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9日開始一連5日，習近平訪問了中東的沙烏地阿拉伯、埃及、伊朗三國，這是2016開年以來中國外交的第一場行動。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此次出訪時值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斷交，兩國衝突持續高漲，而美國與歐盟又於數天前解除了對伊朗的大部分制裁，讓德黑蘭重返國際社會之際，這使得習近平的中東行備受關注。

習近平此次出訪的行程頗為講究。在仍然陷入糾紛的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各停留一天，而在埃及待上三天。這種安排也引來人們對中國在中東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的討論。

外界多將習近平本次出訪的焦點擺在調解沙國、伊朗紛爭，以及在中東地區的能源、經貿戰略布局。一些學者專家認為，這次訪問顯示中國今後會在中東局勢中承擔更具建設性的角色；而另一些學者專家認為，中國對中東地區的政治並無興趣，此次出訪沙烏地和伊朗僅顯示出中國希望分散投資風險。更多學者專家則分析，中國此次出訪重點不在於積極樹立中國在中東的外交主導角色，而在於與中東三國、特別是與沙國、伊朗建立緊密的經貿關係，做好平衡外交，兩方都不得罪。

中國的外交政策有所轉變

中國大陸在中東一向尊重美國的既得利益，北京依靠中東地區供應石油，卻傾向於把地區外交問題留給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另外四個常任理事國：美國、英國、法國與俄羅斯來處理。但美國毫不領情，居然將大陸這種「韜光養晦」的外交作為，看成「搭便車」，歐巴馬2015年就曾指斥中國搭了30年的便車。

習近平上台後，北京迫於無奈，只好另闢蹊徑，希望在外交上別有一番建樹，可是在中東問題上始終保持低調和積極的態度，這表明北京並不希望在複雜的中東問題上靠邊站隊，中國更願意支持中立的國家。

美國唯本國利益是視，不擇一切手段以鞏固其世界霸權的領導地位，華府比誰都清楚：沒有經濟成長的繁榮，就不會有持久的和平；而沒有深化的和平，就不會有長期的繁榮。美國的中東外交就是把阿拉伯世界分崩離析，中央情報局涉入中東事務頗深，不間斷地支持不同的派系互相爭奪，令一派鬥另一派，目的在使中東地區的政治、經濟、社會和生活環境惡化，不讓他們有機會到美國去製造事端。

西方常以「性別歧視」為名介入中東事務。美國小布希總統在2001年占領阿富汗時，就以「解放阿富汗女性」為口號。近年來，政治右翼也經常以「女權」之名對穆斯林社會加大指控。總統候選人希拉蕊更推波助瀾，宣誓要改變阿拉伯國家女權低落的情況，這無疑會讓美國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裂痕更加擴大。

中東問題日益複雜

中國大陸在中東有著巨大的利益。首先，大陸是世界最大的石油進口國，而一半以上的石油來自中東；其次，大陸希望改善對中東的投資與貿易，而中東也想藉此走出衝突對抗，使該地區的不滿和衝突逐漸消失；其三，大陸對中東的戰略與其對新疆歧異人士採取的政策和方法是一樣的，那就是提高教育水平，輔導就業、創業等。

中國一向認為，如果中東不安定，整個世界也不會太平。對伊朗、沙烏地之間的緊張關係，沙烏地或許希冀習近平充當調停人，但習近平始終秉持公正平衡的立場，沒有表示意見，也不靠向任何一邊。

以「遜尼派」為主的沙烏地阿拉伯和以「什葉派」為主的伊朗，最近因沙烏地處決一名伊朗「什葉派」教長尼姆爾，而引發了兩國交惡，旋即伊朗德黑蘭民眾在沙烏地阿拉伯駐伊朗大使館外抗議，沙國大使館遭到襲擊，導致兩國斷交。中國的穆斯林主要聚居在西北，西南雲南一帶也有回族。其中，新疆維吾爾族等穆斯林主要信奉「遜尼派」，「什葉派」教徒較少。

其實，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因處決教士交惡之前，就因敘利亞問題存在分歧。伊朗一向支持敘利亞總統阿薩德，沙烏地阿拉伯則支持反阿薩德的組織。

北京在聯合國否決了干涉敘利亞內政的決議，外長王毅則在北京先後會見了敘利亞阿塞德政權副總理兼外長穆阿利姆，以及反對派組織「反對派和革命力量全國聯盟」(全國聯盟)主席胡傑一行，顯示北京正努力加強與衝突各方的聯繫，以推進政治解決敘利亞內戰方案的進程。中國希望全國聯盟等反對派把握機遇，支持和配合聯合國的促和方案，不設前提條件地參加對話談判，尋求彼此都能接受的政治解決。胡傑也表示，全國聯盟準備無條件參加聯合國主持下的對話談判，並讚賞中國在敘利亞問題上所持的公正立場。

《聯合國憲章》第2條第7款規定，任何國家不得干涉他國內政。不過，隨著在中東地區的大陸公民人數日益增長，大陸一貫主張的「不干涉立場」現已受到挑戰。鑒於中東局勢的複雜，大陸想要不選邊恐怕很困難，特別是2015年11月，一名大陸公民被伊斯蘭國(IS)處決後，中國承諾一定會擔負起保護其在海外公民的責任。

共同發展「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是陸地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具有經濟、外交、安全戰略等意涵，它不是中國一家的獨奏章，而是帶動沿線國家和地區合奏的新樂章。伊斯蘭合作組織裡有一半是沿線國家，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夥伴。

沙烏地阿拉伯、埃及和伊朗三國處於「一帶一路」的西端交會地帶，早先就同中國駝鈴相聞、舟楫相望，歷史和地理淵源決定了與各國共建「一帶一路」的合作夥伴關係，也體現出中國與中東實現共同發展的誠意。

習近平的中東三國之行，相較於中國同時成立的亞投行和金磚開發銀行，「一帶一路」規模不算大，但中國願與此三國共建「一帶一路」已重新燃起中東國家新的希望，這一變化不僅會影響其國內經濟與社會，更將影響區域及國際地緣政治的格局。尤其，中國希望將伊朗納入新絲綢之路戰略，這一項目對伊朗尋求金融和外交支持的中國基建、電信和消費品公司來說也極為重要。因此，這次隨行的商業代表團數量也相當可觀。

習近平與三國領袖商定在共建「一帶一路」的框架下，對接各自發展的戰略，實現協同發展和聯動增長。三國分別表示，全力支持和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的建設，並願成為「一帶一路」通往非洲和歐洲的支點。

三國在習近平訪問期間，分別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的諒解備忘錄，中沙還簽署了加強「網上絲綢之路」建設合作的諒解備忘錄。中沙共簽署了14項合作文件，中埃簽署了21件，中伊則簽署了17件，這些合作文件涵蓋範圍包括經貿、金融、能源、通信、航空、航天、氣候變化等領域，大幅度拓展了具體合作的廣度和深度，如能貫徹落實，必將達到良好的效果。

不過，「一帶一路」也不是沒有隱患，例如大規模、長期投資項目會有相當大的風險，而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多數是小國，比較容易受美、日、俄等大國的影響，這些都有可能使「一帶一路」的推動和發展橫遭阻撓。

總之，習近平中東三國行，為中國分別與沙烏地阿拉伯、埃及和伊朗三國建立雙邊關係，以及推進「一帶一路」注入了新動力，並為中東的和平、安定、繁榮帶來正能量，也正式為2016年中國外交上的中東政策揭開了序幕。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大外交學系兼任教授）

日本首相岸田上任後的首場考驗、眾議院大選結束，執政聯盟兩黨所獲議席遠比預期佳，再渡過外相林芳正被視為「親中」的小漣漪後，應該可以甩開「抗中」的政治遊戲，善用中美關係變化及RCEP生效來振興經濟。

10月31日，日本眾議院第49屆選舉結果出爐，投票率小選區55.93%、比例代表55.92%，為戰後第三低，也是連續四次投票率不及六成。可見日本民眾對政治、選舉非常冷漠，近十多年來特別明顯。

其實，選舉次數多了，日本社會早就認知到「選民只有在選舉時是主人，之後就是奴隸」，到投票日前，候選人會向選民鞠躬拜託，一旦選舉結束就會像變個人似的，不再認真看待選民的事；加上這回欠缺一種「將會有所改變」的感覺，因之，日本民眾的投票熱情還是拉不起來。

自民黨優於預期岸田過關

儘管如此，選舉結果還是會左右日本政局走向，必須關注。執政的自民黨只小掉了15席、仍獲得單獨過半席次的261席，握有「絕對安定多數」，而執政聯盟中的公明黨增加3席，拿下32席，兩者皆優於選前的評估。如此，任何議案應皆可依照黨意通過。

這是因岸田10月剛上任尚不滿一個月，民眾尚看不出其政策作為，但他與民溝通的親民作風頗能打動人心；而新冠疫情近日迅速降溫，政府亦吹噓是其管控得宜；在野黨依舊不成氣候，沒博得選民信賴，而自民黨所提政綱，特別是岸田的「新日本資本主義」口號和重視分配的方針仍具吸引力；再者就是日本政治社會的保守傾向。於是成就了岸田這次「考試」有驚無險過關，取得了信任證書，鋪平往後的施政之路。下回「考試」是9個月後的第29屆參議員選舉。

在野方面，帶頭組5黨聯盟、共推候選人的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策略未奏效，自己也選不好，大掉13席，獲得96席，嚴重受挫；共產黨也掉兩席，剩下10席。

反倒是沒參加在野聯盟、政黨光譜中最右翼、民粹的日本維新會拿下41席，較之前的11席大增30席，超越公明黨成為眾議院第三大黨，勢力由大阪附近的關西地方向關東擴展。

甘利明落選牽動內閣改組

這回選舉最特出的一點是，朝野政黨都有沙場老將、常勝軍落馬。自民黨幹事長甘利明、前世博大臣若宮健嗣在小選區敗選，靠比例代表制才敗部復活「當選」；前幹事長石原伸晃(石原慎太郎之子)、前法務大臣金田勝年，還有在台頗知名、選前大秀「抗中保台」戲碼的副防衛大臣中山泰秀等紛紛敗選。在野的則是立憲民主黨副代表辻元清美、大佬小澤一郎等選輸。顯示，朝野都面臨選民要求「世代交替」的浪潮。

這其中最難堪的是甘利明，他在神奈川縣選區輸給立憲民主黨的年輕候選人。現任執政黨幹事長在選區敗選在日本政壇是頭一遭，被認為是一大恥辱，甘利隨即辭去幹事長，原來箝制岸田的「3A(安倍、麻生、甘利明)」大網瞬間破口，而且牽動內閣小幅但激起日、中、韓各方注意的變更。因為岸田指派外相茂木敏充接任幹事長，空出外相一職，岸田屬意的林芳正引來反對聲浪，一時騎虎難下，岸田乾脆自己暫時兼任。

林芳正親中遭大佬打壓

由於解散眾議院、眾議員選舉，一個多月內岸田已做完第100任首相，11月10日在選後召開的特別國會岸田再當選第101任首相，內閣僅有一位新面孔─岸田還是硬著頭皮請林芳正擔任外相，畢竟他是親信、岸田派第二號人物，歷練完整，外相、文科相、農水相、防衛相他都做過，是有「鴻鵠之志」的政壇明日之星。但因他2017年從父親林義郎(田中派，走親中路線，歷任過多個大臣職位)手中接任國會跨黨派「日中友好議員聯盟」的會長，也曾想改善日韓關係，自認只是「知中」，不是「親中」、「媚中」，但黨內右翼大佬如安倍、麻生惱怒，認定他  「親中」、「親韓」 ，會讓中、韓得利，而窮追猛打。

事實上，林芳正研究所讀的是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曾在美國國會議員辦公室工作過，英語溜、人脈廣，因此骨子裡「親美」應比「親中」更甚。而安倍會如此忌憚林還有另一因素，即林芳正跟安倍、岸信夫都出身山口縣，兩家從上一代在當地就有瑜亮情結，激烈鬥爭，而林芳正跟安倍的選區鄰近，未來選區可能合併，更將短兵相接，安倍這時不打壓林芳正，更待何時？

不過，林芳正為了擺脫壓力和爭議，11日宣稱「避免在履行外相職責時發生不必要的誤解」已辭去會長一職。不難體會，日本政壇現在「反中」當道正熾，順之者昌，逆之者退。

岸田趕赴英國親會拜登

然而，林芳正如此求全，他及岸田內閣未必就能完全擺脫安倍的「監督」。因為選後自民黨派系重整，最大的細田派、即「清和政策研究會」會長細田博之出任眾院議長，須脫離派系，新任會長決定由安倍接掌(他本就屬細田派，2012年當選自民黨總裁後，依慣例脫離)，細田派也更名為「安倍派」，在眾院選有93位成員，勢力最大，安倍可繼續當自民黨的「造王者」，操縱首相人選、牽制內閣政策。

平心而論，現在領導人外交可能比外長外交更受重視，而岸田在中美競爭的國際大氣氛下，早就表態站邊美國。選舉剛結束，11月2日首度出訪就是趕往英國格拉斯哥，出席聯合國氣候變化領袖峰會，並與美國總統拜登簡短會面，傳達強化同盟關係的企盼，爭取明年拜登首訪東亞時，以日本為首站，彰顯美日同盟在東亞的主導地位。

不過，正當岸田一步步擺出親美抗中布局時，11月16日習近平與拜登舉行了一場視訊會議，表面上未見具體協議，但之後拜登自己透露那是一次「很好的會晤」，雙方皆同意成立四個工作小組，進行一系列的議題合作，顯示中美戰略博弈的風向、氛圍已有所改變。日本似乎尚未回神，林芳正只能說「美中關係穩定不僅對美中兩國，對國際社會也極為重要，日本政府正在關注局勢」，「會呼籲中方盡到作為大國的責任」。

RCEP是振興經濟的好牌

打點好對外關係，岸田接下來的首要任務是，在疫情防控下實現經濟增長，而這才是選民最在意的。他的經濟政策跟前兩任的安倍和菅義偉有明顯差別，安、菅力推寬鬆貨幣政策、財政重整以及增長戰略，讓日本股市市值翻倍，但貧富差距擴大，人民無感，薪資未調高，而岸田強調營利要分配到民眾身上，只是他當前得先活絡經濟，將餅做大。

從岸田的競選方針和他的內閣安排，可看出他有心突破安倍路線走自己的路，但為了勝選，始終陷在安倍等人設下的「反中」政治遊戲裡打轉。如今選舉已告一段落，實應回復他「鴿派」且重視經濟的原貌。目前有兩條可借力使力的現成線索。

一是「習拜會」，既然連拜登都在轉彎，岸田就沒必要故步自封，該學學當年田中角榮的敏銳嗅覺（尼克森、季辛吉1972年訪中，田中馬上跟中國建交）。

二是2022年1月RCEP即將生效，其GDP高達29兆美元，人口約22億，是全球規模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將產生的經濟效益不容忽視，其中還串連起中、日、韓，香港亦表態要申請加入，未來必定會帶動區域內貿易。當初日本工商企業界最支持岸田，就是因為他溫和穩健，有利於與中國等亞洲國家開展經貿，而岸田能否順水推舟，就看他有無眼光和手腕了。

在民進黨主席蔡英文領導下，台灣政治版圖首度出現綠大於藍，由民進黨完全執政，取得主導國政和輿論的絕對優勢。不同於民進黨陳水扁在2000年的首度執政，蔡英文不但掌控中央和國會多數的執政優勢，並且享有地方縣市政府壓倒性的執政版圖，北京當局此番面對的是更強大的對手，和更會運用新媒體、更具動員力的親獨執政集團。問題是，台灣究竟在民進黨重返執政後，兩岸關係現狀是否已經被泛綠營「和平演變」，而將走入「後國共內戰」時期，建構「紅綠對抗」的新時代？或者台灣將因兩岸對抗激烈化而成為「亞洲的烏克蘭」？

烏克蘭是美俄對抗的祭品

2009年5月，歐盟與烏克蘭、白俄羅斯、格魯吉亞、莫爾達瓦、亞美尼亞、阿塞拜疆締結「東部夥伴關係」，試圖通過六國入盟，實現進一步東擴的目標。2013年11月底，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召開的歐盟「東部夥伴關係」峰會上，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卻突然放棄與歐盟簽署「夥伴協定」，要重新檢討和定位其對外政策走向。此舉令親歐派大為不滿，並且複製2004年「橙色革命」的模式，鼓動數十萬群眾在首都基輔遊行示威，並且迅速演變成暴力衝突，從此揭開烏克蘭風雨飄搖的序幕。2014年2月底，烏克蘭議會罷免亞努科維奇，修改憲法，任命議長圖爾奇諾夫代行總統職責；隨後，臨時政府組建，由親歐洲的亞采紐克出任總理。

然而，親西方的臨時政府上台，又激化了烏國親俄民眾的不滿情緒，其中，居民以俄羅斯族為主、與俄有深厚淵源的克里米亞地區反應尤為強烈。2014年3月，克里米亞共和國和塞瓦斯托波爾市通過公投，宣布加入俄羅斯。4月初，頓涅茨克州和盧甘斯克州的民間武裝組織分別成立「人民共和國」，並在5月11日舉行「獨立公投」，隨後各自宣布脫離烏克蘭成立主權國家，並就「合併」開始談判。雖然「巧克力大王」、發展改革黨候選人波羅申科，在之後的總統大選中擊敗包括多名競爭對手獲勝，並矢言當選後要「結束戰爭、帶來和平」，但烏克蘭卻從此走向分裂和內戰的不歸路。

烏克蘭、白俄羅斯、俄羅斯曾並稱為前蘇聯「獨聯體之核」，這不僅因為三國在政治、經濟、文化、傳統上密不可分，更因三國同屬斯拉夫民族，且烏克蘭戰略地位重要。歐盟要納入烏克蘭，對俄羅斯而言，是難以忍受的戰略和對俄羅斯歷史的切割。以美國為首的歐盟集團低估了普丁的決心，普丁繼 2008年發動格魯吉亞閃電戰爭，平息危機之後，再一次出兵克里米亞半島，並且最終完成兼併。美國雖然發動歐盟及日本等盟國對俄羅斯進行經濟制裁，卻無濟於事，俄羅斯和西方國家因烏克蘭互相較勁，導致東西方關係陷入自1991年冷戰結束以來最為惡劣的局面。新冷戰再起，反而讓已經無力維護美國在全球戰略利益的五角大廈，更加捉襟見肘。

美俄對抗、中俄結盟

歐盟和日本因同為美國重要盟邦，不得不加入經濟制裁俄羅斯，結果，前者因歐債危機已然破碎的經濟雪上加霜；後者則激怒普丁，重兵重返東北亞，讓日本北方四島危機再起。更讓五角大廈料想不到的是，烏克蘭危機加速了中俄進一步戰略捆綁，從政治、軍事到經濟，加速全面捆綁。

中俄率先整合東北亞經濟的合作，建立了中俄能源戰略夥伴，還在上合組織內建立能源俱樂部、上合開發銀行，儼然要以上合對抗北約。中國又加入了俄、哈薩克、塔吉克、吉爾吉斯、亞美尼亞和白俄建立的歐亞發展銀行，為遭西方抵制的俄羅斯撐腰。中俄結盟緊密度加大，在處理敘利亞、中東等棘手的國際爭端上，也聯合對抗美國。

台灣不要妄想拉美日自保

反觀台灣，不但和中國大陸同屬一個中國早為國際所認定，並且在民族、血緣和文化上完全無異，是中華民族不可分割的領土。更因為台灣是清末積弱，遭列強侵略侵凌下，被日本以武力侵華而割讓，是整個中華民族歷史中無可抹滅的傷痛和恥辱。國民黨政府經歷八年對日戰爭，中國人民付出巨大犧牲才換回台灣的回歸中國。就算當前兩岸因分治而無法在統治權上一致，大陸和台灣同屬一中是無法否認的史實，更有國際法和國際公約上的依據。任何追求兩岸主權分離、領土切割的企圖，絕對無法見容於全體中國人。

在2014年九合一選舉前，一場源自親綠營學運和社運團體發起的反服貿抗爭，迅速因頂新集團「黑心油事件」，演變成赤裸裸的「反中運動」。加上綠媒和泛綠營網路平台長期有計畫地醜化馬政府的兩岸交流政策，而馬英九又軟弱和國民黨被綠化之下，終於上演了民進黨攫取完全執政的地位，而且泛藍立院席次被擠壓至三分之一。影響所及，不僅台灣政治版圖一夕驟變，兩岸關係也起了根本變化。

台灣「反中」背後實際上是美日和中國的較勁，表面上是以經濟為切入，實際上是不願兩岸整合，而加速中國的崛起。泛綠陣營如果認為當前美國和中國大陸正因南海問題而激烈對峙，加上日本和中國的釣魚台爭端，台灣便有機會拉美日以自保，以不承認「兩岸同屬一中」的兩岸現狀說，和隱藏「台灣第二共和」的憲政體制說，挑戰北京的底線，結果，恐怕必然是「地動山搖」。

白邦瑞：不要誤判中國

曾任美國防部助理副部長、長期擔任美國國防政策顧問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去年出版新作(The Hundred-Year Marathon)中譯《百年馬拉松》中，直言美國溫和派長期以來認為大陸鷹派言論只是邊緣主張，而且民族主義不是主流，都是非常嚴重的錯誤。他指出，美國對中國一再犯錯，1950年當中國領導人認為已經清楚警告美國，美軍在朝鮮半島不能逼近中國邊境，但華府沒人懂這個訊息；結果，解放軍打過鴨綠江，爆發韓戰。白邦瑞認為，現在不但強硬派在北京政府的決策圈當道，而且是中國的戰略思想主流，他們公開站出來說話，就代表了決策者真實的聲音。

遺憾的是，泛綠營至今仍打著「民意牌」，要用一場選舉勝利，推翻「九二共識」。「太陽花」鬧事的學生團體和泛綠社團組織，早就和香港「占中」學生團體和組織結合，兩者互為犄角，在網路上互相串聯、聲援。2月8日，香港大年初一在旺角竟然爆發因警察取締違法攤販、引起香港自1997回歸以來最暴力的街頭暴亂事件，香港「本土民主前線」迅即在網路上宣揚港獨，台灣泛綠陣營也大力聲援。殊不知，這種港獨、台獨的大聯合，反而將壓縮北京對台灣民進黨政府上台後的忍受度，甚至會別無選擇地斷然採取強硬措施。

當前，全球經濟自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後，一波波從華爾街到「歐豬五國」的全球範圍金融大動盪，青年就業困難和薪資下降，是全球普遍的現象，但在台、港卻被操作成「經濟反中」，再操作成「政治反中」到「事實獨立」，最終追求「法理獨立」。北京當局三番五次表明，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是寸步不讓；而且習近平已經三次公開宣示，沒有「九二共識」兩岸將地動山搖，如果美國華府和蔡英文對此清楚而堅定的訊息還視若無睹，蔡英文恐怕得思考，520就職總統後，她會把台灣帶向深化實質獨立的泛綠「應許之地」？還是走上複製烏克蘭化命運，面臨無法處理的兩岸危機？

（作者係台灣大陸地區高校學生協會理事長）

花蓮縣富里鄉舊稱「公埔」，位於花蓮縣最南端，北鄰玉里鎮，西臨卓溪鄉，東以海岸山脈與台東縣成功鎮、長濱鄉相隔，南接台東縣池上、東河兩鄉。族群結構上主要有客家人、閩南人、阿美族、西拉雅族等，少數為布農族、外省人，地方通行語為阿美語與台灣客家語。

富里鄉的經濟產業以農業為主，主要生產水稻，是花蓮縣的重要米倉，富里米、香菇與金針等「富里三寶」為重要的農特產。六十石山、羅山瀑布與位於台23線（富東公路）上的小天祥，為主要的觀光景點。

公埔地名有多種說法

公埔地名之說有以下幾種：昔時為公家團體或平埔族群的公共牧場，用來放飼牛羊，以及放置柴草之類，公埔地名由此得來。另有一說，由於阿美族與平埔族爭奪獵場，以「公埔」這區為界，以北為阿美族獵場，以南為平埔族獵場，兩族皆可在公埔狩獵，地名遂由此來。源起於清光緒元年(1875)，解除番境各例禁，設立卑南撫墾局時所頒布的拓墾章程中規定每人先分田一甲耕種，另給附近原野（埔地）一甲，令其續耕。凡未著手墾殖之預備地，即稱「公埔」。

近代對地名也有多種解釋。由於土地肥沃，盛產農作物以水稻為主產，故於昭和12年(1937)10月1日改為富里庄役場，取「富裕鄉里吉祥」之意。據說改制時，日本人引用了日本一個古國的名稱，日本千葉縣有一個名為「富里町」的鄉鎮，近代人就望文生義，將「富里」解釋成「富裕鄉里」。

富里鄉的變遷

富里鄉最早的住民紀錄始於大武、馬卡道等平埔族群，1845至1895年間為平埔族群遷入的高峰期。1920年，富里鄉合併大庄、公埔兩區，設置大庄區便沿用至今。大庄區轄屬花蓮港廳玉里支廳，轄域內分為大庄、頭人埔、公埔、堵港埔四個大區。1937年改稱富里庄，轄屬花蓮港廳玉里郡，轄域內分為東里（大庄）、竹田（頭人埔）、富里（公埔）、堺（堵港埔）四個大區。戰後改稱富里鄉，轄屬花蓮縣。

富里鄉農會農特產品展售中心販售富麗米、黑米、糙米以及金針花、米餅、柚子、白木耳和乾貨等。來到這裡，民眾能購買連日本人都讚賞的富麗米，能享用由富麗米做成的低價便當。遊客中心座落於田野間，設有觀景台可眺望稻田，並有咖啡廳。

羅山村以手工豆腐聞名

羅山村居民以客家人為主，以泥火山景觀、手工豆腐、羅山瀑布聞名。到這裡來，可以親自體驗用泥火山的滷水來製作豆腐，還能到附近的羅山大魚池眺望羅山瀑布，沿著步道走，可欣賞泥火山的奇觀與特有的濱海植物，感受大自然的奧妙。

羅山瀑布為海岸山脈斷層地形所形成的一個瀑布，高約120公尺，分上下兩層，水量豐沛，氣勢驚人。羅山瀑布附近的泥火山，當地人稱為「鹽坪」，噴出來的泥漿含有瓦斯，同時帶有鹹味。羅山村居民們很早就開始收集泥火山噴出來的瓦斯，當作燒水煮飯的燃料，並利用泥火山的滷水製作手工豆腐，做出來的豆腐口感綿密、紮實，成為來羅山必品嘗的一道美食。

富里車站及社區洗衣亭

富里車站配合「花東新車站運動」的計畫已改建完工。以「大地的穀倉」為主題，在不破壞整體風景的情況下，重塑車站的效能與意象，轉化成一座低調簡練的「米倉」，曾榮獲兩岸四地建築大獎。它1926年設公埔停車場；1937年地名和站名同時改為富里。目前為三等站。

日據時期，外地人移居到富里墾荒時發現了湧泉，除作為飲水外，婦人們也相約清洗衣物，成為另類的聚會場所，現在附近居民們還會不時騎著機車、帶著籃子及大水盆來此洗衣聊天。

富里國民中學幾經變革

日據時期，「公學校」只招收台灣學生，「小學校」只招收日本籍學童。1940年成立的「富里尋常高等小學」，在台灣光復後因日本人被遣返日本，這座小學在1946年關閉，但校舍保留了下來。1959年成立「玉里初中富里分班籌建委員會」，以該校址為預定地，1961年正式招生，1964年正式獨立為「縣立初級中學」，1968年改稱「富里國民中學」。

富里長老教會歷史悠久

富里教會是台灣花東地區最悠久的長老教會。據傳，一位名叫「源春」的弟兄，1877年由阿里港來到此傳講基督教福音，當時富里地區正流行瘟疫，許多身體健壯的人都無法抵抗瘟疫與鴉片所引起的氣喘，唯獨信徒可通過服食祈禱水得以活命，因此信徒愈來愈多。

1878年，源春弟兄成立了講義所。1951年因地震教堂倒塌，1952年3月開始建築新教堂，1959年教堂完工，舉行獻堂典禮。1977年舉行宣教100周年聚會。1981年百周年紀念館落成，並舉行感恩禮拜。

具巴洛克風格的富里教會，坐落在富里市區最熱鬧的街上，靠近富里國中校區。教會旁的校園入口處有個牌坊，教會可從牌坊的右手邊進入，圓拱形的窗櫺造型特殊，是一個獨樹一格的歐式建築。

公埔文化館及葉日松文學館

富里鄉公埔文化館是當地具有歷史與藝術特色的觀光資源休憩中心。從日據中期開始，富里鄉的發展重心逐漸轉移到現今的富里村，昭和元年（1926）大庄區役所在此地設置辦公廳舍，是為「公埔區役所」（戰後改為鄉公所），是公埔文化館的前身，也是該鄉首次出現的混凝土構造建築。建築具有簡潔立面的水平與垂直線條、入口簷板及屋頂突出的女兒牆，屬於戰後現代建築裝飾藝術風格的形式之一。在鄉公所搬遷後，公埔區役所改建為「公埔文化館」，成為展示客家特色文物與農產銷售的據點。

富里鄉公埔文化館園區內有一座「葉日松文學館」。葉日松是台灣花蓮人，1936年生於富里鄉新興村，曾任中學教師40年，現為客家委員會諮詢委員；1964出版第一本詩集至今創作不輟，著作有詩、散文、兒童文學及客語詩等30多本書，其中有些譯成日文、韓文和英文。作品曾獲全國青年文藝最佳新詩獎、優秀青年獎章、中國文藝獎章及國軍文藝金像獎新詩首獎等。2009年獲頒客家貢獻獎傑出成就獎，2010年獲花蓮縣文化薪傳獎。

2019年9月，花蓮吉安鄉公所舉辦了「台灣客家詩人葉日松特展」，富里鄉將建立於1959年的鄉公所舊址改設為公埔文化館，園區內利用一棟舊房舍打造成「葉日松文學館」，並在牆上寫了一首葉日松的詩詞，呈現出他對鄉土熱愛的情懷，也讓造訪的民眾感受到純樸的民情。

葉日松2023年決定將其畢生文學作品及相關手稿捐贈予富里鄉。2024年1月19日，富里鄉公所在富里鄉老人文康中心舉辦「葉日松著作捐贈文藝展」開幕儀式，展出葉日松老師畢生心血的文學作品及珍貴手稿。

(作者係退休工程師)

近年來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推進，對於地方非遺文化的討論引發了社會的關注與思考。閩西作為客家人的重要聚集地之一，經過長久的積累，形成了獨特風格的客家文化。而船燈作為一種漢族民俗舞蹈節目，便是客家民俗的一種。

在武平地區，民眾通常稱船燈演出為「打船燈」，「打」含有表演之意。「打船燈」雖帶著船字，但是在陸地上表演，所以又稱旱地船燈舞。對閩西客家人而言，「打船燈」是一種表達「接豐收、慶太平、度佳節」的民俗活動。時至今日，在閩西山區武平、長汀、上杭、永定、連城等客家聚居地，舞船或送燈也多有演出，主要在春節、元宵等節日演出，偶爾也在端午、中秋、重陽節表演。表演者自編自導自演，以船燈舞獨特的漢族民俗文藝方式表現漁家生產、生活或愛情故事。

船燈的起源說法不一

船燈的起源演變在閩西地區流傳的即有數種，以下，筆者對各種傳說稍作討論和分析。

傳說是指口頭流傳下來的故事，通過歷代人們的構建和附會得以流傳，具有一定的虛構色彩，但也蘊含著真實的歷史資訊。船燈在閩西的傳播範圍尤為廣泛，但其來歷卻眾說紛紜，新舊地方志中記載零散，說法不一，僅起源即有多種說辭。通過查閱地方文獻和訪談，筆者獲得多種不同的起源敘述。例如，在武平縣十方鎮的田野調查中，筆者通過詢問黎明村的肖榮善師傅（已從事船燈活動67年）得知，目前十方鎮老一輩的船燈表演者多對「乾隆說」持信服態度。

據老人口述，傳說清代乾隆皇帝下江南巡遊，到了汀江邊，忽接遇朝廷急詔，適逢風雨交加，江水上漲，命人尋找船隻渡江，覓得一老翁孫女擺渡，乘渡過江時見爺孫倆邊划邊唱（唱的是太平盛世），情有所感，希望能把爺孫傳唱的太平盛世精神流傳下去。因此到達目的地後，請求船主用表演的形式把過渡時所唱所舞演繹下來，並不斷流唱。

與之近似的還有「順治說」和「康熙說」，此兩種傳說的背景均為清廷的對台戰事，皇帝為視察民情，到汀江周邊巡遊，但對帝王形象的塑造各自不同。如「順治說」，漁翁父女在送順治到岸後便隱姓埋名，爾後順治派人尋訪無獲，於是在某年京城會試方畢後，問及主考官員，尋得一名尚未返鄉的汀屬武平縣的落第舉子，召之入宮於樂府學習仿水上行船動作，並特命樂府作《漁家樂》一曲令生員帶回。

而在「康熙說」及文本所記載的「乾隆說」中，增添了漁翁被當地漁霸欺負一事，因此皇帝為賞賜公孫的救駕之功，特贈夜明珠一顆，親筆題贈「漁家樂」金匾和「聖旨」金牌各一，這些元素在後期也被添加到船燈的形象裡。

通過船燈起源的若干「帝王說」敘事的梳理可知，各說對皇帝形象的建構存在共同之處，即各說首先試圖通過皇帝或皇權的神威作用，來激勵和關心民心、懲惡揚善，創造盛世太平，從而凸顯皇帝心繫於民的高大形象。其次，這些傳說本身存在虛構之嫌，帶有一定主觀的色彩，但其中也穿插一定真實性的歷史資訊。如各類有關帝王的起源都出現「清代」、「汀江流域」、「爺孫（父女）」等關鍵字，三者背景都發生於清代的汀江流域，不管是乾隆下江南，還是清廷對台戰事，這些歷史背景是船燈在後期慘遭打壓時（前有民國期間因被認為演唱淫媟之詞而被壓制，後於文革期間被視為四舊之一而遭禁止），被民眾所賦予信任及歷史感的原因所在，也對閩西船燈是否開始流傳於清代，更為具象化的說辭。具體而言，肖師傅所言「乾隆說」發生於下江南巡遊；「順治說」和「康熙說」的背景側重於皇帝到汀江流域視察民情。

各種起源來歷有不同側重

再者，各起源說對「打船燈」的來歷有不同側重，如肖師傅所言「乾隆說」側重於弘揚太平盛世的輝煌；「順治說」側重於心繫民生的帝王借科舉士人而創制了打船燈的動作和內容；「康熙說」和文本「乾隆說」則側重於所謂「漁家樂」、「夜明珠」等船燈形象要素的來歷。這些起源說，無論是資訊選取還是建構側重，實際上都存在試圖借助帝王將「打船燈」的來歷和演變神秘化，從而更富傳奇色彩。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各類傳說對皇帝與漁民之間互動情節的描寫並不相同，但均試圖將帝王同船燈相聯繫，以表達皇帝對天下太平和漁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嚮往，這種通過反映皇帝對百姓的關懷和正面形象的作法，在拉近民間與帝王間距離的同時，也為船燈的來歷增添了正統與合法的色彩，使其成為一種帶有政治意味的表演形式。

此外，有關船燈的起源說，除「帝王說」對社會心態的反映外，還有其他不同類型。如呈現其空間遷移的「疍民說」、「明代武所舊俗說」和「中原說」，這三說均反映了，船燈是客家人南遷的產物。其中「明代武所舊俗說」更彰顯了武平地域的歷史脈絡。傳說，明洪武年間，粵贛寇入侵擾亂，搶劫錢糧，阻礙廣東向京城進賢。明朱元璋調派十八將軍來此平寇。朝廷為穩定軍心，守好武所城，改善守城官兵的文化生活，便將京城的花燈傳至武所。因此，作為一種地域的演變，以及「中原說」中習俗的延續，「明代武所舊俗說」更加突出了武平縣客家地域的形成淵源。

可能是「跑旱船」延伸結果

在梳理船燈起源流變的過程中，筆者發現一種與閩西船燈表演形式、內容相像的民俗舞蹈，即「跑旱船」。這種民俗舞蹈的出現，進一步疏解了船燈如何從一種擺渡工具轉變為舞蹈表演形式的觀照。據唐代鄭處《明皇雜錄》和宋代李昉所編筆記小說《太平廣記》記載：唐玄宗在東路，大宴於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率其聲樂來赴闕者，或謂令較其勝負而賞罰焉……山車、旱船、戲鬥雞……夜闌，即遣宮女于樓前歌舞娛之。

可見早至唐代，旱船已作為獻演節目而在宮廷、民間流行，其流傳時間比船燈現有緣起傳說更加長遠（跑旱船從唐開始有文字記錄，此後在宋至清的地方志和筆記小說中多有出現，在許多地區流傳不衰，成為年節喜慶或農閒時一項不可或缺的民俗娛樂活動）。因此，筆者認為，在船燈傳說敘述中，皇帝能夠自然地把船燈作為一種表演形式輸出，可能已有先例。並且二者在來歷（都有某種權力形象，但旱船對比船燈更具有宗教色彩）、表演形式、角色扮演、外表裝飾、活動時間等方面大體一致，且旱船的傳播範圍比船燈更為廣泛（跑旱船現多流行於山東、陝西、山西、河北、湖南等北方城鎮鄉村），有民諺「南京到北京，旱船、跑驢，舞龍燈」，從側面印證了「明代武所舊俗說」中所反映的船燈為移民文化的產物，具有一定真實性（是否確為南京鬧花燈之演變尚存疑慮）。

據上述，筆者可大膽推測，船燈可能為跑旱船表演在遷變中延伸的結果，由清代傳入閩西汀江流域，通過地域的變化而發生相應的形式轉變，更加突出水上動作的表演，抑或是同「明代武所舊俗說」和「中原說」一般，為遷往閩西山區的客家人所帶，在閩西地域不斷進行「在地化」的結果。

帶有中原文化的特殊意味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不管船燈是否為北方旱船的延伸支系，為明代駐守武所的軍戶帶來，抑或是由從北方遷徙而來的客家人傳播，都能看出，其來源的神秘性和正統色彩，其實是一種社會心態所附會的產物，其或與當地的漁民文化相聯繫，伴隨著武平客家民系的形成，而帶有中原文化的特殊意味。其表演形式、來源話本也在汀江河流域的迭次傳說中，不斷與山地農民的生活相適應，成為了現有船燈移民說的敘事文本。  

透過船燈的來歷傳說，可以看到，船作為一種擺渡工具，在與燈的結合中成為一種宮廷、民間的表演形式。而透過起源傳說，也可看到「打船燈」表演主角艄公、艄婆的文本形象來源及其角色的演變。此外，船燈歌舞內容經過起源傳說的塑造，帶有明顯的歌頌太平盛世與上位者的關懷，而這些都顯示，船燈的幾個起源說，對船燈濡化及交融的重要作用，無疑為認識船燈來歷的多元性展現了不同視角。

(作者係閩南師範大學歷史地理學院學生)

每談起中國近代史，不外喪權辱國，割地賠款，民生艱困，罄筆難書的民族苦難。這些都是事實，但並不是中國近代史的全部內容。任何事情都是辯證的，有負必有正，所謂反者道之動，歷史尤其如此。

西方中產階級的出現標誌著西方進入近代。這個階級以其積累的巨大財富，不斷創新的科技力量，放眼宇宙的視野，推動了西方近代歷史前進，是近代雄心勃勃的領軍階級。

它是介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一個階級，所以稱之中產階級。中產階級是資產階級的核心，沒有中產階級，資產階級只是個空殼子，而廣大的無產階級只是個受壓迫的、被動的階級，二者間需要一個引領的階級，此即中產階級及附隨於它的一大批知識階層。

這個階級最早出現在歐洲東方地中海的義大利，靠金融家族麥地奇(Medici)積累了資本；在荷蘭構建了近代資本主義的機制和體系；在英國發動了工業革命，構建了以亞當斯密斯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理論；在德國構建了以康德、黑格爾為代表的哲學。反者道之動，也必然出現其對立面的意識形態，即馬克思主義。

傳統的中國社會以職業分類，有士農工商四大類，士是讀書人，農是耕田的，商是做生意的，但這不是階級。在農耕的傳統中國社會沒出現過西方的中產階級。原因是中國是大陸型的農耕社會，重農輕商，壓抑商人階級，所以沒出現中產階級的土壤和文化思想。這也間接說明了，中國沒有內生的社會力量進入近代。鴉片戰爭不僅打破了中國的海禁，也使中國的商人階級借助外力，打破了輕商的傳統。

西方的中產階級來華，同中國的商人階層合流互融，而成為中國的中產階級，中國稱之為買辦。中國的商人階級無法靠本身的力量，挑戰根深蒂固的士紳階級，更無法引入西方中產階級的屬性，反對政府，脫離官督商辦，獨立經營。一旦有了經營的自主權，就有了思想的自由，於是中國的中產階級於焉出現而存在。

既是外鑠的，就具有明顯的西方中產階級的屬性，而以自由民主相標榜。所以，中國的中產階級初生時就注定既要反抗政府的政治壓力，又要反抗儒家輕商的思想，兩面作戰。這是舊中國中產階級的命運，在新中國，他們的命運更糟，因為實行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制度後，已沒有中產階級存活的土壤。

鄧小平主政時的大政方針是搞活經濟，而這正是中產階級的看家本領，所以得以重拾生機，階級力量得到發展。但之後中產階級踩過紅線，鄧小平立採鐵腕手段，斷然加以制止。此即六四風潮發生的原因。但可能令鄧沒想到的是，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無意間網開一面，湧現了一大批百萬富翁，也即中產階級及其老闆。

習近平主政後，擔心資本主義的傾向過於嚴重，所以推出儒家重德的思想，以圖制衡資本主義。其努力能取得多大成效，讓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係旅美體制外歷史學者)

輪型裝甲車的開發已是各國的風潮，無論是美中俄三國或歐陸地區，基於地面部隊仍須以輪型裝甲車代步，各國陸軍皆努力發展自身的輪型裝甲車。德國在二戰期間因具有厚實的國防技術能力，二戰結束後，持續針對陸軍輪型裝甲車進行開發，至今已有具體的成果。

拳師輪型裝甲車的發展歷程

拳師(Boxer)是一款八輪裝甲車，該輪型裝甲車針對不同的任務型態進行「模組開發」，大致上分成「戰鬥、指揮、救護、野戰、救濟保修」等模組，1993年率先由德國、法國開始研發，1996年英國政府宣布加入開發行列，然因合作理念不同，法國先在1999退出該計畫，2001年荷蘭加入開發計畫，並於2002年公開亮相。

然而好景不常，英國最終因車輛成本過高，而於2003年退出研發/生產計畫，因此最終整台裝甲車輛仍為德國、荷蘭的產物，生產時程被迫延至2008年以後進行。德國軍方先於2006年計畫採購272輛拳師裝甲車，包括135輛APC型、65輛指揮車型與72輛戰場救護車型，2009年起陸續交貨，後更於2015年額外增購131輛。荷蘭則在2006批准採購238輛，包括36輛指揮車型、52輛重型救護車型、92輛工程車型、12輛貨物運輸車型與8輛駕駛員培訓車，並於2011起開始交貨。

後續用戶包括立陶宛的88輛、澳洲211輛、烏克蘭36輛，而英國最終仍於2019年宣布採購各型拳師衍生車輛500輛，並於2023年接收首輛拳師甲車，使得拳師總體訂單超過1,400輛。潛在訂單包括阿爾及利亞、立陶宛、卡達、瑞士等國，尤其伴隨著俄烏戰場的形式，各國更加重視裝甲車的採購與部署。

拳師裝甲車性能概況

拳師裝甲車按照任務區分，其重量有24噸（標準型）、33噸（戰鬥型），車長度為7.93公尺、寬度為2.99公尺、高度為2.37公尺，操作人數為3人，車內容量的體積能乘載8噸重量，包括8名全副武裝士兵，最高行駛速度為每小時103公里，基本車款的武器配備為一挺12.7mm機槍，戰鬥步兵型則安裝一挺30mm機槍與一挺7.62同軸機槍。

除了機槍外，拳師甲車依據任務與客戶需求，也能安裝一門35mm機砲、12.7mm或7.62mm機槍、40mm榴彈發射器等，動力系統為EURO 3級的MTU 8V199 TE20柴油引擎，最大馬力為720匹，拳師總共配備三個油箱，大約能攜帶562公升的汽油，在不加油的情況下能行駛超過1,100公里。

整體車輛的設計為模組化，利於後勤補給的任務，車輛裝甲為高硬度鋼板所製，車體前方為斜型，利於抵抗敵軍步機槍的射擊；車頂裝甲具有陶瓷裝甲板，能增加車體對人體的防護，且能抵抗口徑14.5mm機槍的直接射擊。為抵禦地雷的攻擊，拳師裝甲車的座椅與地板分離，能降低裝甲車遭到敵軍攻擊的衝擊。開發商同時強調拳師可機動部署，能透過空中巴士所製造的A400運輸機，將車輛分解為數個模組運送。

衍生出多種型號

「運兵車」為拳師最為常用的通用型號，主要的目的為步兵運輸，並提供步兵在戰場上的保護；為保持戰場的通訊/指揮品質，拳師也能充當「戰場指揮車」，通常成員包括2名參謀，1名參謀助理與1名駕駛，相關的配備包括通信、網路系統、抗干擾通訊設備等，能在裝甲單位充當指揮裝甲車、步兵的系統。

為有效提供戰場救護任務，拳師裝甲車能將模組改為醫療使用，艙內能容納7名坐立傷患與3名擔架傷患，因本身具有高強度的防護鋼板，故能在險峻的戰場中，為傷兵提供機動、快速的救護任務。

為因應敵軍直升機、無人機的攻擊，拳師裝甲車能將其改裝為「空中俠客35」(Skyranger 35)，原則上配備一門「萊茵金屬公司」(Rheinmetall)開發的35mm無人防空砲塔，車內僅需2人操作，防空砲能依據空中威脅的目標，分類成每分鐘發射200發砲彈或1,000發砲彈，有效射程約4,000公尺，為應付小型無人機的威脅，砲塔能額外安裝歐瑞康公司(Oerlikon)所開發的對空搜索雷達，其最大偵測距離約5公里，對戰機體積大的測距為20公里。

另一款為「空中俠客30」(Skyranger 30)，主要是在車體安裝一門30mm防空機砲，最大射程為3,000公尺，必要時能額外攜帶兩枚刺針防空飛彈，增加點防空的作戰效能。

因戰場變化劇烈，裝甲車必須具備充足火力才能應付敵情，拳師也有「重型火砲版」，該版本最大的特徵在於安裝一門155遙控榴彈砲，由兩名成員操作，車體能攜帶30發砲彈，基本彈藥的射程為40公里，若發射加強型遠端砲彈，射程可提高至54公里。

結語

德國的工藝技術也表現在軍武設備，而拳師裝甲車的最大優點在於「模組化設計」，其車輛能配合客戶需求，安裝不同功能的任務模組，但缺點為過重；尤其以戰鬥型33噸的重量，美軍的C-130運輸機無法負荷，其他的運輸機包括A400，必須先拆掉裝甲車上的模組，將車體、模組分開才能運輸，這不但降低了運輸效率，也不利於部隊的機動性，加上一輛拳師裝甲車售價高達7,000萬美元，壓低了它在國際軍武市場上的競爭力。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候選人)

今年2月，法國、美國、奧地利、西班牙、義大利及英國共同宣布，在OECD/G20的包容性架構下，有關國際租稅規定改革的多邊解決方案實施前，延長有關國家數位服務稅的過渡協議。

OECD第一支柱金額A

全世界電子商務交易，甲國銷售者不一定會在乙國設立營業場所，乙國客戶只要在銷售商的電子商店下單付款，便可以完成跨境買賣。此外，數位服務業者的盈利模式，多數不是向跨境用戶收取，而是向刊登廣告的業主收取廣告費，例如，美國谷歌2023年廣告費收入為2,378億美元，按照目前國際稅收聯合國與OECD範本，廣告費收入完全歸數字公司的居住國課稅，消費者用戶所在國並無課稅權，但就全球自動數字服務公司而言，離開廣大的境外所在國用戶線上的觀賞，這些提供數字服務的公司就無法賺取廣告收入，因此，以使用者付費的觀點，用戶所在國也應作為所得來源國，分得一部分廣告收入並對其課稅，較符合租稅公平原理。

2018年以來，許多國家陸續對數字服務的利潤課徵「數字稅」(Digital Service Tax, DST)。美國是全球數字服務最發達的國家，2023年全球排名最大的10家數字服務公司，美國占了8家。在消費者經營與自動數字服務課稅權的劃分上，OECD包容性框架在支柱一的設計上提出了金額A，也就是數字服務的提供商要將其因提供數字，所獲利潤的一部分作為金額A，劃分給用戶所在國。

但是，美國數字公司普遍認為，OECD提出的第一支柱金額A（Pillar one, Amount A），主要是針對美國數字服務公司課稅，一旦第一支柱金額A在全球普遍推行，美國數字公司就不得不將自己線上提供數字服務所獲利潤的一部分，分配給市場國或用戶國，如此一來美國數字服務公司的利潤勢必減少。

美國強迫法國推遲課數字稅

目前全球數字公司的總部多登記在美國境內，因此，美國不希望數字公司所產生的數字稅收被其他國家分享。換言之，美國並不贊成OECD提出的第一支柱金額A課徵數字稅方案，美國甚至透過多邊協議或關稅威脅，來抵制其他國家對美國數字服務公司提供的跨境線上數字課稅。

法國2019年7月24日頒布法律，決定自2019年1月1日起開徵數字服務稅，它是就數字服務稅最早立法的國家。法國原本要對美國數字公司開徵數字稅，但2020年川普宣布對歐盟價值13億美元的貿易徵收25%的關稅，來抵制法國對美國企業擬課徵數字稅的計畫，導致法國開徵數字稅的生效日期一延再延。

支柱一增加用戶所在國稅收

第一支柱金額A(Pillar one, Amount A)的主要特點包括：(1)改變了企業納稅地點的規則，將一部分課稅利潤，從目前登記利潤的司法管轄地（也就是利潤來源地），轉移到最終消費者銷售的司法管轄區來課稅，並根據數字服務企業在全球各司法管轄區的銷售額分配到各地司法管轄區；(2)第一支柱金額A目前只針對全球收入超過200億歐元，且利潤率超過10%的公司，就高於10%的利潤，課徵25%的數字稅。

目前美國在知識產權使用費（特許權使用費）方面，對全球存在顯著的貿易順差，2017-2022年平均每年盈餘約760億美元，2023年服務貿易總順差為23億美元，其中許多知識產權的服務價值高且利潤率高。如果採用第一支柱金額A，將部分應稅利潤從目前登記利潤的司法管轄區（即利潤來源地），轉移到向最終消費者銷售的司法管轄地課稅，並根據全球各司法管轄區的銷售份額，將該份額分配給各司法管轄區。由於一些總部位於美國，在美國境內利潤率適中的公司，在世界各地的利潤率可能非常高（通常是由於他們在海外司法管轄區持有知識產權）。

在某些情况下，知識產權也在海外開發，但他們部分銷售對象也是美國本土客戶，因此，當利潤轉移到客戶所在地，美國內地稅務局仍可從第一支柱金額A獲得一定稅收。換言之，美國政府也能從這些居住在美國的消費者身上課徵到一定的數字稅。

支柱二有利美國企業回流

G20/OECD稅改方案中的支柱二規則(Pillar Two)，包含全球反稅基侵蝕規則(Global Anti-Base Erosion Rules，GloBE)，又稱全球最低稅規則，要求跨國集團在各轄區就利潤繳納至少15%所得稅，否則須就差額繳納補足稅。由於適用門檻低（年收入超過7.5億歐元的跨國集團），適用範圍廣（除特定國際海運業務外其他行業均涉及），全球最低稅規勢必將會對大型跨國企業海外業務產生重大稅務影響。尤其是美國企業擁有全球最龐大的數位服務市場，也是許多利潤率高的跨國公司所在地。

最重要的是，支柱二規則採全球統一最低15%稅負，對於讓美國企業將有價值的知識產權留在美國，而不是留在低稅率國家，扮演著關鍵的角色。整體來說，第一支柱金額A方案將造成美國稅收減少，支柱二規則有利於美國大型企業回流，稅收增加。

(作者係廣東海洋大學台籍教授)

兩岸經濟在近年不確定因素干擾下，確實表現差強人意。但今年台灣在AI產業強勁帶動出口下，經濟成長應較去年樂觀。而大陸經濟在房地產止穩、新質生產力的發揮下，應可達成既定目標。

近年因疫情、升息循環、產業去庫存，以及地緣政治風險干擾下，全球經濟充滿不確定性。去(2023)年，台灣經濟成長率僅1.31%，創近14年最低。大陸則有5.2%，達成全年5%的目標。而台灣今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概估為6.51%，為近11季以來的最佳表現。大陸第一季的GDP同比增長5.3%，增速較上個季度增加0.1%，實現良好開局。看來，兩岸經濟有望回暖。

台灣AI產業強，內需弱

不可否認，人工智慧(AI)是當前最熱門的產業，而台灣有相當完整的產業鏈，又有世界級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單第一季營收就達5,926.44億台幣，年增16.5%。因而，在AI等新興科技應用需求強勁，帶動資通與視聽產品倍增，加上電子零組件及傳產貨類出口減幅逐步縮小下，第一季商品出口總額已達1,103億美元，年增19.21%。不過也不能得意太早，因為今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6.51%是與去年第一季呈現負3.49%相比較；何況若按季增年率觀察，去年第二季至今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依序為6.83%、7.87%、9.70%及1.13%，也就是在逐季走強後，於今年首季明顯轉弱。由此可知，這6.51%並不代表台灣有多強，政府無需強調比新加坡、南韓好。況且，今年首季出口值也是因去年出口衰退而有明顯年增，但也是季減。

國內消費只成長1.3%，大部分是國人海外旅遊的消費，對國內助益不大。主計處認為，內需的消費及民間投資逐步回溫，據此推估全年經濟成長率將上修至3.57%，恐怕過於樂觀。

大陸經濟成長漸趨樂觀

大陸第一季的GDP同比增長5.3%，第一級、二級及三級產業均呈現成長，分別為3.3%、6.0%及5.0%。在經濟成長的三駕引擎中，消費一向占比最大，隨著各項促消政策落實落地，商品消費及服務消費均穩步成長。伴隨重大工程項目加速推進，投資結構不斷優化，已為經濟增長提供有力支撐。

淨出口也擺脫過去疲軟不振的現象。3月官方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自去年9月以來，首次回升至50的榮枯值以上；服務業PMI是去年6月以來的最高值。在去年低基期及人民幣貶值的效應下，甫公布的4月進出口雙增，優於預期，在歐美製造業溫和復甦下，預估Q2至Q4仍有望小幅增長。整體而言，意謂著大陸全年經濟運行有望持續回升向好態勢。

「新三樣」出口創佳績

大陸近幾年致力於調結構、促轉型。根據大陸海關總署發布2023年度「外貿成績單」，去年進出口總值41.76兆人民幣，年增0.2%。其中電動車、鋰電池和太陽能電池等「新三樣」出口首次突破兆元大關。進一步言之，大陸電動車過去在政策支持及產業的競爭下，吸引了許多國際電動車零組件企業及新創公司投資，進而帶動電動車零組件發展的優勢。尤其，在AI及各類的感測器、軟體技術快速發展，同時又是全球鋰電池主要生產國的優勢下，大陸不僅成為電動車製造大國，亦為全球的最大消費國。

2022年自主品牌新能源車銷售占比近八成，其中比亞迪已正式超越特斯拉，成為全球新能源汽車銷量的冠軍，並且正在海外大舉擴張，營收在三年內漲逾12倍，次年更擠進全球汽車銷售量的第9名。今年大陸汽車總銷量將超過3,100萬輛。其中新能源車銷售量預估達1,150萬輛，較去年949.5萬輛，年增率超過3%，增長10.5%。

困擾多時的房地產危機，在大陸官方接二連三的救市政策下，最壞的時期已過，但消費者恢復信心仍需時間。目前恆大、碧桂園及中植集團等爆雷地產商，除申請破產清算外，也進行售屋、售地、債務重組或債務展期。瑞銀認為，大陸短期房地產市場還面臨一定風險，上半年開工和銷售面積還出現下跌，但可能在年中會止穩，下半年環比會略有回升。另外，港股及上海股市反彈幅度超過二成，也就正式步入「技術性牛市」。原因之一就是房地產政策利多不斷，而資金已明顯回流。

「新質生產力」成長新動能

去年9月，習近平在黑龍江省考察調研期間的座談會上首次提到「新質生產力」，此後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及中央政治局第11次、12次集體學習都提到「新質生產力」。今年3月的「兩會」更大力宣傳「新質生產力」，寄希望以此替代房地產等傳統行業拉動經濟。進一步言之，新質生產力的「新」可以指新技術、新模式，新產業、新業態，新領域、新賽道，新動能、新優勢；「質」則包括物質、本質、質量和品質，即新質生產力是在信息化、智能化等條件下，以創新驅動為依託，體現高質量發展，帶來高品質生活的生產力。它包括傳統行業的升級，包含任何能提高全要素生產力的行業，所以說它其實是在各個行業對資源進行更優配置，包括勞動、資本、土地、原料及科技人才。例如，早已進行中的綠色能源產業、人工智能技術等新興產業。

在市場如此低迷的狀態下，這些「新質生產力」概念下的產業，能否填補體量巨大、上下游產業鏈長的房地產業對宏觀經濟和就業原有的貢獻，值得關注。另外，4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統籌研究消化存量房產和優化增量住房的政策措施」，以及各大重點城市均或多或少放鬆了限購政策，市場將迎來更多政策細則，有助於房市由谷底反彈。

綜言之，兩岸第一季的經濟數據看來樂觀，但樂觀中應審慎。一是保護主義、地緣政治衝突不斷加劇，恐對貿易活動造成不小干擾。二是美國年底將舉行總統大選，不少人憂心一旦川普當選，對兩岸經濟均可能埋下諸多不確定性。宜有因應對策，才能讓衝擊降至最低，進而達成經濟成長目標。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

伴隨美國對中國大陸科技管制加劇，正動搖著台積電的根基，開始從董事會下手，今年6月之後，台積電新任董事上任，10位董事有6位美英人士，加上一位董事背後代表著美國人的意志，這「六位半」獨立董事也宣告「美國時刻」正式到來。

董事會結構符合美國布局

台積電本來就是外資持股高達七成以上的公司，所以有外國董事身分者並不意外，不過最大的股東仍是行政院國發基金，所以10位董事中至少有一位具有官方身分代表，就是國發會主任委員龔明鑫，剩下9位代表中有2位代表台積電團隊，分別是前副董事長曾繁城、執行長魏哲家，加上這次新任獨立董事唯一的一位台灣人士－前行政院長林全，共4位，其他都是美英人士。

台積電有高達7位獨立董事，表面上相當符合公司治理的公開原則，也符合全球布局，但更精確來說，台積電的3位新獨董，包括林全和2位來自美國的伯恩斯(Ursula Burns)和埃爾森漢斯(Lynn Elsenhans)，更符合「美國布局」。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Marie Raimondo) 5月在美國眾議院聽證會時表示，中國侵略台灣、奪取台積電，之於美國經濟絕對是「毀滅性的」。她說，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州設廠，要製造的正是其最先進的2奈米和3奈米晶片。

從「全球化」到「美國化」

當初台積電到美國設廠，承諾的是5奈米技術量產，如今連一廠都還沒有生產製造，就要把下一個廠的技術推動到最先進的2奈米。美國政府之所以得寸進尺，主要是基於美國的利益，完全曝露了「非商業」性的企圖，而降低了台灣對美國的國安重要性。

台積電被稱為「護國神山」，卻要防範「友邦」以安全之名挖角。如果台積電亞歷桑那州建廠，是台積電成為美國公司的第一步，那先進製程移往美國，就是第二步。但這還不夠，6月台積電董事會正式改組，未來4年將是台積電從「全球化」到「美國化」的重要過程。

面對競爭激烈的半導體市場，台積電董事會若不能協助更遠的策略制定，不扯後腿，恐怕就不錯了。光是台積電4位外國獨董留任，就已讓人驚奇，這四人是英國電信公司前執行長邦菲爵士(Sir Peter Leahy Bonfield)、應用材料公司前董事長史賓林特(Michael Splinter)、賽靈思公司前總裁蓋弗瑞洛夫(Moshe N Gavrielov)、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前校長萊夫(Leo Rafael Reif)。這4位董事在10年前對產業還有些影響力，但10年後恐怕很難仍能看清產業快速變化的方向。

這4位可以說分別代表政策、設備、IC設計和學術端，但當台積電面對三星和英特爾虎視眈眈，加上AI、電動車和高速電腦的競爭，這4位獨董能發揮什麼作用，真的不得而知。至少台積電應該有更好的選擇，而不是延用創辦人張忠謀時代的「遺老」。這樣說，並非對張創辦人不敬。張忠謀為台積電確實打下了堅實的商業模式和雄厚資產，但以科技業發展的速度，4年一個總統任期未到，有些東西就可能變成「遺產」，相信張創辦人更清楚現實的考驗。

劉德音不該為美設廠負責

從2016年張忠謀找繼承人，選了蔣尚義、劉德音、魏哲家擔任共同營運長。當年GE執行長威爾許(Jack Welch)交棒時，也選了3個人擔任共同營運長，最後從其中挑出一人作為執行長，並要求另外兩位立刻離職。奇異的接班安排後來證明是失敗的，因為後來繼任的三位CEO前後做了16年，都沒有交出理想的成績單，GE也從美國前三大企業到後來一敗塗地，2020年更跌到谷底。

張忠謀退休後，由劉德音接任董事長，魏哲家為副董事長暨總裁。2024年6月魏哲家將升任董事長，一般的說法是劉德音要為美國建廠不力負責，但究竟是到美國設廠的策略錯誤，或進度不如美方預期，媒體並沒有進一步深究。劉德音和魏哲都是一流的領導者，否則台積電不會有今日的成就。總之，劉德音不該為去美國設廠而下台，並退出董事會。

美國對經營團隊下指導棋

而「美國化」究竟是提升還是墮落，有好有壞，就在一念之間，但美國以《晶片法案》提供台積電巨額補助，卻不改善投資環境的基本面，台積電當然可以說它是為了市場和全球化布局去美國設廠。但這難道不是攸關台灣整體的國家安全？

台積電在台灣2奈米晶片都尚未投產，若經營團隊就迫不及待地承諾美國第二座晶圓廠要在2028年投產2奈米製程，第3座廠將在2030年前生產2奈米或更先進晶片，是不是「太超過」了？這樣的決定必定會引起股民的反彈，所以美國「強化」台積電董事會的陣容，是為了更方便對經營團隊「下指導棋」吧？

先進半導體製程使用台灣的水）電和人才，美國若在幕後操弄董事會運作，很可能將造成台積電走下坡，等於中了英特爾削弱競爭對手之計。張忠謀擁有美國籍本無可厚非，當年執行了行政院長孫運璿、經濟部長李國鼎的產業升級計畫，結合其個人專業抱負也無可厚非，但台積電變成美國公司，絕非創立的初衷。

未來市場、產業、投資環境、地緣政治等變化莫測，台積電如要變成「美國公司」，也務必要成為一家一流一的「美國公司」，才能為股東和土地持有者等所有關係人創造最大的利益。若非如此，台積電很可能還沒有從青年走到壯年，就一步一步走向暮年。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