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至今掌握社會科學的話語權，也從而制定國際社會的規則和標準，這阻礙大陸進一步提升影響力。大陸未來不單要以國家硬實力作後盾，更要樹立中國社會科學的話語權。

 中共十八大以後，大陸將外交戰略從「韜光養晦」調為「奮發有為」。隨後，大陸提出了「一帶一路」戰略，創立了「亞投行」，並強勢維護東海和南海主權。大陸領導人密集出訪，身影遍布全球，以彰顯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國際社會普遍感受到，大陸不僅迅速崛起，而且扮演愈來愈重要的國際角色。在這種背景下，大陸學界的社會科學話語權意識也越來越強烈，他們清楚地認識到，西方國家主導社會科學話語權阻礙了大陸進一步提升國際影響力。因此，要使大陸成為真正的強國，必須在增強國家「硬實力」的同時，爭取社會科學話語權。

西方掌握當今的話語權

在日常生活中，權力現象無處不在，尤其是政治權力現象。權力發生在兩個不對等的主體之間，因而我們對權力最直觀的體會就是支配與服從。如果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權力及其運行機制，並對其加以約束規制，這些權力就是「有形的權力」。此外，還有一種「無形的權力」，這就是話語權。之所以稱它為「無形的權力」，原因在於，我們通常體會不到這種權力的存在，對它的服從往往也是不自覺的，因而也就忽視了對它的防範。但是，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中，它又無處不在，並服務於掌握話語權的一方。

當今世界由西方國家主導，非西方國家處在國際格局中不利的地位。西方國家的主導地位不僅依賴於國家實力較強，還依賴於建立在國家實力基礎上的話語權，尤其是社會科學話語權。由於西方國家掌握著社會科學話語權，所以，國際社會中的規則和標準基本是由西方國家制定，非西方國家僅扮演服從的角色。

西方國家掌握社會科學話語權集中體現在「民主」這一話語上，民主和平論、歷史終結論、人權高於主權論等，都是西方國家主導民主話語的產物。在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格局下，民主的話語權即民主標準的制定權在西方。他們將競爭性選舉、三權分立、政黨輪替、議會制、聯邦制等西式民主制度安排上升為普世的民主模式，以此為標準衡量非西方國家是否為民主體制。如果與西式民主不同，他們就將之歸為極權、威權、獨裁、專制政體，並以此為藉口孤立、制裁甚至干預這些國家。非西方國家的國家實力本來就不強，弱勢話語權進一步固化了其對西方國家的附庸地位。

話語權需硬實力作後盾

在西方國家主導的社會科學話語權下，他們以西式民主為標準，將大陸歸為「不民主」的國家。民主成為意識形態對抗的工具，借此遏制和孤立大陸，以免挑戰西方國家主導的世界格局。

大陸長期奉行韜光養晦的外交戰略，把主要精力放在壯大自己身上，避免過多介入國際事務。改革開放以來，大陸政治、經濟、軍事實力都得到了極大提升，但與西方國家比較，實力仍然相差懸殊。因此，雖然處在社會科學話語權弱勢地位，但大陸僅是在意識形態上與西方爭鋒相對，並沒有過多地爭奪社會科學話語權。

中共十八大後，可以明顯地感覺到一些變化，大陸對自己的發展模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表現出自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是理論，又是道路，也是制度，習近平提出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就是要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西方發展模式有很大不同，尤其在政治制度上與西式民主有根本差別。大陸之所以會表現出自信，歸根結底是大陸的發展模式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成果。長期以來，西方國家帶著有色眼鏡看大陸發展（尤其是政治發展）的模式，但近30年的發展成果證明，大陸的模式具有西式民主沒有的制度優勢。

在國家實力迅速崛起之後，大陸勢必得在國際事務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自然就會衝擊西方國家主導的世界格局。大陸學界普遍意識到，當今世界不合理的國際格局不僅是因為西方國家實力總體較強，還因為西方國家主導著社會科學話語權。比如，社會科學中的概念和理論基本都是由西方學者提出，建立在西方國家的經驗基礎上，難免存在先入為主和西方中心主義的問題；再比如，當今世界的「遊戲規則」和「評判標準」基本由西方國家制定，自由之家、透明國際、《經濟學人》、國際民主動態等發布各種指數衡量各國自由民主的狀況，難免有失公允。如果不對西方國家的社會科學話語權加以挑戰，提升與硬實力相匹配的軟實力，大陸就難以成為真正的強國。為此，大陸學界開始致力於建構自己的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比如，大陸官方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後，大陸部分學者提出了「國家治理指數」，區別西方國家創建的各種指數。可以預測，未來大陸學者會對更多的西方社會科學概念和理論加以檢視，提出新的社會科學概念和理論。

積極爭取社會科學話語權

當下的社會科學話語權掌握在西方國家，對於大陸來說，要獲得社會科學話語權，就必須要去爭奪，這就對大陸學界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長期以來，大陸學界大多將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引入並運用到社會科學研究中，甚至頂禮膜拜。名義上看是「緊跟前沿」，實際是忽視了這些概念和理論本身就隱含著西方社會科學話語權問題，接受或使用它們本身就代表對西方社會科學的認同。大陸學界未來必須改變對西方社會科學頂禮膜拜的態度，當然，這個過程中也要避免走向另一個極端，即對西方社會科學全盤否定。總之，在爭奪社會科學話語權的過程中，新概念和新理論要建立在客觀的學術研究基礎上，同時服務於國家發展的需要。

未來大陸能否成功爭奪社會科學話語權，建立屬於自己的社會科學話語體系，這主要取決於兩方面因素。

其一，國家實力不斷增強。國家興衰的經驗顯示，文化或文明的影響力終究建立在政治、經濟、軍事這些硬實力的基礎上，只有持續不斷地發展，才能讓文化或文明獲得持久的生命力。現實往往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其文化、制度等或許並不那麼完美，但是其他國家會紛紛研究和學習；而一個弱小的國家，即便有燦爛的文化和悠久的文明，其他國家也可能將其視為落後或糟粕。

其二，大陸幾代學者持續努力。西方國家的社會科學話語體系並非朝夕建立起來，而是經歷了幾百年的演變歷程。目前大陸學界的話語權意識越來越強，但要真正建立起中國社會科學話語體系，還需要提出新概念和新理論，並在實踐中加以檢驗，這可能需要幾代人的努力。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

枋寮鄉位於屏東縣西部中段偏南，是連接屏東平原與恆春半島的中介點，東方臨接春日鄉、南方臨接枋山鄉、西方臨台灣海峽、北方臨接佳冬鄉、總面積5,773.4平方公里。轄區內有15個村落，臨接山地的土壤早期以種植稻米為主，現改種蓮霧、芒果等經濟價值較高的農產品，氣候上屬熱帶季風氣候。面臨台灣海峽的土地平坦，大多開闢為養殖區。枋寮鄉現總人數23,894人中，有55%居民住在都市計畫區內。

居民現以漁業為生

枋寮鄉原本是一片森林，清康熙年間有福建漳州移民來此伐木為生，以木板搭寮居住，台語的木板寫作「木枋」，因此稱為「枋寮」，《鳳山縣志》記載「枋寮街，購料造船軍匠屯墾之所」，可知此地早期係因木料而發展起來。

枋寮原先只是一個窄小的內港，居民以種稻維生，後來超抽地下水，導致地層下陷，鹹、淡水邊界不斷往地表接近，使地下水鹹化無法飲用，或供農、工業等用途。1974年十大建設開工後，工廠林立，漁產的消費增大，漁業慢慢興起，枋寮的居民們現都以漁業為主。

海岸線長35公里，有枋寮漁港及楓港漁港。漁撈作業多為早出晚歸或晚出晨歸的近海、沿岸漁業型態。漁區盛產鱙、白帶魚、鰆魚、鰹魚等魚貨。

濱海陸地是漁塭養殖的區域，設置大庄、番仔崙、北勢寮、東海等四處養殖生產區，養殖技術居世界重要地位，面積約為650公頃。飼養白蝦、石斑、黃錫鯛、黃臘參、午仔魚、紅雞魚、金鐘魚等高經濟海水魚。

枋寮車站幾經改建

昭和16年(1941)12月，林邊至枋寮間完工通車，枋寮驛正式啟用，同日起屏東線全線完工通車。1944年，太平洋戰爭急缺鋼料及防止鐵路被敵人利用的關係，將林邊至枋寮間的鐵軌暫時拆除。1953年1月再復建通車，通車初期站房不敷使用，於1967年10月重建完工，今日所見的站房於1992年8月改建完工，2016年8月再整修站前的廣場及站房外觀。

在南迴線通車前，距離起點基隆站465.5公里的枋寮站，一直是西部幹線的終點站，長達51年之久，當時為台灣最南端的火車站。南迴線通車後，枋寮站變成起點站，屏東線從支線地位變為環島鐵路幹線中的一站。

F3鐵道藝文特區走入歷史

F是指枋寮(Fangliao)，3是指3號倉庫，位於枋寮車站的左右兩側，右邊是3號倉庫，左邊則是藝文特區。這裡原為台鐵員工宿舍，由在地藝術家組成創作空間，2001年獲「閒置空間再利用專案」資金，經過屏東縣政府重新翻修活化，成為藝文特區。2005年由縣政府文化處接手經營，規畫成多間工作室，邀請裝置藝術、音樂、版畫、偶戲等創作者來此駐村，他們不僅可在此創造藝術品，也和當地學校、社群互動交流，每年籌畫藝術展演，成為當地熱門的觀光景點。

2020年縣政府文化處未再續約，鄉公所又沒有經費承接，枋寮F3藝文特區正式走入歷史，至為可惜。

德興宮歷史悠久

德興宮創於清乾隆年間，先民們在烏魚季來臨時恭請媽祖聖像隨行出海保護。清庭因船艦維修需要，在枋寮設置存放板料寮房，不久居民聚集成庄市，漳州、泉州先民合祀湄洲媽祖和龍溪媽祖。

嘉慶11年(1806)，枋寮黃茂純開墾番界順利完成，感恩聖母保佑，留有匾額一方；咸豐、光緒年號匾額亦有多方。道光10年(1830)，泉州人林光輝由地方先進籌資興建土确草茅，供奉聖母，宮名為德興宮。昭和三年(1929)，曾大目、董興等議集重建，得當時郡守津下豬太郎獻匾額一方，是名慈濟。

1984年，因廟瀕臨海邊地勢低窪受淹水之苦，經聖母指示，爐下眾弟子合力玉成，1988年12月舉行安座，1993年完成聖母殿，成就今天的壯觀大廟。2006年續建觀音殿、大雄寶殿、凌霄寶殿，於2012年10月29日安座落成。

珂掘底（清魚池）右側

養殖戶在魚隻全部收成後，池裡還會有些漏網之魚，要先排水清池，請鄰居幫忙將池底的魚、蝦、蟹等抓起，當作漁民的加菜食材。待清池後，魚池經過一段時間的太陽曝曬、消毒促進有機物的分解，再重新放養另一批魚苗。在魚塭水上打水，產生的波浪，將底下曝氣盤旋轉所產生的溶氧氣泡帶離擴散，提高氧氣量，稱為水中增氧機。

乃木將軍登陸紀念公園

日本在簽訂《馬關條約》後，派南北兩路軍接收台灣，掃除最後反抗日本侵略的勢力。1895年10月11日，曾任第三任台灣總督的乃木希典將軍，親率第二師團由澎湖抵枋寮外海，清晨開始登陸後，沿海岸線北上攻打佳冬東港，向鳳山台南挺進登臨此地，開始台灣長達51年的殖民史。有人質疑不該保留該紀念公園，但筆者以為可藉此提醒國人日本侵台的歷史。

中華大排「水管牆」奇觀

從大庄海邊到屏南工業區的中華大排，兩側道路原有1.5公尺寬，但長期以來養殖業者私自接水管引海水養魚，層層相疊的水管占用道路，最窄處僅50公分；層層相疊的水管最高處約有2公尺，只要有水管損壞，業者就從別的地方往上堆，以致愈疊愈高，「水管牆」綿延數公里，有的阻塞排水溝，成為淹水元兇，有的貫穿海堤危及結構。

據知，屏東縣政府已向中央爭取前瞻預算興建，等完成後，屏東縣沿海養殖專區就全都能有供應站提供的乾淨海水，「水管牆」即可走向歷史；短期考慮以公共管線解決中華大排水管占路的問題。

枋寮德聖宮

在鄭成功來台後，有褔建貨帆船在粅堀登岸，其中郭姓船員帶來郭王爺神像，神靈顯赫，發現下寮是瘦龍見骨，萬丁遍出的好地方，指點該員改行定居下寮，從此郭王爺在此興基，有求必應，遠近風靡。是時亦邀請參加頂寮三年一科迎王爺遊境，嗣後發現吳池兩王爺亦併隨郭王爺，一時傳遍遠近，香火鼎盛。現在的廟貌為1981年重建落成。

(作者係退休工程師)

1914年嘉義大林到新港的新港線鐵道開通，成為當地的盛事。當局以「進香鐵道」招攬遊客，吸引想到新港、北港媽祖廟進香的信徒。當地望族林維朝一家在清代協助官軍平亂，並取得功名，後經乙未割台巨變而歸順日軍，但仍為保存中華文化而努力。

隸屬嘉義縣的新港鄉，清代稱「新南港」，日據中期時改稱「新巷」，以別於台東的「新港」（今成功）。新港的奉天宮濫觴於笨港天后宮在200餘年前被洪水沖毀，廟內神明及文物暫移至笨港東邊麻園寮的肇慶堂安奉。經福建水師提督王得祿協調後，將大媽留於本宮，二媽分祀北港朝天宮。前者於嘉慶17年(1812)桐月落成，名為「奉天宮」。於是，北港、新港境內都有香火鼎盛的媽祖廟。除此，已歷經110年的新港線進香鐵道，仍為當地耆老所津津樂道。

糖鐵新港線的開通

1913年，新高製糖會社嘉義工場在大莆林（今嘉義大林）竣工營運。此時，工場已在大莆林、打貓（今民雄）、雙溪口（今嘉義溪口）、新港境內一望無際的甘蔗園間，以工場為核心鋪設輻射狀的「製糖用鐵道」。其中，大莆林、新港間在1914年5月17日獲得台灣總督府運輸營業的許可。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的曾祖父、前清秀才林維朝（1868–1934）在該會社的甘蔗品評會暨新港線開通祝詞上，有「本年大莆林新港間之鐵道又告開通」之語。此時，新港已有北港製糖會社從台鐵嘉義站到此經板頭厝（今新港板頭村）到北港的糖鐵營業線，加上大日本製糖會社所開通他里霧（今雲林斗南）到北港間的糖鐵營業線。為避免惡性競爭，由鐵道部斡旋「其往自北部之團體，車資皆劃一」。於是，每年農曆3月，全台各地藉此糖鐵到北港參拜媽祖者絡繹不絕。最多為大日本，北港次之，新高居後。

隨著1916年新港「奉天宮」修繕完成，信徒「往北港進香者，多經是地禱拜」。於是新高將新港線命名為「進香鐵道」以吸引香客，終於扳回一些顏面。後因新港車站「距廟略遠，香客不便」，當局便於1921年2月將該站遷至廟前一帶，即今新港鐵路公園。

林氏家族在新港興起

新港居民的先祖大都來自福建漳州，原來居住在笨港南街，即今新港鄉舊南港（今南港村北）。後遷居「奉天宮」所在的麻園寮，稱新南港街。新港和北港二者自清代以來糖業繁盛，故舊式糖廠─糖廍林立，林維朝就是業主之一。

根據1916年台灣總督府編纂的《台灣列紳傳》，有關〈林維朝〉的記載：「其先祖林緣於乾隆中從漳州龍溪移住諸羅板頭厝，以農興家。曾祖父某更移于新港，推選壯丁練團局長，剿定戴潮春匪亂有功，賞戴五品藍翎。父慶亦以莊耆有盛名。」在此期間的道光12年(1832)，嘉義縣發生大規模的閩粵械鬥，今新港北崙村的陳辦，響應張丙所主導的抗清民變。新南港總理林振賢等督率莊民林欽瑞等，協助清軍「生擒逆首陳辦」。今在新港鄉第二公墓的萬靈堂右前墳地的《立笨新南港義塚碑》，可看到「職員林振賢捐銀二十六圓」、「道光弍拾弍年正月，董事職員林振賢、監生康廷珍仝立」的字樣。

清光緒元年(1875)開始，新港地方趨於安定。日據初期的《嘉義管內采訪冊》稱：「人煙輻輳，百貨充集，笨港海船運糖米者，半購於此焉。地當衝要，街分六條，近附鄉村，賣買皆會於是，雖不可比濱海之都會，亦嘉屬之一市鎮也。相傳其地初建，皆殷富世家，故街里之名稱，略擬同於台南焉」、「商賈採貨販賣四方，來同新南港街通商，東至嘉義城，西至北港，南至樸仔腳(今嘉義朴子)，北至大莆林等處。每日萬商雲集，貨物交通，以有易無」。

林維朝「自幼讀書，邑人咸稱林家千里駒。」光緒13年(1887)，林維朝中嘉義縣學生員第11名，取得秀才身分。隔年林維朝向北港資生行借資興工，與人合資擴大經營糖廍，至光緒19年，有土匪搶劫財物，26歲的林維朝帶著鄉勇，會同笨港縣丞陳履益直搗賊巢，擒匪首，地方因而安寧。林維朝由此展現其軍事韜略。

林歸順後仍維護中華文化

光緒20年(1894)發生中日甲午戰爭，「上憲命各地方辦理鄉團，欲以禦外侮而靖內難」。林維朝在嘉義知縣鄧嘉縝的任命下，出任打貓西堡團練分局長，轄防二十二庄，涵蓋今嘉義新港、溪口、雲林北港的部分地區。此時，居城市的百姓為了「避難於海口」，宿泊新港的媽祖廟，「藉可搭航對岸，皆禱祝神聖庇佑。」

隔年全台割讓給日本後「人心激昂，到處思亂」。林維朝亦率家眷內渡，暫居親友處。但因生活並不寬裕，在稍事安頓後得知多年所營糖廍遇匪，乃兩度乘輪船返台，一方面處理糖廍之事，一方面籌措安家所需。此時，以抗日保台成立的台灣民主國，面對日軍海陸的南侵，以北港的下湖（笨港口）一帶，如在新港街駐兵，可併防東石港。便規畫由糖廍的業主侯西庚一營駐紮，「冀有素識，鄰近庄民為附，諒可無事」。

當日軍南侵後，據前引《台灣列紳傳》〈林維朝〉的記載：「君素明理義，且敏于見機，從容慰撫壯丁，諭以客氣不協于道。嚴緝地方防搶奪。簞食壺漿，以歡迎皇師先鋒。」林維朝歸順日軍後，從1901年開始連年協助平定抗日分子，1902年授佩紳章。1904年任新港區街庄長兼大潭區長。但維朝少受儒學教育，看到漢學逐漸式微常懷憂慮。時東門外今文昌國小的原址有40年歷史的登雲書院，因1906年地震倒塌，維朝乃自行在怡園開館，即使日人之後禁了私塾、書院教習漢文，該館依然弦歌不輟。他著有自傳《勞力略歷》及詩集《怡園吟草》，編有《怡園唱和集》等。

新港的今日面貌

新港線鐵道客運已由嘉義縣的公車取代，但隨著自家車的發達，公車僅剩三個班次往返大林和新港、北港間，供學生通勤。而未受乙未戰火波及的新港市區，仍保留清代遺留下的文化氣息。例如標榜「清朝縣丞署辦事處」的大興宮，原為笨港的保生大帝廟，因廟宇被水沖毀，於嘉慶9年遷至新港街後的現址重建。光緒11年，嘉義縣代理知縣李時英，將原設在板頭厝的笨港縣丞署，遷至大興宮廟後的屋宇。

奉天宮前、正殿及殿內的石雕及楹聯雖多為日據時期所作，但正殿額枋上懸有嘉慶20年王得祿贈《聖慈母德》匾；嘉慶17年十八庄董事《景端碑記》；及上刻「歲次戊辰吉置新港奉天宮存」的湄洲天后宮祖爐，皆是清代時期留下的古物。

2016年，林家後代把林維朝所題「培桂堂」為號的宅第捐出，作為嘉義縣定古蹟；並花了兩年時間，耗資3,700萬元整修，2023年初已對外開放。遊客在那可看到林維朝的親書「公爾忘私」，鼓勵後代勉力從公，服務鄉梓的家訓；並可體會「怡園」在新港都市發展中的變遷。

新港鄉的板頭村除了有板陶窯交趾剪黏工藝園區，板頭厝車站也復原了，展現出昔日糖鐵火車站的風華；而跨越鐵軌另一端的頂菜園農村博物館，則營造出「農村再生」的文化底蘊，值得遊客細訪。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渡過海峽波濤洶湧，秋意蕭颯

震顫的氣流，震顫心血

顫抖的手掌捧著一顆敬畏的心

想流出眼淚卻升起一股狂喜

聽見你誕生時司晨的一聲啼喚

這是異代相逢的一次北行

共和國七十四載秋，農曆八月初吉

朱門掃貪腐，路有綠能車

詩網互聯網抖音渙漫天際

高速公路深夜車燈長如串連的衛星

李商隱墓園的晚唐，已近中秋

靠近你的盛唐，在黃河中下游分界

在楚河漢界的鴻溝，憂愁新冷戰背後的劍鋒

已逼近海峽兩岸，台島已是綠色棋子

過河卒子疑似棄子，誰願再唱亞細亞的孤兒

詩想與思想，如寒枝如何撐著微雨的天空

卑微的農民子弟的詩人，駐足窯洞口

仰望洞後的筆架山，頓覺詞窮語拙

詩經屈辭李杜詩如日月，光芒逼出眼淚

想以白裡透金的閃電以天地初心觸吻詩聖

合掌祈禱，何時可以初聞真正和平的回歸

涕淚滿衣裳，同埋骨在島上異鄉的魂魄

相伴縱酒好還鄉，願是一個自信的旗兵

站在島上向東的海岸線，為中華版圖迎接晨曦

那東方的一抹紅-------

注: 2023年9月23-26日受邀參加第七屆中國詩歌節，至鄭州參謁李商隱與劉禹錫墓園，並至鞏義杜甫出生的洞窟前駐足。觀望良久，心有秋意的悲涼，向洞窟誠敬禮拜，以詩記之。

李子恆祖籍金門縣古寧頭，1956年於金門瓊林出生，16歲離鄉赴台就學，國立藝專求學期間即投入詞曲創作與唱片製作，至今累積詞曲500多首，唱片製作百餘張。李子恆平時亦嘗試新詩創作，2024年出版了第一本詩集《寂寞的嘹亮—謎世之歌》。

1978年服兵役時寫〈秋蟬〉，獲第三屆《金韻獎》民歌大賽創作獎。1980年以《秋蟬》獲金鼎獎作曲獎。1993年以《牽手》獲第5屆金曲獎最佳作詞人獎。2009年以《成長》獲第20屆金曲獎最佳作詞人獎。2013年以《回家》專輯獲第4屆金音創作獎最佳民謠單曲獎、第2届音樂推動者大獎美麗島獎年度歌曲獎，李子恆也因此成為當年華語金曲獎年度最佳民謠藝人。

李子恆為跨界的文學詩人

中國古代漢樂府原來就是一種可以吟唱的詩，所以也稱「歌詩」，其主要特色是繼承《詩經》的寫實主義樸素無華的語言風格。

2016年2月24日，我在《金門日報》浯江副刊發表〈李子恆論〉。這是為主編《金門現代詩人選》，把李子恆定位為詩人，收錄其歌詞文本，這在金門文壇算是一次創舉。當年10月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美國流行創作歌手巴布狄倫（Bob Dylan, 1941-），他未出席頒獎典禮，只發表一封信道出感想：就像莎士比亞，我也經常一面殫精竭慮地創作，一面被人生種種瑣碎事物占據心思：「誰是最適合這些歌的樂手？」「我挑這間錄音室是正確的嗎？」、「這首歌的曲調對嗎？」有的事情永遠不會變，即使已經過了四百年。我從來沒有時間自問一句：「我的歌是文學嗎？」所以，非常感謝瑞典學院，不但花時間思考了這個問題，並且最終提供了如此美好的答案。

的確，詩作為一種體裁或文類，內含及外延宜作更大的包容及解讀，直如大陸學者陳思在其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即採用民間意識、潛在寫作、共名與無名、民間文化形態、民間隱形結構等來解讀文學史。職是，他將崔健的搖滾音樂，甚至《李雙雙小傳》電影等藝術型態，都納入文學史的書寫範疇。

先前我收錄李子恆為跨界的文學詩人，依據就是在中國詩歌傳統定義下，追溯詩、歌源流二者本是同源。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云：「樂辭曰詩，詩聲曰歌」。呂正惠教授的〈中國文學形式與抒情傳統〉文章推衍得更明白：「基本上詩詞的源頭都是歌，…而詞，即使後來的形式更為複雜多變，精神仍然屬於歌的世界，它原是民間的抒情歌謠，…中國文人的抒情精神表現為歌的形式，這就是詞。」不妨說詩是無聲的歌，而歌是有聲的詩。最近詩壇老將向陽出版：《弦上歌詩：向陽．新世紀詩選》，即明白地拈出「歌詩」一題。

文本彌漫濃厚的「鄉愁」

至於為何稱李子恆的詩作為金門新樂府，主要是他從歌詞到詩的文本裡彌漫了濃厚的鄉愁音調。李子恆1978年22歲時就寫下《秋蟬》（詞/曲），為自己的音樂及文字生涯一錘定音。不妨說，他從頭到尾在詠嘆金門：

聽我把春水叫寒，看我把綠葉催黃；

誰道秋下一心愁，煙波林野意幽幽。

花落紅、花落紅，紅了楓、紅了楓；

展翅任翔雙羽燕，我這薄衣過得殘冬。

總歸是秋天、總歸是秋天，總歸是秋天、總歸是秋天。

春走了、夏也去、秋意濃；秋去冬來，美景不再。

莫教好春逝匆匆、莫教好春逝匆匆…

清冽或說凌厲的蟬聲，是許多金門島鄉遊子的共同記憶，李子恆把蟬聲化為鄉愁的隱喻、故鄉對其幽隱的、遙遠的呼喚。另如1990年寫的〈紅蜻蜓〉：

飛啊飛啊 看那紅色蜻蜓飛在藍色天空

遊戲在風中不斷追逐牠的夢

天空是永恆的家 大地就是牠的王國

飛翔是生活

我們的童年也像追逐成長吹來的風

輕輕地吹著夢想 慢慢的升空

紅色的蜻蜓是我小時候的小小英雄

多希望有一天能和牠一起飛

當煩惱越來越多 玻璃彈珠越來越少

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長大了

紅色的蜻蜓曾幾何時

也在我歲月慢慢不見了

我們都已經長大 好多夢正在飛

就像童年看到的紅色的蜻蜓

我們都已經長大 好多夢還要飛

就像現在心目中紅色的蜻蜓（節錄）

金門詩壇的新樂府詩

《回家》專輯收錄了全部以金門家鄉為背景題材的作品：〈回家〉、〈鄉愁音樂盒〉、〈月光海峽〉、〈異鄉人〉、〈燕尾〉、〈風獅爺〉、〈山的沉思〉、〈金沙溪〉、〈燈〉、〈番薯情〉、〈白龍吟〉、〈採薇〉等12首詞曲。除了〈金沙溪〉、〈燈〉兩首的詞出自我的手筆，〈番薯情〉是之前李子恆的舊作，其他9首都是新作。顯見李子恆拋露出想為家鄉創作出一種結合音樂與文學的文本，我稱之為金門的新樂府詩。

最後舉一首歌詞/詩。李子恆說這是《回家》的序言，也可以當作一首詩，其襯底音樂後是砲聲的組合，為要「表達一種歷史感」。

幾顆新星/好奇的陪著古月/等著異鄉人/這一幕/又要唱甚麼？/風也靜下來/坐在葉子上/又ー沙漏/但這漫漫數十年夜未央/僅濾得一個情字/爬梳在記憶參差的音樂盒裡問/你怎麼不老？/離海平線最近的天空/也恍然悟起了甚麼/頻頻搖醒砲聲當掌聲/隆重的/要讓沒經驗過戰爭的耳朵/聽聽歷史的音效/滿天舊星/迎著新月/今夕/她們將以一切的清亮/撫摸著/又送來一首歌的/活江

(作者係金門籍作家)

歷經五年多的閉館整修，國立歷史博物館（下稱史博館）終於2月21日對外開館。為此次重新開館，史博館特別在一樓及二樓規劃了「筆墨豐碑—史博館藏之書畫重寶」展，展出多位名家的作品。

史博館建物已有百年歷史，日據時期曾為迎賓館、總督府的商品陳列館，於1955年整修為博物館，1958年後逐年增建兩翼宮牆樣式的國家畫廊，1975年改建成現有鋼筋水泥的宮殿式建築。

首檔特展精選200件作品

史博館不但見證中華文化與本土文化交融碰撞的過程，也是華人世界擁有最多「南張北溥」作品的博物館。首檔特展特別精選了館藏作品200餘組件，分成「山水華滋」、「生氣宛轉」、「人物神采」、「書藝神思」四個單元，展出書畫名家于右任、溥心畬、張大千、黃君璧、傅狷夫、林玉山等人的精選作品。

亮點作品包括林玉山大師的《黃牛》，是林早期的絹本膠彩，為創作於日據時代少量存世的精采作品；于右任晚年最重要的作品《建館記》、張大千的潑墨大作《夏山雲瀑》與《深山古柏》。展期即日起至5月5日。

三樓常設展「在這裡，與大家相遇」，重新書寫史博館的精選文物脈絡，展出110件具有國寶及重要古物的典藏文物，以「傳承」、「聚合」、「鑑古知來」主題概念規劃，展出大陸運台的古物及戰後日本歸還的最重要三件國寶—《蟠龍方壺》、《獸型器座》、《金柄銅短劍》。馬白水專區則展出長達1,656公分的《太魯閣之美》，文化部2005年指定其為「重要古物」；此次展出24聯屏當中的12幅，並將定期更換，是該作繪製完成後的首見。

一磚一瓦重現相當不易

史博館為配合升級發展計畫，於2018年7月閉館，2019年開工，因文資身分審議不易，加上疫情期間缺工缺料，整修期從原本的3年延長至5年多才完工。而展示櫃在館舍整建期間同步在館外進行設計及施作，並為排除化學物質，先置於空氣流通的環境，等到展場整修完畢後再進入展場組裝，這正是修復歷史建築的重要範例。

史博館整建工程前期作業期間，意外發掘到日據時代(1916年)迎賓館遺構及榴木等殘件，史博館為此調整了修復工程，並於開館後首度呈現這個歷史遺構。另外為了呈現這棟超過百年宮殿式歷史建築的複雜擴建歷程，也邀請建築學者李乾朗手繪史博館建築圖5幅，展示於5樓「雕築史跡—探索史博建築之美」建築特展。展期為即日起至7月28日。

首次設置公共藝術作品

史博館首次設置三件公共藝術作品，分別矗立於史博館的不同空間，與觀眾產生新的互動和對話。

三件作品分別由三位藝術家，從「紀念、「記憶」和「記起」三個角度切入，引領民眾共同思考「歷史和我的關係，進而發現歷史其實從未離我們遠去，我們也始終生活在歷史之中」。例如位於戶外庭院的劉千瑋《懷舊是危險的嗎—還我河山》，運用史博館汰換的廢棄建材打造一套公共座椅，並以一尊整建前豎立在史博館廣場、刻有「還我河山」的石碑借物釋義，在涵納過去與當代的廣場上找出歷史得以永續的可能。

位於地下一樓的雪克作品《誰在寫歷史？》，透過與高中生一起重新閱讀史博館歷年展覽，引導他們爬梳自身的生命歷程，再以電影語言重新結構青少年參與者創作的行為藝術片段，完成一支錄像創作。

位於三樓常設展廳的張紋瑄作品《倒數第二個箱子》，則發想自史博館在1969-1986年於海外推行的「中華文物箱」，透過工作坊參與者的文物乘載歷史，將過去與當下重組、典藏與日常易位，重新敘說為一則由大的、小的和一口箱子所構成的家族寓言。

開啟新的文化視野對話

史博館館長王長華表示，史博館過去是近現代美術發展的社會集體記憶，重新開館後，會繼續努力將所有成果呈現給大家。為鼓勵進場參觀，即日起至5月17日止，門票一律40元，且可憑票參觀台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舉辦的「五月與東方－台灣現代藝術運動的萌發」特展。

嶄新的史博館擴增了22%的空間，又擴展了休憩空間、增設親子活動場域，還拆除了庭院圍籬，設計了夜間照明，打造出南海園區的光環境。史博館希望其華麗變身可帶來更多元的文化視野。

2014年4月「中威船案」順利執結至今已有10年之久了。在過去10年裡，「中威船案」先後被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70年要案之一」、「最高人民法院海事審判十大案例之首」等。同時媒體也頻繁報導對「中威船案」主審法官、律師的訪談，也有台灣歷史學者通過「國史館」有關「中威船案」的珍貴史料，進行深入發掘，還原了「中威船案」的前世今生。

我作為中威輪船公司唯一的出資人、經營人、所有人陳順通先生的孫子被邀請參與了，由北京大學海商法研究中心牽頭，以口述歷史的方式，通過訪談新中國第一代海商法教授、第一代海事法官、律師，追憶新中國成立後，從無到有、從簡陋到完善的「口述中國海商法史」中，就有多位中國海商法泰斗級人物談及「中威船案」。

本文將這些報導、論文、訪談整合在一起，以全方位、多視角的方式，設法呈現完整的「中威船案」。

口述歷史還原了訴訟經過

一、蕭明禮先生2016年1月在《抗日戰爭研究》雜誌上發表題為：《對日求償「順豐」「新太平」兩輪強征案的歷史考察》文章。該文中有一段這麼寫：

外交史層面：除了戰前中日經濟圈之間的對立與交流之外，從「順豐」與「新太平」輪索償案中，還可窺見戰後國民政府對於賠償、歸還事宜的積極面，並可借此再討論研究戰後賠償與歸還問題的新空間。原本多數關於戰後日本對華賠償問題研究都著重於政策本身的變化，特別是從冷戰局勢，中美關係的整體架構下，探討1945年到1952年間日本對華賠償始末，並將賠償事宜就不斷的與盟軍總部協調、處理，以回應國內航商提出之要求。但1948年後，隨著盟國之間對於歸還方式的細節爭執不下，加之以中國國內局勢的重大變化，駐日代表團代表中威輪船公司向日方索償船隻租金的進度也逐漸停滯不前。但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索償遲遲未有進展，駐日代表團卻在中威輪船負責人陳順通仍滯留大陸，與台灣當局斷絕聯絡的情況下，仍在1950年向盟軍總部爭取保留「新太平」輪的打撈與賠償請求權。不論代表團的原始動機為何，從60年餘年後的眼光來看，此一決定既證明了台灣當局維護中國主權與國民財產的決心，也呼應了戰時賠償不僅是當今大陸與日本政府之間的重要歷史議題，甚至台灣在此課題上亦不應缺席。由此觀之，更突顯了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對日求償交涉的正面意義。

二、張利榮法官，上海海事法院法官、「中威船案」一審最後一任審判長、主審法官。2021年9月13日《人民法院報》頭版刊發了《上海：以偉大黨建精神引領法院工作》文章，其中對張法官採訪節選如下：

「中威船案」一審階段最後一任審判長、主審法官張利榮感慨良多：「『中威船案』見證了一個時代的歷史，原告方的輪船在戰爭期間滅失，戰後要求日方賠付，合情合理，但卻長時間沒有結果，已經幾乎沒有信心了，隨著我國不斷發展強大，他們才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張利榮同時也深感榮幸：「這個案子凝結了一代代海事法官的不懈努力和集體智慧，也離不開我國的日益強大以及法治建設的不斷進步，它見證了我國司法從『跟跑』走向『領跑』的艱辛歷程。」判決生效後，商船三井株式會社依舊遲遲不履行。2014年4月，上海海事法院對停泊於我國浙江省嵊泗馬跡山港的被執行人商船三井株式會社所有的「寶韻」輪依法實施扣押。懾于中國法律的權威，扣船任務順利完成，商船三井株式會社宣佈履行上海海事法院的判決。這起中國司法史上時間跨度最長、標的最高的民間索賠案，至此終於畫上圓滿的句號，它見證了一個傳奇家族的起落沈浮，也見證了中國共產黨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的崇高精神。

三、王彥君一級高級法官，原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副庭長在《口述中國海商法史》一書中，問及在法官生涯中印象最為深刻的「中威船案」，他是這麼講的：

中威輪船案，原告於1988年12月30日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訴訟。在上海海事法院一審期間，出現了與該案相關的一些極為複雜的法律問題，因為該案發生在日本侵華戰爭時期，如何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現行的相關民事實體法和程式法，具有極大的挑戰性。這些法律問題本身都是前所未有的，沒有現成的法律規定，如何根據現行法律精神準確適用法律，就不是一個海事法院力所能及的。上海海事法院只能根據當時法院內部存在的審判指導機制，即下級法院就法律問題向上級法院的請示制度來研究決定一些法律問題。上海海事法院在該案件審理期間，將遇到的法律適用問題逐級通過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請示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交通庭、民事審判第四庭組成合議庭專門負責就該案件法律適用問題請示的審理和指導。該案一審的時候就涉及到很多法律問題，包括案件是否受理、受理的訴訟時效和中斷、訴訟主體的權利繼承，賠償標準和貨幣價值的變化等等。與該案有關的一系列請示案件，經過合議庭討論提出初步意見，經過分管的庭領導和院領導審核後，最終都要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因為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對法律適用問題有最終解釋權。為了準確適用該案所涉及的法律，加強審判指導，最高人民法院就該案請示的法律問題，多次召開審判委員會討論，也是歷史罕見。這個案子一審完畢，說明該案所涉的一些法律適用問題全部得到了解決，審理該案的三級法院有了共識。因此，在2007年上海海事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後，上海高院二審案和最高人民法院再審申請案也分別順利地在2010年8月和2010年12月審結。結果是維持一審判決。

四、高宗澤律師，曾任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會長，在《口述中國海商法史》一書中是這麼回憶的：

1936年的那個「中威輪船案」就是我主導的，這個案子從1985年就開始準備了，1989年正式起訴，2014年才執行了判決。這個案子我基本上都參與了，包括怎麼找的合同、怎麼立的案、怎麼樣開庭。事情是發生在1936年，當時中威海運、大陸海運這些公司都是做期租船，陳順通是船舶所有人，和日本海運簽訂兩艘輪船的定期租船合同，租期是一年。但是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本軍方就以戰爭為由把這兩艘船扣留，交給大同海運株式會社運營，後來這兩艘船就沉沒了，日本說因為戰爭沉沒就不用賠了。所以說這個時候檔案就非常重要了，上海港務局居然保存了1936年簽訂的這兩個合同，我們把它們找了出來，當時是新日本海運租的這兩艘船，後來被大同海運株式會社合併，大同海運後來又和日本奈維克斯海運株式會社(Navix Line)合併，Navix Line又跟商船三井合併，他們都承認這兩個合同，這就涉及到公司法的問題，是合併不是破產，所以構成債務轉移，所以這個合同一方現在就成了商船三井。我認為這個捕獲不是戰爭，中日雙方當時確實處於戰爭狀態，但是雙方實際上從來沒有正式宣戰，這就涉及到公法問題了，所以不能用戰爭滅失條款免責。而且日本捕獲船程式也不合法，不是一個海軍大尉就說了算的，日本是有一個委員會決定這個的，沒有委員會的裁定不能捕獲船舶。所以他們按照合同應該還船，而且不能援引戰爭條款(War Clause)來宣佈船舶已經滅失，不承擔責任，最終這個案子判了2億多，2014年將三井的船扣在寧波執行，判決書我還存著呢。這個案件我是一分錢沒拿，主要就是覺得應該爭口氣。

五、魏友宏，華東政法大學教授，中國海商法泰斗魏文翰之侄子、中國海商法泰斗魏文達之子。他在《口述中國海商法史》一書中這樣回憶：

陳順通先生所擁有的中威輪船公司名下的船被日本政府侵佔，而當時陳順通已經過世，陳順通的兒子陳洽群想要找日本政府索要相關賠款，在香港的時候就起訴過日本政府，但是沒有成功，所以他想通過大陸系統試試。陳洽群在大陸一開始找的是政府方面的有關人員，結果行不通；沒辦法只能走民間途徑起訴，第一個找的人就是我父親，因為我父親和魏文翰在民國時期是中威輪船公司的法律顧問，而魏文翰這時已經不在國內，當時法律顧問的具體工作也是我父親經手做的比較多，最瞭解情況。

陳洽群找到我父親先述說了幾大難處。我父親對他說，你不能從中威輪船公司的角度去要，因為大陸這邊的中威輪船公司已經註銷，在香港註冊的中威輪船公司已經不能視作之前的中威輪船公司，而是一家重新註冊的新公司，沒有延續性。但是，船和老闆是有延續性的，所以你作為陳順通的繼承人，對船有繼承權，只能通過船的途徑去要。

六、本人陳經緯，陳順通之孫，在《口述中國海商法史》一書中是這麼回憶的：

1970年，大伯陳洽群（陳甫康）在東京提起訴訟。一開始進行的較為順利，但在審理開始不久後，東京法院突然刁難，要求提供親屬的公證。當時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大伯找到了香港交通銀行，交通銀行再發電報給上海中國銀行。中國銀行讓我祖母戴芸香和父親陳乾康於1971年11月11日去上海高級人民法院辦理了親屬公證。在辦理公證期間，祖母還表態說如果索賠成功，要將她及其他子女的賠償金都匯入到國內。1972年2月18日，這份公證辦理完畢，當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還有一份公函給外交部領事司，其中寫道：「本市居民戴芸香擬由其香港的兒子陳洽群向日本政府要求賠償其父陳順通在抗日戰爭時被日寇強佔後之兩艘輪船沉沒事」。

我驕傲，我是中國人

通過上述對索賠過程的回憶及梳理，可看出「中威船案」不僅是以我祖父陳順通為核心的陳氏家族前赴後繼、一致對外，為爭取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而堅定維護和堅守的過程；更能證明歷屆中國政府都曾努力為陳氏家族討回公道、維護國人合法權益的有力支持者和堅定保護者。這種支持和保護跨越了海峽兩岸，跨越了1949年。其中既包括國民政府在抗戰勝利後，以外交手段索賠的歷程；也包括在文革特殊歷史階段，中國政府的各部門高效運轉，及時出具「陳順通、戴芸香家族親屬關係證明書」，打破了日本法庭的刁難，成為陳氏家族在日索賠的關鍵證據；更包括了改革開放後，特別是在習近平總書記依法治國的引領下，中國法院扣押日輪，為陳氏家族最終討回了公道，也展示了中國法律和司法的權威性。

從更高的層面看，「中威船案」完美證明了兩岸同屬於一個中國。人民愛國、國更愛民，我驕傲我是一個中國人！我更期待兩岸早日統一！

2015年7月抗戰勝利70周年，馬英九向陳順通頒發抗戰紀念章，表揚他在抗戰期間為阻止日寇進攻，於1937年8月12日自沉「源長輪」（3,360噸）於長江江陰要塞、1939年6月28日自沉「太平輪」（3,550噸）於家鄉寧波鎮海口。

(作者係中威船主陳順通之孫)

2022年底，位於中山陵的孫中山紀念館遷址重張，正式對外開放。中山陵園管理局負責人記得，我多年前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提過相關提案，捎信感謝我對這件事的促成之功，邀請我方便時去新館參觀。

南京中山陵作為中國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的陵寢所在地，是其紀念場所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築，國內外賓客凡來南京，這裡幾乎是必到之地。作為中山思想的重要載體，中山陵在增強兩岸同胞認同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我們每逢接待島內和海外的台灣鄉親，一般都會安排去中山陵謁陵。

藏經樓層為孫中山紀念館

1986年，孫中山先生誕辰140周年之際，在中山陵以東一公里處的藏經樓，曾被當作孫中山紀念館，館內常年陳列有《世紀偉人—孫中山生平史跡展》，台胞特別是青少年去中山陵時常會到這裡參觀。

藏經樓是中山陵的附屬性紀念建築，建於1930年代，主樓是一座鋼筋混凝土結構重簷歇山頂式宮殿建築，整座建築內外雕樑畫棟，金碧輝煌，氣勢雄偉，但地理位置較偏僻，處在中山陵與靈穀寺之間的茫茫林海中，從中山陵過去步行需要20多分鐘，因此遊客去得少，每年接待量僅為5萬人次，還不如整個景區一個周末的遊客量。藏經樓占地面積較小，僅有1,600平方米，展陳面積只有550平方米，導致大量史料只能留在資料室和倉庫裡，極為可惜。

大陸孫中山紀念場館大多建立於1950-1990年代。除廣東中山市的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為國家一級博物館外，孫中山紀念場館大多面積較小，陳列展覽內容主要以反映孫中山在本地的活動為主。反而是台灣、港澳和國外的孫中山紀念場館比較大，我在馬來西亞講學時，就去參觀過檳城的孫中山紀念館。我因此認為大陸應建設一座綜合性的、館藏豐富的孫中山博物館，充分全面地反映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和生平，進一步擴大孫中山的思想。

曾提案建立孫中山紀念館

從地點上講，南京中山陵無疑是建館的首選地。從兩岸交流的角度來看，南京與台灣在經貿、文化、教育、人文等各個方面、各個層面的交流互動都很頻繁和活躍，而中山陵作為南京對台交流交往的重要視窗，發揮了重要作用。2005年4月，連戰率領中國國民黨大陸訪問團赴中山陵拜謁，這是自1949年兩岸分隔以來，中國國民黨主席首次親臨謁陵。之後多位台灣政界人士都曾先後拜謁過中山陵。

於是，我在2014年3月召開的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期間，提交了《關於在南京建設孫中山博物館的建議》，提出幾條具體建議：

第一，高品質建設現代化的紀念場館。在中山陵周邊新建或利用原廣場前的舊建築，改建一座綜合性的孫中山博物館。通過陳列展示、孫中山思想及民國文化研究、對台文化交流、愛國主義教育、設立台胞旅遊接待中心等，進一步凸出中山陵的歷史、文化和政治優勢，使之成為兩岸民眾詳細瞭解和感受孫中山精神的必到之地。

第二，進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在扶持資金、配套設施建設、文化保護維修等方面需要進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建議中央啟動資金扶持。

第三，以孫中山博物館建設為契機，整合南京孫中山紀念遺跡。南京市以孫中山命名及其有關的道路和紀念地，如中山路、逸仙橋、中山門、中山碼頭等，有許多與孫中山活動有關的名勝，如總統府、國府車站等，歷史遺跡資源相當豐富。建議對這些有代表性的孫中山紀念地進行項目立項，配合新建的孫中山博物館，打包作為宣傳。

第四，在展館布置上，可考慮以下內容。一是按孫中山活動的年代及場景提煉製作紀念像或銅像，說明和介紹孫中山的歷史功績。二是聯合廣東、北京、香港、台北等地的孫中山活動遺址或紀念機構，聯合展出相關文物或有關的歷史資料，還可採用現代多媒體技術宣傳孫中山的活動史跡。

全國政協把這份提案交由江蘇省人民政府辦理。當年7月2日，省政府在答覆中說：「您在提案中提出，規劃建設一所融合愛國教育、史料展陳、民國文化產品展示和互動體驗等於一體的綜合性孫中山博物館，這有利於進一步展示和提升中山陵景區，乃至南京城市的文化內涵和旅遊品質，有利於進一步發揮海峽兩岸交流基地的橋樑紐帶作用，也有利於進一步傳承弘揚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和精神。」答覆還介紹了有關方面已做的一些準備工作和建館安排的初步設想。

我對於這個答覆很滿意。隨後一兩年裡，也聽說紀念館要遷址擴建或易地新建的消息，但都沒有下文。沒想到時隔多年，終於得到好消息。

改建嘉麟樓為中山紀念館

2023年清明前夕，我來到位於中山陵博愛廣場東側的嘉麟樓，這是孫中山紀念館的新址。這裡距離博愛牌坊大約80米，非常方便謁陵者前來參觀。這裡最早建有中山陵茶社，記得1980年代初我曾在這裡參加過台籍青年活動；1990年代初這裡建起了三層的嘉麟樓，是由東南大學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鍾訓正設計的。最初是商業經營用的，每年3月、11月孫中山忌日和誕辰，省、市各界人士來謁陵會在這裡休息。我在提案中所說的博物館可以考慮「利用原廣場前的舊建築改建」，雖然沒有明說，心理想的正是這裡。

紀念館梅館長在路口迎接我們，他一邊走一邊介紹開了。他說，把紀念館搬遷到嘉麟樓的構想，中山陵園管理局研究過多次，曾想在2016年紀念孫中山誕辰150周年之前做成這件事，但這一專案影響重大，實施起來比想像的要複雜得多，僅是重建新館還是擇址搬遷就爭論頗多。

2015年中央兩辦秘書局對江蘇省的報告，聯合下發了《關於同意孫中山紀念館搬遷及重新布展工程的復函》。在這之後，中山陵園管理局在中央有關部門的指導下反覆論證研究，不斷修改，花了幾年時間設計布展方案，直到2021年5月才將最後完成展陳大綱和版式稿上報，8月得到批准。這之後，建築招標、施工和展陳設計等工作，就正式緊鑼密鼓地運作開來。其中建築維護設計由東南大學建築學院周琦教授團隊承擔，與原設計者鍾訓正院士一脈相承了。2022年6月開始施工，當年12月竣工，12月31日正式面向社會公眾試運行開放。這中間經歷高溫酷暑、疫情反覆等種種不利因素影響，克服困難不少，速度是相當快了。

眼前的嘉麟樓煥然一新，原本較為鬆散的主建築和附屬建築已經連為一體，外觀與中山陵主體風格和色調相當一致，門前廣場面積不大，但視線開闊，樹木蔥蘢。按照設計團隊的說法，就是「最小干預、延續文脈」，達到「質樸雋永、莊重典雅、館陵一體」的效果。

改建後的嘉麟樓總建築面積4,500平方米，布展面積2,700平方米，展線達480米，紀念館自身軟硬體設施條件也明顯提升了。紀念館基本展陳仍然題為《世紀偉人—孫中山生平史跡展》，但內容比起老館做了很大的調整，分為六個部分：少年萌願立志救國、推翻帝制創建民國、百折不撓捍衛共和、國共合作偉大轉折、與世長辭萬眾景仰、崇高精神寶貴遺產，內容更為豐富深刻全面，可以回答孫中山是誰、我們為什麼要紀念他，以及應當如何紀念他等三個問題。

梅館長介紹說，這是根據中央有關部門的意見做了調整，壓縮了關於中山陵本身內容的比例，聽起來他多少還有點忍痛割愛的感覺。不過，我倒覺得這樣的處理顯示出與一般地方紀念館的差異，與我在提案中關於建綜合型博物館的設想頗為契合。

展物豐富、展示手段新穎

館內展陳設計了相輔相成的兩條展線。主線基本依牆推進，副線則較多利用展廳中間部位空間，通過場景以雕塑、油畫等方式，突出展示一些重大事件，例如孫中山領導十次武裝起義、武昌起義、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會見李大釗、建立黃埔軍校、臨終簽署遺囑等，主線與副線互為補充，共同展現孫中山的革命歷程，讓觀眾對孫中山的歷史和功績印象更加深刻。

為了這次展覽改陳，孫中山紀念館拓展了文物徵集管道，從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和福建、廣東、上海及南京本地文博館院，以及孫中山與其日本友人後人、辛亥名人後人等多種管道，購買、複製、借展文物原件及複製件共100多件。新的展陳吸收了學術界最新研究成果，共展出文物藏品160多件(套)，其中40多件為首次展出。孫中山的原話、原聲、原著在展覽中屢次出現，給人印象深刻。

紀念館序廳陳放的孫中山半身銅像，以及孫中山一組6尊銅塑像，分別出自著名雕塑家戴廣文和曹崇恩之手，二位都創作過多座孫中山塑像，南京新街口廣場的孫中山立像就是戴廣文的作品，曹崇恩反映孫中山少年時代的《根》已為台北國父紀念館所收藏。這些作品自然引來不少觀眾駐足。

館內展覽的展示手段據說有30多種，其中聲、光、電等色彩濃郁的多媒體和數位化手段不時出現，電子顯示幕、觸摸屏及語音講解設備隨處可見，讓參觀者的體驗感、參與感和獲得感油然而生。我們到了展覽即將結束處，眼前出現了數米高、數十米長的魔屏，分為紀念場館、紀念建築、紀念公園、中山路、中山像5個主題展示海內外孫中山紀念的設施，觀眾可以通過多點觸控，點擊瞭解世界各地的孫中山紀念設施；還可以通過魔屏明信片生成功能，將自己喜歡的孫中山紀念設施和孫中山名言警句生成電子明信片。

我在魔屏前點擊了一下，體驗到這個時尚器物的奇妙。新館整個展覽站位更高、視野更開闊、內容更豐富，跳出了地方館的格局，這也正符合我當年要建設孫中山博物館的構想，而這個魔屏正是畫龍點睛的一筆。

參觀人數已破200萬

我去參觀的前幾天，馬英九先生率團來南京訪問，晉謁中山陵後曾來紀念館參觀。接待他的導覽員恰巧這天在館裡值班，我們不免向她打聽當時的情景，她證實了網上流傳的一些說法，從中感受到馬先生對中山先生的尊崇和對台灣被割讓給日本那段歷史的痛心疾首。我們自然由此談起紀念館遷址擴建的好處，現在台胞也好，其他客人也好，謁陵前後只要有時間，都可以來這裡看一看，客流量已經明顯增大，孫中山先生的業績和思想也因此可以得到更廣泛的傳揚。

一轉眼到了年底，意外地接到紀念館展研部盧主任的電話。她對我當年的建言再次表示感謝，接著又寄來了紀念館的感謝信和印製精美的「展覽圖冊」，信中說，新館自試運行以來一年來，已接待了觀眾近200萬人次。這可是過去的幾十倍啊，想到自己對於這份改變也曾經有所貢獻，心裡暖洋洋的。

(作者係南京大學退休教授、江蘇省台聯會前會長)

二戰後，美國為與蘇聯展開地緣政治對抗，四處介入他國內政，想辦法將二國競爭的國家囊括為美國勢力圈內，如有國家不願意受到控制，就設法推翻該國政府，培養新的親美政權。國府遷台後，美國數次陰謀推翻國府，建立親美政權，這些讓蔣經國有深刻感受，1979年韓國發生朴正熙總統遇刺事件，蔣就曾在日記中寫下懷疑美國介入的文字。

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遭到中央情報部部長金載圭開槍擊斃，引發了韓國一連串政治波濤，間接促成了軍事強人全斗煥上台。美國不喜歡全斗煥的作風，曾密謀策動韓國政變，推翻全斗煥，但內部正反意見不一致，也找不到合適的繼任人選，只好改為攏絡全斗煥。

朴正熙死前，韓美在人權、美軍駐軍方面出現立場不一，兩國關係陷入緊張狀態。前幾年有韓國電影《南山的部長們》，敘述朴正熙遭擊斃前後的韓國政局，其中就有影射美國介入的橋段。

蔣稱美「此地無銀三百兩」

朴正熙的死訊傳到台灣後，蔣經國才剛剛經歷美國與北京建交，與台北斷交的大挫敗。蔣經國深知東方國家的政治氛圍，尤其對韓國的政情相當了解，他認為朴正熙政府內部出現了裂痕，才會讓美國這個外部勢力有可乘之機，造成了這起悲劇。

當時的美國駐韓大使來天惠，在1990年代曾經出書，以他親身經歷朴正熙遇刺，全斗煥雙12事件等韓國重大歷史事件，否認美國參與刺殺朴正熙的陰謀。來天惠在書中承認，他在朴正熙死前一個月確曾與開槍行兇的金載圭會面，對金表達了美國對韓國政局的看法，但他不認為這段有關美國態度的談話，造成金載圭決定開槍行兇。

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遇刺的隔日，蔣經國在日記簡短寫下朴正熙被刺死亡，沒有更多的敘述，無從知道他當天的心情。但一星期後的11月3日周末，蔣經國在上星期反省錄寫下，「朴正熙於26日被刺而亡，死得奇怪，是一個大謎，美國正式聲明此事與其無關，無異說此地無銀三百兩，美國政府之愚蠢到此程度，實在可笑，政治外交是多麼殘酷無情，可不慎乎？」

知道美國製造國際動亂

美國在戰後策動許多國家的內部動亂，受害國家因懾於美國的淫威，不敢公開譴責美國的霸權主義，卡特1976年當選總統後主張人權外交，外界誤以為卡特會因此尊重他國內政，結果卡特政府以人權問題介入他國內政，結果引發更多動亂，包括伊朗國王巴勒維被迫流亡美國，尼加拉瓜總統蘇慕薩因美國斷絕援助而遭到推翻，薩爾瓦多總統也流亡海外。

蔣經國因長期陪伴父親蔣介石，深深了解美國的陰謀，又曾在1950年代因推動國軍政戰制度遭美國打壓，所以得知朴正熙慘狀後，在日記寫下「朴正熙被自己人所刺，與國際上這一連串的事件，都是相連的。」蔣經國在日記裡也懷疑中東、中美洲政局不穩與美國有關，其懷疑其來有自，因為美國在二戰後經常發動政變，推翻不符合美國利益的政權。

來天惠曾在書裡透露，1980年代他曾提醒美國政府，不要想方設法把全斗煥趕下台，因為韓國李承晚、越南吳廷琰等事件，美國的幕後角色都會被人發現。來天惠在擔任駐韓大使前，也曾在台北的美國大使館工作，來天惠大概是事過境遷的誠實。

蔣經國在1979年11月5日寫下，「朴正熙已經安葬，死因未明，蓋棺似已可論定，他是一位反共愛國的傑出領導者，他的作風和方法是不是正確，另當別論，且何人無短處，但是朴是一位存有善意的政治人物，就此一點，在今世此日已經不容易了，領導南韓18年，經過大風大浪，在內外交迫之下，完成了有計畫之大建設，確實難得，其處境之痛苦，余自問知之至深。」朴正熙遇刺時，蔣經國才剛就任總統一年多，他對朴正熙所遭受的壓力感同身受，才會寫下「知之甚深」四個字。

蔣經國在日記用了相當篇幅寫下對朴正熙遇刺的分析與看法。他認為，朴正熙政府內部發生了裂痕，外來力量即美帝才能乘機而入，裡應外合造成了此一悲劇。

判斷國際事件皆與美有關

蔣經國分析當時南韓罷工、罷課、暴動和經濟不安，是促成此次政變的客觀因素。他說「朴正熙有如此眾多親信和嚴密的黨和情報組織，對於如此重大預謀之事，竟無一人預告密報，這是不可想像之事，值得吾人警惕，人心可畏矣。」蔣從美國在亞洲所引發的多起動亂得到結論，「二三十年來，李承晚、吳廷琰、朴正熙諸事，以政治性質而論都是大同小異，凡是堅決反共的領導人，無不由共產黨以借美刀殺人之方法以除之，先製造輿論，由輿論而煽動社會，下一步即用徹底的陰謀方法以作根本之剷除，所可悲者，即被害之群眾，害而不知其為何人所害。」

蔣經國對美國介入韓國政爭的懷疑，出自他數十年政治經歷的投射。在與美國斷交後，蔣得知朴正熙遇刺深深感到憂心，尤其朴正熙死後韓國軍人出現動亂，韓政局一直到全斗煥當上總統後才逐漸趨於平穩，蔣經國在台灣更小心翼翼了。

1979年底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蔣經國深知美國的態度，但為了社會穩定，不惜動用軍事法庭審判涉案的黨外人士，他選擇用重刑來取代極刑。李登輝繼任總統後，政府才將這些異議人士釋放。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旅日台籍左翼經濟學者劉進慶（1931-2005）以其1970年代中期完成的博士論文《戰後台灣經濟分析》而享譽學界。此書的核心概念「官商資本」是理解全書的關鍵概念。「官商資本」指的是，舊中國官僚資本伴隨國民黨政府遷台後，適應台灣社會經濟特質而形成的新型態支配資本。官僚與民間資本的結合，以及本省、外省、外資各種資本的結合，則是官商資本對其他各種資本形成支配力量的關鍵。

 作為著名的中國統一運動家，劉進慶提出的「官商資本論」，既有學術上的論證，也有為台灣社會變革提供理論支持的企圖。對於今日有志推動台灣社會變革者而言，「官商資本論」絕對是有必要回顧與再思考的重要思想資源。

對「左獨」論者的批判

劉進慶的「官商資本論」與當時海外以史明（施朝暉，1918-2019）為代表的所謂左獨論者，處於絕對的對立面。史明自1960年代以來便主張，台灣本省籍資本家（即劉進慶所稱的土著資本）和國民黨及其支持的外省系資本，存在深刻的矛盾。然而，主張公私業必相融合的官商資本論，直接否定了「省籍矛盾高於資本利益」的可能，因而馬上引來台獨派的批判。儘管劉進慶嚴守學術分際，從未在學術著作談論非學術議題，「官商資本論」強烈的政治性和針對性卻可見一斑。

指出資本利益高於省籍矛盾的「官商資本論」，可從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1941-)所說的「資本-民族-國家」再加解析。柄谷認為，「資本-民族-國家」乃是「一個相互補充的裝置」，「如果放任資本制經濟不管，結果勢必會造成經濟上的差距和對立。而民族是以共同性和平等性為志向的，因此必將要求解決資本制所造成的差距和各種矛盾。於是，國家便通過課稅和再分配及各種規定來實現這一要求。資本、民族、國家是不同的東西，各自依據相異的原理，但在這裡它們形成了一個環環相扣的連環，缺一不可地結合在一起。我將此稱之為資本-民族-國家」。

由於二二八後的台灣長期存在省籍矛盾，理想上應該「相互補充」的三個連環便遭破壞。諷刺的是，官商資本卻作為「資本」而創造出跨省籍統治精英內部的「共同性和平等性」，就此而言，官商資本作為支配性資本的意義，在於某種程度一時緩解戰後台灣島內社會的矛盾，而當矛盾不能緩解之處、之時，便不得不暴露出國民黨體制的破綻。

官商資本的「三合一」性格

「官商資本論」還進一步回答「官僚資本論」未能預見的問題。抗戰勝利後，逐漸臻於成熟的「官僚資本論」，將官僚資本作為民族資本的對立面，強調前者的壟斷及對後者的壓迫，因此1948年中共中央發布的「五一口號」，才將民族資產階級改稱「自由資產階級」，藉以反襯官僚資產階級以其「封建壟斷」而普遍造成的壓迫。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論者能看見官僚資本的消滅，卻沒有機會看到官僚資本與民族資本之間可能發生的其他關係。就此而言，官僚資本在1949年以後的台灣的長期存續，是非常重要的標本。「官商資本論」注意到的現象是：包含官僚資本在內的公業，將因自身無效率，而日益無法同包含民族資本在內的私業在利潤率上競爭，因而可能出現前者萎縮和後者膨脹，乃至兩者之間的融合。換句話說，官僚資本與民族資本之間的界線未必明確，官商資本論直接證明了這點。

如中國經濟學家許滌新(1906-1988)所言，「官僚資本究竟包括哪些類型，它的性質如何，又怎樣和民族資本劃分？」、「雖然我們認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自始就有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兩個體系，但並非所有的資本都是『非此即彼』，都可以劃歸這個或那個體系。」戰後台灣形成的官商資本，不但同時具有官僚資本與民族資本的面向，台灣經濟的外向性也讓買辦資本的面向並存於官商資本一身。這是戰後台灣產生的特殊「三合一」資本。就此而言，作為統治性資本的官商資本，是考察台灣經濟走向的核心，而官商資本是否（且如何）存在於今天的台灣經濟，顯然是應當追問的課題。

沈淪與上升的辯證關係

「官商資本論」最重要的意義是，為分析戰後台灣經濟提供理論工具，進而揭開經濟繁榮的表象所遮蔽的經濟本質。表象上的經濟繁榮（比方漂亮的GDP數字），可以是不同社會形態都能實現的成果，但繁榮的經濟表現不代表經濟體擁有好的或先進的本質，不意味可持續發展。如吳承明所言，「近代中國的地主制經濟因為吸收商品經濟，以至外國的或買辦的商品經濟，進行了自我調節，成為一種能夠與資本主義長期共存的近代封建主義」。

當前近代的封建性不是被外來的近代因素所同化，而是受其影響而自我進化，也可能出現經濟繁榮的表現。然而，不能從這樣的表現推測其本質，「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餘的了」。就此而言，雖然官商資本是與半封建社會相適應的存在，但一個能夠適應官商資本的社會，也必然是某種演化的後果。吳承明的「近代封建主義論」以積極的眼光把握這種進化，劉進慶選擇消極看待。

劉進慶的消極眼光，源自於他對戰後台灣社會性質的關鍵判斷：1949年以後的台灣，不但是半封建社會，而且因美日資本主義支配而難以擺脫殖民地的性格。儘管1945年光復後的台灣，清清楚楚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國民黨政權在1949年以後對美日支配的扈從，也明明白白使殖民地性在光復後長期延續，並在延續中形成「沈淪」的線索，使台灣淪落為新殖民地。新殖民地的社會性質規定意在凸顯敗逃到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如何加倍失去自主性並成為外國勢力的傀儡，並說明半封建社會如何在「新殖民地」的條件下得到延續，從而揭示戰後台灣經濟在繁榮外觀下，無法掩蓋的依附性與畸形性。劉進慶雖認為「半殖民地」不適合解釋台灣在1949年以後的「殖民地性」，但他所謂的「新殖民地」實際上是半殖民地概念的再拓展，稱之「新型半殖民地」未嘗不可。

1970年代正在日本從事中國統一運動的劉進慶顯然意識到，只有作為社會變革運動的中國統一運動，才能真正形成台灣社會的「上升」，因此，拒絕美化戰後台灣經濟，是劉進慶終生堅持的基本立場。當眾人都從戰後台灣經濟的「成長」表現中論證台灣社會的「上升」，劉進慶仍堅持在其中發現「沈淪」的線索（如：半封建社會、近現代資本、官僚資本向官商資本的發展）。儘管他和戴國煇都認為，戰後台灣經濟成長的根源可追溯至晚清的洋務運動，但他更重視台灣經濟本質的發掘，同時找尋「上升」與「沈淪」的因素，以確定台灣社會變革的方向。劉進慶確信，只有民族統一，才能導正台灣經濟內部的各種扭曲因素，這是台灣社會克服「沈淪」、力求「上升」的唯一道路。

許滌新指出：「中國資本主義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一種經濟成分，它發展微弱，歷史也不長。但是，我們同樣看到它的原始積累、資本積聚、以至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諸過程；同樣看到資本主義剩餘價值規律、資本積累規律的作用。這些過程和規律的作用，又都具有中國的或者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徵。並且，從所有制（帝國主義資本、官僚資本、民族資本）到生產、流通、分配，都有它的中國特殊內容。這是不可能從已有的經濟學說，或者別國的經驗中得到的。」

劉進慶的「官商資本論」正是基於台灣經驗，而對「中國資本主義」的「中國特殊內容」的探索。雖然他的「官商資本論」僅以戰後20年為基本解釋範圍，但既然「中國資本主義」仍在1949年以後的台灣長期持續，發生變化，並對台灣社會產生各種影響，劉進慶的分析必然仍有照明現狀、指引未來的內容，有志於台灣社會性質問題的研究者當戮力賡續。

（作者係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