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年農曆年開春之後的第一個月，中國大陸就進入春「政」月的忙碌期，或許是中國諺語所謂的「一年之計在於春」的緣故，所以每年3月中共的「兩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政協會議）就立刻開工。一般而言，大家對中共兩會的期待，只是將之視為窺探中共政策的窗口，特別是在中國大陸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大家都專注在中共的經濟政策、經濟的走向，因為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對全球經濟成長的貢獻，在2014年約27.8%，居全球首位。

政治制度影響經濟發展

去(2015)年大陸的經濟成長明顯放緩，然而世界的經濟成長也不理想，所以一般估計，世界經濟成長對中國大陸的依賴仍然很深，在此背景下，大陸的兩會理所當然成為世界媒體的焦點之一，但有趣的是，中共建立的這一套政治運作制度，儘管交出了具體的成績，但是外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依然批判不斷，唱衰不停。2004年美國人約書亞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北京共識」(The Beijing Consensus)，來說明大陸成功的秘訣在於中國尋找到一種適合中國國情和社會需要的「模式」、一條「公正與高質增長的發展途徑」。雷默把這種發展途徑定義為：「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驗；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循序漸進，積聚能量。」然而當時中國大陸正背負仿冒大國、山寨大國的惡名，所以雷默的說法未引起更多的討論。

2009年，美國人馬丁雅各(Martin Jacques)在《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中國的崛起》（也譯為：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一書中，從文化的角度，比較詳細地說明和解釋中國經濟發展的摸式。但是誰發展出這一個模式？是誰在執行和運作這一個模式？西方社會在討論其經濟發展時，對中共的政治制度避而不談。馬丁雅各雖然也沒有提及中共的政治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但是他提出了「中國崛起將改變的不僅僅是世界經濟的格局，還將徹底動搖我們的思維和生活方式」，「中國的崛起預示著一個非常不同的新時代的緩慢來臨。在這個新時代，中國的影響力將極其深遠。…如果中國崛起挑戰美國的世界大國，那麼現代化很可成為雙行道甚至多行道，屆時對現代化的不同解讀將並行不悖。」等足以讓我們進一步慎思的警語。

馬丁雅各看到了經濟發展背景的動力因素，毫無疑問，從長期、潛在因素而言，文化因素確實是主要因素，但如果只突出單一的文化，顯然不足以說明何以在清政府，在民國政府時代，中國的現代化並不成功。所以想了解中國大陸近30餘年的變化，必須了解其政治制度。當然，中共的制度實施了60餘年，前30年應該是中共政治制度與中國文化對抗的30年，改革開放之後才真正進入磨合期，也開始顯現其優越性。

中國政治與馬列政治比對

中國的政治綿延數千年之久，朝代有更替，但基本的統治原理一以貫之，歸納起來，大致有三點至關重要：權力集中、民本思想與集體主義。

首先是權力集中。中國人稱最高統治者為「天子」，表示其統治的權力是得自於天，但是中華文化中沒有「神」的傳統，因此與天溝通和統治人世就都是天子的職責，所以天子集大權於一身，是一切權力的來源，其他都是協助他管理的臣和受管理的民；這與西方從「神權」所延伸出的「君權」和「人權」很不一樣。在中華文化中對天子的「權」，沒有分權與制衡的觀點；至於馬列政治的無產階級專政，也認為政治本身就是階級統治，一切都為階級利益服務，所以政黨輪替、權力制衡都帶有欺騙性，主張在過渡時期由無產階級專政，一切權力歸於無產階級代表大會，而沒有分權、制衡的概念。在中共統治下，將「天子」轉成共產黨，把家天下變成黨天下，就十分順理成章，當然這不是簡單的繼承，中共的統治大量吸納了現代政治學合理的內涵，例如以人民政協強化人民代表大會的功能；並以多黨合作。

其次是民本思想。這是中華文化傳統統治中極為重要的核心，皇帝、天子之所以被任命為皇帝、天子，那是因為「天」要他來保護天下黎民百姓，為人民蒼生服務，這與西方的民主思想是完全不同的政治思考。宗教革命之後的西方政治是從「人」的角度為思考的起點，而中國的政治是以君主為思考的起點，中國的政治在內容更傾向於行政學，即政府的施政必須以人民為目的，否則人民可以覆舟，儒家甚至將「覆舟」視為人民的權利；但是政府施政如何以民為本，以哪些人民的意見為本，人民在何種情況下可以行使其權利，人民在行使其權利時政府可以做什麼，不能做什麼，並不清楚。總之，民本思想有其理想，但是一直沒有行之有效的程序。這和毛澤東所說的「為人民服務」很相似，中共領導人也都要求各級幹部將人民所思、所想擺在首位，但是人民的利益體現黨的政策、方針，換言之，是黨決定了人民的利益和利益實現的順序，當然，中共如今也透過決策幹部的調研，特別是利用新媒體蒐集民意，在施政上比以往更具有民意的基礎。

其三是集權主義。這是一種主張個人從屬於社會，個人利益應當服從集團、民族、階級和國家利益的思想理論。一般而言，從政治層面，中國不論是儒家文化的家、國，或共產主義的階級意識，都以集權主義精神為基礎。中國傳統的諺語中，如「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沒有國那有家」，都是透過政治社會化的過程，突出集體而不突出個人，共產主義主張個別的無產階級解放必須以整體無產階級的解放為前提。在典範人物上，特別推崇那種為集體而犧牲的個人，保家衛國的英雄或當代的雷鋒，都是集體主義的產物。

以上三者都是中華文化中和中共馬列主義政治理論相通的部分，它和當代西方以「分權制衡」、「民主思想」及「個人主義」為基礎的政治制度，可以說完全不同，甚至是相互對立的，因此，在西方學者看來，中共的這一套制度是不可持續的。然而，中共就是依託這樣的制度運作，在短短的30餘年，成為世界經濟成長最重要的引擎。

對中共政治制度的評議

正因為中共政治制度設計的理論基礎是權力集中、民本思想及集體主義，正因為這些思維，使得中共的制度展現了「集中辦事」、「發展持續」、「方方面面」、「政策協商」的優勢。

(一)「集中辦事」。中共政治制度的行政效率不高，有些地方或基層政權機關的效率完全不像是現代化政府的表現，但是，中共政權具有極高的政治效率，這裡包含了兩層意義。第一，只要是政治性的任務，其效率就很高。第二，只要是被視為有政治性意義的事件，其效率也就會很高。前者是中共中央明言的要求，後者是各級領導幹部認為可以帶來政治效果的事件。例如大型的公共建設，或是地方的經濟發展。對中共而言，政治任務是代表著事關全局的事件，是責任重大的事件，然而，縱使是重大的政治事件，也必須集中權力來下決心、調資源，集全力去完成，而中共政治制度的設計正是權力集中型的政權，所以只要決策是正確的，則成績也是可見的。

(二)「發展持續」。在以往的30餘年裡，中共經歷了四任的領導人，但是在大政方針上並沒有出現人走茶涼，人亡政息的現象，而是一代繼承一代持績地走經濟發展的道路，其根本原因在於中共的政治制度設計是以「民本政治」為基礎，這是一套精英選精英政治權力的繼承法，和民主選舉很不同。選舉的接班在很大程度上是從否定上任或前任出發，所以掌權之後，被賦予除舊政、布新局，展變化的期待，反而導致新一任否定前一任的情況，整體的發展自然表現出時進時退；在繼承接班人的制度中，接班人之所以被選拔，正是因為他可以延續既定的方針，不需討好民粹，因而中國大陸可以有30餘年的高成長，如今成長速度雖然放慢，但改革開放的大方向依然如故。

(三)「方方面面」。中共集體領導代表制度的設計，表現在中共黨的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全國人大會、人民政治協商會等，技術上是一種追求權力平衡，內容上就是讓所有群體在權力機構中，都可以找到我群的利益代表者，以便我群的聲音可以在人事決定、法律制訂、決策形成或政策選擇時都不缺席，所以「方方面面」的制度設計成為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來源，也提供了中共政策實行的便利性。

(四)「政策協商」。中共的政體不是簡單地繼承中國傳統政府，或是照搬馬列政治的理論，他們在既有的基礎上有失敗的經驗、有摸索的勇氣，也有改革的作為，所以改革開放以來不斷調整、不斷修補，如今中共政權有制度化的學習及決策要求，也有一套政策諮商和集體參與的機制，所以其現行政策雖不可能盡如民意，但至少不會太過新奇或不合邏輯。

日裔美籍教授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審視了新世紀的國家發展趨勢後，在其新作《政治秩序與政治衰退》(The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中，明顯地將他於1992年所推崇作為人類歷史終結制度的「民主」，擺在了強而有力的政府，並修改為民主問責制。按福山的說法，他改變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國崛起；顯然福山注意到了中共政治制度與其國家發展的相關性。

當然，中共政治制度也還是存在根本性的緊張因素：一是合法性的挑戰；一是監督性的缺失。

中共靠自己領導制訂的憲法來保障自己，顯然不正常，因此除非中國大陸所有公民都可無條件入黨；不然中共只能公開宣布「黨的領導」只在過渡時期有效，過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的領導任務自動結束，否則合法性危機永遠存在。

其次，中共在防止權力腐化方面，只能依賴黨內監督的方法，顯然不是長久之計，也不完備。「非長久」是因為這樣的反腐依賴領導人的關注，領導人一分神，或注意不到之處，腐敗必然滋生；「不完備」是因為這樣的反腐有漏洞，也不公平，它對最高領導集體是無效的，因為其監督權力的授予來自最高領導集體，所以這樣的內在監督在制度上有先天的缺陷。當然，人設計的制度必然有缺陷，只能因時、因地、因民族、因當下的目的而設計與修正，沒有永久正確，或是普世皆是的標準制度。

強化兩會作為改革起點

面對中國大陸的崛起，西方世界不能只看經濟，不顧政治，對自命為上帝選民的西方人而言，必須真正再進行一次思想的革命，這一次西方人不能為殖民而學習其他民族，而應該學習上帝以外的智慧和知識。反之，中共也必須反思所謂中國特色正是因為有某種普世性的存在，否則特殊性也不存在，所以特殊性不是也不能用以對抗、反對普世性，而應該辯證地促進，相輔發展，相向而行。

在中共的制度缺陷上，西方的政治學理有過許多精彩的論辯，正如資產階級的經濟學一樣，可以借鑑、學習，以便充實、改造自己的政治體制；例如可以從「兩會」角色和功能的調整和強化作為起點，全國人大如果改進其代表選舉產生的程序，可以提供黨的領導新的合法性；全國政協可以在多黨合作的基礎上進行全面的、有意義的監督。

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歷經30餘年的高速成長之後，上層建築已經從推動經濟基礎的動力，逐漸成為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的阻力，而中國大陸必須有新一波的改革，才能完善中國崛起的論述和話語權，因此在中共「兩會」召開之際，若能主動釋出完善「兩會」功能的改革，對關心中共政治發展、關心人類政治學的發展者，都是驚喜的新發展。

（作者係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兼教授）

台灣總統、立委選舉前夕，1月15日在韓國發生「周子瑜事件」，韓國政府因堅守「一中原則」未做任何評論。之後，在英國網站熱議「承認台灣是國家」貼文事件，因英國政府正式宣布「台灣不是國家」後消「獨」。這些事情在在說明國家分裂的不幸與國家統一的重要。

不可否認，目前全世界的國家中唯有兩岸與兩韓共享一部近代「分裂」歷史。兩岸分裂至今已有67年；兩韓分治已達71年。也許是這份近代史的牽連，長久以來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對國家分裂走向統一，保持著「你先我後」的競爭關係。

惟不幸的是，兩岸與兩韓的統一競賽中，台灣對國家統一出現分歧，韓國則對國家統一仍舊努力不變。觀察韓國歷任總統為實現韓民族統一所制定的「統一政策」即可了解，韓國即使改朝換代，也不影響其一貫的政策。

韓歷任總統的統一政策

最先開啟兩韓門戶的人物是在韓國執政長達18年的朴正熙。朴正熙一上台，為了維持兩韓和平及奠定統一基礎，首要推動經濟建設。他提出的統一政策是「先建設、後統一」，即「先和平、後統一」。這些都曾以「8.15宣言(1970)」、「尋找南北離散家屬(1971)」、「相互中止中傷與毀謗(1972)」、「雙方開放社會及經濟、文化交流(1973)」、「6.23和平統一外交政策宣言(1973)」、「簽署南北相互不可侵略協定(1974)」、「放棄侵略戰爭準備及放棄對南間諜行為(1975)」、「建構經濟合作機構(1978)」、「無條件重開南北對話(1979)」等方式具體呈現。

如果說朴正熙開起兩韓對話之門，全斗煥則進一步推動兩韓合作與交流。全斗煥於1982年制定「民族和諧民主統一方案」，首次舉行經濟會談，並擴展至紅十字會談、離散家屬訪問故鄉、藝術公演團交流訪問。1985年，全斗煥更大膽地主動向金日成提議召開「南北高峰會談」，但未能實現，留下遺憾。

盧泰愚對統一事業比全斗煥更積極。1988年7月7日，盧泰愚宣布「7.7特別宣言」，主要內容包括開放南北同胞自由來往、開放雙方自由貿易、容許離散家屬書信交流與互訪、中止無謂的外交對決等。俟成功舉辦奧運後，盧泰愚於1989年9月在國會宣布「韓民族共同體統一方案」，鼓吹兩韓共同追求繁榮。

1990年德國達成統一，讓金泳三受到莫大鼓舞。1994年8月金泳三提出「三階段、三基調統一方案」。三階段指的是和諧合作（雙方維持2體制、2政府）、南北聯合（透過交流合作，指向統一）及統一國家（依據統一憲法舉行選舉，成立統一國會、統一政府）；三基調則是民主性國民合議、共存共榮及民族福利。

歷屆總統中，金大中提出的「對北和諧合作統一政策」最為特別。金大中一直主張兩韓統一有三個方向，一是南北聯合：先採取1民族、2國家、2獨立政府型態；二是聯邦制：1民族、1國家、1體制、2自治政府；三是完全統一：採取中央集權制或美國、德國聯邦制形式。

眾所周知，2000年金大中是以韓國總統身分踏上平壤的第一人，與金正日會談並簽署「6.15南北共同宣言」，也稱為「陽光政策」。後來，金大中頂着這份光環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是韓國歷史上唯一的諾貝爾獎得主。

盧武鉉是「陽光政策」繼承人，他走的統一路線與金大中大同小異。盧武鉉提出的「和平繁榮統一政策」係為增進朝鮮半島之和平，進而實現南北繁榮、促進東北亞共同繁榮。主要內容包括：透過對話解決問題、相互信賴優先與互惠主義、以南北當事者原則為基礎的國際合作、與人民站在一起的政策等。

盧武鉉模仿金大中採取對北包容政策，於2007年專程赴朝鮮與金正日會談並簽署「10.4宣言」，成為第二位訪問朝鮮的韓國總統。

李明博不改其現代企業C.E.O.出身經營的本行，他推出「相生與共榮的對北政策」就是奠基於實用與生產性，追求相生共榮的南北韓關係發展。其骨幹內容包括：一、促進以實用與生產性為基礎的政策；二、徹底堅持原則下以柔軟方式接觸；三、以國民合議為基調；四、南北合作與國際合作融合。

3年前朴槿惠摘下南韓首任女總統皇冠以來，對統一問題十分重視，希望30來歲的「小弟」金正恩早日「放下屠刀」。朴槿惠擬定「朝鮮半島信賴進程」，促進南北經濟交流與合作，達成「雙贏」的目標。

朴槿惠執政以來，不顧國內外環境的嚴峻挑戰，將南北韓間的各項合作作為優先，去年，她分別訪問中國和美國，尋求周邊國家的支持。至今她能得到韓國人民的高支持率，主要來自她的外交與對北兩項政策。

韓國統一政策的特徵

綜析以上韓國歷任總統的統一政策，可以發現以下諸項特徵：

第一，打是親罵是愛。朝鮮第4次核試與發射光明星4號等威嚇不倒韓民族的統一意志。兩韓間的「打打鬧鬧」歷史可溯自「分裂分治」開始，朝鮮在板門店或北方界線(NLL)海域的挑釁時而發生，但雙方冷靜後，又握手言和。

第二，韓國政黨輪替兩次，但統一政策從未改變。國家統一是歷屆總統上任後的重要施政目標，不僅韓國始終堅持統一未曾改變，就連朝鮮「金氏王國」為達成民族統一的願望，雖核武恐嚇不間斷，但也強調「隨時願意與任何人坐下來會談民族大事」。

第三，兩韓與兩岸統一模式類同。例如，1991年12月韓國與朝鮮間達成的「南北基本協議書」主要內容為：1.南北韓關係規定為不是國與國關係而是暫定性的特殊關係；2.奠定和諧與不可侵及南北交流合作方案；3.認定1個民族、2個制度、2個政府等。其實就是兩岸「九二共識」的韓版。

第四，總統對統一具備眼光。韓國反對黨對統一也表現出積極與用心。就以首次達成韓國政黨輪替的反對黨領導人金大中來說，他眼光獨特，創下首度登北與金正日會談的紀錄。盧武鉉也於卸任前訪問平壤與金正日舉行高峰會。

第五，統一課題是總統的職責。韓國憲法第4章第1節第66條第3項清楚規定：「總統為祖國的和平統一負有誠實義務」。因此，每屆總統都無法逃避國家統一的責任與使命。

第六，朴槿惠對統一表現得信心十足。她前年在青瓦台設置「南北韓統一準備委員會」，由官產學各界碩彥參與，積極籌備統一事宜；韓國《朝鮮日報》代表輿論則成立「民間統一基金」，廣募統一後的建設資金。

台灣領導人應表裡如一

李登輝執政時制定的「國統綱領」，與目前兩韓關係進展模式完全一致，羅列如下：

第一、一個中國原則，即台灣與大陸都是中國的一部分。一個韓國，統一前各自稱呼大韓民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第二、兩岸均追求國家統一，意味不分裂國家的完整性。南北韓都把「分離」或「獨立」當成歷史罪人。

第三，兩岸事務性的議題或交流均不涉及「一中」的政治涵義。兩韓無論是紅十字會、國會、軍方或官方接觸與來往，一向不涉及「一個韓國」的問題。

此刻，周子瑜事件與英國政府大剌剌地告訴全世界「台灣不是國家」。韓國於1992年8月與中國大陸建交後，即立刻改口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全世界只有「韓國未統一」。

在台灣，蔡英文應認清台灣的處境及國際大環境的變遷，好好珍惜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這才是作為領導人應有的胸襟及責任。

（作者係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

1661年，效忠大明王朝的延平郡王鄭成功，驅逐荷蘭殖民統治政權，在台南建立東寧王朝，台南以南設立萬年縣、以北設立天興縣，而護衛萬年縣的軍事重鎮有左營、右昌和前鎮。1949年國府撤至台灣，左營再度在歷史舞台上粉墨登場，成為台灣主要的海軍基地。

左營共分為舊部落（蓮池潭周圍）、新社區（縱貫線東側）、與眷村三大區塊，各個區塊的文化特色有一定差異性。舊部落大多數住著明鄭時期來台的居民，以閩南族群為主；軍眷區是1949年後來台的外省族群；新社區則是近年來自各國的新移民。

左營舊城是台灣首座土城

鳳山縣舊城又稱左營舊城，位於高雄市左營區，是台灣首座土城。該城池原先是清代鳳山縣的縣治所在地，故稱為鳳山縣城。1786年爆發林爽文事件時，於南部呼應起事的莊大田勢力攻破鳳山縣城，之後官署移往埤頭街（今鳳山區），並新蓋了一座城池。因此相對於「新城」，原本的縣城就被稱為「舊城」。道光6年（1826）舊城從土城改建為石城，但縣治並未從新城遷回舊城。

舊城保存下來的東門、南門、北門及城牆、護城濠及北門外之鎮福社、拱辰井，於1985年公告為一級古蹟（現為國定古蹟）。而後在2011、2015及2018年，又陸續將西門段城牆殘蹟納入古蹟範圍。台灣現存的城池中除恆春縣城外，當屬鳳山縣舊城保存的最為完整。

鳳山縣舊城南門（啟文門）

鳳山縣舊城南門名為啟文門，現為國定古蹟。位於左營區左營大路、中華一路、鼓山一路交叉口，地當左營交通要道，城樓兩邊城牆在1920年，興建縱貫道路（左營大路）時遭拆除，改為圓環。

南門城座形制原與鳳山縣舊城其他城門相同。1961年8月，城座在陳啟川市長任內重修時，在城門四隅加建鋼筋混凝土柱，重新建造原於日據時期便已消失的南門城樓；但重建的城樓卻將屋頂由清代的「三川脊」型式，改建為錯誤的「歇山頂」型式。東側有階梯可登城樓，階梯與城樓皆為後來興建，使城樓、雉堞及部分外壁面皆已失原制，斗拱仍為原物。拱卷為花崗石造，拱徑與東門、北門均相同，可見當時的測量及施工精度很高。

2009年南門城座再次進行大幅度整修。工程前，文史專家學者建議，城門樓的屋頂應恢復與其他三城樓一致的「三川脊」屋頂。該建議未被高雄市文化局採納，保持了陳啟川任內重修的「歇山頂」屋頂，故整修後依然不符合原制。但門洞為花岡石砌成的，拱底又鑿門軸洞，頗具匠心。

鳳山縣舊城北門

鳳山縣舊城北門名為拱辰門，為鳳山縣舊城北門，位在勝利路、埤頭仔街及城內舊城巷交會處，現與門前的拱辰井、震福社及舊城並列為國定古蹟。北極星古稱「北辰」，拱辰有「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的意思。北門最特別的是門洞兩側塑有一對門神，是台灣古城牆中的孤例。門神的材質是以螺灰殼浮塑為底，外施油漆彩繪及墨線。現泥塑表面彩繪已斑駁，造型依然生動有趣，氣勢威嚴。據推測，北門可能是正門，從台南府城來視察的官員由北門入城，因此雕塑門神，作為莊嚴縣城入口。

城門座面寬16.64公尺，深8.44公尺，城門座石砌以六角蜂巢式堆砌為主，門面前緣磚砌雉堞有9個，雉堞在轉角處成曲尺狀，台座兩側設有磚階梯通達城牆馬道。馬道為士兵行走、偵查與作戰的通道，表面鋪有磚石，利於行走。

拱門內外均嵌花崗石雕門額，外門額題「拱辰門」，內額題「北門」。

門洞為內外兩個石拱，以花崗石條砌成。在內層石拱外再加一層石拱，雙層石拱能加強城門構造的穩定性，在清代台灣所建的城門中屬罕見的案例。

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簡稱海青工商、HCVS，為海軍子弟學校改制，以設計類科聞名，有「北復興，南海青」之稱；其前身為「南京市海軍青年子弟學校」，由前海軍總司令桂永清上將創辦於南京。

1949年海軍眷屬遷台，為便利子弟就學，組成海軍子弟學校董事會，兩年之後，由小學（今高雄市永清國民小學）而初中，次第成立。1951年命名為「海青初級中學」。1972年奉准擴辦高中。1973年增設高級工商職業科。1979年改制為「私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附設高級工商職業進修補習學校。1981年8月1日起由高雄市政府接辦，改制為「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永清國民小學前身是海軍子弟學校，1949年自南京遷至高雄左營，1955年正式列入高雄市政府管轄。臨近海軍軍區，陸戰隊司令部所在地，學生都是自助、東自助、自勉、崇實及果貿等眷村的子弟。學校含幼兒園有500多人，腹地近3公頃，緊鄰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南臨國定古蹟鳳山舊城東城門段。該校成立了書法教室、豫劇隊，結合在地文史工作者，解說學校的歷史。

永清國民小學大門內有一條長約150公尺、寬15公尺的林蔭大道，從校門口一直延伸至前庭，幾十柯棵榕樹於1966年隨著學校移植到現址，當年樹齡約三、四十歲，迄今已八、九十歲。22年前，全校師生與家長曾舉辦票選，為綠色隧道命名，最後由學生吳建興所取的「綠色之夢」獲得最高票。

楠梓區油廠國民小學

1945年戰後初年，中國石油公司奉令接收位於左營區的日本海軍第六燃料廠，更名為高雄煉油廠。在斷垣頹壁廢墟中重建煉油設備，所有員工子弟都遠赴楠梓國民學校或左營國民學校就讀，風雨往返、越過平交道，諸多不便。1947年，廠方為因應員工需要及安定員工向心力，爰組織董事會，設立員工子弟學校。1949年正式立案，定名為「高雄市油廠代用國民學校」。1982年更改校名為「高雄市私立油廠國民小學」，1986年國民小學附設幼稚園奉准立案，2008年高雄市政府接辦，更名為「高雄市楠梓區油廠國民小學」。

海光俱樂部

海光俱樂部的前身是美軍俱樂部，美國協防台灣時提供給美軍軍官的休閒場所。海光這個名字是由國軍接管後更改的。原俱樂部設置有游泳池、電影院、免稅店、咖啡館等等，改名後仍被高高的圍牆阻隔，海軍之外的人不能隨意進出。該址現只剩下海光中餐廳，電影院、游泳池等都已消失。近年有業者留意到這片區域，想把它規劃成左創園區，讓遊客們經由保存的舊有文物與建築，了解左營的眷村文化。

八六海戰紀念碑

1965年8月5日，海軍執行「海嘯一號」計畫，由巡防第二艦隊司令胡嘉恒率劍門、章江兩艘軍艦，從左營出發，掩護特勤隊突襲東山島。兩艦從左營軍港出發後，遭共軍雷達監視，行蹤暴露。8月6日凌晨，兩艦遭共軍艦艇、魚雷快艇伏擊遭到擊沉，章江艦全部官兵陣亡；劍門艦艦長王韞山中校被俘。此次任務以失敗收場，又稱「東山海戰」或「八六東山海戰」。1967年，國防部於左營三角公園內，設置「八六海戰紀念碑」。

(作者係退休工程師)

本文所指花蓮到台東的花東舊線（舊台東線）鐵路，包括今花蓮縣玉富自行車道遺址的昔日玉里到東里的10.3公里路段；及今北濱公園自行車道遺址的花蓮港驛至東花蓮港驛4.6公里及今北埔站至花蓮港站7.4公里之臨港線的路段。當局不妨趁這次震災，花蓮急需振興觀光的契機，再次啟動兩條路線的窄軌火車觀光，吸引外國觀光客。

4月3日上午花蓮外海發生7.2級強震，重創花蓮觀光業。當局雖祭出各種優惠方案，但觀光客仍裹足不前。另一方面，台灣新國會正積極推動「花東快速公路」（花東快）、「環島高鐵」、「國道六號東延」之花蓮三大交通法案，要求10年內完成建設，但不免捨近求遠。此次地震造成花蓮勝景太魯閣等山區的公路、景點受到重創。何不重啟花東舊線鐵路，讓昔日的窄軌火車馳騁在花東海岸、縱谷平原，以開發更多的觀光資源，讓東部的觀光產業注入一道強心劑？

下面以筆者搭乘花東線鐵路旅行考察的經驗，觀察20年來該路線的發展和觀光的展望。

具有原始風味的花東線

位於花蓮市中心、現東大門夜市附近的舊花蓮站，日據時代稱為花蓮港驛，是花東線鐵路的起點。1939年位於北濱的東花蓮港驛（即今日之花蓮港站）興建完成，同年兩站間開始營業。1949年，花蓮港站增建大陸風的徽式馬頭牆，並改稱花蓮站。1982年6月配合台鐵宜蘭到花蓮的北迴鐵路通車，原來和西部糖業鐵道同為窄軌(762mm)的花東線鐵路也拓寬成1067mm軌距。從此，台北可直達花蓮。但原來的花蓮站也因此廢站，花蓮新站改名為花蓮站，1992年9月舊花蓮站拆除。2002年，花蓮縣府將臨港線與舊花蓮站鄰近地區規劃為鐵道文化園區。

為了體驗花東線的原始風味，筆者選擇從花蓮站開往玉里的DR2700型柴油快客車。它是早期在西部幹線行駛的高級列車─光華號，和早期花東線窄軌客車一樣，其車頭本身有動力可行駛，也可開窗，非常懷古。但由於要配合當地人的通勤，早晚只有一個班次，便要起個大早趕搭。筆者只能在前一晚於花蓮站附近的旅館過夜。

清晨火車從花蓮站開出後，即將經過木瓜溪橋，筆者趕緊將頭探出車窗，拍攝中央山脈的奇萊山主峰勝景。這是從花東線窄軌時代開始，國內外旅客所會捕捉的視覺饗宴。但隨著10年前花東鐵路全線電氣化通車，可開窗的柴油快客車和藍皮火車被有空調的列車取代，加上橋上有電線桿，使得原始的自然風味不再。

玉富鐵路舊線可重啟觀光

列車從舊名馬太鞍的光復開出後，經過馬太鞍溪時，大老遠就可看見「花蓮糖廠」的煙囪。該糖廠在1921年啟用，製糖全盛時期，原料甘蔗遍及花東縱谷，最南達花蓮縣最南邊的富里鄉境、靠近池上鄉的學田村。為了運輸方便，從富里車站鋪設「製糖用手押鐵道」到此，留下「鐵支尾」的地名稱呼；而從1950年的地圖也可看到運送甘蔗原料的「糖廠用鐵道」接到舊花蓮站鄰近的舊田浦站。該站和富里站藉由花東線鐵路的運輸，將甘蔗運到花蓮糖廠。

火車離開瑞穗、三民站後，到達玉里。從花蓮到此的路段，早在1917年5月即鋪設完成；並於1926年3月25日在玉里舉行花東線全線通車典禮。此時擔任花東線蒸汽機關車主力的為客貨兩用的LDK50型蒸汽機車，總數達到13輛。日據末期，當局又引進大型的LDT100型蒸汽機車行駛在花蓮、玉里間，成為1960年代花東線鐵路貨運的主力。當地孩童以蝗蟲為例，將前者比喻為火車公，後者為火車母。

為了容納四輛大型的LDT100型蒸汽機車，遂在玉里建一座龐大的車庫。1969年，蒸汽火車功成身退，除LDK58、59兩部留在花蓮機務段供調車外，其餘送到玉里機關庫停放，但最後遭到拍賣、解體的命運。 LDK59退役後，贈予台東縣政府，陳列在台東市鯉魚山公園，2003年運至花蓮站前展示（見下頁照片）；而LDK58目前展示於台北車站人行道。

今天因2022年9月18日台東池上發生規模6.8的有感地震而暫時封閉的玉富自行車道，濫觴於2004年東部鐵路改善計畫─將花東線玉里到富里鄉東里的10.3公里的舊線，截彎取直為7.4公里的高架鐵路工程。玉里-東里間的10.3公里舊花東線，改成自行車道後，所有權為台鐵，由玉里鎮公所認養。遊客可體驗田野景觀，和橫跨秀姑巒溪的舊鐵橋。如能重啟窄軌鐵路觀光，讓昔日的LDT103蒸汽機車馳騁，不只能懷舊，沿線還有安通溫泉等勝景，並可在舊安通站藉由玉長公路通往東海岸參訪三仙台等景觀。

臨港鐵路舊線可重啟觀光

1982年，從昔日的花蓮港驛經跨越美崙溪的曙光橋、新村站、美崙站至東花蓮港驛，全長4.6公里的舊花蓮臨港線廢線後，沿線已改建為北濱公園自行車道。2009年為了重啟作為觀光用途，台鐵規劃利用舊鐵道地基復軌，並規劃利用LDK59蒸汽火車頭與LDR2204等四輛舊客車車廂行駛。

台鐵遂陸續著手整修該蒸氣機車頭與車廂。並在花蓮後站興建約890公尺的762mm軌距鐵道與2座月台。從2011年到2016年慶祝鐵路節時，陸續開放讓民眾搭乘。但2016年12月台鐵卻因無法釋出土地，致使該復駛案胎死腹中，非常可惜。而明年屆百歲之齡的 LDK59因長期放置，已無法再次行駛。

當局不妨趁這次震災，花蓮急需振興觀光的契機，再次啟動臨港線的窄軌火車觀光和LDK59蒸氣機車、LDR2204客車修復的計畫，並借鏡日本的經驗。2011年發生東日本大地震的1個半月後，為促進當地觀光，當局將1980年代製造的Kiha48型柴聯車改造成度假海貓號（リゾートうみねこ）的觀光列車，行駛在連結青森縣八戶市至岩手久慈市的八戶線。由於多數路段沿三陸海岸行駛，風景極佳。而花蓮臨港線除了風景，遊客也可藉此到賞鯨碼頭，並接駁到七星潭風景區和花蓮市區等。

行駛列車部分，相對南迴線的藍皮解憂號，不妨將在臨港線行駛的窄軌列車命名為黃皮洄瀾之星號，遊客藉由古老悠久可開窗的客車，吹著太平洋海風，讓窄軌火車的魅力，吸引國際觀光客造訪。路線可先從1975年所建立、僅提供貨運運輸的7.4公里臨港線(台鐵北埔站至花蓮港站)開始規劃，路軌採用窄、寬軌皆可使用的三線式鐵道；而放置於花蓮鐵道文化園區的糖蜜車等，也可試著動態展示。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歷史有微觀和宏觀兩種史觀，微觀史觀不是本文主題，本文專論宏觀史觀，其中又專論歷史的律動現象。

歷史是隨意運動的嗎？唯心論者曰然。因為人是歷史的創造者，而人是有意識的、有思想的、有意願的，可以為所欲為。即便如此，唯心論的代表人物韋伯在他的《新教倫理》中認為，人為了報效上帝而拼命賺錢，從而成為資本主義得以發展的精神力量。這種論點稱之為精神律。

唯物論者當然是律動論者，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這個論點的經典著作，他提出的生產力論、剩餘價值論等，還有李嘉圖搞了個「李嘉圖定律」，都是歷史律動的代表。對這種心物的矛盾現象，毛澤東提出自由與必然的看法，在不違反必然的規律範圍內，人是自由的，可以行使自由意志。

根據這樣對自由與必然、自由與律動的理解，中國歷史自然有律動的現象。例如宏觀地看，中國數千年來的歷史運動有一定的規律：最顯明的史例就是，華族雖然在中華大地上自由移動，但其運動方向先是由西向東，地處西陲的秦國向東滅掉六國，統一中國。然後是由北向南，宋朝的北宋原在北方，後來被金人趕到南方，建立了南宋。

史書昭示，北方的遊牧民族彪悍機動，因此，北方始終是新興政權的龍興之地，南向寇擾侵襲中原和江南，南方成為他們的獵物。這成了中國歷史運動的規律，甚至到了近現代都是如此。例如毛從西陲延安派林彪轉戰東北，然後從東北南下，打了三大戰役，遼沈、平津、淮海統一中國。蔣介石雖然逆流從南方北進統一中國，但他的統一中國是表面的、短暫的，不斷受到地方割據勢力即大大小小的軍閥挑戰，最後被毛的紅軍從東北由北而南，徹底擊敗，出逃台灣。

蔣介石的例子足以反面證明，北方才是新政權的龍興之地。當然，這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有著深厚的地緣原因。蓋因北方自然條件遠較南方惡劣，所以北方人為了生存，與天鬥、與人鬥，天生養成鬥爭的習慣和本性。

南方則有長江、珠江和無數的湖泊，散布其間。生存的條件遠遠優於北方，所以民性溫和，無需與天鬥人鬥，就可以過上風調雨順的好日子，例如江浙沿江一帶和西湖周邊一帶富甲天下。

由於這種地緣的原因，因此北方歷史上一直是好鬥的遊牧民族的天下，形成了北方是中國的政治中心、龍興之地，南方則經濟繁榮，成為中國的經濟中心、文化中心。

所以，綜上所言，千年來中國歷史由西向東、由北向南的律動，取決於自然條件和民族性。這種源於自然條件的歷史運動規律，也適用於兩河流域和歐洲。繁榮的兩河沃野和西歐沿岸的海洋貿易，分別為來自北方的貧窮蠻族維京人垂涎，而予以征服。

本文稱這種歷史現象為歷史的律動。歷史成規律地運動，不會隨人們的主觀意願而改變的。

(作者係旅美體制外歷史學者)

閩南語有句大家熟知的話：有拼才能贏。的確不錯，一個狠人如果沒有頭腦，就變成有勇無謀，不但不能贏，還很可能輸掉生命。狠人如果是拿自己的身體或個人的財產去拼，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但影響有限。真正的狠人是領導一大批人，去跟另外一大批人拼。當前風雲際會，世界上有一些國家領袖敢拿整個國家的命運，去跟另外一些國家拼。一個非常特殊的情況是，當前大國有狠人領導，小國也有，他們都很敢拼。

毛主席「敢叫日月換青天」     

大陸上一直流行一種說法，那就是「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個說法大致上沒錯：新中國是他拼出來的。他的名言很多，如「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如犯我，我必犯人」。他曾經對名記者史諾說，他是和尚打傘，「無發無天」。

他還對著赫魯雪夫說，美國是紙老虎；赫回說，紙老虎長了核子牙。傳言說，毛回敬一句說，中國有6億人口，死去3億，還有3億。總之，他率領共產黨，一而再地拿中國人的命運拼：跟國民黨拼，跟日本軍國主義者拼，跟聯合國聯軍拼，跟蘇聯老大哥拼。

歷史學家告訴我們，韓戰時，麥克阿瑟曾經試圖說服杜魯門總統用原子彈轟炸中國大陸；後來，在珍寶島跟蘇聯衝突時，毛主席也曾考慮用核彈轟炸。不得不說，毛澤東高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哲學，賭上中國億萬人民的生命，但都能屢次「敢叫日月換青天」，真的是天下第一狠人。

韓戰是最突出的例子。中國共產黨1949年10月1日才在天安門城門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一年後就介入韓戰。從1937年開始，中國經歷了14年的戰亂，一窮二白，元氣大傷，百廢待興。現實地說，中國大陸根本不應該再度陷入戰爭，但是，聯合國聯軍已經打到鴨綠江邊，中國領土丹東已經被炸了，第七艦隊已到台灣海峽巡航，中國大陸能不打嗎？據說，毛澤東三個晚上沒有睡覺，黨中央也進行了靈魂拷問式的探討和爭辯，最後毛還是決定：打！用小米加步槍對抗飛機大炮。就這樣，跟16國聯軍開打了。不但開打了，還居然打成平手，逼出了停火談判。

當然，這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事，共產黨奉行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普丁也是在這個傳統下產生的領袖。

拜登未必鬥得過普丁 

拜登號稱他與普丁有40年的接觸，這是誇大其詞，但是他們曾經面對面交談和談判多次，可是拜登沒有看出來，從蘇聯特務機關KGB培訓出來的柔道高手是一位狠人。當普丁說，如果北約不讓烏克蘭中立，讓它加入北約，他就要用武力解決，這是狠人在說話，是沒有迴旋餘地的。可惜，拜登沒聽懂，俄烏戰爭爆發了。

澤倫斯基跟拜登一樣，也把普丁的警告當作耳邊風。他以為自己也是狠人，也要一路走到黑。這就是西方博弈理論中的兩車對撞遊戲。對撞的兩位駕駛員，從反方向對著開，誰先躲開，誰就輸；都不躲，那就是兩敗俱傷，或同歸於盡。可是，當一個大狠人跟一個小狠人互相對著開，都不相讓，對撞的時候，適當的比喻是，火車頭駕駛員跟摩托車駕駛員對撞。他們如果都要一路走到黑的話，誰會死，難道有疑問嗎？       

西方媒體都說，相較於毛澤東與鄧小平兩位，習近平更接近毛澤東。習近平似乎也認同這個說法，他一再強調：不忘初心。什麼是初心呢？那就是完成中國的偉大復興。收復台灣絕對是偉大復興的一部分。那麼，可能有人要問，習近平會學毛，拿中國的命運來拼嗎？

對台灣問題絕不可能含糊 

習近平一路反腐下來，估計從上到下，超過150萬的黨政幹部受到不同程度的處分。這是他對內要求絕對清廉的結果，對外和對台灣問題呢？他顯然也不可能含糊。

或許一直到今天仍還有很多人不相信，中美兩國2016年在南海就幾乎火拼一場。在被稱為「亞洲沙皇」的美國助理國務卿坎貝爾(Kurt Campbell)的慫恿下，菲律賓於2012年向國際仲裁法庭提出訴訟案，挑戰中國對南海島礁的主權。中國拒絕參與仲裁。2016年7月，在對中國不利的裁決公布前夕，美國派遣兩個航母戰鬥群駛向南海，試圖威懾中國。在這之前，習近平對部隊演說提到四個字：「不惜一戰」，隨後《人民日報》以之作為標題，發表社論。然後，中國大陸三大艦隊駛向南海，電視上也播放出機動導彈部隊的車隊在公路上行駛，向南海方向調動。結果是，美國把兩個航母戰鬥群撤回到菲律賓的東部海域，中國大陸至今未接受國際仲裁法庭的裁決。

中美兩國可能終究要有一戰，但是，台灣是不是願意充當摩托車駕駛員，先跟火車頭對撞一次？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一個越來越現實的問題。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      

冷戰時期，北歐五國的軍備發展向來仰賴西方軍武大國（美、英、法），冷戰結束後，為有效提升國防自主的能力，除了向西方國家採購軍備外，更持續依循國防自主的路線開發自身裝備，瑞典空軍的JAS-39戰機即是在該背景下誕生的。

開發歷程

瑞典與俄羅斯並沒有國界交集，但俄羅斯距離瑞典僅約200公里，兩國若發生軍事衝突，俄羅斯空軍將能在半小時內威脅到瑞典領空，因此瑞典獨自開發出一款「成本低、短場起降」的戰機格外重要。

JAS-39除能在一般基地的跑道進行起降作業，也能在長僅為800公尺、寬16公尺的公路、泥濘路徑上進行起降作業（僅需6名地勤人員）。短場起降的目的在於，如基地跑道遭到敵方攻擊無法使用，戰機能預先轉場至民用公路或其他鄉間小路起降，大幅增加戰機的生存能力，這優勢為西方國家望塵莫及。

瑞典雖然在工業技術上不亞於多數國家，在JAS-39戰機開發前已成功開發出SAAB-37戰機，但後者因服役年限已高，加上許多航太技術仍仰賴西方國家支援，因此在開發JAS-39戰機時，發動機與機身的設計仍依賴美國技術，整架戰機有將近七成的零附件為自製/歐製，其餘零附件為美製，在各方技術的整合下，開發出獨特風格的北歐戰機。

紳寶集團(SAAB)於1988年成功試飛JAS-39戰機，1996年正式服役，目前用戶包括瑞典空軍（204架）、巴西空軍（74架）、南非空軍（28架）、匈牙利空軍（租14架）與泰國空軍（12架）、保加利亞空軍（8架）、捷克空軍（租14架），合計生產超過300架，亞洲市場為其潛在客戶。JAS三個字母分別為瑞典語的Jakt（空對空）、Attack（空對地）與Spaning（偵查），同時該戰機以獅鷲(Grippen)為其命名。JAS-39戰機同時具備攻擊、偵查、戰鬥等功能，其機身廣泛採用複合材料，外型的設計為鴨形翼與三角翼的結合，整架飛機沒有水平尾翼的設計，因機翼與前翼的前緣後掠角的設計角度分別為45°和43°，使得戰機具備短場起降的能力。

這整架戰機分成單座與雙座，飛官座椅採傾斜28°的設計，利於飛行員承受更大的G力，在進行激烈空戰時，飛行員可做出更大的飛行動作以進行脫離、攔截等，整架戰機為模組化設計，因此大幅降低了使用成本。駕駛艙裡擁有三個大型多功能的彩色螢幕，螢幕上所有資訊能與飛行頭盔連線，飛行員能按照頭盔及螢幕上的資訊即時判讀。發動機的部分，早期的JAS-39A/B/C/D配備美國奇異公司的F404渦輪扇發動機，最大後燃推力為17,700磅，後期的JAS-39E/F戰機配備奇異的F414渦輪扇發動機，最大後燃推力增為22,000磅。客觀言之，後期的JAS-39能更有效地制空、制海與對地打擊，也延長了JAS-39戰機的使用壽限。

性能規格

據各項公開數據，JAS-39戰機每小時操作成本約4,700美元，遠低於其他歐美戰機，單機造價約6,000萬美元，無論在操作成本或造價仍有相當的競爭優勢。該戰機的長度為15.2公尺，寬度為8.6公尺，空重為7,000公斤，最大起飛重量為16,500公斤，機身內部燃油攜帶量為3,400公升，最大飛行速度為2馬赫，最大航程為4,000公里，作戰半徑約926公里，能涵蓋整個「斯堪地那維亞半島」與波羅的海灣。

武裝方面，機腹與機翼下方共有10個武器掛點，能攜帶空對空飛彈（AIM-9響尾蛇短程飛彈、AIM-120中程飛彈、流星中程飛彈、雲母中程飛彈等）、空對地炸彈（小牛飛彈、金牛座飛彈等）、空對艦飛彈（RBS-15掠海反艦飛彈），固定武裝則為一門27mm機砲，備彈120發。機首雷達以安裝PS-05/AX波段雷達為主，能追蹤與標定120公里以外的目標，除一般空中、地面與海面目標外，因雷達系統升級為Mark 4版本，能偵測出輕巧的無人機/載具。

改良版本與結論

因JAS-39戰機服役超過20年，為持續強化機隊戰力，紳寶公司特別將該戰機性能提升，最新改良版為JAS-39E/F戰機，主要更新的項目包括換裝AESA主動相位陣列雷達、奇異公司F414G引擎、航電系統等，因換裝新型發動機，使得整架戰機額外提高20%的推力，將可攜帶更多燃油、武器，在不開啟後燃氣的狀態下能以1.2馬赫的速度飛行，該公司已於2016年底成功試飛，並預計於2023-2030年交付。為節省建軍成本，紳寶公司將所有JAS-39C/D機隊直接進行性能提升，以減少瑞典空軍及其他用戶的負擔。

改版後的JAS-39E/F，機身最大的亮點在於增加戰機主翼後方控制翼的面積，並額外加裝4片升降副翼，使得整體戰機看起來像梯形，讓整架戰機在面對空中翻滾、爬升時，有更快速機動的靈活力。目前紳寶公司積極開拓JAS-39的市場，無論是針對性能客製化設計，或「以租代買」方式進行交易，都提升了JAS-39戰機的形象。

為適應21世紀的作戰環境，JAS-39E/F戰機在機身內部將安裝資料鏈系統，此舉將大幅提升戰機的資訊整合，在與友軍協同作戰時，戰場資訊透過資料鏈的相互傳輸，大幅提升瑞典在北約的空中實力。隨著瑞典正式加入北約，JAS-39E/F的防務工作將更為繁重，但以其短場起降、操作成本低廉的優勢，將可協助擔負起防禦北歐空防的重責大任。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候選人)

皮卡(Pick-up)是極受民間玩家、業務喜愛的車種。一般皮卡的尺寸和中大型轎車相當，車重1-2噸，車頭可乘坐2-4人，後車廂貨斗可放置貨物、小型交通工具或露營設備，非常實用。不過，在敘利亞、伊拉克等中東交戰地區，皮卡則搭載重型機槍、火箭推進榴彈(RPG)等武裝，搖身一變成為民兵慣用的作戰車輛。而各國廠商也開始注意到皮卡的戰術價值，研發出各型輕、重武裝車輛，讓皮卡一躍成為軍火市場的寵兒。

民用皮卡和軍用皮卡的區別，為鋼製外殼和玻璃纖維製外殼。軍用皮卡為求降低被紅外線偵測到的機率，必須採用玻璃纖維製外殼和降低熱源塗料，民用皮卡則無需考慮。戰場上，皮卡的戰術價值是快速部署、機動性高、打了就跑，就算遭敵火摧毀也無關痛癢。因此，便宜低價的武器系統才是最佳選擇，以下內容是相關武器系統介紹。

皮卡搭載俄製Zu-23-2機砲

中東交戰地區常見民兵乘坐武裝皮卡巡邏。這類作戰車輛除了搭載重型機槍、火箭推進榴彈(RPG)等武裝外，還常搭載俄製Zu-23-2機砲。Zu-23-2機砲的結構簡單、堅固耐用，是俄系槍砲武器的經典之作。目前最新型號除了原先23公厘口徑雙聯裝機砲單元，還加裝射手席的光電追蹤/瞄準儀器和肩射型紅外線(IR)追熱防空飛彈，成為彈砲合一防空系統。

Zu-23-2機砲的口徑大、射程遠、重量輕、價格低，非常適合皮卡搭載。同時，可使用傳統彈、曳光彈、高爆彈、穿甲彈等多種彈藥。對於低空飛行的直升機、無人機、螺旋槳機、噴射機、地面上輕裝甲車輛、水面上小型艦艇等目標，均帶來極大的威脅。

皮卡搭載火箭彈發射器

南韓研發的車載型多用途火箭彈發射器(South Korea's Hanwha 70mm Multiple Rocket Launchers, MRLs)，為48管2.75英吋(70公厘)火箭彈的聯裝發射器，由軍用皮卡後車廂貨斗承載，乘員2人，全配重量3860公斤，具備車輛狀況偵測器、射控單元、雷射測距/範圍搜索裝置等。聯裝發射器可以360度旋轉並調整發射仰角，每秒發射4枚火箭彈，可選用有/無導引火箭彈。彈頭內含1公斤高爆炸藥(HE)，彈頭引信可調整直接/間接摧毀目標。火箭彈的最大射程為6-8公里，涵蓋範圍達300公尺×400公尺區域。目前，該型火箭彈也用於AH-1S/AH-64等攻擊直升機。

皮卡搭載鋼鏾火箭彈系統

南韓已研發出車載型多用途火箭彈發射器。台灣中山科學院研發的「鋼鏾火箭彈系統」，主要部署在沿岸防禦工事，對海面和灘岸目標發動大面積火網布撒，能造成嚴重傷亡。本系統由光電偵搜裝置、火箭彈的聯裝發射器和手動遙控單元組成，已確定由海巡雙體巡邏艦搭載，並更名為「鎮海火箭彈系統」。

除了機砲和火箭彈外，迫擊砲也是武裝系統的選項之一。迫擊砲彈的殺傷力遠超過子彈，且迫擊砲產生的後座力遠小於相同口徑的榴砲或戰車砲，適合較輕噸位的裝甲車輛，也適合皮卡搭載。同時，迫擊砲彈的裝藥量超過相同口徑的其他砲彈，擊中目標爆炸時便產生高溫、爆震和破片，可以在瞬間消滅敵人士兵。此外，迫擊砲對掩蔽物後方的目標最具殺傷力，因為拋物線彈道較不受掩蔽物阻擋，爆炸產生的大量破片也可以消滅一定數量的敵人士兵。

而榴彈發射器也是皮卡可考慮的武裝選項。如MK-19 40公厘口徑榴彈發射器，具備射速快、爆炸威力強等優點，對於敵軍士兵和輕裝目標都會產生一定的嚇阻力。

結論

若以戰場定位而論，皮卡和正規作戰車輛比較，就如同輕裝騎兵和重裝甲師比較一樣，性質不同，任務各異。但唯一相同之處，就是兩者作戰時具互補作用、相輔相成。正規作戰車輛，具備較佳的防護力和火力，可以直搗中樞，重創敵軍；而皮卡無防護力，擅長單點突襲、靈活機動、打了就跑。最終目的，都是為求贏得戰爭勝利。(請參考附表)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2024年6月11日下午，北京的初夏綠樹蔭濃，美麗的清華園風和蟬鳴，《觀察》雜誌發行人、「釣魚台教育協會」及「保釣促統聯合會」理事紀欣，到訪清華大學圖書館保釣資料收藏研究中心（下稱保釣中心）。圖書館黨委書記、保釣中心主任蔣耘中親自接待紀欣，圖書館古籍特藏部副主任、保釣中心秘書何玉與保釣助理吳小華等人參加座談。雙方就保釣運動及兩岸關係等方面進行了深度交流。

在清華大學圖書館老館四樓的保釣中心，紀欣回顧了她與保釣運動的機緣。紀欣說，她1974年到美國留學時，美國的保釣運動已然結束了，她並沒有親歷1970-1972年間的保釣運動，所以自己並不能算是「老保釣」，但她在美國先後結識了佟秉宇、劉克非、王義雄、曾宗偉、高志雲、龔忠武、花俊雄、周本初、葉先楊等「老保釣」；1988年返台定居後，與王曉波、毛鑄倫、胡卜凱、劉源俊、李雅明、陳義揚等「老保釣」從事統一運動及編刊物；兩岸開始交流後，又在大陸碰到了早於1970年代「回歸認同」的吳國禎、林盛中、楊思澤等「老保釣」，所以受到保釣運動的影響很深。

海內外保釣運動最新發展

紀欣說，保衛釣魚台運動在台灣一直方興未艾，21世紀先後成立了「中華保釣協會」（劉源俊，2008）、「臺灣釣魚台光復會」（劉源俊，2013）、「釣魚台教育協會」（陳美霞，2017），每年舉辦「保釣論壇」、「光復釣魚台行動論壇」等活動，在保釣運動40周年(2009、2011)及50周年(2021)時更舉辦了大型紀念研討會，廣邀海內外保釣人士及學者參加。保釣團體更多次赴日本交流協會台北辦事處，抗議日本進一步「國有化」釣魚台。2012年9月23日，由「老保釣」林孝信發起的「人人保釣大遊行」，有3千多人在台北街頭高喊「釣魚台是我們的！」、「兩岸聯手保衛釣魚台！」

最令紀欣高興的是，三個月前接獲通知，美國東西岸及南部的「老保釣」：高志雲、陳光宇、康學郁、佟秉宇、沈啟國、花俊雄、黃哲操、王正方、陳治利、趙家齊、張碚、鄧宏生、周禧等人，想要成立一個新的保釣組織，致力於推動兩岸統一大業，邀請紀欣作為發起人之一。

經過兩個多月的籌備，邀集了全美各地及台海兩岸、香港的60多位「老保釣」，5月4日，五四運動105周年當天，「保釣促統聯合會」透過視訊正式成立了。大會宣讀了成立宣言：「當年保釣，今日促統。不忘初心，再盡綿薄！」，表明聯合會宗旨是推動兩岸統一，促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宣言獲得全體會員鼓掌通過。大會隨後選出了第一屆理事，會後的臨時理事會又選出高志雲為第一屆會長，趙家齊為秘書長。

該會成立後不久，即連署了台灣「反台獨反介入聯合行動」發起的「和平宣言」，並在5.20後發表駁斥賴清德就職演講的聲明。高志雲會長這次委託紀欣帶來了該會的「發起人的信」、組織章程、大會宣言、大會成立新聞稿等文件交給保釣中心收藏。

保釣資料中心成立緣由

在座談交流的後半階段，蔣耘中介紹了保釣中心的相關收藏與讀者使用情況。他表示，清華大學圖書館保釣中心主要以資料收藏與學術研究為主。在未來的發展中，圖書館希望能夠收集更多保釣統運、台灣史等相關文獻資料，進一步豐富相關專題，繼續推進數位化資源，為全球讀者的使用研究，提供更便捷的服務。同時他特別歡迎海內外台胞們，特別是年輕朋友多多來訪保釣中心參觀交流，為實現共同目標而一起努力。

座談之後，何玉陪同紀欣參觀了保釣中心資料室，介紹了老保釣周本初、吳國禎、陳光宇、龔忠武、楊思澤、葉先揚等200餘人捐贈的保釣統運相關文獻及實物資料，以及王曉波文庫、林國炯專藏。

清華大學圖書館保釣中心成立於2010年11月。截至目前，館藏保釣文獻主要分為三類，分為印刷型文獻、視聽型文獻以及實物資料等。包括《戰報》、《釣魚臺快訊》、《水牛》、《華府春秋》、《歐洲通訊》等北美、歐洲及台灣地區的保釣刊物，以及電影膠片、錄影帶，遊行示威時的徽章、放映機等等，共近2萬件保釣資料，形成了內容完備的保釣資料特色館藏。

2021年，清華大學圖書館保釣中心被北京市台辦設立為北京市對台交流基地。2024年，在國台辦、市台辦及全國台聯會的支持下，保釣中心接待了來自海內外的老保釣人士、台胞青少年等數千人參觀交流，被老保釣們親切地稱為「保釣人士的精神家園」。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保釣中心助理)

神經錯亂的台灣，政府帶頭羞辱汙衊陸軍官校的創校校長蔣介石，另一邊卻又假惺惺地紀念陸軍官校的百年校慶，這到底是真心誠意，還是虛情假意，聽聽賴清德對軍校師生的演說，其實就很清楚了。

賴清德風塵僕僕到高雄，參加鳳山陸軍官校百年校慶，顯然是有備而來。在言談間，他嘗試展現些許政治妥協。身為台獨總統，仍然接受鳳山陸軍官校來自中國大陸的百年歷史，但他演說時，仍藉著很有技巧的斷代敘述，斬斷了台灣與大陸的歷史淵源，為他所思所念的台灣獨立，提出「兩國論」鋪陳。

不顧兩岸情勢大談兩國論

兩國互不隸屬的政治爭議言論，最終還是出現在陸軍官校百年校慶上，讓已經很緊張的兩岸關係更添變數。極為諷刺的是，在百年校慶儀式上，報幕人員才說了要「捍衛憲政」，站在台上的賴清德根本不管軍方的立場，仍發表了與憲法矛盾的言論。

賴清德近來反覆再三地說，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接受美國《時代》周刊專訪時，他提了兩國互不隸屬的謬論，然後又對即將成為軍官的青年學生重述此言論，似乎以為這種催眠式的論述反覆提出就會變成真理。「兩國論」看似事實陳述，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這種陳述刻意無視國共內戰的歷史脈絡，故意抹殺了內戰造成中國分裂的歷史事實。

對於瀕臨危機的兩岸局勢，賴清德不僅沒有任何緩和情勢的言論，反而在軍校慶典活動中公開宣揚「兩國論」，這豈不是火上加油？他更刻意說不能接受「首戰即終戰」的投降主義，可是過去軍方提出的「首戰即終戰」，並非賴清德口中的「投降主義」，而是表達對抗入侵敵人，拒敵於彼岸的決心，是表達堅定的抗敵意志，並不是只打一仗就投降的意思。賴清德嚴重扭曲了該話的意義，污辱了軍人的氣節。

賴清德言談之間不敢表達，或未清楚表達的，應該是民進黨政府那種求戰的意志，要將台灣作為焦土戰場的決心，因為說真話，就透露出，他們為了實現台灣獨立，不惜犧牲全台人民的福祉。

切斷陸軍官校的中國淵源

賴清德說，黃埔軍校參加過東征、北伐、剿匪、抗戰，但他的內心是真的理解這些戰役的歷史意義嗎？我們很難探究一位「台獨政治工作者」的內心世界，但當賴清德說到國共內戰時頓時語塞，這是一個令人納悶的現象，不知道是否與他和民進黨都無視中國內戰的歷史有關？

賴清德剛講完歷史，就開始鋪陳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落地生根，黃埔在鳳山開枝散葉，「中華民國在哪裡，黃埔就在哪裡」的論述。他不斷反覆說「在這裡」三個字。

賴清德這種空洞的文青夢囈般的斷代敘述，有意把造成台灣現況的歷史隱匿消失，用空間取代時間，將中華民國凍結在台灣，將陸軍官校限制在鳳山，最後才說出他念茲在茲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的主張。

賴清德用「兩國論」說明兩岸情勢，符合民進黨創黨以來的意識形態，就是海峽兩岸「一邊一國」，但這種論述與台灣的政治現實是有差距的，畢竟現行憲法及政府法令與典章制度，都是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下。當年有民進黨國民大會代表參加的修憲，所通過的憲法增修條文前言，明明白白地寫著「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之後還制定了「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為何該法規範的是兩岸人民之間的關係，而不是兩國人民之間的關係，答案不早就見諸人心了嗎？

政府自1990年代以來先後設立陸委會、海基會，專責處理與大陸的交流事務，這些大陸事務也未如台獨團體多年來的主張，改隸外交部之下，以一國的地位處理另一國的事務。

台獨做不到又拒絕談統一

這些都是為了因應海峽兩岸特殊的政治環境，才有的特殊政治安排。國共內戰造成中國分裂，造就了兩岸兩個政治實體幾十年來互不隸屬的現況，這個歷史事實不是賴清德耍弄幾句文青語言就會變成「兩國互不隸屬」的。

自蔡英文執政以來，就一直想偷偷用「兩國互不隸屬」的概念，取代「兩岸互不隸屬」的歷史事實，為「一中一台」，甚至台灣獨立，創造政治空間。「兩岸互不隸屬」是不幸歷史事實造成的悲劇，但只要承認兩岸在「憲法一中」的框架下，兩岸可以交流互動。而賴清德主張的「兩國論」，主張兩岸完全分裂，不僅中國大陸是另外一個國家，台灣也是一個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國家，只是民進黨還不敢公開稱自己為「台灣國」，只好暫時用「中華民國台灣」遮遮掩掩。

陸軍官校那些學生也許還沒有足夠的知識來理解複雜的兩岸關係，但未來如有戰事，他們將首當其衝。帶軍函示得遵循憲法，賴清德高談「兩國論」對軍官學校來說，恐怕很難理解憲法與政府主張之間的巨大落差。賴清德這種明擺著宣揚台灣獨立，卻又要用中華民國東躲西閃，正是台灣當前真正的困難，那就是台獨萬萬做不到，又不肯好好與對岸談判兩岸統一的問題。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