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6日，新聞界前輩黃天才先生在台北辭世，享嵩壽98歲。適值台灣疫情肆虐之際，家屬低調治喪，未驚動各界，直至近日始有親友發起出版紀念文集。我與黃先生有同事情誼，曾參與36年前《中央日報》國際版改版事宜，特此為文追悼他。

初識黃副社長即被重用

1985年10月，《中央日報》航空版的改版計畫正如火如荼地進行，駐日本特派員黃天才奉調回台北總社，擔任副社長兼航空版主任，主持改版事宜。

那時我還在《中國時報》工作，對此事一無所悉。有一天突然接到「文訊雜誌」發行人孫起明來電告知此事，並說黃副社長亟需一位副刊主編，問我有沒有興趣。我當時在休年假，正好閒着沒事，便答應去見黃副社長。

對於這位新聞界前輩我景仰久矣，他奉派在日本工作長達26年，是真正的「日本通」，他所寫的有關日本的文章我從未錯過，能有機會與他見面當然求之不得。

那天是10月6日，一個星期天的中午，地點在福華飯店「蓬萊屯」台菜館，在座的還有文工會副主任朱宗軻，二位都是新聞界的先進，我這後生晚輩哪有置喙的餘地，沒想到三人一見如故，談得十分投機，深談之後我對航空版改版總算有所瞭解。

《中央日報》航空版創立於1956年，是對海外華人發行的一份中文報刊，內容是台灣版的精選版，副刊全部沿用「中副」。免費贈送給海外僑界和各大學圖書館，發行遍及全球，30年來一直是海外華人和留學生的精神食糧。我在美國留學期間，最大的精神寄託便是到圖書館看航空版，以慰思鄉之情，因此對它並不陌生，三人很快就進入話題。

國際版副刊「海外」試刊

這次改版的幅度相當大，連名稱都改為「國際版」，強調自採自編，為此還成立了編輯部，新聘了20多位編採人員。其中最大的變革便是副刊，把原本的「中副」停掉，要推出一個適合海外讀者的副刊，希望能做出與《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同樣的水準和風格。由於我剛從美國留學回來，且在「人間」主編高信疆的手下工作，他們覺得我是最適合的人選，很希望我能擔任主編一職。

由於茲事體大，我不敢貿然答應，他們便希望我來試編三張看看，試編之後再來談人事問題。我一時推託不了，便接受了試版的建議。回家擬了幾個版面和主題，找來老友李男權充美編，二人就煞有介事地編起三張「虛擬」的副刊。

版面做好之後我拿去給黃副社長看，原以為就可交差了事了，沒想到他又約了朱宗軻和負責試版的總編輯許志鼎來討論。他們十分滿意李男設計的版型，我所規劃的內容也受到肯定。至於副刊的名稱，朱宗軻建議用「海外」，就此確定下來。以後連着又試了幾次版，我也跟着忙碌起來，原本只是「玩票」的心理，這時已被強烈的參與感取代了。10月底試版完畢，文工會主任宋楚瑜特別接見我們，表示嘉許、慰勉之意。

此時黃副社長再度表達了心意，要我接「海外」副刊主編，為此我特別徵詢高信疆的意見，我原本以為高先生會反對，沒想到他表示樂觀其成，認為這是個很好的機會，可以磨練我獨當一面的能力，廣交文化界人士，我才如釋重負，加上黃副社長和我懇談了幾次，我終於被他的誠意感動，11月15日便轉換跑道，開始到中央日報社上班。

「海外」受到海外讀者重視

國際版的編輯部位在中央日報舊大樓的頂樓，是一棟加蓋的辦公室，中間沒有隔間，一眼可以望穿，20多位編採人員即擠在這兒上班。副刊組除了我之外，另有一位文字編輯和一位美編。三人都坐上編輯台了，抽屜內卻連一篇存稿都沒有。我這主編有如熱鍋上的螞蟻，沒有一刻能坐得安穩。

為了突破僵局，我向黃副社長爭取到最高的稿費，然後廣發英雄帖，由我具名的邀稿函超過500封。我深知名作家個個惜墨如金，光靠邀稿函是不夠的，還得勤打電話、熱線追踪。在版面設計上我同樣殫精竭慮，「海外」經由不斷地試探，才摸索出方向，樹立自己的風格。

1986年1月1日，「海外」終於以嶄新的面目在海外出現，編輯的工作也上了軌道。埋首在文字堆裡，雖然案牘勞形，心情卻是充實而愉快的。因為正常出報後，稿子就像雪片般從海內外各地飄來，堆滿了編輯台，解決了我的燃眉之急。

6月下旬，我應「美西華人學會」之邀，赴洛杉磯參加該會舉辦的人文社會組研討會，有數百位讀者與作家到場聆聽。會中我報告了「海外」副刊改版的經過、編輯方針以及今後努力的方向，與會的讀者也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場面比島內的研討會還要熱烈。

會後我繼續飛往舊金山、芝加哥、紐約、華盛頓等地，拜訪旅居各地的學者、作家，除了向他們邀稿，也聽聽他們的意見，最後還順道回到母校威斯康辛大學，與師長、朋友歡聚。這一趟旅行，使我得以面對海外的讀者與作者，與他們熱情互動，可謂滿載而歸。

日子在忙碌中總是過得特別快，中秋、重陽、國慶、耶誕、除夕，配合節慶所製作的特輯一一推出後，才驚覺一年已告尾聲。百忙之中我完成了終身大事，緊接着報社又有喬遷之喜，搬遷到八德路二段的新廈，我也擁有獨立的辦公室，比起舊大樓有如置身人間天堂。

身負改版重任的黃副社長，也因圓滿達成任務榮升社長。不過，他的辦公室在另一個樓層，離我們更遠了，再也無法像過去一樣，截稿過後就到編輯部轉轉，和同仁聊上幾句。他個性隨和，喜歡講笑話，常逗得我們哄堂大笑，因此私底下都稱他為「天才老爹」，其實新聞界都尊稱他為「天公」，同樣很有親和力。

編輯、出版「海外選集」

1987年底台灣解除戒嚴後，報業真正進入戰國時代，各大報紛紛增張擴編，來面對更激烈的競爭。《中央日報》的壓力大增，不得不調整體質，增加張數與版面，以與民營報紙競爭。

黃社長基於多年的旅日經驗，決定引進在日本頗受歡迎的「週末版」或「別冊」，名為「星期增刊」，每星期日隨報紙發行。為了精簡人力，「海外」副刊再改回為「中副」，編輯人員納入採訪組，我則升為副總編輯兼採訪組長，負責「星期增刊」的編採業務。「海外」副刊在發行二年後走入歷史，成為中文報業中壽命最短的副刊。

為了讓這段歷史不至於留白，黃社長決定出版「海外選集」，讓在「海外」刊登過的文章能保留下來，讀者也有閱讀的機會，由我掛名主編。從第一年刊登過的2,500多篇文章，500多萬字中挑選出來的精品，分6冊共60萬字，為第一輯，於1987年6月由中央日報出版部出版。由於設計新穎，印刷精美，出版後頗受歡迎。翌年6月又出版了第二輯，共7冊，100萬字。

「海外選集」皇皇13冊，總字數超過160萬字，每一頁、每一章都充滿我的感情與記憶，也留下我與每位作者結緣的喜悅，我所付出的心血與努力盡在其中，可視為我在「海外」副刊工作二年的總成績單。

這一切都要感謝黃天才社長，我心目中永遠的「天才老爹」，因為有他的支持，34歲的我才能勇敢逐夢，在「海外」開疆闢土，為自己年少輕狂的歲月，留下永恆的一章。

(作者係資深編輯、作家)

作為一名出生在台灣的中華兒女、唐山公子孫，有幸健在北京頤養天年渡九五，回望逝去的歲月，覺得此生能為貧窮落伍、任帝國列強欺凌的祖家人做了幾件善事，與祖家人一道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值得向列祖列宗稟告。

一、我10歲(1937年)隨父母回到大陸祖家。18歲投筆從戎參加台灣義勇隊，為抗戰勝利和台灣光復做了一些努力。光復那一年，在彰化女中當語文教師。

二、1946年考取台灣省公費生，保送廈門大學。1947年加入中共地下黨，參與廈大愛國學生運動領導。再次投筆從戎到閩南山區開闢游擊新區，任安溪游擊隊隊長、中共永春縣工委書記。

1949年8月與南下大軍會師後，調到漳州，參加福建第六軍分區的組建，任政治部民運科科長。1950年初奉調十兵團政治部，任台灣幹部訓練隊隊長，加入解放台灣的行列。我的青春年華為數億祖家人的翻身解放、當家作主，做了有價值的奮鬥。

三、解放台灣受阻後，下地方工作22年，先參加了三個縣的土地改革，幫助貧困農民「耕者有其田」，後調任福建省農業行政部門當科長，壯年歲月為祖家農民改善生活做了有意義的事。

四、47歲三著戎裝，奉調福建前線電台，當了8年副總編，為和平解放台灣盡力。後轉北京，參加在大陸的台灣人的聯合團體「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籌建，並當選首屆和二屆專職副會長，兼《台聲》雜誌的首任社長、主編。大家都把和平統一的希望，寄託在台灣人民身上。作為一名台灣省籍共產黨員，當然責無旁貸。我相信咱在台灣的中華兒女，一定不會辜負祖家親人的信任。

五、60歲後回福建祖家，任黎明職業大學第二任校長。負責籌建校黨委，並任該校首屆校黨委書記兼校長（1990-1993）。晚年為培養我成長的母校，做了件感恩的事。

此外，我曾任全國政協委員等職務。還榮獲政府頒發的抗戰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紀念章等。我們在大陸的台灣人，與各省市人一樣，享有中國公民的一切合法權益。

我離休前是正司級幹部。退休後享受與在職時一樣的待遇。我相信兩岸統一後，2,350萬台灣人，會和我一樣享有中國公民的權益和榮耀！

當今，中國14億人民團結奮鬥，已經崛起為世界第二強國，不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勝利在望，正在向中國式現代化強國勇奔，而且正引領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作為堂堂正正的中華兒女，我們多麼榮耀！

離休30多年來，我仍不忘初心，老驥伏櫪自奮蹄，繼續為祖國統一、中華民族復興盡一份心力。95歲生日寫下此生感悟與期待：九五台郎頤天年，初心不忘懷兩岸。春雷乍響催一統，百歲猶健慶團圓！

（作者係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前副會長）

1960年5月，毛澤東向慕名來訪的英國蒙哥馬利元帥說，自己一生最感到自豪的戰役，不是1948年內戰時的三大戰役，而是1935年的四渡赤水戰役。

毛為什麼這樣高度評價這場戰役？考其原因，不外下列三個。

一是毛本是一介書生，為形勢所逼不得不一手拿著書，一手拿著槍桿子搞革命。這是他人生重大的轉捩點，因此銘記在心。

二是四渡赤水之役，是毛在紅軍和中共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不顧自己在黨內的地位和職責（博古是黨的最高領導、周恩來是軍事決策者、朱德是紅軍總司令），不顧自己在軍事專業領域是個門外漢，更不顧共產國際顧問太上皇李德飛揚跋扈的權威，毅然挺身而出，出謀劃策，頭一次指揮紅軍這麼大規模的戰役，結果以勝利告終，從而挽救了紅軍、黨和中國的革命。

三是在四渡赤水前的湘江之役，紅軍遭遇空前潰敗，從8萬人銳減至3萬人，大部分家當都扔進了湘江，元氣大傷；連同共產國際保持聯絡的無線電發報機也沉入湘江，從此不必事事請示不懂中國國情的外國人，走上中國自己的革命道路。

總結而言，這時的紅軍內憂外患交逼而至；內憂者是看不到希望前途，外患者則為蔣介石幾十萬的追兵，加上空中飛機不停地轟炸，稍有不慎，紅軍就有被蔣剿滅的危險。

四渡赤水就是在樣的惡劣的時空背景下發生的。以下簡單回顧一下1935年初，四渡赤水的實際歷程。

一渡赤水。1935年1月底土城戰役失利後，毛令紅軍在土城至猿猴場一線的各個渡口分兵三路，西渡川黔交界的赤水河，向川南前進。

二渡赤水。同年2月中下旬，乘貴州空虛，從紮西掉頭東進，在川南的太平渡、二郎灘二渡赤水，重入貴州，把尾追的蔣軍拋在長江兩岸。3月初直取婁山關，再占遵義，取得長征以來最大的勝利。因毛指揮有功，成為前敵司令部總政委。3月中旬成立新的三人團，後稱軍事領導小組，周恩來任組長，毛負責指揮紅軍。

三渡赤水。3月中旬，蔣採用德國顧問漢斯.馮.塞克特建議的碉堡戰術，廣建碉堡，企圖重兵圍殲紅軍於遵義、鴨溪一帶。毛則突然北進，在茅台三渡赤水，再度進入川南。

四渡赤水。3月下旬，蔣重施故技，在川黔滇交界一帶廣建碉堡，重兵圍殲，阻止紅軍北渡長江。毛則突然掉頭東進，回師貴州，在二郎灘四渡赤水。

3月底，紅軍主力南渡烏江。毛得知蔣正在坐鎮貴陽親自督戰，遂令紅軍主力佯攻貴陽。蔣急調雲南的孫渡趕來護駕，但毛突然又掉頭西進，矛頭直指雲南。蔣中了毛兩次聲東擊西之計，如今雲南空虛，毛急令紅軍主力乘機假道雲南西去，北渡北盤江。

此時，由中央軍、川軍、滇軍、黔軍組成的幾十萬蔣軍，已被遠遠甩在後面。此後，紅軍就像雄鷹一樣海闊天空，在大西南上空翱翔，然後轉向北方，迎接更艱險的挑戰。

四渡赤水以勝利告終，蔣深感震驚，哀歎「這是圍剿以來的奇恥大辱」。不過，毛的這次勝利並不能證明蔣的無能，因為在此之前蔣曾打敗地方軍閥張作霖、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白崇禧，只是不幸的是，這次碰到的對手是不世出的戰神毛澤東！

綜合這四渡赤水的戰役，毛指揮戰役的特點，可以歸結如下：

一是毛在山巒疊嶂、溝壑縱橫的川黔滇邊界的廣闊大舞台上，使用「聲東擊西、虛虛實實、真真假假」的靈活機動戰術，讓蔣摸不清紅軍主力的行蹤，以致被弄得暈頭轉向，不知所措。

二是毛始終掌握著戰爭的主動權，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單就蔣採用的碉堡戰術而言，不啻是兩個德國人的戰役；即蔣的德國顧問塞克特的碉堡攻擊戰術，對上紅軍的德國顧問李德的碉堡防禦突襲戰術。結果，毛從李德、博古奪回紅軍指揮權後，利用大西南山高溝深的地理特點，機動迂回，繞開碉堡，不是李德那樣的硬碰硬，以致令兩個靠碉堡打仗的外國職業軍人白費力氣。

三是毛將中國農民革命的土法子現代化，農村包圍城市，草莽江湖進攻城市。打這種戰爭勝負取決於人、人的精神思想，不是武器，不是物質。毛對紅軍嚴格講求紀律、組織、思想政治教育，從而將紅軍打造成一支有目標、有靈魂、有紀律，會打仗的現代化軍隊。

四是毛個人異於常人的軍事稟賦，以及敏銳的預見力和對敵情的分析力、判斷力。

這四點，無一不在四渡赤水的一系列行動中展現出來。於是，在毛的指揮下，紅軍跳脫出幾十萬蔣軍圍追堵截的包圍圈，取得戰略轉移上的大勝利，挽救了紅軍，初步奠定了長征勝利的基礎。

四渡赤水戰役放在中國近代史的背景下來考察，富有下列幾層意義：一是毛的成就，主要歸因於當時中共中央的高層領導人，如博古、洛甫、周恩來、朱德、劉伯承、王稼祥、彭德懷等人，面對蔣的碉堡圍殲戰術一直被動挨打，苦無良策；否則輪不到毛的臨危受命。

二是時勢造英雄。毛打破了自己身分地位的制約，提出富有創意的獨家看法，令對軍事負有最後決策權力的周恩來，以及久經沙場的軍事指揮官彭德懷、劉伯承、林彪等，都不得不信服他卓越的軍事指揮能力。所以說，四渡赤水出了個毛澤東！毛在此戰役中立了奇功後，對此役只是輕描淡寫地說確有其事，並強調他是迫於形勢，從一個文人放下筆桿子，從實戰中，而不是從軍事院校和書本上學習如何打仗。

三是四渡赤水證明，中國革命的道路絕非宋教仁所鼓倡的西方和平議會道路，而是中國傳統的農村包圍城市，草莽江湖進軍城市的暴力鬥爭道路。所以，一個革命者必須懂得和準備好走長期鬥爭的道路，這是中國革命取得成功必須遵循的唯一道路，別無他他途。毛就是這樣的革命家。

(作者係旅美體制外歷史學者)

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中國政府一直高度重視。1968年，聯合國公布釣魚島附近海域蘊含豐富石油，中國外交部即召集地質部部長李四光等人研究釣魚島問題。1969年11月，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致函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建議政府對釣魚島主權做出聲明。1970年底及1971年，中國政府多次在《人民日報》通過新華社發表嚴正聲明，1972年向聯合國鄭重聲明釣魚島主權，嚴厲譴責美日勾結圖謀竊取中國領土。

1970年底，由台灣、香港留學生自發興起的海外「保釣」運動引起了新中國的高度關注。尤其是1971年4月10日在美國華盛頓的大遊行，震驚世界。中國政府在堅定維護釣魚島主權的基礎上，高度評價保釣運動，公開聲援海外學子的愛國義舉。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非常關注保釣運動，也關心海外參與保釣運動的人士與團體。

當時處於特殊的歷史時期，為了保護這些愛國學生，周恩來總理的這些會面絕大部分都沒有公開，隨著時間的流逝，參與會見的保釣團成員由於記憶的誤差，導致連周總理到底接見了幾次海外保釣團體、每次接見的時間和成員等資訊都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為了廓清迷霧，筆者結合清華大學圖書館保釣資料收藏研究中心的館藏及相關文獻，試圖對周總理會見海外保釣團體的史實進行梳理。

一、關於「保釣第零團」的接見

李我焱回憶，1971年4月10日美國華府大遊行之後不久，他收到中國政府的電文，邀請海外保釣學生組團回國，參加1971年國慶觀禮活動。最終成行的訪問團由李我焱、陳恒次、陳治利、王春生、王正方5人組成，這5位是保釣運動美國各個地區的聯絡人，均來自台灣省。他們組成了學生代表團，回國時作為加拿大跟美東、美西三個地方華僑團的一部分。國慶日前夕，他們一起途經香港進入大陸，被安排在旅遊團裡先參觀廣州，然後到北京。

關於保釣第零團的接見時間，當事人提出了兩種說法。起初李我焱、王正方提供的時間都是相同的，後來王正方更改了說法。第一種說法是「1971年11月23日」，此種說法分別見於2005年王正方與2013年李我焱的回憶文章。王正方在《明報》2005年7月23日發表的《周恩來與台灣保釣領袖深宵密談》一文中寫道，「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那天應該是星期四。」無獨有偶，李我焱在《周恩來會見台灣「保釣」團》一文裡寫道，「11月23日晚上9點多鐘，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接見了我們」。這兩位當事人對於接見日期的回憶保持了一致，乍看可信度頗高。不過，這說法最大的矛盾之處在於，1971年11月23日並非星期四，而是星期二。

這個疑問困擾了筆者好幾年，直到看到第二種說法。2019年12月23日，王正方在李雅明的訪談裡再次提到周總理的會見。李雅明問：「你們見周恩來是10月的事情吧？」王正方回答：「11月第三個禮拜四，我記得很清楚」。關於這句話，編者在頁下注：「1971年11月第三個禮拜四為18日」。結合兩次王正方的回憶可見，他對於會談當天是星期四的印象非常深刻。

果真如此嗎？筆者在《周恩來年譜》上看到了不同的記載：1971年「11月17日，會見台灣留美學生、保釣運動地區負責人李我焱等人。」該年譜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以外交部保存的周總理外交活動檔案為基礎，權威性與可信度都很高。由於通宵夜談，一直談到次日凌晨，正好是星期四，所以這個時間還是比較可信的，也能解釋王正方對「星期四」印象深刻的原因。

關於這次會見，結合李我焱、王正方、陳治利、王春生等人的回憶，大概可以還原當時的場景。當時接見的地點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陪同周總理接見的有馬文波、羅青長、章文晉、林麗韞、唐樹備等人。當時新中國剛剛恢復聯合國的席位，周總理詢問他們對喬冠華在聯合國演講的感受，也問了很多有關台灣的問題，並談論對於台灣政治局勢的看法。會談過程中，周總理高度評價保釣運動。這幾位負責人發現保釣的刊物在北京有很多，「毛澤東都看了，周恩來也看了不少」。當時同學們很關心兩個問題：留學生是回國報效祖國還是在美國就地報國？當時不少留學生很想組團回國服務，周總理希望他們多做美國人民的工作，不要老是想回來。第二個問題是台灣問題。陳治利與陳恒次非常關注台灣問題，建議總理對台灣不要光強調是中國的固有領土，要強調台灣同胞是我們的骨肉和兄弟。隔了兩天，《人民日報》把這句話加進去了。

周總理的接見從晚上10點30分開始，一直持續到清晨4點，中間還和他們一起吃餛飩夜宵。總的來說，他們感覺周總理非常和藹可親，沒有台灣官僚做派，思想敏銳，回答問題不打官腔。周總理的習慣都是半夜辦公，一般接見是兩個鐘頭，這次足足談了六個小時，看得出他對台灣學生非常特別。

1971年10月，鑒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復，周恩來同意有關部門採取緊急措施，從全國外語院校1966年的畢業生和1964年派出的留學生中，選調一批翻譯人員到外交部工作。周總理接見這幾位台灣留學生的時候，提到聯合國需要大批的海外人才幫忙。李我焱和陳治利把周總理這個決定帶回美國，於是，一大批理工科背景的台灣留學生報考筆譯、口譯，進入聯合國工作。

「保釣第零團」的五人返回美國後，陸續在全美各地與愛國同胞交換意見，巡迴演講，所到之處無不熱情澎湃，出席踴躍，他們接受芝加哥大學《釣魚台快訊》等保釣刊物的採訪，引起強烈的反響。在東部的「中國統一討論大會」召開之前，費城的程君復在給周本初、林國炯等保釣人士的信函中寫道，「李我焱、王正方等已歸返，祖國欣欣向榮—我們一定要胸懷祖國，放眼世界」，信末還附上一句「釣魚台的刊物，毛主席天天在看」。

二、1972年7月14日：保釣一團

隨著保釣第零團的破冰之旅，以及1972年美國尼克森總統訪華，中美之間相互隔絕的局面被打破，來新中國訪問的留美華裔學者、留學生越來越多。

1972年夏天，保釣同學串聯了一個參觀訪問團，這個團被稱為「保釣一團」。該團在1972年6月成團，分批從香港、澳門入境，18日在廣州集合。方明回憶，團員有張信剛、趙鑒芳、戴浩一、麥文建、陸寶蓮、龐傑民、鮑薇薔、程君復、黃賢、余詠宇夫婦、戈武、盧光庭、方明及龐傑民的女兒。

張信剛回憶，他們是尼克森訪華之後的第一團，是釣運的年輕團。同時還有一個「知識份子老人團」，即美籍科學家參觀團，團長是物理學家任之恭，副團長是林家翹，成員有戴振鐸、張明覺、王浩、易佳訓、葉楷、王憲鐘、張捷遷、劉子健、沈元壤、李祖安等學者及他們的家屬。兩個團幾乎同時在北京，不過住在不同地方，也不同時活動。保釣團到北京得到外交部長喬冠華的接見，然後大部分團員去外地參觀，只有方明和盧光庭留在北京辦理私事。在張信剛的記憶裡，有三位保釣團員受到了接見，「那個時候周恩來總理要見我們，可是當日只有3個人在北京」，「滯留在北京的3個人見到了周總理」。這一點值得商榷，暫且存疑。

這次會見前，接待人員強調不能留筆記，所以方明對會見情形的記憶已經比較模糊了。他不能確定是1972年7月14日還是15日的凌晨，只記得是在一個酷熱異常的夏天，他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突然被陪同「山西小李」叫起床，還以為飯店失火，穿上衣服奪門而出，後來才知道是有領導人接見。他記得當時進入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上百人圍著周總理坐了好幾圈，在座的除了任之恭、林家翹、張捷遷等一行27人的美籍華人科學家代表團外，還有4位IBM的高級華裔科學家。

根據方明的線索，當天同時被接見的還有美籍科學家代表團，這個資訊在《周恩來年譜》裡可查到記載：1972年「7月14日，會見正在中國參觀、探親的美籍華人學者參觀團和美籍華人學者訪問團全體成員」。《周恩來外交大事記》對這次會見的具體時間進行了補充，「從晚上10時30分至次日淩晨2時30分」。因此，保釣一團的接見時間應以1972年7月14日為准。

《竺可楨日記》載：7月14日，「9點散，即得電話說，周總理要召見美籍科學參觀團，並要我們一起去，所以回寓後即又馳往人大新疆廳。同時接見的還有美籍科學旅遊團人員4人，和保釣運動代表2人等。10點，周總理來，先在新疆廳外照一全體人員相，然後入座。周總理右邊坐任之恭、林家翹、戴振鐸、張明覺，過去是劉西堯、胡喬木，然後是任、林的夫人，允敏、戴、張夫人，轉過來是王立芬，周培源夫人，秦力生、黃宛，又轉過來是華羅庚、錢學森、周培源、吳正之和我，轉過來就是周總理，形成一個內圈。我雖坐在周總理旁，但總理講話，我仍然聽不見，所以由沈文雄在我與吳老之間作了筆錄，專記周總理的講話。」

從竺可楨日記可知兩點：1、當天參與接見的保釣團成員是2人，該數字與當事人方明的回憶相吻合；2、被接見的地點是人民大會堂的新疆廳，而不是方明記憶中的福建廳。竺可楨作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經常參與各種接待與外事活動，對於人民大會堂的各個廳印象肯定更為準確。之所以只有兩人被接見，應該是周總理臨時的決定，後來陪同告訴方明，他們是「總理臨時點的兵」。雖然是臨時被接見，但能夠與「海內外最頂尖的華裔科學家」一起被總理接見，大家的心情是很激動的。

周總理和兩個團談了科技發展問題，也談到保釣運動，希望「參觀團同志回美後不要過分為中國宣傳，只能適可而止，因國內的缺點尚多，並要他們常回國看看，多提意見」。關於留學生回國服務，方明感覺與零團講的差不多，國內還要再預備三、五年才能接待。散場時已經凌晨兩點多了。關於這場會見，考古學家夏鼐在日記裡也有記載，他敏銳地注意到，周總理在接見中，第一次對外談起林彪9.13事件。會談結束後，周總理單獨留下保釣團的成員，和他們（方明、盧光庭和陪同小李）、喬冠華和羅青長拍照，站著談了半個小時左右。

1972年7月15日《人民日報》發布了周恩來會見美籍中國學者的報導，並列出成員名單。筆者發現該名單裡並沒有方明和盧光庭，主要原因應該是出於對他們的保護。1972年8月初，周總理因過度勞累，一度搬至北京西郊玉泉山邊工作邊休息。

三、1972年8月27日：保釣二團

關於「保釣二團」的正式提法有三處，兩處是黃哲操與蘇紀蘭的口述史訪談，一是《周恩來年譜》。《周恩來年譜》載：1972年「8月27日，接見由朱邦渝團長率領的保釣觀光團第二團全體成員」。跟之前的兩個團不同，「保釣二團」是國內接待單位的「官方命名」，且成員們並非在美國組團集體出發，而是自行出發，到廣州之後集合。這次會見「不准帶收音機，不准照相，但是可以記筆記」，不過由於參與者的回憶文字較少，也產生了一些謎團。

謎團之一：誰是團長？團員有誰？蘇紀蘭回憶，「黃哲操被推舉為團長」；而黃哲操則說他推薦了朱邦渝當團長。根據《周恩來年譜》記載，應是朱邦渝擔任團長。參觀團的成員名單主要來自黃哲操的回憶，他自己也坦誠已經記不全名單，除了他自己，還有毛仁浩、朱邦渝、李浩（哥倫比亞大學法律教授）、張惠生（堪薩斯的保釣成員，後來到紐約的大慶公司）、陳必昭（韋恩大學教授）與太太梁思清等人。而蘇紀蘭記得他們大概一共有十多個人，但並非所有人都與保釣相關，申請來大陸訪問的目的也不盡相同。

謎團之二：接見日期是哪天？蘇紀蘭認為是1972年8月28日，不過，密西根州立大學的李珍華教授寫了一篇《台灣問題和留學生回國服務問題—與周總理談話後的綜合印象》，最早由《水牛》（1972年10月）刊出，隨即被《群報》、《時事簡報》、《密西根月報》等多家保釣刊物轉載，該文認為會面日期是8月27日。1972年12月的《七十年代》月刊有一篇署名「蔡刊」的文章《周恩來會見台籍人士側記》，則認為他們8月28日晚間受到周總理接見，該文被《費城釣魚台通訊》、《歐洲通訊》、《釣魚台月刊》等多家保釣雜誌轉載。

考慮到這兩篇文章刊出的時間與當事人訪問大陸的時間相隔不到2個月或4個月，且在傳播的過程中似乎並無編者或讀者對接見日期產生疑慮，難道周總理分別於8月27、28日兩次接待了留學海外的台灣學生或學者們？筆者對這兩篇文章與蘇紀蘭、黃哲操的口述訪談進行仔細比對，發現蛛絲馬跡如附表。

筆者查詢《人民日報》、《周恩來年譜》、《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1949-1975）》發現，1972年8月28日晚，周恩來、鄧穎超與郭沫若等人會見加拿大麥基爾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林達光教授和夫人及兒子，此次會見從晚上9時持續至次日淩晨4時。因此，周總理8月28日是沒有同樣的空擋接待台灣團的。

在《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1949-1975）》裡，筆者發現關於8月27日周總理接見更為細緻的記錄：「8月27日晚9時30分至次日凌晨2時45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以朱邦渝為團長的保釣觀光團第二團全體成員。當談到1971年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事時，周總理說有時候一件簡單的事情可以起戰略變化，這就必須掌握時機，掌握形勢，事物的必然性往往在偶然性中出現，戰略的變化常常從細小的事情中體現出來。」

由此可見，李珍華關於周總理接見保釣團日期的記載是準確的。周總理不僅關心台灣同胞，還讓他們參與台灣廳的籌備工作。1972年8月，周總理指示邀請台灣同胞參加人民大會堂台灣廳的籌備工作，並將一個比原台灣廳寬大的廳改做台灣廳。當一些台灣同胞對廳內的佈置提出意見後，他要求組織一個班子加以修改與調整。

四、1972年10月6日：保釣三團？

1972年10月6日，周恩來總理會見了前來參加國慶活動和觀光的台灣同胞、旅日旅美華僑、美籍華裔47人，同他們進行了親切的談話，當時在座的有羅青長、馬文波、章文晉、張燦明、郭達凱、吳凡吾、高建中、冀朝鑄、林麗韞等。《周恩來年譜》載：「在談到不向日本索要戰爭賠款問題時，說：賠款不能要。我們自己吃過賠款的虧的。甲午戰爭，中國賠款二億兩白銀；庚子事件，中國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直到抗日戰爭，還沒有賠完。鑒於這個教訓，毛主席說，賠款要不得，要了賠款會加重日本人民的負擔。雖然半個世紀來日本欺負我們，現在平等了，我們和日本人民友好，才能使他們起變化。」

參與此次會見的孫正中，當時在美國IBM工作，他多次參加保釣活動，是1972年5月13日美國「五一三華府保釣示威遊行」總聯絡人。他回憶，去之前他們開了一個保釣會議，決定要去參加中國國慶，「這是第一個收到正式邀請的代表團」，大概有20多個人，領隊是原來紐約中華公所主席梅子強，成員由美國華僑與保釣留學生組成，後來當副州長的吳仙標也在其中。

根據孫正中的回憶，此次會見從1972年10月6日晚上11點談到次日凌晨2點，由於這次成員半數以上都來自台灣，所以大家都很關心台灣的前途。孫正中回憶，保釣的朋友讓他帶三個問題給周總理：一是釣魚台問題，二是留學生回國服務，三是外蒙古問題。周總理談到釣魚島和保釣運動問題時回答，釣魚島從歷史、地理、法律來看，都是屬於中國，連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也證明了這一點。

關於對保釣運動的評價，孫正中在當時的筆記裡記載，「海外僑胞發起保衛釣魚台，是一個很好的運動，毛主席說保釣運動甚於五四運動」。它不但團結海外的愛國群眾，而且針對了美國、日本與台灣當局；「這個運動是有前途的，大家還要繼續努力」。2010年，孫正中還清晰地記得周總理當時的話：「這不是我個人說的，而是毛主席講的，說你們在資本主義國家心臟裡面搞革命，很了不起，你們可以稱得上是海外的五四運動」。周總理希望海外同胞多供給資料，密切注意，不要讓它有國際共同開採的陰謀發生。關於這次會談，周總理講到很多話題，對釣魚島和保釣運動都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可以看到總理對於台灣同胞的關心，對於保釣運動的關注與支持。總理還提到，釣魚島與金門、馬祖、澎湖、台灣是我國台澎地區，台灣問題不解決，這些其他島嶼也沒有辦法解決。

這次會見由於孫正中當時的筆記後被大量翻印、轉載，影響也頗大。因此，這次訪問團雖然並非官方命名的「保釣三團」，卻是實際上的「保釣三團」。

五、1973年1月4日：官方認定的「保釣三團」

《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1949-1975）》載：1973年「1月4日下午4時25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以文乃建為領隊的美國保釣觀光團第三團成員」。這是大陸官方文獻正式認定的「保釣三團」。據董敘霖回憶，自陳恒次、陳治利、王正方、王春生、李我焱去大陸訪問後，保釣參觀團就開始編號，有保釣一團、二團、三團，他是第三團。1972年底到大陸，同去的有「吳乃欠、魯永振、溫啟邦、鄺治中和楊貴平」，以及一位學物理的東北大學高姓教授（香港人）。筆者懷疑董敘霖回憶裡的「吳乃欠」是「文乃建」的筆誤。

1973年1月4日下午，周總理接見了「保釣三團」，談了近三個小時，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談台灣問題。周總理告訴保釣人士，中國關於釣魚島的立場已經發表了正式聲明，當然不會改變；日本在釣魚島附近沿海勘探由得他去，開採是絕對不行的，如果擅自開採，我們將進行阻止和破壞。中國人民對台灣有深厚的民族同胞感情，才堅持一定要解放台灣。台灣人回來參觀可以直接找當地大使館或外交團體，祖國儘量注意保密問題，至於回國服務，中國還得準備兩三年。

董敘霖回去後以「余雨」的筆名寫了《記周恩來關於台灣問題的談話》，刊登於《七十年代》1973年4月號。他在文中寫道，周總理精力旺盛，反應迅速，措辭看似隨意實則極端嚴謹，給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周總理表現出來的那種質樸與絲毫沒有官架子，令從台灣長大的他深感震動。「跟一個八億人的領袖作這樣沒有虛文、沒有官樣文章的談話，是心智上很特別的一種經歷」。總結這次會談的印象，董敘霖說「我來的時候期望很高的，希望見到一位真正的革命者，我的確是見到了」。

根據《周恩來年譜》，與保釣三團會談後的第二天，周總理因治療一再延宕，當日發生大量便血，此後沒有再接見保釣參觀團，但總理視台灣同胞為家人子弟，多次轉達對他們的親切關懷。1973年5月13日，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美籍中國學者趙元任和夫人楊步偉，談到旅美學生、留學生回國服務問題時說，「請你們回美國後轉告大家：我說過年輕的也好，老的也好，要創造一個回來工作的環境，還需要一段時間。我們還要準備一下，不然你們回來，條件不具備，反而是用非所學。環境也不一定適合。寧可在美國再多工作二年，在知識方面能有更多的發展，這樣有好處，這是真話。」

結語

周恩來總理在1971至1973年五次接見海外保釣團體的談話，通過保釣團成員的介紹，在海外廣泛傳開，產生了很大的感召力。廣大旅美同胞透過他們的介紹，瞭解到新中國的真實情況，感受到周總理對台灣同胞的深切關懷，感受到祖國的溫暖。這不僅推動了保釣運動的持續開展，而且對於統一事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之後又有一些旅美的台灣學子回到大陸，為兩岸統一大業貢獻力量。

編案：原文有50個注釋，因篇幅有限本刊從略。

(作者係清華大學圖書館保釣資料收藏研究中心秘書)

「兩制」台灣方案必須切實符合台灣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才能得到認同與支持，而其中財經議題更是國計民生之所繫，尤應受到重視。財經議題包括經濟、財政、貨幣、金融四個方面，經濟涵蓋生產、消費、投資、貿易、物價、就業，財政涵蓋稅負、財產，貨幣涵蓋幣值、匯率，金融則涵蓋存款安全、金融機構監管與發展。

東德人民從統一獲得利益

我們可從東西德統一的案例得知，東德人民曾經因統一而得到實質利益，這或許可以作為兩岸統一的借鏡。

1990年10月3日，西德（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與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宣布統一。當時西德國力強大、財政狀況良好，準備了充分的資金，讓東德人民在各方面都能得到實質的獲益。例如，東德工資、薪資、獎學金、租金和退休金，均按1:1匯率(官方匯率3:1)換成西馬克；現金和銀行存款以1:1依下列條件有限兌換: 14歲以下每人兌換2,000西馬克，15到59歲每人兌換4,000西馬克，60歲以上每人兌換6,000西馬克，其餘按2:1匯率兌換。東德的其他債務和款項按2:1匯率兌換，同時宣布官方匯率由3:1改為2:1。

由於東德人民立即取得了統一紅利，加上西德為東德失業者提供工作、為東德債務提供擔保、對蘇聯提供撤軍等費用(捐助西馬克120億、30億無息貸款、3億食品援助、12.5億東馬克蘇軍存款兌換)，也對美國承諾將加入北約(可進可出)，掃除國內外對統一的阻撓。兩德統一後，土地、人口合併，優勢互補，國力大幅提高，經濟與所得加速成長，符合人民的期待，使兩德人民都堅定地認同與支持統一。

台灣從農業走向工業社會

台灣的農、林、漁、牧、礦業都曾寫下輝煌的篇章，在不同的時代裡引領風騷。台灣的稻米、鹿皮、鳳梨、砂糖、茶葉、樟腦、硫磺，都曾是世界上重要的產地。鮪魚的漁獲量、虱目魚與草蝦的養殖技術，讓台灣在全球漁業市場舉足輕重，琉璃、竹籐、陶瓷等傳統工藝，讓台灣的多元文化展現出驚人的魅力及世界級的評價。

二戰後，台灣百廢待舉，以日據時期的農業、輕工業與500餘萬從事農、工、商、醫的人民為基礎，加上1949年由大陸遷台的百多萬軍、公、教、企業家來台及隨其而來的資產資源，大家團結一心，奮發向上。之後40年間每年優生40萬人口，教育普及發達。1953年實施第一期經濟建設計畫（進口替代），鼓勵勞力密集的輕工業，特別是紡織業，替代進口商品，十年間以每年10%以上的成長率快速發展，創下了以農業帶動工業發展的榜樣。

台灣創造了經濟奇蹟

適逢美國等先進國家將其勞力密集的產業外移，1959年台灣開始採取自由開放、激勵出口等政策（出口導向），1960年的獎勵投資，以減免租稅的方式吸引外資注台。1966年成立加工出口區，以優質勞動力締造了代工業的基礎，外人來台投資大幅增加，尤其是1960年代「客廳即工廠」的政策，成就了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發展方向。

1963年台灣對外貿易首次出超，以出口獲得的資金作為工業化的保證，逐漸由農業社會轉為工業社會，電器、紡織、塑膠等輕工業快速成長。1974年推動十大建設，進行大規模的交通、電力等公共投資，發展鋼鐵、石化、造船等重化工業，同時確立以電子業為工業發展的重點，逐步取代部分勞力密集的產業。1980年設立新竹科學工業園區，鼓勵投資技術密集的產業。這些都促使台灣進入亞洲四小龍之列，創造了經濟奇蹟。1993年台灣進入世界前20大經濟體，並獲得「紡織王國」、「石化基地」與「科技島」等美名。

1963至1996年台灣每年平均經濟成長率超過9%，1992年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1994年GDP達2,522億美元（大陸5,592億美元），人均GDP 11,991美元（大陸467美元）。廣大台商覺察到這個龐大差距，開始前進大陸發展，引領了另一波的經濟奇蹟。

兩岸經濟相互依存度高

1995年李登輝推動總統直選、實施教改，1999年更提出「特殊兩國論」，引發兩岸關係緊張，台灣內部又因政黨對立，對歷史認同及台灣前途的看法分歧，失去了以往的團結氣象，加上墜入美式民主的弊病，產業開始外移，人才大量外流，經濟呈現低成長。1995至2008年間平均成長率降為5.5%，2008至2022年間更降至2.9%。尤其，台灣的政黨集中精力在選舉，勝選後也以保衛政權為首要目標，沒有餘力發展長遠的規劃，這使得台灣的競爭力不進則退。

儘管台灣的年成長率，自2000年以來，台灣對大陸貿易出口總額增加了25%，而對美、日的出口總額則減少了18%，現今大陸占台灣貿易出口總額的44%，台灣每年順差1,716億美元，兩岸貿易的依存度屢創新高。

儘管台灣的年成長率近年來降低不少，但歷年累積的淨額相當可觀。2016年有6.7兆美元(大陸30兆美元，美國130兆美元)。目前年GDP 7,845億美元(世界排名第14名)，人均GDP 33,743美元(第37名)，購買力衡量人均GDP 59,398美元(第19名)，出口4,464億美元(第16名)，進口3,815億美元(第18名)，外匯存底5,489億美元(第4名)，經濟自由度世界第11名，有18項重要工業產品(如IC封測、晶圓代工、機能性布料)全球市占率第1，12項醫療技術(如肝臟移植手術、生殖技術)居國際醫界第1，公共外債2021年僅15.71億美元，惟政府公債餘額57,988億元，負債高達181,207億元(主要是勞工保險)，需要特別處理。

統一勢在必行，須有方案

台灣人民當然很珍惜這些底子依然豐厚的努力成果，對於「兩制」的期待，自然是希望好的（成長、就業、匯率）要更好，不好的（負債、失業、稅負）要削減。台灣未來應繼續借重地理與人文的特殊優勢，拓展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引進美、歐、日的最新科技，開展與大陸科研機構與企業的深度合作，以大陸完整的生產鏈與廣大市場，作為台灣高新產業的堅強後盾，經營出兩岸強大的經濟生命力。

李光耀曾直言:「台灣與大陸的重新統一只是時間的問題，這是任何國家無法阻擋的。李登輝當總統時發起台灣化進程，希望脫離中國，但這不會改變最終統一的結果，這樣做只會使台灣人更加痛苦」。兩岸若想要和平統一，就得開展政治談判，也就得有統一方案。

大陸強調「兩制」台灣方案，必須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可見台灣方案是要透過兩岸民主協商達成，可進一步藉由台灣元素，構建融合兩岸的中國方案，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消弭兵險，帶領人類共同對付飢荒、災害、病毒、輻射、小行星撞擊，方是人類的圓滿之福。

本文希望能拋磚引玉，讓更多人對「兩制」中的財經議題提出意見及方案，同時也希望有學者專家對政治（憲法、國安、外交、國防、政黨、媒體）、社會（民族、宗教、團體、家庭、戶口、土地）、文化（教育、歷史、語文、風俗）各領域研提方案，從而促成兩岸共同協商討論，獲致互利多贏的方案，以有助於兩岸早日和平統一。

(作者係前主計長、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財金系教授)

2003年底，我寫的《「一國兩制」在台灣》在台北出版，隔年7月出版了增訂版。該書之後被翻譯成英文(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Taiwan)，2006年11月在美國華府國會圖書館舉辦了新書發表會，當年聖誕節前夕，華府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買了500多本書，由會員親自送到每一位聯邦參眾議員的辦公室。

當年我會寫這樣一個在台灣長期被視為禁忌的主題，是希望台灣民眾能了解「一國兩制」的緣由及內涵，從而認識「一國兩制」其實就是在一國之下，能維持現狀的最佳方式。

可惜將近20年過去了，台灣也經兩次政黨輪替，「一國兩制」卻始終遭到不分藍綠的政黨、政治人物污衊，尤其，2016年後民進黨當局甘為美國「以台制華」的棋子「倚美謀獨」，2019年後更藉著香港爆發「反修例」風波，唱衰「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所幸大陸始終堅持「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方針，而且「兩制」內涵在中共十八大後更加豐富、與時俱進了。

在十八大後更加具體化

2014年9月26日，習近平在會見台灣統派代表時說，「『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是能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的安排」，這「三個充分」扼要精準地體現了「一國兩制」的核心意涵。

2017年7月1日，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大會上強調：一國是根，根深才能茂榮；一國是本，本固才能枝榮；必須牢固樹立一國意識，堅守一國原則，才能正確處理香港特別行政區和中央的關係。這段話完全適用於同樣因歷史遺留問題，長期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台灣。

2019年1月2日，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布40周年的紀念會上，宣示「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並首度提出要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他說「『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體現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華智慧，既充分考慮台灣現實狀況，又有利於統一後台灣長治久安」、「制度不是統一的障礙，更不是分裂的藉口」、「在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統一後，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同時，他倡議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開展民主協商。

該講話等於實質啟動了兩岸統一的歷史進程，引起民進黨當局的恐慌，加大力道污衊「一國兩制」，甚至說「反對一國兩制是台灣社會的共識」，並由陸委會嚴禁政黨或個人與大陸探討「兩制台灣方案」。

不過，台灣當局的高壓政策並未阻擋「兩制台灣方案」日益具體化，特別是2022年中共二十大前後，有突破性的發展，值得我們高度關注。

2022年的最新發展

一、香港回歸25周年講話

2022年7月1日，習近平在香港回歸25周年講話中強調：「一國兩制」符合國家、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澳門根本利益。這樣的好制度，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這番對「一國兩制」香港實踐高度肯定的講話，立即安定了香港人心，也駁斥了國際社會有心人士對香港是否會長期實踐「一國兩制」的質疑。

習近平又指出，「一國兩制」在香港25年的實踐留下四點寶貴經驗及啟示：（一）必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也就是港澳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前提下享有高度自治權，但港澳同胞必須尊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二）落實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區的高度自治權，才能夠把特區治理好。（三）必須落實「愛國者治港」，把香港管治權掌握在愛國者的手中，才能保證香港長治久安。（四）香港的根本利益同國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中央政府完全支持香港長期保持獨特地位和優勢。

綜上可知，「兩制台灣方案」須有幾個特點：（一）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前提下，台灣可享有高度自治權，中央則有全面管治權；（二）統一後必須由「愛國者治台」；（三）中央政府會支持台灣長期保持獨特地位和優勢。

二、第三份對台白皮書

2022年8月10日，國台辦與國新辦聯合發布《台灣問題與新時代統一事業》白皮書，分別從五個部分論述統一的構想與具體作法。與前兩份白皮書相比，第三份白皮書從「反獨」推進到「促統」，並且勾畫出「統一後」的基本架構，表達了中共和中國政府在新時代實現國家統一的立場和政策。其中「一國兩制」出現次數達15次之多。

白皮書第五部分「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光明前景」有三個重點，一是統一對台灣人民有實質的好處，包括可運用大陸的廣闊市場、「財政收入盡可用於改善民生」；二是台灣能擁有一定的國際空間，且能共享民族復興的榮光；三是統一有利於區域和平穩定發展，不會損及任何國家、任何人的既有利益。由於白皮書未提及「不會派駐軍隊和行政官員駐台」，引起台灣社會普遍關注，但也凸顯，「兩制」的內涵會依台灣政治局勢及兩岸關係發展與時俱進，為的是確保統一後台灣長治久安。

此外，白皮書再度呼籲兩岸開展民主協商，強調「兩岸協商談判可以有步驟、分階段進行，方式可以靈活多樣」，並期許兩岸各政黨、社會各界積極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

三、中共二十大報告

10月16日，習近平在二十大政治報告指出，「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堅持貫徹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和主動權，堅定不移推進祖國統一大業。」這是中共首次將對台總體方略寫入黨代表大會的報告中，顯示解決台灣問題不僅是中共的三大歷史任務之一，也是新時代的重點工作，未來必將有更多、更具體的對台政策出台。

報告接著指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是實現兩岸統一的最佳方式，對兩岸同胞和中華民族最有利」、「台灣是中國的台灣」、「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國人來決定」、「堅持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絶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中共繼十六大報告後首次重申「絶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顯示中共今後會採取一切措施維護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主要是針對外來勢力和「台獨」分裂份子。

報告也指出「我們堅持團結廣大台灣同胞，堅定支持島內愛國統一力量，共同把握歷史大勢，堅守民族大義，堅定反「獨」促統。偉大祖國永遠是所有愛國統一力量的堅強後盾！」這段話除高度肯定台灣的愛國統一力量，也期待統一後將由「愛國者治台」。

四、中共通過黨章修正案

10月22日，中共二十大閉幕會上通過黨章修正案決議，涉台部分加入「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內容。大會並稱，充實這些內容，有利於推動「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對此次增修條文，我有幾點看法。

首先，將「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寫入黨章，顯示「一國兩制」對推進兩岸統一將發揮關鍵作用，而將其與「反對和遏制『台獨』」並列，則顯示中共體會到，若僅反對和遏制「台獨」而不促統，恐將使兩岸分隔的現狀固定化、持久化；唯有積極促統，才能有效反「獨」，積極促統就必須積極探索「兩制台灣方案」。

其次，我以為採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八個字，而非其簡稱—「一國兩制」，有兩層意義。

第一是凸顯台灣，與香港、澳門一樣，和大陸同屬一個國家。十多年前我就開始倡議，在表述兩岸之間的關係時，多採用「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理由如下。

（一）馬英九雖承認「九二共識」，但八年任內每次提及「九二共識」，總強調「一中各表」，又稱「一中是中華民國」，使「一中」在台灣被淡化、異化了。更有民進黨人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一中一台」。採用「兩岸一國」表述，可有效避免這些問題。

（二）美國政府一面稱其「一中政策」未變，一面通過各種法案強化對台關係，包括正在參眾兩院審議的「台灣政策法」，拜登甚至四度稱「會協防台灣」，又一再放話「要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不得片面改變台海現狀」，不少號稱堅守「一中原則」的國家也跟著美國起鬨。「兩岸同屬一個國家」表述，可提醒西方國家不要介入台灣問題，否則將違反「不得干涉他國內政」的國際準則。

第二是凸顯一國之內，可以有兩種不同的制度並存。鄧小平先生1984年6月在〈談「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選自《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指出：「我們的政策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具體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大陸十億人口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由此可知兩種制度指的是，港、澳、台三地，因歷史因素，可實行不同於大陸的制度，在特別行政區內維持原有的社會經濟制度、生活方式，但這並不表示三者實行的制度要一樣，更何況香港與澳門的現行制度也不一樣。

此道理淺顯易懂，但就是有西方學者，例如曾在柯林頓時代主管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謝淑麗(Susan L. Shirk)公開建議，大陸應將「一國兩制」改名為「一國三制」，以凸顯台灣的「兩制」實踐會與港澳不一樣。希望這次中共黨章加入「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可為不瞭解「一國兩制」緣由及內涵者解惑，也杜絕有心人士繼續混淆視聽。

五、習拜面對面會談

11月14日，習近平與拜登在印尼峇里島G20場外首度面對面會晤。習近平在會中指出，「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中的基礎，是美國不能也不應逾越的紅線」、「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是中國的內政」、「將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如果出現《反分裂國家法》規定的三種嚴重情況，中方必將依法行事」。

拜登回應，美方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不支持「台獨」，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但也表示美方「反對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反對北京對台採取「越來越強硬的強制性行動」。

習近平這次提及2005年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是要強調，儘管中國希望看到並致力於保持台海和平穩定，但該法第八條明文規定：「『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因此，若發生三種情況中的任何一種情況，依法行政的中國必須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實現統一。這明示美方不要在台灣問題上玩火，也是向台灣台獨分裂勢力發出嚴厲警告。

不過，同法第五條規定「國家和平統一後，台灣可以實行不同於大陸的制度，高度自治。」美國一再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就應該認清「一國兩制」對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可發揮關鍵作用。而台灣所有希望避戰、謀和的政黨及各界人士更應加強研討「一國兩制」。

積極探索「兩制台灣方案」

「兩制台灣方案」的設計涉及複雜的理論和現實問題，應及早由兩岸學者專家及各界代表性人士研討、探索。尤其，中美及兩岸關係均日趨嚴峻複雜，不能排除統一隨時到來的可能性，因此應未雨綢繆、加緊準備。以下我簡單談一下在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時，應該注意的事項。

第一，應遵循習近平多次提出的「三個充分」。第一「要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我們要針對台灣的歷史背景、現實因素、「主體性訴求」等，設計出有別於港澳方案的台灣方案。第二「要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表示「兩制台灣方案」必須是經過兩岸共同研討、達成的共識性方案。第三「是要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的安排」，統一後，除個人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可得到充分保障，台灣民眾還可以「真正當家作主，永保太平，經濟更加發展，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民生更加改善，在國際上更加安全，更有尊嚴」。

第二，統一後，必須確保中央在台灣地區得以行使主權、確保國家的整體安全、確保兩岸雙方的發展利益，這三者缺一不可。我們必須在確保這一原則的前提下，研究和設計「兩制台灣方案」。

第三，「兩制」內容須與時俱進。大陸曾在「鄧六條」、「錢七條」對台灣釋出諸多善意的承諾，但台灣從未回應，而如今不論是台灣的政治生態或國際環境均發生巨變，加上香港「一國兩制」實踐也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教訓，之前的承諾雖仍有高度參考價值，但不能全部照搬、照用。原則上，台灣可保有自己的行政及立法機構，保留不損害國家主權的法律，保有自己的貨幣政策、自行管理財政事務，保留及改善台灣現行的勞健保等福利措施。第三份白皮書未提「不派官員、不駐軍」，顯然是為確保統一後，台灣長治久安所做出的必要調整。

第四，應當禁止違背「一國兩制」的主張。政黨政治、普選制度在台灣行之多年，應予以保留，但任何政黨不得在黨章中宣揚分離主義，違背「一國兩制」，任何競選文宣及政見不得有分裂及仇中的主張，各級官員及民代不得發表破壞「一國兩制」的言論。

第五，重編歷史教科書、推動愛國主義教育。台灣國族認同問題不亞於香港，兩岸應及早共用史料、共寫史書，特別是包括台灣史在內的中國近代史，以恢復正確史觀。從香港經驗可知推動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性，在台灣可從弘揚中華文化開始做起。

第六，統一後要由愛國者治台。鄧小平在1984年就說「港人治港的標準必須是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該標準簡單明確，相信只要認真發掘、培養，必可找到不少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支持統一，且學有專長、人品端正的「愛國愛台者」。

結語

我建議在兩岸學政界共同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的同時，應加強宣導「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歷史和法理事實，也應設法讓台灣民眾了解「統一不是被吃掉」，而是結束政治對立。

近期俄烏戰爭呈現在世人眼前的慘烈情景，已讓台灣民眾對台海兵凶戰危感到憂心，11月26日九合一選舉，民進黨又大敗，顯示台灣主流民意似有轉變。

民氣可用。儘管民進黨當局短期間不會願意在「一中」的前提下開展對話，台灣主張統一的政黨及各界人士可與大陸對口單位開展民主協商，激起台灣社會對「兩制台灣方案」的討論熱潮。平實而論，當台灣民眾認知統一是大勢所趨、無可迴避時，最關心的必定是，如何保障自己的權益及維持現有的生活方式。因此，兩岸共同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勢將成為實現兩岸統一的前哨戰。

高端疫苗的安全性，經年齡因素校正後，死亡率是AZ疫苗的2.8倍，是BNT疫苗的2.9倍，是同型疫苗Novavax的4.4倍。其實，高端開打第一周，就有6人死亡，其中有2位死於主動脈剝離合併心包膜塡塞，當時就應該立即下架。最近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布數據顯示，注射第三劑高端的死亡率，較第一、二劑要高12倍，更加證明政府未及早下架高端是錯誤的。

高端疫苗安全性引發爭議

陳宜民教授根據疾管署(CDC)的資料表示，打高端的疑似死亡率是打BNT疫苗的2.88倍，呼籲政府應盡速公開高端防護力的資料，引起爭議。高端公司認為，CDC時序相關的死亡通報與疫苗二者間沒有因果關係，因此認為具公衛背景的陳宜民是刻意扭曲事實，並已委託律師對陳教授提告。

高端表示，每種疫苗因適用年齡層不同，開打時間不同，死亡的通報率自然有落差。舉例來說，台灣BNT較晚開打，且BNT適用族群涵蓋低齡族群，因此若僅以通報率來看，AZ死亡通報自然會遠遠高於BNT。在未校正的情形下，此數值並不具有科學意義。高端同時公布兩組數據：食藥署10月12日公布的Covid-19分齡層每十萬劑的死亡通報數，5-11歲為0. 1，12-17歲為0. 2，18-49歲為0.7，18-64歲為1. 2，50-64歲為2. 2，65歲以上為9.6，顯見隨年齡增加死亡人數倍增，65歲以上組較65以下組相差至少達8倍以上。

截至10月19日，高端公布的各種疫苗注射每百萬劑的通報死亡數，Novavex為4. 5人，BNT為6. 8人，高端為19. 6人，莫德納為22人，AZ為56人。

年齡因素校正後的真相

比較高端與AZ疫苗的安全性，依年齡層校正後：AZ在台最先開打，疫情中心安排由85歲以上長者優先，然後80、75、70，65歲以上分梯次施打。年歲越長者，因跋涉、日曬、候診等因素，造成高死亡率。65歲以上AZ注射者，與高端注射對象限於18-64歲間的青壯年相比較，排除8倍年齡因素，AZ校正後百萬死亡人數降為7人，與高端19. 6人相比，高端死亡率較AZ高出2.8倍。

隨後入台的為莫德納與BNT疫苗，二者皆屬mRNA疫苗，前者注射單元劑量較大，因此兩者通報死亡數相差3. 2倍，BNT較安全，副作用亦少。

事實上，疫苗的安全性應與同類型的疫苗相比較。高端屬次蛋白疫苗，如同B肝疫苗、子宮頸癌疫苗，應該極為安全，它應該與同屬次蛋白的Novavax比較才對，但它的致死率卻是Novavax的4.4倍。

陳宜民講的是不同疫苗的安全性比較，高端公司卻強調死亡通報數與疫苗兩者間沒有因果關係，談的是兩回事，風馬牛不相及。高端告學者卻不敢告疾管署或媒體界，豈不怪哉！

高端疫苗與主動脈剝離

高端疫苗頭兩天接種就有4位猝死，4天內死亡達6例，死亡率為每10萬人有1.72人。其中56歲陸姓男作家，注射次日死亡，經解剖死於主動脈剝離合併心包膜填塞，另一位41歲王女接種當日下午台大急診，電腦斷層診斷為大片主動脈剝離，不及安排手術就死於診間。

主動脈剝離是70歲以上長者罕見的疾病，今發生於中年人、年輕女性，豈能說非因果關係？事實上，高端疫苗的安全性早在開打第一周就見分曉，當時若下架停打，就不至於到今天百餘萬人還須重打。

至於高端的效應至今存疑，WHO不承認，接種者去不了日本，等於要打到第六、七劑才能赴日。疫苗若沒問題，高端為何願意承擔3,500元PCR的費用？高端早該在8月底前完成疫苗效能報告，卻拖延到10月底才交卷，害得衛福部長、中央疫情指揮官等人須夜訪陳時中競選總部，密會三小時。真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高端說不清保護力效應

就在高端疫苗EUA面臨廢止前夕，食藥署以超高效率的速度舉行疫苗效益審查委員會，半夜公布14位審查委員全數通過，一個得不到國際認證、走不出台灣的疫苗，一夕間突然保護力大增，後來才曝光連疫苗保護力評估報告都是由疾管署代為操刀。若說衛福部變成了高端的附隨組織，一點也不為過。

高端疫苗保護力評估報告無法交卷，疫情指揮中心越俎代庖，魚目混珠，於11月4日公布高端疫苗注射後中重症與死亡的分齡數據，並不能取代高端應提供送審的保護力評估資料。這是兩組完全不同意義的數據。試問高端敢將政府代打的數據，當成高端疫苗保護力的評估報告，上報世衛組織？

至於審查委員的名單，指揮中心指揮官王必勝搬出各種理由推託、拒絕公布，也難怪各種傳聞四起，最後迫於壓力公布了14位委員的專業背景以為搪塞。14位委員有哪一位敢說，疾管署的數據可取代高端未作的保護力評估實驗？這是全體委員一年前對高端有條件通過EUA時，要求必須後補的資料，高端至今未補，審查會又如何能讓其過關？衛福部迎合上意罔顧人民生命安全，恬不知恥！

政府花了22億採購500萬劑高端疫苗，注射了306萬餘劑，使用率為六成。過期疫苗銷毀報廢量為120萬劑，還有50萬劑於11月16日屆效，兩者達採購量的三分之一，何其浪費公帑！

結語

台灣的防疫與疫苗政策，政治掛帥，專業放一旁。從一年半前陳培哲院士退出高端疫苗審查委員會開始，到後來傳染病專家張上淳從中央防疫小組淡出，已反映出真相。只是蔡政府無良、官吏似虎，一切為利益，一切為選舉，百姓淪為刀俎。政府Omicron防疫失敗，820多萬人感染，死亡超過14,000人。

高端疫苗早就沒人敢打，恐怕連高端自己都不敢繼續生產，政府卻勇敢地繼續給予EUA。前中央疫情指揮官陳時中也自我感覺良好，不過，11月26日台北市民就會用選票給他打成績了。

(作者係醫學院退休教授)

中共二十大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概念，「共同富裕」是對市場經濟導致貧富差距擴大的解藥，惟政府不能忽視財政。以下針對中國大陸近年來的財政狀況加以探討。

中國財政收支現況分析

觀察近年來中國大陸的GDP指數，2015到2021年分別為107、106.8、106.9、106.7、106、102.2、108.1，其中2020年因受到疫情影響，GDP指數較前一年減少，由106降至102.2，惟2021年的經濟成長回溫，GDP指數較2020年增加，由102.2升至108.1。

財政收入的主要稅基是源自於GDP。從表1的2016至2021年的財政收入可知，除了2020年受到疫情影響GDP稅基減少，進而導致財政收入下降之外，其餘年度的財政收入，均呈現隨著GDP稅基增加而遞增的趨勢，財政收入與GDP的同向變動顯示，並未出現明顯的稅基侵蝕現象。

財政以「量出為入」為原則，與私人企業的「量入為出」原則不同，例如國家興建高速鐵路，品質安全第一，一定是找最好的廠商興建，而不會選擇最低標的廠商來承包。財政支出可以一窺政府在一個會計年度，各項支出科目用途和金額，表1顯示2016到2021年的中國財政支出，除了2021年的財政支出較2020年略減外，其餘年度的財政支出均呈現遞增現象。

財政收入減去財政支出的餘額是「財政餘絀」，可衡量一國某一會計年度的財政收支情形，表1顯示，2016到2021年的「財政餘絀」分別為-28,151億元人民幣（下同）、-30,493億元、-37,545億元、-48,468億元、-62,766億元與-43,119億元，2020年因疫情緣故，中國政府採取凱因斯擴張性財政政策，當年度財政支出大幅增加，但2021年經濟逐漸回溫，當年度財政支出大幅減少，2021年財政餘絀較2020年減少19,647億元，財政缺口明顯下降。

中央的財政收支情形

國家財政是由中央和地方兩者所構成，有必要深入了解中央和地方個別的財政收支情形。首先探討中央政府從2016到2021年的財政收入，可從表2發現，自2018年起，中央財政收入呈現遞減走勢，而2016到2021年的財政支出，則顯示2019年以來的財政支出呈現持平略降的走勢。整體來說，中央的財政餘絀由2016的64,058億元降至2021的37,316億元，顯示中央政府控管財政缺口已逐漸奏效。

地方的財政收支情形

再觀察地方財政收支情形，同樣地，除了2020年受到疫情影響導致財政收入下降外，其餘年度的財政收入均呈逐年遞增趨勢，而且2021年的地方財政收入已超越2019年疫情前的地方財政收入水位，顯示地方財政已恢復原來水位。不過值得注意的是，2016到2021年地方財政支出，見表3，呈現逐年遞增趨勢，尤其2020年的疫情導致當年度財政支出大幅增加6,840億元，與中央財政支出減少的情形不同，2021年的地方財政支出並未下降，而是繼續上升。

比較2021年中央與地方財政顯示，地方財政缺口是中央財政缺口的2.68倍。簡單來說，中央財政缺口已獲得明顯的改善，地方財政缺口仍待改善。

回顧歷史，1994年大陸將稅收包干制改為分成制，當年增值稅在中央和地方的分成比率是中央75%、地方25%。自2016年起，增值稅在中央和地方的分成改為中央占50%，地方占50%，中央將增值稅25%讓給地方政府，由於增值稅稅收占全部稅收比平均高達60％，這也讓地方財政缺口不致繼續擴大，因此，如何改善地方財政的收支結構，避免地方財政缺口擴大，是地方政府當前的重要課題。

公債餘額的變動情形

公債是一國政府以稅收作為償還保證所舉借之債務，是一國籌集國家建設資金的重要財政手段，特別是投資大、建設週期長的國家專案，包括能源、環保、機場高鐵交通等基礎設施，企業或個人可能無力投資，或不適宜由私人投資興建，此時需要國家來承擔投資建設的重責大任。

觀察中國大陸近年來公債餘額的變動情形，2016-2021年的公債餘額分別為120,066億元、134,770億元、149,607億元、168,038億元、208,905億元與232,697億元。2020年由於疫情，當年度公債發行額40,867億元，達到高峰，2021年公債發行額仍有23,792億元。由於公債最後仍須透過稅來償還，將來須還本付息，今天的債務暗示了未來的高稅率，或較低的政府支出。

(作者係廣東海洋大學台籍教授)

中美兩國領袖11月14日利用在印尼召開G20的機會，舉行首度面對面的會談，雖未將美國的《晶片與科學法》(Chips and Science Act)圍堵中國科技作為會談焦點，但難掩中美已經從貿易的糾葛，提升為先進科技的較量。

中美兩國過去透過增加貿易，促進全球經濟成長；不過，面對全球疫情持續、經濟衰退及通膨等不利因素的威脅，如何維護好本國的利益，已成為兩國的優先考量。

2021年1月拜登上任後，他的對中政策思維雖遵循了川普時期的路線；但過去一年多來，美國不僅通過了《晶片與科學法》提高晶片製造能量，也推動了美台日韓「晶片四方聯盟」(Chip 4 Alliance)，甚至採取了「長臂管轄」(Long-arm Jurisdiction)措施，拉攏盟國共同打擊中國的科技發展，進而阻止中國科技產業成為全球的霸主。

拜登提高對中科技管制

回顧2018年3月美國對中國掀起貿易戰後，在對中科技管制上要求外國企業在其轉用於政府及軍事的科技或軟體產品上，如果其中「美製」科技元素含量占總值的比重超過25%，就必須接受美國的監管，以直接斷供中國科技的「外國直接產品原則」(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 FDPR)為政策。不過，川普政府對中國的半導體管制禁令僅限「華為」；拜登政府則包括：人工智慧(AI)、超級運算、28家中國實體淪為「華為第二」、31家中國實體列入「未經核實」(Unverified List)清單，並要求其相關中國企業在60天內須允許美國官員進入檢查，甚至要求美國公民、永久居民不得在中國半導體業界工作。

因此，國際社會普遍認為，這些可能是美國對中國科技發展採取的最嚴格斷供政策，而且是中美科技戰火煙硝最濃厚的時期，針對中國發展較為先進，有望主導全球的產業採取更精準的打擊，其打擊規模之廣、力度之大前所未有，頗令國際社會震驚。

台灣半導體供應鏈成苦主

面對中美兩國科技博弈急劇升溫，美國半導體產業雖受到影響，卻也讓台灣半導體產業成為受害的「苦主」，連帶對高度依賴三角貿易營運的台商遭到衝擊。按照美國最新的出口管制規範，在未先取得美國政府的許可下，不得將具有美國科技元素含量總值超過25%的產品與相關生產設備輸往大陸，這將造成兩岸合作所建立的半導體供應鏈瓦解，甚至在沒有其他的選擇下，移轉生產基地。

依據海關過去20餘年來的統計顯示，電子、資訊通信產品出口占整體的比重超過半數，其中又以積體電路為大宗產品。若以2021年為例，以積體電路為主的台灣半導體產品出口，占整體出口的36%，其中輸往中國大陸（包括在大陸投資的台商）的占比超過六成以上。亦即在美國對中出口管制禁令下，勢必波及台灣整體出口超過兩成以上，是台灣難以承受的災難，不僅將會衝擊半導體產業相關廠商的營運，而且可能波及經濟成長的動能。這些現象從最近數月與其相關類股，不論是上游或是下游的股價表現，無一倖免而都遭到重挫可見端倪。

很顯然地，面對中美從貿易爭端不斷升溫至科技對抗，以及過去六年以來台海持續緊張，台商在營運上如夾心餅乾受到兩面衝擊，難以繼續將中國大陸作為唯一的生產基地，或是無法在「保稅」交易下，透過既有的外銷出口模式，能夠輕鬆獲致豐厚的利益。不過，最近「工業總會」針對大陸台商的營運調查發現，過去台商以中國大陸為生產基地、美國為終端市場的產銷型態，受到美中衝突、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波及，在大陸「有根」的台商中，雖不到一成(9.3%)希望轉移產能，但在上述因素影響下，將會採取「中國+1」的模式策略布局。

大陸台商營運須升級轉型

此一數據背後反映的是，絕大部分大陸台商並未放棄中國市場，但在產能及環境的完整性、潛力性考量下，選擇留守中國的同時，將會透過分散風險措施，尤其以東協國家為主要目標，以降低各種因素的衝擊。因此，大陸台商此時迫切需要的是，重新規劃加速營運升級轉型與調配最佳產能，藉此布局全球市場，甚至深耕大陸蓄勢待發的內需市場，始能在中美不斷升溫的對抗格局，以及兩岸持續陷入歧見的氛圍下，找到最妥適的生存之路。

另一方面，台商在推動營運升級轉型的同時，應該看到，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崛起及社會轉型，中國經濟已從過去的「追求成長、規模」，逐漸升級為「以人為本、全面協調」。亦即中國將致力於追求雙碳目標下的綠色轉型、產業結構調整下的企業升級等方向。大陸台商若要進一步發展，不能僅降低生產成本，而必須有與時俱進、創新的策略。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2022年第二季爆發世界能源危機，根本是美國拜登總統為了鞏固美國霸權地位，緊急策動了一次近乎1970年代石油危機的世界級能源危機，以紓解國內的經濟危機。

2022年4月，美國藉俄烏衝突策動歐盟「制裁俄羅斯」，激起世界級能源危機，企圖一面一舉打趴俄羅斯，重新奪回國際市場的「能源定價權」及「能源交易支配權」，另一面藉能源危機動盪歐洲的社會穩定，宰制歐洲國家安全，以解決美國國內的經濟危機。

美企圖掠奪全球經濟資產

美國這次策動世界級能源危機，不是圍繞著俄烏衝突展開，而是打主意圍繞著歐洲展開，全力資助、指使烏克蘭抗對俄羅斯，升高俄烏衝突事端，再到日前破壞北溪管道，美國最終的目的，無非就是不再讓俄歐的能源結構繼續存在，一石二鳥地制服歐洲及俄羅斯，然後延伸北約的力量，全力打趴中國。

俄歐能源供需互利合作結構，是歷經幾十年時間逐步建立而鞏固起來的，即便是在美蘇冷戰期間，這種密切互相依賴的能源供需關係也從來沒有中斷過。但這一次，美國卻藉口俄烏衝突，一方面嚴厲制裁俄羅斯，冀能一舉打趴俄羅斯，另一方面藉此告訴歐洲，也告訴全世界，誰才是歐洲的主人。其中指使英國炸掉北溪輸氣管道，遂行國家恐怖主義，斷絕俄歐的能源關係，就是明證。

在2022年4-5月期間，代表歐洲大型企業利益的歐盟檯面上的政治人物，幾乎都不願意討論「限制進口俄羅斯能源」，制裁俄羅斯的倡議；甚至還有不少人在暗中抵制，結果遭致美國政府的威脅。但恰如美國黑幫老大的名言：「手槍和說好話能幫人實現更大的目標，蜜餅自然也該派上用場」。美國向所有猶豫不決的人做出承諾：將提供取之不盡的美國石油和液化天然氣，歐盟可以放寬心，徹底擺脫對俄羅斯的依賴。

拜登欺騙歐洲走進死胡同

其結果是，歐盟國家大幅減少從俄羅斯進口石油和天然氣，卻也從此不得不用四倍以上的高價，向美國「能源供給接續性，並不靠譜的美油美氣」靠攏。最初半個月，海上運來的美國能源不斷增加，只是這一勢頭難以持續，歐洲更難期待可以挨到明年暖季的來臨。

因此，在今年秋天的第一股寒潮到臨時，歐盟國家工業企業公司不得不思考遷移到美國；比較精明老練、不受意識形態拘束的企業家，則選擇去中國大陸。

歐洲產業被逼轉移至美國

這次拜登剪歐洲羊毛最重要的路數有兩條。一是用美國金融收割歐洲，利用俄烏衝突造成的動盪不安，吸收歐洲資本及在歐洲金融部門的國際資金；2022年以來，歐洲流向美國的資金已超過2兆美元。另外一條更重要的路數是，讓歐洲地緣資本攜帶資金、技術、人才和產能轉移至美國。

美國想要從歐洲得到一些足以與美國旗鼓相當，或超越美國既有水準，或競爭力更高的產業，尤其是在東亞得不到的產業，都轉移到美國。換言之，這意味著所有被看上的歐洲產業都將被逼著轉移至美國。

《華爾街日報》日前有一篇文章指出，歐洲最居關鍵地位的機械製造、汽車工業和化學工業等大型企業，正逐步將主力生產轉移至美國；最核心的驅動因素在於過高的能源價格。儘管這些企業尚未破產，但能源危機已迫使幾乎所有大型製造業廠商都非得大幅減產不可。

歐洲毫無抗衡美國的本錢

除天然氣和電力價格大漲，影響生產製造業外，市場與營運成本是另一原因。第一輪的「歐洲大企業搬遷潮」，與2022年8月16日拜登所簽署的《通膨削減法》(IRA)有關。這部法案的出台「極為適時」，為那些決定將生產和納稅轉至美國的外國企業提供了優惠政策。

一旦整個歐洲能源結構都必須重新調適時，歐洲工業及先進的製造業都必然會在全世界市場失去競爭力；高昂的能源價格會讓歐洲的上游冶煉、化工產品製造成本無法參與國際競爭，倘若再逐步往下游傳導，則整體歐洲國家的機械、電子、汽車產業，都將逐步凋零，讓歐洲實物經濟，乃至象徵經濟的歐元價值也都無法抗衡美國。

當然這條路這麼走下去，歐洲遲早會被掏空，徹底淪為「空殼歐洲」，成為美國的「附庸經濟區」，甚至是美國用來抗對俄羅斯與中國的「附屬戰爭棋子」；屆時之前許多歐洲戰略專家所謂的「21世紀是美歐俄中四強博弈格局」，就不復存在了。

歐洲恐難以自救

歐洲要自救，不受美國霸權裹脅的製造業，還有一條路可走，就是借助於極右翼把底層的人民喚醒，徹底擺脫美國的脅迫控制：目前義大利極右翼在大選中勝出，已露出這個苗頭。只是這對歐洲資本，尤其大企業來說是把雙刃劍，一旦失控，也有可能把自己拉進去。

但無論如何，歐洲過去既占了美國話語權的便宜，又占了俄羅斯低價能源的便宜，這種「歐洲夢」徹底被拜登終結了，現在到了連本帶利的還債時刻。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