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清華大學歷史悠久、人才輩出，對中國近現代史有重大影響，校長梅貽琦之後又在台灣「復校」，讓兩地清華都傳承了「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清華精神。

1901年9月，清廷被迫簽訂《辛丑合約》，賠償英、美、日、俄、法等11國白銀4.5億兩，史稱「庚子賠款」。1904年美國表示所得賠款過多，可用退款辦學，經中美商議，於1908年確定退款辦學的相關事宜。

1909年7月清政府外務部、學部會同設立遊美肄業館，專辦派遣學生赴美留學事宜。

1911年4月9日，清政府批准成立清華學堂，4月29日清華學堂在清華園開學。

清華建校及數度更名

1912年10月清華學堂更名為清華學校。清華學堂和清華學校是留美預備學校，以「培植全才，增進國力」為宗旨，以「進德修業、自強不息」為方針，融匯中西文化，校風純良嚴謹，以外語好、體育好而著稱。

清華學校學制8年，分中、高兩科。高等科學生畢業後一般插入美國大學二、三年級。

1916年清華學校正式提出改辦完全大學，1925年設立大學部，同年設立國學研究院，開始向完全大學過渡。大學部設立後，新招學生不再是留美預備生。1929年留美預備部結束。從1909年至1929年清華共選送留美學生1,280人。

國學研究院旨在研究中國固有文化，使之與西方文化相溝通，開創了中西融合、古今貫通的新風氣。國學研究院採導師制，導師有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和李濟等人。國學研究院致力於培育「以著述為畢生事業」的人才，弘揚國學，雖然只辦了四年（於1929年停辦），只有70名畢業生，但影響深遠。

1914年11月5日，梁啟超來清華演講，題為「君子」。他以《周易》裡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勉勵清華學子樹立遠大理想，培養完全人格。「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遂成為清華的校訓。

1928年清華學校更名為「國立清華大學」，至1937年已發展為一所有文、理、法、工四個學院，16個學系的綜合性大學。學校宣導教育自主、學術獨立。清華學子在五四運動、抗日戰爭，追求國家民族獨立的愛國運動中，均扮演了突出的角色。清華大學很快成為國內乃至世界上有名且有影響力的大學。

1930年代至今的發展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先遷至湖南長沙，組成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4月又西遷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西南聯合大學自1938年5月4日開始上課，至1946年5月4日結束。在雲南的8年中，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教師們堅持嚴謹治學、優良學風，培育了許多傑出人才。抗戰勝利後，1946年西南聯大解散，三校分別遷回北平、天津復校。

梅貽琦在擔任清華校長任內，對清華大學的發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他於1931年任校長，至1948年冬離開。梅校長的名言是，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1955年，梅校長赴台，創辦位於新竹的清華大學，直至1962年去世。

1952年大陸院校進行了大規模的合併與調整，清華大學的農、文、理、法和航空學院大都調整轉去了其他學校。至此，清華大學成了以工科為主的大學。雖然，在1950至70年代，清華大學的師生在國家建設上發揮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該調整不可謂不是清華大學的極大損失。這個影響直到大陸改革開放後，才逐步得到消除。

1980年代以來，隨著國家的發展，清華大學也得到極大的發展。目前，清華大學設有20個學院，54個學系，已成為一所具有理學、工學、文學、藝術學、歷史學、哲學、經濟學、管理學、法學、教育學和醫學等學科的綜合性研究型大學，在校學生人數達46,000餘人。今天的清華大學不僅在大陸，在國際上也稱得上是著名大學了。

清華在新竹「復校」

梅貽琦校長離開北平後，於1949年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席代表赴法開會，隨後轉往美國商討清華基金保管及運用事宜。1955年，台灣決定設立原子科學研究機構，研究發展原子科學，梅貽琦校長乃赴台籌議。同年12月，清華大學研究院籌備委員會成立，決定將校址設於新竹市郊。1956年1月，在台北成立籌備處，即是今日的「清華台北辦事處」，也稱「月涵堂」，以紀念梅校長。清華在台「復校」工作自此正式開始。

1956年9月，招考原子科學研究所首屆研究生，學習二年，畢業授予理學碩士學位。自此清華正式在新竹建校，由梅貽琦擔任校長。1964年設立大學部，由早期的核工、數學、物理和化學系所逐步發展成為今天的8個學院，41個系所，學生人數12,000餘人。新竹清華大學不僅在台灣是數一數二的名校，在國際上也頗具名聲。

兩岸都有「清華人」

自辛亥革命後，中國歷史走入了一個新時代，清華大學正是伴隨著這個時代的進程而發展的。百年來，清華學子不論處在什麼樣的環境下，都以「自強不息」自勉，以「厚德載物」的理想，在中華大地留下足跡。以後，隨著梅校長的遷移到台灣，也把這個歷史的傳承延伸到了台灣。

令人寬慰的是，兩岸的政治分歧，並不影響兩岸清華學子之情，兩岸清華擁有相同的校歌、校訓，和以紫色為標誌的校色。兩岸的清華學子在美國的校友會從來就是在一起的，大家不論來自海峽的哪一邊，都是清華人。

隨著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越來越多的新竹清華畢業生到大陸工作，在上海地區就至少有200多人，在北京地區也有上百人，這些地方都成立了台灣清華校友會。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

1920年代的中國經歷五四運動的洗禮，革命激情上揚，特別是青年一代，濡染了如火的熱忱。受此影響，革命藝術宣傳活動迅速呈現了新的發展跡象，而血花劇社的出現，可以視為革命藝術活動最為典型的一個代表。

血花劇社的前身

血花劇社社員的演藝活動可以回溯至1924年，當年6月由國共合作創辦的黃埔軍校在廣州黃埔島成立，這成為現代中國革命史發端的重大事件。革命軍校以拯救人民於水火為目標，強調搞好居民關係。1924年9月，為慶祝軍校所在地的農民協會組織成立，黃埔師生參加了該協會慶祝會的開幕儀式。

1924年9月30日《廣州民國日報》刊登了《長洲農民協會開幕》紀實報導。大概為，28日，為長洲農民協會開幕成立大會……慶祝到會者，有三百餘人，由曾如松主席，宣布開會理由，首請何總教官、農民部代表致訓詞，次有李老工、李芝龍，芳村農會代表，及會員曾國民演說，曾鐵生答辭，繼由軍官學校學生唱調，韋啟瑞演幻術，四時茶會攝影，是晚軍官學校開演白話劇，七時開演，到看者五六百人，八時半演完後，蔣中正校長歡迎農會全體會員到校茶會，直至十一時，始賓主盡歡而散。看來，在當晚由蔣中正、何應欽、嚴重等人主持的開幕會上，同樣安排了由學校學生演出的白話劇節目，用來助興。

早期的記述資料表明，在「血花劇社」正式建社之前，軍校的演劇活動已經開始，其中京腔和湖調的交織出現，既反映了黃埔軍校學生來自全國各地的實情，也反映了校內演技中的交流。這些日漸熟練的校園業餘演出活動，獲得了軍校管理者的認可。

血花劇社正式成立

1925年1月，經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及政治部的批准，血花劇社得以正式建立，該劇社由學校提供經費資助，歸政治部直接領導，成員由國共兩黨的積極青年人士組成。劇團的日常劇務和事務工作，由剛剛從黃埔一期留校的共產黨員李之龍負責，主要幹事為蔣先雲、王一飛，楊其綱擔任血花劇社祕書。李之龍，1897年生於湖北沔陽，自少年時代起即酷愛戲劇表演，1912年入武昌外語專門學校，時曾與同學組織話劇社，創作並主演新話劇《葉老爺現醜記》，李常言：「槍炮只能攻城，藝術可以攻心，搞戲劇工作就是革命。」

「血花劇社」取名緣來，一說來自於黃埔軍校校歌「以血灑花，以校為家，臥薪嚐膽，努力建設中華」。一說認為來自於廖仲愷所題「烈士之血，主義之花」的對聯。但二者都顯示了以流血犧牲精神追求革命事業的目標。血花劇社的演出內容是革命劇。其通過挖掘現實社會中的突出事件，尤其是各地糾紛衝突熱點事件，提煉出壓迫與反壓迫、剝奪與反剝奪的主題，通過渲染與強化編排，生動形象地搬上舞台，宣傳革命宗旨。

血花劇社演出造成轟動

血花劇社的演出活動最初以活躍校內為主。由於黃埔島遠離廣州，對外聯絡甚少，校內生活單調，實施校園自娛性演出，可以起到調節軍校學生生活的作用。但血花劇社趣味、技藝十足的演出，很快贏得了民眾好感。血花劇社很快走出校園，逐漸成為公眾文化生活中的引潮者。廣州市的許多集會活動，盛情邀請血花劇社去助興。他們經常在市內南關戲院，或在東校場和省議會的空地上搭棚演出。劇社也曾經去廣東省立女子師範演出，引得學生觀者如醉。

隨後，劇社的劇務服務物件一分為二，即本校和省城廣州。當時的一則報導指出：近來該社更加擴充，各演員純屬優良分子，均系本校一二三四期學生擔任演劇，並於黃埔及廣州等處設立兩組，黃埔組為在校學生擔任工作，廣州組為畢業生擔任工作，共圖發展，分途工作，曾亦表演數次，成績甚佳。

不過，革命劇團的最重要功能還是服務革命戰爭，其在廣東革命政府的第一次東征、第二次東征及北伐戰役中，均有不俗表現。

其服務戰爭的形式，分為戰地民眾動員和戰後民心安撫兩個方面。前者主要是一些小型的、分散於戰地的即時演出。而後者多是在大型慶祝會、慶功會場合，演出比較隆重，很多時候這種演出還需要臨時考慮當地的民情民俗狀況，結合當地口味編導對應的革命教育內容並進行快速排演。例如，1925年2月5日，東征軍順利攻下淡水，血花劇社入城後隨政治部沿街張貼《安民布告》，發表演說，並在廣場表演革命劇，吸引市民蜂擁觀看，大大提高了東征軍的聲威。血花劇社還隨東征軍深入到潮州、梅縣一帶各地演出，在潮、梅各地張揚了革命軍威。

血花劇社進行改組

隨著劇社的社會影響力急劇上升，在運行近一年半後，血花劇社進行了改組。1926年5月13日，廣東革命政府黨報刊登了「血花劇社緊要啟事」，宣布血花劇社定於5月18日下午6時，在廣九鐵路車站對面郵政局第五號，召開全體社員大會，討論改組及以後進行事宜。該啟事由社長蔣中正署名，可見黃埔軍校對血花劇社的重視。

血花劇社的改組主旨在於提高規格，擴大宣傳，並進行了人事調整。「現該社以北伐在即，該社有擴充組織以廣宣傳之必要，前由余灑度、王君培、李超等籌備改組，已得社長蔣中正同意，業於5月18號就廣九鐵路該社開改組大會，結果擬定蔣中正為社長。執行委員為余灑度、王君培、王慧生、俞墉、李超等七人，候補委員為蔣先雲、張維藩、李靖源三人，監察委員為伍翔、廖開、賴剛、顧仲起、黃天玄五人。」此後，經費改為按月固定撥付二千元。組織架構分劇務、總務、理財、電影四科。以圖迎接大規模之宣傳所需。演劇方面要求除每月演劇一次，另製電影片。稍後有評論指出「血花劇社，自擴大組織以來，其劇務發展，一日千里。」

血花劇社的最後輝煌

血花劇社的最後輝煌，發生在1926年10月北伐勝利後。時血花劇社抵達湖北，即籌備大規模的宣傳活動。因為武漢三鎮位於全國政治版圖中心，人口稠密，資訊傳播迅速，稍有風動，立可影響全國。當年武昌辛亥革命首義，戰況瞬息傳遞，四邊省份紛起回應，立即形成摧枯拉朽之勢。而此時，民眾伸張國民革命正氣異常踴躍，血花劇社相信劇社演出必有市場，便加緊籌備。

10月30至31日，血花劇社在武昌「首義公園」成功地舉行了第一次公演，民眾到會者多達1萬餘人。11月4日和5日，血花劇社轉往漢口新市場公開演出，到場民眾再破萬人。11月7日是蘇俄革命成功紀念日，血花劇社擔任武漢三鎮慶祝遊藝會主角。11月12日又值孫中山總理誕辰日，血花劇社再次作為遊藝大會主角，在武漢三鎮開遊藝大會，並組織化裝遊行，盛況空前。

血花劇社成功的因素

黃埔軍校建立之初，校方便獨闢蹊徑地創辦了血花劇社。在當時廣東革命浪潮的推動下，血花劇社很快適應了社會變革的激情化需求，以靈活方式來活躍軍校的文娛生活，宣傳革命思想、砥礪革命信念、鍛造革命軍核心隊伍。在經過很短時間的校園實踐後，便走出校門，參與到廣東社會的公眾活動中。

血花劇社的各種演出均以鮮明的革命主題、幽默感人的技藝，直擊民眾的心靈，打造革命新氣象。同時，在革命戰事不斷推進的形勢下，血花劇社直接走向戰地宣傳服務，以文藝形式動員民眾，有力地配合武力攻伐，凸顯出現代革命文藝的強勢生態，留下了光彩的印記。

黃埔血花劇社成功的原因，除了政府的支持，還因為劇社演出的優點非常凸出：從編劇內容的安排，口頭表達，到形體舞台藝術暗示，其發揮的宣傳力量，是非常強大的。而青年人的激情，更容易在舞台藝術中找到宣洩的途徑，其與舞台表演自身所可能帶來的參與感、快樂感、自豪感，以及大義曠世、匹夫有責的愛國主義意識，更可能實現完美結合。而民眾方面，由於飽嘗長期的動盪、貧困的熬煎，飽受無盡的苦悶折磨，也更樂於接受新事物、新奇場景的刺激。

（作者係廣州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

中國人似乎都根深蒂固地相信「中國統一」信念是源自於中華文化的「大一統」，現代「國家」的概念在中華文化中並不存在，那麼古代中國人的「大一統」是指什麼？本文希望澄清文化的「大一統」與政治上「大統一」的關聯性。

前言

我們常說「統一」是中國人的價值觀，特別我們會引用三國演義的名言，話說「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或是更引用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乙條時，《公羊傳》解釋說：「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早地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但是這裡所謂的「天下分合」、「大一統」是什麼意思呢？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國家統一」嗎？這是一個可以討論，值得討論，也應該被討論的問題。因為如果「統一」是我們中國人的價值觀，那麼源頭所指為何？豈能縱容模糊，囫圇吞棗，不再深究？

天下大一統

首先我們必須了解在中國人的典籍中，「天下」是「天下」，「國」是「國」，其次古代人的「國」也有別於近代的「國家」。

「天下」按張其賢先生在比對中國典籍裡相關詞彙後認為：「天下」其實有廣狹二義，狹義的「天下」指「九州」，即「中國」；廣義的「天下」指「九州」加上「四海」，即「中國」加上四「夷」。其中廣義「天下」雖是一個包容性的概念，狹義「天下」卻是一個區隔性的概念。（張其賢〈「中國」與「天下」概念探源〉，東吳政治學報/2009/第27期241頁）「天下」一詞最素樸的定義應該是指「大自然」，「天」就是大自然，天下所以「天下」不僅僅是地理意義上的「九州」、「四海」，也不僅僅是政治意義上的「國」，特別放在大一統的概念下，「天下」乙詞中的大自然意涵尤其重要，對我們認知的「統一觀」也更加重要。

依據公羊高所撰《春秋公羊傳》在「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條目下，傳曰：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什麼是公羊傳所謂的「大一統」？「統」字在許慎的說文解字中，「統，紀也」是古代女子煮蠶蛹之後「抽其統紀」，統是絲線的線頭，而蠶的特性是線頭抽出之後，一線到底，不會斷裂，所以段玉裁注云：「按此其本義也。引申。凡綱記之稱。周易。乃統天。鄭注云。統，本也。」（說文解字，許慎撰，段玉裁注，統）公羊傳的何休注說「統，始也」（休注，隱公元年）。

為何說是「始」呢，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統者，始也，總繫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同前注）

從上述古人的用詞來看，其所言皆與自然界相關，用現在的語言來譯，就是魯隱公第一年春季，正是周文王訂正月為一年的開始（公羊高體會孔子的意思，認為是指周文王，看起來，大概是魯隱公就位的時間，正好趕上周文王訂正月為一年之始的月份）。公羊高解釋為什麼要說「王正月」呢？因為「大一統」，漢朝鄭玄解釋「統，本也」，就是一切以此為根本，由此而起；唐朝徐彥進一步說明，讓萬物～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都以「正月」作為開始。

如此看「大一統」的內容，更多是說明大自然的秩序，這是一種萬物「各安其位，不潛、不越，各盡其份」的秩序觀，中國人推崇的《禮運大同篇》，所描繪的理想社會：「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就是以自然為崇法的社會。孔子在陽貨篇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唐朝李白《在上安州裴長史書》詩中也說「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語而百物生」 所以自然是被我們所觀察、體會、模彷和學習的對象，而「大自然」沒有統一不統一的問題，只有人對自然的認識和理解是否統一的問題。

「國」的大統一

到了漢朝董仲舒解釋「王正月」乙詞的「大一統」意義時，就附加上若干政治（現代意義上的）意義；他說「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翥和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於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之23《三代改制質文》）意思是說，王必須受命之後才成為王，但是王不是從人得到的王，而是從上天得的王位和王權，得位之後，王高舉和平改革：改曆法、易服色、重新制訂規矩、公告天下、一體通行，按董仲舒的說法，王之所以和平地做這些改革都是為正名自己是受命於天，而不是繼承他人的權、位，做些事也是奉上天之命而為的。

當然董仲舒的說法是為了迎合漢武帝劉徹的需要，唐朝徐彥也採用了「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莫不一一系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換言之，王受命之後，只是「改正朔」，遠遠不足以彰顯自己的受命，所以還要「易服色，制禮樂」，然後「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莫不一一遵行，在此要求下，原本以自然為本的「大一統」，逐漸變成了人為的「大統一」，（熊逸，春秋三傳詳釋）董仲舒這種詮譯，十分符合漢室，尤其是漢武帝的心思，所以「黜百家、獨尊儒」的思想統一也就是在易服色，制禮樂之後，必須布政施教於天下的作為，歷朝歷代皆以此為宗，慢慢地大一統就是秩序、和諧，反之則是混亂、災難，結果帶有「大統一」為宗旨的「大一統」思想，逐步成為中國人的價值觀。

不過，中國人心目中所想的「大一統」依然只是一種天下觀之下的和諧狀態，至於朝廷的治理是此一秩序的反映和管理，所以馬爾哥爾代表英皇，耍求與清廷通商時，清政府便以天下大一統的觀念來處理，在乾隆賜諭英吉利國王敕書中，開首就是「皇帝敕諭英吉利國王知悉」，之後云「咨爾國王遠在重洋，傾心向化，特遣使恭賚表章，航海來廷，叩祝萬壽，並備進方物，用將忱悃。…爾國王惟當善體朕意，亦勵款誠，永矢恭順，以保治理爾友邦，共享太平。」（喬治三世給乾隆的國書及乾隆皇帝諭英吉利國王敕書）

乾隆的書信在中國人看來是再正常不過的事。首先，無論是口氣和認知，都是天下大一統觀念的政務表現。其次，這也是「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傳統理解的表現（源自詩經「小雅‧谷風之什‧北山」之第二句，是公務人員抱怨差事不公，差役太多，以致妨礙奉養父母的詩，從詩的脈絡來看，此句當譯為天下如此之大，王的手下如此之眾，何以派差如此不公平，就是我的工作最多最累，並無讚美王者之意）。大清皇帝與英吉利國王是以「上下，君臣」的處理方式。其三，由此也可看出，中國人的大一統並不要求真正統治的大統一，只要「傾心向化，永矢恭順」即可，這說明中國人歷來帶有「大統一」為宗旨的「大一統」思想，對某些不願「傾心向化」的地方，《漢書‧西域傳贊》：「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一。」

同樣是「普天之下」，漢朝就清楚了解到西域諸國，無所統一，而且是各有君長，所以天下並不是「大統一」的狀態；如此一來，「大一統」認知不就與「大統一」的現實相互矛盾了嗎？何以此一矛盾並不妨礙中國人對「大一統」的價值性和朝廷統治，因為中國人用「文明教化」，把「國」與「天下」做了區別，「大一統」是天下的格局，而華夏文明的影響是漸進、浸潤的過程，所以在「普天之下」，就存在著己入華夏文明的地區和其他地區；前者如宋蘇軾《周公論》：「昔高帝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而後者就可以是「各有君長，無所統一」，至少暫時可以是如此。易言之，「己入華夏文明的地區」就是皇帝的職責，必須「統而治之」，使其「大統一」；其他地區則是「統而不治」的「大一統」狀態，採取此一心態，就可以將「大一統」的信仰認知與「大統一」的現實落差調和起來，系統起來，邏輯起來。

結語

最後，我們引清康熙皇帝在處理朝廷與明鄭間的政治原則之爭─蓄髮、土地之歸屬時，明鄭自比朝鮮，康熙在《敕諭明珠等鄭經比例朝鮮不便允從》就曾鄭重說明：朝鮮系從來所有之外國，鄭經乃中國之人！（《明清史料》丁編，第三本272頁）其後他再次指出：「臺灣皆閩人，不得與琉球、高麗相比。」（《清聖祖實錄》，卷109，26頁）可以看出，在康熙皇帝心中，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是與「天下」有別的。

（作者係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兼教授）

一位外國女性為了愛情來到中國，丈夫去世後仍繼續在大陸生活了40餘年。她不僅是一名認真優秀的英語教師，還向海外傳播中國文化，當一名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格蕾絲狄凡(Grace Divine Liu, 1901-1979)是一位中國籍的美國女教師，曾於1957至1974年在天津南開大學外文系任教，用生命寫下不平凡的人生。

格蕾絲1901年出生在美國田納西州。天生擁有好嗓子的她曾夢想成為歌劇家。5歲時，她在姨母開辦的女子大學預科學校學習拉丁語、戲劇及文學。她牢記姨母說的話：「女人頭腦裡面要有東西，才有吸引力」，因此十分努力地學習。1920年代末期，格蕾絲前往紐約學聲樂，在此結識了來自北京清華大學的留美學生，從此改變了她的一生。

離美來到天津與夫團聚

1932年格蕾絲與劉弗祺結婚，兩年後帶著一歲多的女兒離開美國來到天津，與已於康乃爾大學畢業，在天津自來水公司擔任總工程師的丈夫團聚。她從此住在天津，一直到1974年回美治病，其間經歷了日本侵華戰爭、國共內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抗美援朝、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時代的洗禮。

格蕾絲剛到天津時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但不久後即被日本侵華打亂了她的平靜生活。她為貼補家用在家裡教英語，並免費教年輕人唱歌劇，傳遞反戰、捍衛和平的信念，很多青年學子受到她的影響投入抗日行列。

1944年，格蕾絲在國家救濟與重建總署下屬的天津儲運局擔任英文祕書兼英語顧問，負責分發英文信函，並把電傳電報和報告做成摘要，以備中文翻譯。

1955年，劉弗祺因病逝世，她的生活壓力驟增。剛好此時外交部要培訓英文人才，格蕾絲接下這份工作，並將家裡陽台改成教室。她針對學員的實際英語程度給予個別指導，這份差事不僅帶給她收入，也讓她感到自己有了用武之地。

南開大學任教深受歡迎

1957年，南開大學急徵英語教師，格蕾絲與南開英文系主任李霽野教授面談後，開始擔任英語教師一職。同年，她加入中國籍。由於她的課深受學生歡迎，不久便成為全職英語教師。

在教學過程中，她發現南開外文系仍舊採用傳統的英語教學法：老師用中文授課，學生用中文回答；老師上課內容著重講解語法、翻譯，學生則把講解內容逐字逐句記下來，分析每一段文字的結構，再翻譯成中文。

格蕾絲認為學生分析英語句子結構的能力很強，但卻不會講一句英語，簡直是「啞巴英語」。她明白這不是學生的錯，是教學方法有問題。

她勇敢提出教學改革意見，雖未獲採納，但她的能力及認真獲得肯定，1960年被聘為講師。

改革英語教學法引起迴響

1961年，時任外交部長的陳毅在一次講話中指出，外交部常常找不到足夠的翻譯人員，源於落後的英語教學。格蕾絲聽了之後受到鼓舞，主動寫了一封長達10頁的信給陳毅，提出英語教學應「實踐先於理論」。

她的建言引起極大迴響。例如南開大學許多青年教師開始與格蕾絲一起先收集英語教學方面的新書，再根據實際情況篩選使用，進而教導學生。他們還編寫了一本使用手冊，推動英語新式教學法。經過格蕾絲不斷地努力，南開外文系主任李霽野教授同意進行英語教學改革。

1962年冬天，格蕾絲被診斷出患有乳腺癌，但她堅持工作。1968年，格蕾絲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她的女兒也受到牽連。在被軟禁期間，格蕾絲仍然堅持閱讀英文雜誌和書籍。1971年，南開大學恢復上課，此時已70歲的格蕾絲繼續培訓青年教師，並重編教學手冊。

1974年秋天，格蕾絲回美國探親、治病，卻時刻掛念南開外文系的教學工作，持續地給系裡寫信、寄書和相關教材。

終其一生貢獻英語教學

1979年，南開大學為身在美國的格蕾絲進行平反，洗去其在文革時所蒙受的冤屈，並晉升她為副教授。同年4月25日，她因病不幸在舊金山醫院逝世，享年78歲。1980年1月12日，南開大學為格蕾絲在天津烈士陵園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

從事英語教學研究20多年，編寫了基礎英語教學課本，為中國培養出大批青年英語教師。她注重聽講、以實用為基礎的教學方法，是現今英語教學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此外，她還積極在美國刊物上發表關於新中國的文章，向海外傳播中國文化，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前者係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後者係天津農學院教師)

日據下台灣非武力民族運動的領導者，以蔣渭水最具群眾魅力。「台灣民眾黨」在他的領導下，以全民運動與工農運動並進為指導原理，建立了團結面最大的抗日運動陣營。

日據下的台灣非武力民族運動，出現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最後一個武裝抗日事件（1915年余清芳領導）遭到殘酷鎮壓之後。進步的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受到威爾遜「民族自決論」、俄國十月革命、中國的五四運動及朝鮮獨立運動的衝擊，組成「台灣文化協會」（下稱文協），以文化啟蒙的形式喚起民族意識，抵抗異民族的殖民統治。

文化協會發生兩次分裂

民族主義的啟蒙運動有令人鼓舞的發展，並有日漸激烈的內容，一方面是社會主義思潮對青年知識分子的影響，一方面是日本資本主義的入侵，導致農民運動興起並涉及經濟抗爭，不再是單純的民族主義，運動路線不可避免地傾向階級化與國際化，再難包容在民族主義的舊框架下，因而有了文協的第一次分裂。

文協的第一次分裂導致「台灣民眾黨」（下稱民眾黨）的組成，這是日據下民族運動一個最重要的分界點。民族主義啟蒙運動告一段落，此後運動轉向涉及階級意識的政治鬥爭。文協所承擔的民族主義為前提的統一戰線功能不復存在，意識形態不同的政治結社派系林立。左翼奪得文協的領導權，不久即有第二次路線上的分裂，民族主義聯盟的民眾黨也再分裂出更保守的「地方自治聯盟」。

民眾黨自成立至被迫解散

台灣共產黨人蘇新晚年回顧這段歷史，批判當年台共黨員積極涉入導致文協內部分裂對立，摧毀了文協作為統一戰線群眾組織的根基。蘇新一生深受政治鬥爭之苦，對唯我獨左的極左路線深惡痛絕，回顧不免感慨萬千。日據下台灣人的政治運動團體，從極右派到中間派到左翼，毫無例外地一再經歷分裂，也有曰此乃島民不能團結的特質。

分裂前期，蔣渭水提出「同胞需團結，團結真有力」的號召，強調殖民地的台灣需要包容各階級的民族運動，而非階級鬥爭。他並且指出，妨礙團結的是左翼份子的「小兒病」，以及資產階級保守派的「老衰症」。然而，他終究沒有能夠阻止分裂。意識形態的「馬克思青年」勇猛好鬥、敵我不分，資產階級消極退縮，代表人物林獻堂在文協分裂後即抱持旁觀的態度。

民眾黨成立之初，以全民運動與工農運動並行為指導原理。蔣渭水領導下的四年間，超越了文協和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範疇，擁抱無產小市民與勞工階層，建立了團結面最大的民族運動陣營。民眾黨是蔣渭水政治生涯的最高峰，他的才幹充分得到發揮，也是他的思想轉變趨於成熟之時。然則，民眾黨對外雖有拓展，內部卻一直分歧不一，這也是統一戰線團體的先天性格吧？ 進步的蔣渭水與保守的蔡培火合作原是勉強的，何況還要面對新文協無產青年的挑戰。蔣渭水日益左傾，與保守的民族主義者蔡培火，確實有難以調和的距離。

1928年以後，民眾黨指導下的「台灣工友總聯盟」發展成會員數千的30多個結盟工會團體。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派的疑懼日深，反應更趨保守，有人提議另組「地方自治聯盟」，右翼民族主義派終於退出民眾黨，並且退到體制之內。左翼發展則背向而馳，1931年2月，蔣渭水提出「以工農階級為中心之民族運動」綱領修改案，並明言「時至今日，資本家已不足依靠，階級鬥爭之必要已無須多贅。但鑑於台灣的現狀，若不採用過渡的方針，即對階級運動加味民族運動，則運動無有成功的可能。」（《警察沿革誌》）。民眾黨隨即被殖民當局強令解散。

蔣曾高估社會運動情勢

隨著日本資本主義侵入與獨占，台灣的社會經濟面貌有很大變遷，1927年民眾黨組成時，農民運動已頗有發展，勞工運動方在萌芽，民族運動正在辯論─台灣是否有資本主義？是無產階級解放運動？抑或是民族運動？

1928年以後，在上海成立的台共成員陸續返台，進入文協、農民運動，到礦區林場組織勞工團體，投身社會運動。同時期影響台灣左翼運動陣營最多的日本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也相繼發生路線上的激烈變化，日共山川均的解黨主義受到極左福本主義的批判，並取代之。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清黨，迫使中共發動武裝革命，導致李立三激進路線的抬頭。台灣共產黨、新文協及農民組合均深受影響，而發生組織內部的派系鬥爭與分裂。

另一方面，1929年世界經濟大恐慌，也帶給社會主義陣營一些錯覺，判定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經濟面臨危機，加上島內勞工運動的壯大，蔣渭水對社會運動情勢分析難免高估，以為台灣解放運動已進入第三階段，當以無產階級為主力，落伍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將退出運動，不再是需要團結的對象。因此，民眾黨被解散後，他發表《黨之發展的解消論》，認定合法政黨組織已無必要，決心從事農工無產市民階級運動。從此他稱民眾黨為「舊黨」，並說舊黨已完成其階段性的歷史任務。

蔣深受孫文思想影響

辛亥革命成功對台灣同胞的民族意識大有鼓舞，當時就讀台北醫專的蔣渭水深受影響。他熟讀孫文思想著作，對中國革命情勢關懷殷切，他撰寫《中國國民黨黨史》（1929年）在《台灣民報》上發表，連載數月，還寫過多篇介紹與討論孫文思想的文章。蔣渭水對孫文的崇拜，或許無異於一般台灣同胞的民族感情，孫領導國民革命北伐成功，振奮了他們對強盛祖國的期望。

蔣渭水說孫文思想的結晶就是民生主義，而民生主義其實就是一部社會主義的經濟原理。左右論辯時，他發表〈共產主義向左去，三民主義對右來〉一文，基本上引自孫文言論，認為社會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互調和，而不是衝突，他相信只有民生主義可以防止階級鬥爭。蔣渭水具有善於團結的領導氣質，但對文協無產青年的包容，可能還是受到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的影響， 他對國共合作寄予很大期望，這與他早年主張台灣需要全民各階級的民族運動是一致的。

晚年他對孫文思想的再思考，於民眾黨解散後所發表的文章中有所討論，在《孫先生對馬克思的見解》中他說：「試看一部民生主義的理論和辦法，全部是以馬克思的學說做中心議論的。」

最具群眾魅力的革命家

日據下民族運動的領導者，以林獻堂聲望最高，蔣渭水最有群眾魅力。林氏出身豪族卻平易近人，穩重而優柔寡斷，他領導民族運動自始持溫和路線，固然是受梁啟超的影響，以祖國無力援助，乃效愛爾蘭人之抗英，厚結日本國會議員期以牽制台灣總督府，卻也是他所屬的社會階級與性格使然吧！

蔣渭水出身小市民家庭，父為相士，他自己懸壺濟世，對小市民階層的疾苦了解深刻，同輩最感佩他樂於助人的熱情。葉榮鐘所撰《革命家蔣渭水》，稱他是兼具不妥協精神與實踐能力的「革命家」，當年資產階級民族運動的議會請願與文協，領導者大多對青年與勞工力量無所認識，唯蔣渭水能洞察時代趨勢。蔣的政治思想從早年的民族主義革命浪漫情懷，到晚年認同無產階級、追求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平等與正義，恰與日據下台灣人民反抗殖民統治運動的軌跡相似。

1931年台灣愁雲滿布，隨著民眾黨被解散，台共遭遇殘酷的大逮捕，民族運動的陣營不勝淒涼。8月5日，蔣渭水病逝，留下遺言「台灣社會運動即進入第三期，無產階級勝利迫在目睫，凡我青年同志極力奮鬥，舊同志倍加團結，積極地援助青年同志，切望為同胞解放而努力。」

（作者係文史工作者）

俄羅斯2015年9月30日在敘利亞展開軍事行動，旨在幫助阿薩德政府奪回首都大馬士革郊區及阿勒坡省等地區的控制權，至今已有一年時間，成效相當顯著。但俄羅斯的動機及目標為何，始終受到關注，也將影響敘利亞的未來。

一年前，俄軍剛剛抵達敘利亞時，敘利亞政府軍已經岌岌可危。俄羅斯的行動開始時，許多西方分析家估計，俄軍沒有實力進行遠征作戰。但一年來的形勢發展，俄軍在敘利亞的表現令西方觀察家們刮目相看。一年過去了，俄羅斯仍不願意與反對派武裝組織，以及美國領導的聯軍，達成任何實質性的停火協議。

俄羅斯真正的目標何在？

俄羅斯支持敘利亞阿薩德政府，而美國則支持反對派武裝力量，兩股勢力互相指責對方未能克制各自在戰地上的同盟。從蘇聯時代起，俄國就和敘利亞保持戰略合作關係。俄羅斯擔心這種俄敘戰略關係瓦解，促使普丁決定採取行動。不過，俄羅斯和敘利亞政府的軍事目標並非完全一致。敘利亞政府想要重新控制所有被反對派占據的領土，而俄羅斯出兵，主要是為了鞏固與敘利亞的戰略關係，維持在塔爾圖斯港重要的地緣戰略位置，凸顯在中東及北非爭議地區的發言權與影響力。俄羅斯已在敘利亞港口城市塔爾圖斯的俄海軍基地部署S-300空防導彈系統，顯示俄羅斯繼續加強在敘利亞的軍事行動，支援阿薩德政權，是為了確保其海軍設施及船隻的安全。

俄羅斯與伊朗對敘利亞的目的也不同，俄羅斯對爭奪領土沒有興趣，它想在戰場上逐漸消滅敘利亞反對派的武裝力量，只剩下「伊斯蘭國」(ISIL)聖戰者，並迫使美國加入政治談判，拖到這屆歐巴馬任期結束。在這兩點上，俄羅斯都是成功的。

敘是俄展示軍力的櫥窗

在敘利亞的軍事行動為俄軍將領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演練部隊機會，同時也為俄軍的最新軍事技術提供了一個試驗場。俄軍總參謀部將此視為一個試驗新式武器，比如，俄羅斯的精確制導武器：KAB-500S衛星制導炸彈、KAB-1500L激光制導炸彈，以及展示軍事現代化成果的良機。俄羅斯繼出動轟炸機空襲敘利亞之後，又從裏海艦隊的輕型護衛艦上發射3M14巡弋導彈，飛過1,500公里的路途，造成摧毀了11個ISIL的據點。俄軍發射X－101巡弋導彈的出色表現，嚴重打擊ISIL勢力。

俄國軍力干涉敘利亞衝突，除可以清除武器庫存，獲取更新武器的經費外，還可藉由多次實戰驗證其使用的新式武器或裝備效能，證明足以媲美歐美武器裝備，更可促銷武器，擴大並提高其軍售在軍火市場的佔有率。

俄特種部隊參與作戰

俄軍特種部隊和炮兵參與敘利亞戰場的地面作戰，俄羅斯海軍艦艇和潛艇還發射了長程導彈，連俄羅斯唯一的一艘航空母艦也在中東地區巡弋。邇來，俄羅斯和土耳其之間的敵意已削減，因兩國都認識到彼此之間必須考慮容忍對方的戰略目標。

在這場衝突中受到最深刻影響的是美俄關係。由於敘利亞衝突，美國重新評價與俄羅斯的關係。固然可以說，敘利亞和烏克蘭問題一樣，是美俄之間無法達成一致的國際糾葛之一。但俄羅斯的軍事行動保證了阿薩德政權不會被消滅，從而迫使美國改變對策，試圖與俄羅斯在敘利亞衝突問題上合作，並且不得不將俄羅斯視為一個平等的外交對手，還被迫改變了對阿薩德政府的態度，不再像以往那樣堅決要阿薩德下台。

俄軍和敘利亞軍隊的空襲行動造成大批平民傷亡，由於形勢複雜，很多人對其中的是是非非並不清楚。西方多國政府因此指責俄羅斯野蠻殘暴，甚至犯下戰爭罪行，但西方的民意對這場戰爭似乎無動於衷，這可能反映了西方民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之後的厭戰情緒。

俄羅斯政府向國際社會宣傳說，俄軍在敘利亞的轟炸行動是一場文明世界針對恐怖主義的鬥爭。對西方公眾來說，這種說法並沒有什麼說服力，但確實使國際社會對此的看法更加複雜化。

俄羅斯很重視資訊戰。敘利亞軍隊從ISIL手中奪回古城帕爾米拉後，在古城的遺跡上舉行了一場特別開生面別的音樂會，普丁通過視頻發表講話。當然，這個宣傳活動針對的不只是國際大眾，也包括俄羅斯的國內民眾。

美俄難達成協議

敘利亞反對派武裝力量表示，若不是俄羅斯空襲介入，敘利亞政府軍不可能推進到反對派控制的阿勒坡東部。美國一直希望與俄羅斯通過外交方式解決敘利亞危機，但雙方似乎都有各自立場：一方面，俄羅斯指控美國聯軍空襲攻擊敘利亞政府軍，而另一方面，美國強烈反對俄羅斯借打擊ISIL之名，攻擊與美軍合作的反對派武裝力量，俄美利益逕庭無法達成一致。

俄要確保政治與軍事存在

由於俄羅斯的經濟狀況不佳，普丁一直擔心在敘利亞的行動可能會被民眾看作是一個不必要的負擔，乃於今年(2016)3月宣布減少部署在敘利亞的軍力，就是要告訴俄羅斯民眾，這場軍事行動不會無限期地延長。

俄軍在敘利亞的傷亡狀況很難估計。外界知道，俄軍直升機曾被擊落，俄軍特種部隊的幾名士兵在戰鬥中被打死，但總的傷亡人數似乎不多，而且俄方對傷亡報導限制很嚴。這也是俄羅斯國內反戰情緒不高的原因。

俄國在敘利亞的軍事行動在很多方面都是成功的。軍事上，俄羅斯基於維持傳統地緣政治利益的考量，維持在地緣戰略位置與爭端地區的政治與軍事存在，進而發揮影響力；展現國力與影響力，主導戰區軍事走向，拉回中東傳統盟友，確保在中東地區的政治利益。

外交上，軍事行動讓莫斯科紓解了歐洲國家難民問題，藉以降低甚至消除歐洲國家對俄國的經濟制裁，也改變了俄羅斯與以色列、伊朗和土耳其的外交關係。例如，以色列針對黎巴嫩什葉派真主黨的武裝空襲，並未因俄軍控制大片敘利亞領空而受到影響。

經濟上，俄羅斯出擊敘利亞，提升了油價，紓解了財政困難，也轉移了俄羅斯因2014年兼併克里米亞、支持親俄羅斯的烏克蘭武裝組織後，莫斯科遭受歐美經濟制裁所導致國內的不滿情緒，並可避免ISIL恐怖分子對南部疆域安全造成直接威脅。

俄戰略目標依舊不明朗

俄羅斯的最終目標似乎是通過停火協定來鞏固敘利亞政府軍的戰果，同時拖延談判，達到在戰場上消滅敘利亞反對派。不過，敘利亞政府軍目前的情況仍然是一團糟，伊朗一心支持阿薩德，但俄羅斯更感興趣的則是與美國的大國博弈。隨著戰爭持續發展，俄國是否有能力與意願繼續和ISIL在中東地區長期周旋？

一旦戰爭持續拖延，恐怕會衝擊已經緊張的俄國經濟與財政，並可能影響到高加索、中亞及南疆地區的穩定，與境內數百萬伊斯蘭族裔與信眾反抗等政治問題。若沒有一個政治解決辦法，俄羅斯的耐心和資源都會耗盡，其目前取得的成果很容易煙消雲散。因此，俄羅斯領導人可能會希望在仍保有軍事優勢的情況下儘快達成交易。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治大學外交系兼任教授)

蔡英文政府再三向日本示好，讓「親日」更加成為台灣政治、社會一股不可自拔的「迷思」，但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不論是南海仲裁或ICAO大會，台灣都遭日本落井下石，「親日」並沒有多大效益。

今年參與國慶約360位的外賓中，來自日本的就占了三分之二，當天中午蔡英文更在總統府內宴請日本議員團。台灣官員和日本官員見面有諸多限制，但現今日本議員個個可長驅直入台灣總統府，甚至在府內用餐。如果參照日本對台灣的實質作為，真叫人納悶：是台灣沒別的朋友了？還是已不計代價向日本一面倒？

蔡英文挨日本兩記悶棍

蔡英文就職時就明言要深化與美、日的合作，然而，迄今台灣獲得什麼回饋？7月12日南海仲裁的裁決出爐，台灣實質管理的太平島被判為「礁」，嚴重損及台灣在該島主張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EEZ)的權益，日本不反省自己在沖之鳥礁的霸道、貪婪作為，號稱「友台」的安倍首相、岸田外相還頻頻向國際社會嚷嚷該判決「具法律效力」，應該遵守，面對這種傷害，換成韓國或其他國家，早就演成外交事件了，可是台灣非但不敢吭氣，更繼續要與日本哥倆好。

隔兩個月，三年一次的國際民航組織(ICAO)大會，9月27日在加拿大蒙特婁舉行，2013年「中華台北」以主席「特邀貴賓」的身分參加，這回推測是因蔡政府不承認「九二共識」，致使台灣未獲邀請。會前的9月23日，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只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支持台灣「以某種形式」參與；這和美國說支持台灣「有意義的參與」一樣，是一句沒意義的空話。儘管蔡政府仍派出民航局副局長何淑萍率隊前往，但9月29日台灣駐加拿大代表處舉辦外交酒會時，美、日代表卻未到場。

9月20日，蔡英文接見日本民進黨「國軸會」長島昭久眾議員等一行人。在正常外交禮儀上，通常是相對職級者，相互拜訪、對等交涉及接待。但在台灣，凡來自日本的，蔡英文好像都來者不拒，有求必應。立法院長蘇嘉全訪日，可曾見到安倍？

《讀賣》專訪有分化斧痕

在10月4日接受美國《華爾街日報》專訪後兩天，蔡英文又接受日本《讀賣新聞》專訪，顯然是想透過美日媒體發送訊息，尋求理解。

在《讀賣》專訪的報導裡，開頭就提到台日近期即將舉行的「海洋事務合作對話」，具體議題為「漁業資源保護、海上救難救助、海洋科學研究」，蔡總統關注台灣漁民是否能在沖之鳥礁周邊海域捕魚。不難推知，日本想藉此再度測試台灣對沖之鳥的立場，意圖是否僅止於漁業。之後該報導就開始就蔡英文說的「台灣與台灣人民不會屈服於中國的壓力」、「兩岸互補的經濟關係已轉變為相互競爭」，以及蔡英文是「台獨意志很強的民進黨的主席」做文章。並說明日本政府重視「與中國保持距離的蔡政府的關係」，希望「以舉行海洋合作對話為契機，加深日台合作，對抗中國向東海、南海進出」；在美、日構建「包圍中國網」上，台灣的配合不可或缺。

《讀賣》在分析時特別強調「台灣傳統是親日的」。（雙方）經濟關係也很強固，2015年的貿易額，台灣是日本第4大貿易夥伴；日本政府擬進一步強化經濟合作，加深跟台灣的紐帶，目標是牽制中國；日本政府官員透露，有意提高海洋問題、經濟兩方面的合作層級；關於沖之鳥「島」，外務省官員希望台灣「跟主張是岩礁，不是島的中韓保持距離」。但在7月南海仲裁案，台灣跟日本立場不同調。

值得注意的是，關於兩岸部分，《讀賣》提出兩道問題：其一，來自中國的政治及經濟打壓，總統在致民進黨員的公開信表示，將全力抵抗來自中國的壓力，未來是不是仍將以這樣的基調跟對岸交往？

台灣一遇到挫折，就賴別人「打壓」，這幾乎成了執政者、綠營媒體的口頭禪，現在連日本媒體也照著用，但換個角度來看，濫用「打壓」，正曝露台灣領導人沒有能力才會被人打壓，如果本身有被打壓的「免疫力」，誰敢打壓？

其二，李前總統曾將兩岸界定為「特殊國與國關係」，陳前總統也說「一邊一國」，歷任國家領導人都用自己的方式來形容兩岸，您曾擔任過李前總統的智囊，如果要請您形容，您會用什麼樣的語言來表述？

李登輝講「兩國論」是在其12年當政的倒數第二年，陳水扁講「一邊一國」在上台後第3年，蔡英文才上台4個多月，《讀賣》就急著要蔡英文做類似表態，存什麼居心？對這一問題，蔡英文倒是不敢隨之起舞，只重申會在既有的歷史事實與政治基礎上，且依據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維持兩岸關係和平穩定。

台灣青年眼裡只有日本

從蔡英文雙十節獨厚日賓即知，日本再怎麼吃定台灣，台灣仍然會逆來順受，甚至「以德報怨」。領導人做榜樣，民間也有樣學樣。TVBS方念華主持的〈FOCUS全球新聞〉報導即使是與日本無關的題材，亦大量採用日本電視台的報導和評論，無形中接受了日本觀點。綠營電視台全採日本立場就更不用提了。

據統計，台灣學日語的人口比率接近每一百人就有一人，約23萬，大學院校裡選修日語做第二外語的學生人數獨占鰲頭。有論者誇讚這是台日「密切」，很多台灣人喜歡日本，但另一方面不也透露台灣學生視野狹窄，眼裡只有日本。

李登輝說「日台同命運」 

李登輝7月31曾到石垣島訪問，他把當時的演講稿投至日本雜誌《Voice》10月號。李拿台灣日據時代中部地區有數百人移民石垣島，在二戰前後提振了當地鳳梨加工業為例，倡議以「研究日本，製造台灣」掀起「第四次產業革命」，並大談日台都是民主化、四面環海的國家，利害一致，是「命運共同體」。李登輝通篇用的是「日台」，不是「台日」，顯然他愛日本已到了主從易位的地步了。其實，台日貿易只及兩岸貿易的六成，大陸常住台商、台幹與眷屬是150至200萬人，如果台灣和日本是「命運共同體」，那兩岸還能用什麼詞語定義？

蔡英文可以說是李登輝的接班人，上任前就用了「兩國論」的另一位小組成員林碧炤擔任總統府秘書長，但林在蔡政府屆滿5個月的前一天請辭獲准，外界不免猜疑蔡李之間的關係是否生變。但林碧炤請辭可能確實是因他「水土不服」，蔡英文與李登輝的關係應該不至於生變。

親日是沒效益的「迷思」

日本民進黨台裔黨主席蓮舫9月上旬競選黨魁時，曾因被攻擊「有雙重國籍」，而向在東京的台北駐日經貿文化代表處申請放棄中華民國國籍，日本法務大臣金田勝年表示無法認可該項申請，因為「日本不承認台灣為正式政府」（蓮舫必須向日本法務省另行申請），這是日本的政治現實。由此可知，日本政府無論如何還是會顧及中國大陸，遵守「一中原則」。台灣親日已成為一種不知如何自拔的「迷思」，但向日本一面倒，能收到的效益極有限。

（作者係本刊主筆）

過去俄羅斯一直被認為在南海毫無影響力，不過9月12日中俄在南海聯合軍演，顯示俄國軍力不僅能確保本國安全，更可維護其在海外的權益。

南海是亞洲的火藥庫

南海地區氣候和政治情勢近來極不穩定，不僅經常發生颱風對域內國家造成災害，更因政治情勢動盪而不斷引發衝突。難怪西方學者認為，目前南海是「亞洲的火藥庫」，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更斷言「第三世界大戰將從南海地區開始」。俄羅斯一直被認為它在南海毫無影響力，不過最近俄國國旗已在南海頻頻出現，顯示現在俄國軍力不僅能確保本國安全，更可維護其在海外的權益了。事實上過去幾年，俄羅斯一直在越南海域大陸礁層進行石油和天然氣開採，所以對亞太國家並不陌生。

如果想深入了解最近中俄在南海進行的聯合軍演，就必須深切了解2016年亞太地區的整個情勢，特別是7月12日海牙常設仲裁法庭對南海主權的裁決。在G20杭州峰會中，普丁總統支持中國不接受仲裁裁決，以及9月東協峰會的決議，同時也反對美國第七艦隊有在南海自由航行和巡弋之特權。普丁這些決定可說是俄國近代外交上的一項重大轉變，充分顯示莫斯科在亞太地區越來越有其獨特見解，而且更能表達其本身的主張，所以華府和布魯塞爾紛紛指責莫斯科試圖使南海情勢「複雜化」。

俄在中越之間面臨選擇

此次中俄聯合軍演雖禁止他國機艦進入演習區，但美國不僅可從關島總部進行觀察，美軍航母更可在菲律賓海域就近監控，歐巴馬總統警告中國「不要秀肌肉」，最怕中俄結盟的日本，已準備在釣魚島設防，但中國表示南海軍演並非「秀肌肉」，而是為維護區域安全的「必要行動」。正在北京訪問的越南總統阮春福非但未批評中國在南海的行動，反而一再強調越中睦鄰友好絕不動武，但這種承諾並無意義，因為就在仲裁裁決公布後未久，越南便將其對海、空目標的中程火箭部署到其控制的南海島嶼上。所以，目前亞太地區權力競爭依然存在，而俄羅斯的加入將可使權力平衡發生變化。

阮春福表示，越南願與中國發展密切合作，共同維護南海和平與穩定。但事實上，中國正不斷推動其對整個南海的主權要求，越南也展開其在南海的軍力部署，河內之目的在於維護其對南海200浬專屬經濟海域的主權。俄羅斯同意與中國進行聯合軍演，充分顯示莫斯科在南海問題的立場與北京一致，同時也表示兩國在爭議問題上相互支持，但這勢將影響到俄越目前的關係。

中俄已進入準同盟層次

西方專家普遍認為，此次中俄南海聯合軍演的規模，較過去歷次演習為大，而且使用的新軍事科技較以往為多，中國官方媒體強調此次軍演特點有二。第一，此次軍演接近實戰情況，第二，此次軍演大量使用新型高科技和資訊科技。此次軍演使中俄共同對抗外來武力威脅的合作大幅提升，軍演過程更使兩國軍事一體化全面接軌。特別是當習近平宣布中俄將確保彼此在維護主權上合作後，兩國將進行聯合軍演的訊息隨即發布，充分顯示兩國合作已提升至「準同盟」層次。

中俄在國際問題上相互支持，俄羅斯支持中國不接受南海仲裁裁決，反對第三國介入南海問題，相對的是莫斯科從北京得到對烏克蘭危機問題的支持，中國反對西方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被問及在南海問題上，俄羅斯是否站在中國這一邊時，俄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中國問題專家拉林表示：中國再三強調，雙方將加強在維護本國領土方面之合作，俄羅斯支持這種說法，但必須注意中國主張的是整個南海的主權。

毫無疑問，在南海問題上，中國將俄羅斯作為其對抗美國的王牌，同樣在烏克蘭危機問題上，俄羅斯也以中國為對付西方的王牌。儘管西方普遍認為，此次中俄聯合軍演是兩國進入同盟的初步階段，但拉林卻持不同看法，他認為這一種同盟只是形式上的合作，因為中俄兩國均不希望向對方做出任何正式的軍事承諾。不過日本並不認同中俄聯合軍演只是「形式上」的說法，而認為此次軍演其實是中國為入侵釣魚台的一項「預演」。

俄對南海仲裁採中立立場

莫斯科對南海仲裁的公正性表示懷疑，但強調不支持任何一方，因為不論中國或越南均是其重要的戰略夥伴。至於其他東協成員多半支持仲裁裁決，不過其支持並不像美、日那麼強烈，他們一再強調希望此項裁決能有助於區域安全和穩定。

最近在亞太國際關係上，發生許多與仲裁裁決有關情事，如9月中俄在南海舉行聯合軍演，西方嚴厲批評俄羅斯使該地區緊張情勢升高，但兩周後，美國戰艦也進入金蘭灣，10月美國艦隊更前往南海海域巡弋，同時俄媒體發出俄軍將重返越南和古巴的報導。儘管未為莫斯科及河內證實，但專家均認為此項傳聞應與仲裁裁決有關。事實上，在裁決宣布三個月內，域內國際情勢已出現重大改變，南海安全問題不僅大幅改善，菲律賓指控中國的原先立場也發生變化。

菲國總統杜特蒂放棄其前任與中國對抗的路線，選擇與北京合作，反而威脅歐巴馬，如果華府繼續壓迫菲國，他將切斷與美方的合作，終止與美軍的例行性年度軍演。杜氏更公開表示菲國要停止向美國採購軍備，改向俄、中採購武器。現在南海地區的權力平衡發生變化，與三個月前完全不同，不過中國不可存有美國會放棄菲律賓，從菲國基地撤出的幻想。當然俄羅斯也不必急於返回金蘭灣，越南雖表示該港口將向俄羅斯等國開放，但絕不可能成為他國的永久基地。因為根據越南憲法，既不可與他國結盟，也不允許他國駐軍。

東南亞各國現在發現，南海問題其實可以和平方法來解決，既不需要使用最後通牒，也不需要大秀肌肉。河內表示支持俄羅斯不加入任何一方的中立立場。俄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專家莫夏柯夫表示，與南海問題有關聯的國家態度都非常審慎，但與南海問題無關的國家，例如美國、日本和澳洲，卻高唱仲裁結果必須遵守。其實在此問題上，連中國大陸都願以和平方式來解決，那麼誰是南海問題的搧風點火者便很明白了。

結語

俄羅斯對南海仲裁持中立態度，並強調不支持任何一方。蓋因在該地區，無論中國或越南都是其重要戰略夥伴。2013年俄外交部所屬外交學院院長巴札諾夫，在論及亞太政策時便明白指出，俄羅斯在亞太地區既無敵人，也未陷入紛爭之中，而且東南亞各國都希望與莫斯科發展關係，所以主張俄政府應採取平衡的外交政策，不可因與某國結盟而破壞亞太地區現狀。

今年俄羅斯外交的最大亮點，就是加強與南海周邊國家的友好關係，5月9日普丁更在黑海索赤與東協領袖舉行峰會。媒體分析認為，由於東協國家在中美南海衝突中，不想與中國為敵完全倒向美國，因此企圖找尋第三勢力，這為俄羅斯在南海影響力的擴大提供了機會，不過，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莫斯科在北京與河內之間將如何取捨。

(作者係前駐俄羅斯資深外交官)

蔡英文上台以來，陸續採取了一系列與國民黨不同的兩岸政策。其意圖是在「民意」的外衣下，裂解泛藍，消除台獨後顧之憂；另一方面分離兩岸關係，強化台灣主體性地位。

蔡英文上台至今的政治盤算，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向深綠靠近力抗大陸

5月20日至今，鑒於蔡政府絕口不提「九二共識」，使得兩岸關係迅速僵化，不僅官方往來被迫中斷，其他交往也隨之趨冷，過去8年積累下來的互信基礎恐將蕩然無存。以陸客赴台觀光旅遊為例，無論是團體遊還是自由行都跳級降，就連以往陸客必去的著名景點也變得景象慘澹。

兩岸關係的不明朗，蔡政府難辭其咎。除了不承認「九二共識」之外，10月初蔡英文連番發表的台獨講話，亦表明其在推行台獨路線上或將越來越強硬，無疑將致使台海局勢更趨微妙。加上近來又提名主張「兩國論」的大法官候選人，更加暴露蔡政府欲以釋憲手段達到實質性台獨的政治算計。「維持現狀」淪為一句空話。照此發展下去，兩岸關係摩擦或衝撞無從避免。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經濟困局未見起色，也由於多項不當政策引發民怨，蔡政府深陷「死亡交叉」的恐慌。在這種情勢下，蔡政府「獨」性漸發，迫使其不得不向綠營尤其是深綠靠近，以此鞏固自身的執政基礎和地位。因此，蔡政府只能轉移焦點，將執政不力的困窘移花接木成「大陸壓力」所致，圖謀將民眾的憤怒轉嫁給大陸。這樣，她就可把「力抗大陸壓力」偷渡成了「安台保民」的「恰當」舉措。

藉追討黨產清算國民黨

為報仇雪恨，蔡政府將追討國民黨黨產包裝成「轉型正義」，列為政府優先處理事項，並為清算國民黨量身打造了一套政治鐐銬。首先是強制通過「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其次特別成立「黨產會」來專門負責相關事務，由阿扁辯護律師顧立雄擔任主委；最後又舉辦各種堂而皇之的「公聽會」，以修飾和美化追討黨產的目的。

鑒於過去黨政不分的體制，國民黨黨產或確有需要釐清處理之處，但此次民進黨主導的黨產清查活動，既非全然基於正義的立場，也有違反法理之虞，反倒像是民進黨冠冕堂皇對國民黨進行趕盡殺絕的政治清算運動。例如，「黨產會」跳過相關規定直接對有關銀行發出行政指令，凍結國民黨專用帳戶致使其斷炊之舉，便可說明一二。

民進黨對國民黨進行政治清算，無非是想乘勝追擊，瓦解國民黨的根基，讓其再難爬起。換句話說，倘若國民黨從此淪為「二流」甚至「三流」政黨，民進黨長期執政便指日可待。更進一步說，沒有國民黨這個擋門，台獨恐或日漸囂張。除此之外，蔡英文還加緊分解泛藍陣營，以期達到一擊斃命的功效。例如，指派親民黨宋楚瑜為APEC的領袖代表，就可見其用心。

加強親美日謀求外部奧援

長期以來，民進黨都始終奉行「親日友美」的對外政策。近月，蔡政府與美日互動更加熱絡，頻頻向兩者示好。

對美方面，其一，縱使遭受豬農及藍營的強烈反對，但蔡英文仍表示不排除開放美國豬肉進入台灣市場，並在立法機關力推相關法案過關。其二，在軍事方面加強與美方的合作，不僅派團遊說華府售予台灣先進武器，而且還強化與美軍的軍事合作。諸如此前被媒體披露的太平島上之神秘陣列，就有可能是美方與台灣合作部署的。倘若如此，就當前詭譎的南海局勢而言，台美雙方或會進一步加強在南海的合作。顯然，這對大陸捍衛南海國土及促進兩岸海洋合作是極為不利的。

對日方面，近來也呈現不斷升溫的趨勢。不久前蔡英文在接受《讀賣新聞》專訪時就曾表示，「非常期待將來有機會能夠跟日本加大合作的力道」，共同召開「台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並強調關於沖之鳥爭議，「我最關切的事情還是我們的漁權」等等，無不顯露蔡政府對日本持軟化的態度。另外，綠營縣市首長頻繁到日本行銷，都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蔡政府對日本的「善意」。當然，日本也欲借此拉近與台灣的非官方關係，以達到在海域爭議上分化兩岸的政治圖謀。譬如釣魚台和南海爭端，相互各有所需，一拍即合。

綜上所述，蔡政府是有心推行台獨，而無心維持現狀。如此看來，所謂的將依照中華民國憲法來處理兩岸關係，對大陸承諾「溝通、不挑釁、不會有意外」原則，也只是蔡英文用來推動漸進台獨、柔性台獨的文字遊戲罷了，不能當真。

（前者係福建師範大學閩台區域研究中心兼任助理教授、後者係同一中心碩士研究生）

曾祥鐸，1937年生於廣東興寧，1949年隨父母抵達香港，過了數年難民生活，自修國中、高中課程後隨父母來台灣。服役期間通過高中同等學歷檢定，1962年考上世界新聞專科學校，1963年重考進入台灣大學歷史系，1967年考上台大史研所，碩士論文寫的是馬克思研究，1970年獲碩士學位後至中興大學歷史系任教。1973年遭情治單位以「為匪宣傳」罪嫌逮捕入獄，被判4年徒刑，在新店與陳映真、李敖同期坐牢，後改判「保護管束」，入監14個月後重獲自由。

因是「政治犯」，無法再到公立院校任職，遂在東吳大學、世新大學歷史系任教，另長期在《中國時報》、《中華雜誌》、《世界論壇報》、《獨家報導》擔任主筆。1997年立法院通過政治犯平反條例，重新回中興大學歷史系任教，直到2000年退休。之後任東吳大學、世新大學兼任教授，北京聯合大學、開封大學客座教授。2009年10月1日，曾獲中共中央邀請，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看閱兵大典。

曾祥鐸現為世新大學兼任教授，並在台灣廣播公司台北一台主持〈新聞論談〉節目。著有《解凍的時刻》(1981)、《李登輝批判》(1996)。

李問：您酷愛中西文史、又具國學底子，抱持濃郁的中國情懷，但現在的人都不大看書，年輕一代更受「去中國化」教育的影響，主張「愛台灣」、「台灣優先」，請問您怎麼解讀這種現象？

曾答：大陸改革開放不到40年，就從一個貧窮社會，發展到今天的繁榮，成為牽動世界的引擎。而且它不像從前的帝國主義國家或當代強權，憑打仗興起，而是和平崛起、經濟崛起。全球都在關注中國、要跟中國打交道，台灣竟因「台獨意識」作祟，捨同文同種的先天優越條件，逆向操作，刻意遠離中國，這與鴕鳥無異。

我相信達爾文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如台灣新生代不求進步、不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等著被淘汰。記得趙少康有一次說，台灣麻煩大了，大陸越來越不在意台灣人如何說它、罵它。我們要知道，北京不能傷害13億人的民族情感，台灣2300萬人自己膨風，實在欠缺自知之明。

問：您常在演講及文章中說，中國歷代的統一都以非和平的方式實現，請問您對兩岸和平統一有信心嗎？

答：這一陣子有不少人說，蔡英文不承認「九二共識」，又搞文化台獨，年輕人完全台灣化，毫無中國意識，怎麼辦？從歷史上看，中國幾千年來的數次大一統，全都是武力統一。抗戰勝利時，國軍有三百多萬，又擁有美國的裝備，共軍不足百萬，又沒有外援，誰料想到短短兩、三年就風雲變色，換由共產黨統治中國大陸。這表示說，兩岸局勢一旦發生變化，速度可能很快。大陸當然會找機會解決台灣問題，因為不解決，將來會更麻煩。

我認為大陸講「和平統一」，是被台灣利用了30餘年，台灣只想要「和平」，而不要「統一」，抓住大陸說了「和平」，不可以打台灣，就猛搞台獨。

當年大陸本身也需要和平的環境，爭取加緊發展建設的時間，好好照顧人民的生活，讓中國站起來。這期間對美國、日本、台灣都不太計較，只是大陸的發展出乎人的預料之外，30幾年經濟、軍事脫胎換骨，迅速晉升為世界第二大國，也有了國際地位。

蔡英文上台5個多月，大陸忍著，對台沒有動靜，但不是不知道台灣在幹什麼，而是6月普丁訪問北京、7月有南海仲裁案出爐、9月G20杭州峰會和東協會議、10月1日人民幣「入籃」，都是國際大事，北京忙得很。接下來南韓要部署「薩德」，必須處理。所以，一時間把台灣問題擺一邊。

坦白說，台灣目前有三大危機。其一，70年來，目前的台灣最分歧、最羸弱，譬如，蔡英文不要「九二」、洪秀柱則要跑北京去見習近平；台灣每年賺大陸800億美元，觀光只占80億，現在陸客只減少一半，台灣就受不了，旅遊業要上街頭，如果其他產業大陸也出手，台灣能承受得了嗎？其二，美國可能動搖、「棄台」，屆時台灣會失去靠山；其三，習近平不會放棄其解決台灣問題的歷史定位機會。

問：您常去大陸訪問，見過不少領導人，請問您對大陸領導人的印象如何？據您的觀察，兩岸領導人的氣度和抱負不同，是否跟領導人的養成教育有關？

答：大陸遵照中國傳統，以最聰明的菁英來執政。大陸領導人的養成教育不靠選票，因為靠選票，就必須討好選民。台灣這邊搞選舉，媒體也幫著製造政治「明星」，最後就是「民粹」當道，政壇上一堆媒體寵兒，卻不懂得治理的人。

1988年我跟著我的老師胡秋原先生去大陸訪問，就見過鄧穎超、李先念、習仲勛等人。1994年甲午戰爭100周年，台灣10位教授去東北遙祭死難將士，我是其中之一，之後到北京見到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我被推派在會見時發言。我對他說，「文化大革命不重視知識分子是錯誤的，古代一向是求才若渴，有知識分子幫忙，有助於穩定和成長，我希望祖國能改變，重視知識分子」，李嵐清回答：「我的想法跟你一樣。我負責文教，大陸有四百多所大學，良莠不齊，因此要整併，重點培育人才」。李嵐清風度翩翩，言談、舉手投足都令人服氣。

習仲勛也曾跟我們說，如果覺得孩子是可造之材，不妨先送到農村磨練，不到農村，不會了解中國，砍木頭、做苦工，熬個幾年後，深刻體察民間疾苦、需求，再去讀大學，會比較好。怪不得中共領導人、幹部個個都很精幹。

關於國民黨和共產黨用人的差別，胡秋原說得最妙，「國民黨的特色是化神奇為腐朽，共產黨則是化腐朽為神奇」。

大陸會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還是表示沒將人民全部餵飽，黨也出了些狀況，於是不再在黨工系統裡面找人，而回過來向知識界求才，找懂經濟、工業、工程的人，於是接下來的幾任領導人，在艱難險惡的國際環境中，不僅讓中國頂過去，還將貧窮的中國變成富裕的中國，農業中國變成工業中國，東亞病夫中國變成軍事、太空大國，十年換一任，每一任都能承先啟後，有銜接，也有開創。

問：您的閱歷和人生經歷豐富，請問您對當前台灣的社會氛圍，人民的好惡、意識形態有什麼評論？

答：日本趨勢專家、經濟評論家大前研一說，台灣已進入弱智（低智商）時代，他引用西方理論說，一個民族如果在政治、軍事、學術文化、經濟工商、宗教這五個領域沒有傑出人才，那麼這個民族就處於弱智狀態。

從大前的說法來看台灣，可看到以下現象：(1)1950、60年代，台灣出了許多傑出人物，胡適、蔣夢麟、俞大維，還有史學界的錢穆、哲學界的方東美、畫家張大千、書法家于右任；而放眼今日台灣，什麼人物都沒有。(2)在台灣，大家只追求「小確幸」；在大陸，打開電視播報的是航天火箭、航母、一帶一路、高鐵、數十公里跨海大橋；在台灣打開電視，盡都是交通意外、殺人放火、男盜女娼，眾人還以此為樂。(3)大家都不思考生死存亡的問題，民進黨、國民黨、學術界都不認真思考台灣的前途，只是坐以待斃。(4)近代中國，帝國主義打進來，李鴻章變法、康梁變法、孫中山革命、五四運動、共產黨革命等，反應多麼激烈，但今天台灣2300萬人失去方向，不知道要幹什麼？美國想維持霸權，日本想恢復霸權，中國想爭取霸權，台灣的目標是什麼？

問：過去20多年，您一直在台廣電台主持節目，宣揚理念，請問您是怎麼做到的？其中有什麼甘苦？

答：我在台廣的節目是從1995年開始的，當時林洋港、郝柏村搭配競選總統、副總統，新同盟會成員承包下這個節目，由我來主持，周一到周六，每天兩個小時，林郝敗選後，節目改成每天一小時、從下午5點到6點。就這樣，我在沒有企業、政黨的支持下，自行籌資募款繳台費、租時段，到今年已是第22個年頭。為延續這個節目，許多熱心的朋友、聽眾捐過款，但仍然相當吃力。

唯一感到安慰的是，我可以在節目中暢所欲言，用聲音傳播理念，我講話的內容有四個方向：一是國際問題，美國、日本、俄羅斯等，二是介紹大陸政治經濟建設的發展進步情形，三是台灣的政情評論分析，四是中國的歷史文化。這個節目全台聯播，台北最先播出，然後接著在桃園、台中、嘉義、台南、高雄等地播出。節目之外，聽眾群還組織了「聽友會」，經常聚會。

我也希望找一個博學多才、能說會道的接班人，但經費拮据，主持人又可能遭到不同政治立場的人騷擾，我只好自己保重身體，力撐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