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70年來，國民黨在台灣長期執政，讓不少中南部工農大眾感到受壓制。2000年三級貧戶阿扁第一次衝破舊政權，上台執政，讓不少台灣人以為等到了出頭天，可當家作主了。可惜阿扁變「壞子」，並走「辦不到就是辦不到」的台獨歪門邪道，終於失敗了。這次蔡英文贏得執政權，竟又被視為台灣人的「出頭天」。

我是70年前的台灣省公費生，到大陸就學時參加了愛國學生運動，上山打游擊，就是希望能幫助工農勞苦大眾當家作主，數十年來我始終關心台灣。恕我直言，我對蔡英文能不能保持台灣人「本色」，走向「出頭天」的光明正道，有不放心之處。

一因蔡女士是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時，靠親日發達的富家女，與咱們絕大多數被奴役、被視為二等國民的台灣艱苦人「大不同」。她選前還專訪日本，不知和一心想復辟日本軍國主義的安倍，做了什麼「黑箱」交易？

二因她留學英國，滿腦子西式思維，死抱美、日反共反華勢力的大腿，心甘情願做外國人以台制華的戰略「棋子」。

三因她乃李扁20年「去中國化」的「操刀力士」，留下不良記錄，且將受「去中國化」教科書獨（毒）化的年輕一代，稱為「天然獨」，這非常不妥當。

而最不能放心的是，她根本不認祖，不認台灣人是「唐山公」的子孫—中國人，根本沒有台灣人的「本色」。

台灣人講漢語—河洛話和客話，都是盛唐年代中原黃河、洛河一帶的古漢語。用的是中文、姓中國姓，敬中國神—觀音、媽祖、關公…拜列祖列宗，永不背祖忘本。明末清初有一大批文化精英隨鄭成功入台，修孔廟、揚漢學，傳承了五千年的中華文明。任何西化、日化的染色，都改變不了老台灣人認祖歸宗的天然本色。日本殖民統治台灣50年期間，前輩們不變中國心，像「阿輝仔」那樣認日本為祖國的只占不到2％的極少數。

日據時代，台灣就有老台共為工農大眾謀福祉。光復初期，更有不少工農勞苦大眾加入中共或同情中共黨人。只是，白色恐怖後，台灣人無厘頭地跟著舊政權「反共」。在李扁20年「去中國化」的影響下，新一代的台灣人更開始「反中」，可是這絕非台灣人的天然成分。

我希望唐山公的子孫可以吸取上次阿扁的沉痛教訓，好好監督「阿英仔」不重蹈覆轍，走好台灣人認祖歸宗的正道！我也誠心勸「阿英仔」：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千萬勿違背老台灣人的「本色」，唯有認祖歸宗，兩岸一家親，才是真民心、真民意。也請留英博士慎思：連英相卡麥隆都不顧美國反對，為了英國的利益，帶頭參加亞投行，推動中英「黃金十年」。台灣經濟要「點亮」，如果脫離13億多大陸同胞的支持和合作，能成功嗎？

（作者係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前副會長）

從李登輝執政時期開始，台灣出現了「去中國化」現象，大家早已耳熟能詳，但卻很少人察知，其實，在「去中國化」的背面，尚有另一與之並行的「親日」現象，如果說成「一邊去中國、一邊填日本」也不為過。這「親日」，揉合了「日本情結」、「日本因素」甚至「日本化」，總之，都跟日本產生密切聯繫。由1990年代最初單純的日本連續劇、歌曲、漫畫大量湧入台灣，迄今逐步醞釀起來的濃烈「親日」氣氛，已向台灣政治、社會、經濟各層面輻射，益發興盛。本文僅舉幾個大項以為代表。

政府整修日據建築

首先，台灣各級政府出資或補助興建、重建日據相關建築，或舉辦與日本文化相關活動，例如：八田與一銅像及紀念園區，該地現已成為台灣旅遊景點之一，也是部分台灣人讚頌日本殖民統治功績及崇拜日本人、沾染日本風宅邸的重要據點。台南市接續密集整修日據時代的台南縣（州）知事官邸、台鹽宿舍及庭園（台南市政府撥經費之外，內政部亦有補助）、林百貨（包括其頂樓的神社鳥居）。2013、14年台北市政府觀傳局分別在北投公園、大稻埕辦日本和服秀、浴衣秀活動。

台中市市長林佳龍2015年3月聲言要將台中公園內從前日本神社舊址倒下的鳥居重新豎立起來，「將之當成台中人心裡永遠的地標，以重拾城市的光榮感」。同年8月，柯文哲主持的台北市政府選日本「AV女優」波多野結衣當公益悠遊卡的封面等等，都是公家單位帶頭顯著的案例。

日本料理店數比中餐廳多

日本料理是從台灣日據時代傳入的，台灣光復、國民政府遷台後一度減少，帶來的大量軍公教人員，則再次引進了中國大陸各省的飲食風味，樣樣都有，選擇很多。日本料理店式微了二、三十年，自1990年代大量捲土重來。現今日本料理店、（迴轉）壽司店、日式居酒屋的數量之多、之密集，除日本本土外，應該台灣密集度最高，數量甚至較港式飲茶、浙江菜餐廳、上海菜餐廳等中餐廳的總和還略勝一籌。

據多份媒體的問卷調查顯示，台灣人最愛吃的異國料理，就是日本料理。在台灣的外國餐飲中，日本料理鶴立雞群。便當、烏龍麵、天婦羅（甜不辣）、黑輪、手卷、茶碗蒸等早就成了台灣人飲食文化的一部分。而台灣選擇學習製作日本料理的師傅也特別多。

「賞櫻」成為遊樂活動

「賞櫻」原本是3月到5月櫻花盛開季節日本國民特有的「年中行事」之一。2003年日本推廣種植櫻花樹的「育櫻會」選定要進入台灣時，便透過「日本李登輝之友會」連接上台灣的「李登輝之友會」，由當時的總會長獨派大老黃崑虎操盤，再與各縣市地方的「李登輝之友會」，層層串連，縱、橫掃遍全台灣各地方政府、機構、學校。十餘年下來，南投縣有名間苗圃、鹿谷小半天的櫻花森林，新竹孔廟後山、新竹市公園、嘉南農田水利會、陽明山、淡水三芝、烏山頭水庫，……也全都有了櫻花園。黃崑虎說過，未來台灣布滿櫻花是他的夢想。

台灣受贈機構現在也學日本，宣傳櫻花開花期，廣招觀賞人群。目前全台至少有20個大型的賞櫻地點，並延伸到「賞櫻攝影」等活動。

美化日據時代電影大賣

台灣這幾年有兩部票房極佳的電影《海角七號》與《KANO》。《海角七號》以日本老師因戰敗遭遣返離台時，拋棄台灣女子、留下的數封情書以及現代台日男女戀愛貫串全片，有大量日語旁白或對話，唯美地呈現日本人懷舊台灣的感傷。《KANO》則是描寫1931年嘉義農林學校由日本、台灣、原住民學生合組嘉農棒球隊，代表殖民地台灣前往日本參加甲子園棒球賽，勇奪亞軍的故事；片名《KANO》正是嘉農的日語發音，該片大量聘請日本演員，絕大多數對話都是日語，強調球隊「族群融合」（與事實不符，當時台灣人、原住民是不受尊重的），也跟歷史不合地將八田與一、嘉南大圳竣工、農業豐收帶進來並大加讚揚。這兩部電影都特別彰顯日本人好的素質，對當今台灣歷史教學讚頌日本、脫離中國，以及一般民眾喜歡日本、厭惡中國具有一定的催化作用。

日本旅台新聞記者早田健文曾為文表示，他對台灣人對《KANO》這部電影各種人的反應所顯示歷史觀的變化深感興趣，因為「日本的殖民統治是構成台灣人認同的要素之一」，有台灣人接受了「正因台灣受過日本殖民，文化才比中國高」這種主張。

日文漢字當中文用

由於近代中國曾經長期衰落，而日本是東亞國家中率先大量引進西方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國家，而其譯成日文的時候，不少是採用漢字來表示，因此，像會計、物理、化學等很多辭彙都是中文學自日文。可是，在社會生活語言裡，直接套用日語漢字當中文用的並不多，後來台灣社會又開始增加日文字的是李登輝執政時代，如：「親子」遊戲、「一級棒」等，又譬如「人妻」，台灣最早直接使用日式「人妻」的是日本A片，今天它已成了通俗用語。再如「達人」，所謂電影「達人」、汽車「達人」，大陸電視也有很受觀眾喜歡的《中國達人秀》，此「達人」意即精通某方面知識技藝的人。事實上該辭原出自《論語》「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達人」的達是動詞，也要讓別人發達、有成就的意思，但現在海峽兩岸流行用的「達人」為名詞，是仿效日文的詞意和用法，也就是說，「達人」是一個出口轉內銷的詞，這亦證明，日本的流行文化跑在海峽兩岸前面。

其他還有「人氣」、「懸念」、「小確幸」、「素人」、……，台灣不少日系百貨，在指引、說明裡，遇到「的」字時，就用日文平假名「の」來代。

現今台灣這種取用日本漢字、假名的情形，俯拾皆是。而獨派的街頭運，無論是在台灣或日本，有時直接用日語，有時用日式中文，可見日文對台灣影響層面之大、之深。日文跟中文不同語系，文法、語序差很多（剛好相反），但因為日文裡有許多跟中文似通不通的漢字，所以台灣的語言文化中，套用日語漢字的情形格外嚴重。引介外語詞彙雖可豐富、活潑語言文化，但過於濫用，也會扭曲、淡化了中文本身的用法。

赴日旅遊人口比世界第一

中國大陸人口總數逾13億9000萬，台灣人口僅2340多萬，大陸人口幾乎是台灣的59倍。根據日本政府觀光局(JNTO)的統計資料，2014年赴日的外國人數，第一，台灣，約282.98萬，成長28％；第二，韓國，約275.53萬，成長12.2％；第三，中國大陸，約240.92萬，成長83.3％。2015年1至8月赴日的外國人數，第一，中國大陸，約334.7萬，成長117％；第二，韓國，約255.41萬，成長43.6％；第三，台灣，約246.83萬，成長29.9％。

韓國、台灣過去大多數時間都是赴日人數的前兩名，而這兩年大陸赴日人數快速增加，到2015年正式追上韓國、台灣。不過，就赴日人數與人口比，台灣遠遠超過大陸和其他國家，台灣人有喜歡去日本旅遊的風氣，特別是學生、年輕族群，而且會一去再去，樂此不疲。介紹日本旅遊的書也種類最多。

地震亦為「友台」工具

1999年921大地震，李登輝嚴拒早早準備好的大陸救援隊入境，而讓日本救援隊來一顯身手，透過媒體的報導，給台灣民眾製造「日本助台的印象」，大陸的善意則被擋在門外。

2011年3月11日發生東日本大地震，台灣這麼小又不算先進、富裕的地方，捐助金額竟全球第一，超越世界第一強權且是日本軍事同盟的美國。然而，在2012年一周年的追悼儀式上，台灣出席代表遭到冷淡對待。2013年兩周年時，安倍政府不僅邀台灣駐日代表沈斯淳出席，安倍本人還特意在臉書上表示感謝台灣，說台灣是日本很重要的友人，讓台灣很多人、網友感到窩心，在網路上按讚、瘋傳，政府還因此擬將安倍的感謝寫入教科書。

就在2月6日南台灣大地震約十天前，有72位台灣高中生參加了東日本大地震災區宮城縣南三陸町居民「報恩」的「民宿」活動，令其中的台南一中學生「感受到如親人般的款待」、「日本料理很好吃」。這足以推敲，日本的操作十分細膩，甚至用地震來博取台灣人的心。而台灣每遇地震災害，也拒絕大陸更大、更多的協助，而把所有的「好球」做給日本。

日本居於絕對有利

現今，台灣年輕一代認同中國者越來越少，認同日本者則越來越多。但只要仔細體會以上列舉的「親日」或「日本化」現象，恐怕就不會覺得奇怪了。在台灣傾獨官、民勢力大力推展，民間社會不知不覺浸淫在日本流行文化中，再加上日方技巧、拐彎抹角地經營，「親日」已順理成章籠罩全台灣。

有的是政府推動而有政治意義，有的是民間的時尚趨勢、藝術炒作、商業噱頭，屬民間自然的擴展，並沒有政治意義，但沒有政治意義的，對有政治意義的操作也會有潤滑作用而產生加乘效果，這給予一般民眾的印象和影響是很大的，而且使得台灣對「親日」現象失去警覺和反省。

近年連日本部署對付中國大陸的軍事設備，台灣絕大多數媒體、特別是綠營的，都會加以肯定、讚揚，字裡行間流露出一股莫名的興奮、對台灣似乎也有利的心態，立場站在日本那一邊，絲毫沒有從中華民族或是海峽共同利益來考慮的想法。

台灣與大陸本是一家親，但在普遍「親日」的氛圍下，在台灣民眾心中，對日本總是友好、讓其居於有利的地位，對大陸則是嚴苛、處處表現出「嫌中」。日本從未平等對待台灣，侵占釣魚台，在「防空識別區」打壓台灣、在與那國島部署「沿岸監視部隊」情蒐台灣，都可被放水淡化；而大陸的實質讓利比不過日本政客空洞的一句「友台」，對台灣付出的善意亦屢被誣為「統戰」。

綜上所述，可知「親日」現象如不改變，牽繫兩岸的民族文化更會被漠視、排擠，台灣也勢必會更偏離中國大陸。關注兩岸關係的有識之士，應打起精神，早日共同謀求破解之道。

（作者係本刊主筆）

日據時代的漢文及日文白話詩，大抵皆以寫實主義為主幹，除台灣本土的景物及生活抒寫外，其中反帝反殖民的詩篇，反映著二○至三○年代全球左翼的視野，並與台灣本土的現實相結合。然而，就在這以寫實主義為骨幹的台灣白話詩的主流裏，在1933至1939年間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前衛詩風的日語的「風車」詩社。

「風車」詩社可說是台灣最初的詩社，以楊熾昌（水蔭萍）為中心，包括李張瑞、林永修、丘英二等主要成員，並發行《風車》詩刊。「風車」的主要成員都往往有留日的經驗，並與日本當時興起的現代派有所交往，導入了經日本《詩與詩論》集團「中介」的「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四季》集團「中介」的「象徵主義」(symbolism)，以及高橋新吉等人「中介」的達達主義(dadaism)等現代詩潮。「風車」詩人的詩篇饒有象徵，超現實、達達的趣味，打破慣常秩序，追求知性及純粹性，營造情緒的氣氛，並相當程度地與本土的時代處境及風貌景物相連接，把台灣的白話詩首次推進前衛的詩風，加快了「白話詩」朝向「現代詩」發展的速度。

在「風車」詩人裏，其靈魂人物楊熾昌的詩風最為前衛與現代，也最為晦澀艱難。我在此對其傑作〈毀傷的街〉作詳細的解讀，已見此現代詩風及其對當時的本土與現實的結合：

1.明夜

由於蒼白的驚愕

真紅的嘴唇喊出恐怖的聲音

風假裝死著  安靜的早上

我的肉體滿是血 受傷而發燒了

2.生活的示意

太陽的呼吸吹向樹木的枝椏

夜翔的月亮在不眠裏耽樂

從肉體和精神滑落下來的思維

渡過海峽  向天挑戰  在蒼白的

夜風裏  向青春的墓石

飛去

3.祭歌

祭典的樂器

好多星星的素描和fluer的舞之歌

灰色的腦漿  夢著癡呆之國的空地

潤濕在霓紅般的光脈

4.毀傷的街

署名在敗北的地表的人們

吹著口哨  空虛的貝殼

唱著古老的歷史  土地以及家屋

以及樹木  都愛aroma的冥想

秋蝶飛揚的傍晚阿！

唱barcarolle的芝姬

故鄉的愁腸好蒼白喲

（原載《台灣新聞》文藝欄，1936年5月，陳千武譯）

在第一節詩裏，衝突的色調（「蒼白」與「真紅」）的相互撞擊，迸發出某種象徵意味，可以說是法國象徵主義以來色調象徵的實踐。同時，「蒼白的驚愕」、「真紅的嘴唇喊出恐怖的聲音」、「肉體滿是血受傷而發燒」，這三個蒙太奇式的使人震撼的鏡頭，就這樣突然打在讀者面前，而其產生的脈絡與原因則完全濾淨。這無寧是「超現實主義」所從事的「意象」處理及其所追求的「純粹性」。這一個恐怖的場景，卻又與中間插入的「安靜」的清晨背景產生衝撞而迴響。「風假裝死著」，暗示者它底反面的「暴風雨」終將降臨。然而，讀者要問，甚麼東西使到這悲劇性的死亡事件產生？為甚麼在詩人超現實的詩視覺裡，會把這場景疊合在1936年5月的台南街道，而使到台南成為毀傷的街？（按：原日詩有法文副題「Tainan Qui Dort」，意謂「沉睡中的台南」。）

第二節則有另一番超現實的滋味。「思維」不再是抽象的，而是從「肉體和精神」滑落下去，寫出了在超現實與夢中所能有的原始滋味，也就是「靈」與「肉」未二分前的原始感覺。這帶有「身體感」的「思維」渡過「海峽」橫過天空後，居然向「青春的墓石」飛去。佛洛伊德闡述的夢底「認同」(identification)機制出現了，詩人與這「青春的墓石」因「毗鄰」關係（接觸）而模陵地合而為一了。換言之，詩人在「超現實」的夢思維裏，飛越海峽走向青春的墓石，走向死亡。

第三節開首呈現出一個由祭樂器、星星的圖案、花之舞構成的富有美感的崇高的祭祀空間，但祭壇上所搬演的，卻是死亡。「腦漿」作「夢」，而其「夢」竟是「癡呆之國」的「空地」；這就把「腦漿」黏在「地面」的實況驚慄地如夢加以呈現；而且，這「灰色的腦漿」，更「濕潤在霓虹般的光脈」（即浸濕在天上霓虹或戰火照耀下的斑斑血跡），達到一種震慄而又幾乎是耽美的乖離之境。其實，這一節和首節可以說是同一死亡事件的切割後的夢機制的重複出現，也可以說是達達主義的慣有秩序的打破。

最後一節是比較有地域感的人間世─毀傷的台南街道。然而，這個人間世卻又帶上「冥想」色調與「芳香」的嗅覺，讓讀者感到一種猶如塗上薄薄顏料的油畫的夢感。同時，這毀傷的街更瀰漫了一份耽美的異國情調：原日文詩中用了三個法文的直接音譯；fleur（花）、aroma（芳香）、barcarolle（舟子之歌類的音樂）（陳千武譯詩中以原法文倒譯，深得其趣），帶來一種耽美的哀傷的詩情。這些冥想、芬芳、耽美的氣氛應與詩副題所說的「睡中」的台南相互應。

然而，在本節或全首帶有超現實的詩空間裏，最映入讀者眼簾的卻是：「署名在敗北的地表」。這點出了詩作的現實時空，是在戰爭陰影之下，為前三節中恐怖的死亡意象作了註腳。象徵、超現實、純粹性、重新切割，這些所謂「主知」的表現手法與詩想，與一般直抒胸臆的「抒情」之作大異其趣，即使與富有喻況與反諷的「抒情」之作，仍有所隔離。這前衛詩風無可避免地帶來溝通上的某些困難，但同時在溝通成功時又獲得前所未有的震撼。

綜觀全詩，就主題而言，就現實意義而言，在如前反覆閱讀之餘，我們幾乎可以確定，此詩乃是描寫在中日戰爭陰影加緊之際，台灣本土所感到的死亡的恐懼。沉睡中的台南街道，有星星的圖案、有花之舞、有著芳香、冥想、耽美的睡眠中的台南街道，在戰爭陰影之下，在詩人超現實的視覺與處理之下，竟剎那間成為戰爭凌虐下的廢墟，竟成為「癡呆之國」，並且一早就「署名」為「敗北的地表」。如此說來，第二節中的飛越海峽與青春的墓石合一，應是哀傷原鄉為國捐軀的青年，甚至有飛奔中國為抗戰而犧牲的剎那的衝動。

楊熾昌日後回顧其所以提倡前衛詩風，即說「我體認文學寫作技巧方法很多，寫實主義必定引發日人殘酷的文字獄，因而引進法國正在發展中的超現實主義手法來隱蔽意識的表露」。換言之，即意圖用超現實的手法來逃過殖民政府的檢查。

（作者係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比較文學博士，師大英語系所退休教授）

1895年4月17日，中日甲午戰爭清廷被打敗，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澎湖割讓給日本。同年6月2日，首位台灣總督樺山資紀與清廷代表李經方，在基隆港海面日艦橫濱丸上，完成台澎的交割，日本從此展開對台灣50年零4個月的殖民統治，直至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把台澎歸還中國為止。本文就日據時期的教育制度做個簡介。

國語學校和國語傳習所

日本統治台灣的首要目標是教育台灣人能夠讀、講、寫日本語文，以改造台灣人的精神文化。因此於1896年3月設立國語學校和國語傳習所。

國語學校設師範部、國語部和實業部三部。師範部以培育日本人（當時稱為內地人）和台灣人（稱為本島人）的公學校（小學）教員為目的。國語部以教育台灣人日語（稱為國語）為目標。實業部（於1907年廢止）是教授台灣人農業、電信及鐵路技術為目的。

國語傳習所係以教育台灣人日語，以準備訂定其在地方行政和從事教育工作為目的。這是初等教育，於1898年改稱為公學校。日本小孩念的是小學校，台灣人念的是公學校。台灣人的中等教育，則仍然由國語學校主辦，迨至1914年，台灣人發起文化運動，要求設立台灣人的中學，台灣總督府不得已，乃於1915年4月創設公立台中中學。其實，這個中學是由霧峰林家、板橋林家、基隆顏家等出資，其教學內容與國語學校大同小異，比日本本土的中學程度差很多。

1899年台灣總督府設立了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以收容台灣子弟為目標，其程度也與日本本土的醫學專科學校差一大截。

1915年的「台灣教育令」，對於台灣的教育做了很大的修改：

(一)廢止國語學校，在台北和台南設立師範學校。

(二)台灣人中等教育機關的公立台中中學校，改名為公立台中高等普通學校，並增設台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但比日本人的中學校和高等女學校修業期間短一年，為四年。

(三)關於專門（專科）教育，將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改名為醫學專門學校，並設立農林專門學校和商業專門學校，專收台灣學生。為專門招收日本學生，在醫學專門學校內特設醫學專門部，以及創立高等商業學校，其教育與日本本土的同種學校相同。但台灣人的專門學校教育不論在年限或程度上，皆比日本本土低。

初等、中等教育

1922年，台灣總督府頒發新教育令，除日本人和台灣人的教育系統不同外，初等教育，常用日語者進小學，非常用日語者上公學校，中學以上學校採取日本人和台灣人一同上學的制度。但在實際上，日本人與台灣人的授課內容和程度，卻有極大的差別。譬如：日本小孩小學5年級的功課，與台灣小孩所念公學校6年級的功課大致相同，所以對日本小孩的升學考試絕對有利。

至於中等學校教育，台北一中、台中二中、台南一中為日本人的中學，台灣人大多念台北二中、台中一中和台南二中。而且台灣人念的中學還有不少日本學生。戰後，台南二中改為台南一中，原來的一中改為二中。台北一中改為建國中學，二中改名成功中學。至於台北高等學校和台北帝國大學，絕大多數都是日本學生，那時有許多台灣學生遠赴日本去念大專院校，就是因為無法在台灣升學所致。

女子中學的情況也是一樣。台北第一、第二高等女校是日本人念的，台灣女生上台北第三高女。新竹、台中、台南、高雄的女中，日本學生也比台灣學生多很多。

圖一是1922年頒發新教育令前後，日本學生和台灣學生人數的比率。由數字可以得知，日本人獨占了台灣的高等教育，因而獨占了政治、經濟、社會上的地位。而且，日本人和台灣人不管在政府機關、文教機關或實業單位服務，同工不同酬。譬如：鐵路局的工人工資，台灣人一天一圓，日本人是一圓五毛。

二戰前（包括戰爭期間），日本的教育制度是學德國的，即小學六年，中學五年，高等學校三年，大學三年。日本投降時，台灣的大都市幾乎都有中學、高等女學校、農業學校、工業學校和商業學校，這些學校叫做甲種中等學校。另外，當時的台灣還沒有小學畢業後念三年的乙種中等學校，這相當於初中程度，初級職業學校。例如我的故鄉今日的台南縣，當時的新化就有農業專修學校，台南市有商業學院，都是屬於一種三年制的中等學校。

六所高等教育學校

台灣當時有六所高等教育機關。

第一個是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其前身為台北醫院附屬醫學講習所，於1899年獨立，成為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專門招收台灣子弟，1915年為外國人和中國人設立特設科，1918年依專門學校令成為醫學專門部，同時也招收日本學生。旋即將其改稱為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抗日醫師蔣渭水就是該校的畢業生。該校是今日台灣大學醫學院的前身。

第二是台北高等商業學校。依1919年4月的專門學校令，在台北設立台灣總督府高等商業學校，1926年在台南設立台南高等商業學校，前者遂改名為台北高等商業學校。該校除研究一般商業外，也教授熱帶衛生學、民族學、殖民地法制、馬來語、荷蘭語、台語等課，尤其著重對於南洋的研究，其校址就是今日的台大法學院。

第三是台南高等工業學校。此校本為台南高等商業學校，設立於1926年，但於1929年廢止（因台北成立了商業學校），該校於1931年1月正式成立，設有機械工學、電氣工學、應用化學三科，也就是今日成功大學的前身。成功二字取自鄭成功的名字。

第四是台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其前身為台灣總督府農林專門學校，設立於1919年5月，依專門學校令，改名高等農林學校。1928年台北帝國大學成立後，該校成為台北帝大附屬農林專門部，設有農學部和森林學部，是中興大學的前身。

第五為台北高等學校。該校設立於1922年4月，其校址為今日台灣師範大學。高等學校是大學的預科，分成尋常科和高等科，尋常科4年，高等科3年，為7年制。小學畢業生考尋常科，中學畢業生考高等科。高等科分成文科和理科。文科要修修身、日文及漢文、第一外語和第二外語（選修）、歷史、地理、哲學概念、心理及倫理、法制及經濟、數學、自然科學和體操（體育）。理科學生的學習科目為：修身、日語及漢文、第一外語及第二外語（選修）、物理、化學、植物及動物、礦物及地質、心理、法制及經濟、繪畫與體育。至於外語，文科和理科皆從英文、德文、法文任選兩門。

第六是台北帝國大學，設立於1928年，也就是今日台灣大學的前身。當時日本在其本土有七所帝國大學：東京、京都、東北、九州、北海道、大阪和名古屋。殖民地朝鮮有京城（今日的首爾）帝大，台灣則有台北帝大。

日本國內的帝大，高等學校畢業生才有資格報考，但殖民地的帝大大學專門部，專科學校畢業生也可以報考。二戰後，帝國大學改名為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等。

總的來說，日據時代台灣的教育有它成功的一面，但日本當局對於日本人和台灣人採取了明顯的差別待遇，而且，殖民總是不對的。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日研所、史學所講座教授）

據新華社報導，今年1月6日，中國政府徵用的兩架民航客機先後從海口美蘭機場起飛，經過近2小時的飛行，於10時21分、10時46分平穩降落在南沙永暑礁新建的機場，並於當日下午返回海口，試飛成功。永暑礁新建的機場位於中國南沙永暑礁上，是中國大陸目前最南端的一座機場。該報導同時指出，試飛活動引起美、日及周邊國家的關注，越南當局還公開表示抗議，因為3000米跑道也可起降戰機。基於此，中國外交部強調，有關活動完全是主權範圍內的事情，中國對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

眾所周知，南海諸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據《漢書．地理志》記載，早在秦漢時期，中國先民便從廣東的「徐聞、合浦」港口出發，前往南海活動，進行開發。由「徐聞、合浦」到南海各島皆有針路可達（相當於今天的交通圖），南海諸島的許多島嶼最早就是由中國先民發現、命名和開發的。據可靠史料記載，南海諸島在唐代就已列入中國的版圖。明代也將南海納入行政管轄，派官員去巡視。鄭和七下西洋，其中一項任務就是巡視南海諸島，也就是今天國際法意義上的宣示主權。南海諸島中的許多島嶼就是由鄭和與其隨員首先發現、命名和開發的。

中國人在南海諸島活動的事實，不僅有大量的中國史料記載，而且也不乏外國史料供佐證。據加拿大《明報》2015年10月28日報導稱，英國商船在1637年抵達廣州。300多年以來，英國人留下大量航海記錄，其中包括穿越南中國海各島礁淺灘的航行記錄，這些記錄都顯示，只有中國漁民遍布南中國海各島礁。報導還引述1879年出版的英國皇家海軍檔案《中國海航行指南》(The China Sea Directory)。該《指南》第二卷第64-66頁有關鄭和群礁(TIZARD BANK，with REEFS and ISLANDS)的章節提到：「在大多數島嶼上都可以看到海南漁民 (Hainan fishermen) ，他們以採集海參以及龜殼作為生計。其中一些人在這些島礁上生活了幾年。來自海南島的中國帆船每年都會前來這些島礁，為他們供應大米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而漁民則以海參和其他產品作為交換，並把所賺的錢寄回家。這些中國帆船在12月或1月離開海南島，等到西南季風吹動之時便立刻返航。太平島(Itu Aba) 居住的漁民比生活在其他島礁上更舒適，因該島淡水井的水質比其他地方為佳。」

上述英國海軍檔案清楚地記錄了中國海南漁民百多年前在南沙群島休養生息的歷史。這些文字從獨立第三者的角度，印證了中國史料的記載和中國漁民多個世紀以來的說法。同時也印證了中國外交部「中國對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爭辯的主權」的聲明，是有歷史事實作根據的。

近日，筆者翻查了這部1879年出版的《中國海航行指南》第二卷，內中第67-69頁還提到中業島(THI-TUREEFS and ISLAND)及其周邊島礁有中國漁民活動。該《指南》描述：「中業島North Danger Reef水域有兩個沙洲，兩個沙洲附近經常遇到來自海南島的中國漁民(Chinese fishermen from Hainan)在那邊採集海參、龜殼等水產。他們從東北部一個沙洲中心的水井取水。」但《指南》卻完全沒有提到菲律賓漁民。中業島目前被菲律賓佔據。而且，該《指南》還提到，南沙群島部分島礁的英文名稱，其實來自海南島漁民，比如英文稱Lan-keeam Cay，即源於海南人說的蘭甘沙洲，而不是源於菲律賓的命名。

此外，1879年版的《中國海航行指南》第二卷第383、384頁有關海南島的章節，還記錄了中國漁民曾經常年居住在南沙島礁上，他們「在中國海（China Sea）的東南部，在數量眾多的沙堤與暗礁之間撈捕海參，並將海龜與魚翅曬乾」；「他們的航程在3月開始，首先抵達北邊的淺灘，放下一、兩位船員，以及數罐淡水，然後繼續航程，前往婆羅洲(Borneo）附近較大的暗礁繼續撈捕，直到6月初返航，順路接走先前放下的夥伴及其捕獲的海產。在中國海，我們在島礁之間遇到不少這些漁船。」

該《指南》還引述1817年丹尼羅斯(Daniel Ross)船長的評價，認為這些海南漁船不僅十分結實，而且航速快捷：「海南島有不少漁船，使用硬木、重木建造，與中國其他使用冷杉建造的船不一樣，航速很快。」不少漁船每年出海遠航長達兩個月，到離老家700至800英哩的地方，主要是在中國海的東南部，即南沙群島撈捕海產。不過，1842年在倫敦出版的《航海雜誌與海軍紀實》(Nautical Magazine and Naval Chronicle for 1842)卻提及中國漁民曾經出現在印度洋。

從上述英國海軍檔案的記載來看，海南漁民在南沙群島已經從季節性的撈捕發展成為常年的生產開發活動，由於生產開發的需要，他們的生活狀況也從臨時性的居住發展為在部分島礁上長期定居，並因此與海南島建立起定期的貿易關係。除了漁民之外，還有商人也穿梭往來於南沙群島，從事商業貿易活動。由於當時並不存在南中國海主權爭奪，因此，英國海軍檔案的記載正好以獨立第三者的身分，印證了中國史料的記載和千百年來中國漁民的口頭傳述，從而有力地證明中國對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

（作者係香港亞太研究中心主任）

馬森，筆名飛揚、牧者、樂牧、文也白。1932年出生於山東齊河，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巴黎大學漢學院博士班、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博士。曾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巴黎語言研究所、加拿大阿伯達、維多利亞、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英國倫敦大學、台北藝術大學、成功大學、南華、佛光、東華等大學及香港嶺南大學。1980-81年曾赴中國南開、北京、山東、南京、復旦等校講學。在巴黎時創辦《歐洲雜誌》，並曾任台北《聯合文學》總編輯。退休後任成功大學人文與科技講座教授，受聘為佛光大學名譽教授。

除學術著作外、馬森創作涵蓋小說、劇作、散文等。1970年代，短篇小說《孤絕》一出，成為現代主義的關鍵字。早期的《蒼蠅與蚊子》、《一碗涼粥》等劇作，表現當時西方社會荒謬主義和存在主義的觀念，1980年代提出「腳色式的人物」劇作理論、文學中「擬寫實主義」及「中國現代文學及現代戲劇的兩度西潮」等觀點。在進入老年階段的現在，馬森開始著手寫回憶錄，書名大概是《漂流四海》。

歷經16年，馬森從「兩度西潮」觀點，寫成《世界華文新文學史》(2015年出版)，首創以全球華文作家為範圍、「兩度西潮」為史軸，共3冊、108萬字。他強調，華文文學已不限兩岸文學，應像英美文學般視為全球文學，納入菲、馬等華文文學。2012年用「老人文化」的角度，解釋中國的傳統文化，寫成《中國文化的基層架構》一書。這些近期作品，除了是一生對文學熱烈追求的完整整理，也是對自身生命底層文化挖掘的禮讚。

問：您現定居在加拿大，請問您如何保持華文寫作的活動？

答：其實我很少參加外面的活動，寫作是個人的事情，早就養成了書寫的習慣，只要人頭腦還清楚，身體還能活動，就不會停止書寫。

加拿大溫哥華有個「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會員們每月有定期聚會，有時舉辦演講、新書發表等活動。我和詩人瘂弦、洛夫都擔任該會的顧問，前陣子加華作協剛舉辦過我的《世界華文新文學史》新書發表會。

問：請問您自己如何界定您的文學創作歷程？

答：我是一位業餘的「週末作家」，專職是教授。寫作是我的終身事業，但並不是我的職業。

我的創作歷程現在進入到第五期。師大畢業後考取法國留學，學習電影與戲劇，當時在巴黎創辦《歐洲雜誌》，常因稿件不足，靠著幾位熱心寫作的同學用筆名湊篇幅。在巴黎七年生活的記錄，我則用了人類學的手法寫成《巴黎的故事》，後來應聘到墨西哥學院，創辦「中國文化中心」。在當時尚屬開發落後的墨西哥，提供給我旺盛的創造力，六年間寫了一些一小時可以演完的獨幕劇—〈蒼蠅與蚊子〉、〈一碗涼粥〉、〈獅子〉、〈野鵓鴿〉、〈蛙戲〉、〈朝聖者〉等；也用內心獨白的手法寫成小說《生活在瓶中》，並用寓言手法寫了《北京的故事》。後來到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重作學生，主修社會學，五年學生生活裡，除了完成博士論文，也創作了一些實驗性的小說：《孤絕》、《海鷗》、《夜遊》、《M的旅程》；以及可以演一整晚的詩劇《花與劍》。

我從10幾歲開始寫作，16、17歲在報章發表作品，20多歲出版作品，到目前出版的書已有50多種。這些書大概可以區分為創作、學術及編譯三大類，創作類有長短篇小說、獨幕劇及多幕劇、散文及隨筆；學術類有學術論文及文學史、戲劇史及一般評論；編譯類有翻譯及編輯作品。

我的一生久經戰亂，流離播遷，從亞洲到歐洲，由歐洲到美洲，由美洲又到歐洲，然後再回到亞洲，最後定居加拿大維多利亞城，這種驛馬星式的顛沛，從一個異土到另一個異域，從一個尚未熟悉的文化到另一個完全不了解的文化，從一個剛剛順口的語言到另一種懵懂的語言，我始終都在一些嶄新的環境中適應、掙扎。這是一種挑戰，同時也產生出力量，我的創作和我的生命奮發都來自這同一個源泉。

我一直相信生命是人唯一一次存在的機會，文字創作是所有藝術中最簡單而且最迷人的一種。

問：您在《孤絕》及《夜遊》裡最想反映的是什麼社會現象？

答：小說《孤絕》是在加拿大寫成的，因為具有實驗手法，其中在情節布局、人物勾勒、敘事手法，意象運用或是象徵隱喻各方面都企圖推陳出新。就社會的大環境而言，現代化如夢魘一般，在自由工業的操作中，人人有往上爬的機會，沒有人甘心安分認命，然而目標卻永遠在遙遠的遠方，因為不會有太多成功者，也不會有人永遠滿意自己的成果，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開始少了親密與和諧的關係。人只有退回自我，獨自咀嚼生活的挫折滋味，人漸漸變成自憐與孤獨的動物。孤獨，是現代人無法避免的普遍現象，我稱為「孤絕」。

現代人固然更加獨立與自由，現代生活也確實給予人更多反芻的機會，加以心理學上的種種探索，使現代人的自我意識較之於過去更加提高，但也進入到前所未有的「孤絕」狀態。

「孤絕」是尼采描述叔本華哲學思想所提出的特殊心態，現代人反而成為這個名詞的代言人了。現代人是現實生活中的晃遊者、夢遊者，不確定的生存本質成為新的課題及挑戰。

過去傳統的寫實主義表現的人際關係與結構已成舊夢，浪漫主義的英雄美人反而是荒誕空想，文學創作必定要由外而內，注重內心的描述，弗洛依德心理學提供給人自覺及自我審視的機會。〈孤絕〉中，沒有名字的男主角，追求一種從來未有的溫度，和不知名的妓女一洗愁腸，卻不能共宿。孤絕的滿足及溫暖的渴求，成為矛盾的心理衝突及夢魘的來源。

《孤絕》中主角大多是寂寞且孤獨地生活在冷漠的社會環境與社會關係中，我想表達現代人在傳統道德文化，以及面對現代自我價值中的種種擺盪與不穩定的精神狀態，不管是家庭結構中父母的意象或是性愛的不確定，我喜歡用夢境及幻覺的技巧呈現潛意識非理性的狀態。

問：您曾經提出戲劇的「腳色式人物」理論，請問您認為戲劇中通常有哪些腳色？

答：我個人認為戲劇中人物創作是最重要的問題。現代劇作家勢必和早期劇作家在人物處理上有所不同。從過去到現代，受到社會背景和時代思潮的影響，我把舞台上的人物按照時序先後分為五類。

第一類是類型式的人物，由演員所帶的面具或是繪面來區分，譬如古希臘悲劇的面具及中國戲曲中的末、旦、淨、丑等。

第二類是典型式的人物：產生在西方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時期，是工業社會以前中產階級尚未掌權的時代，如莎士比亞劇中具有代表性的馬克白、李爾王等英雄人物。

第三類是個性式的人物：產生在19世紀後半期，當時寫實主義籠罩文學、藝術和舞台，英國發生工業革命、法國發生政治革命，普通人的「個性」才可以顯露出來，如易卜生的娜拉、契科夫的凡尼亞舅舅。

第四類是心理式的人物：受到弗洛伊德的影響，如米勒的《推銷員之死》，人物心理幻象直接表現在舞台上，讓觀眾參與人物的心理過程。

第五類是符號式的人物：20世紀理性主義使人們越來越了解人類無意識的盲動和非理性的荒謬行為的重要性，尤乃斯庫、貝克特等創造了沒有姓名或個性的符號式人物，如尤乃斯庫《禿頭女高音》中的史密斯夫婦和馬丁夫婦可以互換，貝克特《等待果陀》中的人物代表全人類等。

我開始創作戲劇時，是受到寫實主義、象徵主義、表現主義、荒謬劇多種影響，1967年寫《一碗涼粥》中的人物沒有姓名，《野鵓鴿》腳色人物用的是父母，《在大蟒的肚裡》人物用的是男女，到了1977年我寫成《花與劍》，人物代號是父、母、兒，我才意識到我重視的是人與人的關係，也就是人世間所扮演的「腳色」。

問：您在新書中提出「二度西潮」概念，請您解釋一下何謂「二度西潮」？

答：我認為從1840年前後的鴉片戰爭到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這將近百年的中國歷史籠罩在第一度西潮衝擊中，尤其1919年五四運動是第一度西潮最高潮的時期，但這一波西潮卻被日本軍國主義的侵華戰爭阻斷了。1945年中國又陷入國共內戰，老百姓流離失所，更沒有什麼西潮輸入，一直到1949年國共內戰告一段落，國民政府遷台，台灣在世界經貿與文化交流下，再度受到西潮衝擊，大陸則遲至28年後鄧小平決定改革開放，才開始受西潮影響。這就是我所定義的「第二度西潮」。

用西潮影響為史軸，是因為它是歷史事實，沒有西化、現代化，就不會有白話文。不過，東西方文化並無高下之分，人類本來就是互相影響。

問：您也提出了「繭式文化」和「老人文化」，請問您想表達的是什麼概念？

答：這個問題無法三言兩語說得明白，有興趣的讀者請閱讀聯經出版社出版的拙著《中國文化的基層架構》一書。簡要地說，我生在五四運動的大變動時代，身經日軍侵華和國共內戰兩次戰亂，目賭國人從傳統走向現代蛻變所遭受的種種痛苦，對於我國文化及國運有所反思，尤其自己雖在西方多方遊歷，但卻和西方保持一定的距離。西方異文化衝擊是中國文化的災難，卻也是轉機，中國文化在鴉片戰爭有義和團極端排外，也有後來胡適全盤西化的主張。

台灣實施三七五減租種種經濟措施，突破小農經濟格局，走上資本化及工業化的道路，帶來社會治安和環保種種問題，當然，也造成前所未有的繁榮。政治上蔣經國開放黨禁，台灣出現第一個可執政的反對黨，台灣民主政治已走入議會及多黨競爭的現狀，當然突破了許多繭，但也產生不少問題。

我讀過張灝先生《傳統與現代化》的文章，但是我覺得不能用儒家學說概括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更不可以用傳統來限制現代化的發展。孔子不是不能超越的神明，或許我們可以用《莊子》作為踏在西方文化肩頭的墊腳石，用逍遙精神突破自我蔽障，用齊物胸懷吸收、包容西方文化，我想融合西方文化後，中國可以超脫所謂「老人文化」的視野，獲得一個嶄新的生命。

每一年農曆年開春之後的第一個月，中國大陸就進入春「政」月的忙碌期，或許是中國諺語所謂的「一年之計在於春」的緣故，所以每年3月中共的「兩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政協會議）就立刻開工。一般而言，大家對中共兩會的期待，只是將之視為窺探中共政策的窗口，特別是在中國大陸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大家都專注在中共的經濟政策、經濟的走向，因為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對全球經濟成長的貢獻，在2014年約27.8%，居全球首位。

政治制度影響經濟發展

去(2015)年大陸的經濟成長明顯放緩，然而世界的經濟成長也不理想，所以一般估計，世界經濟成長對中國大陸的依賴仍然很深，在此背景下，大陸的兩會理所當然成為世界媒體的焦點之一，但有趣的是，中共建立的這一套政治運作制度，儘管交出了具體的成績，但是外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依然批判不斷，唱衰不停。2004年美國人約書亞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北京共識」(The Beijing Consensus)，來說明大陸成功的秘訣在於中國尋找到一種適合中國國情和社會需要的「模式」、一條「公正與高質增長的發展途徑」。雷默把這種發展途徑定義為：「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驗；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循序漸進，積聚能量。」然而當時中國大陸正背負仿冒大國、山寨大國的惡名，所以雷默的說法未引起更多的討論。

2009年，美國人馬丁雅各(Martin Jacques)在《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中國的崛起》（也譯為：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一書中，從文化的角度，比較詳細地說明和解釋中國經濟發展的摸式。但是誰發展出這一個模式？是誰在執行和運作這一個模式？西方社會在討論其經濟發展時，對中共的政治制度避而不談。馬丁雅各雖然也沒有提及中共的政治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但是他提出了「中國崛起將改變的不僅僅是世界經濟的格局，還將徹底動搖我們的思維和生活方式」，「中國的崛起預示著一個非常不同的新時代的緩慢來臨。在這個新時代，中國的影響力將極其深遠。…如果中國崛起挑戰美國的世界大國，那麼現代化很可成為雙行道甚至多行道，屆時對現代化的不同解讀將並行不悖。」等足以讓我們進一步慎思的警語。

馬丁雅各看到了經濟發展背景的動力因素，毫無疑問，從長期、潛在因素而言，文化因素確實是主要因素，但如果只突出單一的文化，顯然不足以說明何以在清政府，在民國政府時代，中國的現代化並不成功。所以想了解中國大陸近30餘年的變化，必須了解其政治制度。當然，中共的制度實施了60餘年，前30年應該是中共政治制度與中國文化對抗的30年，改革開放之後才真正進入磨合期，也開始顯現其優越性。

中國政治與馬列政治比對

中國的政治綿延數千年之久，朝代有更替，但基本的統治原理一以貫之，歸納起來，大致有三點至關重要：權力集中、民本思想與集體主義。

首先是權力集中。中國人稱最高統治者為「天子」，表示其統治的權力是得自於天，但是中華文化中沒有「神」的傳統，因此與天溝通和統治人世就都是天子的職責，所以天子集大權於一身，是一切權力的來源，其他都是協助他管理的臣和受管理的民；這與西方從「神權」所延伸出的「君權」和「人權」很不一樣。在中華文化中對天子的「權」，沒有分權與制衡的觀點；至於馬列政治的無產階級專政，也認為政治本身就是階級統治，一切都為階級利益服務，所以政黨輪替、權力制衡都帶有欺騙性，主張在過渡時期由無產階級專政，一切權力歸於無產階級代表大會，而沒有分權、制衡的概念。在中共統治下，將「天子」轉成共產黨，把家天下變成黨天下，就十分順理成章，當然這不是簡單的繼承，中共的統治大量吸納了現代政治學合理的內涵，例如以人民政協強化人民代表大會的功能；並以多黨合作。

其次是民本思想。這是中華文化傳統統治中極為重要的核心，皇帝、天子之所以被任命為皇帝、天子，那是因為「天」要他來保護天下黎民百姓，為人民蒼生服務，這與西方的民主思想是完全不同的政治思考。宗教革命之後的西方政治是從「人」的角度為思考的起點，而中國的政治是以君主為思考的起點，中國的政治在內容更傾向於行政學，即政府的施政必須以人民為目的，否則人民可以覆舟，儒家甚至將「覆舟」視為人民的權利；但是政府施政如何以民為本，以哪些人民的意見為本，人民在何種情況下可以行使其權利，人民在行使其權利時政府可以做什麼，不能做什麼，並不清楚。總之，民本思想有其理想，但是一直沒有行之有效的程序。這和毛澤東所說的「為人民服務」很相似，中共領導人也都要求各級幹部將人民所思、所想擺在首位，但是人民的利益體現黨的政策、方針，換言之，是黨決定了人民的利益和利益實現的順序，當然，中共如今也透過決策幹部的調研，特別是利用新媒體蒐集民意，在施政上比以往更具有民意的基礎。

其三是集權主義。這是一種主張個人從屬於社會，個人利益應當服從集團、民族、階級和國家利益的思想理論。一般而言，從政治層面，中國不論是儒家文化的家、國，或共產主義的階級意識，都以集權主義精神為基礎。中國傳統的諺語中，如「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沒有國那有家」，都是透過政治社會化的過程，突出集體而不突出個人，共產主義主張個別的無產階級解放必須以整體無產階級的解放為前提。在典範人物上，特別推崇那種為集體而犧牲的個人，保家衛國的英雄或當代的雷鋒，都是集體主義的產物。

以上三者都是中華文化中和中共馬列主義政治理論相通的部分，它和當代西方以「分權制衡」、「民主思想」及「個人主義」為基礎的政治制度，可以說完全不同，甚至是相互對立的，因此，在西方學者看來，中共的這一套制度是不可持續的。然而，中共就是依託這樣的制度運作，在短短的30餘年，成為世界經濟成長最重要的引擎。

對中共政治制度的評議

正因為中共政治制度設計的理論基礎是權力集中、民本思想及集體主義，正因為這些思維，使得中共的制度展現了「集中辦事」、「發展持續」、「方方面面」、「政策協商」的優勢。

(一)「集中辦事」。中共政治制度的行政效率不高，有些地方或基層政權機關的效率完全不像是現代化政府的表現，但是，中共政權具有極高的政治效率，這裡包含了兩層意義。第一，只要是政治性的任務，其效率就很高。第二，只要是被視為有政治性意義的事件，其效率也就會很高。前者是中共中央明言的要求，後者是各級領導幹部認為可以帶來政治效果的事件。例如大型的公共建設，或是地方的經濟發展。對中共而言，政治任務是代表著事關全局的事件，是責任重大的事件，然而，縱使是重大的政治事件，也必須集中權力來下決心、調資源，集全力去完成，而中共政治制度的設計正是權力集中型的政權，所以只要決策是正確的，則成績也是可見的。

(二)「發展持續」。在以往的30餘年裡，中共經歷了四任的領導人，但是在大政方針上並沒有出現人走茶涼，人亡政息的現象，而是一代繼承一代持績地走經濟發展的道路，其根本原因在於中共的政治制度設計是以「民本政治」為基礎，這是一套精英選精英政治權力的繼承法，和民主選舉很不同。選舉的接班在很大程度上是從否定上任或前任出發，所以掌權之後，被賦予除舊政、布新局，展變化的期待，反而導致新一任否定前一任的情況，整體的發展自然表現出時進時退；在繼承接班人的制度中，接班人之所以被選拔，正是因為他可以延續既定的方針，不需討好民粹，因而中國大陸可以有30餘年的高成長，如今成長速度雖然放慢，但改革開放的大方向依然如故。

(三)「方方面面」。中共集體領導代表制度的設計，表現在中共黨的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全國人大會、人民政治協商會等，技術上是一種追求權力平衡，內容上就是讓所有群體在權力機構中，都可以找到我群的利益代表者，以便我群的聲音可以在人事決定、法律制訂、決策形成或政策選擇時都不缺席，所以「方方面面」的制度設計成為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來源，也提供了中共政策實行的便利性。

(四)「政策協商」。中共的政體不是簡單地繼承中國傳統政府，或是照搬馬列政治的理論，他們在既有的基礎上有失敗的經驗、有摸索的勇氣，也有改革的作為，所以改革開放以來不斷調整、不斷修補，如今中共政權有制度化的學習及決策要求，也有一套政策諮商和集體參與的機制，所以其現行政策雖不可能盡如民意，但至少不會太過新奇或不合邏輯。

日裔美籍教授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審視了新世紀的國家發展趨勢後，在其新作《政治秩序與政治衰退》(The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中，明顯地將他於1992年所推崇作為人類歷史終結制度的「民主」，擺在了強而有力的政府，並修改為民主問責制。按福山的說法，他改變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國崛起；顯然福山注意到了中共政治制度與其國家發展的相關性。

當然，中共政治制度也還是存在根本性的緊張因素：一是合法性的挑戰；一是監督性的缺失。

中共靠自己領導制訂的憲法來保障自己，顯然不正常，因此除非中國大陸所有公民都可無條件入黨；不然中共只能公開宣布「黨的領導」只在過渡時期有效，過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的領導任務自動結束，否則合法性危機永遠存在。

其次，中共在防止權力腐化方面，只能依賴黨內監督的方法，顯然不是長久之計，也不完備。「非長久」是因為這樣的反腐依賴領導人的關注，領導人一分神，或注意不到之處，腐敗必然滋生；「不完備」是因為這樣的反腐有漏洞，也不公平，它對最高領導集體是無效的，因為其監督權力的授予來自最高領導集體，所以這樣的內在監督在制度上有先天的缺陷。當然，人設計的制度必然有缺陷，只能因時、因地、因民族、因當下的目的而設計與修正，沒有永久正確，或是普世皆是的標準制度。

強化兩會作為改革起點

面對中國大陸的崛起，西方世界不能只看經濟，不顧政治，對自命為上帝選民的西方人而言，必須真正再進行一次思想的革命，這一次西方人不能為殖民而學習其他民族，而應該學習上帝以外的智慧和知識。反之，中共也必須反思所謂中國特色正是因為有某種普世性的存在，否則特殊性也不存在，所以特殊性不是也不能用以對抗、反對普世性，而應該辯證地促進，相輔發展，相向而行。

在中共的制度缺陷上，西方的政治學理有過許多精彩的論辯，正如資產階級的經濟學一樣，可以借鑑、學習，以便充實、改造自己的政治體制；例如可以從「兩會」角色和功能的調整和強化作為起點，全國人大如果改進其代表選舉產生的程序，可以提供黨的領導新的合法性；全國政協可以在多黨合作的基礎上進行全面的、有意義的監督。

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歷經30餘年的高速成長之後，上層建築已經從推動經濟基礎的動力，逐漸成為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的阻力，而中國大陸必須有新一波的改革，才能完善中國崛起的論述和話語權，因此在中共「兩會」召開之際，若能主動釋出完善「兩會」功能的改革，對關心中共政治發展、關心人類政治學的發展者，都是驚喜的新發展。

（作者係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兼教授）

台灣總統、立委選舉前夕，1月15日在韓國發生「周子瑜事件」，韓國政府因堅守「一中原則」未做任何評論。之後，在英國網站熱議「承認台灣是國家」貼文事件，因英國政府正式宣布「台灣不是國家」後消「獨」。這些事情在在說明國家分裂的不幸與國家統一的重要。

不可否認，目前全世界的國家中唯有兩岸與兩韓共享一部近代「分裂」歷史。兩岸分裂至今已有67年；兩韓分治已達71年。也許是這份近代史的牽連，長久以來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對國家分裂走向統一，保持著「你先我後」的競爭關係。

惟不幸的是，兩岸與兩韓的統一競賽中，台灣對國家統一出現分歧，韓國則對國家統一仍舊努力不變。觀察韓國歷任總統為實現韓民族統一所制定的「統一政策」即可了解，韓國即使改朝換代，也不影響其一貫的政策。

韓歷任總統的統一政策

最先開啟兩韓門戶的人物是在韓國執政長達18年的朴正熙。朴正熙一上台，為了維持兩韓和平及奠定統一基礎，首要推動經濟建設。他提出的統一政策是「先建設、後統一」，即「先和平、後統一」。這些都曾以「8.15宣言(1970)」、「尋找南北離散家屬(1971)」、「相互中止中傷與毀謗(1972)」、「雙方開放社會及經濟、文化交流(1973)」、「6.23和平統一外交政策宣言(1973)」、「簽署南北相互不可侵略協定(1974)」、「放棄侵略戰爭準備及放棄對南間諜行為(1975)」、「建構經濟合作機構(1978)」、「無條件重開南北對話(1979)」等方式具體呈現。

如果說朴正熙開起兩韓對話之門，全斗煥則進一步推動兩韓合作與交流。全斗煥於1982年制定「民族和諧民主統一方案」，首次舉行經濟會談，並擴展至紅十字會談、離散家屬訪問故鄉、藝術公演團交流訪問。1985年，全斗煥更大膽地主動向金日成提議召開「南北高峰會談」，但未能實現，留下遺憾。

盧泰愚對統一事業比全斗煥更積極。1988年7月7日，盧泰愚宣布「7.7特別宣言」，主要內容包括開放南北同胞自由來往、開放雙方自由貿易、容許離散家屬書信交流與互訪、中止無謂的外交對決等。俟成功舉辦奧運後，盧泰愚於1989年9月在國會宣布「韓民族共同體統一方案」，鼓吹兩韓共同追求繁榮。

1990年德國達成統一，讓金泳三受到莫大鼓舞。1994年8月金泳三提出「三階段、三基調統一方案」。三階段指的是和諧合作（雙方維持2體制、2政府）、南北聯合（透過交流合作，指向統一）及統一國家（依據統一憲法舉行選舉，成立統一國會、統一政府）；三基調則是民主性國民合議、共存共榮及民族福利。

歷屆總統中，金大中提出的「對北和諧合作統一政策」最為特別。金大中一直主張兩韓統一有三個方向，一是南北聯合：先採取1民族、2國家、2獨立政府型態；二是聯邦制：1民族、1國家、1體制、2自治政府；三是完全統一：採取中央集權制或美國、德國聯邦制形式。

眾所周知，2000年金大中是以韓國總統身分踏上平壤的第一人，與金正日會談並簽署「6.15南北共同宣言」，也稱為「陽光政策」。後來，金大中頂着這份光環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是韓國歷史上唯一的諾貝爾獎得主。

盧武鉉是「陽光政策」繼承人，他走的統一路線與金大中大同小異。盧武鉉提出的「和平繁榮統一政策」係為增進朝鮮半島之和平，進而實現南北繁榮、促進東北亞共同繁榮。主要內容包括：透過對話解決問題、相互信賴優先與互惠主義、以南北當事者原則為基礎的國際合作、與人民站在一起的政策等。

盧武鉉模仿金大中採取對北包容政策，於2007年專程赴朝鮮與金正日會談並簽署「10.4宣言」，成為第二位訪問朝鮮的韓國總統。

李明博不改其現代企業C.E.O.出身經營的本行，他推出「相生與共榮的對北政策」就是奠基於實用與生產性，追求相生共榮的南北韓關係發展。其骨幹內容包括：一、促進以實用與生產性為基礎的政策；二、徹底堅持原則下以柔軟方式接觸；三、以國民合議為基調；四、南北合作與國際合作融合。

3年前朴槿惠摘下南韓首任女總統皇冠以來，對統一問題十分重視，希望30來歲的「小弟」金正恩早日「放下屠刀」。朴槿惠擬定「朝鮮半島信賴進程」，促進南北經濟交流與合作，達成「雙贏」的目標。

朴槿惠執政以來，不顧國內外環境的嚴峻挑戰，將南北韓間的各項合作作為優先，去年，她分別訪問中國和美國，尋求周邊國家的支持。至今她能得到韓國人民的高支持率，主要來自她的外交與對北兩項政策。

韓國統一政策的特徵

綜析以上韓國歷任總統的統一政策，可以發現以下諸項特徵：

第一，打是親罵是愛。朝鮮第4次核試與發射光明星4號等威嚇不倒韓民族的統一意志。兩韓間的「打打鬧鬧」歷史可溯自「分裂分治」開始，朝鮮在板門店或北方界線(NLL)海域的挑釁時而發生，但雙方冷靜後，又握手言和。

第二，韓國政黨輪替兩次，但統一政策從未改變。國家統一是歷屆總統上任後的重要施政目標，不僅韓國始終堅持統一未曾改變，就連朝鮮「金氏王國」為達成民族統一的願望，雖核武恐嚇不間斷，但也強調「隨時願意與任何人坐下來會談民族大事」。

第三，兩韓與兩岸統一模式類同。例如，1991年12月韓國與朝鮮間達成的「南北基本協議書」主要內容為：1.南北韓關係規定為不是國與國關係而是暫定性的特殊關係；2.奠定和諧與不可侵及南北交流合作方案；3.認定1個民族、2個制度、2個政府等。其實就是兩岸「九二共識」的韓版。

第四，總統對統一具備眼光。韓國反對黨對統一也表現出積極與用心。就以首次達成韓國政黨輪替的反對黨領導人金大中來說，他眼光獨特，創下首度登北與金正日會談的紀錄。盧武鉉也於卸任前訪問平壤與金正日舉行高峰會。

第五，統一課題是總統的職責。韓國憲法第4章第1節第66條第3項清楚規定：「總統為祖國的和平統一負有誠實義務」。因此，每屆總統都無法逃避國家統一的責任與使命。

第六，朴槿惠對統一表現得信心十足。她前年在青瓦台設置「南北韓統一準備委員會」，由官產學各界碩彥參與，積極籌備統一事宜；韓國《朝鮮日報》代表輿論則成立「民間統一基金」，廣募統一後的建設資金。

台灣領導人應表裡如一

李登輝執政時制定的「國統綱領」，與目前兩韓關係進展模式完全一致，羅列如下：

第一、一個中國原則，即台灣與大陸都是中國的一部分。一個韓國，統一前各自稱呼大韓民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第二、兩岸均追求國家統一，意味不分裂國家的完整性。南北韓都把「分離」或「獨立」當成歷史罪人。

第三，兩岸事務性的議題或交流均不涉及「一中」的政治涵義。兩韓無論是紅十字會、國會、軍方或官方接觸與來往，一向不涉及「一個韓國」的問題。

此刻，周子瑜事件與英國政府大剌剌地告訴全世界「台灣不是國家」。韓國於1992年8月與中國大陸建交後，即立刻改口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全世界只有「韓國未統一」。

在台灣，蔡英文應認清台灣的處境及國際大環境的變遷，好好珍惜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這才是作為領導人應有的胸襟及責任。

（作者係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

本文所指花蓮到台東的花東舊線（舊台東線）鐵路，包括今花蓮縣玉富自行車道遺址的昔日玉里到東里的10.3公里路段；及今北濱公園自行車道遺址的花蓮港驛至東花蓮港驛4.6公里及今北埔站至花蓮港站7.4公里之臨港線的路段。當局不妨趁這次震災，花蓮急需振興觀光的契機，再次啟動兩條路線的窄軌火車觀光，吸引外國觀光客。

4月3日上午花蓮外海發生7.2級強震，重創花蓮觀光業。當局雖祭出各種優惠方案，但觀光客仍裹足不前。另一方面，台灣新國會正積極推動「花東快速公路」（花東快）、「環島高鐵」、「國道六號東延」之花蓮三大交通法案，要求10年內完成建設，但不免捨近求遠。此次地震造成花蓮勝景太魯閣等山區的公路、景點受到重創。何不重啟花東舊線鐵路，讓昔日的窄軌火車馳騁在花東海岸、縱谷平原，以開發更多的觀光資源，讓東部的觀光產業注入一道強心劑？

下面以筆者搭乘花東線鐵路旅行考察的經驗，觀察20年來該路線的發展和觀光的展望。

具有原始風味的花東線

位於花蓮市中心、現東大門夜市附近的舊花蓮站，日據時代稱為花蓮港驛，是花東線鐵路的起點。1939年位於北濱的東花蓮港驛（即今日之花蓮港站）興建完成，同年兩站間開始營業。1949年，花蓮港站增建大陸風的徽式馬頭牆，並改稱花蓮站。1982年6月配合台鐵宜蘭到花蓮的北迴鐵路通車，原來和西部糖業鐵道同為窄軌(762mm)的花東線鐵路也拓寬成1067mm軌距。從此，台北可直達花蓮。但原來的花蓮站也因此廢站，花蓮新站改名為花蓮站，1992年9月舊花蓮站拆除。2002年，花蓮縣府將臨港線與舊花蓮站鄰近地區規劃為鐵道文化園區。

為了體驗花東線的原始風味，筆者選擇從花蓮站開往玉里的DR2700型柴油快客車。它是早期在西部幹線行駛的高級列車─光華號，和早期花東線窄軌客車一樣，其車頭本身有動力可行駛，也可開窗，非常懷古。但由於要配合當地人的通勤，早晚只有一個班次，便要起個大早趕搭。筆者只能在前一晚於花蓮站附近的旅館過夜。

清晨火車從花蓮站開出後，即將經過木瓜溪橋，筆者趕緊將頭探出車窗，拍攝中央山脈的奇萊山主峰勝景。這是從花東線窄軌時代開始，國內外旅客所會捕捉的視覺饗宴。但隨著10年前花東鐵路全線電氣化通車，可開窗的柴油快客車和藍皮火車被有空調的列車取代，加上橋上有電線桿，使得原始的自然風味不再。

玉富鐵路舊線可重啟觀光

列車從舊名馬太鞍的光復開出後，經過馬太鞍溪時，大老遠就可看見「花蓮糖廠」的煙囪。該糖廠在1921年啟用，製糖全盛時期，原料甘蔗遍及花東縱谷，最南達花蓮縣最南邊的富里鄉境、靠近池上鄉的學田村。為了運輸方便，從富里車站鋪設「製糖用手押鐵道」到此，留下「鐵支尾」的地名稱呼；而從1950年的地圖也可看到運送甘蔗原料的「糖廠用鐵道」接到舊花蓮站鄰近的舊田浦站。該站和富里站藉由花東線鐵路的運輸，將甘蔗運到花蓮糖廠。

火車離開瑞穗、三民站後，到達玉里。從花蓮到此的路段，早在1917年5月即鋪設完成；並於1926年3月25日在玉里舉行花東線全線通車典禮。此時擔任花東線蒸汽機關車主力的為客貨兩用的LDK50型蒸汽機車，總數達到13輛。日據末期，當局又引進大型的LDT100型蒸汽機車行駛在花蓮、玉里間，成為1960年代花東線鐵路貨運的主力。當地孩童以蝗蟲為例，將前者比喻為火車公，後者為火車母。

為了容納四輛大型的LDT100型蒸汽機車，遂在玉里建一座龐大的車庫。1969年，蒸汽火車功成身退，除LDK58、59兩部留在花蓮機務段供調車外，其餘送到玉里機關庫停放，但最後遭到拍賣、解體的命運。 LDK59退役後，贈予台東縣政府，陳列在台東市鯉魚山公園，2003年運至花蓮站前展示（見下頁照片）；而LDK58目前展示於台北車站人行道。

今天因2022年9月18日台東池上發生規模6.8的有感地震而暫時封閉的玉富自行車道，濫觴於2004年東部鐵路改善計畫─將花東線玉里到富里鄉東里的10.3公里的舊線，截彎取直為7.4公里的高架鐵路工程。玉里-東里間的10.3公里舊花東線，改成自行車道後，所有權為台鐵，由玉里鎮公所認養。遊客可體驗田野景觀，和橫跨秀姑巒溪的舊鐵橋。如能重啟窄軌鐵路觀光，讓昔日的LDT103蒸汽機車馳騁，不只能懷舊，沿線還有安通溫泉等勝景，並可在舊安通站藉由玉長公路通往東海岸參訪三仙台等景觀。

臨港鐵路舊線可重啟觀光

1982年，從昔日的花蓮港驛經跨越美崙溪的曙光橋、新村站、美崙站至東花蓮港驛，全長4.6公里的舊花蓮臨港線廢線後，沿線已改建為北濱公園自行車道。2009年為了重啟作為觀光用途，台鐵規劃利用舊鐵道地基復軌，並規劃利用LDK59蒸汽火車頭與LDR2204等四輛舊客車車廂行駛。

台鐵遂陸續著手整修該蒸氣機車頭與車廂。並在花蓮後站興建約890公尺的762mm軌距鐵道與2座月台。從2011年到2016年慶祝鐵路節時，陸續開放讓民眾搭乘。但2016年12月台鐵卻因無法釋出土地，致使該復駛案胎死腹中，非常可惜。而明年屆百歲之齡的 LDK59因長期放置，已無法再次行駛。

當局不妨趁這次震災，花蓮急需振興觀光的契機，再次啟動臨港線的窄軌火車觀光和LDK59蒸氣機車、LDR2204客車修復的計畫，並借鏡日本的經驗。2011年發生東日本大地震的1個半月後，為促進當地觀光，當局將1980年代製造的Kiha48型柴聯車改造成度假海貓號（リゾートうみねこ）的觀光列車，行駛在連結青森縣八戶市至岩手久慈市的八戶線。由於多數路段沿三陸海岸行駛，風景極佳。而花蓮臨港線除了風景，遊客也可藉此到賞鯨碼頭，並接駁到七星潭風景區和花蓮市區等。

行駛列車部分，相對南迴線的藍皮解憂號，不妨將在臨港線行駛的窄軌列車命名為黃皮洄瀾之星號，遊客藉由古老悠久可開窗的客車，吹著太平洋海風，讓窄軌火車的魅力，吸引國際觀光客造訪。路線可先從1975年所建立、僅提供貨運運輸的7.4公里臨港線(台鐵北埔站至花蓮港站)開始規劃，路軌採用窄、寬軌皆可使用的三線式鐵道；而放置於花蓮鐵道文化園區的糖蜜車等，也可試著動態展示。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歷史有微觀和宏觀兩種史觀，微觀史觀不是本文主題，本文專論宏觀史觀，其中又專論歷史的律動現象。

歷史是隨意運動的嗎？唯心論者曰然。因為人是歷史的創造者，而人是有意識的、有思想的、有意願的，可以為所欲為。即便如此，唯心論的代表人物韋伯在他的《新教倫理》中認為，人為了報效上帝而拼命賺錢，從而成為資本主義得以發展的精神力量。這種論點稱之為精神律。

唯物論者當然是律動論者，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這個論點的經典著作，他提出的生產力論、剩餘價值論等，還有李嘉圖搞了個「李嘉圖定律」，都是歷史律動的代表。對這種心物的矛盾現象，毛澤東提出自由與必然的看法，在不違反必然的規律範圍內，人是自由的，可以行使自由意志。

根據這樣對自由與必然、自由與律動的理解，中國歷史自然有律動的現象。例如宏觀地看，中國數千年來的歷史運動有一定的規律：最顯明的史例就是，華族雖然在中華大地上自由移動，但其運動方向先是由西向東，地處西陲的秦國向東滅掉六國，統一中國。然後是由北向南，宋朝的北宋原在北方，後來被金人趕到南方，建立了南宋。

史書昭示，北方的遊牧民族彪悍機動，因此，北方始終是新興政權的龍興之地，南向寇擾侵襲中原和江南，南方成為他們的獵物。這成了中國歷史運動的規律，甚至到了近現代都是如此。例如毛從西陲延安派林彪轉戰東北，然後從東北南下，打了三大戰役，遼沈、平津、淮海統一中國。蔣介石雖然逆流從南方北進統一中國，但他的統一中國是表面的、短暫的，不斷受到地方割據勢力即大大小小的軍閥挑戰，最後被毛的紅軍從東北由北而南，徹底擊敗，出逃台灣。

蔣介石的例子足以反面證明，北方才是新政權的龍興之地。當然，這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有著深厚的地緣原因。蓋因北方自然條件遠較南方惡劣，所以北方人為了生存，與天鬥、與人鬥，天生養成鬥爭的習慣和本性。

南方則有長江、珠江和無數的湖泊，散布其間。生存的條件遠遠優於北方，所以民性溫和，無需與天鬥人鬥，就可以過上風調雨順的好日子，例如江浙沿江一帶和西湖周邊一帶富甲天下。

由於這種地緣的原因，因此北方歷史上一直是好鬥的遊牧民族的天下，形成了北方是中國的政治中心、龍興之地，南方則經濟繁榮，成為中國的經濟中心、文化中心。

所以，綜上所言，千年來中國歷史由西向東、由北向南的律動，取決於自然條件和民族性。這種源於自然條件的歷史運動規律，也適用於兩河流域和歐洲。繁榮的兩河沃野和西歐沿岸的海洋貿易，分別為來自北方的貧窮蠻族維京人垂涎，而予以征服。

本文稱這種歷史現象為歷史的律動。歷史成規律地運動，不會隨人們的主觀意願而改變的。

(作者係旅美體制外歷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