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40年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展，固然為大陸帶來經濟的快速增長，但是近年來由於大陸投資經營環境的轉變和社會經濟的急遽變遷，再加上國際經濟景氣低瀰的衝擊，使大陸呈現經濟增長下滑、企業經營成本上升、融資成本居高不下、國內產能過剩、財政金融風險顯現等困難和挑戰。因此，如何緩解大陸經濟困局，維繫大陸社會經濟的永續發展，已是中共當前極其重要的工作。

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有關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揭示了「市場化、自由化」的經濟發展方針，目的便在於藉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釋放出制度紅利，以推動大陸社會經濟的發展。在此一方針政策下，2014年12月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界定經濟「新常態」的定義和內涵，而2015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則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概念，它將是今年大陸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主軸，值得加以探討。

宏觀經濟調控的基調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揭示了「市場化、自由化」的經濟改革和發展策略方針後，2014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從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出口和國際收支、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生產要素相對優勢、市場競爭特點、資源環境約束、經濟風險累積和化解、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等九個面向來定義「新常態」的內涵，此一內涵已為今後中共宏觀經濟調控和經濟政策走向定了基調。

中共之所以提出「新常態」這個概念，主要是必須針對大陸經濟發展「三期疊加」階段增長速度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消化期的困境，並認為必須利用此重要戰略機遇期，從當前大陸經濟發展的階段性出發，適應新常態，適時調整經濟發展策略，才能維持大陸社會經濟的永續發展。

2015年3月兩會期間，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做好2015年社會經濟工作的三項基本原則：

第一，穩定和完善宏觀經濟政策，要更加注重預調微調，更加注重定向調控，重點支持薄弱環節。以微觀活力支撐宏觀穩定，以供給創新帶動需求擴大，以結構調整促進總量平衡，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第二，保持穩增長和調結構的平衡，既要穩住速度，確保經濟平穩運行，確保居民就業和收入持續增加，為調結構轉方式創造有利條件；又要調整結構，夯實穩增長的基礎。

第三，培育和催生經濟社會發展新動力，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一方面，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加大政府對教育、衛生等的投入，鼓勵社會參與；另一方面，推動大眾創業和創新，既可以擴大就業、增加居民收入，又有利於促進社會縱向流動和公平正義。

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建議》，在「十三五」規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要求上，《建議》提出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普遍提高、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顯著提高、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以及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等五項目標要求。為實現「十三五」時期社會經濟的發展目標，破解發展難題，《建議》提出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

創新是五大發展理念之首，中共提出此一部署的主要原因乃基於國際發展競爭日趨激烈，而大陸經濟又進入發展動力轉換的「新常態」。「新常態」最核心的就是速度變化、結構變化、動力轉換。在此一情勢下，只有靠創新來增強大陸經濟的內生動力。創新趨動發展策略將是「十三五」時期大陸經濟的重要引擎。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意涵

根據大陸國家發改委的策略，目前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有三方面工作：

第一，全面深化改革。主要是體制機制改革，尤其是深化政府自身的改革，而關鍵在於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第二，激發創新活力，增強創新能力。主要工作是要加快形成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創新型領軍企業，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健康發展，加強國家創新能力的建設，要建設一批產業技術創新平台，以及大力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

第三，積極開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增強經濟的內生動力。主要是利用「互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等來推展。

儘管大陸已明確提出未來五年大陸經濟發展的主軸和方向，但是如何反映在短期的具體調控政策上，則引起普遍的討論。2015年12月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今年及以後一個時期，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詞成為一年一度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關鍵詞，也是今後大陸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主軸。可是，中共何以要進行供給側改革？其理論和政策背景為何？

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在大陸經濟不斷下滑的情勢下，中共也採取諸多調整政策，然而，大陸經濟仍未能走出谷底，也引來各種不同的討論。一般認為，這一輪經濟調整之所以艱難，主要在於它是經濟周期調整和結構調整雙重疊加所造成。一方面，自2000年以來中共面向經濟全球化採取一系列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展，到2007年經濟過熱與擴張達到極致，也暴露了大陸經濟所存在的結構性矛盾，以致宏觀調控政策受到調結構與穩增長、擠泡沫與防風險、生產者價格指數(PPI)負值，與消費者價格指數(CPI)正值之間多重矛盾的制約，使宏觀調控政策難以發揮應有的成效。另一方面，由於勞動力等要素價格上升與人民幣不斷升值對出口貿易影響的「內擠外壓」，煤炭、鋼鐵、電力等重工業部門的擴展已達極限，又促使大陸經濟必須進行結構調整，使得這一輪經濟調整相當困難。

面對經濟不斷下滑的壓力，中共採取一貫的大規模刺激方案，試圖從需求側來提振經濟景氣。2008年為因應國際金融危機可能引發的經濟「硬著陸」風險，中共實施了4兆元的刺激政策，確實推動大陸經濟增長率呈現V字型反轉，然而，4兆所帶來的貨幣信用急劇擴張反彈，使得本應加速調整的結構失衡矛盾加劇，以致自2011年起大陸經濟再次陷入下滑的情勢。

很顯然的，單靠「刺激」方案並不能解決大陸經濟所面臨的困難，特別是自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外需增長空間萎靡不振，內需因一些地方政府債務負擔過重，影響了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擴張，房地產業也出現供給過剩的現象，使得需求潛力大大降低，過去依靠投資擴大需求的作法無法持續，因此，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大陸經濟可持續發展別無選擇的途徑。

宏觀經濟調控政策走向

事實上，2012年十八大以來中共便已認識到這一點。但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的正式提出，是在2015年11月的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1次會議上，習近平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事實上，近年來中共已陸續提出創新驅動策略，推動簡政放權，透過自由貿易區試點擴大開放的政策等來進行「自由化」體制改革，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是放鬆管制、釋放活力、讓市場發揮更大作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提高投資有效性。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的提出，主要是中共體認到這一輪經濟下滑壓力加大的原因並不是周期性，而是結構性的，應當透過供給側改革重塑經濟發展的動力。此一結構性問題便在於以往面對經濟下滑時，大都採取比較大力度的擴大內需政策，這在當時傳統產能的市場需求還有空缺的情況下是有效的。但是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消費結構升級並向多樣化、高端化、服務化需求轉換，傳統產能接近或達到上限規模，原有的供給結構已經越來越不適應市場需求結構變化，再單純用擴大投資的辦法化解供需矛盾，投資的邊際效應將明顯遞減，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將趨於減弱，甚至會使現有的矛盾加劇，問題無法緩解，使潛在風險進一步累積。因此，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改革，「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改善薄弱環節）」，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提高投資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發展動能，增強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

明言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用改革的辦法，矯正供需結構失衡和要素配置扭曲，解決有效供給不適應市場需求變化，使供需在更高水平實現新的平衡；在經濟運行上，則是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讓生產要素從低效率領域轉移到高效率領域，進而實現資源優化再配置，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與需求側透過刺激投資、消費、出口「三頭馬車」拉動經濟增長不同，供給側強調透過鼓勵企業創新和結構升級、降低企業稅費負擔等方式，激發勞動力、資本、資源、結構變動、技術創新和資源創新等影響經濟增長的要素，促進經濟供給能力的提升，推動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

（作者係政治大學兩岸政經研究中心主任）

2016年1月6日，朝鮮宣布成功進行了氫彈試爆。朝鮮表示「實施氫彈試驗，是針對以美國為首的敵對勢力變本加厲的核威脅和恐嚇，為徹底捍衛國家主權和民族生存權，堅決維護朝鮮半島和平與地區安全而採取的自衛措施。」

1月10日，韓美兩國軍方同時發布消息稱，當天上午，美軍B-52戰略轟炸機從關島安德森空軍基地出發，中午進入駐韓美軍烏山空軍基地臨近空域。據悉，韓美軍方還將繼續分階段採取軍事措施，給韓方助威，同時向金正恩施壓。筆者認為，朝鮮氫彈試驗不僅無法給朝鮮半島帶來和平，也無法使地區獲得安全，但美方的軍事威懾除加深半島和東北亞地區的緊張局勢之外，對解決朝核問題於事無補。

朝鮮半島是世界上冷戰殘餘的唯一地區，同時，也是可能爆發熱戰的熱點之一。筆者認為，唯有解除朝鮮半島的冷戰殘餘，才能根本解除朝核危機，避免爆發熱戰。朝鮮半島一旦爆發衝突，必將牽扯到中、美、日、俄、朝、韓。這六個國家中有全世界第一、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還有四個擁核國家，如果發生熱戰，將會帶來毀滅性的災難。

停戰機制未轉向和平機制

管理朝鮮半島安全問題的主要法律框架是1953年簽署的《停戰協定》，其中對於撤出外國軍隊（至今駐韓美軍仍有3萬人左右）、政治解決朝鮮問題，簽署和平條約，確立和平機制等重要問題並無明文規定，而從國際法來看，《停戰協定》並不意味戰爭完全結束，和平徹底恢復，因此，其保障和平的功能很弱。不容否認的是，朝鮮半島至今仍處於軍事對峙狀態，尚未從停戰機制轉向和平機制，衝突和戰爭的陰霾依然籠罩半島上空。

朝核問題始於1990年代初，當時美國根據衛星資料懷疑朝鮮開發核武器，揚言要對朝鮮的核設施實行檢查。朝鮮則宣稱無意、也無力開發核武器，同時指責美國在韓國部署核武器威脅它的安全，第一次朝鮮半島核危機由此爆發。為使朝核問題和平解決，中國積極斡旋，於2003年4月促成中、朝、美參加朝核問題三方會談。同年8月，中國又促成中、美、日、俄、朝、韓參加朝核問題的六方會談。在會談中，朝方要求美方必須改變對朝政策；美國則要求朝鮮必須先放棄其核武計畫。從2003年第一輪六方會談至2009年朝鮮宣布退出，六方會談共舉行了六輪。

在六方會談框架內，美、朝簽署和平條約，以取代1953年《停戰協定》的立場上存在明顯分歧。朝鮮強調，正因為沒有替代《停戰協定》的和平條約，自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作為小國的朝鮮才會尋求發展核武器，因此，應先簽訂和平條約，再放棄核計畫。美國則把兩個問題分割開來，認為朝鮮必須放棄所有核武器和核計畫。美國對於和平條約的態度比較被動，並認為六方會談不適合處理和平條約。

在六輪六方會談中最重要、也是成果最豐碩的，當屬2005年9月13日至19日的第四輪第二階段，與會各方一致通過《第四輪六方會談共同聲明》（簡稱《9.19共同聲明》）。在該聲明中，一是各方承諾以和平方式實現半島無核化；二是各方同意根據《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及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實現美朝和朝日關係正常化；三是各方商定促進能源、貿易及投資領域的經濟合作；四是各方贊同談判建立半島和平機制，探討加強東北亞安全合作的途徑。可惜，因互信不足，韓、美、朝、日都沒有分階段落實共識。

仍應以六方會談解決問題

10年過去了，但大陸外交部長王毅認為《共同聲明》並沒有過時，它依然是解決半島核問題的最佳方案；六國均應加入朝鮮半島和平機制，六方會談仍然是最適當的方式和場所，當前各方應儘早重新啟動《9.19共同聲明》，齊心合力為重啟六方會談創造條件。

朝鮮「棄核」與朝鮮半島和平條約的簽署，和平機制的創建是難以截然分開的問題，應該在六方會談一併審議，同時取得共識並建構路線圖。美國在這方面可以採取更主動和更積極的態度，首先應視朝鮮為正常國家，不要一會兒將它列為「邪惡的軸心」，一會兒又把它列入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名單中。對於朝鮮對其自身安全的憂慮，也必須予以重視。

朝鮮方面，既然2013年6月16日朝鮮國防委員會發言人表示，半島無核化是金日成和金正日的遺訓，是朝鮮黨和國家及萬千軍民必須實現的政策性課題，那麼此次氫彈試驗又作何解釋？朝鮮幾次出入國際原子能機構和《不擴散核武器條約》，讓人感覺它出爾反爾，不值得信賴，這也是解決朝核問題、建立和平機制屢遭挫敗的原因之一。

朝核問題說到底是朝美雙方的問題，因此，朝美雙方都應該信守承諾，建立互信，早日建立半島和平機制。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或把責任往別人的身上推，只能使問題久拖不決。

（作者係美國紐約和統會前會長）

中國大陸與南韓已完簽自由貿易協定(FTA)，必定會結合「一帶一路」、「歐亞倡議」與兩國的實力潛能，聯結地緣毗鄰經濟互補、人文交流的優勢，共同開展新「歐亞時代」。

中韓FTA領先啟動

在南韓政府快馬加鞭的催促下，中韓官方在2015年12月9日共同宣布，中韓FTA自2015年12月20日正式生效；協定在未來20年內，南韓輸往中國享有零關稅的產品，將覆蓋稅目的92.2%，也就是到2035年中韓兩國之間的經貿夥伴關係，會達到幾近於雙邊全面互免關稅的市場自由開放程度。

在FTA協定生效實施後，中韓兩國更決定，在兩年內採行「負面清單模式」，進一步就服務業進行談判，讓南韓電信與金融等服務業，優先進軍大陸市場，同時就市場准入前的服務業「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模式」，進行相互開放投資談判。

同一時間，中澳FTA也同步生效啓動，中澳兩國雙方出口貿易的85.4%產品類項，會達到零關稅，在一段「關稅減讓過渡期」後，澳洲輸往大陸的產品可享有零關稅的稅目和貿易額，兩者的占比都將同時達到100%的全面市場自由開放地步。

中韓FTA的生效，給亞洲經濟社會發出的最重要訊息，最淺層的是，中韓經濟融合邁出了互免關稅、產業合作升級、內需市場無縫整合；深一層看，是讓亞洲經濟社會普遍感覺到，中韓FTA啟航，對中日FTA、韓日FTA，乃至於中日韓FTA整合，以及亞太經濟大整合的RCEP談判程序的加速協簽，都向前踏出了重要一步。

此外，還有若干權威國際觀察家，從更高的全球格局層次看，認為中韓FTA的正式開步走，是結合了習近平的「中國夢」與朴槿惠的「漢江夢」，向「歐亞時代」新願景大步前進。

有助帶動多元國際效應

中韓FTA除可加速中韓兩國市場經濟融合的深度與廣度外，更能夠帶動多元多重的國際關係效應。

首先，在雙邊經貿關係層面，中韓FTA必然會產生強大的示範效應，有助於促進亞太區域擴大FTA談判；在多邊經貿關係層面上，中韓FTA也自然會進一步促動更大的溢出效應。

其次，就地緣政治經濟效應而言，中韓FTA對區域政治關係及區域和平有著明確的促進作用，最具體的事例是，由南韓現代集團的現代峨山公司開發、2004年開始運作的北韓開城工業中心，在關閉超過五年之後，北韓政府已在2013年9月16日透過開城工業地區計畫方案，由南北韓共同委員會出面，重新啟動開城工業地區，並促使該工業園區大部分的產品，都能獲得「產自南韓」的原產地證明書；這次中韓FTA的具體成行，當然大大有利於促進朝鮮半島乃至整體東北亞地區的和平與繁榮。

中韓FTA更有加速中日韓自貿區談判，讓東北亞經濟圈早日具體成形，以與東南亞國協(ASEAN)互相構成面向全球經濟市場的犄角輔翼關係，亦能有效帶動RCEP談判的進度，促進更具有包容性和前瞻性的「亞太自貿區」(FTAAP)早日建立。

一帶一路與歐亞倡議對接

「一帶一路」原本即已包含南韓在內，其中的「共商共建共用」原則，與「歐亞倡議」的開放性特點，根本是相通的；2015年10月31日在李克強和朴槿惠的見證下，中韓又簽署了《關於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以及歐亞倡議方面開展合作的諒解備忘錄》和一系列文件，冀盼雙方合作能落到實點。

中韓可以把地緣毗鄰、經濟互補、人文交流的優勢，共同轉化為「歐亞時代」的務實合作與經濟發展優勢，最需要的前提當然是「一帶一路」與「歐亞倡議」無縫「有機對接」，讓中韓合作發展，有個更大的平台與空間；也讓各有關國家能全方位地參與建設，促進歐亞大板塊地區的升級發展。

中韓FTA成行，勢將促使中韓兩國的政治經濟及產業貿易合作，不再僅限於東北亞單一經濟區域，也將作為帶動「歐亞大陸經濟大板塊」整合發展的先聲。

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既有後發先至的實力，且具備完整靈活的產業供應鏈，也有雄厚資金實力；南韓則有充分海外投資和國際合作的經驗，也有技術優勢和企業管理經驗。2015年6月，中韓等共同發起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顯示中韓兩國有意在國際金融上統理合作。

對中國來說，中韓合作可以成為東北亞乃至全面區域經濟整合的東向「定海神針」；對南韓而言，則可以促成南韓經濟自1997年以來的第二次騰飛，是實現「漢江奇蹟2.0」的新機遇，以及具體有效發動以「歐亞倡議」為骨幹的「新北方政策」；而對東亞乃至亞太來說，中韓合作也可為地區主義政治經濟發展帶來強勁的動能。

歷史上，中韓曾經組成過聯合艦隊，共同抗擊敵國的侵略。在中韓FTA具體啟動之後，中韓更將藉此建立起新的「聯合艦隊」，共同「出海」，在海外基礎設施建設與對外投資、協力廠商合作等方面，強化更大空間地理範圍的亞洲區域主義，策動一個新的「歐亞時代」。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俄國學者史柯塞列夫(Bладимир Скосырёв)最近在俄國「獨立報軍事特刊」(Военное обзрение)上，撰文對亞太情勢發展表示了悲觀的看法。

2015年12月16日國際間發生了兩件要事，表面上看來並無太大關聯，但實際上對世局影響卻極為深遠。第一件是延宕已久的美國對台軍售，歐巴馬政府終告點頭，同意向台灣出售兩艘價值18億美元的巡防艦。另一件則是美國聯準會擬將美金利息從0.25提高至0.5，未來美元將更趨穩定，美國貨品也將升值，譬如：美國波音客機的價格就將上漲，顧客當然會選擇價格便宜的歐洲空中巴士，然而，美政府可使用新成立的TPP迫使各國購買美國較貴的產品。

不過，就在美國宣布美元升值的前兩天，中國央行宣布人民幣與美元匯率降為1比6.4495，僅僅兩天之隔，兩個世界主要貨幣，採取了兩種完全背道而馳的政策。為阻止中國成為世界經濟霸權，華府似乎只能訴諸戰爭一途，而事實上，美國也正朝此方向邁進。

南海是國際衝突的熱點

1月16日民進黨贏得大選，由於該黨一向主張台灣獨立，所以即便它不與中國大陸進行對抗，兩岸關係恐怕也好不到那裡去。此外，目前南海問題毫無進展，除大陸和台灣在該地設有軍事基地外，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等國均涉足其間。未來南海地區即便不是國際衝突的熱點，也必將是中國臥榻邊的一塊紛擾之地，不要忘了，1988年中越曾在南海赤瓜礁發生流血衝突。

日本也準備在南海地區對抗中國的發展與建設，2016年東京打算試射XASM-3超音速反艦導彈，並將以一艘7500噸「白根」級護衛艦作為靶艦，毫無疑問，這是日本向中國進行的一項具有政治意味的示威行動。據說，菲律賓先前曾表示要購買該艦，但東京認為國家安全比貿易利益更重要，日本將公開進行這項試射行動。此外，為加強國防安全，日本不僅要開發「第五代」戰機，還將開始使用F-15戰機和魚鷹(V-22)旋翼直升機。此外，日本還將重建海軍陸戰隊，日本並已獲得25輛AAVP-7AIS水陸兩用坦克。

中美在「緬甸問題」也可能挑起戰火。2015年11月，緬甸國會大選，親美政黨大獲全勝，數月前中緬還發生過邊界衝突，國際間有關此項衝突的報導甚少，然而，根據資訊可知，是緬軍先動手開火，緬國空軍戰機為攻擊果敢叛軍，首先攻擊中國雲南邊境地區，並造成若干傷亡。

俄羅斯沒有太多選擇

在這些衝突情況下，俄羅斯將選擇靠哪一邊？第一，無論美國及其盟邦或是中國，皆非俄羅斯的朋友或「對手」。第二，俄羅斯遠東地區開發不足，人口僅630萬，根本無法與俄聯邦其他地區相比。日本北海道人口就有550萬，而中國黑龍江省人口更有3,800萬。至於遠東地區的軍事和經濟情況更糟，緬甸這個窮國在1991年至2015年間，其海軍還增加了20多艘戰艦，但俄羅斯同期戰艦增加數量，竟比緬甸少4倍，如何恢復俄國軍力就甭提了。

2015年12月17日，大陸「新華社」在一篇有關俄國經濟落後的專文中，就對莫斯科如何克服戰略危機表示懷疑，所以，未來亞洲如果發生戰爭，將直接威脅到俄羅斯的安全。事實上，二戰結束以來，東北亞國家邊界僅有少許的調整，特別是1951年以來，由於國際情勢穩定，基本上沒有太大變化，但冷戰結束後，「二元體系」的國際格局遭到破壞，經濟中心發生改變，權力失衡，因而造成軍事衝突的情事頻傳。

現在亞洲各方已將政治、經濟、軍事的烽火點燃，多年來擁有龐大軍力的亞洲，未來極有可能發生武裝衝突，很多國家將利用戰爭作為推動政治的工具，毫無疑問，2016年將是極不安寧的一年。

（作者係前駐俄羅斯資深外交官）

丙申年伊始，朝鮮國防委員會第一委員長金正恩送給韓國總統朴槿惠的一份新年禮物居然是一顆「氫彈」，並且立即透過朝鮮中央電視台向全世界洋洋得意地宣揚這項試爆「成功」的新聞，一時不僅讓韓國「地動山搖」，也震驚中、美、日等國。

首先，隔著三八停戰線的韓國深覺「背後受刺」。主要理由有三：(一)2015年8月韓朝雙方高層經過馬拉松式會談達成的「8.25六項合作協議」字跡未乾，就被當成廢紙般毀掉。(二)1月1日金正恩在新年致詞中只講經濟的重要性，根本沒提及核武，甚至還強調，為了民族的統一願望，隨時願意與任何人坐下來會談，讓韓國誤認金正恩會「洗心革面」。(三)朴槿惠執政三年來，深得韓國人支持的對朝政策一夜之間破碎，讓朴槿惠失去顏面，受到輿論撻伐。

從1月13日朴槿惠在青瓦台（總統府）舉行的「對民談話及新年記者會」嚴肅氛圍，可窺知事態的嚴重性。朴槿惠指出，此次朝鮮第四次核試是一項重大挑釁與嚴峻威脅，韓國不會坐視，一定會讓朝鮮付出相應的代價。

韓國採取多重因應措施

目前，韓國採取的「報復」手段可分為兩個層次來論述：在國內，除與駐韓美軍加強防衛與作戰態勢之外，另重啟金正恩最懼怕的心理喊話，打開設立在最前線11處的擴音器，加上6個新型移動式擴音器，不定時、不定點播放有關金正恩最新的新聞及韓國流行歌曲，讓朝鮮軍民瞭解朝鮮的實況，進一步打擊朝鮮最在意的「最高首領尊嚴」。

國際方面，1月7日朴槿惠分別與美國總統歐巴馬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通了電話，密集商討聯合因應對策。歐巴馬立即派出B-52轟炸機在朝鮮半島上空展示威力，迫使金正恩早日乖乖「投降」。繼韓、日兩國對慰安婦問題達成協議後，日本積極表示支援韓國對抗朝鮮。

另外，韓國也正期待聯合國安理會制裁朝鮮的方案儘快出爐，並且要比前四次：(1)2006年1718號；(2)2009年1874號；(3)2013年2087號；(4)2013年2094號決議案，更強烈、更有效地達到制裁目的，生怕「不痛不癢」的決議無法讓朝鮮真正舉起白旗。

美中不足的是，韓美日三國都已坐鎮，但韓國認為唯一對朝鮮有直接影響力的中國表現「消極」。韓國外交部長尹炳世雖和大陸外交部長王毅通過電話，交換意見，但韓國媒體連日來對習近平主席未與朴槿惠互通熱線，感到遺憾與失望。

朴槿惠不會讓金正恩得逞

其實，此次金正恩不僅打了朴槿惠的臉，也對中美日三國警告意味濃厚。金正恩早已於2015年12月15日正式下達試爆氫彈命令，並於今年1月3日簽字執行。換言之，金正恩已「有備而來」，但未被中美日韓四國「事先預知」，讓金正恩偷偷摸摸「有機可乘」。

從朝鮮發表試爆成功的宣示來看，其主要目的在於：一向國內外誇示其製造核武的能力已達100%；二是宣示朝鮮為核武擁有國；三要對抗美國等國的威脅其守衛生存權；四要彰顯主權國家的自衛權是合法的權利。這些在在說明，金正恩係依據2012年4月憲法明定的「核保有國」，以及2013年3月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通過的「核經並進」政策行動。

由以上可以獲得幾項訊息：一，金正恩不會放棄核武，因為只有核武才能保障其權力與生存。二，光靠自力經營經貿發展有限，希望能得到韓國等的積極援助，賺取外匯。三，韓國甭想企圖拉攏美國顛覆朝鮮政權等。金正恩的策略顯然是，一手緊握核武，另一手貪圖韓國的金援。

朴槿惠對金正恩的企圖有深入了解。首先，朴槿惠出身軍人家庭，長年受過「愛國教育」洗禮，當青瓦台幕僚告知「父親朴正熙意外遇刺」時，她先問前線的國防有無異常。其次，朴槿惠上任以來堅持原則與信賴，對朝政策毫不搖擺，主要是她曾於2002年5月在平壤與金正恩的父親金正日單獨會談過，她認為韓朝雙方再多的會談也無用，因為彼此缺乏信賴，互相猜忌。再者，以意識形態執政的金大中和盧武鉉兩位韓國總統，曾將巨額美金捧送給金正日，讓朝鮮變得只想一味索取，不講信用。

「8.25合作協議」迅速被金正恩丟進垃圾桶，就是鐵證。金正恩可以「玩火」，但必須想到會不會「引火自焚」，導致政權崩潰。

朝核問題可作為台灣警訊

兩韓問題與兩岸一直相互牽連，不能忽略。萬一，兩韓發生戰爭，朝鮮半島陷入緊張情勢，將影響東北亞局勢的穩定。尤其，美國和中國大陸在南海、東海的「擦槍走火」，勢必會延燒至朝鮮半島及台灣海峽。

值得注意的是，金正恩一面玩「核」，另一面要跟韓國「經濟」合作的手法正如同蔡英文一手耍「獨」，另一手要與大陸經貿往來。蔡英文切記：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看看金正恩會得到什麼「代價」，答案就一清二楚了。

（作者係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

在南海主權爭端中，南海周邊四國（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對抗中國大陸的策略之一是將南海主權爭端國際化和複雜化，借助外力制衡中國大陸。具體措施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將美國、日本、國際仲裁法庭等域外國家和國際組織引入南海主權爭端，二是將南海主權爭端「東盟化」，借助東盟聯合對抗中國。

東盟開始介入南海問題

東盟(ASEAN)是一個東南亞國家之間的組織，成立的初衷是為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領域創造合作交流及共同發展的條件，同時提高東盟的政治地位，維護民族獨立。1967年簽訂的《曼谷宣言》和1976年簽訂的《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都未涉及南海問題，南海主權爭端「東盟化」是1990年代之後才出現的。

1992年大陸發布《領海及毗連區法》，東盟外長會議開始關注南海問題；1993年東盟決定接納中國大陸為特邀代表，出席7月召開的東盟外長擴大會議，並在會上討論了南海問題；1994年的東盟外長會議上，菲律賓、印尼等國提出有關南海問題的建議，並將南海問題寫進會議的公報中。

1992年東盟發布《東盟南海宣言》，是南海主權爭端「東盟化」的轉折性事件，標誌東盟開始介入南海問題。該宣言規定：以和平方式解決南海主權和管轄權問題；在不損害直接利益國家的主權和管轄權的前提下強化合作；在《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基礎上建立南海國際行為準則。1992年，大陸外長錢其琛在參加第25屆東盟外長會議時，基本肯定《東盟南海宣言》，在與東盟六國外長就南海問題進行磋商後，大陸提出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願意在條件成熟時與有關國家談判尋求解決的途徑。對大陸來說，考慮到東盟一體化，如果能夠有效發揮東盟對成員國，尤其是南海周邊四國的約束作用，對於和平解決南海主權爭端具有積極意義。

依據《東盟南海宣言》的第4條—在《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基礎上建立南海國際行為準則—的規定，2002年大陸和東盟簽訂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其主要內容包括：由直接有關的主權國家和平解決領土和管轄權爭議；防止南海主權爭端擴大化；在南海主權爭端解決前，強化政治信任，加強經濟、科研、執法等功能性合作。

《東盟南海宣言》僅僅是東盟國家之間簽訂有關南海問題的政治宣言，中國大陸並未直接參與，對於中國大陸沒有強制約束力。《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則是中國與東盟簽署的第一份有關南海問題的政治文件，既對東盟國家有約束力，也對中國大陸有約束力。

從1990年代東盟國家之間簽訂《東盟南海宣言》，到21世紀初大陸與東盟簽訂《南海各方行為宣言》，雖然出現南海主權爭端「東盟化」，但是尚未全面化，有如下幾個特點：其一，東盟主張和平解決南海主權爭端，反對使用武力，這對於維護地區穩定具有積極意義；其二，東盟並未直接介入大陸和南海周邊四國的南海主權爭端，而是堅持不損害直接利益國家主權和管轄權，這一定位並不違背直接當事國解決海洋主權爭端的慣例；其三，東盟主張強化地區經濟、科學考察等功能性合作，這對於加強中國與東盟國家經濟往來有積極作用。

以上幾點與大陸官方的南海政策具有較大共識，因此，大陸也利用東盟外長會議、中國-東盟10+1會議、東亞峰會等中國與東盟共同參與的國際會議場合，就南海主權爭端交換意見，以發揮東盟維護南海和平穩定的建設性作用。

南海爭端「東盟化」

近年來，南海周邊局勢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

一是中國大陸強勢崛起。改革開放以來，大陸長期推行「韜光養晦」的外交戰略，在南海主權爭端上，相對處於「守勢」，這有助於為大陸崛起爭取和平的周邊環境。隨著綜合國力的增強，大陸適時地將外交戰略調整到「奮發有為」，這意味著大陸將更為主動地維護南海主權。

二是南海周邊四國（主要是越南和菲律賓）加緊侵佔中國南海島礁。東盟國家基本都看到了南海豐富的資源、重要的戰略位置等，加緊侵占中國的南海島礁，擴大在南海的活動。

三是美國提出「重返亞太」戰略。大陸在遵守國際法和國內法的前提下維護南海主權的行為，被美國等域外大國歪曲為對南海和平的「威脅」，為遏制中國大陸崛起，美國提出「重返亞太」的戰略，聯合東盟和日本介入南海主權爭端。

在這種新的南海周邊局勢下，南海主權爭端「東盟化」正在發生一些質的變化。由於越南和菲律賓極力將南海主權爭端納入東盟會議的議題裡面，其他東盟國家大多對中國崛起表示「擔憂」，再加上美日等國的炒作，東盟正在由「維護南海和平」向「介入南海主權爭端」的方向演變。

自1992年《東盟南海宣言》公布至今20年來，在與中國大陸的接觸和對話中，東盟竭力在南海問題上塑造東盟「對外一致」的形象，從而將南海問題置於「東盟—中國」對話的關係中。這有兩點可以證明：

其一，2007年通過的《東盟憲章》規定，「在亞細安（東盟）對外關係方面，成員國須在團結一致、共同進退的基礎上，協調並致力於達成共同的立場及採取共同的行動」。可見，相較於《曼谷宣言》，經過40年的東盟一體化建設，《東盟憲章》更加強調東盟對外關係行動的一致性和協同性。一旦南海周邊四國站在對抗中國的立場上，在《東盟憲章》的約束下，很難避免東盟也站在中國大陸的對立面。

其二，近年來東盟會議頻繁發表有關南海問題的言論，意在對中國施壓。例如，2015年4月27日，第26屆東盟峰會發表主席聲明，對南海正在進行的填海造地活動表示嚴重關切，重申維護南海和平、安全和穩定及航行和飛越自由的重要性。

大陸的應對之策

針對南海主權爭端「東盟化」，大陸主要採取如下應對之策，這兩點也被稱為「雙軌制」。

其一，反對多邊機制，主張雙邊機制解決南海主權爭端。南海主權爭端是中國大陸和南海周邊四國之間的主權爭端，解決只能由當事國之間進行雙邊對話，這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和《南海各方行為宣言》裡都有明確規定，東盟不是直接當事國，無權介入南海主權爭端。

其二，積極發揮東盟在南海主權爭端中的建設性作用。東盟雖然不能介入南海主權爭端，但是可以對其成員國發揮約束作用，同時能夠為中國和南海周邊四國解決南海主權爭端提供對話平台，因此有必要重視其建設性的作用。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1月16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正式開業營運。截至1月17日，57個創始成員國中已有30個意向創始成員國批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下稱協定），並提交批准書，股份總和占比達74%。根據協定，至少要有10個簽署協定的成員國提交批准書，且其初始認繳股本的加總數額不低於認繳股本總額的一半，協定才告生效。

打造成新型多邊開發銀行

亞投行首任行長金立群1月17日在記者會上表示，有信心把亞投行打造成一個真正的21世紀新型多邊開發銀行；它會「擁有非常好的制度體系」：董事會和管理層之間有明確的職責分工；亞投行不設常駐執行董事會，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金立群也強調，亞投行的核心價值觀是「精幹、廉潔和綠色」。要做到這一點，首要之舉就是依照高標準建立典章制度，打造強有力的企業文化。

亞投行的競爭力體現在三個層面：第一，中國目前有4兆多美元的外匯儲備，民間大量的資金也在尋求投資管道，因此亞投行有先天的資金優勢；第二，從籌劃到正式成立只有18個月，足以證明中國人的辦事效率極高；第三，中國人「在商言商」，亞投行的投資與政治脫鉤。

談到亞投行的評級問題，金立群希望評級機構可以考慮到兩點：第一，亞投行的實繳資本占註冊資本的20%，在類似機構中為最高；第二，亞投行擁有一流的管理層；即使是最壞的情況，亞投行也可以從巨大的中國市場獲得資金。金立群透露，亞投行的第一波投資可能會在2016年第二季展開。

亞投行被認為是中國試圖挑戰現有國際體系的舉動之一，並被認為將挑戰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機構。對此，金立群說，「太平洋和印度洋足夠大，歐亞大陸足夠廣闊，可以容得下多一個小小的多邊發展銀行。有什麼好擔心的呢？」這個說法與習近平曾對美國說的「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發展」，有異曲同工之妙。

其實，亞投行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不會相互競爭的原因有二：一是市場投資需求巨大，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亞投行的投資加在一起都解決不了融資需求。二是亞投行是在亞洲國家改善基礎設施、需要巨額投資的歷史時刻應運而生的，它的投資項目是基礎設施，而且主要在亞洲地區。

中國在亞投行的地位

中國在亞投行的主導地位是不爭的事實。主導有兩層意思：一是持股比例決定話語權，二是中國是亞投行的發起國，具有先天優勢。按現有各創始成員的認繳股本計算，中國認繳297.804億美元（占比30.34%），不但是第一大股東，也擁有最大的(26.06%)投票權，這意味著中國對重大事務擁有「一票否決權」。

對此問題，金立群回應，中國目前的高持股和投票權比例是一個暫時的現象，除了首批57國之外，至少還有20多國在門外排隊，隨著新的成員國不斷加入，中國和其他創始成員的股份和投票權比例均將被逐步稀釋、「攤薄」。而且「攤薄」不是平均的，中國的股份比例會相應下降得更多。

有關美國及日本還未加入的問題，金立群說：「亞投行的大門將一直對等候入會的國家開放」。

筆者以為，美國已主導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日本則主導亞洲開發銀行，他們各自有可以掌控的投資和融資管道，自然付得起「不加入」的代價。

不過，美國政府雖然受國內政黨政治的掣肘，但遲早會加入亞投行，因為亞投行投資亞洲國家的能源、電力、鐵路、公路、港口和城市建設、互聯網等基礎設施，對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將造成長遠的和持久的影響，美國不可能長久不加入亞投行。

至於日本，中國目前的GDP已兩倍於日本，購買力平價(PPP)已三倍於日本，日本應該認清這個大的趨勢，應該把亞投行看作是一個機會，而不要把它變成失去的機會。

亞投行與中東國家發展

亞投行創始成員國中不少為中東國家，當前低油價令中東能源大國不得不加快經濟轉型步伐，以擺脫對石油貿易的依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為雙方合作開闢了新的發展前景。

未來10年，中阿雙邊貿易額有望達到6,000億美元，而杜拜龍城已成為中東國家「向東看」的縮影。杜拜龍城2004年開業，目前有中國商店約3500家，是中國在海外最大的商品集散貿易中心。龍城二期正在擴建，預計可容納商店約8,000家。

從沙烏地阿拉伯、巴林等海灣阿拉伯國家到北非的埃及，從橫跨歐亞的土耳其到伊朗，都對與中國發展經貿夥伴關係興趣濃厚，而中國的「一帶一路」為彼此間的深化合作搭建了新平台。

沙國2016年開始實施新的「五年計畫」，力促經濟多元化。擁有製造業優勢的中國和擁有能源、投融資領域優勢的沙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進行合作，將有助於推動雙方經濟轉型升級。

埃及正籌劃以高技術產業為主體的「蘇伊士運河走廊經濟帶」，中國與埃及等中東國家在高科技產業領域的合作前景廣闊。

伊核問題的破冰，為伊朗重啟對外經貿合作鋪平了道路，也可預見中伊雙方在高鐵、航空、通信、電力、工程機械、產業科技園區等領域，有巨大的合作潛力。

台灣加入亞投行問題

有關台灣加入亞投行的問題，金立群表示，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成員都可以加入成為成員。台灣並非世界銀行成員，曾以「中華台北」的名義申請加入，但遭到拒絕。按照亞投行協定，各意向創始成員國應在2015年12月31日前完成本國立法機構的批准，才能成為亞投行的創始成員。

他也指出，台灣是「不享有主權或無法對自身國際關係行為負責的申請方」，應由「對其國際關係行為負責的銀行成員」，亦即只能由中國同意，或代為申請。「作為中國自己家裡的事，由我們自己家裡的人來討論」，明顯道出中國大陸對台灣加入亞投行的立場。

近年來大陸快速發展、國際實力壯大，而台灣反而在綠色政黨的炒作下，統獨對立與「中國」劃清界線，抵制一切與「中國」有關的事物，網路上甚至有人鼓吹不要認同「中華文化」。如此病態的思維若繼續惡化下去，台灣不只經濟會更邊緣化，恐怕連固有文化也會垮掉。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大外交學系兼任教授）

2016大選，不論是民進黨贏得總統及立法院多數，或第一次參選的時代力量一躍成為第三大黨，都與青年選票有著密切關係。

青年返鄉投票激增

近兩三年來，台灣陸續發生許多大型青年社會運動，包括洪仲丘、太陽花及反課綱微調等，無論立場如何，都顯示青年對於政治參與比以往有興趣且更主動。

自2014年九合一選舉以來，年輕選票使台灣整個政治板塊產生劇烈變化，今年大選又適逢寒假期間，年輕人投票更加踴躍。這次總投票率為66.27%，是10年來最低，但台灣智庫調查發現，20-29歲年輕族群的投票率卻高達74.5%，同時，20-39歲的族群，有近九成支持蔡英文，只有不到一成投票給朱立倫。

這也顯現青年及首投族將會是選舉的主要戰場，國民黨之所以大敗，也被外界說是不夠重視青年，不但黨內勢力通通由老一輩壟斷，執政不佳，青年政策也做得不夠到位，國民黨與年輕一代的距離越來越遠。

反觀獲勝的民進黨，從資深天王級人物，到蓄勢待發的中生代，以及最年輕的青年人才都有，許多青年入黨沒幾年就能當上議員，或位居行政首長身邊的要職，縱使黨內資源相對較少，但青年人就是不怕沒舞台。

第三勢力趁勢而起

在經歷兩大黨輪流執政後，整個大環境還是沒改善，政局越來越混亂，青年普遍感到失望，這也造就了小黨林立。但許多主打破除藍綠的第三勢力，只有時代力量是最大贏家，其他黨不是成績普通就是兵敗如山倒，其中親民黨只有3席不分區，勉強在立法院保住一個黨團，與其合作的民國黨則是一席都沒有。

綠社盟原本呼聲極高，並宣稱不分區一定過5%，結果出來後卻僅有2.5%，區域立委更是全軍覆沒。就其原因，黨內大多是溫和學者、堅持理想的社運人士、以及對主流政治失望的青年，雖廣受好評，但因與現實脫節，缺乏基層的支持及組織動員能力，導致最終的失敗。

反觀「時代力量」，一開始就積極靠攏民進黨，取得宣傳及選戰話語權，結果三席區域立委全上，不分區在民進黨最後喊出告急牌後僅取得6.1%(兩席)，但還是直接躍升國會第三大黨。不過，它先前一方面與民進黨過於接近，一方面又宣稱要終結藍綠惡鬥，未來在國會動向，將備受關注。

剖析「時代力量」區域候選人，每個人都有其故事性，也懂得大做宣傳。以閃靈樂團主唱林昶佐來說，過去就積極參與台獨、藏獨等政治活動，又曾是民進黨競選總部青年部執行長。洪慈庸則挾洪仲丘事件的高曝光率及白衫軍的社運能量。有「學運戰神」之稱的黃國昌，藉由先前在學運期間的發言及表現，吸引了眾多太陽花青年支持。這些富有故事性的候選人除了為自己打響知名度外，也直接拉抬了自家的不分區政黨票。

綜觀這次第三勢力政黨，除了宋楚瑜及徐欣瑩的親民黨與民國黨外，其他呼聲高的政黨大多與民進黨合作，民進黨也禮讓了幾個區域立委，但選舉結果顯示，一個靠別人禮讓的政黨，是不能稱為第三勢力的，充其量只能說是側翼，或是泛綠政黨而已。

周子瑜成了最後一根稻草

選舉前一晚，周子瑜道歉影片瞬間在網路上流竄，使得許多年輕人相當憤怒，這也成為壓垮國民黨的最後一根稻草，由於藍營政黨來不及反應，導致事件直接延燒至選舉當天，似乎也預告著選戰將更加慘敗。

其實，就選舉結果來看，本次總統大選投票率66%是自直選以來的新低，何以蔡英文可以獲得56%的選票？當中青年選票就占了大多數，這跟道歉影片脫不了關係。

周子瑜事件直接激化藍綠對立以及台灣本土意識，這也導致原本民調大好的「時代力量」及綠社盟受到影響，許多綠軍選民自動歸隊，希望能強化本土派的主流政黨，最後使得民進黨在大選獲得總統大位及國會的穩定過半，進而達到完全執政，是否會造就多數暴力，未來仍值得觀察。

國民黨敗選，而且敗得很慘，這早為意料中的事，一年前的九合一，同樣是這樣的結果。九合一敗選的主因，在於太多藍營支持者「教訓國民黨」，一年後這些人仍不原諒國民黨，而且是從生氣到洩氣、失望到絕望。算一算，這次蔡英文的得票和4年前比，其實並未增長多少，卻有將近150萬的藍軍「消失」了，根本不出門投票。

敗選了，當然就要反省與改革。然而，令人疑惑乃至不可思議的是，國民黨敗選後被提出來的首要改革事項，竟然是「中國國民黨改名為國民黨」。說穿了，這就是不折不扣的「去中國」，上一回大搞「去中國」的那個人，名叫陳水扁。從中華郵政到中國石油，全讓陳水扁換了招牌，連「中華民國」也差點給改掉。

如今，重啟「去中國」風潮的換成了當年反扁的國民黨，唱戲的主角是所謂由國民黨青年世代組成的「草協聯盟」。選舉期間從洪辦發言人再變身朱辦發言人的徐巧芯、李正皓，跟著在太陽花時請辭落跑、自稱「台獨分子」的國民黨「前發言人」楊偉中，洋洋灑灑提出「中國國民黨改名為國民黨，應該公開討論」的改革主張。事後，徐巧芯還特別澄清，他們不是主張國民黨要改名，而是認為這個問題應該公開討論。

問題是，為什麼需要討論「中國國民黨改名」這個議題呢？他們到底唱的是哪齣戲？

其實答案也不難理解，改名只是這齣戲的幌子，真正的劇情就是這些國民黨青年口中的「路線大辯論」，亦即國民黨也必須跟上李登輝、陳水扁辛苦了20年的「去中國化」之路。去年的換柱風波，朱立倫指稱洪秀柱「偏離國民黨長期的主張及主流民意」，其實就已經是檯面下的路線之爭，如今只是繼續選前沒吵完的路線問題，並且從檯面下浮到檯面上而已。

我們可以合理地懷疑，國民黨裡早就窩藏了一批認同「去中國化」的人，才會精準地掌握選後的時間點，假借「改革」的外衣挑動這個議題。當然，辯論路線本身並不是什麼壞事，如果國民黨確定了「去中國化」路線，以後就不要再用「反台獨」騙選票，可以名正言順地讓新黨取代中國國民黨。未來的立委選舉，也不必再用「防止民進黨更改國憲」的理由催票，因為既然國民黨都「去中國」了，那如中華民國跟著「去中國」，國民黨有什麼理由反對？

當然，新黨絕不認同這麼做，所以堅持國民黨不應「去中國化」的洪秀柱，被說成了會讓國民黨「新黨化」。有意思的是，如果要這麼說，那「去中國化」的這條路應該是「台聯化」，自身已失去路線的國民黨，到底是要新黨化，還是台聯化？

也許你會問，如果是「時代力量化」呢？很抱歉，要做「時代力量」還必須敢衝敢撞，國民黨沒有這個能耐。

（作者係青年政治工作者）

2016大選結果，果然毫無懸念由綠營獲得壓倒性的勝利，時隔67年國民黨再次體會到了什麼叫1949。本來大家以為國民黨經此大敗，總該好好反省自己究竟做錯了什麼？沒想到媒體報導，國民黨祕書長李四川居然說，「周子瑜是敗選原因之一」，還有人形容，周子瑜效應比2004年3.19陳水扁兩顆子彈的催票效果還可怕。

國民黨會大敗早就是眾所周知的事，那還欠黃安或周子瑜出來催票？由於國家認同的混淆不清，年輕人血液早已混入台獨與獨台的成分，周子瑜事件只是讓這些年輕人更堅定反中，或許有些本來不投票的人因此去投了綠營，但這與大選的勝敗還差得遠了，國民黨自己沒種承擔敗選的結果，還好意思把責任推給黃安，無恥的行徑令人作噁。獨派人士既然敢公然宣揚台獨，為何還要怕黃安舉報呢？國台辦說「不能一邊賺大陸錢，一邊搞台獨」，那就該拿出實際作為，證實所言不虛。

這次周子瑜事件徹底暴露了藍營真正的問題。綠營炒作周子瑜道歉本是天經地義，但一堆藍營的人也以為這事攸關「人權」與「言論自由」，全體一起跟著綠營痛批黃安，陸委會居然還公開要求國台辦約束大陸民間行為，這種公然「反民主」、「反人權」的言論，顯示整個藍營徹底向綠營下跪投降。結果，羅志祥說「我是中國人」被台灣網民圍剿，卻不見那個人出來聲援他的人權與自由？假如國台辦比照陸委會的荒唐行為，要求陸委會約束台灣民間反中行為，我們能接受嗎？

周子瑜與羅志祥所受到的差別待遇，說明這是台灣國對中華民國的內戰，兩個國家的人奢談什麼自由與人權？

藍營敗，就敗在藍營上至高層下至選民，通通沒有「革命意識」。藍營以為自己在「選舉」，台灣在走自由民主、政黨政治的路；獨派卻是在搞「革命」，他們要革中華民國與中華文化的命，選舉對上革命，勝負當然立判，沒有革命意識的藍營，怎能不越打越輸？要對付革命，唯有用革命的方法對付之，獨派要革中國的命，我們唯有革台獨的命，才有辦法不總是落在下風。

在周子瑜的事件中，藍營若有革命意識，就該記得毛澤東說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誰是敵人？誰是朋友？推波助瀾炒作道歉影片的獨媒當然是敵人，所以，我們該嚴厲譴責獨媒藉機操作反中意識，這才是面對這次事件的正確作法。

藍營的人民群眾倘若還不覺醒，丟掉那些對選舉與人權的幻想，好好準備與獨派展開一場意識形態的徹底戰鬥的話，那只會一次又一次地看著綠營在台上耀武揚威。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