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埔軍校1924至1927年第一至五期學員共計7,380人，各省籍人數不平衡，居第一位是湖南籍2,189人，第二位是廣東籍1,036人，其他省籍都在640人以下，東北及偏遠地區為個位數。雖然人數有地域遠近差異的因素，但也不完全盡然。如廣東全省一百餘縣，如果按平均數來算，每個縣應為10人左右，但居前列的為興寧46人、梅縣42人，超過其他縣。而這兩個相鄰的縣，都處於粵東北山區，是廣東比較偏遠、封閉、交通不便地區，興寧更屬偏僻小縣，至今也只是梅州市下轄的縣級市。為什麼興寧當時有那麼多青年考入黃埔軍校？而且至1949年前有近百位將軍，因而有百將軍縣、將軍之鄉的美譽？

廣東興寧與辛亥革命淵源

一、地域特點及人文傳統

興寧地處粵東北內陸，丘陵和山地占60%，土地貧瘠、交通不便，魏晉以前為人煙稀少的蠻荒之地。魏晉以後中原多有戰亂，大批流民南遷，進入粵東地區，聚族而居，漸成群落。官府設立流民營安置管理，為了與當地原住民相區別而稱客民、客家、客屬等。東晉成帝司馬衍（西元4世紀）時始設興寧縣治，東鄰梅縣，清代設嘉應州（民國後稱梅州），興寧、梅縣屬之，故常以興梅地區連稱，是客家人聚居地區，至今仍被稱為客家之都。

興梅客家人在這種地域環境下世代繁衍生息，形成兩個突出的族群特點：

第一是聚族而居，親族關係緊密，尚武好勇。由於是從外地遷入，落地求生，土客之間、族群及村落之間常因爭奪資源而發生爭鬥，加之山林密布，易藏匪盜，而地處粵、閩、贛三省交界偏遠地區，官府管制能力低弱。故民人多聚族而居，以求互助自保，住居型制為外築高牆、形似碉堡，內建環繞房屋至多層，稱圍屋，往往同宗族數十戶聚居一處，子弟多自少習武，形成資源分享、守望相助的內部緊密關係。

第二是崇文重教、男人多外出謀事。興梅客家人從中原避亂南遷而來，其中不乏舊族世家、官宦士商人家，文教素養及崇文重教的傳統傳承下來，加之當地土地貧瘠、生計艱難，有餘力之家皆讓子弟讀書，以求上進入仕或出外經商，不懼遠行。故雖地處偏僻但並無閉塞固守鄉土觀念，而是以男子出外謀生闖蕩為出息。

滿清代明以後，興梅地區民風特點形成了對滿清統治的疏離與潛在抗拒，民間一直有秘密幫會三合會等會黨活動。晚清時期祖籍梅縣、後遷花縣的洪秀全，領導席捲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太平軍曾先後兩次進入興寧，有不少興寧人加入其隊伍。所以興梅地區民間一直受到反清勢力的影響。

二、興寧青年赴日本留學

興梅雖東鄰潮汕而近海，但清代長期實行海禁政策，僅廣州一口對外通商，故興寧人到海外並不方便。第二次鴉片戰爭後1860年汕頭開口通商，打開了興梅地區海上交通通道，中外商船由汕頭來往香港、上海，進而與日本、南洋等海外航路連通，中外人員往來，資訊風氣漸開。1876年清廷任命首任駐日本公使何如璋，即是嘉應州大埔縣客家人。他時任翰林侍講，當時出使外國既非任官正途，且被鄙為事奉外夷，於仕途上進並不看好，故為士林官場所不屑，而何如璋願當此任。他還招募了數位嘉應同鄉作隨使人員，其中有剛考中舉人的梅縣人黃遵憲任參贊，成為何的得力助手。

黃遵憲編撰《日本國志》，讚揚日本明治維新、富國強兵，甲午戰爭後出版問世風行一時，成為維新變法的模本，黃遵憲也成為名滿天下的維新名士。慈禧鎮壓維新運動後，黃遵憲被貶斥回鄉，在家鄉辦學，並送子侄赴日本留學，鄉人與日本之間往來增多。

庚子國變後，清朝統治已喪失民心，清廷被迫實行新政，科舉制度已趨廢止，知識青年為個人及救亡圖存尋找新出路，開始興起留學日本熱潮。1903年興寧青年何天炯、劉維燾、饒景華等，在家族資助下赴日留學，開啟興寧青年留學日本的先河，隨後幾年間相繼赴日留學的興寧青年就有十多人。

三、興寧人與辛亥革命

1905年8月孫中山和黃興在日本東京創建中國同盟會，在一年半時間裡有14名興寧青年入盟，有的被任為幹部。如何天瀚任司法部判事，何天炯任會計，他們兄弟先後擔任同盟會廣東支部長。1907年後孫中山、黃興等離開日本南下，組織多次武裝起義。何天炯留守東京本部接應來往同志，購買運送武器，支援各地起義。在興梅較近的惠州、潮州等地起義，多有興寧志士參加。1911年4月廣州黃花岡起義人員中，已知姓名的就有包括興寧的嘉應籍30餘人參加，有的英勇犧牲。

有的興寧人長期追隨孫中山革命。如何天炯參加廣州黃花岡起義，武昌起義爆發後受黃興派遣赴日本購運武器。後一直跟隨孫中山作為其助手，1913年春隨同孫中山赴日本考察實業。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黨人受到袁世凱下令通緝追捕，何天炯作為核心人員，袁世凱政府下發通緝令到興寧縣，懸賞五萬元抓捕。何天炯隨同孫中山再次流亡日本，作為孫中山秘書，協助創建中華革命黨及反袁活動，被任命為廣東支部長。後孫中山於1917-1925年在廣州三次建立政權期間，何天炯一直跟隨孫中山，被任秘書、顧問、參議等，協助處理對日事務及籌款財政等事宜。何天炯是與孫中山關係最密切的興寧人，在家鄉廣為人知，在廣州建政期間擔任要職，因此有不少親友鄉人來投奔他，求職謀差、從軍等。

興寧與黃埔學生軍東征

民國建立以後，袁世凱稱帝、軍閥紛爭、張勳復辟等一幕幕醜劇，孫中山於1917年從上海南下廣州第一次建政，進行護法運動，但受到桂系軍閥排擠而離粵返滬。1920年8月孫中山指示陳炯明率領駐閩粵軍回師廣東，驅逐了桂系軍閥，11月回到廣州二次建政，並籌備北伐。但陳炯明主張聯省自治拒不執行孫中山的北伐命令，並於1922年6月發動兵變，炮擊孫中山駐地，孫中山被迫離開廣州赴上海。1923年1月滇、桂、粵聯軍將陳炯明逐出廣州，2月孫中山從上海回到廣州三次建政。陳炯明率部退往粵東東江一帶盤踞，與廣州孫中山政府相對抗。在陳軍盤踞粵東地區期間，興寧遭受戰亂及各軍騷擾和劫掠。

陳炯明軍盤踞粵東地區對廣州政權形成很大的威脅，孫中山感到必須建立自己掌握的軍隊，才能指揮得力，儘快實現剷除陳軍、統一廣東進而北伐的目標。1924年1月4日孫中山通電討陳，陳炯明通電下野，退居香港，其餘部隊仍在粵東地區活動。1月17日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孫中山提出聯俄、聯共政策，會議決議創辦陸軍軍官學校。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選任七位籌備委員中，有興寧籍人林振雄，他是蔣介石在日本振武學校留學時的同學。6月黃埔軍校建校，孫中山兼任軍校總理，蔣介石任校長，廖仲愷為國民黨駐黃埔軍校代表，林振雄任管理部主任，梅縣人葉劍英擔任軍官教導團團長，後任教授部副主任。1924年11月剛從歐洲回國的共產黨人周恩來出任軍校政治部主任。

1925年2月，廣東革命政府決定進行東征，討伐陳炯明部，以黃埔軍校學生軍和粵軍為右路軍，由軍校校長、粵軍參謀長蔣介石統領，周恩來任政治部主任，作為東征的主力。黃埔軍校1924年5月入校第一期及8月至10月入校的第二期學員共一千余人組成學生軍，其中有興寧籍10餘人、梅縣籍10餘人。興寧人羅翼群任東征軍總指揮部總參議，葉劍英任第二支隊長。東征軍自1925年2月開入粵東地區征伐陳軍，從廣東南部沿海東進，連戰皆捷，先後進占海豐、普寧、潮安、汕頭、五華等地，3月20日攻占興寧。第一次東征打垮了陳炯明軍主力。其間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當時蔣介石、周恩來正率領東征軍在興寧一帶作戰，在興寧縣城與當地官紳民眾舉行追悼孫中山大會。

1925年6月，在廣州的滇軍和桂軍發動武裝叛亂，廣州形勢危急。黃埔學生軍和粵軍立即回師鎮壓，在廣州工人和市郊農民的配合下迅速平定叛亂。這時，陳炯明利用革命軍隊回師廣州的機會，以三萬之眾重新占領東江一帶，並企圖勾結盤踞在粵北的川軍等進攻廣州。國民政府決定第二次東征，蔣介石任東征軍總指揮，周恩來任東征軍政治部總主任兼第一軍黨代表。東征軍自1925年10月1日起陸續出發，經過激烈戰鬥，一舉攻占惠州。11月初收復潮安和汕頭，全部殲滅了陳炯明軍在東江的主力，革命軍第二次東征取得勝利。兩次東征勝利的同時，粵北、粵南等地小股軍閥也陸續被平定，1926年初革命軍統一了廣東全境，為後來北伐戰爭建立了鞏固的後方基地。

在東征軍作戰期間，興寧縣官紳民眾給予支持。如時任興寧縣長的羅幼山，籌集軍餉2萬大洋支援東征軍。興寧地區經過1922-1925三年的陳軍盤踞兵亂及革命軍東征，以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及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率領的黃埔學生軍兩次東征取得勝利，特別是在興寧作戰駐紮受到當地政商紳民各界支持，許多青年受到鼓舞和感召紛紛投考黃埔軍校，加入國民革命軍。

興寧黃埔國民革命軍人物

廣東統一後，1926年初廣州國民政府將各軍軍校與黃埔軍校合併，改組為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並先後在潮州、南寧、長沙、武漢開辦四所分校，後統稱黃埔軍校。有更多興寧子弟陸續考入各地黃埔軍校，加入國民革命軍，參加北伐及抗日戰爭，湧現出不少軍事人才，有的成為將官。民國時期興寧人授將軍銜的就有近百人，其中中將23人、少將67人，故被譽為百將軍縣。

在興寧民間，有不少關於黃埔軍校、國民革命軍人物的事蹟被講述流傳，還有一些有關家族人物的佳話。如一屋五將軍，指興寧縣石馬鎮何天炯家族子弟，有多人考入軍校、進入國民革命軍，參加北伐及抗日戰爭，出了五位將軍：何寶松曾任國民革命軍157師少將師長，新中國成立後任廣東省政協副主席、民革廣東省委會副主委、全國政協委員。何孟淳1937年任廣州行營政治部少將主任秘書，新中國成立後任廣東省政府參事室參事。何廼英曾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謀，國民革命軍第一師少將師長。何天祥曾任國民黨少將軍法處長、廣州北較場少將無線電台台長。何學植曾任國民革命軍第20軍133師少將師長。

結語

興寧作為地處粵東北偏僻山區的小縣，之所以參與黃埔軍校及國民革命軍的人數位居廣東省前列，並成為著名的百將軍縣，其原因可歸納如下。

首先，興寧自然環境困苦及客家人家族關係緊密、崇文重教及離鄉外出謀生的傳統，使人們到外面去闖蕩謀生、尋求發展的意願強烈，且親族鄉人之間相互影響、引介，易於形成連袂群趨效應。因此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在廣州建政、創辦黃埔軍校及國民革命軍的發展，為興寧子弟提供了外出發展、實現個人抱負和家國情懷的機遇。

其次，興寧人與孫中山革命產生關係較早且深遠。自1903年何天炯等赴日留學，1905年十多位興寧人參加孫中山在日本創建的同盟會，有的擔任幹部及廣東支部長。還有多位興寧人參加同盟會發動的武裝起義，是辛亥革命的積極支持者和參與者。此外，何天炯追隨孫中山20年，長期在其身邊擔任助手，成為國民黨元老，在家鄉有一定的影響力和帶動效應。

最後，1922年後陳炯明軍擾亂興梅地區，黃埔軍校學生軍兩次東征，在興寧作戰及駐紮，進一步拉近了興寧民眾與黃埔軍校及國民革命軍的關係，鼓舞、吸引了更多興寧子弟投考黃埔軍校、加入國民革命軍，為北伐和抗日戰爭做出貢獻，並湧現出一批傑出的軍事人才。

通過對廣東興寧人與黃埔軍校及國民革命軍關係的回顧，可以看到在孫中山開創的革命事業中，蘊含著豐富的地域關係歷史脈絡，反映了中國近代革命進程的本土特色和地域文化底蘊，啟示我們應重視地域關係對於社會變動的重要作用。

（作者係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孫中山先生不僅是終結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開啟中國近現代化之路的先行者、民族英雄，他還對湖北武漢慧眼識珠、情有獨鍾，是大武漢的規劃師和代言人。

孫中山先生兩次到武漢

第一次是1894年孫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第8章《有志竟成》自述，當年夏秋間，他偕陸皓東赴天津上書李鴻章，「北遊京津，以窺清廷之虛實」，南歸途中曾「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上李鴻章書》洋洋灑灑8,000多字，其中不乏「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是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這樣的先進思想和改革主張，上書石沉大海後，孫中山知道參政議政走不通，就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第二次是1912年4月1日，辭去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應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的邀請，到武漢進行為期4天的訪問。當時全國多地邀孫先生訪問，但因武漢是辛亥首義之地，他選擇武漢作為行程首站。孫中山通過胡漢民，講了首訪武漢的三大原因：憑弔烈士、慰問市民、恢復重建。4月9日上午，孫先生一行乘「聯鯨」等軍艦抵達漢口，長江兩岸旌旗飄揚，江上的船艦汽笛齊鳴，三鎮民眾人人都想爭睹偉人的風采，中山先生站在舵房高處向岸上的人群揮手致意。換裕川號輪渡過江，抵達武昌漢陽門上岸後，乘馬車（鐵輪子人力車）經民主路、司門口、解放路一段、彭劉楊路到位於閱馬場的都督府，武昌城內萬人空巷，市民夾道歡迎。都督府門口交叉掛著兩面九角十八星旗，迎候已久的黎元洪親自上前拉開車門，扶孫中山下車，攜手入內。晚餐在都督府，晚上住胭脂路同盟會湖北辦事處。

10日上午，孫中山巡視了楚望台、憑弔了三烈士就義處，在都督府接見了管帶(從四品)以上軍官300多人。下午登蛇山、遊抱冰堂一帶，從南樓下山、直抵閱馬場，給武漢人民群眾演講。之後視察了文昌門外麻布四局，從漢陽門上奧略樓、抱膝亭、呂祖閣、觀鵝字碑等。

11日上午，先接見了李四光、牟鴻鈞等湖北黨人，坐輪渡過江先到漢陽參觀漢陽兵工廠、中午到漢口，經江漢路、中山大道、到上海路口的熙泰倉茶棧，在武漢各界代表歡迎大會上演講。12日上午，出席在武昌湖南會館舉行的同盟會湖北支部歡迎大會，給2,000多參會者演講。4月12日下午，孫中山離漢返滬前，向武漢各界及報界表示謝意。

孫中山在武漢一系列演講和《建國方略》中的《實業計畫》，都認為武漢應該成為「溝通大洋計畫之頂水點」、「中國本部鐵路系統之中心」，主張「為武漢將來立計畫，必須定一規模，略如紐約、倫敦之大」，提出「務使首義之區變為模範之市」，大武漢是中山先生最先提出的。早在1887年孫中山就主張建都武漢，「於漢水口一橋或隧道聯絡武昌、漢口、漢陽三城為一市」，1912年在武漢期間，他也曾流露出遷都武昌的主張，他說道：「樞軸總攬水陸交通，西連巴蜀滇黔，北控秦晉伊洛，武昌真是天下根本重地…」

孫中山先生與武昌首義

武昌首義當天孫中山先生在哪裡？素有「文物挖掘機」之稱的美國華人收藏協會秘書長、旅美作家招思虹，2011年10月紀念辛亥革命百年時，在《參考消息》上發表《武昌起義當日孫中山在幹什麼？》文章，解答了這個疑問。

2010年12月招思虹前往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布朗宮酒店尋訪，在那裡，她找到了中山先生1911年10月10日入住該酒店的簽名登記簿。她還在丹佛圖書館查到10月14日的《丹佛日報》，在孫中山頭像偏左位置刊登著由致公總堂發布支持孫中山為革命籌款的中文廣告，右邊標題為「著名的革命領導人呼籲當地同胞捐款」的英文消息。下方的一行小字用英文寫著：「如果反叛者成功，孫中山很可能成為中國首任總統」。這些資料都證明，武昌起義時，孫中山是在美國為革命籌募經費。

在武昌首義前，孫中山就收到黃興從香港發來的密電：「因大件行李先運送至丹佛，而密電碼本則置於其中，故途中無由譯之」。10天後的10月11日，孫中山到了丹佛市才譯出黃興的電文是：「居正從武漢到廣州，報告武昌新軍必動，請速匯款應急。」孫中山早年在海外的革命活動，除了建立革命組織，主要就是兩件事：一是宣傳、二是籌款。

第二天中午，孫中山看到報紙消息：「武昌為革命黨占領」，他喜出望外。孫中山分析：在這關鍵時刻，西方列強對新政權的態度極為重要，所以外交活動是「可以舉足輕重，為我成敗存亡所繫者」，遂決定立即啟程，奔走美、法、英諸國，開展廣泛的外交、籌款活動，希望得到各國對中國革命黨的認可和支持。但他的計畫落了空。同年11月24日，孫中山決定乘船從法國馬賽歸國。雖然借錢的目標並沒有實現，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達到列強不干涉革命行動、在外交上孤立清政府的政治目的。12月25日，經過一個月的海上航行，孫中山抵達上海一上岸，眾記者就問他：「您這次帶了多少錢來？」孫回答說：「予不名一文也，所帶者革命之精神耳！」

有人因此說武昌首義與孫中山無關，無疑是偏頗和荒謬的。從微觀上看，武昌首義的成功有賴於張之洞的種豆得瓜，和兩湖革命黨的「抬營主義」。張之洞督鄂20年，他興實業為武昌首義準備了錢糧、辦教育為武昌首義準備了人才、搞軍工為武昌首義準備了武器、練新軍武昌首義準備了軍隊…，他默默地為武昌首義創造和準備了條件，所以孫中山稱他為「不言革命的大革命家」。

兩湖革命黨人則從1903年花園山聚會總結，孫中山領導的一系列留學生及會黨邊疆起義不成功的教訓，開始提出「抬營主義」，讓革命黨人大量參加湖北新軍，打入湖北新軍內部，打進去，拉出來，把湖北新軍從反革命的一邊抬到革命的一邊來，深耕細植8年，終於一舉成功。

但從宏觀上來看，中山先生雖未親自指揮武昌首義，但他和同盟會為首義成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武昌首義的湖北革命團體共進會的領導人孫武，是以孫文兄弟的名義為號召；聯合發動武昌首義的湖北兩大革命團體共進會和文學社，與同盟會有著深厚的關係和密切聯繫。共進會以湖北人為主，主要領導人為孫武、劉公等，文學社以湖南人為主，主要領導人蔣翊武、劉複基等都是同盟會員。同盟會主要領導人黃興、宋教仁、譚人鳳等在起義中各展所長，為武昌首義做出重要貢獻。孫中山曾高風亮節地說「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自我居」。

「武昌首義」的提法也是由孫中山首提的，1912年1月1日孫中山發布的《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說：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武漢一方呼應，四面八方支援，武漢從此被稱為「首義之城」。1914年，在東京中華革命黨成立期間，孫中山在一次會上指著熊秉坤向同志介紹說：「這就是武昌起義開第一槍的熊秉坤同志啊！」後在《孫文學說》，又稱「熊秉坤首先開槍發難」。

孫中山先生與黃埔北伐

孫中山曾感慨地說：中國革命歷年來的失敗，就是由於我們的革命只有革命黨的奮鬥，沒有革命軍的奮鬥，他總結經驗教訓，深感必須創辦一所屬於自己的軍校，培養自己的軍事人才，打造一支致力於革命救國的武裝力量。黃埔軍校是孫中山親自領導，在蘇聯和中共的幫助下建校的，它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產物。它不同時期在大陸不同地方，先後創辦了廣州、武漢、南京、成都等4所本校、17所分校。

1924-1949年間共開辦過23期，培養學生26萬餘人，其中1-6期為國共合辦。據不完全統計，黃埔師生在國民黨軍隊中，少將有225人、中將159人、上將58人；中共軍隊1955年授銜，元帥5人、大將3人、上將8人、中將9人、少將11人，其他轉地方工作，夠資格但未授軍銜的黃埔師生還有53人。

1924年6月16日，在黃埔軍校成立時，孫中山親自批准將一幅對聯貼在軍校大門上：「升官發財請往他處，貪生怕死勿入斯門」，橫批：「革命者來」。孫中山為黃埔軍校的創辦傾注了大量心血，也寄託了莫大的希望，從1924年6月至11月，孫中山前後五次臨校視察。11月13日，孫中山應馮玉祥之邀，準備北上共商國事前來到學校，對學生們說：「本校學生能忍苦耐勞努力奮鬥，必能繼續我之生命，實現目標，今我可死矣。」

一語成讖。孫中山到北京入住北京飯店，很快病情復發，積勞成疾，於1925年3月12日與世長辭。他在彌留之際給愛妻、同志、蘇聯寫了三份遺囑，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和平、奮鬥、救中國」的總理遺囑，繼續北伐和定都武漢也都成了孫中山的遺願。

1926年7月9日，國共合作於廣州誓師北伐，以黃埔師生為基本骨幹的北伐軍，以十餘萬人的部隊，面對同屬直系實力各有20多萬的吳、孫，加上奉系張作霖35萬，以及各擁兵數萬的直魯張宗昌、滇系唐繼堯等大小草頭王達百萬之眾。在工農群眾的支持下，北伐軍兵分兩路，一路主攻湖南、湖北，轉戰江西，攻下長沙、武漢、南昌；另一路沿福建、浙江，攻下南京、上海，北伐軍打到長江流域，完成了第一階段北伐。

1926年10月10日，北伐軍光復武漢，國民革命的浪潮從珠江流域席捲到長江流域。為迎接革命大發展，滿足政治、軍事人才的需要，國民黨中央黨部決定在武漢武昌設立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武漢分校規模之宏大不亞於黃埔主校，有男女學生及入伍生6000餘人，實為中國腹部武裝革命勢力之大本營」。1927年3月22日，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遷至武漢後，決定將武漢分校正名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並將武漢分校由校長制改為委員制，由惲代英和譚延闓、鄧演達三人為常務委員，中共黨員、湖北人惲代英任軍校政治總教官，實際主持校務工作，成為之後中共建軍三大武裝起義的主力和骨幹，武漢黃埔軍校也成為中共軍事幹部的搖籃。

1927年1月1日，國民黨中央臨時聯席會議宣布，國民政府在武漢漢口開始辦公。武昌、漢口、漢陽三鎮合併為京兆區，從武昌名字中選取個武字，從漢口、漢陽名字中取個漢字，定名武漢，作為臨時首都。今年是大武漢建市97周年，武漢三鎮各自的歷史很悠久，三鎮合一的共同歷史很年輕。孫中山創辦的黃埔軍校遷到武漢，國民政府也定都武漢，這些都實現了孫中山的遺願！

(作者係湖北省黃埔軍校同學會副會長)

我的祖父李濟深(1885-1959)，字任潮，廣西梧州市龍圩區人，曾任黃埔軍校副校長，原國民黨高級將領，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下稱民革)主要創始人，民革中央第一任主席。新中國成立後，先後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要職。

李濟深與黃埔軍校結緣

祖父在黃埔軍校曾經擔任過多個職務，最初是籌備委員會委員，成立初期擔任教練部主任，後來是副校長。廣州黃埔軍校周邊有四個公園：中山公園、中正公園、仲愷公園、濟深公園。從這一點就可見，祖父對黃埔軍校的重要性。

祖父與黃埔結緣，要從他投筆從戎說起。他的祖父、父親都是秀才出身。那個年代，人們還是看重傳統的科舉道路，投筆從戎普遍不被認可。受到國民黨元老、孫中山得力助手胡漢民的影響，1904年19歲的祖父未經家裡同意，便報考了兩廣陸軍中學堂，後被保送到保定陸軍軍官學堂，在大革命的浪潮中，他展現出超凡的領導才能和軍事智慧。

黃埔軍校籌備時，無論是人力，還是物力、財力，都處於極大的缺乏狀態。另外，廣州地方武裝將領擁兵自重，陽奉陰違，不但不予支持，反而加以搗亂，給籌備工作設置重重障礙。祖父深具政治家的遠見卓識、軍事家的戰略眼光，深知辦軍校的意義重大，傾盡心力支持孫中山先生創辦黃埔軍校。

此前，為了培養軍事人才，李濟深徵得孫中山的同意，創辦了「西江陸海軍講武堂」。李濟深一方面借鑒西江陸海軍講武堂的辦學經驗，對創辦黃埔軍校提出了許多行之有效的建議，另一方面又從他的第一師提取了現款3萬元，調出200餘槍枝，子彈3萬發交給軍校，使軍校的籌備工作順利開展。在解決軍校幹部奇缺的問題上，李濟深更慷慨相助，把自己身邊的骨幹鄧演達、陳誠、錢大鈞等人委派去擔任軍校教練、教官，又從西江陸海軍講武堂輸送大批人員去擔任學生隊班長，使黃埔軍校教學工作能有序展開。

孫中山肯定李濟深的貢獻

在祖父的大力援助下，黃埔軍校終於成立。1924年6月16日，黃埔軍校舉行隆重的開學典禮。孫中山在典禮後，百感交集地對祖父說：「任潮，軍校能夠開學與一師的大力支持分不開，你在人力物力財力方面都做了支持，謝謝你！」祖父用實際行動全力支持孫中山創辦革命軍事學校，為黃埔軍校播下了革命火種。

由於與保定陸軍軍官學堂、西江陸海軍講武堂、黃埔軍校均密切聯繫，讓祖父得到了「全國陸軍皆後學，粵中名將盡門生」的美譽。從創辦西江陸海軍講武堂開始，祖父不僅教授軍事知識，而且教育軍校學生無論何時何地都必須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重。黃埔軍校第四期學員賴慧鵬曾回憶道，辦學育人、培植後進，這是任公的一貫主張；「在他那裡，沒有官場習氣和言不由衷的無聊應酬。他總是激勵青年刻苦好學，奮發上進，為革命幹一番事業。」

完成孫中山先生的遺志，結束軍閥混戰，促進國家統一，是祖父的夙願。然而，作為功高位重的國民黨高級將領，李濟深卻三次被蔣介石「永遠開除黨籍」，甚至還曾想殺之而後快。1948年，尚處香港險境的李濟深獲悉「五一口號」內容，收到毛澤東的親筆書信，他難以抑制激動喜悅之情，並說「在民族和國家歷史轉折的重大時刻，各民主黨派高度贊同和積極回應『五一口號』，正是體現了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合作初心。」1959年10月9日，祖父因病與世長辭，死前留下了「我與人民宏願在，及身要見九州同」的感人詩句。

民革要更好團結愛國力量

前不久，習近平總書記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四屆二次會議的民革、科技界、環境資源界委員，並參加聯組會時發表重要講話。他指出，民革要在對台工作大局中進一步找準定位、發揮優勢、積極作為，更好團結海內外、島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愛國力量，不斷壯大反「獨」促統力量，共同推進兩岸和平統一進程。

作為一名多年從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實踐者，以及民革中央和平統一促進委員會副主任，我深感責任重大、使命光榮。從2014年開始，民革中央聯合多方力量，創辦了兩岸青年共同參與的兩岸青年新銳設計競賽「華燦獎」。9年多來，累計孵化了984家企業，兩岸交流人員達4,500餘人。此外，還創作並上演了象徵團結友誼的兒童劇「華團仔圓妞」，每年舉辦「海峽論壇•兩岸鄉村農田水利建設交流會」、台灣傑出青年赴大陸參訪團等多個交流項目。

祖輩父輩的理想，正是我輩奮進前行的動力。今年是黃埔軍校建校100周年，我們要牢記先輩的遺願，發揚黃埔精神，最廣泛地團結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海內外中華兒女，為早日實現國家完全統一，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偉業貢獻力量。

(作者係李濟深孫女、黃埔軍校同學會理事)

隨著世界各國加密貨幣(Cryptocurrency)的使用者越來越多，相關的法律問題也浮上檯面。本文以下介紹美國、日本與台灣對加密貨幣課稅的情況。

美國加密貨幣課稅情況   

虛擬貨幣是一般比特幣、以太幣等使用區塊鏈技術發行幣種的統稱詞彙，更準確的用語應該稱為加密貨幣(Cryptocurrency)。近幾年加密資產的受歡迎程度在世界各國均有所提升，中非共和國與薩爾瓦多甚至將比特幣視同流通的法定貨幣。美國是世界上加密貨幣，尤其是比特幣，交易量最集中的國家之一。美國政府將虛擬貨幣定義為：記錄在加密安全分散式帳本上的任何數字價值表示的數位資產，數位資產不是真正的法定貨幣，因為它們不是美國的硬幣和紙幣，也不是任何一個國家中央銀行發行的法定貨幣。

此外，美國國稅局將加密貨幣視為課稅的財產，這意味著，如果加密貨幣的市場價值發生變化，其時價比投資者當初買進的價值高，投資者在交易中出金，就會產生資本利得或損失，如果有獲利，持有人必須為售出的加密貨幣繳納稅款：如果一方是出於商業活動，收到另一方以加密貨幣付款，收到加幣貨幣的一方需將其作為商業收入並繳稅。又，如果當事人成功開採加密貨幣，或因在區塊鏈上完成工作而獲得獎勵，需將其視為普通收入，繳納稅款。例如，如果當事人甲以6,000美元的價格購買1個比特幣(BTC)，3個月後以8,000美元售出，那麼按照短期資本利得稅率，當事人必須為2,000美元的出金收益納稅，若出售持有資產不到一年的利潤，以美國2023納稅年度來說，稅率在0%到37%之間，具體稅率則取決於當事人申報實質所得的多寡而定。

日本加密貨幣課稅情況

根據日本《支付服務法》(PSA)和《金融工具與交易法》(FIEA)，如果當事人在上一課稅年度購買或出售加密貨幣，收入超過20萬日圓，必須在所得稅申報表上申報加密貨幣的總額。換句話說，如果當事人從投資加密貨幣賺取的收入低於20萬日圓，並且沒有申請稅收減免，便不需要將加密貨幣出金獲利作為年度申報所得稅的一部分。但是，如果當事人為醫療費用減免，或家鄉稅收減免申報稅款，必須同時申報投資加密貨幣所得利潤，即使加密貨幣出金獲利未超過20萬日圓。日本的加密貨幣稅率最低為5%，最高為45%。

特別的是，日本政府規定加密貨幣損失不能從納稅人所得收入或其他資產中扣除，只有房地產、商業和林業收入的損失才能從收入中扣除，而加密貨幣不屬於這些類別。日本曾經對投資人逃避加密貨幣稅，以違反所得稅法判處監禁並罰款，這表明日本稅務機關認真對待投資人加密貨幣的逃稅行為。

台灣加密貨幣課稅情況

台灣金管會將加密貨幣定調為「虛擬商品」，當前加密貨幣課稅的原則是「出場後」才算數，只要投資者的盈利資金沒有提現到銀行帳戶，就不會產生實際盈利。加密貨幣有了盈利匯到銀行帳戶，也就是出金後才會課稅，繳稅的情形分為「境內所得」與「境外所得」兩種。

(1)境內加密貨幣交易所得：如果投資者在台灣交易所購買1個比特幣，成本價100萬美元，並在漲到120萬時，於台灣交易所出金並兌換成新台幣，就會獲得約600萬新台幣的利潤，產生了「境內」財產交易所得，必須依個人所得稅規定，納入所得申報納稅。

(2)境外加密貨幣交易所得：如果投資者是在境外交易所購買比特幣，並在該交易所出金兌換成泰達幣($USDT)或美元(USD)，透過電匯或其他方式匯回台灣，則會被視為「海外所得」，依台灣現行所得稅法規定，投資人申報年度的境外所得若小於新台幣100萬元，可以不用計入「基本所得額」，又投資者若欲列購買成本，必須向國稅局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佐證加密貨幣買入成本的真實性，否則國稅局將預設購買成本為0。此外，台灣金管會在2021年要求合法設立的交易所完成洗錢防制法，落實KYC(know your customer)實名認證制度，依現行規定，只要在台灣交易所出金的金額在新台幣50萬元以上，交易所便有義務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該筆交易。

結語

總之，加密貨幣不屬於任何國家所發行的法定貨幣，本質上屬於高風險的投機性虛擬金融商品，有些人或企業會利用加密貨幣，來掩護販毒走私等地下經濟不法交易，甚至逃稅。由於加密貨幣不是國家發行的法定貨幣，2022年曾發生全球第二大加密貨幣交易所FTX破產的情形，同年5月，全球第三大穩定幣的Terra USD(UST)，以及其姊妹貨幣Luna價格崩盤，造成加密貨幣投資人損失慘重，血本無歸，連交易所都有倒閉或被駭的風險，因此，建議用戶交易加密貨幣獲利，立即兌換成美元穩定幣（$USDT、$USDC等），並存放在自己託管的錢包中，由自己管理，才會有「自己的錢自己管」的安全感。當然，持有$USDT、$USDC也並非零風險，他們還是會產生跟真實美元脫鉤(decoupling)的可能性，因此，投資者進行加密貨幣投資，務必要做好風險管控。

(作者係廣東海洋大學台籍教授)

在外交舞台長期受挫下，拓展經貿空間已成為台灣參與國際社會的管道。賴清德於就職演說中指出，必須站穩全球供應鏈的關鍵性地位，以及把握地緣政治變化所帶來的機會，未來除了持續爭取加入已申請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之外，將積極尋求友好國家洽簽投資保障協定，深化經貿夥伴關係，藉此開拓發展國際空間，達到布局全球、行銷世界的願景。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賴清德於就職演說中以一石激起千層浪花的論述，毫不遮掩「抗中」思維，除可能導致中國大陸最近兩年來，以阻止外部勢力破壞兩岸統一進程為由，透過其海、空軍持續對台進行軍事動作進一步升溫，讓頗為脆弱的兩岸關係陷入風險之外，甚至還會讓台灣未來拓展國際經貿的空間添增許多變數。

台灣長期在外交舞台上受挫，極為不易洽簽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目前在拓展國際經貿空間上僅能以2002年1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採用的「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名義洽簽包括多邊「區域經濟協定」如CPTPP，以及雙邊「經濟合作協定」(ECA)如兩岸ECFA、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或「功能性」、「特定性」協定，例如租稅協定、投資保障協定、資訊科技協定、數位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抗中」不利參與國際社會

在各種國際經貿協定中，除了1997年7月加入資訊科技協定，與其相關的產業出口享受關稅減讓，以及2023年6月台美簽署21世紀貿易倡議第一階段協定，目前進行第二階段談判較為樂觀外，將挑戰台灣未來拓展經貿空間最重要的協定，莫過於占台灣出口貿易金額四分之一以上的CPTPP，以及過去20年來占出口三成以上的兩岸ECFA。

其中前者，在既有11個成員外，2023年7月英國為首個通過CPTPP入會成員後，今年秋季將會召開執行委員會議，決定是否成立包括兩岸在內6個國家的「入會工作小組(Accession Working Group)」啟動談判。由於今年CPTPP輪值主席國加拿大對台頗為友善，確實是台灣加入CPTPP關鍵的一年；然而隨著賴清德提出抗中論述，造成兩岸關係緊繃，加上中國大陸較我提早一周申請加入CPTPP，以及CPTPP既有成員皆與其有邦交，未來中國大陸恐以「一中」為由，說服一些對我較不友善的成員，如此勢必延誤台灣加入CPTPP的進程。

至於後者，兩岸自從2010年6月簽署ECFA以來，台方並未落實對陸產品進口逐步實施關稅減讓，甚至增加管制達到2,509個品項。許多學者專家早就指出，如果陸對我實施貿易壁壘調查，其結果將不利我方；加上持續對陸管制部分產品進口，極易導致陸方進一步取消ECFA早收清單產品的關稅減讓，甚至藉此實施貿易制裁。果不其然，去年12月21日大陸宣布台灣存在貿易壁壘，自今年元旦起中止ECFA早收清單12品項關稅減讓；5月31日再度以我方執迷於「台獨」為由宣布，自6月15日起，中止ECFA早期收穫清單134品項關稅減讓。

台商希望深耕在地市場

儘管部分學者專家建議，藉此拓展東協或其他市場，擺脫對大陸市場的依賴，或鼓勵台商在降低成本及分散風險的考量下「回流台灣」或「移轉他國」，重新打造生產基地策略。然而，過去以來台商赴陸的投資脈絡，與大陸經濟發展的步調頗為密切，亦即台商隨著大陸產業轉型，不斷調整經營策略，逐步深耕其內需市場，進而直接加入在地供應體系。依據「工業總會」數次對在陸投資台商的經營調查顯示，超過七成以上業者認為，在延伸布局其他國家生產基地的同時，仍然希望深耕在地市場。

此外，更值得重視的是，美中兩國爆發貿易爭端後，面對美國採取全面管制、圍堵下，大陸經濟歷經40年高速奔馳後正迎接前所未有的升級壓力，不但不願、更不希望再如過去扮演世界工廠的角色，反而想利用中美貿易戰的延燒，配合全球許多重要產業供應鏈重組的機會，加速推動傳統勞力密集產業轉型，同時聚焦「高精」尖端產業技術研發，以降低部分中間財或關鍵原材料的過度依賴進口，進而藉此推動新興領域發展。

需要和平穩定兩岸關係

也就是說，台灣未來在拓展經貿空間上，不論期待加入CPTPP參與國際社會，或希望持續享受兩岸ECFA利益，皆必須以維持和平穩定兩岸關係為基礎。其實，從台灣致力推動已簽署的《台灣─紐西蘭個別關稅領域經濟合作協定》及《台灣─新加坡經濟夥伴協定》升級為自由貿易協定的過程受到干擾，就可以發現其端倪。

很顯然地，台灣在兩岸關係陷入僵局下，根本難以參與大陸主導占台灣出口貿易金額六成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在此同時，如果短期無法消弭「抗中」思維，面對來自中國大陸的影響，一旦加入CPTPP進程受到擠壓，或導致兩岸ECFA關稅減讓被迫中止，未來除了不利於參與大陸市場的競爭外，還將波及拓展國際經貿空間的布局，最後恐讓台灣經濟加速陷入空洞化或孤立化的危機。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中國大陸不僅是全球最大汽車消費市場，電動車的發展速度更是驚人。然而，美國及歐盟均針對大陸出口的電動車課徵高關稅，這舉措除了政治操作外，也是歐美保護主義的再起。

美中貿易戰持續延燒，除了嚴峻的晶片禁令外，拜登於5月14日宣布，要對中國大陸生產的電動車關稅從25%提升至100%之外，鋰電池的關稅也從7.5%提高到25%，意在保護美國汽車製造商，免受廉價進口產品影響；阻止大陸商品湧入美國市場，避免美國綠色科技產業的成長受到衝擊。而歐盟執委會自去(2023)年10月開始，以抽樣的方式對比亞迪、上汽集團和吉利汽車三家大陸電動車企啟動反補貼調查，目前已取得進展，預計從7月4日起對大陸製造的電動汽車徵收臨時關稅。其中，比亞迪將被加徵17.4%、吉利汽車20%、上海汽車集團將被加徵最高額的38.1%關稅。

大陸電動車成長速度驚人

自2009年大陸穩居全球最大汽車消費市場後，2021-22年間汽車出口接連超越韓國及德國，去年銷量占全球三分之一，迎頭趕上日本，而躍升為全球最大汽車出口國。不可諱言，大陸電動車過去在政策支持及產業競爭下，吸引許多國際電動車零組件企業及新創公司前往投資，進而帶動電動車零組件的發展優勢。尤其，在AI及各類感測器、軟體技術快速發展，同時又是全球鋰電池主要生產國的優勢下，一路急起直追。如今非但是電動車製造大國，亦為全球最大消費國。新能源汽車的滲透率已於近期突破50%。

國際能源總署(IEA)於今年4月出版的《2024全球電動車展望》（Global EV Outlook 2024）提到，2023年全球電動車將近1,400萬輛，占全部車種的18%。比起2022年多了350萬輛，成長35%。而大陸製造了超過一半的電動車，而全球銷售中國占了60%、歐洲25%、美國10%。預測今年大陸將售出1,010萬輛電動車，全球歐洲將售出340萬輛，美國將售出170萬輛，而世界其他地方的電動車銷量將少於150萬輛。至2025年，電動車將達2,500萬輛、2030年達4,000萬輛，占各類汽車總和銷量的30%。

大陸電動車歷經30年發展

大陸電動車能有突飛猛進的成果，其實是歷經30年的循序漸進發展出來的。大陸在1990年代初即開始探索能夠減少環境污染，擺脫燃油汽車的技術，實現汽車大國的發展路徑。自「八五計畫」至「十一五計畫」期間，循序漸進地研發，不繼尋求突破，成功培育電動車成為戰略性新興產業。2007年發布《新能源汽車生產准入管理規則》，揭開產業規範化管理的序幕。2009年又發布《汽車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提出50萬輛新能源汽車產能，新能源汽車銷量占乘用車銷售總量5%的發展目標。2012年發布《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2012-2020）》，確立以純電驅動為主的技術路線，以及2020年的新能源汽車累計產銷量超過500萬輛，新能源汽車、動力電池及關鍵零部件技術整體上達到國際先進水準。

緊接著就是進入市場化發展和對外開放階段，《乘用車企業平均燃料消耗量與新能源汽車積分並行管理辦法》、《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18年版）》、《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2021-2035年）》等政策陸續出台，讓新能源汽車產業對外擴大開放力度，也提升了國際競爭力。2021年後在實現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的「雙碳目標」下，新能源汽車出現高速增長。2022年自主品牌新能源車銷售占比近八成，其中比亞迪超越特斯拉，成為全球新能源汽車銷量冠軍，次年更擠進全球汽車銷售量第9名。

比亞迪在歐洲的純電動車銷量每年均實現翻倍暴漲。今年1-4月大陸出口至歐洲的電動車銷量正式出爐，歐洲前20大品牌榜中大陸品牌占3席，其中比亞迪銷量7,890輛，同比暴漲5倍之多，位居第16名。位居大陸純電動車歐洲銷量榜第三，僅次於沃爾沃與名爵。

美課高關稅係政治炒作

拜登政府已投入數十億美元補貼美國電動車和電池在本土生產，而將大陸進口汽車關稅從25%提高到100%，是為了提高福特(F-US)、通用汽車(GM-US)和特斯拉(TSLA-US)等國內汽車製造商的競爭力。但若了解北美汽車產業的實況，會發現關稅議題更偏向政治議題，而非對來自大陸真正威脅的回應，因為在美國銷售的大陸汽車數量非常少，影響有限。陸方指責美方課徵高關稅，無異將經貿問題政治化，並將其定調為美歐的「保護主義」再起，實不利於全球化發展。

自美中貿易戰至今，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陣營對於與大陸「貿易脫鉤」、「去風險化」的呼聲始終不斷，大陸電動能產業面臨各種阻力。首先，在美國晶片出口禁令下，大陸如何提升自主研發能力，解決被「卡脖子」的問題。其次，歐盟已宣布正式開展對大陸進口電動車的反補貼調查（包括比亞迪、上汽和吉利），以決定是否開徵反傾銷關稅。

大陸面對挑戰需積極克服

除電動車100%關稅外，美國對大陸進口的汽車徵收27.5%關稅，此一貿易壁壘讓大陸汽車業向美國出口變得困難。近年大陸電動車快速崛起，業者競相出海，表面上雖風光無限，但因內卷嚴重、價格戰激烈，僅有少數業者如比亞迪能保持獲利，多數業者苦不堪言，最後只會剩下為數不多的全球性企業。上述這些問題均有待逐一克服。

有道是，「窮則變，變則通」。預知美歐對大陸電動車將實施新的關稅政策，大陸企業除考慮轉進歐洲建廠，或建立合資企業外，也打算將製造銷售重點轉向東南亞、拉丁美洲和中東等新興市場。比亞迪去年接管了位於巴西東部工業城卡馬薩里(Camaçari)一個廢棄的福特工廠，將用於生產電動及混合動力汽車、巴士和卡車底盤以及電池材料加工。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

今年6月，中國大陸人工智能(AI)產業好消息頻傳，「零一萬物」執行長、華裔知名軟體創業投資家李開復指出，中國語言學習大模型(LLM)，與美國大模型的差距已從一年多前落後7至10年，縮短至6個月。而華為常務董事汪濤則表示，華為AI晶片「昇騰910B」在特定測試，可以擊敗輝達(NVIDIA)的A100，效能更高出20%。

輝達是最先進的AI公司、也是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6月底超過微軟和蘋果，市值來到3兆美元，相當於一個歐洲國家如比利時的GDP，也讓AI價值「富可敵國」的時代正式到來。有人稱之為「第四次工業革命」，因為AI會在虛擬世界完成訓練學習，然後走入工廠，指揮系統機器人協調製造更多產品。

這也是大陸必須急起直追的原因，作為全球製造大國，不能「掉隊」。人類「第一次工業革命」是以牛頓的力學為基礎，蒸汽機、火車、輪船等機械物理的力量驅動了文明發展；「第二次工業革命」是人類利用了電力與電波等使用「類比訊號」，而「第三次工業革命」又稱為數位革命，半導體、電腦、行動通訊等技術大量出現，這時期人類已將訊號轉為0與1表達的「數位訊號」，構建起現在的科技文明。

接下來的這波AI進展，則是以機器學習、神經網路架構與大語言模型演進出「第四次工業革命」，輝達科技就是加速這場革命的關鍵。6月2日，黃仁勳在台大體育館發表專題演說：「開啟產業革命的全新時代」，主要討論「生成式AI」興起，未來兩年會是一場全新的「工業革命」，從2022-2026年，輝達聚焦在「加速一切」，黃仁勳認為，所有人工智能公司只有通過加速計算方式，才能降低成本。

Google、亞馬遜、特斯拉等公司過去都使用「中央處理器」(CPU)伺服器運算，但黃仁勳表示，隨著需要處理的資料量呈現倍數成長，CPU擴展速度放緩，未來是使用「圖形處理器」(GPU)的時代，黃仁勳也強調AI時代產出大量算力，將會形成更多AI工廠(AI Factory)，為全世界創造上百兆美元的新經濟價值。

策略1：建立全新生態

台灣能提供高品質半導體、伺服器主機，就像「淘金」必備的鏟子，依黃仁勳推估，全世界目前運算主機投資約在1兆美元之譜，對AI算力的需求，甚至可翻倍到2兆美元，而更高價值的「金礦」就在AI龐大的應用中，這也是為什麼微軟、Google和亞馬遜要搶購GPU的原因，人類文明進入全新演進的關鍵時期。

只不過，關鍵時刻正好趕上中美貿易大戰，美國禁止輝達和其他如AMD等公司向中國出售高階AI晶片，為了繞過禁令，輝達向大陸銷售性能較弱的H20晶片，讓大陸本土企業如華為等有了追趕的起點。

只是，「落後就是落後」，對手仍會設法維持領先差距，輝達2024年上半年在中國大陸的市占率為90%、華為6%，但目前情勢正在改變，大陸企業正加速投入AI，試圖追趕美國。

如同輝達定義全球人工智慧發展途徑，黃仁勳在電腦展上演講結束前，播放了《感謝台灣》影片，影片最後以輝達在台灣的供應鏈合作夥伴，包括73家企業和研究合作機構的名稱，圍繞在台灣地圖周邊作為結尾，讓台灣代工公司得以現身在發表會上，說明AI應用生產大量產品和服務，將成為AI革命的核心。

策略2：建立規模經濟

華為昇騰生態系統正在快速成長，目前已有約40個硬體合作夥伴、再加上1,600個軟體合作夥伴、2,900套AI應用解決方案。分析師認為，華為正在擴大AI晶片業務，很快就會統治中國市場。

其次，就是用「需求」創造市場規模。未來中國雲端服務商無法取得晶片，若轉成國內如向華為等公司買，將提升中國本土廠商晶片的依賴，將對輝達大陸地區銷售造成很大壓力，這也是輝達將華為列為對手的重要原因，而中國AI晶片廠商也在終端及大模型產品方面逐漸嶄露頭角，漸漸縮短追趕時間。

策略3：雲端巨頭開發晶片

再者，是由網路雲端巨頭直接開發晶片。根據TrendForce的資料顯現，中國雲端業者約八成高階AI晶片購自輝達，若美國繼續加強AI晶片管制，未來五年內可能降至50%-60%。騰訊展現企圖，推出分別為針對AI計算的紫霄、用於影像處理的滄海，面向高性能網路的玄靈，其中紫霄為騰訊內部使用，不對外銷售，但通過其雲端服務出租算力獲利。

另外，百度從2011年開始自研AI晶片，2018年「昆侖1」正式亮相，採用14nm製程與自研XPU架構，2020年量產，主要應用於百度搜尋引擎、小度等業務。2021年百度昆侖晶片完成獨立融資，也宣布第2代自研AI晶片「昆侖2」正式量產，採用7nm製程，效能比前一代提升二到三倍。

策略4：培養教育創新人才

最後，培養大量創新人才。全球企業為整合上下游完備的台灣半導體生態系，正不惜重金投資：輝達預計在台灣建置研發中心(R&D Center)，AMD也計畫投資台灣，將台灣打造成亞洲第一座研發中心，這是人工智慧開疆拓土的重要軍火庫，讓更多科技英雄輩出。

大陸觀察者網「觀風聞」也反思，黃仁勳是華人、黃種人，如果中國太過保守，不具創新突破的環境，無法領導「第四次工業革命」。李開復也指出，中國AI發展當務之急是盡快推進市場教育，如同「ChatGPT點燃了美國市場，市場被教育後，創業也容易了、銷售也容易了，大公司接受也容易了。」這才能讓中國大模型生態健康發展。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兩韓與台海兩岸都分裂超過半甲子，因此，國家統一始終是朝鮮民族和中華民族的宿願。惟不幸的是，南韓尹錫悅政府和台灣民進黨上台後，統一夢想似乎越來越遙遠。

南韓尹錫悅政府與台灣賴清德政府，目前都面臨「朝小野大」的政治現實。日前台灣立法院三讀通過「國會改革法案」，結果行政院提出覆議來翻盤，甚至動員青鳥抗議和示威。其實，在南韓，提覆議案如家常便飯。總統尹錫悅覆議案計有10件，在野的民主黨一方面批評尹錫悅是「覆議總統」，另一方面利用國會多數黨的力量重新提出舊案，強調是人民的命令，逼迫尹錫悅必須接受。

新國會在野黨來勢洶洶

對南韓來說，「國會先進化案」早於2012年5月即經過朝野協商通過施行迄今，因此，這幾年無論政黨怎麼輪替，韓國人已很少再看到國會打鬥的畫面了，但此景好像不會延續。

第22屆新國會一開張，在野的民主黨來勢洶洶，做了以下幾件事。

第一、把國會11個包括司法委員會等委員長的職位，清一色選出民主黨的國會議員，並告訴執政黨，如果不出席國會開會，剩下的7個委員會委員長也將由民主黨包辦。

 第二、尹錫悅與民主黨代表李在明之間的暗鬥未曾停止。尹錫悅掌握行政權，李在明則掌握立法權，南韓仿佛有二名總統，各行其道。國務總理韓悳洙提出辭呈，至今沒有新人遞補，韓只好厚著臉皮繼續幹下去。

第三、國會全由民主黨人左右。自行成立各種特偵組不說，還修法來調查承辦李在明弊案的法官和檢察官，其目的不外乎是要保護李在明2027年3月能再次挑戰總統的寶座。問題是，韓國憲法第84條規定，「總統除了內亂與外患罪外，不受刑法上的追訴」。李在明目前有4案在身，一星期要出庭4次，萬一選上總統，李在明可以享受「審判中止」嗎？不無疑問。

尹錫悅施政寸步難行

日前尹錫悅宣布，浦項迎日灣外海埋藏有可用4年的石油和30年的天然瓦斯的好消息，年底將委外進行鑽孔工程。這需要一筆龐大的政府預算，民主黨恐嚇先看看尹錫悅提出的具體計畫再說，可見尹尹錫悅施政寸步難行

尹錫悅的外交努力與成果耀眼。6月4-5在首爾舉行「韓、非洲國家領袖會議」，6月10-15日，尹錫悅出訪中亞3國，口袋裝滿美元返韓。但他無法得到韓國人的支持，等於事倍功半。據最新韓國蓋洛普的民調顯示，尹錫悅靠外交把21%支持率微升至26%，但仍有高達66%的人不支持他。

尤其，清算尹錫悅的積弊如火如荼地進行著，他面對的不只是李在明一人，對象還有前總統文在寅一家人、前法務部長曹國等前政府官員，以及現任國會議員多人，這些人都是朝野合作的絆腳石。如果新國會的18個常設委員會的委員長全由民主黨一黨獨吞，那將是南韓憲政史上的一項「創舉」。這可能將迫使執政黨走上街頭，似乎很像台灣民進黨作為執政黨，卻利用一批青鳥向國民黨挑釁一樣。

南北韓相互報復拉高敵意

尹錫悅更慘的是，來自北方的敵人金正恩，趁南韓朝野鬥爭及政局不安之際，對南韓的文攻武嚇越來越大膽，尤其俄羅斯總統普丁6月19日回訪平壤，兩人併肩作戰，對南韓的威脅增加，一般估計11月美國總統選舉前，金正恩還會趁機生事。

北韓向南韓空飄垃圾氣球已多達數千個。南韓總統辦公室兩度召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外交部長、國防部長、統一部長及國情院長等相關部會全員到齊，足見北韓行為已造成南韓社會混亂及人民不安，必須要有效制止。不僅提出取消9.19軍事協定、重啟播放擴音器心理作戰，並透過脫北者團體空飄傳單20萬張和海飄食米與一元美元現鈔等。南北韓這種一來一往的報復行動，加深了相互的敵意，如果情形持續惡化，恐怕會小火燎原。

北韓一向利用金日成、金正日及金正恩三代的生日，發射各種飛彈慶祝，一方面安內，一方面向外炫耀新式武器。但這次並未如此做，可從三方面來分析。第一，金正恩支持川普再任總統，讓「川金會」重啟。第二，尹錫悅執政2年多以來，雖與美日關係鞏固發展，但內政一直跌跌撞撞，尤其「朝小野大」的國會全由在野黨代表李在明掌握，自行成立各種特偵組調查，其目的不外乎是提出彈劾，把尹錫悅提早趕下台。

第三、醫療糾紛顯現尹錫悅相當無能。醫學系教授和學生決定6月18日起完全停診，來支持主治醫師罷工，這段期間保健福祉部雖提出妥協方案，但未被接受。看來，雙方態度都很強硬，讓病患和家屬怒氣都指向尹錫悅政府。

金正恩趁南韓朝野鬥爭及政局不安，暗地裡與民主黨合作，希望能早日趕走尹錫悅，讓比文在寅更親向北韓的李在明提早上台。

從尹錫悅困境看賴清德

大陸空飄金門島傳單與北韓空飄垃圾氣球到南韓，可以說有異曲同工之效。問題是，尹、賴兩人都想依靠美、日保護，卻忽略了，美、日管不了自國人民的衣食住行與前途。

（作者係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

2024奧運會即將於7月在法國巴黎舉行，在俄烏戰爭、以哈衝突和紅海危機的大背景下，尤具非凡的現實意義。「奧林匹克休戰」(Olympic Truce)一直是為推動和平、和解與對話而設置的一項國際和平活動。西元前9世紀，古希臘各個城邦會簽署條約，保證運動員、裁判、官員和當地居民，在奧運會開幕前7天到賽事結束後7天，安全參與奧運會。

體育就是和平

正是透過「神聖休戰」，讓原本敵對的國家和民族能放下仇恨，短暫地享受體育帶給人類的快樂和激情。因此，即將舉行的巴黎奧運會不僅是一次全球體育的嘉年華，也是一曲跨越性別、國家、宗教、民族、地緣和文化邊界的大合唱。誠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所言：「在這個戰火不斷、眾多難民的世界中，奧林匹克精神是和平的象徵。奧林匹克精神讓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能夠聚集在一起，相互尊重、包容和理解。這些都是通往和平的必經之路。」因此，現代奧運發起人顧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說「體育就是和平」。

現代奧運休戰的特殊意義

在現代奧運時代，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OC)1992年重新簽署了奧林匹克休戰草案。從1993年開始，IOC與聯合國合作，在每屆奧運會開始前一年，聯合國大會就會通過決議重申支持奧林匹克休戰協定。2023年11月21日，國際奧會主席湯瑪斯巴赫參加第78次聯合國大會，以118票贊成、2票棄權通過《通過體育和奧林匹克理想建設一個更和平與美好的世界》決議，呼籲世界各國恪守奧運會休戰傳統，即巴黎奧運會開幕前7天到殘奧會閉幕後7天（2024/7/19至9/15）。

在當前多事之秋，奧會更加凸顯出奧林匹克精神的重要性，呼籲世界各地的衝突方，在奧運會舉辦期間，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以契合聯合國憲章。2024巴黎奧組委主席埃斯坦蓋(Tony Estengay)說：奧林匹克鑄就競技體育的魅力，也蘊藏體育的力量，把相互尊重、寬容、誠實、分享與合作的價值觀傳遞到全世界，「奧運會融合了體育的價值觀和世界的多元性，具有普世意義。」

縱觀奧運歷史，1994年冬奧會，南斯拉夫內戰各方回應倡議暫時休戰，是現代第一場因奧林匹克休戰而停戰的戰爭。而美國、英國和俄羅斯等傳統大國，在奧運會休戰記錄上都有不良記錄。2004年雅典奧運會，美國拒絕中斷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2008年北京奧運會，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向國際社會呼籲休戰，沒想到8月8日奧運會開幕式當天，喬治亞在南奧塞梯展開全面軍事行動，最後引爆俄喬戰爭。2012年倫敦奧運會，英國也拒絕暫停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

奧運休戰背後的法國外交

近期，法國總統馬克宏發出巴黎奧運會休戰倡議，呼籲俄烏雙方休戰給世界一個和平的機會，讓各國共同致力於追求體育榮譽而非戰爭。雖然法國是烏克蘭的堅定支持者，一直為基輔提供源源不斷的武器、資金、技術、後勤服務和政治支援，但澤倫斯基5月18日已明確表示拒絕，他給出的理由是「誰能保證俄羅斯不會利用這段時間把軍隊帶到我們的領土呢？我們反對任何落入敵人手中的休戰協議」。由此，烏克蘭成為第一個拒絕巴黎奧運會休戰的國家，尤其在烏克蘭面臨戰場不利的情勢下，澤倫斯基的決策令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普丁的回應則模稜兩可，「奧林匹克的理想非常正確，尤其是奧林匹克休戰。當今的國際體育官員違背了奧林匹克憲章的原則，把體育政治化，這是不可接受的。」這裡指的是，國際奧會規定：在整個巴黎奧運會期間，任何場館不得展示俄羅斯的三色旗，奏俄羅斯的國歌。普丁認為，在這種情況下，要求俄羅斯遵循西方制定的規則「不符合基本的正義原則。」普丁看似沒有明確拒絕。但鑒於俄烏戰場上，俄軍正處於優勢地位，外界普遍認為俄羅斯不可能答應休戰要求，至少俄烏雙方在巴黎奧運會期間休戰的前景是悲觀的。至於以哈衝突，以色列也沒有明確表態。

法國的休戰倡議看似失敗，背後卻隱藏著法國大國外交的國際政治學密碼。法國一直尋求在不嚴重依賴他國的前提下，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外交戰略。置於歐洲的語境下，就是不過度依賴美國，維持和發展歐洲的防務能力。2017年成立歐洲國防基金，強化戰略自主性，立志成為中美之外的第三極；同時實踐平衡策略，遊走中美，兩邊討好，積極提升法國的大國地位和國際影響力，本質上是一種兩頭通吃的狐狸外交。但如此一來，不僅可有效遏制俄羅斯的擴張野心，提高法國在歐洲內部的領導力和影響力；也可擺脫對美國的安全依賴，尤其當奉行「美國優先」的川普可能捲土重來，歐洲必須實現自我整合經濟和政治上的統一，在國際事務上採取更積極、更獨立的立場，讓自己成為平衡大國關係的中間力量。

歐洲的戰略自主已演化成一個更廣泛的概念，擴大到數字經濟、互聯網、人工智慧、晶片和環保等領域。馬克宏的歐洲戰略自主是對戴高樂主義(Gaullisme)的演變和更新，高度吻合當今的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大趨勢。希望透過歐洲一體化和戰略自主，來提高歐洲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進而為法國牟取更佳利益與更高地位，這不僅關係到法國和歐洲的未來，而且將影響世界的未來格局，值得學術界持續關注。

（作者係浙江大學助理研究員）

6月15日，瑞士應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之請舉辦和平峰會，廣邀世界各方參加。雖然會後發表的峰會公報，同意基輔當局應該與俄羅斯進行對話，但由於相關要角欠缺停戰意志，俄烏和平的條件尚未成熟。

烏克蘭的戰意堅定

俄烏戰爭持續，造成無數軍民傷亡。此一情況令以增進人類福祉，維護世界和平為己任的教宗方濟各難以接受，於是在本年2月接受瑞士公共廣播公司(RSI)專訪時，公開表示：「我相信最堅強的是那些能看清局勢、為人民著想，勇敢舉起白旗並進行談判的人」。他強調：「談判絕不是投降，而是避免讓國家走向自殺之路的勇氣。人們可能會為投降感到羞恥，但戰爭將造成多少人喪生？應該及時展開談判，找一個可以充當調解人的國家」。

教宗此言顯然是希望烏克蘭能誠心與俄羅斯和平談判，但澤倫斯基表示教宗正在進行「虛擬調解」，外長庫列巴也回應稱：「我們的國旗是黃藍相間的。我們永遠不會升起任何其他旗幟」。

俄羅斯總統普丁在瑞士和平峰會前夕表示，只要烏克蘭放棄加入北約及烏東、烏南4個俄國占領區，俄國就即刻停火，並展開談判結束戰爭。但烏克蘭旋即斷然拒絕，甚至要求成立法庭追究俄羅斯的戰爭罪。如此看來，烏克蘭毫無妥協退讓之意。

美、俄均無意收手

澤倫斯基發起和平峰會，廣邀各國參加，卻不邀請俄羅斯，顯然是意圖塑造國際輿論，向俄羅斯施加壓力。但俄羅斯有恃無恐。因為俄烏開戰以來，除了美、歐、日等美國傳統盟國表態支持烏克蘭，其他國家多半置身事外，尤其是開發中國家。 金磚國家具有影響力，但因俄羅斯同為金磚國家之一，其他國家當然不會與俄國敵對。巴西、南非等金磚大國都未派代表參加。印度、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雖派代表與會，卻未支持峰會公報。

 另一方面，美國也沒有促使俄烏立即停戰的意圖。拜登前往法國參加諾曼第登陸紀念活動後，6月7日在巴黎會見澤倫斯基，拜登首度就美方對烏軍援延宕數月之久公開向烏方致歉。拜登同時宣布，美國將再向烏克蘭提供2億2500萬美元援助。對於普丁在和平峰會前夕提出和談條件，美國也表態反對。國防部長奧斯丁在北約會議結束時指出：「普丁占領、非法侵占烏克蘭領土。他沒有資格對烏克蘭發號施令，以實現和平」。

 許多論者認為，美國支持烏克蘭具有削弱俄國實力的戰略意圖。另一方面，歐洲除了英、法、德外，其他國家提供烏克蘭的武器裝備多為美國產品，這顯然有利於美國的軍火工業。因此，俄烏戰爭持續進行，對美國而言，未嘗不是有利之事。

中國大陸態度至關重要

 由於俄烏戰局呈現膠著狀態，西方國家曾寄望中國大陸出面調停，運用其影響力，以及與俄羅斯的特殊關係，促使俄羅斯態度軟化。因此，中國大陸2023年2月24日發布「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提出俄烏雙方停戰的和平呼籲，也派遣特使李輝前往歐洲國家斡旋。然而俄烏都未積極回應，西方國家也反應冷淡，顯然相關執政者都沒有止戰和談的意圖。

 澤倫斯基6月2日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論壇一場記者會表示，在瑞士舉行的和平峰會是結束俄烏戰爭的最佳方式。他對中國大陸不出席峰會表達失望，並指北京正極力鼓吹其他國家不要參加。澤倫斯基在此時的公然指控犯了外交上的錯誤。

 既然中國大陸對俄烏戰爭具有影響力，澤倫斯基應該力勸中方參與和平峰會，而不是出言指責。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6月3日在記者會回應稱：「搞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不是中國的外交風格，完全不存在向別國施壓的情況」，並表示，中方不參加瑞士和平峰會，是因為欠缺中方反覆強調的「俄烏雙方認可、各方平等參與、對所有和平方案進行公平討論」三個要素。外長王毅則表示，中國立場一貫為「勸和促談」，中方與巴西推動以政治方式解決烏克蘭危機的「六點共識」，已經有26國確認加入，或表態認真研究加入方式。王毅指出，「六點共識」符合大多數國家的期望，是當今世界的最大公約數。

澤倫斯基繼續演獨角戲

 澤倫斯基出任烏克蘭總統後採取親西方政策，繼續推動「去俄國化」，除積極與歐盟國家往來，希望成為歐盟的成員國，並在美國的鼓勵下試圖加入北約，甚至將加入北約列入烏國憲法中，終於引起俄國發動戰爭。

在相關各方對於停戰條件沒有共識的情形下，瑞士和平峰會只能算是澤倫斯基演的獨角戲。澤倫斯基是演員出身，出任總統後繼續發揮演員本色，由國內舞台登上國際舞台。不但在歐洲國家穿梭，也赴美國會見拜登，甚至赴新加坡參加香格里拉安全論壇，一路成為國際新聞的焦點。他發起了和平峰會，在國際舞台上成功地演出獨角戲，只是演出的代價由烏克蘭人民承擔。

(作者係退休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