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忠平1957年在花蓮玉里出生，就讀花蓮中學時，經美術老師指導後開始愛好美術。1976年高中畢業考上藝專雕塑科，在該校雕塑科主任吳樹林的悉心指導下，他逐步走入雕塑的世界，第二年即獲得台灣全省美展的佳作獎。

畢業後，游忠平在桃園振聲中學擔任美工科老師，教學之餘繼續埋首創作，先後在台北雕塑家中心舉行雕塑個展、獲得12屆台北市美展雕塑首獎，並參與台藝大教授在台北市立美術館的聯展，逐漸嶄露頭角。可是，年輕的他覺得自己像井底之蛙，在台灣的發展似乎碰到了瓶頸，亟思出國看看外面的世界。

在美工作22年後返台

1986年，游忠平舉家赴美。因嚮往藝術家的生活，先到紐約格林威治村，找了一個臨時性的工作，與來自各國的藝術家交往，實現他要成為一個專業藝術家的夢想。可是夢想畢竟不敵現實，兩個月後他的美夢就醒了，為了養家活口，只好全家飛到洛杉磯就業。

游忠平任職的AI's Garden Art Inc.是一家庭園景觀設計公司。應聘之前，他設計了一件雕塑品，公司看了之後聘他為首席雕塑設計師，手下的工作團隊有40多人。由於1980年代是美國房地產最蓬勃的黃金年代，加州地區更是盛極一時，他所領導的設計團隊，20年間躍居全美最大的景觀設計公司，游忠平在公司一待就是22年，直到退休返台。

曾在美國創作陶瓷雕塑

游忠平從未忘懷雕塑。洛杉磯有一家專營陶瓷的畫廊，和他簽了經紀約，希望他能做出陶瓷雕塑的作品，交由畫廊行銷。這對他來說是一個挑戰，因為陶瓷屬工藝科，與他所讀的雕塑科是不同的領域，要將二者結合，不管是材料上或技術上都需要克服。

幾經思考，游忠平接受了挑戰。他的靈感得自老祖宗的作品：秦兵馬俑。他發現陶瓷的釉色溫潤、色彩多變，可以永久保存，歷數千年而不變，若能結合雕塑，會是形與色完美的結合。他以這個目標自我期許，希望能突破技術瓶頸，創造出陶瓷雕塑，因此就和畫廊簽約。不料，畫廊的老板三個月後就過世了，他只好硬著頭皮獨自承擔下來。

歷經五年的實驗，不知耗費了多少的心血和成本，燒毀了多少作品，游忠平終於成功地燒製出陶瓷雕塑，開始向僑界和美國藝術界進軍。

1992年他受Pepperdine大學之邀，為慶祝哥倫布踏入美洲500周年紀念製作銅像，後在洛杉磯僑教中心展出。此後他每年參加美國藝術協會、博物館、藝術節及公私立畫廊舉辦的甄選活動，逐漸在美國藝術界站穩腳步，各種邀約及展覽不斷。可是，他內心中始終忘不了要成為一個專業藝術家的夢想。於是，2011年他選擇一個人回到台灣。

全心從事專業藝術創作

游忠平回台後在八里租了一個工作室，夜以繼日地埋首其間，構思展覽的主題。為鞭策自己，他定下每年至少要舉辦一次個展的目標。

2011年首度在鶯歌陶瓷博物館舉辦個展，展出「不可思議的生命力」系列之一，以象徵生命孕育與誕生的圓球拉開序幕。2012年在國父紀念館、花蓮石雕博物館，展出系列二「愛情海」，數十隻色彩繽紛的游魚，彷彿沉醉在愛情海中，象徵愛能包容一切。2013年在新北市藝文中心展出系列三「有情天地」，闡述天地終有情，溫暖滿人間的理念。2014年在國父紀念館展出系列四「超越、蛻變」，以蟬的一生隱喻自身創作歷程，時時蛻變，刻刻超越自我。2015年再度在國父紀念館，推出系列五「美麗人生」，希望人們用心經營生命中的愛，用挫敗來成就美麗人生。

2017年在國立歷史博物館，推出系列六「重生」，運用寫實與幾何造型，表達生命的韌性，不畏艱難環境，以大愛滋養新生。為「不可思議的生命力」系列畫下完美的休止符。

2020重返家鄉花蓮展覽

對游忠平而言，此一系列的展出，既是返國7年的成績單，也是他投身陶瓷雕塑30年的整體呈現。無論是釉色呈現或創意塑形，都承載著他對生命力的讚歎，對世上萬物的關懷。

由於騎腳踏車是游忠平最喜歡的運動，因而他的作品中有許多穿越身體極限的意圖，多是自身的體驗。對他而言，藝術創作的人生就如騎單車在原野上奔馳的歲月，竭盡所能完成征途時，會轉化成精神上的滿足與歡愉，也冀望能感動世道人心，帶給人們更多的愛與勇氣。

2020年伊始，睽違8年之後，游忠平再次於花蓮石雕博物館推出「不可思議的生命力－游忠平陶瓷雕塑展」。花蓮是他的故鄉，童年捏過的泥巴，是他創作生命中最原始的感動。老天賦予他這方面的天賦才能，他當然要善用它，用一生的歲月，追求陶瓷雕塑完美的形色與質感，在有限的生命中創造出無限的可能！

(作者係作家)

李斯被逐是戰國秦王政時期的政爭使然，而這個政爭發展與當時的天下大勢相反，更重要的是，與秦王的根本意圖相反。這就決定了才華橫溢的李斯，布建出破題(凡)─演繹(目)─總結(凡)的文章形式。

李斯洞悉秦王逐客的盲點所在，在這篇上書的破題只用了「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兩句話，是相當精準到位的起手式。他筆鋒指向「吏議逐客」，而不是指向下令逐客的秦王。這就給上書的主客雙方保留了不失尊嚴的心理空間，同時也爭取到秦王補過回正的操作彈性。由開門見山的「凡」句出發，把秦放在歷史與天下的時空座標中來審視，而推演出先「偏(秦)」後「全(天下)」的文章架構，是為「目」。

以史實縱切對比

目一論秦由昔而今，先縱向論證秦的四位先君「皆以客之功」的史實，再橫向對比秦王政「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的現實。史實論證部分(昔)，先從正面實說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秦君「皆以客之功」，「使秦成帝業」的歷史成果。後從反面虛寫「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把客卿對秦國的重要性闡述得極為透徹。

李斯在實寫四位秦君重用客卿的部分，採用了排比、類疊、錯綜、設問等方法：比如說到穆公求士，就用「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並聲明「此五子者，不產於秦」，來強調秦穆公四方求士，「遂霸西戎」的事實。有事實為憑，其後談「孝公用商鞅之法」、「惠王用張儀之計」、「昭王得范睢」等，就把書寫重心放在客卿助秦的實際成果上。這種流利的寫法使得材料安排呈現節奏明快、氣勢磅礡的鋪陳效果，充分支持「客何負於秦哉」的設問需要。

以現實橫切對比

至於現實對比部分(今)，先反說秦的用物標準只是「快意當前，適觀而已」，再正論秦的取人標準變成「非秦者去，為客者逐」，這就對比出眼前對人、對物的標準不一，反襯逐客的不合理。在這部分有意地分別詳略，從剪裁上銳意凸出秦王不拒異國玩好的現實，而以儉省筆法概括「非秦者去，為客者逐」政策，更有力地達到反襯效果。

如反說秦王「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便大篇幅地詳寫秦王愛好異國的珍寶、美女、音樂；欲正論秦王「所輕者在乎民人」，卻只略寫秦王「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四句話而已。如此以大篇幅的異國色樂珠玉視聽描寫，來輾壓不成比例的不問曲直與可否的逐客政策，倒逼出「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結語，拔高了站點。

李斯詳寫秦王珍愛異國玩好的方法，一問：「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將數種秦所不生的繽紛物材，工整而鏗鏘地排比出來，形成咄咄逼問的態勢；但卻不急於暴露預藏好的答案，而是延續並擴大那咄咄逼問的效果─即穿插三處秦不拒異國玩好的材料，並連用六個否定句，往「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的臉上打，已是高超精彩。

但李斯還準備了大量材料，分成三處寫，並排列出華彩的頭飾衣料與美女佳人的陣容，再搧了「必出於秦然後可」一記耳光。然後乘勝追擊，拿「真秦之聲」和「異國之樂」來做比較，以提出二問：「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藉由這種俐落的問句，順勢亮出預藏的答案─「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

經由兩種標準的對比，李斯拈出「跨海內，制諸侯」的概念與眼光，順勢轉出目二(「全」)論天下。他先反說昔日天下的王者有容乃大，再正論今日天下之士何以不入秦。昔王天下者有容乃大，這對志在天下的秦王政來說，固有高度的示範作用；而針砭秦當今「棄黔首」、「卻賓客」的舉措，形同「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則是戳到了秦王政的痛處。

古代中文的「國」，或指都城，或指區域，不是nation或state的概念。天下思想支配先秦諸子遊仕各「國」的言行，實與現代意義的「國際人才流動」風馬牛不相及。就如林語堂所說，歷史上中國的發展是作為一個世界，而不是作為一個國家在發展的。然而，在東周前5個世紀內，被西戎等遊牧部族圍繞起來的秦，遲未成為華夏文明的中心。這就決定了秦不僅需要東方的物產，更需要東方的人才。

聯繫個人出路與王天下

那麼，秦王當時的逐客令，不但與王天下的歷史想望背道而馳，更與秦的地緣政治需要嚴重相悖。所以在章法上的目二(「全」)，李斯就著眼於全天下，並導出「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的定論。這個歷史定論，與秦「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的作法是相反的。

換句話說，逐客將使秦往地緣政治的死穴上撞，這就演繹了篇首「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的論斷。此後，文章便進入總結(「凡」)，並分為輸誠與示警兩方面來收納全文。所謂「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是因為客卿今日被逐，必然心懷怨恨而為諸侯所用，他日勢將助成反秦、滅秦的力量。這樣就把逐客和秦的命脈聯繫起來，落實了篇首的論斷。

回顧〈諫逐客書〉的章法，其中以前後照應的安排尤其可貴。比如目一論秦(偏)與目二論天下(全)，論秦以先昔(秦先君皆以客之功)後今(非秦者去，為客者逐)做對比，論天下也是以先昔(五帝三王不卻眾庶)後今(秦王政卻賓客以業諸侯)來做對比。那麼，從章法的內在對應關係來看，秦先君就位列五帝三王的級別，而秦王政自然就成了資敵危國的不肖子。這與篇首明指「吏議逐客」，而暗斥秦王之過的分寸拿捏，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作者係中學國文教師)

2020年過年和清明連假，筆者搭乘南迴鐵路上全台僅存的普快車，此時正逢新冠肺炎全球流行之際，讓我體會到人類是否應該停下步調，思考一下台灣的環境，讓該列車有喘息的片刻。

南迴線上普快車可以開窗

因聽聞南迴電氣化全線完工後，南迴線可以開窗的列車就會停駛，我在過年連假期間，睽違了16年後，再次搭上這班火車。因新冠疫情影響，月台上並沒有預期中趕來搭該班列車的人潮。當柴電機車牽引三輛藍皮列車早早到達起點站枋寮後，我在空蕩蕩的列車上選了靠海側的座位。

大夥趁開車前先解決了手上的中餐。正午12點多，火車一路奔馳到枋野交會站（號誌站）。列車上乘客透過開啟的車窗，和站長互道「新年快樂」，一路上對疫情恐懼的心情到此煙消雲散。過大武站後，鐵路以凌空之姿觀海，一幕幕列車出隧道的海景，引來乘客一陣陣的讚歎。

再從枋寮搭普快車去台東

4月的清明連假，我再次搭這班普快車去台東。適逢疫情全球大流行，配合台鐵的防疫政策，一大早從嘉義南下數小時的火車旅行，只能悶著看風景。好在中途選在屏東佳冬這個客家小莊逗留，體驗蕭家古宅等古樸的建築，讓人喘了一口氣。

中午11點來到枋寮站月台，原定會早來的普快車，因對向火車誤點而姍姍來遲。不過，此次遊客並不多，一上車，大家可自由選取想要坐的位置，任你選擇比梅花座更大的距離，並盡可能把所有窗戶打開透氣；並且不開電扇，享受窗外的自然風。

列車開出後不久，通過昔日鳳山、恆春縣交界的率芒溪，也就是今日的士文溪，一路上是讓人垂涎欲滴的愛文芒果樹，點綴著魚塭、椰子樹，展現南國的風情。不久便到達加祿站。它在當時選線時稱嘉祿，清代則是稱嘉鹿塘，是通往恆春縣城重要的軍事據點。

該站有偌大的站場，為了應付單軌通車的區間，普快車在此停靠許久，隨後往台東的自強號也加入等待的行列。此時，手機突然收到細胞簡訊，針對附近恆春、墾丁洶湧的人潮，對民眾發出勿往警告。我慶幸此南迴線沒有經過恆春，否則這台車一定會大爆滿。

列車出加祿站後，窗外出現海天一色的風景，而屏鵝公路也近在咫尺，因疫情開車出遊的人變多了。左側的山還遠在天邊，列車卻進了一段不短的隧道，這是鐵工局人員譽為全台唯一的嘉和掩體。

停靠到內獅後，可看到月台上中國宮廷式建築風格的雨遮獨步全台， 但月台和天橋上卻顯得冷清，因為除了這班普快車，每天僅有往台東對開的區間車才會停靠在這裡，來此朝聖的鐵道迷比乘客還多。但是，隨著將來恆春觀光鐵道的興建，此站將成為轉運站，從此開始轉運。  

沿路由窗外凝視遠方一支支電線桿，讓人很快可「回首來時路」，並辨識出隨後會經過的路軌方向。沿途的枋山、枋野站，列車也只是過水停靠一下。

從枋山到大武最為艱辛

從枋山站須連續不停地開上40分鐘，才會在台東的大武站停靠，這兩站距離長達27公里。是南迴最為艱辛的一段工程。回想當年剛卸下台南鹽務總局提調的胡鐵花（胡適之父），千里迢迢赴台東擔任知州的路上，沿途記下：「被凶茸、歷瘴毒，旁行四百里，上升崖懸、下墬壑眢，則此行險苦可知矣」所以，在開闢這條鐵路時遇山鑿隧道，遇水則架橋，隧道、橋梁即占全線的一半。

火車自枋野3號隧道鑽出後，進入從單線(軌)變成雙線的中央號誌站，隨即要穿越中央山脈的中央隧道。此時柴電機車奮力爬坡，並氣喘吁吁地發出濃厚的柴油煙味，迴盪在這長達近10公里的長隧道。

南迴從大武到以溫泉著名的金崙這一段，是看海的絕佳路段。但因台9線南迴公路拓寬改善工程與老天借道，與海洋爭地，景觀比以前遜色了許多。例如，昔日從南迴鐵路第一長橋─金崙溪橋所拍攝到的金崙溪出海口，可觀察到恆春半島海岸漂沙的現象。如今出海口興建了南迴公路的高架道路，視野已經破壞。而南迴電氣化工程部分路段捨棄原來的隧道，而以高架方式繞山，也讓將來南迴線多了看海的景觀。

藍皮車將何去何從？

和早期沒有鐵路相比，居民從台東到南台灣，要搭公路局的車子走南迴公路，受顛頗之苦。之後還要在枋寮過夜，隔天再繼續搭車前往，現在的人可說是幸福多了。

今日普悠瑪已開到枋寮，隨後南迴全線電氣化通車，這種會停小站的藍皮車到底將何去何從？過去它大量存在西部鐵路幹線上，後來窗外兩旁綠油油的稻田逐漸消失，被櫛比鱗次的社區大樓和工廠取代。於是，空氣開始變糟，人們關上窗戶，開始選擇空調的列車。如今，正當疫情肆虐之時，空曠通風的空間成為首選。藍皮車的存在與否，考驗著人們的智慧。人類是否應停下步調，思考一下我們的環境，讓該列車有喘息的片刻。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蚩尤是中國上古時期九黎族的首領，神話傳說中的戰神，苗族最為尊敬的先祖。1992年，中國史學界將蚩尤與炎帝、黃帝置於同一聖殿，蚩尤終於被正名，成為中華三大始祖之一。如今北京市張家口的涿鹿黃帝城是炎帝、黃帝、蚩尤「三祖」合流的古蹟地。

涿鹿歷史源遠流長，人文底蘊深厚，4,700多年前，中華民族的始祖黃帝、炎帝、蚩尤在這裡征戰、結盟、融合，開創了中華文明史，史稱「千古文明開涿鹿」。

目前涿鹿仍保有黃帝城、炎帝營、蚩尤寨等遺跡遺址23處。1990年代，涿鹿縣提出「炎黃蚩是共祖，各民族是一家」的「三祖文化」概念，如今已經成為頗具影響力的文化品牌。

蚩尤被列為「三始祖」之一

1995年9月25日，由中華先秦史學會、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以及河北省涿鹿縣人民政府等單位共同發起，在河北涿鹿召開了「全國首屆涿鹿黃、炎、蚩三祖文化學術研討會」，這次高規格的學術研討會正式將蚩尤與黃帝、炎帝並列而稱之為中華民族「三始祖」。

來自海內外40多位歷史學界和考古學界的專家教授，經實地考察和對出土文物的鑑定，並結合多年的研究成果，一致認為黃、炎、蚩是中華民族的三位始祖，糾正了幾千年來對蚩尤的不公正評價，肯定蚩尤作為少數民族的代表，同樣為中華民族的早期發展做出了貢獻。

首屆涿鹿「黃、炎、蚩三祖」會議結束後，根據會議的提議，涿鹿縣人民政府開始籌備修建「中華三祖堂」。1998年7月，「第二屆全國涿鹿黃、炎、蚩三祖文化學術研討會」又在涿鹿舉行，而「中華三祖堂」也同時落成開放，堂內壇上高坐著中華民族三位始祖的塑像：黃帝居中，炎帝居左，蚩尤居右。

「三祖堂」的建成和開放，說明蚩尤在中華民族早期發展史上具有與黃帝、炎帝同等的地位。

黃帝、蚩尤涿鹿之戰

中國歷史上，春秋時期以來的古籍對蚩尤傳說的記錄相當豐富。相傳蚩尤面如牛首，背生雙翅，是牛圖騰氏族和鳥圖騰氏族的首領。他有兄弟81人，都有銅頭鐵額，8條胳膊，9隻腳趾，個個本領非凡，驍勇善戰，勢力強大。

古籍提及蚩尤最多的是，他和以黃帝為首的部落聯盟所展開的激戰，具體情況有三種說法：第一說見於《史記·五帝本紀》，即黃帝在阪泉之戰中戰勝炎帝後，蚩尤作亂，黃帝又在涿鹿之戰擊敗蚩尤，從而鞏固了天子之位。

第二說見於《逸周書·嘗麥篇》，即蚩尤驅逐赤帝（炎帝），赤帝求救於黃帝，二帝聯手殺蚩尤于中冀。

第三說見於《山海經·大荒北經》，即蚩尤率兵攻伐黃帝，黃帝令應龍迎戰，雙方在冀州之野大戰，蚩尤兵敗被殺。

儘管三種說法略有差異，但蚩尤與黃帝曾經交戰是無疑的。戰爭過程十分曲折，且極具神話色彩。蚩尤善戰，「制五兵之器，變化雲霧」，「作大霧，彌三日」，黃帝「九戰九不勝」、「三年城不下」。《魚龍河圖》載黃帝「不敵」蚩尤，「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凡授黃帝兵信神符」，即依靠女神「玄女」的力量方才取勝。

蚩尤結局，傳說多稱兵敗被殺，或者臣服於黃帝，並主軍事。後來天下又亂，黃帝畫蚩尤的形像，威懾天下，天下都以為蚩尤不死，並且居黃帝之幕府，於是「八方萬邦皆為弭服」！

蚩尤戰敗被黃帝擒殺的結局傳說甚多，蚩尤被殺之後，其屍體被肢解，這亦見於多種古籍，今日所見較早的有《孔子三朝記》、《史記·五帝本紀》裴駰《集解》引《皇覽》等書，都說蚩尤被殺之後，「身體異處」，或言「身首異處」，這大概是「五馬分屍」或磔刑的源頭。

如此看來，中國古代各種刑法中最殘酷的「磔刑」，是由黃帝發明的。這當然是一種調侃。黃帝之所以肢解蚩尤，可能與古代風俗和宗教信仰有關，有學者認為這與古代「獵人頭」的風俗十分相似。

各地的蚩尤冢

蚩尤的冢墓見於記載的有好幾處，且都是實體冢，而非衣冠冢或疑冢，這在古代人物中即使是傳說人物也十分罕見。

古籍裡明確記載的蚩尤冢墓有兩處，即《史記·五帝本紀》裴駰《集解》引《皇覽》所說的壽張闞鄉城和巨野重聚兩處。《皇覽》所記云：「蚩尤首級冢在山東省汶山縣東平郡壽張闞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匹絳帛，民名為『蚩尤旗』。肩髀冢在山東省山陽郡巨野重聚，大小與闞冢相等。傳言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黃帝殺之，身首異處，故別葬之。」這兩處蚩尤冢所在的具體地點在今日何處，恐怕已無法完全弄清。《皇覽》所言的「巨野」就在今日山東巨野境內。

第三處蚩尤冢則位於湖南武陵（常德），據說武陵地名是因蚩尤冢而定名的。

重慶彭水蚩尤九黎城

千百年來，祭祀軒轅黃帝陵和炎帝廟成為傳統祭祀大典，充分體現了中華兒女對人文始祖的崇敬與懷念。遺憾的是，在之前，全國沒有一處祭祝中華三祖之一蚩尤的地方。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座最大的苗族傳統建築群─重慶市彭水蚩尤九黎城應運而生。

伴隨著它的建成，這個擁有三大世界之最的苗族文化建築群緩緩地揭開了神秘的面紗。今後，全國的蚩尤後裔都可來這裡祭祀他們的祖先。並且，每年農曆4月初9，蚩尤九黎城都舉行大型祭祀活動，公祭蚩尤始祖；每年9月初舉行「九皇齋節」，弘揚九黎部落精神。

蚩尤九黎城總體布局為旅遊核心區、旅遊服務品和休閒娛樂區三大區，由40餘處單體景觀建築構成。旅遊核心區包括九道門、九黎宮、九黎部落、北斗七星神鼓亭、苗王府、蚩尤大殿、禹王宮、三苗長廊、九黎神柱等。旅遊服務區包括美食一條街、停車場、旅遊商品交易市場、遊客中心、員工生活區等。休閒娛樂區包括九黎文化廣場、演武場、戲樓等。

彭水歷史文化悠久，自古以來苗族先民們在此繁衍生息，孕育了古老的黔中文化、鹽丹文化、苗族文化，是中國民間文化藝術之鄉、苗族民歌《嬌阿依》發祥地。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縣境內居住著苗、土家、蒙古、回、仡佬、侗、藏、彝、哈尼、壯、滿等11個少數民族，是重慶唯一以苗族為主的少數民族大縣。目前正以苗族後裔祭祖聖地的特有形象聞名全國、走向世界。

蚩尤在古代軍事史的地位

蚩尤在我國古代科技上的成就和貢獻是值得重視的，他在我國科技史上的地位應給予充分的肯定。總之，蚩尤是我國古代冶金業的第一人、兵器製造業的第一人、天文氣象事業的第一人；蚩尤在我國古代科技的這幾個重要領域，貢獻甚大，居功甚偉。我們甚至可以說，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來看，蚩尤是一個新時代的代表：以蚩尤的「造冶」為標誌，宣告了我國古代社會從石器時代跨入金屬時代。

蚩尤是我國古代科技文明的一位開創者，這樣的評價，蚩尤是當之無愧的。

（作者係大學教師）

軍事變革向來包括科技、組織兩個層面，習近平就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後，多次針對解放軍的部隊組織提出新的想法，一般較為熟悉的有戰區的建立、海空軍部隊的擴充、火箭軍的組織規劃等，其中合成營的建立、發展，成為近三年解放軍最為顯著的亮點。

一般來說，軍隊改革往往會朝兩個目標/方向前進，第一是軍事科技的變革，第二是部隊組織的變革。後者往往和外在環境的變化有直接關係，所謂的外在環境包括敵情威脅、作戰對象、戰術戰法的變化等。以往解放軍以軍區型態為主，軍改後不但改編為「戰區」，戰區更勝以往的軍區，部隊更為靈活，在指揮調度上更為精簡。少數的地面部隊為適應現代戰爭，「合成營」是解放軍現階段及未來的發展方向。

何謂合成營？

冷戰結束後，以往的地面部隊大規模決戰的景象幾乎無法看到了，為適應現代戰場的多變性，各國針對陸軍做出許多革命性的改變，包括數位化、輪型化、多功能化等，美國陸軍透過輪型裝甲車和主力坦克進行混編，達到火力快速支援的目的與戰術原則。

2015年中國針對周邊威脅提出新的戰略報告書，在《中國的軍事戰略》國防白皮書的「國家安全形勢」特別指出，為因應美軍及周邊情勢的威脅，陸軍必須適應新形態的作戰環境。傳統上，中國陸軍仍舊在軍區/師部底下分成裝甲旅、機步旅、步兵旅等各種形式/兵力結構的部隊，海軍又下轄陸戰隊作為兩棲作戰的主力，兩棲登陸與地面作戰分別為陸、海兩軍不同的軍事專長。

中國陸軍原以大規模的地面作戰為訓練主軸，但21世紀後，陸軍從傳統的地面決戰，轉型為小規模、地區性、輕裝、快速、兩棲等特點的作戰形式，基於外在作戰環境的變化，「合成營」已正式從概念轉變為部隊的編組，以適應新作戰環境的到來。

合成營的編制

「合成營」按照型態可區分為重型合成營與中型合成營。相關的部隊編組仍以兵種專長作為編組依據。一般來說，「合成營」由戰車連、步兵連、火力連、通訊連、支援保障連等組成，一個合成營的數量原則上以800-1,200人不等，雖然和傳統的戰車營、步兵營相比，人數下降，但總體戰力及靈活度則更勝以往。

此外，中國「合成營」最大的特色在於，增編5人的參謀，依照專長大致上區分為作戰參謀、首席參謀、情報參謀、火力參謀與戰鬥勤務參謀。他們的加入使「合成營」的作戰調度、後勤資源、指揮聯絡更加靈活。

合成營的主要裝備

（一）99式坦克。99式坦克為「合成營」的主力裝備，不僅是中國陸軍的主力坦克，其強大的機動性與火力、防護力，更是戰場上的保證。具體來說，99式坦克車身配有一座48倍徑ZPT-98 125毫米滑膛砲，在公路的行駛速度約為80公里/小時，在鄉間的速度則約為65公里/小時，大幅提升了作戰機動力。

此外，車身採用焊接砲塔以增強防護性，其中砲塔以複合裝甲為主，更具備移動中射擊的能力，為目前解放軍最為強大的坦克，也是最有能力和西方國家主力坦克相互比較的重裝備。

（二）04A步兵戰車。ZBD-04步兵車又稱為04A步兵車，2019年中共建國70周年閱兵已正式亮相。新型的04A步兵戰車最大特徵在於配備披掛式裝甲，車體兩側安裝屏蔽裙板，車頂配有頂部雷射警告裝備，能直接和北斗衛星進行戰場連線，使戰場上資訊的獲得/傳送更為迅速。

04A步兵戰車的編制數量原則上以14輛為主，步兵戰車和坦克的相互搭配，不僅能促成「步戰合一」目標，坦克車還能直接提供火力支援或近距離的掩護，配合步兵戰車上的士兵，一舉完成作戰任務。「步戰合一」是各國陸軍執行的戰術，中國陸軍透過「合成營」的步戰合作，更能發揮聯合支援的功能。

（三）70式122公厘自走砲。傳統上，自走砲因火力強、機動性能好、射程遠，往往為支援地面部隊遠距作戰的首選。新型自走砲在配備衛星定位系統、車身穩定系統、精確彈藥後，不僅射程更遠，精確度和一般飛彈不相上下，這使得地面部隊愈來愈倚重自走砲。

70式122公厘自走砲最大射程為11公里，每小時可跑56公里，最大作戰距離為500公里，它不僅是步兵、坦克火力支援的首選，更是合成營中扮演遠距火力支援的角色之一。

PLL-05式自行榴砲

「合成營」除要面對一般的地面作戰，因其部隊設計與組織編配，山地戰也是合成營的任務之一。山地因地形崎嶇，火力的需求為輕便、快速、易保養等特點，PLL-05式120公厘自行榴砲早在2005年裝備部隊，如今因軍改，成為合成營中重要的火力支援，更是山地戰與島嶼戰中近距離支援步兵的裝備。

雖然其火力無法和坦克或自走砲相比，但因車體小、作戰範圍大、機動性能好、具備兩棲登陸能力，PLL-05式上的120公厘榴砲，成了「合成營」的編制首選。

 (作者係中華戰略前瞻協會會員)

當今，主動相陣雷達(AESA)的應用範圍極廣，除了前文介紹的機載型產品外，陸基型和艦載型產品的種類也相當多，如新竹樂山雷達和神盾戰鬥系統SPY雷達。目前，因半導體製程技術的進步，綜合射頻單元(發射模組T/R-M)陣列隨之改良進化，並衍生出模組化設計的趨勢。本文討論僅限於中國艦載主動相陣雷達，以055型萬噸驅逐艦和無人巡邏艇(JARI-USV)為代表。

主動和被動相陣雷達

簡單地說，主動相陣雷達(AESA)是具備射頻單元的雷達(有源雷達)，而被動相陣雷達(PESA)則是無源雷達。一般而言，綜合射頻單元陣列的集成數愈多(面積愈大)，則探距性能愈強。而因運作時產生的高耗電和高溫，主動相陣雷達所需的配套措施也較多，如高功率發電機和散熱裝置等。甚至，較大型的陸基型產品，還附設發電廠(供電)和水池(散熱)。

綜合射頻單元陣列

目前，全球現役的驅逐/巡洋艦多採用主動相陣雷達，以2面旋轉式(英國45型)或4面固定式(美國勃克級)為主，開機時可360度全方位掃描，避免舊型雷達的掃描空窗。

中國艦載主動相陣雷達，現已改為模組化設計，有大幅提升探距性能、降低研發/製造成本、後續維修/升級簡易等優點。綜合射頻單元陣列，是由天線陣列、反射板、盲配板、纜線、水冷散熱裝置、功分、數位陣列模組(DAM)組成。綜合射頻單元陣列的集成，便成為一整面的主動相陣雷達。射頻單元前端後接寬頻數位波束成型(DBF)分機，具備雷達、通訊、電戰功能。雷達系統後端則以高速光纖網路接上高性能伺服器和戰鬥系統(戰系)，負責處理雷達回波訊號。

055型萬噸驅逐艦

由於055型的體積、排水量都屬上乘，因此具備的作戰功能也超越一般驅逐艦。由055型的艦橋外觀來分析，由下往上分別為S波段偵搜雷達、L波段警戒雷達、C波段協同作戰雷達和X波段偵搜雷達。055型側面還增設海平面偵搜雷達，專門負責對掠海來襲的反艦飛彈預警。由於雷達數量多，因此冷卻水的使用量也相當驚人。由055型參加中國海軍的觀艦式照片，可清楚觀察冷卻水排放的多寡。據傳，055型採用柴電複合動力或全電力推進，這也反應出雷達系統供電的實際需求。

055型總共配置112具(前64後48)冷熱共架垂直發射器(長度9m內徑85cm x 85cm)，數量為中國海軍現役船艦之冠。此外，055型還配置1門130mm口徑艦砲、1門1130型30mm口徑近迫武器系統(CIWS)、1座紅旗10型(HQ-10)短程飛彈防禦系統(24枚)、2座3聯裝魚雷發射器和2架反潛直升機。

055型除了排水量大、垂射系統(VLS)數量多之外，也可發射多種新型飛彈，如：鷹擊18型反艦飛彈(YJ-18)、各型巡弋飛彈(鷹擊18型/長劍10型)、海紅旗9B型防空飛彈(HHQ-9B)、紅旗19型反導彈飛彈(HQ-19)、魚8型垂射反潛魚雷等，對空/對海/對地目標均可攻擊轟炸。其中，鷹擊18型反艦/巡弋飛彈均為仿造俄羅斯俱樂部M(Club-M)系列，可由船艦垂直發射或由潛艇魚雷管發射。

20噸無人作戰艇(JARI-USV)

JARI是「江蘇自動化研究所」的英文縮寫，江蘇自動化研究所是中船重工716所的對外稱呼。無人作戰艇模型曾在阿布達比防務展中公開展示，現已有實體船問世。排水量約20噸，配備30mm口徑機砲遙控武器站(RWS)、8聯裝垂射系統(VLS)、324mm口徑魚雷管、4面微型雷達、光電偵搜系統、導航系統和衛星天線，可謂是多用途的無人作戰艇。

半導體製程技術的進步，可大幅縮小綜合射頻單元陣列，進而將主動相陣雷達微型化。由尺寸來分析，無人作戰艇的微型雷達，推測為氣冷式而非水冷式，探距性能有限。目前，中國研發這類微型雷達，已有相當豐碩的成果。除了機載、艦載版本之外，還有車載版本。如裝甲車輛配備主動防禦系統(ADS/APS)，便可使用微型雷達來預警，偵搜半徑為5~1000公尺範圍。

據傳，伊朗等國對無人作戰艇有興趣，採購可能性頗高。伊朗海軍有21艘加迪爾級迷你潛艇，由北韓南聯級潛艇衍生而來。該型潛艇排水量120噸，攜帶2枚533mm口徑重型魚雷。伊朗希望這些迷你潛艇，能在波斯灣有效牽制美軍船艦。而無人作戰艇，可掩護迷你潛艇進行牽制任務。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台灣實施新課綱後出版的高中歷史教科書內容很荒謬，令我不禁想到一則故事：有兩個人去動物園看到一隻斑馬，一個人說那是白馬，因為他看的時候欄杆把黑條條都擋住了，另一個人說是黑馬，因為欄杆把白條條擋住了。

這本三民書局所出根據新課綱撰寫的高中歷史教科書有非常多離譜之處，本文只論有關豐臣秀吉的部分。該書附有一份歷史大事年表(見圖)，第一行就寫：1593萬曆21年，豐臣秀吉向台灣的「高山國」發出招諭文書，要求納貢。似乎意味著是豐臣秀吉的詔書開啟了台灣的信史與文明。

《漢書‧地理志》最早記載

中國的史書早在第一世紀的《漢書‧地理志》就提及「會稽海外─有夷州和澶州」，而從第三世紀的三國時代開始，漢族就來到夷州(夷洲、今台灣)，其後隋、唐、宋、元、明不斷，均載於史冊。東漢、三國、兩晉、南北朝時，台灣被稱為夷洲；隋、唐、五代、北宋、南宋稱為流求；元代改為琉球；明初稱小琉球；明朝中葉官方稱為「東番」；明末亦稱「北港」、「大員」、「台員」。「台灣」名稱出自台南安平的平埔族原住民西拉雅族「台窩灣」社的社名，意為濱海之地。

三國孫權曾派大軍到台灣

《三國志‧孫權傳》記載：「二年春正月，…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但得夷洲數千人還。…三年春二月，…衛溫、諸葛直皆以違詔無功，下獄誅。」乃是說三國東吳黃龍二年(230)正月，孫權派衛溫、諸葛直帶領上萬士兵出海去夷洲，帶回幾千名夷洲人到東吳；但士兵們因病(註：可能是瘧疾)死去十之八、九。孫權假借衛溫和諸葛直違背詔令，把二位將軍關進監獄，隨後處死。二位蒙冤而死，但卻留下漢人開台壯舉的英名。

當時隨軍去夷洲的沈瑩著有《臨海水土志》，其中記載「夷州，又稱『夷洲』，在臨海郡東南，去郡二千里。…四面是山，眾山夷所居。…戰，得頭，著首還。於中庭建一大材，高十余丈，以所得頭差次掛之…，彰示其功。」這些地貌、地理位置和獵頭的習俗，都說明夷洲符合台灣，而非今琉球或其他島嶼。

隋煬帝三度派兵赴台

7世紀的《隋書‧陳稜傳》和《琉球國條》記載從大業3年(607)到6年(610)，隋煬帝三度派遣朱寬、陳稜、張鎮周前往台灣(時稱琉求)。特別是最後一次，出動兵眾萬餘人從義安郡(今廣州、潮州一帶)出海，經澎湖群島登陸台灣，在今豐原一帶「虜男女數千人而歸」。隋煬帝不久喪國，經略台灣遂無人後繼。

對於當時台灣居民的生活方式，《隋書》記載：「先以火燒，而引水灌之，持一插，以石為刃，長尺餘，闊數寸而墾之。土宜稻、梁、黍、麻、豆等；…所用武器有刀鞘、弓箭、劍鈹之屬。其處少鐵，又皆薄少，多以骨角輔助之。」說明當時台灣以漁獵和較原始的農業生產維生。

另外，《隋書》還提到「琉球人初見船艦，以為商舶，往往詣軍中貿易。」可見在隋代時，已常有商船從大陸到台灣，與當地居民通商貿易。

南宋時閩台貿易頻繁

南宋偏安江南，民間與台灣有更多的來往。陸游多年在福州任職，曾任「提舉福建路常平茶鹽」，主管茶、鹽事物，寫了《感昔》：「行年三十憶南游，穩駕滄溟萬斛舟。常記早秋雷雨霽，柁師指點說流求。」說明南宋時福建與台灣貿易頻繁。南宋時泉州對外貿易繁盛，澎湖成為泉州航行去呂宋(今菲律賓)的中轉站，大陸漁民也經常到澎湖捕魚或停留。

又據趙適著《諸番志‧琉球國》敘述：「旁有毗舍耶，…，泉有海島曰彭湖，隸晉江縣，與其國密邇。」《宋史‧汪大猷傳》記載：「汪大猷…，起知泉州。毗舍耶嘗掠海濱居民，歲遣戍防之，勞費不貲。大猷作屋二百區，遣將留屯。…毗舍耶面目黑如漆，語言不通。」可見當時宋朝已在澎湖屯兵。至於在宋代經常侵犯福建臨海居民的毗舍耶人，有學者認為是當時台灣南部的原住民。

元代在澎湖設置巡檢司

元代在澎湖設置巡檢司，也曾派使招諭「琉球」(台灣)，擒130餘人而還。當時的旅行家汪大淵寫的《島夷志略》，其中敘述台灣：「琉球土潤田沃，宜稼穡。…他國之人倘有所犯，則生割其肉以啖之，取其頭懸木竿。…地產…黃豆、黍、硫黃…、鹿、豹、麂皮。貿易之貨，用…瑪瑙、金珠、粗碗、處州瓷器之屬。」可知當時台灣和大陸通商不斷，也是大陸商舶往來南洋各國經常停留之處。

明初頒布海禁但交流不斷

明初朱元璋撤銷澎湖巡檢司，並頒布海禁，影響到台灣與大陸的貿易，延緩了台灣的發展。鄭和七次下西洋，但他以為台灣「地乏奇貨」，遂未造訪。雖政府不鼓勵，但明朝中晚期大陸沿海出現許多亦盜亦商的海上貿易集團，他們多以澎湖為根據地，後被明軍所逼轉入台灣。其中規模最大的有林道乾、林風、顏思齊、鄭芝龍。明朝水師為追剿海盜、倭寇，曾多次進軍台灣。

據1602年隨沈有容追擊倭寇到台灣的陳第在《東番記》說：「東番(今台灣)夷人不知所自始，居彭湖外洋海島中。起魍港（北港)、加老灣，…大幫坑，皆其居也，…種類甚蕃，別為社，社或千人，或五六百。…所斬首，剔肉存骨，懸之門，…居山後，始通中國，今則日盛。漳、泉之惠民、充龍、烈嶼諸澳，往往譯其語，與貿易；以瑪瑙、磁器、布、鹽、銅簪環之類，易其鹿脯、皮角。」把16世紀末台灣居民的生活、風俗，以及與大陸的交流描繪得十分細緻。

16世紀即有大陸人遷台

《明史·雞籠山》載「雞籠山(註：指台灣)在彭湖嶼東北，又名東番，…嘉靖末，倭寇擾閩，大將戚繼光敗之。倭逃遁居於此，其黨林道乾從之。…而雞籠遭倭寇焚掠，國遂殘破，…稍稍避居山后。忽中國漁舟從魍港飄至，遂往來通販，已為常。」林道乾於1566年聚眾3,000、巨艦50餘艘前往魍港(今北港)屯居，作為根據地。而另一位海盜首領林鳳，也於萬曆元年(1573)經澎湖前往魍港駐紮。當時魍港已是海商、海盜及漁民活躍的地點。漢人以布、鹽、銅簪、瓷器，瑪瑙與原住民交換鹿皮、鹿肉、魚等物品。

由以上史實可知，中國從第一世紀東漢開始直到明代，都記載了台灣居民的社會、生活、風俗，以及與大陸的交流。這些史籍除了《東番記》都比豐臣秀吉1593年所發的招諭文書早得多；清初編輯的《明史》更說早在16世紀中葉，具規模性的大陸民間集團已到台灣屯居、貿易，為台灣帶來文明的曙光。

豐臣秀吉的兒戲、幻想

豐臣秀吉(1537-1598)是日本戰國時代末期的武士大名(諸侯)，出身貧寒，早先依附織田信長，獲得武士身分。1582年，織田信長在京都本能寺遭到家臣明智光秀叛亂而自殺，豐臣秀吉得以脫穎而出。1580年代末，討平各方大名，基本上統一了日本，自任太閣(丞相)。1590年代初，豐臣秀吉幻想征服大一統帝國明朝，遷都北京；並四處散發告示，要求琉球、朝鮮、呂宋(南蠻、今菲律賓)、高山國(台灣)、暹羅、瀾滄王國、大越、廣南、占城、莫臥兒帝國、葡屬印度(今印度果阿)及葡屬澳門等國向日本稱臣、納貢。結果沒有一個國家理會他。豐臣秀吉兩度派大軍侵略朝鮮，結果被朝鮮及明朝軍隊擊敗。豐臣秀吉於第二次出征朝鮮時(1598年)憂憤而死。

豐臣秀吉向台灣的「高山國」發出招諭文書，要求納貢，完全只是其個人的幻想，不可當真。台灣新歷史課本犯了把斑馬說成白馬、黑馬之錯，滑天下之大稽！

(作者係旅美文史研究者)

曾永賢是台共運動史上，由「左」轉「右」的特殊人物。年輕時是共產主義者/職業革命家；他被捕、自新後成為「反共時代」的中共問題專家；晚年以中共通和日本通的角色進入總統府服務，李登輝曾派他負責「國家統一委員會」籌備工作，也曾以「密使」身分，與大陸國家主席楊尚昆在北京晤面。

2010年底，國史館出版《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談錄》，不久後曾先生親筆簽名送我一本存念，我至少讀了三次。

一生充滿傳奇

曾永賢一生充滿傳奇，2019年12月4日辭世，嵩壽96歲。他不好出風頭，與人無爭，臨終時囑咐家人不發訃聞、不舉行喪禮，交代火化後將其骨灰撒入台灣海峽。曾先生辭世海葬，這種乘化而遊，不依故丘，漚滅歸海，放下一切的哲學態度令人欽敬。

據我所知，台灣政治人物舉行「海葬」的只有二人，一位是吳稚暉，另一位便是曾永賢。猶記于右任臨終自賦辭曰：葬我於高山兮，望我故鄉。我在此也為曾老賦辭曰：葬我於海峽兮，魂縈兩岸。

在年齡上，曾永賢是我的前輩，我對他自然敬老尊賢。我不是歷史學家，無意用春秋之筆對曾老蓋棺論定，我寫此文，只是基於我對他長達半個世紀的認識與情感。

「中共問題」專家   

我對他的認識，基於兩人在一起的「時間性」。第一段時間是我與他在調查局第四處（昔對外稱「薈廬」，今兩岸情勢研析處）共事13年。開始時我以「曾老師」尊稱他，他引用他的長官/老友姚孟軒的話告訴我：「要把四處當成和尚廟，研究就是修行。」薈廬藏有與中共有關的為數逾萬的原始文件與資料，有些資料連中共本身都沒有，歐、美、日著名的「中國問題」學者專家都來過薈廬。《康隆報告》的起草人、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授施伯樂(Robert A. Scalapino)稱薈廬：「是研究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的寶庫」。此語不虛，曾是真正的「中共問題」專家，也是第一個影響我對「中共」研究產生興趣的人。

曾永賢在薈廬一待就是37年，我待了13年就辭職出國留學。這13年中，我不但以他為標竿努力學習與研究，也認識了當年與曾一起「搞革命」的同志：黎明華、劉興炎、陳福星等人。後來曾先生推薦我到政大東亞研究所進修，教我「中共黨史」的居然是當年主其事設計誘捕蕭道應、曾永賢、陳福星等人的前「台灣省調查處長」郭乾輝（即中共江西蘇維埃時期的陳然、二萬五千里長征時的郭潛、自新轉向後為政大東亞所教授的郭華倫）。此外，也因曾先生的關係，我在座談會上認識了當年曾的上級領導洪幼樵。在這些人物中，曾永賢是最後過世的一人，但他們的人生故事早已凝聚成我研究「台共」的興趣。

第二段時間是我留學回來在中山大學服務期間，有機會參加「中華歐亞基金會」，當時曾先生以總統府國策顧問/資政身分，受聘擔任該基金會的副董事長兼執行長（董事長是張京育），我擔任董事兼大陸所召集人。基金會的主要活動是國際及兩岸交流。我每次去大陸參加兩岸問題研討會或學術訪問歸來，曾都會問我開會的情況，並關切中國大陸的發展情況，這段時間前後有14年。

年少即有強烈的民族意識   

曾永賢早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是真正的「日本通」，他多次籌備/主持「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有一次在東京開會，晚宴結束後，他帶著我和其他幾個年輕學者，到銀座小酒館體驗真正的日本傳統文化，他解說《源氏物語》令我折服，讓我認識到他的人文面。

有了長達27年的相處與共事，自然有感情，我稱他為「曾老師」，除了尊敬，也彰顯我對他由淺入深的認識。

曾永賢生於1924年苗栗銅鑼，受到他二哥曾永安的影響，1939年他15歲那年便負笈日本，在東京與二哥同住了兩年。他回憶說：他二哥與一群銅鑼年輕朋友1930年代就去日本留學，他們「很反對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具有非常強烈的民族意識」；「他們有一個共同目的，就是鼓勵來日本的學生讀理工科系，準備將來為建設中國做出貢獻」。曾說他二哥和這批青年人自組讀書會，他們讀三民主義、實業計畫，而且討論十分熱烈。

曾永賢這時首次接觸到周佛海的《三民主義之理論體系》日文版，他說對他影響較深的是民生主義，它認為「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其實就是社會主義」，他說可以把三民主義「當成是社會主義的一個流派，而且是一種很溫和的社會主義」。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這個時候日本正在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為了改姓名問題，他大哥（曾永清）寫了一封長信給他和二哥徵詢意見，曾永賢首先反對，二哥也接著反對，於是二哥回信告訴大哥：反對曾家將漢族姓名改為日本姓名。曾先生回憶說：「在銅鑼庄的公職人員、士紳中，沒有改姓名的，只有我們這一家。」這裡可以看出，少年的曾永賢和他二哥一樣具有很強烈的民族意識。

進入早稻田大學開始左傾   

第一次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民族解放與共產主義思潮流行的時代，凡具有民族意識覺醒的人通常都會有階級意識，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所受到的民族壓迫，加上他二哥的左派思想，匯聚在曾永賢的身上，讓他1943年考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系）時開始左傾。

曾說在早大圖書館工讀時，他藉著每周清理禁書庫，「趁機看了不少馬克思、列寧等人的書」，列寧談論戰略與策略問題特別吸引他，原因是「較能真正與革命行動密切結合，所以看了很多列寧的著作」。可見曾永賢是個革命實踐論者，他於1946年參加日本「共產主義青年團」，並在早稻田校內成立「社會科學研究會」，便是明證。曾說，他還請了熟悉馬克思主義的商學院長北澤擔任指導教授，同時又請了一位立教大學副教授來主持讀書會。在讀書會上，曾「最先閱讀的是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和《論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右稚病》」，這說明曾永賢由少年步入青年，實際上，也是由民族主義走入共產主義的發展過程。

1945年8月15日本投降，太平洋戰爭結束，年底日本共產黨召開全國協議會。曾永安參加了大會，並告訴曾永賢：「這次大會朝鮮共產黨派二人列席參加，表示回程時可以帶兩個人搭他們的便船回朝鮮，而且負責送這兩個人去中國東北。」於是永安問永賢：「要不要去？」曾永賢說：「我去」。然而會議結束後，日本共產黨決定要派自己的人和中共聯繫，曾回憶說「我就去不成了」。如果這次曾去成了，我想他會由東北轉往延安，直接參加「中國革命」，他日後的個人歷史可能就要改寫。

曾回憶說：「1946年春，既然去不成中國大陸，我就決定先回台灣『搞革命』了。」可見二戰結束時，曾永賢原本是要去大陸參加共產革命，「機會」錯失後，才打道回台為「解放台灣」開始「搞革命」。

回台「搞革命」、入黨    

1946年5月，曾永賢由日本回到台灣。他說「搞革命」必須先從宣傳活動和群眾運動入手，他回到家鄉銅鑼，藉著辦「國語講習會」教育、組織群眾，同時自己刻鋼板辦了《先鋒》報（日文版）。曾說直到1947年，「我（才正式）成為職業革命家，開始『跑路』」。原因是，他辦「國語講習會」時，注意到一位學生會員讀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日文版），該學生帶著曾去見他老師何集淮。何曾二人晤談甚歡，何邀請曾去謝雪紅處吃飯，曾、謝二人便如此認識。

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時，曾永賢在台中參加謝雪紅的「人民政府」、「人民作戰本部」，也加入「二七部隊」（武裝民軍），主要負責文宣，爭民主、反獨裁。國民黨軍隊南下台中鎮壓平亂，曾永賢、何集淮、蔡伯勳等一百四五十人由台中撤離至埔里。謝雪紅在埔里與曾等會合後，謝建議他們退至山區建立武裝基地。這時的曾永賢並不是台共的地下黨員，他說：「我完全是因為共產主義思想，才加入謝雪紅的組織。」可見他是先有理論，後有革命實踐，直到國府「清鄉工作」結束後，1947年6月才由洪幼樵（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宣傳部長）監誓，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職業革命家」。

被捕後向「右轉變」   

1949至1950年初，「省工委」主要幹部蔡孝乾、張志忠、洪幼樵陸續被捕後，北部地區地下黨份子在陳福星、黎明華、曾永賢領導下重建省工委黨組織，不久蕭道應也由南部北上參加新的黨組織。為了「退守保幹」，曾永賢等隱匿山裡，建立武裝基地（如鹿窟、烏塗窟、三峽、白毛山、旗山），圖與執政當局做最後對抗，由於形勢逼人，敵不過國府的聯合小組圍剿行動，最後一一被捕，一場台共「搞革命」的行動以失敗告終。

誠如曾所說，台共失敗的原因主要是違反了「地下黨」工作的原則，其次是台灣交通方便，高山地區有管制，地理環境不適合建立根據地進行長期武裝鬥爭，再次是國府實行「土地改革」、「三七五減租」，把共產黨在農村搞「農民運動」的條件摧毀殆盡。

曾永賢說，1952年被捕後，向「右轉變」的心理掙扎，不是一般人所能體會的，因為政治上的「轉變」較易，張國燾便是一例，心理、理性上的「轉變」較難。不能也不宜以被捕/自新/轉變，把曾永賢看作「右傾機會主義者」，或是共產黨的「叛徒」。

曾自己說：「青年時代由於嚮往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並且加入日共共產主義青年團，開始投身於共產主義運動，返台後繼續追求理想，毫無顧忌地參加中共在台的地下黨活動。這些過程都是主動的，也是順理成章的。」這說明了他青年時期的「左」，不是被逼或被動的。他「自新」後，經過近半個世紀的「匪情研究」，已「領悟」並「拋棄」了「馬列主義」，他說這不是「離經叛道」，只是「回歸正道」。

絕非「台獨論者」

有一次在聊天中，曾對我說：「毛澤東說『馬克思在樓上，我在樓下，這一輩子爬不上去了』。這話有意思。」可見他心裡的「經」與「道」，應該另有所指。至於「回歸正道」，我的解讀，他不是回到西方資產階級式的自由民主，而是保持社會主義的元貞/原真，在此解讀邏輯下，他說的「我絕不承認自己是有些人所說的『反共八股』和『恐共病』」一語，也就不難理解了。

曾永賢由職業革命家轉變為反共主義者，其間的發展過程充滿傳奇性和戲劇性，他有知識分子的理想，有馬克思式的革命熱情，有自我反思的智性，也有為台灣追求未來的胸懷，他絕非「台灣主義者」，更非「台獨論者」。

（作者係中山大學、佛光大學名譽教授）

一般教科書或專書都說，1945年9月9日，在南京陸軍官校大禮堂，日軍向何應欽呈遞降書的人是日本駐中國軍的總司令岡村寧次。這不對，呈遞者其實是駐中國軍的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當時何應欽將兩份降書交給小林，小林將其交給坐在旁邊的岡村寧次，岡村用毛筆簽好字，交由小林，呈遞給何應欽的。所以照片上的那一位呈遞降書的不是岡村，而是小林。至於何應欽為什麼沒有直接把降書交給岡村寧次，那就不清楚了。

其次，1945年9月2日，在東京灣密蘇里艦上，日本向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投降，在降書上簽字的是日本軍方代表梅津美治郎，有人把其頭銜寫成「總參謀長」，這是錯誤的。梅津美治郎的頭銜是「參謀總長」。台灣和日本都稱為參謀總長，中共稱參謀總長為總參謀長。台灣研究日本的人往往弄不清楚這一點。

在近代日本軍事史上，有兩次在戰地設有總參謀長。第一次是日俄戰爭時。當時與俄國交戰的日軍有三個軍，每一軍有一個參謀長。統管三軍的參謀長稱為總參謀長。這個總參謀長是當時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兼任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作者矢內原忠雄將其誤寫為總參謀長，中文翻譯本也照樣錯誤。

接著我談一下蔣介石留學日本的事。從前台灣教科書都說，蔣介石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畢業生。戴國煇的《台灣》也這樣寫（152頁）。但蔣先生讀的是振武學校，張群是他的同班同學。後來二次革命時，張群逃往日本，以振武學校畢業生的身分進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所以，張群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畢業生，而蔣先生不是。

日本的士官就是我們所謂的軍官，許多人弄不清楚這一點。日本戰敗前，除陸軍士官學校外，日本海軍兵學校也就是我們的海軍軍官學校。另外，戰前的日本陸軍大學的正式名稱是陸軍大學校。「大學校」在日本是準大學，畢業後是沒有學士學位的。現在日本國防大學叫做防衛大學校，警察大校不是正規的大學，與台灣的警大不同。

在這裡，我要特別提李登輝所著《台灣的主張》（遠流出版社），該書第8章〈21世紀的台灣〉和〈後記〉是我翻譯的。其附錄二〈李登輝先生年表〉應該是李先生自己寫的。該書318頁11行說「李登輝在日本入伍，多為帝國陸軍少尉」。日本人、尤其是日本舊陸軍，會驕傲地說「我是帝國陸軍」。如果我來寫，一定會寫李登輝作過日本陸軍少尉，絕對不會寫他作過「帝國陸軍少尉」。同頁第8行說：「中、美、英、蘇發表《開羅宣言》，確定戰爭結束後將台灣及澎湖群島交還中國」。這一段話有兩個問題：(1)蘇聯沒有參加開羅會議；(2)《開羅宣言》決定要把台灣、澎湖歸還給中華民國，不是「交還中國」。

李登輝開口閉口說中國、台灣一邊一國，但在這本書卻說，《開羅宣言》規定台灣和澎湖要交還中國，這不是自打嘴巴嗎？日文版的《台灣的主張》是李氏口述，由日本人書寫的，日本人大概不好意思告訴他，犯有同樣問題。

總之，研究日本必須小心和用心，否則很容易犯錯。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日本所、史學所教授)

由國史館出版的《陳誠先生日記》中，細心的讀者可以在1950至60年代讀到兩位叫柯克的美國人，他們中文名字一樣，陳誠又未寫二人的英文名字，很容易混淆。他們都是美國海軍上將，一位在國府遷台之際，各方奔走，支持蔣介石。另一位是美國第三位駐台大使，處處牽制國府反攻大陸，因此成了最短命的大使。

Charles Cooke為國府奔走

最早在陳誠日記中出現的柯克(Charles M. Cooke)，在國共內戰期間擔任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司令官，與許多國府政要、將領有往來。Cooke退伍回到美國後，仍關心中國內戰下的政局發展，在美國四處奔走，為國府爭取支持。

Cooke曾在1950年代參議院的調查會議上，以他的親身經驗為國府澄清許多謠言，說明諸如美聯社報導錯誤，或大使館武官撰寫的報告充斥不實的資訊。根據參議院的會議記錄，Cooke說，俄共在中國東北與北韓培植力量，是因為美蘇《雅爾達密約》，以及蘇軍在日本投降前一星期參戰的結果。1946年8月，由於國府沒有順從美國在調解國共內戰的代表所提出之要求，美國對國府實施全面彈藥與武器裝備禁運措施，甚至抗戰期間，由美國裝備的幾個師也無法獲得彈藥。禁運實施了10個月，即使解除禁運後仍出現嚴重延誤。

Cooke之後自海軍退伍，回到加州老家，1949年10月又去華府。他說他花了兩個月時間，與卸任的巴西大使威廉‧保力合作，希望組織美國退伍軍人到台灣，協助國府防衛共黨入侵。他曾對國務院建言，也透過杜魯門總統的助理，向杜魯門提出非正式建議，但沒有收到任何回覆，當年12月1日他放棄努力返家。

1950年1月6日，Cooke又前往華府，但仍沒有什麼進展，乃決定親自到台灣看看。他告訴參議院，他以國際新聞社(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記者的身分到台灣，發現台灣沒有任何美國情報人員，也沒有戰爭部（國防部前身）的情報人員，只有領事館的武官，在領事館代辦師樞安下面工作。

美國外交人員捏造情報

Cooke說，到台灣後發現，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台灣會在幾個星期內淪入共產黨之手，一位助理武官曼寧(J. R. Manning）因想反映實際情況而被調走，改派至東京盟軍總部。Cooke說他在東京見過曼寧，親口證實這件事。Cooke為國府澄清許多錯誤的新聞報導，包括海南島的撤退，並沒有美聯社所說的那般混亂。1950年春天，國府從海南島與舟山群島全面撤退，Cooke親自飛到海南島觀察，後來更向蔣介石建議撤退舟山。從舟山撤出引起國府內部爭論，蔣經國就不支持這項行動，但蔣介石卻聽從Cooke的建議決定從舟山撤軍，Cooke之後親自飛往舟山，協助國軍撤離。

這場參議院會議記錄還提到國共內戰期間，美國駐瀋陽領事館的領事華德(Angus Ward，曾被共軍俘虜)被他的上級要求，不要對決策者提出報告，在某個場合甚至用欺騙的方式不允許他對國防部提出重要情報。

Alan Kirk牽制蔣反攻大陸

1960年代陳誠日記裡又出現另一位柯克，他是甘迺迪政府派駐台灣的大使Alan Kirk，同樣是海軍上將退伍。他在國共內戰期間在歐洲擔任大使，配合美國武器禁運政策，出面阻止駐在國政府向國府出售武器。陳誠對他沒有半句好話，因為他不僅與國府關係惡劣，還向甘迺迪抱怨台北的生活條件太差，想要早點回美國。

國務院的檔案中可看到許多有關Kirk的記載。甘迺迪1961年上任後就不支持國府反攻大陸，1962年將駐華大使莊萊德更換為Kirk，Kirk赴台履新前，國務院發電報告訴國府，Kirk將是兩國之間所有重要事務的美方代言人，希望國府不要利用別的管道爭取支持。

美方的態度要回溯到一年前，甘迺迪剛上任不久，聯合國發生外蒙案與茅利塔尼亞入聯案，造成華府與國府之間發生很大的齟齬，國府不經駐華大使館溝通，由蔣經國找上中情局台北站站長克萊恩合作，直通華府白宮，該事件間接造成甘迺迪把莊來德換成Kirk，同時也是告訴國府，即使國府與克萊恩合作，仍然要經過Kirk這一關。事與願違的是，Kirk態度傲慢，只想一心落實甘迺迪的政策，阻止國府反攻大陸。Kirk剛到台北，就失去台北當局的信任。

根據國務院檔案，1962年5月29日，Kirk赴台履新前，在甘迺迪總統主持的會議上表示，台北要求美國增加軍援是想反攻大陸，這會把美國拖下水。

Kirk到台北後，馬上安排請見蔣介石，兩人在7月4日與5日會談兩次，Kirk顯然不肯允諾支持蔣反攻大陸。7月11日，蔣經國也見到Kirk，這場會面的會談紀錄，美國至今仍未解密，顯見其內容極為敏感。Kirk在7月27日給國務院的電報稱，蔣經國的反應都在意料之中，Kirk研判蔣經國動了氣，但或許是他想藉此轉達蔣介石的態度，也想逼美國表態。蔣經國對美國不支持國府反攻大陸表達強烈失望，認為美方的態度會導致蔣介石的地位陷入困難。

根據國務院的檔案，1962年8月3日白宮幕僚福勒斯托(Michael Forrestal)寫信給白宮國安顧問彭岱(McGeorge Bundy)，其中引述Kirk的說法，美方應該對蔣介石實說，美國總統不能把參與重大軍事行動的決策交由他人決定，美國總統也不能被迫採取軍事行動。國務院檔案顯示，1962年8月3日，Kirk曾告訴東亞事務助卿哈里曼(Averill Harriman)，他主張美國應該暫時擱置，或直接拒絕蔣要求美國援助登陸艇與轟炸機。

Kirk態度使中美關係惡化

9月6日，蔣介石在陽明山與Kirk會面，在場的還有外交部長沈昌煥、翻譯沈琦，這場會面讓蔣忍無可忍。Kirk表達美國的立場受制於1954年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雙方在沒有獲得對方的同意下，不可以單方面採取行動。對Kirk的說法，蔣抱怨美國不支持反攻大陸是敵友不分，條約讓國府綁手綁腳，是對盟友不利，對敵人有利。

Kirk回答蔣介石說，那你是要廢棄條約嗎？停止美國的軍事與其他援助嗎？蔣回答這應由美國自己決定。蔣並說，美國讓大家認為，在條約限制下，國府不可以隨意攻擊大陸。

雙方你來我往，Kirk最後告訴蔣介石，沒有理由指控美國以敵為友，甘迺迪政府在考量世界情勢下，不能同意國府的計畫與期望。這次陽明山會談後，雙方關係越來越差，蔣介石不願意再與Kirk打交道。

根據陳誠日記描述，11月28日，Kirk在晚宴質問陳誠，國府反攻大陸的目的何在，陳誠寫Kirk失態，可笑無理，要盡最大的忍耐等語。12月反省錄，陳誠寫下美國干涉我內政，有失體態，使人忍無可忍。

Kirk大使無奈離台返美

根據國務院檔案，1963年1月10日，Kirk給哈里曼的電報稱，他找上沈昌煥，強烈地表明甘迺迪不想與任何被指控是台海周邊的入侵行動，沾上任何的關係，美國仍會保持這樣的立場，Kirk離去時，留給沈昌煥一份國務院發言人聲明的文件。當沈將這份文件交給蔣介石時，蔣連看都不想看。不久，Kirk就以健康理由回到美國，幾個月後病逝。

陳誠日記在1月10日也記載了Kirk給蔣文件的事情，根據沈昌煥的說法，Kirk求見蔣，蔣兩度拒絕，Kirk送交的外交節略，蔣也拒絕看。

2月4日，甘迺迪接見回美的Kirk。根據會議記錄，Kirk告訴甘迺迪，他見不到蔣介石，蔣想採用其他方式與美國打交道，這是中國人的老把戲。

蔣介石未一面倒地親美

綜合各種跡象看來，Kirk拿著《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逼迫蔣介石，這最讓蔣不滿。雖然蔣認為反攻大陸是國府的權利，與美國無關，但在美方看來，問題沒有那麼簡單，如果國府派出部隊登陸大陸，碰到問題，美國是否要出兵援救？這是Kirk與當時國務院許多官員的疑慮，但美方也不願意試圖理解蔣想回大陸的急切心理，當時蔣到台灣已11個年頭，繼續拖下去，國府在台灣的統治也會出問題。

甘迺迪的政策造成兩國關係惡化，1963年11月甘迺迪遇刺身亡，國府未派重要人士前往弔唁。

兩位美國人不同的態度，其實反映出美國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分歧，同時也顯示國府並非一面倒地親美，蔣介石不願意向美方搖尾乞憐，與現在的台灣當局向美國獻媚的醜態，真有天壤之別。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