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海對峙70年之後，兩岸關係陷入空前嚴峻情勢，其原因很多，也看不出有簡單的解方。作者以為，兩岸會否走向攤牌，要看1月台灣選舉的結果、中美貿易戰發展、各方實力及大陸的決心而定。

兩岸關係嚴峻原因不少

一是中國迅速崛起令美國不安，後者改變了行之有年對中國的競合政策，轉而採取不擇手段的強行遏制中國發展，引爆了全球政經都受創的貿易戰，這個變局只有台獨勢力得到鼓舞。

二是台獨政府在台灣積極推動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的全面去中國化政策，使得台灣人的認同錯亂更為擴大，反中仇中情緒瀰漫。國民黨再也不敢提中國人、統一、一國兩制等主張。國、民兩黨在兩岸政策上已沒有實質的戰略差異，最多只有戰術區別，兩者不過是獨台(華獨)與台獨之分。

三是無論中美的利益衝突，或兩岸的認同衝突，都看不出有簡單的解方。中美大國博弈將是一齣高潮迭起的超長連續劇，談談打打，要到勝負確定才會播完。兩強之間會有各種形式的冷戰，但熱戰不會出現，因為雙方都負擔不起。至於兩岸則不同，雙方實力相差懸殊，既沒有溝通管道，台美又不斷勾搭刺激大陸，致使大陸迫切希望早日解決台灣問題，爆發危機，引起熱戰的可能性很高。

大國博弈一定會動用所有籌碼打擊對手，現在美國對中國已經祭出外交圍堵、關稅制裁、技術封鎖、軍事威懾、地區衝突等手段，台灣牌更不會棄而不用。美國的台灣牌會打到哪個程度？台灣如何自處？大陸如何回應？兩岸關係未來走勢如何？值得探討。

川普敢越過台灣牌紅線？

美國的「一中政策」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幾十年來，儘管雙邊關係起起伏伏，美國對華從未真正偏離此一政策，但川普上台後此政策受到嚴厲考驗。從與蔡英文通話開始，川普迄今已批准5次對台軍售，累計金額高達約125億美元，又連番簽署了《台灣旅行法》、包含台灣條款的各年度《國防授權法》、《亞洲再保證法》等，將美台關係推升到前所未見的高度，難怪蔡英文喜不自勝地說，當前美台關係是40年來最好時期。

在川普政府強力操作宣傳下，當今美國行政與立法部門、兩黨領導人、一般百姓對中國都沒有好感，支持台灣則不遺餘力。台美政治關係近年確有進展。今年5月中旬，台灣國安會秘書長李大維訪美，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波頓會面，這個頗具敏感性的會面算得上是雙方政治關係的一大突破。同月，美國同意將台灣駐美機構北美事務協調會，更名為更有政治涵義的台灣美國事務委員會。蔡英文7月過境美國訪問加勒比海友邦時，不僅獲得了在東西岸各停留兩夜的待遇，還在紐約代表處會見了台灣友邦駐聯合國的代表。

在台美軍事合作上，美國國會極為熱中，每年通過的《國防授權法》都要求美軍參加台灣的漢光演習，而事實上，每年漢光演習美軍顧問都赫然在座。該法也要求美軍邀請台軍在西太平洋共同軍演，最近傳出台灣已經在菲律賓附近海域，與以美國為首的多國海軍進行機密演習。內湖新落成的AIT辦公處，美國不諱言有海軍陸戰隊進駐。為對抗大陸軍事上的繞島巡航威懾，美國軍艦在今年夏天以前已7度穿越台灣海峽。美國打台灣牌的力道顯然越來越重。

美國的支持是否真能解除台灣在經濟、外交、安全上來自大陸的反制則頗有疑問。陸客自由行被切斷後，台灣經濟上的損失有目共睹。外交上蔡英文執政後已丟了7個邦交國，目前僅剩15個。即使美國幫忙，對台灣在加勒比海與南太平洋的邦交國施壓，要求他們不要和台灣斷交，但索羅門與吉里巴斯日前還是與台灣斷交，海地也傳出有斷交的危險。至於台灣想進的多邊國際組織，美國更完全使不上力。

安全上，台海如爆發戰爭，美國會支持台灣對抗大陸嗎？這充滿了不確定性，台獨政府不能心存僥倖。川普儘管與大陸的貿易、科技戰已殺紅了眼，但仍不敢斷然和北京攤牌，還是希望繼續談。雖然對伊朗口誅筆伐，但也不敢貿然用兵，原因就是美國的實力早已今不如昔。川普怎敢為台灣問題和中國開戰呢？中國的這條台灣紅線，打個擦邊球還可以，真要越過就是找死。

了解台灣，正確面對台獨

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經過這麼些年的交手，相信大陸對台灣情勢已很了解，不會再有不切實際的期待。第一，台灣政黨輪替不會為兩岸關係緩解帶來真正的契機，台灣兩大黨及人民都親美，只是一個黨一面倒，另一個黨稍微平衡。第二，兩黨都致力於維持現狀，拖一天是一天，拒絕統一、拒絕「一國兩制」。第三，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及人民都落空，解決台灣問題要靠大陸自己。第四，要做好兩手準備，和平統一最好，不然非和平手段也不排除。第五，實力是王道，只有強化本身實力，阻斷外力干預，才能從根本解決台灣問題。

台灣與香港一樣，都有殖民地情結、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因此，正常的關切、示惠、寬容、富台政策起不了作用，他們需要的是當頭棒喝。蔡英文爭取美國支持不遺餘力，積極表態參加印太戰略，跟著美國封鎖華為，支持香港「反送中」，大陸的回應已如上述，毫不留情。雖然蔡英文並未因此鬆動其反中求獨的立場，但島內民意、國際社會都因此人心惶惶，不利蔡英文選情。

解決中美或兩岸衝突，中國在實力、耐力、制度、決心各方面都有優勢。實力上今天中國與美國差距已經縮小，並全力趕超，川普的打壓反而提供了「備胎一夜轉正」的機會，強化了大陸自立自強的決心。兩岸關係上，大陸崛起與美國式微，使台獨勢力就算完全執政也不敢宣布法理建國。在耐力方面，歷經幾千年歷史興衰歷練的中國，與只有兩百多年歷史的美國鬥爭，最後贏家是誰不言可喻。至於依附於美國的台灣就更不值一提了。

制度優勢也在大陸，眼前大陸沒有政治接班問題。台灣與美國則有政治週期，川普與蔡英文眼前都面臨選舉壓力。貿易戰讓中國人更同仇敵愾，卻可能傷及川普與蔡英文的選情。為了勝選，川普可能在必要時有所讓步，讓貿易戰中場休息，將台灣暫且冷凍。最近極右派親台的國安戰略顧問波頓下台，及中美互遞橄欖枝，一個豁免若干商品的關稅，一個延後加徵關稅，都是中場休戰徵兆。

國際共識：兩岸衝突升高

蔡英文治下的兩岸關係已落入谷底，當前中美矛盾又持續擴大，川普為人不靠譜，熱衷打台灣牌，誰也不能排除兩岸關係擦槍走火的可能。

美國智庫「2049計畫協會」學者易思安(Ian Easton)在2017年10月出書《中國的侵略威脅》，指出大陸有2020年武統台灣的計畫，其「聯合奪島行動」將分三階段進行。2018年10月美國歷史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柯特金(Stephen Kotkin)在史丹福大學的研討會上表示，全球最大地緣政治風險就是中美關係，而台灣則是此風險區的震央，可能爆發台海戰爭。

今年2月，美國國防權威智庫蘭德公司的資深政治分析師切斯(Michael Chase)為文指出，中國政局、台灣政治趨勢、美國對台政策都是觸發台海新危機的因素，美國應格外注意，並認為未來12-18個月，也就是台灣大選前後，可能發生危機。

4月，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舉辦美國與兩岸學者的二軌對話，由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研究員何瑞安(Ryan Hass)執筆的報告也認為，未來一段時間是台海風險增高時期，可能因意外事件導致緊張加劇。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在9月初發表題為「台灣可能是美中戰爭導火線」一文，指台灣外交部長吳釗燮曾證實國軍正針對中國制定「防禦和進攻計畫」，且有國防高級官員提到，報復手段包括「空襲中國福建省」。現任官員應否公開火上澆油發表評論暫且不論。前任陸委會主委蘇起也表示，從今年下半年到明年春天，台海局勢嚴峻一如1949年；他並悲觀地認為，如果蔡英文連任成功，現狀會遭到巨大挑釁，甚至真動武。如果是藍營候選人當選，現況則會緩和。

兩岸會走向攤牌嗎？

兩岸會否走向攤牌，要看各項條件是否成熟而定。

第一，要看明年1月台灣選舉的結果。前文雖然點出台灣兩黨在統獨議題上差別不大，但還是有戰術上的區別，就像蘇起的認知，哪個人當選對兩岸關係的影響會有所不同。蔡英文當選，兩岸會有立即的危機；落選，關係才能緩和，但也只是暫時緩和。由於大陸對國民黨已經有新的看法，即使國民黨執政，兩岸危機也仍將持續，認同趨勢不會因政黨輪替而立即翻轉，問題並未根本解決。

第二，要看中美貿易戰的發展而定。由於貿易戰久拖不決已影響川普選情，川普或許會選擇達成一個局部性、暫時性的協議，先穩住關鍵州的票源，贏得勝選後再說。如此，川普在2020年11月以前，或許暫時不會把台灣牌打得太出格。但無論川普是否繼續執政，中美關係已經回不去了，遏制中國崛起現已成為美國兩黨與民間的共識，中美博弈會繼續，頂多策略有所不同。台灣這一籌碼在博弈結束前不會被美國拋棄，所以台灣問題還是越早解決越好。

第三，要看各方實力而定。如果上述兩種假設皆落空，大陸會否直接武統？大西洋周刊的評論員吉爾西南(Kathy Gilsinan)認為，軍事上中國沒有動機在全球層面上與美國對撞，但在台海發生軍事衝突則有高度可能。她引用蘭德公司所做的兵棋推演，認為美國在台海對上中國幾乎沒有勝算的可能。美國前參謀總長博澤(Chris Brose)也認同此一看法。不談別的，近年中國在導彈方面發展快速，美國在西太平洋部署的航母、陸基飛彈都在大陸近中程導彈東風16、中程導彈東風21，中遠程導彈東風26和東風17的射程範圍內。其中，東風21和東風17被稱為航母殺手，一旦台海戰爭爆發，美國航母不僅進不了第一島鏈，甚至連停留在第二島鏈都不安全。除了袖手旁觀，美國還能做甚麼？輿論或經濟制裁不能改變結果，台灣問題到時自然解決。

第四，要看大陸的決心。兵凶戰危，大家當然都希望化干戈為玉帛，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但能否如願要看現實與機緣。美國與台獨的智慧有限，大陸的決心要靠行動證實。統一等了70年，結果是台灣在分離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台獨提供了美國遏制中國崛起的籌碼，鼓勵港獨，送暖藏獨，助威疆獨，這個禍害不除，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何日能實現？

(作者係本刊主筆、台大政治學系名譽教授)

1919年出生的許歷農上將，在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從軍，早年打過對日抗戰及國共內戰，1950年隨軍隊從舟山島登陸台灣高雄，歷任政戰學校校長、陸軍官校校長、陸軍第六軍團司令、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總政治作戰部主任、退輔會主委、國民黨中常委。

1993年2月卸任公職後，公開批評李登輝不應該明統暗獨，隨即退出中國國民黨，加入新黨，並於1994年成立新同盟會；1996年出任新黨國大黨團召集人、國統會副主委；2002年成立民主團結聯盟；2010年成立中山黃埔兩岸情論壇；2012年成立人民政治團體聯合會議，大力推動兩岸和平統一運動。

在兩岸分離70年前夕，本刊特別訪問了至今耳聰目明、思想敏銳、筆耕不輟的許上將，聽聽這位百歲的歷史見證人如何看待兩岸70年。

問：請問您在1946年至1949年間，怎麼看待國共之間的內戰，70年後的今天，您對它有何評價？

答：歲月如梭，一晃竟70年了。這問題讓我想起：兩千多年前，讓魏文帝曹沛潸然淚下的曹植「七步詩」：「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國共內戰正是萁豆相煎，受煎熬、哭泣的，是我們普羅大眾、云云眾生。

政治的目的，應該是造福社會大眾，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內戰時期，我親見幣值一日數貶、物價時時刻刻飆漲，造成人心惶惶，不可終日，真的是受盡煎熬！國民政府到台灣以後，痛定思痛，力圖從根本上解決。

經國先生擔任行政院長時，盡了一切努力，使台灣達到高成長、低物價的目標，以改善人民的生活。很快成為亞洲經濟四小龍之首，被世界譽為「台灣奇蹟」。但曾幾何時，經國先生過世以後，台灣竟又回到萁豆相煎的從前。不禁讓老叟仰天長嘆！

問：您1949年離開家鄉及家人，一直到1997年才首度回到大陸，請問您當時有何感想？

答：很巧，這問題正是1997年接待我的台辦人員問的第一句話。當時我長嘆一聲說：「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我們默默無言相對很久。我猜想他是不知說什麼好，我則沉潛於時間的長河裡。

1947年我所屬的部隊曾負責北京（那時叫北平）的衛戍任務，再回北京已過了50年，完全看不到當年的模樣，很多象徵歷史古蹟的城牆及牌樓不見了，連我當年住過的東四牌樓大興公寓，也沒有人知道現在是什麼地方。

那時候，儘管改革開放前的「一窮二白」景象多少還有些影子，但我已能很清楚看到人心朝氣蓬勃、社會欣欣向榮的氣勢。當時我想：從1842年鴉片戰爭失敗後，受盡列強侵略、壓迫的中華民族，終將揚眉吐氣，重新站起來了！

果真沒多久就出現了奇蹟。大陸的經濟實力1995年超越加拿大、2000年超越義大利、2005年超越法國、2006年超越英國、2007年超越德國、2010年超越日本，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2015年初世界銀行指出：依據購買力評價方式計算，中國經濟實力2015年已超越美國領先世界，並且說2014年是美國經濟稱霸全球的最後一年，2015年是中國經濟將領先世界的元年。

美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提格里玆也在2015年1月號的《浮華世界》發表文章指出：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只是恢復歷史常態，歐美主宰世界200多年，只是常態之外的插曲。國際權威學者包括美國約翰奈思比、英國馬丁雅克、日本大前研一，以及台灣高希均都說過，中國大陸這些年來的成就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經驗！

問：1979年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布了《告台灣同胞書》，從此推行兩岸和平統一政策，而經國先生卻始終堅持「三不政策」，依您的看法，經國先生當時是基於什麼樣的考量不願意與大陸展開對話？

答：那是1979年初的事，大陸才剛剛宣布改革開放，兩岸還完全處於敵對狀態，並未建立起互信基礎，經國先生很難相信大陸的誠意與善意，因為內戰期間，國共兩黨「談談打打、打打談談」，國民黨認為自己吃了不少虧，國軍就是這樣敗退到台灣的，經國先生有慘痛的親身經歷，因此他當時宣布「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並沒有錯，我也完全認同。

令人遺憾的是，經國先生未及看到大陸之後發展建設的巨大成果，但他仍在任內解除了戒嚴，並開放返鄉探親，讓兩岸人民開始互訪，以致後來能全面交流合作，徹底改變了兩岸關係，功不可沒啊！

問：經國先生在1987年開放老兵返鄉探親，並任命您為退輔會主委，在政策及經費補助上大力協助了老兵訪鄉，並從此打開了兩岸交流的大門，32年來，不論台灣政權數度輪替，兩岸民間交流卻從未間斷，請您談談當年的情況。

答：開放老兵返鄉探親是開啟兩岸交流的濫觴，解除兩岸關係禁錮的開始，確實是歷史的轉捩點。

老兵當年在硝煙烽火中匆忙撤離大陸，而且基於保密規定，很少有機會與親友道別，很多父母都不知道兒子的去向。老兵到台灣後立即參與保衛台海諸戰役，三四十年孑然一身、孤苦伶仃，1987年政府宣布解除戒嚴後，老兵的痛苦一股腦兒發洩出來，穿著「想家」的背心走上街頭，要求返鄉探親。

經國先生非常同情老兵的心境，他對老兵說「我帶你們來，一定要好好照顧到你們，我有一碗飯吃，會給你們半碗，如果只有半碗，會讓你們先吃！」同時著手準備開放老兵返鄉探親。

政策通過後，一些有心人士想見縫插針，鼓煽老兵，要求政府發給探親旅費，我認為期期不可，因為政府若開此惡例，一般民眾也會要求比照辦理，政府將難以善後。所以，我挺身而出表示輔導會願意為榮民向民間募款，也很快組成了有公信力的募款委員會。

我永遠不會忘記王惕吾先生是我募款的第一個對象，他當天就答應捐助六千萬，讓我喜出望外，對募款工作信心大增。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我們募得5億7千餘萬的捐款。我記得當時規定依申請人的健康狀況、子女人數公平分配，每個人可獲得兩萬元的旅費補助。

最後還剩下兩千多萬元，退輔會利用那筆錢在香港成立了「欣安榮民服務中心」，協助老兵解決在過境香港時遇到的困難。我很佩服經國先生的遠見，也為能參與這份工作感到無比光榮。

問：您身為軍人，為何後來不僅不反共，還堅定地支持兩岸和平統一，並積極推動統一運動？

答：我早年參加過對日抗戰、國共內戰，爾後也曾多次參加台海保衛戰；登步島戰役，我在前線；823炮戰，我在大金門落彈最多的鵲山。退出戰鬥行列後，我曾擔任兩岸政策的制訂、推行、實踐。長期炮火的洗禮及工作的磨礪，我對兩岸關係有一定程度的體悟。

我從軍是為效忠國家，希望國家興盛，國家要強盛首先必須要統一。如要細究我支持統一的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堅信兩岸同屬一個中國。1895年馬關條約割讓台灣給日本，如果台灣不是中國領土，為何說「割讓」？1943年開羅會議決定戰後日本應將台灣歸還中國，台灣若非中國領土，怎麼會是「歸還」？1949年後，國府要光復國土，大陸要解放或統一台灣，都堅守一個中國。1972年中美發表《上海公報》稱「台灣海峽兩岸所有中國人，都認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國府沒有異議，只補充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大陸也是中國的一部分。」

二、我是孫中山先生的信徒。中山先生追求的目標就是國家統一、民主與富強。而且，憲法開宗明義說「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政府本應以三民主義精神為施政準繩、行事根據。

三、我不願看到兩岸烽煙再起。28歲時即因國共內戰妻離子散，40多年後才再見到大女兒，我比誰都不願意看到這種悲劇再發生。台灣幅員小，先天條件不足，無法籌組龐大的國防軍備，難以用實質的軍事力量與大陸抗衡，一旦發生戰事，台灣承受不起，也是全體中國人的不幸。

四、大陸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果。40年以來，大陸確實做到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致於綜合實力增強，讓中國人走出百年來貧弱的命運。當我看到早年「日日鬥，月月鬥、年年鬥」、「越窮越革命」的思想都成為過去式，身為中國人的我怎能不放棄反共思想而主張和平統一？

五、統一是台灣唯一的選擇。兩岸一衣帶水，近在咫尺，搬不開，移不動，無論從血統、文化、歷史淵源、地理環境來談，統一是天經地義的事，沒有任何替代方案。

問：您目睹了大陸的發展建設，兩岸政經實力的消長，您認為兩岸至今尚未統一的主要原因為何？是否受到外部勢力影響？

答：在我心目中，國家就像一個家庭，貧富、強弱雖有變化，但兩岸人民不能否認是同胞，當然必須共同追求統一。

兩岸為何至今尚未統一的原因很多，總的來說，不外乎外部勢力的介入與台灣政客的私心吧。美國和日本最不希望看到兩岸統一，因為他們忌憚中華民族再次崛起，影響他們在太平洋地區稱霸的野心，他們是為自己的利益著想，但我們是中國人，豈能作美、日的馬前卒、棋子？

至於島內情況，我一直認為，台灣統獨對立是長期選舉活動逐漸造成的。一些政客為騙取選票，獲取個人利益，不惜把大陸作為假想敵，製造內部矛盾，並刻意汙衊大陸。我不是在長別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只是想提醒當局及民眾，面對大陸的突飛猛進，我們必須以新的觀念及思維，認真檢討兩岸政策。

問：您曾經說「統一不能急，因為事緩則圓，但更不能拖，因為夜長夢多」，在民進黨2016年全面執政後，兩岸關係更趨複雜嚴峻，請問您今天怎麼看兩岸統一的條件及方式？

答：我一直認為兩岸統一後，在軍事上可以相互支援，互為犄角，台灣每年可以節省龐大的國防預算，用以充實經濟、改善民生與社會福利；在經濟上更可以彼此互補，大陸可以借重台灣某些技術和管理制度，台灣更可以藉大陸廣大的市場與國際關係拓展經貿，確實做到互利雙贏。

2016年民進黨全面執政後，台灣在國際上日益孤立、社會更加分化對立、教育更加扭曲錯亂、經濟更加蕭條不振，我更希望能及早找到對台灣最有利的統一方案。今年1月2日習近平主席所講的一席話，不僅有目標，還有方法及步驟，也就是經由兩岸人民代表共同研議、共同協商，共同締造出兩岸都能接受的「一國兩制」方案。

我相信，只要兩岸中國人敞開心胸，開啟政治協商，以我們中國人的智慧，一定可以研討出一套使台灣長治久安，又符合全體中國人根本利益的統一方案。

時間是公平而無情的，它卻構成中國人慘痛的歷史。1949年10月1日，中共定都於國民黨北伐統一後改名為北平的北京，至今已屆满70周年，而因戰敗退守台灣的中國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也在台澎金馬延續生存下來。

國共雙方隔著狹窄的台灣海峽對峙分治，在1960年代初之前，仍不時爆發大小軍事衝突，情勢緊張，爾後則大致是非戰的冷和狀態。而兩岸彼此70年來的不穩定關係，仍嚴重影響、延宕著國家統一此一根本問題的解決。

中國問題背後是美蘇角力

當年中國問題有其特定歷史與現實上的複雜背景。簡言之，亞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日本軍國主義強弩之末、敗象畢露後，美、蘇便已迫不及待地謀畫如何占有、分贓日本，要它吐出經搶奪得來的利益。而萬般不幸的是，日本明治後凶殘侵略的擴張史，其瘋狂擄掠所得的主要利益正來自中國。

很弔詭的，同盟國在亞洲勝利在握的同時，美、英、蘇即已密謀瓜分戰時的盟友中國（雅爾達密約）。戰後史立即進入一種十分詭異的情境：中國爆發大規模內戰，交戰雙方各自充當美、蘇在中國的代理人。內戰原因之一固然是國共兩黨無從妥協的政權爭奪，但它也隱然地肩負了美、蘇想瓜分與掌控在戰火平熄後，分裂中國的任務(a Dirty Job)。

換言之，國共內戰固然「逼真」，卻有不得不按照美、蘇霸權陰謀演戲的苦衷，以換取中國人卑微的生存空間，以防阻美、蘇蠢蠢欲動直接出兵，在中國劃出勢力範圍，將二戰後霸權爭雄的前線置於中國境內，果爾則中華民族追求獨立統一與發展的偉大歷史悲願，勢必更加艱困遙遠，我民族對日寇長達50年抗戰的犧牲慘勝亦將化為烏有。

美國因地緣必須控制台灣

歷史慘痛而真實地呈現出，中國內戰並未使國土如美、蘇策畫的被分裂成兩半，而是大大不成比例的60比1，分裂成大陸主體與台灣島兩塊。

對這一後果，美國是極為懊惱忿恨的。美國惱怒蘇聯所得到的太多太大；也暗恨蔣介石不聽指揮，未克完成美國亟待得到的利益，因而削弱了它跟蘇聯冷戰初期爭霸的地緣優勢。也就是美國就此失去了亞洲大陸。這是美國決心此後在戰略上絕不放手第一島鏈，以此具有戰略制高點圍堵中國大陸，尤其必須牢牢控制台灣的根本理由。這也是近30年兩岸中國人的和平統一步驟，不斷遭到掣肘狙擊、難能突破的最大原因。

台灣曾放棄了歷史契機

吾人應可察覺，始自1979年元旦，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後，北京即開始謀求通過和平談判結束分裂，也同步進行內部改革（把經濟搞上去），這都是一種以內部修繕手段改善民生，以拉近跟台灣的差距，期許以相互尊重（一國兩制）、平等協商（什麼問題都能談），迎接國家和平統一的到來，達成兩岸中國人㩗手合作、開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的，這也是後來習近平以「中國夢」概括海峽兩岸人民的共同使命。

這恰是中國在分裂分治30年(1949-79)悲劇後一個充滿新希望與美好展望的歷史契機，沒有理由不好好抓住。但是台灣當局卻未接受，何以致之？

大陸陷入動盪有外在因素

兩岸關係史上的兩件大事，可被視為雙方都「擱置」以軍事行動結束分治的想法。一是1958年的台海金馬危機，一是1964年的大陸核試成功。

中國在擁有自力建造核武的初期，即面臨美、蘇不約而同地下毒手，欲以外科手術方式摘除其核武攻擊，亡國毀滅危機緊廹。這應該是從1958年到1976年大陸陷入長時間嚴重動盪的主因。筆者認為，包括「三面紅旗」、「文革」等大型與長時間的運動，很多是包含了因應這個最恐怖威脅的「中國特色的反應」。面對這一段痛苦折騰的歷史，簡單地責備毛澤東並不公平。

相對的，台灣從1960年代初期後，因兩岸理智地擱置了原來的「反攻」、「解放」政策，而得到有步驟、有方向的經濟建設時間，在蔣經國的清廉勤政下成就斐然，中外共睹。台灣亮眼的表現，也引起中共的正視與反思，國共你死我活的僵硬想法開始緩解（換腦筋），這何嘗不是國家人民之大幸？

然而，美國有它的巨大陰謀。8.23砲戰使美國警覺到，只要台灣仍是一個認同中國的社會，則兩岸終有一統之日，這有違美國在中國大陸周邊設置、保有（永久）軍事基地，執行捍衛其霸業的利益，因此，釜底抽薪、偷樑換柱是它從1960年代便逐步推動的在台業務。簡言之，即是「去中國化」。

美國要台灣「去中國化」

「去中國化」是利用台灣藍綠政府/政客，通過教育及媒體配合，毒化台灣人，特別是青少年，使其拒絕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而集體墜入反中、仇中的荒謬異化意識。美國陰毒地美化日本殖民統治，加上日本的推波助瀾，30年來大致成功地篡奪、綁架了台灣中國人的下一代。這些因素造成兩岸關係無法基於同胞意識、情感融合，追求、促成「政治統一」。

亦因此，已懸宕70年未定的中國國家統一問題，如果仍絕對排除必要的霹靂手段，則將不知凶險難測伊於胡底矣！

(作者係本刊主筆)

海外一些自由主義者，特別是歷史虛無主義者，對奉行馬克思主義的中共，於1949年以摧枯拉朽之勢，擊敗奉行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建立了新中國的這個歷史事實，經過70年，似乎仍難以理解，導致兩岸統一的進程添加變數和更趨複雜化。

之所以致此的原因很多，除了野心家的興風作浪、外力的介入和中國海權強大之外，台港獨派由於中了西方民主自由精神鴉片的毒，以致害了嚴重的史盲症，看不清中國歷史的真相，特別是新中國歷史的真相，於是造成港台目前親痛仇快的混亂局面。

首先從宏觀的地緣看。馬克思主義源起於德國，使之成為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者則是俄國的列寧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原型，或稱之為歐俄馬克思主義，以別於西歐的馬克思主義。其特點是，地緣上，當時的德俄兩國，相對於發達的英法工業化國家，屬於後進的工業化國家，比較貧窮落後，因而深受前者的壓迫。由此而東則是中國，一個被迫從傳統的農耕社會走向近代工業化社會、較之德俄更為貧窮落後的國家，因此飽受歐美帝國主義的壓迫。

所以，地緣上，就受西歐帝國主義的壓迫而言，橫跨歐亞大陸的俄中兩個陸權大國板塊，形成遼闊的反帝土壤，適合為資本主義天敵的馬克思主義滋生成長茁壯，而與西歐和美國的海權大國板塊相對抗。

儘管中俄兩國關係，在冷戰期間，由於美蘇爭霸的戰略考慮，經歷了敵友關係的曲折起伏，但這種密切的地緣關係，直到今天，還在界定世界格局和引領世界歷史走向中起著主導作用，在可見的將來勢將有增無減。

這是馬克思主義得以引進中國並生根的第一個宏觀的、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地緣地氣。

其次從社會結構看。中國自古以農立國，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所以農事一直成為統治者念茲在茲的頭等大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中的水，就是農民大眾，這是中國最大的國情。當政者解決不了農民問題，政權遲早要被推翻；革命者，不能滿足農民的願望和訴求，注定得不到天下。

馬克思主義雖然是產業工人階級的主義，但更是勞動大眾無產者的主義。李大釗敏銳地看到，近現代的中國，在西方資本主義長期的剝削侵略之下，加上無休止的軍閥混戰，中國已經成為一個無產者的國家；尤其經歷了艱苦的八年抗戰，人民顛沛流離，家破人亡，社會階級結構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整個中國，不論是士農工商，基本上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中，成了名副其實的無產者，所以對為無產者利益講話、同帝國主義、同一切剝削階級堅決鬥爭的馬克思主義，從而對奉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產黨，心中自然而然產生強烈的共鳴，引為知心人、領路人，跟著她走，而不跟著同西方帝國主義結為盟友的國民黨走。得人心者得天下，此正是中共得天下，國民黨失天下的根本原因。

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得以引進中國，並生根的第二個宏觀的、堅實的社會原因—人氣。

第三從思維看。中國古代文的經典《易經》、《論語》、《孟子》、《道德經》，武的經典《孫子兵法》，都是辯證思維的典範，所以中國人一向習慣於辯證思維邏輯，對形式思維邏輯格格不入。但這種辯證思維是唯心論的，是不科學的，而馬克思主義的思維不但是辯證的，還是唯物的、科學的、是分析解答近現代世界和中國面對的一切問題的思維利器，所以易於為中國思想界接受、消化，而成為中國文化有機組成的部分。

這是馬克思主義得以引進中國，並生根的第三個宏觀的、堅實的思維原因—理氣。

第四從價值觀、世界觀、人生觀看。價值觀方面，中國主流思想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一個立足於農業社會主義的「仁」字，由此導出的群體意識和宋儒民胞物與的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思想，以及《禮運大同篇》公天下的崇高理想。這些都同立足於近代工業社會的馬克思主義不謀而合，從而可以互容互補。

世界觀方面是，中國人具有強烈的歷史感，儒家是歷史主義，馬家也是歷史主義，所以歷史決定論者一也；所不同的是，儒家是道德決定論，馬家是經濟決定論。由於都是歷史主義，所以互容；一個強調道德，一個強調經濟，所以可以互補。

人生觀方面是知行合一。馬克思主義主張「掌握理論，改變世界」，強調行動、實踐。儒家主張「學以致用」，就是致力於修、齊、治、平，也是強調行動、實踐。所以，儒馬兩家都反對「為學問而學問」，不搞脫離社會現實象牙塔裡的純知識。

這是馬克思主義得以引進中國，並生根的第四個宏觀、根本的價值觀、世界觀、人生觀的原因—人氣。

最後從領導核心看。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是他將馬列主義完美地中國化，引領中共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最後以震古鑠今的三大決戰—遼瀋、平津、淮海，徹底打垮了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國民黨，推翻了中華民國，建立了新中國。

由上可見，新中國的誕生絕非歷史的偶然，而是歷史的必然；可以預期，在中共的帶領下，中國必將完全統一，中華文明必將重登世界之巔！

值此新中國70華誕之際，特撰此文作為獻禮；並盼對中共建國素持懷疑態度者，特別是歷史虛無論者，或有解惑的參考價值。尤盼有助於治癒台港獨派沉溺西方精神鴉片導致的史盲症，從而幡然醒悟，與大陸同胞共同致力於中國統一和振興民族的大業！

(作者係旅美體制外歷史學者)

1945年，中國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中國以「欲免後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的決心，同美國、蘇聯、英國一起，發起了舊金山制憲會議，成立了聯合國，確立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中國是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國家。

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和平解決爭端等聯合國憲章的基本原則，構成了當代國際關係的準則，更是聯合國193個會員國在和平、發展、人權三大支柱領域深化合作的前提和保障。70多年來，新的世界大戰得以避免，不少局部衝突得到控制，聯合國功不可沒。安理會至今通過了2,200多項決議，致力於勸和促談。

197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受聯合國秘書長的邀請，派團參加聯合國大會，開始了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嶄新歷程。

1974年，鄧小平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成為首位登上聯合國講壇的中國領導人。

1995年和2000年，江澤民兩次造訪聯合國總部，宣導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2005年，胡錦濤出席聯合國成立60周年領袖會議，對加強聯合國作用、推動聯合國改革、促進國際發展合作等問題，提出具體主張。

2015年，習近平出席聯合國成立70周年系列峰會，提出人類已結成命運共同體，要在新形勢下找到正確的道路，推進世界和平與發展。

在中國領導人的關心和身體力行下，中國參與聯合國工作取得豐碩成果。

(一)支持發展模式多樣性。中國主張應加強南南合作和南北交流，縮小南北的差距，實現共同發展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中國的發展不是獨善其身，而是互利合作的發展。世界好，中國才能好。邁向新時代，中國多次以東道主身分，廣邀四海賓朋，共商合作大計，推動「地球號」駛向更美好的明天。

(二)推動熱點問題政治解決。中國不斷探索和實踐具有中國特色的解決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之道。近年來，在敘利亞、南蘇丹、中東和平進程等問題上，中國均提出中國方案，貢獻智慧、發揮作用。在北京召開的阿富汗國際會議，凝聚了國際社會支持阿富汗穩定與發展的力量，並積極參與伊朗核問題談判，為達成全面協定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參與維持和平行動。從1949年的停戰監督組織到2013年的中非特派團，69項聯合國維和行動對實踐集體安全理念做出凸出的貢獻。藍盔已成為聯合國的象徵，更是和平的希望。多年來，中國已成為常任理事國中派出最多維和人員的國家，參與了朝核、伊朗核、阿富汗等熱點問題的解決過程。

(四)促進國際發展合作。中國提出的《加強全球公共能力建設決議》獲得一致通過。由於經濟全球化和人員頻繁流動，傳染病蔓延的危險急遽增加，中國倡議加強全球公共衛生能力的建設，並於2003年10月27日向第58屆聯大提出《加強全球公共衛生能力建設決議》（草案），共有156個國家連署該提案。

(五)保護人權與基本自由。中國作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成員國，至今已加入包括《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在內的21項國際人權公約，有計畫、有步驟地採取措施履行公約的義務，並向聯合國提交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履約報告，闡述近年來中國在促進和保護人民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方面取得的進展。

(六)維護國際法治。中國重視國際法的發展和編纂，廣泛深入參與全球治理規則的制訂。中國也是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的遵守者，已加入400多項多邊條約，參與了幾乎所有的政府間國際組織，還積極參與反恐、防核武擴散和應對氣候變化等國際多邊合作，展現了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七)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全面參與聯合國框架下可持續發展、氣候變化、人道救援、減災備災等問題的討論與合作，成為解決各種全球性問題不可或缺的參與方。中國與178個國家建交，向166個國家提供近4,000億元人民幣的援助，派遣60多萬援助人員，支援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建設。在非洲對抗埃博拉疫情的戰鬥中，中國派出大批醫療人員協助當地民眾。中國也已與136個國家和30個國際組織簽署「一帶一路」合作文件。

如今，全球經濟走到十字路口，多邊合作遭受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的衝擊，人們應該怎麼辦？中國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回答時代的使命。中國多年來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在聯合國說公道話、辦公道事，將繼續與世界各國共同推動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邁進。

(作者係本刊主筆、國防大學法律學系兼任教授)

今年10月對兩岸都具有特別的政治意義。對台灣來說，國民政府退守台灣屆滿70年，是否續守海角一隅，老死孤島，或是在民族主義/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前提下共議統一、共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待執政者的政治智慧與台灣人民的抉擇。

對大陸來說，這70年是新中國由「站」起來到「富」起來，再由「富」起來到「強」起來的過程。這個過程是艱辛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未來也是可期待的。

建政前經28年艱辛發展

中共建政前經過28年(1921-1949)的艱辛發展。28年的國共鬥爭是國共兩黨生死存亡的鬥爭。一個由當初只有59位黨員、13位代表在共產國際指導下成立的中共，經過28年，在國民黨的全力壓制、削弱、圍剿、擊潰、消滅的態勢下，最後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經過三大戰役，打敗蔣介石與國民黨，並迫使國民政府撤離大陸/退守台灣，這就不是簡單三個字「土八路」所能解釋。「共產黨是特殊材料造成的」絕不是一句空話。

建政後的曲折道路

新中國的發展目標是社會主義現代化，但所選擇和所走過的道路是曲折的。最初採取俄國道路，以史達林摸式（無產階級專政＋工業化）建設社會主義。建國初期，曾經奠定社會主義現代化下的重工業發展基礎，然而，毛澤東為加快社會主義建設，早日實現共產主義，1960年代開始調整並脫離史達林模式，改採毛澤東模式（人民民主專政＋自力更生）。

毛先用「三大改造」改變社會所有制，接著以「三面紅旗」（社會主義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為途徑，以政治浪漫主義手法，將「社會主義中國」強勢過渡成「共產主義中國」，結果是「超英趕美」不成，反而出現「逆退發展」，這件事情後來中共在黨的13大上指出，這是「不經過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就可以越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空想論」。

建國初期，新中國由積極發展跌入逆退發展，此讓毛澤東在國家治理上退居政治第二線，劉少奇、鄧小平們接下新中國發展的重擔。然而，毛的政治浪漫主義繼續發作，居然發動文化大革命，反對修正主義，用紅衛兵打倒黨內當權的最大「走資派」劉少奇、鄧小平們。

文化大革命一革就是10年，整整一代的黨內/黨外人才與菁英損失殆盡，中國傳統文化也因「破四舊」而出現斷裂現象，這對新中國的未來發展造成巨大傷害，產生嚴重影響。中共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總結文革經驗：「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但決議也同時指出，毛雖然在文革中犯了「嚴重錯誤」，但「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中共對毛這位開國者的評價是合理的，說明這個黨有反省能力，肯總結經驗。

「發展是硬道理」，但事物的發展是辯證式的，由肯定到否定，由否定再到新的肯定（否定的否定）。新中國的發展道路也是這樣，沒有否定性/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便不會有肯定性/建設性的改革開放。

1978年11屆三中全會，中共把一艘駛進風暴汪洋中的左傾「中國」號巨輪向右傾扭轉180度，讓它脫離暴風狂浪，駛入風平浪靜的新航道上。中共把進推共產主義社會的中國退拉回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將毛澤東思想回返至馬克思主義，取消革命委員會、人民公社、生產大隊，恢復省市縣區人民政府，將「割除資本主義尾巴」、「一大二公」、「隊級所有」改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包產到戶、多種經濟成分共存，中共稱這叫「撥亂反正」，可見新中國的發展道路是曲折的。

改革開放是偉大歷史轉變

據中共自己稱，在經濟上，「三面紅旗」使新中國的發展走到「一窮二白」的地步；在政治上，文化大革命讓新中國幾乎「亡黨、亡國、亡頭」。鄧小平復出後，除了撥亂反正，他更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首先在於發展社會生產力。可見如何讓新中國由貧而富，是鄧小平社會主義思想首先考慮到的課題，也因為如此，鄧提出改革開放，作為中國社會發展與轉型大戰略，將新中國推入「偉大的歷史轉變」。

必須注意的是，中共把改革開放視為一場革命，並公開指出它是繼1949年人民民主革命之後的「第二次革命」，也就是說，改革開放是新中國國家、社會乃至歷史發展的大邏輯。

改革開放將共產主義中國轉型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或筆者在《大轉變》書中所稱的「後社會主義中國」。這種革命性的轉變/轉型，在全世界的共產/社會主義國家中是第一個成功的案例，而且現在還在「全方位轉變」中。既然中國大陸已經不是「共產主義中國」，西方世界仍以冷戰思維對待/遏制中國，如不是霸權作祟，便是無的放矢，而台灣現在還在反共/仇共/去中，同樣是無的放矢，根本不知今日中國大陸已經脫胎換骨。

「偉大的歷史轉變」根本的意義在於，中國大陸已經不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全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抓住不容錯過的歷史性戰略機遇，讓原來自力更生、封閉鎖國、逆退發展的共產中國，透過改革開放轉型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國家。大陸因經濟高速發展，讓中國由貧而富，在面對全球化、現代化、與世界接軌的新時代形勢下，當代中國發展成為能重塑世界秩序的強國。

如果說前蘇聯社會主義走的是一條死路，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的是一條活路。改革開放不但讓中國大陸從一個一元的、封閉性的共產社會向二元的、開放型的社會主義社會做轉型，更讓中國道路/中國模式成為發展中國家/地區為求發展而尋求思考/選擇的途徑。

中國崛起並由富而強

成功的改革開放，讓40年後的中國大陸由一窮二白，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大蕭條後，全球所有增長的40%集中在中國，這使得中國綜合國力已經上升到足以挑戰美國的地步，此顯示中國經過改革開放已確然崛起。

在面對全球化與世界接軌的邏輯下，中國自然走入世界舞台的中心場域，但中國不稱霸，它一面為世界提出國際秩序的新構想，一面願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共同進行全球治理，打造和諧世界。

中共19大後，中國由富而強，它以「負責任的大國」姿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為促進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及建構國際新秩序而努力。中國的和平崛起，居然讓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恐懼，終於拋出「中國威脅論」以遏制中國，最近一年來的美中貿易大戰，更是制中大戰略下的實踐。

中國崛起vs.美國制中/抗中，「修昔底德陷阱」出現，其實是美國霸權主導下的「一超多極」世界體系，因中國崛起而被顛覆。中國崛起不但提供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新的途徑與道路選擇，而且宣告以西方帝國主義為核心的世界體系已告破產，希望美國正視中國崛起，自我解開「修昔底德陷阱」，力求避免「終須一戰」。

中華民族終將偉大復興

2016年9月4日習近平在杭州G20高峰會上，向全世界宣布「今天中國已經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說明中共及中國人民經過逾半個世紀的努力才使得中國崛起。中國現在一如東方巨龍飛龍在天，在世界體系中，中國已由被役使者變為主導者，由舊體系的依附者化為新秩序的建構者，這對於150年來受盡西方列強凌辱的中國人民來說，當然感到無比的欣慰與自豪。

兩年前習近平在中共19大上指出，未來國家發展總目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分為兩大階段實踐：2020-2035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2035-2050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回顧這70年新中國的發展，在「中國崛起」的實然邏輯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必然出現，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也必然實踐，湯恩比所說的「21世紀是中國人世紀」將化為現實。

（作者係中山大學、佛光大學名譽教授）

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70年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只是一瞬，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也是彈指之間，卻徹底扭轉了中華民族近代以來不斷衰落的命運，奠定了中華民族經濟持續走向繁榮富強的堅實基礎。

本文從五大維度來觀察70年中國的經濟成就。

一維：發展是硬道理，經濟持續快速增長。

1992年1月29日，鄧小平在南巡途中發表談話說：「我們的國家一定要發展，不發展就會受人欺負，發展才是硬道理。」這是對過去中國經濟建設經驗的高度總結，也凝聚著對國家未來發展戰略的深刻思考。新中國成立初期，經濟上一窮二白，是當時世界上最貧窮的幾個國家之一，從統計資料上看，1950年列入計算的世界141個國家中，只有10個國家的人均GDP低於中國。1952年國內生產總值僅為679億元人民幣，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119元。到1978年，國內生產總值增加到3,679億元，占世界經濟的比重為1.8%，居全球第11位。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進入快車道，1986年經濟總量突破1兆元，2000年突破10兆元大關，超過義大利，成為世界第六大經濟體，2006年經濟規模超過英國，成為僅次於美、日、德的第四大經濟體。2010年經濟總量逾41兆元，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美元計算，當年中國GDP是58,786億美元，日本是57,742億美元）。

按不變價計算，2018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比1952年增長175倍，年均增長8.1%；其中，1979至2018年年均增長9.4%，遠高於同期世界經濟2.9%左右的年均增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為18%左右，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2018年中國人均GDP也達到9,732美元，高於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準。

二維：總體實力大大增強，再上層樓基礎堅實。

指標一是經濟總量。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近三年中國經濟總量連續跨越70萬、80萬和90萬億元大關，2018年達到900,309億元。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做一個橫向對比，2018年美國GDP是20.5兆美元，中國達到13.6兆美元，排名第二，相當於美國的66.3%（2017年為63.2%），如果把港澳台包括進來，那麼中國2018年的GDP約為14.6兆美元，相當於美國的71.2%。

指標二是財政實力和外匯儲備。1950年中國財政收入僅為62億元，1978年增加到1,132億元。1999年首次突破10,000億元。進入新世紀後，財政收入實現連續跨越，2012年達到117,254億元，2018年達到183,352億元。1951至2018年全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2.5%，其中1979至2018年年均增長13.6%。

再看外匯儲備，1952年末新中國外匯儲備只有1.08億美元，1978年末也僅為1.67億美元，居世界第38位。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外匯儲備穩步增加，2006年末突破1兆美元，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一位。2018年末，外匯儲備餘額為30,727億美元，連續13年穩居世界第一。財政收入和外匯儲備的大幅增加，代表經濟進一步發展和抵禦經濟風險的能力大大提升，這是中國從容應對各種經濟風險的底氣所在。

指標三是工業製造業水準快速提升。當前中國工業總產值和工業增加值總額相當於美日兩國之和，已經成為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工業技術大國，在低端工業品領域中國幾無對手，在中端工業品領域，如大型礦山機械、工程機械、高鐵、核電技術、大型船舶等領域也是橫掃千軍。當然，中國在高端製造業領域仍處於爬坡過坎的階段，但在有經濟實力和巨大國內市場的支撐下，成為製造強國只是時間的問題。

三維：對外開放排除內外干擾，廣度和深度顯著拓展。

首先是貨物貿易規模躍居世界首位。1950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僅為11.3億美元；1950-70年代進出口略有擴大但仍處於較低水準。1978年貨物進出口總額為206億美元，居世界第29位。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中國對外貿易快速發展。2018年貨物進出口總額達4.6兆美元，比1978年增長223倍，連續兩年居世界首位；服務進出口總額7,919億美元，比1982年增長168倍，居世界第2位。

其次，中國已經成為吸引全球投資最重要的目的地。1950年代到改革開放前，中國利用外資管道單一、規模很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市場准入不斷放寬，投資環境持續優化，引進外資規模大幅增加。2018年實際使用非金融類外商直接投資1,350億美元，比1983年增長146倍，年均增長15.3%，連續兩年成為全球第二大外資流入國；1979-2018年，累計吸引非金融類外商直接投資20,343億美元。

第三，1980年4月和5月中國先後恢復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合法席位；2001年加入WTO。2003年以來，中國與亞洲、大洋洲、拉美、歐洲等國家和地區先後建設自貿區，目前已與25個國家和地區達成了17個自貿協定，促進了中國與世界各國的互利共贏。中共十八大以來，更積極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得到160多個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的積極回應，貢獻了中國智慧，展現了大國擔當。

四維：科技實力大為增強，引領性成果不斷湧現。

70年前中國科技發展水準落後，科研人員和機構短缺，全國科技人員不超過5萬人，專門科技機構僅有30多個。1950-70年代，中國自立更生發展科技事業，國防工業和國防科技體系初步建立，取得了「兩彈一星」等重大成果。改革開放以來，一系列重大科技計畫出台，產學研結合不斷強化，科技領域投入持續增加。2013年起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研發經費投入國，研發人員總量、發明專利申請量，分別連續6年和8年居世界首位。

2019年歐盟委員會正式公布了《2018年歐盟工業研發投資排名》，該榜單主要是針對全球46個國家和地區的2,500家主要企業的會計年度研發投入進行調查。在這份榜單裡，美國有778家企業上榜、歐盟有577家、日本有339家，中國則有438家企業上榜，華為更進入top 5。

中國無論在國家層面或企業層面，70年來科技實力大為提升，極大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而且其中相當一批成果具有世界一流的水準，如5G、載人航太、探月工程、量子科學、深海探測、超級計算、射電望遠鏡、人工智慧、衛星導航等等，依靠科技創新驅動正成為中國經濟高品質發展的現實。

五維：不忘初心共同富裕，人民生活全面邁向小康。

70年來，中國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實現總體小康，正在邁向全面小康。從收入和消費情況來看，1956年居民人均每年可支配收入僅為98元，人均消費支出僅為88元。1978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僅為171元，人均消費支出為151元。到了2018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8,228元，比1978年實際增長24.3倍。隨著收入較快增長，居民消費能力顯著提升，消費升級趨勢明顯。2018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19,853元，比1978年實際增長19.2倍；全國居民恩格爾係數(食品支出占家庭消費的比重)為28.4%，降低35.5%。

2013年以來，精準脫貧政策陸續出台，2018年末中國邊遠地區農村貧困人口減少至1,660萬人，過去6年共減少8,239萬人；農村貧困發生率下降至1.7%，過去6年下降8.5%。中國農村從普遍貧困走向整體消滅絕對貧困，成為首個實現聯合國減貧目標的發展中國家，對全球減貧貢獻超過70%。

70年篳路藍縷，70年風雨兼程，當下的中國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無論在中華民族歷史上，還是在世界歷史上，都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然而，縱觀以千年計的中國經濟輝煌歷史，近70年的經濟發展應該只是中華民族新征程的一個新起點，相信未來的「中國故事」 一定會被演繹得更加精彩。

(作者係南開大學經濟系教授、南開大學台灣經濟研究所所長)

中華民族近代從衰弱屈辱，走上復興之路的三個重要節日皆在10月：1911年雙十武昌起義成功，中國人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1945年10月25日台灣光復，結束了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台灣重回中國的懷抱；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甲子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只是，綜觀古今中外，凡大國、強國莫有分裂、分治者，相信全體中國人民及海外華僑華人在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心中都不免為兩岸分隔也屆滿70年感到遺憾。而爭取台灣民心，推進兩岸和平統一，讓中國脫離西方反華勢力的牽制，也讓台灣得以真正光復，就成為生長在台灣的中國人不可推卸的重責大任和光榮使命。

《大公報》台籍記者李純青(1908-1990)半個世紀以前說：「每一個台灣人尋求祖國的歷程，都像一首萬行的敘事詩。」沒料到，半個世紀之後，在充斥反共教育、西方資本主義思維、「去中國化」的台灣社會裡，要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都不容易，若想以具體行動認同祖國者，就非得有寧為少數的勇氣，忍受譏諷及打壓的耐力，才能用生命寫下一首首萬行詩。

所幸，隨著兩岸政經實力大幅消長，台灣經濟對大陸的依存度愈來愈高，例如：大陸現是台灣的最大貿易夥伴、最大順差來源，選擇到大陸讀書、就業、發展的青年人數也每年創新高，加上大陸對實現統一展現出更堅定的決心及更強大的實力，台灣幾乎所有人都認識到：統一是大勢所趨，無可迴避。

但必須承認，台灣有很多人擔心統一會「被大陸吃掉」，或因不確定統一後是否能保有現行的生活方式而感到焦慮。這兩者其實都可以從大陸40年前提出的「一國兩制」方案得到解答，但因該方案在台灣長期被刻意污名化，鮮少有人挺身為之辯護。

有關「害怕被吃掉」，大陸提出「平等協商、共議統一」長達數十年，除非台灣當局心虛，主動放棄協商，否則還沒有開始談，何需擔心一定會「被吃掉」？當然，從國、民兩黨及藍綠政治人物反對「一國兩制」的各種說詞看來，他們反對的是「一國」，而非「兩制」，但不論是害怕「中華民國被消滅」或「台灣失去主權」，其實都站不住腳。

「台灣」從來不是一個國家，何來主權？而中國的代表權問題，早在聯合國1971年10月25日通過2758號決議的那一刻就已確定。只不過，在西方國家長期的圍堵下，中國大陸又經過近半個世紀的努力，才終於討回公道，在國際社會全面落實「一中原則」。若有此認知，就不必為5天內連斷2個邦交國，未來還將失去更多所謂有「主權象徵」的邦交國而感到恐慌。

至於擔心不能維持現狀，「兩制」正是保障台灣人民在統一後維持現有生活方式及社會制度的方案。吾人若想確保「兩制」台灣方案符合大多數台灣人的意願，就應及早展開研討規劃，取得社會共識，與大陸展開平等協商。

70年過去了。歷史不能改變，現在可以把握，未來可以開創。願在台灣的中國人勇於接受開創自己及子孫命運的光榮使命！

「芒果乾」這個辭彙近來討論度很高。姑且不論藍綠雙方互噴口水，芒果乾的確牽動2020大選，有必要深究。尤其，在郭台銘棄選後形成兩強對決局面，芒果乾議題在選戰中的角色只會愈來愈吃重，不容忽略。

芒果乾是如何來的呢？對此，藍綠陣營都有互相推給對方的說詞，例如蔡英文說，馬英九或許才是種芒果的人；而韓國瑜陣營也稱，蔡陣營再三喊「今日香港、新疆，正是明日台灣的借鏡」口號，這豈非民進黨操弄芒果乾的明證？

芒果乾成為顯學的背景

筆者認為，芒果乾成為顯學，至少有幾項逐漸烘托的背景：其一，民進黨執政下，邦交國斷到有史以來最少的15國，國安單位還加碼打預防針，宣稱年底前可能再斷兩國。吳釗燮銜命來回奔波「窘態畢露」，但仍止不住邦交國再斷下去，這難道不是亡國的前兆？

其二，香港局勢靡爛，台灣政壇照例各自解讀，而民間對此可綜合為一種感受：不祥；無論藍綠支持者皆不會將香港的情狀當成正能量，除非是撿到槍的政治人物。換言之，如果是綠營支持者，就算是因香港的局勢而興起對北京或港府的負面觀感，對自己的芒果乾仍然是深刻且無奈的。

其三，今年1月2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發表對台談話中，所倡議的「兩制台灣方案」，透露出北京對統一進程的戰略規畫，然而蔡政府將「一國兩制」與「九二共識」畫上等號，在隨後很長的一段時間，國民黨忙於初選競爭，無暇顧及於此；韓國瑜出線後，直到雙十節，才由國政顧問團提出兩岸政策白皮書；蔡政府的有意扭曲，以及藍營論述的空白，面對北京新一輪加速統一的步調，台灣民眾的亡國感油然而生。

兩岸關係是韓逆轉勝關鍵

在這樣的背景下，「亡國」雖不必然發生，但危機感則已在人心發酵。韓國瑜該如何面對芒果乾而逆轉勝？

芒果乾核心因素即「兩岸關係」，這是韓國瑜逆襲能否成功的關鍵。此前捲起韓流，庶民有感，而今有效逆襲，拋去亡國，再創生機，也只有從兩岸政策加分開始。只有讓選民看見希望，凝聚向心力，在兩強對決的選局中，處於落後的韓國瑜方有逆轉勝的機會。

筆者認為，韓陣營的兩岸論述要做到以下幾點：第一，彰顯與蔡英文、甚至與馬英九的不同。第二，在大原則方向上取得北京和美國的信任。第三，在確保兩岸對等尊嚴的前提下，贏得北京的善意。選前做到以上幾點，有如走在鋼索之上，但若非如此則難以險中求勝。

更進一步說，蔡英文在今年國慶文告中有這段話：「中華民國不是誰的專利，台灣也不是誰可以獨占。『中華民國台灣』六個字，絕對不是藍色、也不會是綠色，這就是整個社會最大的共識。」其實這是蔡英文上任以來，首度將其定義的「社會共識」加重藍營支持者的筆墨。此自然與選票有關。

蔡英文「說一套做一套」

蔡上述談話最令人詬病的就是「光說不練」，這使得她這段看來中性、有意展現包容並擴大為共識的談話，基於檢視她過往種種言行，可信度瞬時跌到谷底。蔡談話提到八二三、台海危機，所冀望提煉出的元素是「堅靭」，但北京則很難不解讀為「對抗」。韓國瑜團隊必須有能力彰顯出「台獨本質是蔡政府的基因」，「說到做到」是韓蔡二人最大的差異。

此外，韓陣營必須讓北京認知，在韓主政下，台灣絕不走去中國化、當美日「小弟弟」的路線；卻又要讓美國老大哥明白，韓國瑜不會讓美國難堪，也不至於失控。這是高難度的挑戰，卻正是韓國瑜能得分之處。

蔡英文如同民進黨歷來政客一樣，意識形態上處於抗中、反中，無數的綠營人士以樂當美日「小弟弟」為榮；韓國瑜引領韓粉捲起風潮時，一股傲然正氣，即使其政治主張與北京不一致，但我們是中國人的事實不容挑戰。

韓勝選可為兩岸開一扇窗

總之，韓國瑜要有主張，有清楚的立場，如此才能贏得韓粉以外的中間選民和年輕選民的支持。

最後，北京應從大局著眼，如果蔡繼續執政，兩岸關係僵持，對兩岸人民絕非正數。韓國瑜團隊日前公布的兩岸政策白皮書指出：「求同化異，進行制度之爭，以台灣民主化的成功經驗，為大陸的政治改革提供借鑑」。大陸若能以大事小，讓韓國瑜保有主張、彰顯論述，長遠而言，才是為兩岸溝通交流續保一扇窗。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10月25日上午10點，包括兩岸和平發展論壇、統一聯盟黨、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勞動黨、夏潮聯合會、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新中華兒女學會等200多位台灣社會各界代表，在台北市中山堂抗日紀念碑前慶祝台灣光復74周年。

活動開始，會眾齊唱《台灣光復歌》，現場洋溢起1945年10月25日台灣民眾張燈結綵慶光復的歡樂氣氛，和平歌詠隊接著獻唱《台灣義勇隊隊歌》。

兩岸和平發展論壇主席吳榮元表示，台灣自古以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兩岸必須統一，這是歷史和現實決定的，誰也阻擋不了。抗戰勝利帶來的歷史正義是兩岸人民共有的民族資產，也是中國人百年來追求民族獨立解放的具體結果。

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前理事長邱秀芷說，台灣光復是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結果，可惜台灣一些人卻顛倒黑白，宣揚違背歷史真相的抗戰史觀。身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我們有責任發掘兩岸同胞浴血奮戰、共同抗日的英勇事蹟，推動恢復真實的歷史記憶。

統一聯盟黨主席紀欣指出，台灣同胞在上世紀戰勝日本侵略，爭取民族解放，實現國家統一的鬥爭中做出重要貢獻。70年來的發展證明，台灣前途在於國家統一，台灣同胞福祉繫於民族復興，我們應當發揮既有的愛國主義傳統，把促進國家完全統一，共謀民族復興，當作無上光榮的事業，並為此繼續奮鬥，不達目標，絕不休止。

中國統一聯盟前主席戚嘉林接著表示，〈108課綱〉新版高中歷史課本不提台灣光復，但如果不是台灣光復，那日本1945年投降後，日本在台各文武機關為何造冊，向中國各單位辦理移交，並同意16.4萬日軍、32.3萬日僑撤回日本，將台灣歸還中國？台灣光復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歷史原點。

新中華兒女學會代表林明正表示，上世紀40年代因國共內戰兄弟相殘，既無法向發動侵華戰爭的日本索賠，國家迄今也尚未統一。今天民進黨執政，台獨陰謀昭然若揭，然台獨並不會讓台灣人當家作主，反而會陷台灣人民於萬劫不復之地。

在宣讀〈慶祝台灣光復74周年宣言〉後，各界代表向抗日紀念碑行三鞠躬禮，並依序向抗日英雄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