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美國這樣的朋友要非常小心，它隨時準備為了自己的利益出賣別人，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倆人一生，就不知道被美國出賣了多少回，卻仍然不能擺脫美國的操縱。蔣介石為了自保，從1964年開始秘密研發核武，但從一開始就遭到美國的干擾，到了1970-80年代之間，美國一邊壓制台灣核武研發，另一方面要強化與北京的關係，美國白宮甚至研擬如何協助北京提升核子試爆的技術。

蔣經國日記在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公開後，更深入地公開了美國對台灣研發核武的蠻橫阻力。蔣介石1975年死後，當時只是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就已開始承受美國的政治壓力，前後十多年，蔣經國無日不在美國的打壓下，但美國在打壓台灣的同時，卻願意與中共開展合作，提高中共的核子試爆技術。

美國協助中共核武研發

根據美國國務院解密文件，1979年1月美中關係正常化一個月後，2月1日白宮國安會呈送給國安顧問布里辛斯基與卡特總統的文件顯示，美國干預台灣研發核武的同一時間，白宮正在秘密研究如何協助中共研發核武，希望中共放棄在大氣中進行核試爆，改用地下試爆。國安會提出美國曾經協助英國、法國的核武研發，也可以協助提升中共核子武器的研發技術，但援助中共會牽涉到敏感的美蘇核武限武談判，處理起來比較棘手，就算美方想要保密，中共也可能曝光，增加對蘇聯的壓力，美中合作核子試爆有可能影響到北京與莫斯科當時的緊張關係，也會讓限武談判受到干擾，卡特總統決定暫緩一段時間。

美國對中共非常慷慨地準備提供核試爆技術，但對台灣核武研發卻極盡苛刻之能事。蔣經國晚年的日記（1977-1979），可以看到許多有關不滿美國施壓台灣核武研發的記錄。

1977年1月，福特總統任期剩下三天，仍然持續監控台灣的核武研發問題，派人到台灣，調查國防部中科院的核武研發，蔣經國面對美國的蠻橫無理，當著美國駐華大使安克志（Leonard Unger）的面大發脾氣。根據蔣經國日記，1977年1月17日，蔣經國寫下：美國核能調查組來台，可惡。

蔣經國1977年1月26日的日記寫，由李文率領來華的美國核能考察組，其態度之蠻橫，令人憤怒，惟大丈夫能屈能伸，忍耐為上。美國的調查小組結束任務返美後，安克志3月28日拜會蔣經國，以口頭與書面向蔣經國表達，美國反對核武擴散的立場，同時留下國務院要求他遞交給蔣經國的文件，白紙黑字清楚表達，美國反對台灣發展核武的立場。

安克志傳達美國立場後，蔣經國在3月30日的日記無奈地寫著，美國對我核能研究之發展，以強硬之態度無理取鬧，加以阻礙，至為憤怒，但是為大局計，不得不吞下這口氣。4月1日蔣經國在日記記載，對於參加核能研究者所花的一番心血和辛勞，表示敬佩，而今又不得不中止而廢，於心愧疚無已。國力處於弱勢，面對強暴，乃是最為難受之事，不知多少苦處在心頭。

蔣經國決定暫時中止核武研發後，根據國務院解密檔案，1977年4月12日，外交部次長錢復將外交節略交給美國大使館副館長彭博(Paul M. Popple)，這就表示中華民國政府接受美方的立場，雙方對於研發核武爭議暫告一段落。蔣經國也在同一天的日記寫下：美國在核能發展方面，對我大下壓力，可惡，但是又不能因小而失大，大丈夫一定要能屈能伸也。

蔣經國對美國忍無可忍

1978年，華府與北京緊鑼密鼓談判關係正常化，雙方進展順利，安克志在1978年9月9日去找蔣經國，再次提到不准台灣研發核武。多日後，蔣經國才在9月19日寫下當天會面的情況，美國大使於9日求見，提到亞航之撤退與限制我核能之研究發展，此二事本已無理橫蠻，而該大使又是拖泥帶水，說個不停，我氣憤之情，無法壓制，不耐之意，形之於外，責美方自欺欺人，匆匆結束談話，雙方不歡而散，此種情形之出現，乃是將近30年來和美方談判以來的第一次。

就在安克志與蔣經國為了研發核武又起爭執的同時，卡特也在19日與中共派駐美國聯絡處的外交官柴澤民，共同討論台灣核武與對台軍售問題。卡特告訴柴澤民，他非常不願意見到台灣找到其他的武器來源，或者研發危險的武器，威脅到中國大陸。台灣已經有科學能力發展原子武器，我們認為與台灣保持某些關係，對於防止這種危險的發展是很重要的。

卡特的談話，間接透露美國反對台灣研發核武，與維繫大陸的安全也有關聯，從美國解密檔案也可以看到，美國限制台灣研發核武的同時間，卻想要偷偷地提升中共研發核武的技術，顯示安克志正告蔣經國美國反對核武擴散的立場，其實只限於台灣，並不是所有國家都適用，北京就可以研發核武，但是台北不可以。

也不可向法國買民航機

飽受美國政治高壓的蔣經國，在1978年10月24日的日記記載，決定接受美國派專家會同研究核能和平用途，以及放棄向法國購買民航機之議，此乃對美之讓步，如此另有所求也。

蔣經國提到放棄採購法國民航機，是因為美國施壓台灣，以航權要脅，只准台灣採購美國的民航機，不可買法國民航機。當時華府與北京關係正常化談判幾乎到了最後階段，華府已決定放棄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但仍然對台灣予取予求。1977年4月，美國逼迫台灣停止研發核武後，隔年決定切斷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同時不允許台灣納入美國核子保護傘，台灣為了自我防衛，仍然在1980年代秘密恢復核武研發，但採取研發核武，不生產核武的立場。儘管如此，美國仍收買中科院核研所副所長張憲義，為美國從事核武間諜任務，在1988年破壞了台灣的核武研發工作。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台灣歷史上的抗日反帝運動和中國大陸革命有著密切的聯繫，但少有人知道的是，中國近代史上傑出的女性領導人宋慶齡，曾在兩岸革命者共同鬥爭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1920年代後半期，宋慶齡參與的反帝大同盟曾在台灣社會運動逐漸「左轉」的過程中，成為大陸的台灣抗日運動者組織反帝統一戰線的上級組織，甚至成為運動者希望推廣到台灣島內的一種組織形式。雖然台灣抗日運動者終究因殖民當局的鎮壓，而沒能完成反帝統一戰線，卻成為兩岸革命者攜手鬥爭的歷史先聲。

1895年《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後，台灣民眾為反抗外來統治，持續了長達20年的武裝抗日運動。其中最著名的是1915年爆發的「噍吧哖起義」，雖然它極大消耗了台灣民眾洶湧的武裝鬥爭能量，卻也將台灣抗日運動引向一個新的階段─以各類現代社會運動為內容的「非武裝抗日時期」，這個階段直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才結束。

孫中山及其革命運動，始終是台灣抗日運動者重要的抗日資源。武裝抗日時期，孫中山的追隨者、同盟會會員羅福星曾在台灣帶領抗日行動，可惜被捕犧牲。非武裝抗日時期，堅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路線的蔣渭水，成為台灣最傑出的孫中山追隨者。他於1927年創立的台灣民眾黨，堅持國民黨的「一大」路線，甚至將國民黨黨旗轉化為民眾黨的象徵。無疑的，孫中山是彼時台灣抗日運動者深情仰望的旗幟。

作為孫中山的繼承者，宋慶齡在1927年參與發起的反帝大同盟，為台灣抗日運動提供了一條新路。在此之前，北京曾於1924年9月出現「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北京反帝大聯盟是由早期馬克思主義組織「今日派」所發起，成員包括胡鄂公等，他們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的黨員。這個團體在1925年的「五卅」反帝運動爆發前已舉起反帝旗幟，並有謝廉清所代表的台籍抗日者參與。謝廉清是最早的台籍中共黨員之一。依據北京革命歷史資料，他曾從事人力車夫的組織工作。

北京反帝大聯盟的存在時間非常短暫，卻有長遠的歷史意義：「反帝」不但可以成為台灣抗日運動者和大陸革命者聯合起來、共同奮鬥的目標，兩岸革命者甚至可以基於「反帝」的目標而加入同一個組織。在此意義上，儘管北京反帝大聯盟和謝廉清都沒能繼續為共同的「反帝」目標而鬥爭，卻揭示了台灣抗日運動日後朝著反帝運動轉變的方向。

宋慶齡參與並當選名譽主席的反帝大同盟，成立於1927年2月的布魯塞爾。在國民黨背叛革命，脫離反帝陣營的狀況下，宋慶齡仍努力使中國不至於脫離國際反帝運動。如果翻閱台灣非武裝抗日運動者的言論基地─著名的《台灣民報》，宋慶齡第一次以獨立的新聞當事人獲得報導，就是她參與反帝大同盟的消息。

反帝大同盟讓台灣抗日者找到一條與大陸的革命者一同參與解放運動的道路。大革命失敗前，台灣抗日運動者匯集在廣州、武漢，以及上海等革命中心，公開參與中國革命。大革命失敗之後，城市革命不得不轉變為地下活動，反帝大同盟這類統一戰線組織就特別有利於重新聚集星散的革命者。到1930年初，至少有遠東反帝大同盟（東反）、中國反帝大同盟，以及青年反帝大同盟（青反）在中國形成。1929年6月成立的青年反帝大同盟，是台灣抗日運動者重新融入中國革命的第一個反帝統一戰線組織。台共黨員翁澤生領導的上海台灣（革命）青年團，就是促成青反與東反成立的核心團體。這也促使反帝大同盟的運動向台灣島內延伸。此即1930年前後，台灣文化協會試圖轉變為反帝同盟的嘗試。

雖然台灣抗日運動從1931年因日本當局強力鎮壓，而不可能在反帝旗幟下重整自己的運動，領導反帝大同盟的宋慶齡仍然堅持鬥爭。她回憶：「反帝大同盟是一個成員很廣泛的組織，它當時在竭盡全力進行鬥爭，來制止侵略者在三十年代中顯然已準備著的向世界人民的空前大進攻。日本進犯中國是向亞洲及太平洋區域人民進攻的開始。反帝大同盟正確地認識到它的嚴重性，因此決定派遣一個代表團到中國來。」此即1933年9月，距今恰好90周年，宋慶齡在上海領導召開了「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的遠東會議。在嚴峻的白色恐怖形勢下，宋慶齡和各國與會者極其秘密地完成議程。

「由於我們正處於嚴密監視之下，我們就必須嚴守秘密。連我自己都不曉得舉行會議的地點在那裡，直到一天早晨的黎明時候，我被帶到上海工廠區的一幢陰暗淒涼的房子里。代表們只能一個一個地單獨前往。甚至還有一部分人是在深夜裡偷偷地到那裡去的。當我到達時，每一個人，連外賓在內，都坐在地板上，因為房間裡唯一的傢具是供秘書用的一張小桌子。我們實際上是在低聲耳語之中進行報告和討論的。這就是我們在一九三三年討論和平的情況。」

宋慶齡通過自己的反帝實踐，為台灣抗日運動者通過反帝運動參與中國革命，創造出重要的歷史條件。反帝大同盟讓台灣抗日者能夠與中國大陸的革命者建立聯繫，為台灣抗日運動提供了更廣泛的資源和支持。作為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國際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戰士，宋慶齡的貢獻，將永遠被海峽兩岸人民銘記。

 (作者係廈門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根據「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統計，2012年全台屋齡超過30年的老屋有292萬戶，2022年成長至460萬戶，10年來增加168萬戶，預估10年後將達到600萬戶。其中又以台北市最老，平均屋齡37年，可見一般人住老屋的情況很普遍。俗話說，金窩銀窩比不上自己的狗窩，然而隨著歲月過去，原本應該安居的家，竟埋藏危機，變成大家口中的「危老建築」。

30年以上老屋隱藏危機

老宅最令人擔心的是管線老舊，稍一不慎恐導致火災。30年前建造的房子，多數人家只有大同電視、電鍋、電風扇和冰箱，現在家家戶戶都有各式各樣的小家電、網路，加上人手一支手機，老宅的電力負載量根本跟不上現代家庭需求。即便室內重新裝潢，拉新電線，也僅限於自家更新，鄰居用的還是30年前的老線路，一樣有風險。

其次，老房子的耐震度普遍不足。早期房屋可能因為建築法規對建築物的耐震度要求低、施工不夠嚴謹，以致建物安全品質不一。直到1999年921大地震之後，才促使《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兩部法規修改，訂出嚴格標準，然因其通過的時間分別為2003和2006年，在此之前完工的房子，不論是結構強度或耐震係數，都相對較弱。

最大的困擾是，屋齡超過30年以上的老公寓大多數沒有電梯，對於高齡住戶而言，上下樓梯不便，可能降低外出的意願，久而久之缺乏社會互動，加速退化。

提到都更大家就先嘆氣

根據國發會的人口推估報告，台灣將於2025年邁入超高齡社會，老年人口占比將大於20%，也就是每五人就有一人是65歲以上的老人。由此可見，人老、屋也老的「雙老」問題會愈來愈嚴重。當人老了，房子舊了，重建老屋是一道解方，然而，大多數人提到這個話題總是先嘆一口氣，可見老屋更新多麼不容易！

台灣都更方式大約分成三種：由住戶自辦都更、與建商合建、由公部門執行公辦都更。以上三種方式費用不同，住戶最後分得的坪數比例也不一樣。

「自辦都更」，原住戶可以拿到的實際坪數較高，然而住戶要自行規畫設計圖、興建，與辦理各式政府規費等，手續繁雜。目前多採取委託建商興建，亦即以「委建」方式進行，由住戶交給建商委建管理費，受委託的建商負責設計圖、興建與處理各式政府規費等事情。

「與建商合建」對住戶而言較為省事，只需提供土地，與建商談妥可分到的坪數，其他建築有關的事項由建商包辦，完工後，建商分得部分改建後的房屋，一般不會將分得戶數的販售利益分配給原住戶。

至於「公辦都更」，要看政府機關所占都更區域多少，地主戶才能知道分到的實際坪數有多少。

危老條例突破都更的僵局

今年是《都市更新條例》（1988年公布）實施的第25周年。實施初期除了完善相關法令外，921大地震發生後，也加速了都市更新政策的推動。2012年爆發「文林苑事件」，凸顯出該條例不夠周全外，連帶影響都更推動停滯。內政部於2017年訂定《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藉此突破都更牛步的僵局。

「危老重建」的適用對象主要是建築本身經專業評估有安全上的疑慮，或是屋齡超過30年、沒電梯的老屋，沒有面積限制，但必須取得100%屋主的同意，以2020年5月上旬為分水嶺，此前送件者，可享10%的時程容積獎勵，2020年5月以後送件者，時程獎勵逐年以8%、6%、4%、2%、1%的方式遞減，至2025年5月歸零。對於有意參加都更的屋主，可能會面臨愈晚進場，愈不利的狀況。

在2017年以前，都更危老申請案例平均一年40幾件，自2017年危老條例實施後明顯增加。根據內政部營建署統計，2019年危老核定件數首次在單一年度突破100件，2020年件數高達800多件，在這波老屋改建更新案中包括全台第一家五星級飯店、有56年歷史的國賓飯店，於2020年提出申請，並於2021年正式啟動危老改建計畫；位於台北東區的神旺大飯店也於2022年底停業進行改建，預計打造成東區的新地標。

要努力克服住戶各種考量

雖然自2017至2022年全台累計的都更及危老件數突破3,500件，比2016年之前成長了10幾倍，然而比起老屋10年增加168萬戶的數量，都更成效還是太低了。原因在於每一個住戶都有其個人的考量和擔憂。例如，老住戶對房子有感情，不想改建；擔心漫長的都更期間突發各種不確定性；擔心老屋變成電梯大樓後管理費增加，無力負擔；擔心改建過程要貼錢，萬一存款不夠支付，要揹貸款，又或許為了還貸款賣掉新房子，最後變成沒有住到新房子，只有拿到扣掉貸款剩下的錢。

此外又因為都更涉及的利益相當龐大，導致產權人之間意見喬不攏；以及對重建條件期待過高，例如一樓堅持分店面，五樓希望頂加算坪數；也有和建商彼此信任不足、老屋主很難放心交出同意書。基於種種主客觀考量，想要改建成功真的不容易，就有建商老闆以其數十年經驗，下了一個結論嘆，「100個人、100顆腦袋」。

要整合出一群人的意見已經夠難了，近來原物料驚驚漲，營建成本面臨工料雙漲，去年11月樹林的某一建案，因建商資金不足，宣告公司解散，建案也跟著停擺。今年7月位在北投溫泉路，原訂2024年完工的某預售案，建商公告因為營建成本高漲及營運困難，無法繼續興建，將安排退戶，讓住戶傻眼。一時之間是否引發爛尾樓風暴，引起市場關注。

應審視檢討法規加速都更

雖然都更實務推動上有許多窒礙難行之處，還是要努力克服。

首先就制度面而言，政府應積極審視檢討法規，在合理範圍內讓各項獎勵更有彈性執行，尤其近年因為危老案增多，中小型建商變多，預售屋風險增加，政府應在制度面上再強化。以台北市為例，今年3月推出都更五箭，透過「降門檻、法放寬、速通關、排障礙、加碼辦」等五項行動措施，加速都市更新腳步。台北市府已於今年公告實施「公辦都更7599專案計畫」，受理意願門檻自90%降至75%，並引進民間專業技術團隊，以「早進場、幫試算、助選屋」三大創新服務，協助民眾參與公辦都更。已有10案通過第一階段審查。

目前全球有共識要於2050年達到淨零碳排，政府雖朝節能減碳的淨零建築邁進，但是可再推出更有吸引力的獎補助方案，鼓勵更多老屋都更及危老重建，取得綠建築標章。

其次，加強老屋重建爭議協調機制，透過更具公信力的方式解決歧見。

再來，老屋重建是很重要的產業，需要很多不同領域的專業人才投入，政府應有更長遠眼光積極培育人才。屋主也不妨換位思考，不要總是認定建商有暴利，多了解都更流程並參與討論，畢竟改建後的房屋不僅安全還會增值，像國賓飯店改建案「國賓皇琚」，已傳出一坪216萬成交價，創下中山區市中心高總價住宅天花板。

蔡英文社宅支票跳票

蔡英文為選舉，曾在社宅政策上喊出「8年20萬戶」的目標，根據審計部的決算報告，截至今年3月「政府直接興建社宅」累計達成7萬多戶，表面上看起來達成率有60%，但在細項中可見既有、完工，入住戶數僅有2萬多戶。其餘都是興建中、待開工或規畫中。蔡英文政見勢必跳票，賴清德卻喊話，蔡英文卸任前「一定兌現20萬戶社宅」，更加碼開出「百萬社宅」的支票。

民進黨為選舉亂開支票，目前已興建的社宅數量遠低於經濟弱勢族群的需求，遑論青年族群。「台灣居大不易」，特別是青年世代，面對買不起的居住困境，不敢婚育或延遲婚育，進而加劇少子化的問題。長遠來看，透過都更將老屋汰舊換新，不僅可提升居住品質及房產價值，也是讓都市展現不同城市風貌，帶動周圍產業，邁向「都市再生」的必經之路。政府應加把勁了！

歐洲第一經濟強權的德國近來陷入停滯不前的困局；IMF和OECD都已做出預測：德國將是2023年全世界經濟萎縮的主要經濟體；德國因此再被貼上久違25年的「歐洲病夫」標籤。

從歐洲病夫到經濟巨星

由於1990年代經濟成長乏力、製造業萎縮和失業率飆高，德國2002和2003連續兩年GDP成長崩跌，遭到主要國際機構貼上了「歐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標籤。這個標籤是19世紀俄國沙皇尼古拉一世所創造的，用來描述彼時奧斯曼帝國衰落的羞恥符號，但現在國際間用它來評價衰落中的經濟體。

為了重振經濟，德國聯邦總理施洛德(Gerhard Schröder)於1998至2005年制定了《議程2010》計畫，發起一系列改革，促進就業大幅成長，再加上中國等經濟體的外需加持，以及廉價的俄羅斯天然氣和東歐勞動力，強化了德國經濟的核心支柱產業：具有競爭力的製造業復興，讓德國搖身一變成為「經濟巨星」和製造業強國，而「德國模式」也備受全球讚譽。

制裁俄羅斯肇致能源危機

俄烏衝突爆發和美國聯準會(Fed)加息，一系列的地緣政治和經濟結構重塑，再加上人才嚴重萎縮和投資不足等問題，使得德國經濟繁榮的模式正走向終結。德國經濟研究所最新預估，今年第一及第二季GDP連續陷入負成長，全年實際GDP將下降0.5%，平均失業人數高達258萬人，失業率高達5.5%，今年8月CPI年率挺升至6.1%，高通膨+經濟放緩已使得德國成為歐洲的第一個滯脹國家。

俄烏衝突前，德國原本計畫使用俄羅斯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取代核能發電，但制裁俄羅斯使其計畫不可行；同時也推高了能源成本。儘管歐洲能源價格已從2022年峰值回落，但德國仍面臨比美國和亞洲更高的成本；能源成本對德國化工等主軸產業構成挑戰，甚至已出現「去工業化」的浪潮。

德國為增加能源供給的自給程度，只能依靠「投資遠遠不足」的新能源，蕭茲政府為此投資了數十億歐元，預計到2027年才能降低工業能源的價格；因此，德國工商會已表示，近三分之一的製造業廠商正尋求赴境外投資。

據俄羅斯報紙網9月12日的報導，儘管歐盟實施禁運，但仍有俄羅斯石油經印度進入德國；德國曲線進口俄羅斯石油產品是前一年同期的12倍以上，達到4.51億歐元。印度主要石油生產商和煉油廠成為主要的受益者，擁有印度大型煉油廠股份的俄羅斯投資人也從中受益。西方對俄羅斯石油設置每桶60美元的「價格上限」決議失效；歐洲付出的烏拉爾石油早已超過每桶70美元。

德國製造業榮光不再

過去數十年來，德國汽車製造廠商在全世界市場上一直占據主導地位；但隨著全球汽車產業邁向電動化，德國汽車製造廠商便逐漸衰微落後。兩年一屆的慕尼黑國際車展曾是德國汽車秀肌肉的舞台，但2023年中國電動車崛起，在電池、自動駕駛汽車軟體和其他功能等領域的數量與品質上，都首次超過了德國和美國。除汽車業落於人後之外，德國的化工行業也在艱難求生。

德國「經濟研究所」(IW)對「在德直接投資」的研究發現，2014-2018年間，湧入德國的投資在增加，流出和流入差從870億減為250億美元；但2019年開始趨勢逆轉，越來越多的資金流出德國，流出和流入差在2022年達到頂峰，淨外流投資額為1,320億美元，尤其2022年在46個OECD國家中，德國淨流出的金額最高。2022年將近70%資金從德國外流至其他歐洲國家，14%流向亞洲，14%流向美洲大陸。德國大部分投資來自美國，其次為盧森堡、中國和英國，而來自其他歐洲國家的投資已從2022年的790億降至130億歐元。IW研究結論，德國已喪失作為投資目的地的吸引力。

吸納人才方能挽救經濟

德國人口高齡化、少子化問題也不容忽視。據歐盟統計局的數據，2023年第二季的德國職位空缺率為4.1%，比歐元區平均水準足足高出1%，這意味德國勞動力根本無法滿足經濟發展所需。最近數據顯示，與前一年比，2022年德國新生兒減少了7%，倘若沒有移民或更多婦女和老年人加入勞動力，到2023年現有的4,500萬勞動人口將減少700萬或16%。

根據「歐洲情報中心」(Euro intelligence)最近研究分析總結，輝煌的「德國模式」主要取決於三個要素：成本競爭力、工業技術領先地位和地緣政治穩定的總合，而俄烏衝突爆發以來的能源價格危機、新的地緣政治分歧和技術衝擊，都直接促使「德國模式」的魔力加速消失，對德國的挑戰越來越嚴峻。

2023年8月下旬，基於「德國必須多樣性，要讓法律適應現實」，蕭茲決心將修訂嚴格國籍管理的《國籍法》。目前內閣通過的修正案已大幅降低獲得德國籍的門檻，所需停留期間從8年縮短為5年，精通德語、生活自立的人最短3年即可獲得；德國也將「允許多重國籍」，這會讓德國能吸納大量的國際人才。

德國正在重整旗鼓

9月初，蕭茲政府提出的《成長機會法》因兩黨意見分歧而失敗。經濟學家認為，《成長機會法》的支持力度不足以推動經濟，減稅70億歐元無法從結構上重建德國經濟，唯有德國改變自己的財政規則，即開放金融海嘯危機期間暫停的憲法債務限制，才有可能扭轉德國投資停滯的僵局。

再者，2024年《歐盟財政規則》將重新生效，對於過去一直扮演「舊大陸財政警察角色」的德國，可能會是另外一個障礙。與此同時，蕭茲政府又開始發表緊縮言論，德國的極右翼勢力又正在崛起；這些都顯示，德國想擺脫「歐洲病夫2.0」並非易事。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

在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訪華，再度拒絕中方提出減少先進技術出口管制的要求。但過去四年來被美方「掐住脖子」的中國通訊巨頭「華為」，8月29日發表最新具有「5G」功能的智慧型手機Mate60 Pro。其中，最受矚目的莫過於最新手機內含華為所研發的「圖形處理器」(GPU)、海思設計的麒麟9000s應用處理器，以及支援衛星通話能力，加上實測無線通訊下載速度高達每秒475M bits，顯示這款手機具有貨真價實的「5G」網路性能。

由於GPU特殊架構與支援軟體極為複雜，目前全球除了高通(Qualcomm Inc.)與蘋果(Apple Inc.)之外，其他手機晶片開發廠商皆是透過第三方供應商進行GPU設計，這使得華為發表新機後，部分專家以目前中國半導體產業的水準，對華為新機是否具有5G技術存在許多疑問。然而，其背後卻意味著，中國面對美國嚴密的管制，雖在精度效率及成本表現上有許多改善的空間，但華為透過意志、毅力及龐大內需市場的支持，終於有所突破並修成正果。

新機顯示中國技術自主

自2019年起，美國以洪荒之力道針對華為實施全面管制，在晶片、系統、元件及硬體設備上，遭到斷供的背景下，華為自主研發設計新機型橫空出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美國的「小院高牆」戰略。如果最終顯示，這個利用於Mate60 Pro的GPU性能功耗達到半導體業界水準，尤其新機供應廠商超過9成來自大陸境內，即可說明是中國半導體技術「去美國化」，實現了自主的重要關鍵一步。因此，華為Mate60 Pro新機開始販賣之後，馬上受到中國市場的追捧，不僅一線城市呈現搶購熱潮，甚至成為各大社交平台的論述焦點。

儘管華為新機在技術上有所突破，更對突破美國管制具有特別意義；然而若就既有資訊來看，中國半導體若要真正擺脫美國管制，仍得面對許多挑戰。例如：中芯公司利用生產14奈米的晶片設備DUV（深紫外線光刻機）成功製造出7奈米晶片，若以未來晶片製造技術加以觀察，仍然需要荷蘭廠商艾司摩爾公司(ASML) 製造、目前被禁止出口中國的EUV（極深紫外線光刻機），顯示面對美國極端管制之下，中國半導體需要有尖端製程（5奈米以上）的升級路徑。亦即中國在推動半導體產業發展上，必須實現半導體產業「100%自主」，始能擺脫長期被美國「掐住脖子」的困境。

華為突圍讓美國陷入矛盾

不過，在華為成功發表新機的同時，美國政府迄今所反映的態度，卻又相對較為保守，甚至陷入對中國技術管制政策是否應持續實施的反思，其背後存在著務實的商業與現實政治的糾葛。

務實商業考量的觀點認為，與其對中國實施技術管制；逼使中國尋求技術自主升級，讓美國失去中國的市場，不如解除管制。亦即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市場，美國針對尖端製程採取更嚴密的管制，會讓美國半導體業者承受巨大的損失。此外，ASML在美方龐大的壓力下被迫配合，更減少了許多營收。在此之前，中國市場占這些大廠營收的三成以上，如果從緊縮升級為全面管制，勢必會對其營運造成更嚴重的衝擊。再者，若美國半導體業者長期失去營收，則恐將波及其無力持續深化研發、保持領先，結果倒逼出中國及早實現半導體自主。

另從現實政治考量的意見認為，華為新機能夠東山再起，尤其中芯利用7奈米技術供應晶片支援，此意味著美國對中國的管制「過度寬鬆」，這使得國會許多議員頗為警惕，甚至逕向拜登政府喊話要求，未來應該對中國採取更加嚴密全面升級的管制。儘管美國政府強調，針對尖端製程進行嚴密管制，是要避免中國移轉作為軍事用途，讓半導體的管制「合理化」，但如果採取全面升級，針對已進入成熟製程的技術進行更加嚴密的管制，反而會讓其對中國的管制失去「正當性」。然而，在目前美國兩黨一致「反中、抗中」的氛圍下，採取寬鬆管制形同政治自殺，根本難以執行。

半導體係高度全球化產業

綜上可知，兩者皆有其利弊，但其所延伸的問題，卻值得我們更進一步反思。由於半導體是屬於高度全球化的產業，例如ASML所製造的光刻機號稱獨步全球，其內部最重要的設備、核心元件，則分別來自德國與美國。再者，半導體產業製造過程，包括：沉積、蝕刻、量測、檢驗等半導體「硬體」及「軟體」設備，是在高度全球化互補下，共同合作所形成的供應體系。

再者，尊重和保護智慧產權雖然非常重要，但開放及合作卻又是人類技術創新最便捷之路，其成果都將為人類所共享，如果管制、干擾他國的技術創新，不但難以奏效，反而可能失去市場。另一方面，美國對中國晶片技術的嚴密管制，可能會讓中國在全球成熟製程晶片市場上的占比更高，最終為美國創造出更具有競爭力的對手。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國政基金會財經顧問)

華為最新旗艦手機Mate60 Pro問世，經測試網速可達到5G水準，被認為是突破美國科技封鎖後，在半導體領域的新里程碑，同時在美中科技戰上別具意義，但也代表著未來美中科技爭端將愈演愈烈。

8月29日，華為宣布其最新旗艦手機Mate60 Pro，經測試網速可達到5G水準，且具衛星通話功能，被視為是華為「重返5G」技術的重量級產品，備受國際矚目。該款手機最吸睛之處在於，內含自己研發的GPU、由華為海思設計的麒麟9000s應用處理器，而且是中芯國際以7奈米先進製程技術所生產。

在美、日、荷等先進國家聯手制裁下，大陸半導體製造業能有如此成果實屬不易。坦言之，華為新機的技術解決了美國「卡脖子」的部分問題，而且也意謂著，大陸的半導體科技已證明它是世界少數擁有先進製程技術的國家，這在美中科技戰上別具意義。但會不會因此讓美方變本加厲，祭出更嚴厲的管制措施，也頗令人擔憂。

美中晶片戰爭沒有終點

2018年美中貿易戰爆發不久，《經濟學人》就曾以「美中兩國的晶片戰會成為主戰場」為封面主題報導，自川普以降乃至今日的拜登，對中國大陸的科技封鎖始終未曾放手。但中方早已非吳下阿蒙，亦非省油的燈，任由美方擺布。回顧90年代，大陸意識到半導體產業的重要性，除對其他相關行業的帶動效果相對顯著外，也瞭解半導體產業的振興攸關信息安全；再加上半導體國產化比例偏低，大部分需要從歐美日韓等國進口，憂心國際晶片製造商恐透過在晶片中設置漏洞，竊取機密數據及公共信息，進而威脅到國家安全，因而相繼推出多項政策扶植半導體產業的發展。

於是，國務院在2000年6月頒布「鼓勵軟體產業和積體電路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同年世大積體電路張汝京帶著150人的團隊到中國成立中芯國際。之後，上海、北京、深圳等地全力打造半導體生產基地。但長久以來，高階晶片技術一直無法突破，仍需仰賴美國進口。2014年6月24日大陸發布的「國家積體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則是重要的轉折點，其獎助力道不僅史上首見，且政策層級更提高到國家戰略高度。而綱要分三階段有序地發展：(1)到2015年，積體電路產業發展體制機制創新取得明顯成效，建立與產業發展規律相適應的融資平台和政策環境。(2)到2020年，積體電路產業將與國際先進水準的差距逐步縮小，全行業銷售收入年增率超過20%，企業發展能力大幅增強。(3)到2030年，積體電路產業鏈主要環節達到國際先進水準，一批企業進入國際第一梯隊，實現跨越式的發展。

成立大基金不斷推進研發

為發展半導體，大陸於2014年9月26日成立「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簡稱大基金），首期募資1,387.2億元(人民幣，以下同)，由國開金融、中國菸草、亦莊國投、中國移動、上海國盛、中國電科、紫光通信、華芯投資等企業共同發起。基金重點投資集成電路晶片製造業，兼顧晶片設計、封裝測試、設備和材料等產業，實施市場化運作、專業化管理。其中，集成電路製造占67%，設計占17%，封測占10%，裝備材料占6%。在政府全力扶持下，中國大陸自製的集成電路產量明顯增長。2019年10月，國家大基金二期成立，註冊資本為2,041.5億，旨在解決半導體產業被美國「卡脖子」的問題。截至2023年第1季末，A股主要半導體企業中，大基金二期持有中芯國際1.61%的股份，為公司的第四大單一股東，還持有今年A股大牛股佰維存儲8.5%的股份，為該公司的第二大股東。在中微公司、通富微電、深南電路、華天科技等A股公司中，大基金（含一期和二期）均位列前五大股東之列。

最值得注意的是，今年認購全球第六大、大陸第二大晶圓代工廠華虹半導體公司30億元股份。除此，此期間也透過「中國製造2025」，持續推動半導體自主化，以及在「十四五規劃」中，將投資10兆發展包括無線網路、人工智慧等技術領域，其中因應美方的制裁，將全力支持包含第三代半導體在內的半導體產業。面對近年美方接二連三的科技封鎖，近期擬推出大基金三期，計畫融資規模為3,000億元，相較大基金一期著重設計、加工、封測等環節，重點投資如中芯國際等代工巨頭；二期投資焦點逐漸朝設備與材料等上游端轉移，本期重點目標是突圍當前制裁焦點的晶片製造設備領域，提振半導體行業，加緊追趕美國等競爭對手的步伐。對於基金來源，大陸財政部將會出資600億元，剩餘資金則向其他機構募集。

美中科技戰將愈演愈烈

拜登政府上任至今對中仍採取強硬態度。而台灣業者，不管是出口半導體產品到大陸，或是旗下大陸廠的運作，預料都會受到越來越多的限縮，台積電受到的影響最為顯著。對於近期華為新機問世，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表示，美國希望獲得該款手機構造的詳細訊息，以確定是否有任何公司繞過美國對半導體晶片的出口限制，製造出用於華為手機的新晶片。美國商務部更於9月7日表示，將對華為晶片展開調查。對此，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毛寧8日表示，制裁、遏制、打壓阻止不了中國的發展，只會增強中國自立自強、科技創新的決心和能力。

9月7日，中國大陸對蘋果iPhone的禁用範圍，擴大到地方政府和國營企業，就連Apple Watch和AirPods無線耳機也被禁止帶入工作場所。這讓蘋果在9月6-7日兩天市值蒸發約1,900億美元。蘋果最重要的供應鏈台積電股價也連日重挫，跌破14兆台幣。面對美中科技戰愈演愈烈，台廠供應鏈難免遭到波及，宜有因應對策。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

拜登政府上台時提出，對中國交往要以實力為基礎、按照「競爭、合作、對抗」的方針來展開。當前，美方在討論中美關係時言必提競爭，仿佛競爭已經成為中美關係的最大主題，甚至是全部的議題。美國媒體在報導中美關係時，對競爭的關注遠高於合作，超過七成的報導都在談論競爭。中方則一再表明反對以競爭來定義整個中美關係。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中美兩國對「競爭」的涵義和目標的理解，存在著根本的差異。2022年10月12日，拜登政府公布其任內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明確認定「後冷戰時代已經徹底結束」、「我們正處於美國和世界決定性十年的初期，大國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條件將被確定」，「而在這一地緣政治競爭中，中國是唯一既有重塑國際秩序意圖，又有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實現這一意圖的競爭對手。」對此，美國必須且能夠「競贏或擊敗中國」（outcompete China）。在該報告中，outcompete一詞共出現了九次。

競爭不該搞得你死我活     

在比較權威的英美詞典中，對outcompete一詞的解釋，均有通過競爭戰勝並淘汰、驅逐對手，使其出局、消亡的意思。在歐洲進入大航海時代，盎格魯撒克遜人以英格蘭、大英帝國的名義征服四海，outcompete北美土著印第安人，使其大部分滅絕，而自己搖身一變，以美國人的身分成為新大陸，乃至當今世界的主宰，並自詡為所謂「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上世紀末，美國人的父祖輩又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殘酷冷戰中outcompete蘇聯，打出一個「美利堅治下」（Pax Americana）的單極時代。

Outcompete模式下的戰略競爭，本質上是生物學所定義的種群間競爭（interspecific competition），即不同種群之間為爭奪生活空間、資源、食物等，而產生的一種直接或間接抑制對方的現象，結果往往是一方取得優勢，而另一方受抑制甚至被消滅。在這一殘酷的生存鬥爭中，勝利者總是贏者通吃（winner-take-all），完全占據整個生存空間的所有資源，將本族群的基因片段擴散到整個系統，繁衍生息；而失敗者則將失去所有生活、生存資料，其基因庫也「因替代而滅絕」（extinction by replacement）。美國人所理解的outcompete模式下的競爭，是古羅馬式你死我活的決鬥。

Outcompete的話語暴露了美國對華政策的真實意圖和實際底線。理解其中的奧秘，將有助於中國更好地把握拜登話語背後的美國對華政策，從而制定適宜的應對之策。

美以競爭之名行打壓之實

2022年11月14日，習近平在印尼峇里島同拜登會晤，兩國元首就中美關係中的戰略性問題，以及重大的全球和地區問題，坦誠深入地交換了看法。習近平強調，任何時候世界都有競爭，但競爭應該是相互借鑒、你追我趕，共同進步，而不是你輸我贏、你死我活；中美關係不應該是你輸我贏、你興我衰的零和博弈，中美各自取得成功，對彼此是機遇而非挑戰。寬廣的地球容得下中美各自發展、共同繁榮。雙方應該正確看待對方的內外政策和戰略意圖，確立對話而非對抗，雙贏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調。他又說，中國從來不尋求改變現有的國際秩序，不干涉美國的內政，無意挑戰和取代美國。雙方應該堅持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共同確保中美關係沿著正確航向前行，不偏航、不失速，更不能相撞。

中方的態度和立場是明確的。競爭應該有助於相互促進和共同提升，符合雙方和國際社會共同的利益和期待，而不應不擇手段給對方使絆子、無所不用其極地把對方拉下馬。美方口口聲聲提競爭，但國際社會看到的是美國為贏得優勢，以競爭之名動用國家機器，全政府、全方位、全領域地對華打壓、圍堵、遏制，大打關稅戰、貿易戰、科技戰、晶片戰、規則戰。美方的這些作法根本不是競爭，而是赤裸裸的零和冷戰思維，實質是在剝奪中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剝奪中國人民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權利，剝奪中國實現國家統一的權利。中方堅決反對以競爭之名，行圍堵、遏制、打壓之實。美方的作法只會將中美推向對抗衝突，將世界推向分裂動盪的新冷戰。

世界要共商、共建、共用

中方一直強調，世界是大家的，要共商、共建、共用，而美國一向追求的是世界霸權的唯我獨尊，因此雙方對於競爭一詞的詮釋，存在著根本的差異。

當美方反覆強調競爭，中方也反覆表述中美之間確實存在很多差異，出現一些領域、程度的競爭不可避免。但是，競爭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如果競爭的目的是良性的，是為了各自更好地做好自己的事，未必不符合兩國的利益。但是，如果競爭是要互相爭奪，要爭個高下，要徹底地超越對方，這種競爭就很容易轉化為對抗。這顯然不是中國，也不是國際社會所希望看到的。

關於競爭到底應該怎麼理解，是中美之間必須協調的一個關鍵方向。中方已清楚地表達，競爭不是中方的意圖；即使競爭，也應該是田徑賽式，而非角鬥賽的模式。對於美方來說，拜登政府提出的合作、競爭、對抗三分法，其實模糊了中美關係應有的總體方向。到底選擇哪一種模式和中國互動？如果完全由美國來決定在什麼領域合作，在什麼領域競爭，在什麼領域對抗，那就不可能具備操作性和穩定性。這絕不應該是中美未來採取的、延續的方向。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

國民黨大老關中在政論節目中說：美國變了，美國已是病態的國家。我以為美國的病是心病，病根源遠流長，扎根於開國之前，以為自己是上帝的選民，民主的典範，天之驕子，有其傳播基督教的「浩浩天命」(the Manifest Destiny)，養成自以為是的「狹隘主義」(parochialism)。在躊躇滿志的時候病根隱而不發，表現得雍容大度。即使在美蘇冷戰時期，由於華府在軍事對抗，經濟、政治、外交均占上風，有恃無恐。然而當發現中國大陸是全方位的挑戰對手，又面臨不同的文明與制度，擔心會威脅到美國的霸主地位，於是心情變得焦慮萬狀，不顧顏面、不惜雙標，打壓不擇手段，心病大發矣！

改不了的老大心態

在國際法上，沒有老大輪流做的規定，美國久居老大之位，當然不肯割捨，更何況百餘年來穩居首位，當龐大的蘇聯帝國崩潰後，更是信心滿滿，號稱歷史終結，以為可以萬世一系，號令世界矣！孰料忽然發覺中國崛起，繼經濟崛起之後，軍事、外交隨之奮起，使華府驚愕不已。美國人對中國的印象一直是貧窮落後，再經過好萊塢電影的渲染，哪把中國放在眼裡？中國崛起的事實既不可否認，於是視中國為全方面的對手，不容中國繼續崛起，打壓不留餘地，老大心態畢現。

小布希2002年與江澤民開記者招待會時說：「中國的未來由中國人民自己決定」。然而當發現這第二大經濟體成為威脅時，小布希所說已不合事宜。歐巴馬當上總統後，他的國務卿希拉蕊於2011年開始亞洲再平衡策略，將60%的兵力，以及經濟、安全、外交資源轉移到西太平洋，圍堵中國大陸的意圖，路人皆知。川普更悍然開打貿易戰，加徵高額關稅，且不再與北京對話，而是直球對決，以為一舉可以打趴中國，結果效果不彰。拜登發覺單打無效，遂拉幫結派想要孤立中國。初要脫鉤，脫不了鉤，心有不甘，改稱「去風險」，文字遊戲而已，就是要嚴禁科技出口，並減少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於是不惜破壞全球化供需互補的原則。

經濟打壓猶感不足，美國更與英國、澳洲組成軍事聯盟(AUKUS)，並售核子潛艇給澳洲。更組印太四方聯盟(Quad)，拉攏日澳印度，聯手制華。最近又趁菲律賓的小馬可仕上台，威迫利誘離間中菲關係，鼓動南海衝突，並在菲律賓增建四個逼近台灣的島嶼基地，挑釁北京的意味濃厚。但北京對美國的老大心態洞若觀火，所以楊潔篪當著沙利文與布林肯之面，直言美國已沒有資格以實力地位對中國說話。中國無意當老大，但堅持平等相待。可惜美方因文化差異，沒聽懂楊的話，繼續要中國吃他那一套，至今未能改一改。

美國的恐赤病復發

川普引發的反華狂潮，拜登變本加厲，導致紅色恐慌在美國全面復發。發生在1950年代的「紅色恐慌」(The Red Scare)是美國現代史上可恥的一頁。當年主要是麥卡錫(Joseph MaCarthy)參議員一人搞事，利用當時的反華氛圍發動紅色恐慌，到處懷疑別人是共黨或共黨同路人，不少國務院的中國通被清算，造成人人怕被戴紅帽子的恐慌。但他瘋狂過度，甚至懷疑起軍方，終被參議院制裁，最後死於精神病院。

孰料自川普當選總統後，又喊出反共反華的口號，拜登「川規拜隨」，引發美國政界全面反華風潮，例如，反華大將共和黨參議員魯比歐(Marco Rubio)，要求美國司法部調查所有的左派團體。又例如，「代號粉紅色」(Code Pink)的一個女性反戰團體，被指為接受中共金錢，為中國做宣傳。又指控《新路線》(New Lines)雜誌說「中國不是我們的敵人」(China Is Not Our Enemy)是罪大惡極。美國政客毫不掩飾，將北京形容為萬惡不赦的極權政權，指控這些利益團體接受北京的指令，是親中的宣傳機器。這種「新麥卡錫主義」比舊麥卡錫主義有過之而無不及，尤其，美國的右派不斷美中政府合作不當，並指責所有與北京有往來的民主黨政客。川普甚至稱拜登是「中國約瑟」(China Joe)。種種指手畫腳指責中國，以卑鄙的手法譴責異己，以污衊與影射他人成為常態，顯示新的「紅色恐慌」已泛濫成災。

更不可思議的是，美國一方面大張旗鼓渲染中國迫害維吾爾，另一方面閉眼不見印度大肆燒殺穆斯林族群，反而謬獎印度。同情維吾爾的美國，川普卻要嚴禁穆斯林入境。更何況美國的安全部門曾逮捕、驅逐、偵探數以千計無辜的穆斯林族群，在國外更撒下大網，綁架並虐待可疑的穆斯林人。其手段之殘酷，可見之於轟炸7個穆斯林國家十載有餘，入侵一系列的穆斯林世界造成450萬人的死亡。美國濫用其國際話語權抹黑中國，哪裡是真關心別國的人權，無非是利用人權為挑釁中國的工具而已。

川普的司法部於2018的11月成立「中國倡議」(The  China Initiative)，目的在追訴經濟間諜，認為在美國的研究與工業單位有中國間諜，往往根據FBI錯誤的訊息詢問與逮捕不少無辜的科學工作人員，形成排華的獵巫行動，使數以千計的中國科學家離美返華。連一般亞裔也被無端攻擊，老人在街上被推到致死，觸目驚心。「中國倡議」最後不得已於2022年2月終止執行。自川普執政起，凡涉及中國所出現的無理性舉措，與麥卡錫主義的恐紅潮並無二致。《戰國策》有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美國何以對為時尚不遠的前事不僅不師，反而忘之如此之速！

破碎的玻璃心掉滿一地

中美關係緊張明明是美國容不得中國崛起，卻總是將責任歸罪於北京。明明威脅中國，卻炒作中國威脅論。明明挑釁中國，卻說中國挑釁！華府輒以台灣與南海說事，那是笑話，因無視二戰後台澎及南海諸島歸還中國的事實，美國安能挑戰自己制定的戰後秩序？華府以人權與制度說事，那是鬼話；如是人話，當年何必與北京建交？又如何解釋以高規格接待因人權曾被禁止入境的印度莫迪？又為何拉攏被指為「屠夫」的沙特王子，並示好共產政權越南？

孔子曾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現在看來，美國遏制中國至今乏善可陳。以環球人力資源、投資與製造而言，中國毫無疑問首屈一指。再說，中國在東亞的中心位置，既是堅強而有效的政治實體，經濟一時的起伏，不足以動搖其實力。當美國2011年通過立法禁止中國參與國際太空站，結果中國自造了永久的天宮太空站。美國以國家之力打壓民營企業華為，禁售晶片，使其蒸蒸日上的手機業務一落千丈，孰料三年後突然宣布自製晶片成功，5G手機連接北斗衛星，一夕銷售一空，勢必影響到蘋果手機在中國大陸的販賣。華府打壓反而促成中國自立自強，又是搬石頭砸自己腳的例子。

美國抹黑「一帶一路」，污衊低貸為債務陷阱，卻又要學步，多年前就想由歐美投資6千億美元，建立比帶路更好的基建，言猶在耳，但至今連影子都沒見。日前在印度召開G20會議，拜登還再度宣稱計畫建設一條經濟走廊，由鐵路與海路連接印度、中東與歐洲，途經沙特、阿拉伯聯合王國、約旦、以色列。莫迪興奮不已稱：此一大連接倡議為未來下一代播下美好的夢想。歐盟主席馮德萊恩讚美此一倡議，乃橫跨洲際與文明的綠色之橋。拜登與「屠夫」沙特王子杯酒言歡，感謝他參與倡議，並高呼：這是了不起的大事！更大言不慚地說可以對抗中國的帶路。西方媒體也聞風響應以為是美妙的大計畫！如果倡議能夠落實，未嘗不好，可以作為帶路的補充。

但是，美國一心要對抗中國，完全沒有考慮資金的來源，不知基建的實力何在，不估算一下經濟的價值，更無可否落實的細節，簡直像是一張天文數字的空頭支票，如何能挑戰重振當年行之有效的絲路，以及十年有成的「一帶一路」？拜登與莫迪的偉大構想又將是畫餅。美國想處處阻擋中國，但力不從心，損人又不利己。老美好鬥，挑釁無效，挫折焦慮之餘，只能撿滿地破碎的玻璃心。

老美充斥著阿Q

美國打壓中國之凶狠可說是不留餘地，偶見有美媒透露：中方的反應非常「實際與一貫」（pragmatic and linear）。換言之，中方以冷靜理性回應美方的衝動對抗，好像是中國的太極拳對付美國猛烈的拳擊，太極之堅韌與持久非拳擊之躁急可比，敗績可以預期。曾任職於美國財政部的國際金融女專家麥絲雅森(Karen Mathiasen)坦言：中國是條大魚，拜登的憂懼不謂無故！中國的經濟實力不是細流，而是海嘯！美國好像在爭先恐後向高地爬。打不垮中國，只能高倡中國崩潰論，結果中國不僅沒有崩潰，反而愈來愈強大，這不就是精神勝利法嗎？

最近中國經濟因三年疫情留下的創傷未癒，烏克蘭危機又延宕不止，全球經濟復甦乏力，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中國自亦面臨階段性調整，指標不如預期，老美自己經濟問題重重，卻又乘機渲染中國經濟行將崩潰，更給中國扣上拖累全球經濟的帽子。甚至連拜登也跳出來說：中國經濟如不定時炸彈，隨時都會爆炸。以一國之尊如此胡言亂語，嘆為觀止！這幾個月來美國高官頻頻訪華，眾以為是緩解的跡象；其實他們去北京是想要施壓的，因沉浸於中國經濟即將崩潰的迷思，可以乘機使中國低頭讓步，結果敗興而歸，商務部長雷蒙多回來，更被封為華為Mate60 Pro新手機的代言人，對她而言應是極大的諷刺！

結語

美國有幸成為世界第一強國，不幸因其偏狹的病根，未能擔當老大應有的不分彼此，一視同仁，容納異己，卻私心自用，拉幫結派，搞小圈子，動輒揮舞制裁大棒，築小院高牆，不惜斷鏈斷供，破壞自創的全球化經濟，擾亂世界貿易，既短視又危險。在全球化的世界，各國理當同舟共濟，但華府對他國遇到困難不僅漠不關心，而且幸災樂禍，甚至落井下石，失去領導世界的格局。至今實力衰退，仍然無意分享世界的領導權。

華府既然遏制不了北京，中華民族復興必然成功。要到那時，中美才能和平共存，世界方得免於醜陋的強權政治，世人所共同期盼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願望才能得以實現。

(作者係退休歷史教授)

在9月東協峰會的場外，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和韓國總統尹錫悅舉行會談，51分鐘「匆忙」結束，二人似乎各說各話，並沒有獲得具體成果，顯示中韓關係仍需調整。

尹錫悅與李強二度碰面

繼韓日、韓美及美韓日高峰會談後，9月5日至7日韓國總統尹錫悅去雅加達出席「東協加三」與EAS峰會。在最後一日舉行的「李尹會」，韓國一開始就強調李強是「中國第二把手」，因此，對李尹會談並沒有抱持很大期望。李強告訴尹錫悅，不要一直跟著美國走，應該徹底執行中韓建交時的一中原則，讓中韓關係繼續向前發展。尹錫悅則表示，面對北韓又是飛彈，又是核試的恐嚇，韓國不得不與美日加強軍事合作，因此，促請中國對北韓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其實，尹錫悅早就對中國不滿，認為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一直包庇北韓，才會對美國提出的制裁案再三予以否決。

9月10日，李強、尹錫悅二人又在新德里G20首腦會碰面。因為是前往甘地陵獻花前的短暫會晤，只有尹錫悅再次強調，年底前舉行的中日韓三國高峰會議，希望中方能大力支持，並邀請習近平主席出席。李強回稱會轉達習主席。

11日，韓國總統辦公室安保室長趙太庸、前韓國駐美大使接受Channel A電視台採訪時指出，中國在「李尹會」上明確表示有意改善與韓國的關係；去年在印尼峇里島習主席就曾表達，等疫情緩和後回訪首爾之意。趙太庸強烈暗示，習近平會出席中日韓三國高峰會議。趙太庸如此樂觀的依據是，中國政府於8月11日宣布開放團體陸客訪韓，善意呼應了8月4日韓國政府所做出的「落實中國觀光客方案」決議，今年上半期有54萬人，下半期則有150萬人，可望達成2023年有200萬人的目標，對GDP成長率料有0.16%的貢獻。

尹錫悅自認外交成果豐碩

此行尹錫悅的外交與經濟成果也豐碩。在印尼，正逢韓印建交50周年，尹錫悅和佐科威簽署了6項備忘錄，為韓國企業賺進了40兆億韓元，包括核電廠和乾電池等。在印度，尹錫悅除與拜登總統、岸田文雄首相重逢相互問候外，另與阿根廷等10國首腦分別舉行雙邊會談。

尹錫悅在G20首腦峰會宣布，韓國捐款3億美元給「綠色氣候基金」，韓國不僅脫離從6.25韓戰受接濟的貧窮國家，轉變成援助國。在民主和經濟發展上也早已勝過北韓。問題是，兩韓的關係不進則退。從文在寅前政府時期的「文金會」，到去年尹錫悅當選總統以來，短短一年多時間，南北韓變成「拒絕往來戶」，無論政府或民間完全沒有接觸。尤其，尹錫悅加強美日韓三國軍事演習，並且拉攏世界各國共同對付北韓，似乎不惜與北韓一戰。

大家都知道，1992年韓國與中國建交時，向台灣說明的理由是要借用中國向北韓施壓。建交31年後，韓國每年不僅從中國賺取大筆外匯，仍然要中國勸導北韓不要蠢蠢欲動。顯然，尹錫悅也知道光靠與美日軍事合作，無法有效遏阻北韓的動武。9月9日，北韓盛大舉行建國75周年閱兵典禮，邀請中、俄派人觀禮。

金正恩應普丁之邀訪俄

9月10日，領導人金正恩應俄羅斯總統普丁之邀，搭乘火車前往訪問，13日舉行會談，受到普丁的熱情接待。

這次美韓日透過衛星密切觀察金正恩在俄國的一舉一動。金正恩幾乎跑遍俄羅斯的軍事基地，包括核潛艇、太空基地及戰鬥機製造工廠等。主要原因是，金正恩先前已下令軍方準備「占領南韓」。

普丁則受俄烏戰爭持續影響，俄軍砲彈短缺，急需金正恩提供這方面的補足。兩人一起跳恰恰舞，自然引起美韓不滿，認為雙方進行武器交易。美國要對俄、朝制裁，韓國則認為俄、朝已嚴重威脅朝鮮半島的安全，要他們各自付出代價。

在普丁的特別安排下，金正恩訪俄滿載而歸。如金正恩應習近平之邀出席杭州亞運開幕典禮，屆時「習金會」又將是國際注目的焦點。

韓國內部政治動盪

儘管尹錫悅的外交如何亮麗，韓國的政治卻沒有一天安定。一來，在野的民主黨仍是國會第一大黨，可以自行通過法案，也可以否決政府所提的法案，雙方不斷惡性循環，全民受害。

二來，民主黨代表李在明自8月31日宣布絕食，要求內閣總辭退，採取和尹錫悅正面抗爭。鐵路工會罷工，教師上街示威等，日前尹錫悅雖施行改組，但仍無法穩定民心。據韓國蓋樂普的最新民調顯示，尹錫悅的支持率只有31%，反對者則高達60%。目前尹錫悅仍寄望明年4月舉行的國會議員選舉，能反轉「朝小野大」的國會政治局面。但韓國民主黨的固有鐵票選區，如光州和全羅道等地，尹錫悅和執政黨要突破，恐怕很難。值得深思的課題是，尹錫悅的「硬碰硬」對北戰略，與文在寅前政府的「和平對話」政策，孰優孰劣，現在暫時還無法分個高低。

（作者係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

俄烏戰爭已經持續超過一年半。時至今日，世人仍然看不到終止的跡象，卻可以看到一些荒謬的現象。美國總統拜登訪問越南，更極具諷刺性。荒謬、諷刺、現實、無情從來不會在國際政治中缺席。

美國是維和還是添亂？

聯合國成立的宗旨是維護世界和平，因此每當某一國家或地區發生戰亂，聯合國安理會會視情況派遣維和部隊，協助當地政府平息戰事、恢復秩序。美國作為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在每次維和任務中都扮演重要角色。俄羅斯向烏克蘭發動軍事攻擊前，美國曾向俄羅斯提出警告，戰爭爆發後，美國不斷提供烏克蘭軍援，顯然是希望協助烏克蘭擊退俄軍，彰顯國際正義。可是，美國一再軍援，只是延續戰事，對烏克蘭造成更大的災難。

7月11日，北約組織舉行峰會，雖未同意烏克蘭立即加入北約，但法國、德國、英國、挪威決定加碼軍援烏克蘭，承諾強化其防禦武力。峰會公報也強烈批評中國大陸。充分顯示美國決定繼續以戰止戰，逼迫俄國無條件撤軍。普丁未嘗不想停戰，但美國主導北約以強硬的手段對付普丁，既不願意奮力一擊打敗俄軍，又不配合中國大陸的斡旋方案。結果除了俄烏兩敗俱傷，烏克蘭人民遭受的災難不斷加劇外，又能創造什麼樣的結果呢？

烏克蘭想入北約引火上身

烏克蘭有心人士在蘇聯解體獨立自主後，發起「去俄國化」運動，同時興起親美歐的浪潮，積極爭取加入歐盟及北約。俄羅斯認為烏克蘭加入歐盟無可厚非，因歐盟是以經濟整合為基礎的合作機制，北約則是以軍事同盟為基礎的共同防衛體系，若烏克蘭加入北約，勢必會對俄羅斯造成安全威脅。

8月23日，俄國總統普丁透過視訊在金磚五國峰會發表演說，重申俄羅斯對烏發動戰爭，是回應基輔和華府的敵意行動。普丁要求北約停止向東擴張，尤其是納入烏克蘭，以免威脅到俄羅斯的國家安全。他也要求烏克蘭停止「去俄國化」、「親美抗俄」及迫害烏東頓巴斯地區的俄裔人民。

根據《北大西洋公約第5條》規定，北約一旦確認其任一成員受到攻擊，則視為針對全體成員的攻擊，其他成員需做出即時反應。由此觀之，烏克蘭試圖加入北約主要是想避免遭到俄羅斯軍事攻擊，但烏克蘭還沒加入北約，就已遭到俄羅斯入侵。此一結果完全違背了烏克蘭的初衷，豈不極其荒謬？

台灣與立陶宛的荒謬聯結

俄烏戰爭爆發後，民進黨政府立即追隨美國譴責俄羅斯，並加入經濟制裁的行列，對烏克蘭提供大量人道救援物資。台灣與烏克蘭相距甚遠，不僅沒有外交關係，過去也沒有往來，世人難免會對民進黨政府的作為感到詫異。

媒體最近報導，台灣與立陶宛合作協助重建基輔近郊的魯塔幼稚園，已於8月24日完工啟用。民進黨政府稱台灣與烏克蘭都面對極權國家擴張的威脅，因此樂於與理念相同的民主國家立陶宛合作，共同援助烏克蘭重建學校。

立陶宛2021年11月打破慣例，同意台灣在立陶宛設立全球唯一的「台灣代表處」（台灣在非洲索馬利蘭也設立了台灣代表處，但索馬利蘭不是國際承認的國家），之後獲得民進黨政府提供各項優惠方案。

民進黨政府基於台獨思維，與立陶宛及烏克蘭做出奇特的連結，以為在立陶宛設立「台灣代表處」，就能彰顯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其實此舉毫無實質作用，立陶宛是歐盟的成員國，必須遵守歐盟的「一中政策」。而烏克蘭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一向良好，也不可能與台灣發展官方關係。民進黨政府昧於國際政治現實，所作所為完全是一廂情願。

為利益而戰也為利益而合

拜登赴印度參加G20峰會後，於9月10日前往越南訪問，會見越共總書記阮富仲，雙方並簽訂一項協議，將兩國外交關係提升至「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拜登是第一位由越共總書記邀請到訪的美國總統。拜登在會見阮富仲時說：「這將是更廣泛合作時代的開端。在此非常重要的時刻，越南和美國是重要的夥伴」，兩國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能為兩國和國際帶來利益。阮富仲表示，自1995年兩國關係正常化以來，特別是2013年建立全面夥伴關係後，雙邊關係取得了強勁、深入、實質性的發展。對照當年美國與越共在越戰中殺得死去活來，如今卻結成全面戰略夥伴，顯得格外諷刺。

二戰結束後，越南因外國勢力介入分裂為北越及南越。1955年11月1日美國在南越設立軍事顧問團，1959年9月26日越共與南越正式開戰，展開長達約15年的越戰。在這場戰爭中，美國投入大量軍力協助南越，但久戰無功，在美國逐步撤軍後，越共在1975年攻陷西貢，結束戰爭。根據維基百科，美軍在越戰中死了58,209人，304,000人受傷，2,000多人失蹤。這些傷亡及失蹤的美軍將士若知道美國如今極力向越共示好，會不會感到迷惘，不知道自己為何而戰？

美國當年參與越戰，與越共為敵，必定是在盱衡情勢下謀定而後動，如今向越共政權示好也必定是認為對美國有利。兩者反差極大，卻都是為了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可見國際情勢詭譎多變，也凸顯出國際政治的現實與殘酷無情。

看看越南，想想台灣。民進黨二度執政後與大陸交惡，又全面倒向美國，宛如美國的附庸。國際情勢多變，民進黨政府的作為是否明智，值得深思。

(作者係退休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