是躋身政治圈的絕佳跳板，因此許多青年依然趨之若鶩。

青年團是投降派的大本營

自青年團成立以來，青年對國民黨的支持度非但沒有增加，反而越來越少。回顧青年團的活動，除了一些例行性的營隊、講座與讀書會外，並沒有任何凸出的代表作。只會跟隨綠營的同婚、反送中…等議題與獨唱和，兩岸論述和台獨大同小異，差別只在於一個要台灣獨立，一個還不敢撕下中華民國這層皮而已。青年團可以說根本是國民黨投降派的大本營、培養台獨側翼獨台的溫床而已。

對於綠營的囂張跋扈，從來不見青年團成員有何反制作為，放任覺醒青年們橫行街頭戰場。青年工作失敗，青年團可曾自我檢討、下詔罪己？答案是沒有。外鬥不行，內鬥卻異常兇狠，每遇敗選，青年團便先衝出來高呼「改革」，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2016年敗選，前國民黨青年總團長徐巧芯、蕭敬嚴、前青年團執行長李正皓等人，成立了「草協聯盟」，建議國民黨「應該往台灣主體性做多一點的論述」，甚至建議更改黨名，去掉「中國」二字。等到2020敗選，一樣是由前國民黨青年總團長林家興帶頭，發起「青黨行動」，衝進國民黨中央黨部高喊「常會道歉，老賊下台」，要求檢討「韓國瑜現象」。而已轉任國民黨組發會青年部主任的蕭敬嚴在受訪時，直接放炮要求檢討「九二共識」。國民黨搞了這個青年團，非但沒有增加戰力，反而多了破壞內部團結的潛在因素，這樣的組織留它何用？

應保持接敵、以敵為師

兵法上常說要「以敵為師」，國民黨的對手民進黨並沒有所謂「青年團」的組織，那民進黨的青年究竟從何而來？

其實當「黨政軍退出校園」後，民進黨就把手伸進校園。筆者所在的中國文化大學，有一聽就知道立場傾向的「進步青年社」，以及以推動同婚和社運議題為主的親綠社團─「野青社」，反而沒聽過校內有哪一個社團與藍營立場接近，綠營有這些白手套在校園內，自可輕鬆地建立起與青年接觸的管道。

此外，民進黨擁有大量的外圍團體，立場親民進黨的婦女、勞工、農運、同運團體，多如過江之鯽，這些團體很容易就能吸收到校園內對個別特定議題有興趣的青年，這樣一來可減少學青轉社青時，政治職位僧多粥少的問題。二來這些外圍團體平時就是絕佳的側翼，在與自己相同性質的議題上，可以旁觀第三者的角色出來批鬥國民黨。一般人不懂兩者之間的關係，只認為國民黨又被社會團體批評了，這些年輕人成功地將統一戰線效果發揮到極致。

反觀國民黨一進不了校園，無法「保持接敵」，讓自己的青年從校園開始，做好敢於為自己主張鬥爭的思想準備，二不肯「以敵為師」，建立統一戰線，培養外圍側翼友軍，打起仗來永遠孤軍深入、身陷重圍，要贏全靠僥倖，問題是哪有天天過年的好事？

「不革命的，請走」

毛澤東說共產黨能打敗國民黨，是因為有「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這三大法寶，國民黨三者全無。特別是在黨的建設方面，從青年團每逢敗選，就急不可耐地要向綠營論述投降輸誠，就知道黨建工作徹底失敗。因此，國民黨的改革，首應從黨建做起，第一件事就該解散怯於外鬥、勇於內鬥的青年團，「不革命的，請走」，然後才有辦法再談下一步。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農曆年前的1月11日蔡英文贏得壓到性勝利後，藍營支持者過了一個冷冽的新年。然而，黯淡的情緒並未因選舉而落幕，元宵前傳出新冠肺炎病毒肆虐，造成兩岸旅遊業及相關產業停頓或延後開工，同時「罷韓」進入第二階段，據稱連署人數已達門檻的23萬人，甚至超過30萬人之譜。

接下來的問題是，由民進黨側翼發動的罷韓行動是否會成功？韓國瑜及國民黨要如何因應這股罷韓浪潮？再者，如果罷韓成功，韓國瑜及國民黨會面臨什麼情勢？該如何因應未來的新情勢？

罷免門檻降低對韓不利

坦白說，從過去罷免的歷史來看，要通過罷免案並非是件容易的事，到目前為止，也只有少數幾個鄉鎮市民代表被罷免的例子，中央民意代表或縣市首長並沒有罷免成功案例，但在2016年選罷法大幅修改，將罷免門檻降低為同意票需公民數的百分之25%後，罷免成功的可能性大幅提高。

目前高雄市民人數為228萬1338人，支持罷韓人數只要超過57萬0335人就有機會通過罷免案，當然不贊成罷免的人如果高於同意罷免的人，罷免還是無法過關。然而，根據以往的經驗，通常贊成罷免的人投票意願會比較強，而反對罷免的人比較沒有意願出來投票，因此，可估計如果支持罷免的高雄市民超過60萬人，罷免案就可能會成立。

2018年九合一選舉中，韓國瑜雖以89萬得票數贏得高雄市長，但反對者也高達74萬票，如果以1月11日總統大選，蔡英文在高雄市的得票數高達109萬，要達到60萬的罷免門檻並非很困難，從這次罷韓團體喊出3月中送件時，希望達到50萬人連署的氣勢來看，通過罷免的機率不可謂不大。韓國瑜及高雄市府團隊必須正視罷韓的衝擊與問題，不可輕忽。

韓國瑜應專心把市政搞好

面對這股來勢洶洶的罷免浪潮，韓國瑜和國民黨應該如何因應呢？大選結束後，媒體人趙少康就提出，韓國瑜必須更努力地經營高雄市，在半年內提出實際的政績讓高雄人感動，甚至希望韓國瑜每天早上五點半起床，如此，韓國瑜才能避免成為台灣地方政治史上第一個被罷免的地方首長。

大選後，韓國瑜也確實如多數人給他的建議，每天都認真處理高雄市政，近日他也提出多項政績包括：控制登革熱疫情、補助大學生2萬美元出國、高雄失業率為全台最低、外銷農漁產品成果豐碩等等，希望能扭轉高雄市民對他的印象。

國民黨應盡速整合協助韓

而國民黨對韓國瑜也會盡全力支持，希望能夠平息這波罷韓的風潮，參選國民黨主席的江啟臣就表示，國民黨需要協助韓度過難關，當務之急是找回市民的信任，立院黨團在法案、政策、預算上也要協助高雄，韓要把市政做好，才有再起機會。

如果罷韓成功，不僅是韓國瑜政治生命中最大的挫敗，他也極可能從此一蹶不振，更重要的是如果罷韓成功，國民黨當前執政的15個縣市首長，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被罷免的對象。國民黨在面臨今年初的挫敗之後，能否還有餘力協助韓國瑜，同時避免其他縣市的骨牌效應，一切都有待3月7日國民黨補選出的主席及中常委後，才能看出端倪。

目前能夠扭轉罷韓風潮的關鍵還是在韓國瑜本人，所幸韓國瑜已經開始專心市政，也能有效整合執政團隊，全力為高雄市民努力。比較令人擔心的反而是，國民黨的步調似乎尚未整合好，例如：針對兩岸關係問題，競選主席的郝龍斌和江啟臣就有不同的意見；再如針對如何回應青年的問題，似乎也還提不出一個具體的方案；在經過新冠肺炎疫情武漢包機返台的事件，更讓人覺得國民黨進退失據、步調參差，國民黨似乎應該給韓國瑜更具體、更強力的支持，才能度過韓國瑜和國民黨最重大的危機。

罷免案有兩個可能的變數

第一個可能的變數是四、五月間的梅雨季，屆時將考驗高雄市府團隊治水的政績，如果過去長期淹水的地方，都能獲得改善，民眾對於高雄市府團隊必然會投下支持票，反對罷韓；反之，如果淹水狀況嚴重，韓市長面臨的挑戰將更加嚴峻。

另一個變數就是新冠肺炎疫情的發展。目前罷韓如果通過成案，投票時間應該會在6月，如果新冠肺炎疫情一直延燒到五、六月，南北交通運輸也會讓人擔心，6月又適逢大專院校期末考，這些情況都會影響年輕人返鄉投下罷免票的意願。

當然以上只是目前預判的情況，韓國瑜要免於被罷免的命運，最重要還是要看他的努力，以及未來三個月高雄市的政績。

 (作者係崑山科技大學兼任副教授)

因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延燒，日本首相、加拿大總理及美國、歐盟紛紛表態支持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或出席世衛年會(WHA)，似乎為台灣帶來重返WHO的契機，但其實只要國際政治權力結構不改變，台北當局又不接受「一個中國」原則，則台灣不論是想出席WHA或重返WHO，機會都不大。

日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國會表態，認為應該以區域安全為考量，讓台灣加入WHO。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在國會答詢時，首度明確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WHA。歐盟代表也表態支持台灣參與WHO的活動，美國官方更明確希望WHO讓台灣能「有意義地」參與專業活動，再加上部分台灣邦交國在WHO執委會上仗義執言，中華民國重返WHO的議題，隨著新冠肺炎的疫情持續升溫，在台灣島內蔓延。但實情究竟如何，值得深究。

挺台只流於口惠而已

為了處置熱得發燙的新冠肺炎，WHO召開全球專家會議研討肺炎新藥及疫苗，台灣雖向WHO爭取派員參與，不過外交部已確認台灣專家將以「線上」方式參加會議。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表示，我方將以Taipei名義與會，專家學者名單已送WHO審查。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表示，已確定是線上參與會議，外交部肯定WHO邀請我國專家「是有意義的進展」。

然而，疫情指揮中心執行官周志浩坦言，只能線上參與會議「非常遺憾」，因為「無法與各國專家取得交流」，也無法在國際上發聲。事實也是如此，這場民進黨宣稱「外交突破」的防疫會議，不僅對台灣的國際地位沒有任何實質的突破，台灣是否參與此次會議也未受到太多媒體關切。這都顯示，即使歐、美、日等世界主要國家說得「口沫橫流」、「義正詞嚴」，但是，在實際行動上願意為台灣重返WHO解套的意願終究有限。

再說，台灣醫界實質參與WHO專業活動早已行之多年，如今以專家學者身分參與，實無任何足以喜悅之處。這些專家如果只能用「台北」這個「去國家化」的名義參與活動，並且以「個人」身分出席專家會議，那不是比「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更自我矮化嗎？但是，執政黨與偏綠媒體卻不斷地自我吹噓，沾沾自喜，認為有所突破，這不過是魯迅筆下的「阿Q」。

問題關鍵在「一個中國」

一切問題的關鍵在於「一個中國」。接受這個原則，才是台灣走出孤立，重返國際組織的敲門磚。國際間普遍接受世界只有一個中國，台灣屬於中國一部分的看法，因此，台灣真想加入WHO，就得先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但是執政黨不認真看待一個中國原則，不承認自己是中國這個大屋頂的一份子，自然無法加入聯合國及聯合國的相關組織了。

放棄承認中華民國，轉而承認中共為「一個中國」的原則，是美國在1970年代為了解決越戰，瓦解蘇聯共產集團勢力的大戰略，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China」會籍，讓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的合法性消失了，在許多場合只能用中美妥協後的「中華台北」名義參與活動。

因此，解鈴還須繫鈴人，真正能讓台灣脫離孤立困境的策略，是美國再次正式與中華民國建交，藉由建立兩者的邦交關係，來改變國際社會的權力結構，打破一個中國的框架，讓台灣獲得前進國際社會的管道與機會。然而，中共已非吳下阿蒙，美國會願意為台灣打破過去自己扭轉乾坤的決定，打破自己所創建的後冷戰國際政治架構，並因協助台灣，走進冒著與中國走向對立的新戰局，這可是大哉問！

承認「九二共識」擺脫孤立

國際社會一向很現實，國家利益是所有國家外交活動的核心，因此在期盼各國協助台灣加入國際組織並與中國相對抗時，被請求國一定會考慮挺台遊說是否合乎自己的利益。尤其，中國現已是世界最大的工廠與最大的市場，很難想像會有國家為了支持台灣而與中國翻臉。再說，現在已不是美國一喊，水就會結凍的時代，如想要過半數國家支持台灣，美國必須花大成本、付大代價進行遊說，美國會願意嗎？

總之，台北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加入國際組織，而唯一的出路就是借道北京。只要蔡英文當局接受「九二共識」，在中國大陸的協助下，就能參與WHO的相關活動；而以台灣在國際醫療領域的聲譽與實力，台灣在WHO中必定會受到重視與肯定。只可惜，台灣政客一天到晚只顧炒作政治，並不真想解決問題，那就不要怨天尤人了。

(作者係政治評論員)

春節前，台灣民眾尚未由大選氣氛中還魂，隨即傳來新型冠狀病毒導致傳染性肺炎的新聞；春節後，新冠肺炎疫情逐漸升溫，已經成為全球共同的病毒戰爭，也著實讓兩岸關係再次受到嚴酷考驗。

擺在眼前的口罩之亂、鑽石公主號，以及吹哨者李文亮醫師去世等，新冠肺炎有太多值得討論的公共議題。其中，與兩岸關係有關者，毋寧是第一批武漢撤運台人專機後，難有後續接人專機。同時，陸委會一夕數變，最終屈服於綠營支持者的民粹，罔顧人倫和人權而拒接陸配子女返台政策。坦言之，疫病當前考驗的正是人性，而口口聲聲強調人權的民進黨政府，再次以行動說明他們的兩套標準。

正當肺炎疫情令兩岸憂懼之際，國民黨在選後也面臨領導人更迭與權力改組。值此兩岸論述真空與權力交替的變動時期，如何提出黨內菁英與支持者願意由衷服膺的核心思想，毋寧是有識之士肩上的重擔。

在台灣言及和平，總會被有心人指為對北京屈膝，甚至等同投降。儒家重視名分說，故主張仁愛是以親疏遠近來愛國愛人，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墨家重視名實說，主張和平與民生為先，認為愛人不可分親疏，否則人人為自私而傷人取利，也就是千萬不可依據親疏來愛人愛國，否則紛亂四起，綿延不絕。墨子還認為，每個人若都只愛本國或只先愛自己與近親，那別國與他人是否也可這樣來損人利己？全天下都這樣做，豈不和平難至！孔子以來的中華歷史乃至國際紛亂現況，更顯出墨家比儒家有較高超的遠見與智慧。

此時應謀求兼愛互利之道

墨家思想顯示出穿越千年的和平智慧，不但可為兩岸學者參照，共同探索出新型態的互動之道，更可以用來在疫情迫人的當下，謀求兼愛互利的方法。

墨子認為，若只有強調兼相愛而不強調利益，會讓人類與各國沒有動機去做兼相愛的事，因此其強調二者是一體的兩面，要先做到兼相愛後再做到交相利，也就是先愛人則人愛之，先利人則人利之，如此天下才會因得利，而持續相愛與相利。

儒墨的本質差異在於，儒家主張仁愛，墨家主張兼愛；儒家提倡義是非利，墨家提倡義是公利；儒家提倡隆禮，墨家提倡簡化禮；儒家提倡樂教，墨家提倡非樂；儒家著重正名思辯，墨家著重邏輯推理；儒家著重立志博學，墨家崇尚實踐；儒家著重求道，墨家著重言行一致。

堅持互利始得彼此受惠

吾人在台灣，對儒家文化必不陌生，但長久以來，墨家學說則不為統治者所喜，自漢代罷百家尊儒術之後，墨子的理想和見解更成為相對冷門的學問。但細究之，墨子兼相愛交相利的和平哲學，實應為華人開啟和平共榮之鑰。堅持互利始得彼此受惠，只有如此，才能遠離暴力代代循環。

此時此刻由近處著眼，疫情當前，只有放下自私自利，共同尋求對抗病毒，人類才可能在此役減少生命財產損失；反之，如果各國各人只圖自身或以親疏來決定自保方法，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賤、詐必欺愚，則天下禍篡怨恨必無或已。

台灣當局千萬別埋下禍患

兩岸人民都在與個人利害甚至生死攸關的當口，很顯然地，蔡政府已經做了選擇，這個決定就是無視法律規定，不管人倫親情甚至人權，直接將陸配子女或短期返大陸探親者阻絕在外。由防疫出發此選擇無可厚非，但由人權角度來論，則不免有失立場，更是人性中自私自利一面的顯露。衛福部長陳時中一番「自選國籍自己承擔」的失格說詞，更揭露了綠營的心態。而這樣的政策起自不相愛，勢必為日後相爭埋下禍患。一時一刻看似有利於己，長期來說則留下怒種，己家己國「別」於他家他國，利害衝突時不惜損他利己，那麼，今日犧牲他人，他日必被人犧牲。

若擴大而言，墨子之說更是目前兩岸論述已至山窮水盡的國民黨，在敗選之後，最值得參考的先秦「和平先師」之言。

國民黨始終主張兩岸和平，這也符合國人期待，但「抗中保台」成為民進黨專利之後，國民黨自陷於兩岸買辦的紅標籤，深為苦惱，也亟思突破。敗後體悟只能盼猶未晚也！墨子是位實行家，從不肯說一句偏於純理想的話，他的和平思維是實用的而不是投降用的。

捨名取實反可和平相處

墨子認為，天下的禍事是由憎惡人、殘害人而起，也就是「別相惡」；換言之，儒家強調爭正統、爭名分，也就是親疏遠近、君臣父子，各守其分，而兩岸之間不也就是為爭正統、爭名分僵持不下嗎？「一個中國」原則講的不就是誰才是「中國」？墨家要我們捨名取實，要吾人認知：如果視別人國家、別人都邑、別人家族為自己國家、自己都邑和自己家族，又豈會攻打別人的國家、都邑和家族呢？相互不攻打，會是天下之禍，還是天下之利呢？

總之，墨子思想穿越千年可視為當前的和平瑰寶。無論就疫情或就兩岸關係而言，兼相愛交相利，講究無差別不等的愛人如己，最終必定會共同受惠。吾人值得從中汲取實用之說而用於當世。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2020年台灣大選後，兩岸互動陷入惡性循環。無獨有偶，大陸爆發新冠肺炎，疫情擴散至各地，也蔓延至台灣，對兩岸關係發展帶來嚴厲挑戰，甚至衍生政治紛爭。

防疫本屬高度專業性、技術性的危機管理，但因涉及兩岸之間的「高階政治」，使其更為複雜及充滿挑戰。

台灣亟欲乘機參與WHO

首先，台灣很想乘機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蔡政府各部門強力批判中國大陸干預台灣參加WHO，將導致國際防疫體系出現缺口。外交部長吳釗燮曾就義大利、菲律賓禁止台灣航班，澄清「台灣是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陸委會也批評大陸干預台灣參與WHO，使台方無法參加已召開三次的專家防疫會議，而無法獲得完整的防疫信息。

對此，大陸國台辦也發布聲明稱，在防疫工作中與台灣保持溝通，一直即時通報信息。WHO執行委員會議中，大陸代表發言時也強調，已通過正常渠道「多次且及時」與台灣溝通疫情，抨擊「所謂的不讓台灣參加世衛大會，將導致國際防疫體系出現缺口，是台灣當局圖謀參與世衛大會而編織的謊言和藉口」。

眾所周知，WHO是聯合國直屬機構，必須奉行「一中原則」，在不承認「九二共識」的情形下，台灣連出席WHO的年度大會(WHA)都不可能，更遑論參與WHO！

武漢返台包機造成爭議

其次，武漢返台包機事件凸顯台灣有「仇中」情結。首批武漢台胞自2月3日返台後，陸委會即表示「第一批名單不盡理想」，希望對岸能在啟航前一天提供我方做必要的審核，又說涉及公權力事項，須由政府對政府磋商，或由海基會對海協會協商，不允許任何中間人居間處理。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也表示，大陸提供的名單人數太多，一時之間很難消化。這造成後續接運事宜至今無解，仍有近千名台人返鄉受阻。

對此，大陸國台辦則批判「民進黨當局和『台獨』勢力利用此次疫情趁火打劫，大搞政治操弄，不斷升高兩岸對立對抗，肆意惡化兩岸關係氣氛」；民進黨當局「不斷拋出充滿歧視和罔顧人民權益的冷血措施，乃至違背基本道德人倫，讓兩岸婚姻家庭骨肉分離，充分暴露出其所謂民主、人權、人道的虛偽。」

禁口罩出口割裂人民感情

復次，台灣的禁止口罩出口令涉及「反中」情緒。1月24日，蔡政府禁止口罩出口後，歌手范瑋琪在臉書抨擊行政院長蘇貞昌是「狗官」，事後刪除文章並公開道歉，但此信息在兩岸網絡產生「親中」與「反中」的較勁。

「反中論」者批判大陸處處打壓台灣，更把主張出口口罩者罵為「舔共」、「虛偽」。「親中論」者則指出，當日本311大地震時，台灣展現澎湃愛心，全台出錢出力，這次「口罩禁止出口令」則形同割裂兩岸民族情感。不過，隨著台灣本地鬧口罩荒，經濟部已於日前宣布口罩出口的禁令將延長至4月底，口罩之爭已告結束。

稱武漢肺炎涉及污名化

再者，台灣當局稱新冠肺炎為「武漢肺炎」，引發「污名化」中國之爭。WHO基於病毒命名「不該指涉特定地理為由」，宣布新型冠狀病毒疾病正式命名為「COVID-19」，但台灣當局仍稱其「武漢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陳時中更表示「那要叫中國肺炎，不是更糟糕嗎？」。新華社因此批判民進黨「冷血自私狹隘」，而台灣當局辯稱，這是基於讓民眾容易理解而續用之，並非歧視大陸，台獨媒體也叫囂「不必甩WHO」。

根據WHO等國際組織的指導原則，疾病命名必須不涉及地理位置、動物、個人或人群，避免使用不準確或污名化的名稱。民進黨當局無視國際組織準則，對疫情大貼地域標籤，此種以疫「反中」、煽動仇恨的行徑，證明民進黨是製造兩岸對立、撕裂同胞感情的罪魁。

陸配子女來台朝令夕改

最後，陸配子女來台政策朝令夕改，充斥「反中」的民粹主義。民進黨政府對所謂「陸配子女」的接運條件，從一開始聲稱基於人道親情原則「准許入境」，到後來追加「未成年」、「在大陸無親人照顧」、「父母皆在台」等門檻；最後竟又以「當初沒有選擇我國籍，就要自己承擔」為由，全部收回。這一轉折，竟是因網民對陸配及其子女來台感到不滿，而由蔡英文拍板決定的。

陳時中基於防疫能力有限，避免病毒在本土擴散，對入境者進行必要篩選，雖為其職責所在，但萬萬不該說出「選了國籍自己承擔」。陳時中也指明，限制陸配的大陸籍子女來台只是暫時措施，但在防疫過程中，這樣的言論易被解讀為「反中」，不得不慎。

在2020大選後，本已嚴峻的兩岸關係，又因新冠肺炎引發爭論更加治絲益棼。無論是台灣當局及社會充滿反中氛圍，或大陸當局批判台灣「反中謀獨」，都使兩岸關係走向疏離，和平穩定的框架遭到破壞。

(作者係佛光大學助理教授)

一

那是不截斷的一條線

走在妳身上成一條路

蒼穹唱給雲雀聽的歌聲鳴囀

額頭鑄一山巍峨

浪花不斷的堅持

海峽高懸一枚藍色月亮

冰焰蓬蓬燃燒

所有篝火從燃燒中移除

且解開竹籜那枚露珠

月升月落的秘密

解鐘響的謎團

那謎團不斷往內延伸至無限

川流造的倒影既不停留也不消失

妳臨水而立，宛如無悲喜

升騰為風中之星

星中的初夜

初夜的虔誠

二

挽潮水於奔逝的

金與藍混合之霧在前引路

我曾經懷疑那是個夢

我走往十二歲母親額頭

有著青青水紋的肌膚

蝴蝶般的小女孩回眸一笑

她知道我就是她的眼睛

她的火和冰的全身嗎？

一支箭矢穿過身子

剎那間劇痛的悲歡

不斷醒來再醒來的夢

遠方岸上燈火

莫非是命運另一張臉孔

地心溫柔閃電一道道

春雲的奔走

樓台的喊喚

儘管妳逃過一次次的雷擊

妳走過的可是水鏡？

肌膚豁然剖開如豎浪

呼嘯遂起自最深處的八方

山巒濤浪般湧向妳的夢

妳遂在夢中不斷醒來

蟳埔村是福建省泉州市豐澤區的漁村和歷史文化名村，位於泉州灣晉江下游的左出海口岸邊，面積約四平方公里。在明清時屬晉江縣，民國時屬臨海鄉所轄。原名前埔村，某次媽祖誕辰時，晉江洋埭村村民聯合敬奉一幅緞面彩帳，無意間把「前埔」寫成「蟳埔」，村民並不以為意，反而認為此地盛產紅鱘、蚵蝦，用蟳埔命名更為妥切，因此沿用至今。

蟳埔村有千餘年歷史

蟳埔村早在唐宋時已開始開發，至今已有千餘年歷史。明代曾設鷓鴣巡檢司（相當於今日的派出所），並設置銃台，以抵禦由海入江的倭寇，保護郡城的安全。由於地處泉州灣晉江下游出海口，依山臨海，逐漸發展成一個以漁業為主，工農商為輔的漁村。全村九成以上的人口從事漁業，包括海洋捕撈、養殖、水產加工，海產買賣生意等，人口大約6六千多人。

蟳埔村於2003年改為社區，但仍保存傳統漁村的面貌，村內有社區辦公大樓、小學、幼稚園、衛生所等文教衛生單位、一座對台貿易碼頭，此外還有一處市級文物保護單位，蟳埔順濟宮主祀媽祖是村民的信仰中心。

蟳埔村是漢族聚居地，但雜姓混居，居民有15個姓氏，以黃姓為大宗，約占了七成，也有少數民族。有趣的是，還有旅居台灣的台胞約一千多人，都是早年在海上捕撈，被國軍撤退時連船帶人帶往台灣。他們先是當兵，後作勞工，最後在台灣成家立業、子孫相傳，成了名符其實的台胞。

蟳埔村是泉州市三大漁港之一，另兩個是崇武和深滬。停泊在港澳內的機動漁船有四、五百艘，其中一百多艘為遠洋漁船。內海以流刺蚵株養殖為主，養殖面積達7千多畝，同時兼種紫菜、海帶等，可做成各種海產食品。其中以「蟳埔蚵」最富盛名，是泉州地區的特產，經濟價值最高，產值幾乎占全村工農業產值的一半。

順濟宮主祀媽祖配祀觀音

蟳埔村的歷史人文資源非常豐富，具有閩南風格的古建築、寺廟、民宅比比皆是，五彩繽紛，頗富特色，其中又以順濟宮最具代表性。

順濟宮始建於明萬曆年間，清順治18年(1661)加以擴建，1931年重修。該宮坐北向南，現存為兩進，中有拜亭，外有拜埕，還有旗杆夾石及百年古榕樹數棵。大殿面闊五間，進深四間，據傳施琅平台時曾蒞宮求籤靈應，平台後於清康熙24年敬奉一匾「靖海清光」，並於右下方落款：「靖海將軍靖海侯施琅敬立」，所懸木匾為近年重立。

順濟宮主祀媽祖，祀有大媽、二媽、三媽，配祀觀音。由於村民都是虔誠的信徒，信仰也十分廣泛，除了順濟宮外，全村還有14座寺廟，包括土地公宮、王爺宮、城隍公、陰公等，其中王爺宮最多，共有8座，最大的一座是全村共同祭拜的「聖公聖媽」。

每年農曆正月29日，是順濟宮媽祖「巡香」的日子，也是蟳埔村一年一度最盛大的節慶活動，至今已有好幾百年的歷史，廟方都會舉辦踩街遊行，來表達對大海的虔敬，並祈求在媽祖的庇護下，來年出海捕魚能平安順利，滿載而歸。

當天一早，盛裝打扮的蟳埔婦女便會挑著黃竹筐，盛著自家準備的貢品，到順濟宮燒香許願，祈求風調雨順，合境平安。遊客也絡繹於途，專程趕來參與這場宗教界的盛會，把廟方的拜埕擠得水洩不通。繞境隊伍抬著媽祖的神轎出發後，更是萬人空巷，鞭炮聲不絕於耳，還有各式陣頭的表演，已成為蟳埔村最富地方特色的宗教民俗活動。

蚵殼厝民宅、鷓鴣姨

蟳埔村的另一個特色，是傳統的蚵殼厝民宅，看起來老舊，但至今保持得相當完整，大多數村民仍居住於內，主要座落在東海街上，共有30多棟，占了蟳埔村的一半。

蚵殼厝的優點是可以就地取材，隔音效果良好，與牆模厝一樣，冬暖夏涼，不怕蛀蟲。它的牆體堅固，據說可以抵擋火炮的攻擊，因此民間稱之為「千年磚，萬年蚵殼」。

蚵殼厝有大小之分，大的帶有天井，即二進，小的只有單獨一棟，但都建築得十分講究。蚵殼厝之間的小石巷曲曲折折，兩邊是海蚵殼搭建的殼牆壁，錯落有致，形成沿海漁村非常獨特的古民居風景線，外人進到裡面彷彿走入迷宮，可能要請村民指點，才走得出來，非常有趣。

巷弄裡最常見的便是蟳埔阿姨，又被泉州人稱為「鷓鴣姨」，因明朝曾在此建立鷓鴣銃台，之後又在附近設置巡檢司，負責海防及向船舶抽收稅款。清康熙年間，巡檢司遷移至今之蟳埔，因此泉州人便把來自「鷓鴣口銃台」及「鷓鴣巡檢司」所在的鄉村婦女，都統稱為「鷓鴣姨」。

蟳埔女與惠安女常被拿來做比較，她們都是很能吃苦耐勞的女性，在服飾上堪稱是泉州民俗的兩朵奇葩。惠安女用頭巾把頭包得剩下臉部，呈倒三角形，而蟳埔女則在頭部的裝飾上下功夫，梳成「田螺頭」。

蟳埔女愛戴花，從兒時梳辮子開始，她們就喜歡把色彩鮮豔的菊花、玉蘭花、山茶花插滿雙鬢。待到15歲左右，親人就要為她們「梳髻」，把秀髮盤在腦後，梳成圓髻，佩上金銀首飾，中間橫插一根象牙筷子，圓髻四周戴上幾串鮮花綴成的花環。逢年過節便是女孩們爭芳鬥豔的時刻，一個個髮髻就像姹紫嫣紅的小花圃，看起來特別美艷。

「蚵仔煎」吸引老饕

可是蟳埔女長大嫁人，成為蟳埔阿姨後，因要從事生產工作，又被稱為「粗腳氏」。即使在封建社會，她們也是不纏足的，當男人出海捕魚時，家務、農活、以及養殖海蠣、扛網挑魚這些粗重的活兒，自然落在她們的身上。

每天天剛亮，蟳埔阿姨就得出門做生意，她們踩著腳踏車，或騎著摩托車，載著滿簍的魚產，騎往各個菜市場，或沿途叫賣，形成了市街或馬路上常見的「潯埔阿姨魚檔」，已成了蟳埔村的日常風景。

由於蟳埔位於泉州灣入海口，山海交匯，水中微生物豐富，出產的海蠣特別肥美。蟳埔村民把山上的條石、雜石搬到海灘上，二條、三條架成一株，讓它們浸泡在海水中，過了一段時間，條石上便會附生出海蠣來，當地人稱為「種海蠣」。著名的閩南風味小吃「蚵仔煎」就是以蟳埔蚵作原料，所煎出來的美食。

遊客只要走進蟳埔村，便可看到蟳埔阿姨們圍坐在自家的門口，老、中、青三代都有。她們頭戴鮮花，腰系圍巾，坐在板凳上一邊聊天，一邊熟練地用小鐵錐撬開海蚵殼。她們把剛剝下來的新鮮海蚵，拌上鴨蛋、韭菜和薯粉，用花生油一煎，一道香噴噴的蚵仔煎便出爐了，許多老饕聞香而至，因此村內的海產店或路邊攤總是香味撲鼻，座無虛席，相當熱鬧。

我就是眾多的老饕之一，除了來吃蚵仔煎，還來看蚵殼厝。走在曲曲折折的巷子裡，兩旁都是海蚵殼搭建的殼牆壁，看起來有點粗糙，細看之下才發現十分精緻；而最大的驚喜，便是隨時會與頭戴鮮花的蟳埔阿姨們擦身而過。她們即使已然老邁，佝僂著腰身，但步履仍然穩健，在村子裡穿街走巷，來去自如；或駐足與親友寒暄，閒話家常，感覺特別親切，或許她們才是蟳埔村最美麗的風景吧。

(作者係作家)

300年前，八里因位在淡水河口的重要位置，成為先民開發台北的首要之地，不但躍升北台第一市鎮，也是艋舺(今台北市萬華區)繁榮的幕後功臣。

淡水河口的八里(今新北市八里區)舊稱八里坌，和舊稱滬尾的淡水相對。因位在河的南岸，故有「八里左岸」之稱。曾經以港口繁榮一時，成為清代北台灣第一個市鎮，但後來沉寂許久，近年才因社會和公安事件登上重要版面。本文將以台灣方志為骨幹，輔以日據、清代時期的文獻，深入解讀八里的前世與今生。

八里在清代的開發

清代八里的開發，屬於台北平原拓墾史的一環。清康熙36年（1697），來自大陸福建的旅行家郁永河從台南走陸路來到北部。農曆4月27日這天，他記述「自南崁越小嶺，在海岸間行，巨浪捲雪拍轅下，衣袂為濕。至八里坌社，有江水為阻，即淡水(河)也。」在八里坌，他搭乘了凱達格蘭族人稱之為「莽葛」（即後來所稱「艋舺」）的獨木舟渡了淡水河。由這段記載也可知，當時這條從桃園南崁沿著今天的林口台地的路線經過八里海岸。

八里的開拓，可從乾隆2年（1737）2月，林天成（即林秀俊，一號成祖，1699-1771）墾號裡三人共同訂立的合約中記載，因康熙59年和其他人合同「置北路淡水大加臘 （今台北市萬華區新店溪沿岸一帶平原）、八芝連林（今士林區）、滬尾（今淡水）、八里坌、興直（今新莊、泰山、五股一帶）等處五庄草地，其大加臘四庄已經節次開墾」來看，八里地區已於此時開墾；加上八里坌所在的淡水港港南，因水深，所以「商船依八里坌出入停泊」，其後人口漸多，地方上大小聚落逐漸形成。

如挖仔尾庄的漁村聚落，雍正2年(1724)就已成街，為船舶聚泊之處，且有渡船來往淡水對岸的油車口(今滬尾砲台山腳下)。另外，先民利用此地淡水河口八里坌岸上的淤泥，搭棚架養蚵；且利用由此到下罟子庄的岬角間遠遠相連的白砂，進行牽罟的方式捕魚。「米倉」的地名，則是代表清代曾設穀米倉庫於此。據清代舊志記載，康熙60年（1721），「淡水社船由舊制四隻增設為六隻，特准運糶淡水米粟以濟漳泉」、「乾隆八年定社船為十隻。」皆透露出該米倉曾接濟對岸福建的漳、泉同胞。

躍升北台第一市鎮

1721年(康熙60年)清廷平定朱一貴之亂時，來台參與戎幕的藍鼎元主張在北台灣地區增置兵防，設官治理。他建議「再二十年，淡水八里坌又將作縣。氣運將開，非人力所能過抑，必當因其勢而利導之。」於是，清廷開始重視北台灣的防務，除了在雍正10年(1732)將康熙57年(1718)所設、轄五百名營兵的淡水營守備（上尉），向上升一級為都司（少校）。直到乾隆24年(1759)移駐艋舺為止，八里坌都是當時北部台灣最重要的軍事重鎮。

另外，為了加強控制北部地區，雍正元年（1723）調整行政區劃，原諸羅縣境內劃出彰化縣與淡水廳(管轄大甲溪以北)，更在雍正9年（1731）設置了隸屬台灣府淡水同知(淡水廳行政長官)的八里坌巡檢來管理台灣北部的治安，當時管轄的地區包括整個大台北以及基隆一帶。可見，近300年前，八里坌是北部台灣的行政中心、首要之地。

巡檢署落成後，八里坌庄民有錢的獻地捐銀、沒錢的出公工，構築了一座土牆城堡，將巡檢的辦公廳舍圍起來，作為巡檢的駐地。該衙署在乾隆15年(1750)因風災傾壞，而移駐新莊。至於八里坌城堡，據同治10年(1871)陳培桂修《淡水廳志》記載：「城堡在觀音山西，周圍約里許，乾隆初年紳民捐建，舊駐巡檢。今改堡亦圮，僅存形跡。」此即當地人所稱的舊城，指的是八里國小對面的地區。

艋舺繁榮的幕後功臣

台北盆地逐漸開發後，淡水河成為北台灣主要的水路交通孔道。當局繼乾隆49年，增開彰化縣的鹿港為正口，與對岸泉州的蚶江對渡後的第4年(1788)，又增開八里坌為正口，與福州的五虎門對渡。在淡水同知監督下，由留駐的水師汛司負責進出商船的查驗工作，無照船隻私渡船戶，根據越渡緣邊關塞律治罪，有照商船則驗明放行。乾隆年間(1735-1795)，台北盆地已大致開發完成，漢人移民聚集日多，兩岸貿易日盛，輸出以米穀、鹿脯為主，而自福建輸入棉花、布帛、雜貨、農具、鍋、碗、瓢、盆等民生日用品。但八里坌因腹地有限，造成後來在台北盆地活動漢人的市鎮中心逐漸向南發展至新庄，再移動到東岸大加臘的艋舺。

八里坌開為正口後，艋舺商業更加繁榮，為八里坌最主要的內港，乃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稱。當時進出淡水河的商船均必須先在八里坌接受查驗後，始能出海，或溯淡水河而上至艋舺裝卸貨物。清道光年間，八里坌因淤淺，「(淡水河)口內近山有沙一線，商船不便，皆依北岸之滬尾出入停泊。」加上台灣對西方的開港通商，光芒逐漸被對岸的滬尾所奪。

曾是抗日的重鎮

八里因形勢險要，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也為該處增添許多遺跡和傳說。清末洋務運動時期所建的觀音山砲台，火力可充分瞰制淡水河口。它雖未在1895年乙未抗日戰爭中發生作用，但對當時想挾持停靠在滬尾的總統唐景崧座船的亂兵，起了威嚇和遏制之用；隔年元旦，欲反攻台北城的抗日義士，利用觀音山的「出火號」，重新舉起抗日的旗幟；繼起的抗日志士廖添丁，也利用觀音山的複雜地形，數度和日警周旋。後在荖阡坑(又稱老梅坑)的山腹一處猴洞內就義，後人乃建祠紀念。

對八里未來的展望

前述旅行家郁永河走過，後來成為八里鄉民魚場的綿長沙灘，在日據時期開發成八里海水浴場，但因台北港的興建，風情不再。而八里也因此再度擔任和對岸(平潭島)對渡的角色。期待當局能利用境內的挖仔尾漁村所保留傳統閩南聚落及生態保留區等，讓遊客重新認識「八里左岸」的前世今生，那就像一則古老悠遠的拓墾故事和抗日傳說，混合了些許的想像，會令人流連徘徊其中，驚艷不已。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據媒體報導，最高法院於3月6日為一件2012年底發生的惡性重大殺人案進行言詞辯論，請台大醫院吳建昌醫師說明被告有無「教化可能性」，以作為是否判處死刑的依據。吳醫師回應指出：「教化可能性」並無明確的定義，一個犯人是否有教化的可能，應該是由法官自己來判斷，「我不能越俎代庖」。

旨哉斯言！長久以來法院把「教化可能性」當成殺人重犯的免死金牌，這樣的執法迷思如今被台大醫師的一句話點破。從而也可讓社會一起來省思：法院輕縱殺人重罪，既讓無辜受害者死不瞑目，遺屬亦難甘服；究竟該如何還給被害人的人權公道，始符合善良百姓的法律感情？

就法論法，其實「教化可能性」根本不是法律所規定的免死量刑理由；何況這也只是一個「不確定的概念」，而今執法者竟憑此就放惡徒一馬，豈是刑事法制之本旨？

況且，若用「無期徒刑」來取代「死刑」，不但需耗費人民納稅錢養他一輩子，更占用牢獄空間。難怪目前各監獄人滿為患，管理上徒增困難，以致弊端叢生；甚至還要擴建監獄，豈非台灣之恥？

觀乎刑法第57條所列10款量刑標準的審酌事項，都是在犯罪當時或之前所存在的因素，例如：動機、目的、手段，以及行為人之品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所受刺激、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所生損害等等；至於「犯罪後之態度」，也是屬於行為完成、迄法院裁判時的情形。

而今所謂「教化可能性」，則是指判決確定之後、犯人服刑的狀況，刑法上根本未列此為法院量刑審酌事項。況且，刑法第57條開宗明義就宣示「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因此，犯人未來服刑的教化結果如何，並非法院是否判處死刑所應考量。何況衡諸經驗法則，法官於裁判時，顯然無從審酌及此。

按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6條第2款規定：「在未廢除死刑的國家，判處死刑只能是作為對最嚴重罪行的懲罰。」足見針對「最嚴重罪行」，法院還是可以判死刑的；至於什麼樣的犯行才符合「最嚴重罪行」的要件，自應本於公平正義的法制本旨來認定。從而，筆者建議司法院應公開宣示「對於最嚴重罪行，該判死刑就判死刑」的刑事政策。這是通案，無涉審判獨立的問題。

目前台灣監獄人滿為患，據官方統計，近年「人口監禁率」大約每10萬人就有270人在監，對比鄰國日本的50人、南韓的100人，實在高出甚多。而「以無期徒刑取代死刑」或是原因之一。

總而言之，所謂「教化可能性」作為免死判決的理由，於法、於理、於情都站不住腳。依筆者之見，「司法改革」就應該從這裡改起。

（作者係中華人權協會名譽理事長）

香港和澳門是中國在「一國兩制」安排下的兩個特別行政區，都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故其政治體制框架大致相同。但因受歷史傳統、社會發展、地理狀況、經濟構成、文化特點、人口數量和法律體系等因素的影響，兩個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呈現明顯差異。

兩者行政體制的差異

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在行政長官的參選資格方面。香港將「不得具有外國居留權」作為行政長官候選人的參選條件，而澳門將「不得具有外國居留權」作為行政長官的任職條件，而不是參選條件，澳門基本法只要求行政長官在任期內不得具有外國居留權。從總體上看，澳門行政長官的當選資格比香港寬鬆。

（二）在行政長官的職權方面。澳門行政長官比香港行政長官的職權廣泛，其中有四項職權是香港行政長官沒有的，即制定行政法規並頒布執行；委任部分立法會議員；依法提名和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檢察長，建議中央人民政府免除檢察長的職務；依法頒布授予獎章和榮譽稱號。

（三）在政府的組成和運作方面。兩個特區行政機關的具體設置（司、局、署、處）多有不同，除澳門設有檢察院，香港設有律政司等之外，澳門還有政府主要官員就任時應向終審法院院長申報財產並記錄在案的規定，而香港則沒有這樣的明確要求。

（四）在代理行政長官者的資格方面。澳門行政長官出缺時，代理行政長官者需報中央人民政府批准，還必須遵守澳門基本法第49條規定，需具備擔任行政長官的條件。而香港則只規定行政長官短期不能履行職務時，由誰出任臨時代理者。

兩者立法體制的差異

兩者立法體制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在立法會主席、副主席方面：(1)香港立法會僅設主席一人，而澳門立法會設主席、副主席各一人，主席出缺時由副主席代理。(2)香港立法會主席由年滿40周歲、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20年，並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中國公民擔任，澳門立法會主席、副主席則由在澳門通常居住滿15年的澳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3)澳門立法會主席在就職時，除宣誓效忠澳門特別行政區外，還必須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這項規定是香港基本法所沒有的（參見蕭蔚雲等《依法治澳與穩定發展》，澳門科技大學，2002年，第103-104頁）。

（二）在立法會議員的資格方面：(1)香港立法會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組成，而澳門立法會由澳門永久性居民組成，沒有「在外國無居留權」和「中國公民」兩個條件限制，只規定立法會主席、副主席由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2)在香港，非中國籍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和在外國有居留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也可以當香港立法會議員，但其所占比例不得超過立法會全體議員的20%，澳門則沒有類似的規定（參見郭天武等：《回歸後香港與澳門政治體制比較研究》，載《行政》1998年第3期，第882頁）。

（三）在立法會議員的產生辦法方面：(1)香港立法會的議員全部由選舉產生，沒有委任議員，而澳門立法會的大部分議員由選舉產生，少數議員由行政長官委任產生。(2)香港基本法有關於「根據循序漸進的原則，最終達到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之規定，而澳門基本法則沒有這一規定。

（四）在立法會的議事規則方面：香港立法會對政府提出的法案和立法會議員個人提出的法案、議案，採取不同的表決程序；普通法案、議案的表決只需過半數同意即可，涉及香港特區重大問題的法案、議案，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而澳門立法會對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則簡單得多，除澳門基本法特別規定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的事項外，立法會的法案、議案由全體議員過半數通過（參見前引蕭蔚雲等著作，第101-106頁）。

兩者司法體制的差異

由於香港和澳門的法制傳統不同，香港從英國繼承的是普通法傳統，而澳門從葡萄牙繼承的則是大陸法傳統，這造成香港和澳門兩地的司法體制在制度設置上也存在很大不同，主要表現在：

（一）機構設置不同。(1)法院的組成體系不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院體系，一方面是按地區設立的，另一方面又按法院的功能設置。在地區層面，設立有裁判司署法庭和區域法院，在全港範圍內設立一個高等法院，在高等法院上設立終審法院。香港根據專屬管轄原則還設有獨立於其他法院之外，受理某一方面訴訟案件的專門法庭，例如土地法庭、勞資審裁處等。而澳門法院原則上是按審級設置，設有低級法院、中級法院和終審法院。在低級法院內可根據需要，設立若干專門法庭。澳門按法院功能設有行政法院，管轄行政訴訟和稅務訴訟，同時保存了原刑事起訴法庭的制度（曾忠恕：《淺析澳門特區司法制度與其他地區司法制度的比較》，載《社會科學家》，1999年第6期，第44-45頁）。

(2)檢察機構的設置不同。在實行普通法制度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不設置獨立的檢察院，檢察職能由律政司下轄的刑事檢察科和民事檢察科負責。律政司屬於行政機關，其工作人員屬於政府公務員，而澳門實行的是大陸法制度，法院與檢察院分立設置，兩者是並列的司法機構。澳門特別行政區保留了這一制度，設立檢察院，獨立行使法律賦予的檢察職能，不受任何干涉，檢察長由行政長官提名，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檢察院的組織、職權和運用由法律規定。

（二）法官制度不同。(1)法院院長資格的不同。出任香港高等法院和終審法院的首席法官者不得具有外國居留權，而對於出任澳門終審法院院長者則無此限制。(2)法官任免的不同。香港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須由行政長官徵得立法會的同意，在澳門則無類似作法。(3)法官任用的不同。香港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區成立前在香港任職的法官均可留用，而澳門基本法無相似規定（參見前引曾忠恕文，第45頁）。

（三）法律制度不同。在香港特區，法律的概念是廣義上的法律規範體系的總稱，它由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構成。而澳門實行歐洲大陸法系的法律制度，只有由澳門立法會制定的法律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律，由行政長官制定的行政法規不能稱為法律。

（四）司法原則不同。香港法院的有些活動原則是澳門法院所沒有的，譬如，香港法院在審判的過程中，除實行司法獨立原則和司法公正原則外，還實行遵循先例原則和陪審制原則，澳門作為大陸法系地區，不實行遵循先例原則和陪審制原則。

因情況不同政治體制有別

以上比較表明，中央在設計香港和澳門特區政治體制時，充分考慮了兩地的不同情況，故做出制度設計上的差異。筆者在此分析兩個特區在政治體制方面的差異，並非要將目前香港和澳門實踐「一國兩制」出現不同效果，歸因於兩者政治體制的差異。眾所周知，造成兩地實踐效果不同的原因是複雜多元的，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故不在此展開分析。

此外，通過以上對香港和澳門兩地政治體制的比較分析，不難預知，未來兩岸統一後，對於台灣政治體制的安排，一定會在尊重台灣社會的歷史發展、政治現實、制度性質、經濟發展等基礎上，進行改造和設計。

台灣問題與港澳問題在成因、性質、解決難易、制度特徵、外部力量介入程度等方面均不相同，未來兩岸統一時，大陸方面會充分考量這些因素，而不會「一刀切」地將港澳模式直接套用於台灣。正如大陸領導人習近平2019年1月2日的講話中指出：「『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的意見和建議，會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的利益和感情」。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