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8月17日，北京與華府簽定八一七公報，美方承諾對台軍售將有質與量的限制，這讓倚靠美方供售武器的台灣大受衝擊。40年過去了，探究八一七公報產生的背景，遠因是北京希望解決多年未決的台灣軍售問題，近因卻是台灣對雷根總統抱持不切實際的幻想，運作美國軍售過頭，逼著北京施壓美方，台灣欲速不達，反而讓美國不得不為鞏固剛剛建立的美中外交關係，與北京完成第三份公報，台灣因自己的政治操作自食惡果。

八一七公報簽署的背景

造就八一七公報的時空背景，大約可從縱向與橫向觀察。縱向有遠因與近因，遠因是中美關係正常化，但對台軍售遲遲沒有解決。

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之前，台灣已運作要採購F-5G戰機，1978年11月白宮否決了台灣的請求。1981年初雷根就任總統後，台北又重燃希望，再次積極運作爭取F-5G戰機。北京原本就對雷根有許多疑慮，再加上F-5G爭議，北京加大對華府施壓，雷根上任之初不想損害剛起步的美中關係，這就構成了美中簽署八一七公報的近因。

白宮與國務院各吹各的調

橫向來說，雷根的白宮幕僚與國務院有如雙頭馬車，各有各的政治目標。雷根的第一位白宮國安顧問艾倫(Richard Allen)親台，競選期間為雷根撰寫講稿，多次強調要提升美台關係到官方層次，明顯違反當時的美國政策。

國務院人馬與白宮在對台關係方面始終採不同步調，加上參眾兩院支持台灣的保守派勢力不小，三方互相牽制影響，讓雷根的對中政策跌跌撞撞，國務卿海格(Alexander Haig)在八一七公報簽署前一個月下台，就是與國安會惡鬥的後果，但接受台灣金錢收買的艾倫更早之前已下台。

1982年7月14日，海格下台後不久，白宮透過美國在台協會(AIT)台北辦事處處長李潔明(James R. Lilley)，對台北給出六項口頭保證，藉以平衡八一七公報，這種現象無非是白宮與國務院雙方權力鬥爭的結果。但台灣為此付出了更大的代價，因為台灣在華府的政治操弄，惹怒了國務院系統，前國務院東亞事務助卿郝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到國會作證，指控當時的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破壞美中關係。

台北之所以會對雷根產生幻想，是因為尼克森總統在簽署《上海公報》後，指派加州州長雷根到台灣溝通，但雷根想為自己累積政治資本，根本不是幫尼克森打前鋒，而是想趁機拉攏台灣，台灣從此對雷根產生了不切實際的幻想。

雷根競選總統時，大家都以為他上台後，美台關係會有轉變，台灣也就在雷根當選後，不自量力地惹出許多麻煩，尤其是針對軍售部分，不僅沒能促成任何事情，反讓雷根被迫面對北京的龐大壓力。

雷根當選後台北製造麻煩

當時國務院東亞事務助卿何志立(John H. Holdridge)，在尼克森時代即參與對中關係。在雷根就職前，陳香梅未徵詢任何人的意見，就私下安排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台灣省主席林洋港、台北市長李登輝去參加雷根的就職典禮。此舉動惹惱了北京，揚言駐美大使不會出席雷根的就職典禮，何志立當面要求陳香梅撤回邀請，他還親自告訴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台北駐美代表處，不要運作過頭，他也告訴陳香梅別再亂搞，以免事情無法收拾。蔣彥士只好裝病躲進維吉尼亞州醫院，就這樣美台斷交後，台灣首度收到美國總統就職典禮邀請一事便化為烏有。

1981年夏天，《紐約時報》刊登一篇引述台灣空軍將領的談話，聲稱美國將出售新一代F-5G戰機。這篇報導惹怒了北京。中國外長黃華與駐美大使章文晉，馬上向美方表達不滿，北京也要求美國對台軍售要設定期限，海格不同意，但海格認為可以在數量與質量上設限。當時章文晉告訴何志立，如果美國延續與台灣合作生產F-5E/F，中國大陸還可以勉強接受，但如果出售F-5G，提高軍售的質與量，中國大陸無法接受。

台灣在華府的運作造就了1979年美國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當中規定美國有供售台灣防衛武器的義務，但這項法律有很大的政治模糊空間，就是賣不賣、賣什麼由美國決定，卡特不同意出售戰機給台灣，但雷根認為《台灣關係法》就是尚方寶劍，有國會授權，遠比當時的《上海公報》與《建交公報》都管用，所以他想賣什麼都可以，但還是會想辦法安撫北京。

美國想同時賣軍火給兩岸

按照當時美國駐華大使恆安石(Arthur W. Hummel, Jr.)的說法，艾倫在國安會突發奇想，主張可以先同意賣軍火給中國大陸，讓大陸滿意之後，美國再來大幅增加對台軍售。國務卿海格訪問大陸時也公開提到此事，惹出政治風暴。恆安石說，美中關係會出問題，主要還是因雷根個人的政治傾向，以及國安會幕僚搞出很多問題。美國同時賣軍火給兩岸的構想，北京完全無法接受，立刻取消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劉華清的訪美行程，表達強烈不滿。

經過長達10個月的交涉談判，美中最後於1982年8月17日簽下八一七公報。這份公報是雷根上台後對中關係的第一個難關，公報雖經雙方認可，其實是讓大家看見美中雙方有根本無法化解的歧見。公報內容看似美國將限制對台軍售的數量與質量，但美方意圖將這個敘述與北京願意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連結在一起，這就構成了美方所謂的八一七公報精神。

其實，把台灣問題與軍售綑綁在一起，充滿了矛盾與不可測，如果再將《台灣關係法》擺在一起，更是矛盾百出。蔣經國總統曾寫信給雷根抱怨八一七公報與《台灣關係法》互相矛盾，但美中雙方對談判結果似乎很滿意。

在美方看來，只要北京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美國可以限制對台軍售，美國國會也能接受這樣的態度。但北京認為，這只是權宜的策略運用，北京在公報中藉著重提〈告台灣同胞書〉與〈葉九條〉，表達願意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立場，但此說法與願意以放棄武力手段解決台灣問題完全不同。

八一七公報美中解讀不同

北京始終就是和統與武統兩種選擇，但華府單方面認為北京表達和平解決的態度，就是不以武力統一，這種膚淺的認識構成了美中雙方的根本矛盾。40年後，這個矛盾對愈來愈緊張的美中關係加深了彼此的對立。美國認為，北京不會放棄武統，就更擴大介入台海，但也因此刺激了北京強化武統的思考，使台海緊張情勢一觸即發。

美國在談判八一七公報的過程中，其實對北京耍了陰招，不僅在第一時間讓台北的蔣經國知道談判過程，美方也從來沒有真正落實公報的精神。10年後，老布希總統為了連任，同意出售F-16戰機給台灣，推翻了公報限制數量、質量的精神。AIT前台北辦事處處長丁大衛說，美國自己違反了公報的精神。

不過，北京也不是省油的燈。1996年李登輝為了鞏固權力，推動總統直選，引起北京疑慮，朝台灣外海試射導彈，美方當時認為北京打破了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承諾，卻沒有反省老布希先破壞了八一七公報的精神。中美在冷戰結束後，因台灣問題逐漸產生更大的歧見。

在八一七公報後，雷根的白宮幕僚繼續與國務院系統爭權奪利，最後搞出伊朗軍售尼加拉瓜的醜聞案。國安會跳過國務院，違反美國的政策，與恐怖分子打交道，出售武器交換人質，賣武器的錢經過洗錢後，提供給尼加拉瓜叛軍，顛覆桑定政權。由這件事可知，雷根很會作秀，但管控不了他的政府。

台灣仍在華府撒錢搞公關

台灣顯然沒有學到教訓，仍繼續在華府撒錢搞公關，而美國就利用軍售當成控制台灣的政治手段。當年的國務院中國科科長費浩偉(Harvey J. Feldman)曾經透露，中情局知道台灣由中科院秘密研發核子武器後，國務院使用許多手段逼迫台灣放棄發展核武，對台軍售就是對付台灣的大棒子，這也確實迫使台灣最終放棄了發展核武 。

美台軍售的真正意義，不是美國要防衛台灣，而是想藉此控制台灣。費浩偉(Harvey J. Feldman)曾舉了一個例子，美國軍事採購團團長溫哈熊深受蔣經國總統的信任，當美國國務院發現台灣當局逮捕了政治異議分子，費浩偉馬上要求溫哈熊傳話給蔣經國放人，如果台北當局不照做，國務院就不會通過對台軍售項目。時至今年，台灣對美採購軍火，仍然不是想買什麼就能買什麼，而是美國想賣什麼，台灣就得買什麼。40年過去了，台灣面對美國，仍然像兒子看到老子一樣。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1982年8月17日，中美共同發表了第三份聯合公報，美國方面承諾「逐步減少它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但40年來美國並沒有遵守它在1982年所做的承諾，無論是在武器性能，或是數量上都不受節制地出售給台灣。今年7月15日，美國國務院批准了約1.08億美元的售台武器案，這是拜登政府上任以來第五次對台軍售，也是今年的第四項對台軍售案，這說明了美國政府從來都不遵守八一七公報。售台武器是困擾著中美關係的重要問題，也是導致中美關係始終難以穩定發展的重要因素。

1972年中美發表《上海公報》，美國方面聲明：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1978年12月中美簽署《建交公報》，美國接受了中方提出的建交三個前提條件，即美國與台灣當局斷交、撤軍、廢約，美方在公報中表示，美利堅合眾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由上可見，解決中美雙方在台灣問題上的分歧，承認一個中國是中美關係的重要政治基礎。中美建交40多年來的歷史經驗也證明，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核心、最敏感、最關鍵的問題，台灣問題處理不好，中美關係搖搖欲墜。

八一七公報是美國的承諾

但是，美方顯然從一開始就沒有放棄介入台灣問題的企圖，甚至把台灣當作遏制和牽制中國的一顆棋子。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但4月美國即通過《台灣關係法》，在維持美台非官方關係的幌子下通過國內立法的形式，維持著美台之間的實質關係。

《台灣關係法》給中美關係埋下了實質性的隨時可能引爆的炸彈，在中美關係上樹起兩面派的惡例，也使得中美互信無法有效建立，《台灣關係法》使得中美從合作到對抗只有一步之遙。《台灣關係法》是美國公然插手別國內政的典型惡法，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它依然繼續把台灣當作國家對待，在實質上賦予台灣當局獨立國家的外交地位。

第二，它聲稱美國做出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決定是以台灣的前途將以和平方式解決這種期望為基礎的；凡是企圖以和平以外的方式來解決台灣問題的努力，都將會威脅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引起美國的嚴重關注。這等於為台灣當局撐起了所謂的「安全保護傘」。

第三，提出要繼續向台灣當局提供防禦性武器，使得對台軍售問題成為中美建交後，困擾雙方關係的重要核心問題。《台灣關係法》違背了美國政府的「一個中國」承諾，侵犯了中國的領土與主權，破壞了海峽兩岸和平統一的政治前景。

中美建交後，美國堅持售台武器，使得中美之間的衝突始終難以平息，尤其是雷根就任總統後，中美之間的互信基礎更加脆弱。為了解決中美之間這個歷史遺留的難題，中美展開了多輪磋商，尋求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1982年5月，鄧小平會見美國副總統布希，要求布希轉告雷根，美國領導人應承諾，在一定時期內逐步減少，並終止向台灣出售武器；承諾的方式可以商量，公報的措辭可以研究。

在中美外交人員艱苦談判下，雙方最終於8月15日達成協定，並商定在8月17日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聯合公報》，美方同意在公報中做出三點承諾：一是它向台灣出售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的水準；二是它準備逐步減少它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三是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

應對八一七公報準確理解

很顯然，在八一七公報談判過程中及簽署後，美國方面都把對台軍售與中國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相互掛勾。在八一七公報即將談判成功的前夕，1982年7月14日下午5點，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李潔明求見蔣經國，秘密傳達了「六項口頭保證」，即(1)美方未同意對台軍售上設定結束期限；(2)美方未接受在武器售台前與中國政府磋商的要求；(3)美方無意扮演任何在大陸與台灣間進行調解的角色；(4)美方不擬修改《台灣關係法》；(5)美方未改變其對台灣主權的一貫立場；(6)美方無意施加壓力促使台灣與大陸進行談判。

2020年8月31日，美國在台協會有意地解密了兩份電報，一份是解釋八一七公報，一份是有關對台六項保證。其目的是為現階段的對台軍售尋找依據，間接暴露了美國始終在玩弄兩手策略，絕不放棄插手台灣問題的險惡用心。

對於美國把對台軍售與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相掛勾的作法，中國政府早就有所警惕。在中美兩國政府發表聯合公報的前夕，中國方面就覺得有必要對公報本身的確切含義做出幾點說明。1982年8月17日上午，鄧小平接見美國駐華大使恆安石，請他向雷根總統轉達以下口信：

（一）中美八一七公報已正式達成協議，期待美方切實履行其承諾和保證；公報說，美國「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準」，這一規定在原則上是很清楚的，中國不希望看到因玩弄數字，或藉口生產上的原因而引起新的爭執；公報說「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這個「一段時間」的含義很清楚，即是有限的，不應推到遙遠的將來，至於「最後的解決」，其含義也只能是最終停止售台武器，而不應做任何別的解釋。

（二）台灣回歸祖國的問題完全是中國的內政，中國在公報中重申了爭取和平解決台灣間題的政策，這絕不意味著中國向美國或何人做出什麼承諾，當然也不允許曲解為美國停止售台武器，要以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為前提，希望雙方不要在這個問題上有任何誤解。

（三）中方重視中美關係，願為兩國關係的健康發展同美方一起做出努力。但無可諱言，在中美關係上始終存在著一片烏雲，這就是美國單方面制訂的、嚴重違背中美建交公報原則的《台灣關係法》。這個法即使未被修改，美國總統在執行該法時也有很大的機動許可權，希望美國能正視這個問題。可見，對於美方玩弄兩手策略，有意曲解《八一七公報》的作法，中方是有所預見的，也是堅決反對的。

違背八一七公報損害互信

八一七公報簽署以來，美國在對台軍售問題上時緊時鬆，但顯然沒有把八一七公報做出的承諾放在心上、落到實處。1982年美國對台軍售只有10億美元左右，到2019年美國對台軍售竟高達100多億美元。作為攻擊性武器的F-16V戰鬥機、上百套的巡弋飛彈系統赫然在列。美方這種違背國際協議、背信棄義的作法，已嚴重損害了中美兩國的政治互信。

美方把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作為減少、停止對台軍售的條件，卻不肯承認無休止地對台軍售，扼殺了兩岸和平統一的機會，只會讓島內台獨分離主義氣焰高漲，並最終把海峽兩岸推向戰爭與衝突的險境。

美國打著人權的旗號在世界各地製造人權危機，打著和平的旗號在世界各地挑起衝突的悲劇。《台灣關係法》或「對台六項保證」都無法確保台灣的安全，也難以維護台海的和平穩定。一位美國駐華大使詭辯地表示，並不是美國想賣武器，而是台灣要買武器，美國不能拒絕。當然，一個巴掌拍不響，一個想買，一個想賣，但這種交易帶給台灣的不是和平，只會使戰爭的強度和損失上升，而美國人卻毫不在意。

八一七公報既表明了中國政府試圖改善中美關係的願望，也反映出中國大陸推進和平統一的用心，但美國把八一七公報當成一紙空文，無情地破壞了海峽兩岸和平穩定的可能架構。

(作者係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副院長、教授)

在香港回歸25周年之際，習近平主席親臨港島並發表講話，這突顯兩個特點：一是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以來，這次是習近平首次離境出席活動，足見對香港事務的高度重視；二是自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後，這次是習近平首次來港視察，其講話宣示了北京的最新治港方略。

本文通過比較2017和2022年習近平兩次在港講話內容，分析北京治港方略的「變」與「不變」。當然，這裡的「變」未必就是新變化，有些是2014年和2021年兩份涉港白皮書念茲在茲的，但此番以最高規格予以重申或強調。「不變」也不是老調重彈，而是在變化的內外環境下被賦予了新意。

明確根本宗旨與最高原則

「2017七一講話」，習近平強調「一國」相對「兩制」的根本地位，指出「一國兩制」的提出首先是為了實現和維護國家統一，在香港回歸後，更要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不僅如此，習近平還以負面表列的形式嚴詞警告，「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絕不能允許的」。

「2022七一講話」，習近平進一步明確「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其中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換言之，「一國兩制」的實踐不僅不能偏離，而且必須服務於這個宗旨，服從於這個原則。例如，香港的民主發展道路，不能全盤照搬西方國家的民主模式，更不能成為反中亂港勢力用來損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破壞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工具。對香港民主得失的評判，要以「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與最高原則為基準，不能簡單套用西方民主的標準。

中央管治權是自治權源頭

「2017七一講話」，習近平談到中央政府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香港實行「管治」，闡述既要維護中央權力，又要保障特區的高度自治權等。「2022七一講話」，習近平進一步明確了中央管治權力的性質與位階，即「中央政府對特別行政區擁有全面管治權，這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的源頭，同時中央充分尊重和堅定維護特別行政區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

習這段話澄清了在香港社會一度流行的幾個誤解：（一）香港雖然是特別行政區，但本質上仍是中央政府治下的地方行政區域，必須接受中央的全面管治。（二）香港擁有的高度自治權並非固有權力，其唯一來源就是中央授權。（三）香港的高度自治權是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擁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一說。總之，內地和香港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當香港出現危及「一國兩制」的嚴重事態時，北京不能坐視不管，中央依法行使全面管治權，不能被曲解為干涉香港的高度自治權。

落實「愛國者治港」

「2017七一講話」，針對香港業已發生的一連串政治風波，習近平放下身段向持不同政見者喊話，「從中央來說，只要愛國愛港，誠心誠意擁護『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不論持什麼政見或主張，我們都願意與之溝通」。令人遺憾的是，亂港勢力過去五年來的作為辜負了北京的善意。「2022七一講話」，習近平斬釘截鐵地宣布，「政權必須掌握在愛國者手中，這是世界通行的政治法則。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人民會允許不愛國甚至賣國、叛國的勢力和人物掌握政權。」

眾所周知，除了極少數「港獨」激進分子，香港許多所謂的「民主派」都標榜愛國，但他們愛的「國」並非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自己定義的歷史或文化中國，甚至將「反共愛國」掛在嘴邊。「2017七一講話」，習提到「落實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憲制秩序」，但2022講話中習近平捅破了這層窗戶紙，「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特別行政區所有居民應該自覺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也就是說，香港已經回歸，港人愛國就不能只愛抽象的中國，而是應該尊重和維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不僅是對治港者的明確要求，也是對所有港人的殷切期許。以反共愛國為幌子裡通外國對抗北京從此徹底喪失合法性。

對特區政府提出具體期望

「愛國者治港」固然是政治上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但空喊政治正確的口號不能當飯吃。「2017七一講話」指出香港在政治、教育、社會、經濟、民生等領域存在諸多突出問題，希望林鄭月娥政府能夠有所作為。事實證明，特區政府過去五年施政的成果，與中央和港人的期望存在一定的差距，客觀上給反中亂港勢力提供了可乘之機。於是，「2022七一講話」，習近平向李家超政府提出了四點具體的期望。「廣泛吸納愛國愛港立場堅定、管治能力突出、熱心服務公眾的優秀人才進入政府」、「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要排除一切干擾聚精會神謀發展」…。

習近平也用了整整一段話談論「關心關愛青年人」，強調「青年興，則香港興；青年發展，則香港發展；青年有未來，則香港有未來。要引領青少年深刻認識國家和世界發展大勢，增強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識。要幫助廣大青年解決學業、就業、創業、置業面臨的實際困難，為他們成長成才創造更多機會」。顯然，北京吸取了近年來一些香港年輕人被反中亂港勢力煽動甚至淪為炮灰的教訓，進而痛下決心、對症下藥。

小結

「2017七一講話」，習近平明確承諾「一國兩制」不會變、不動搖。今年習近平不僅重申諾言，而且進一步宣示「這樣的好制度，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與此同時，習近平表示北京完全支持香港長期保持獨特地位和優勢，包括保持普通法制度，拓展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等。這些言論旨在緩解港人對「一國兩制」的焦慮情緒，那就是北京無意將香港「內地化」，「一國兩制」50年不變，50年後也沒有理由改變。將「一國兩制」視為洪水猛獸的台灣藍綠政客，真應該好好讀一讀「2022七一講話」。

(作者係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7月1日，習近平在香港特區成立25周年慶祝大會上，對香港提出「四個必須」。第一必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第二必須堅持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第三必須落實「愛國者治港」。第四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

習近平所說的第一及第四點是老話重提，真正重點在於第二及第三點。「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表示，香港特區自治權植基於中共中央，特區必須在中央管制權之下。「愛國者治港」表示，「愛國」是香港人民自治的先決條件。香港必須以國家為重，也完全排除了港獨的可能性。

習近平的講話透露出，北京追求統一的決心不會動搖，而且不容挑戰。如果把四個必須中的「香港」換成「台灣」，也完全符合中國大陸一貫的立場。

兩岸對峙肇因於國共內戰，70年來兩岸在主權及政治制度上各有堅持。這是兩岸融合最大的障礙，也是造成目前兩岸之間「不統、不獨、不武」僵局的根本原因。根據歷年來的台灣民調，多數民眾支持維持現狀。但此願望其實是無奈的選擇，不但不是長久之計，也不是解決兩岸問題的最終辦法。中國大陸始終稱兩岸必須統一，從來沒有同意過兩岸維持現狀，台灣想要對岸主動放棄統一幾乎不可能。尤其，兩岸實力懸殊，地理位置相鄰。

蔡英文就任後否認「九二共識」，遭到強烈批判。習近平2019年1月2日，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提出「習五條」，包括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提議兩岸選派代表進行研議，卻遭到蔡英文斷然拒絕，甚至刻意將「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掛鉤，全面抗拒中共統一的企圖。

平心而論，只要台灣不宣布獨立，大陸不會對台動武，但會持續促使台灣不得不與北京協商談判。台灣應當及早因應，籌劃對策，而不是坐以待斃。

談判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包括：第一、自己實力強大，可以壓制對方。第二、博取對方好感及善意，凡事好商量。第三、利益交換，相互讓步，各取所需。

台灣在1970年代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經濟實力遠在中國大陸之上。但近年來內部政爭不斷，各政黨集中精力於選舉，勝選後以保衛政權為首要目標，沒有推出國家發展的長遠規劃，使得台灣建設不進反退。

反觀大陸，自從改革開放後，各項建設突飛猛進，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更有專家預測，大陸將在2025年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兩岸日後進行談判時，台灣有什麼籌碼與大陸較勁？

更令人擔心的是，民進黨二度執政後台灣經濟實力不斷下滑，又被排拒在區域經濟合作機制之外。另一方面，縱容反中仇中情緒，結果激起對岸人民反感，更使台灣陷入極為不利的境地。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直言：「台灣與大陸的重新統一是時間的問題，這是任何國家無法阻擋的。李登輝當總統時發起台灣化進程，希望脫離中國。但這不會改變最終統一的結果，這樣做只會使台灣人更加痛苦。」

面對中國大陸始終堅持立場，台灣應該趕快調整策略，一方面停止內鬥，共同建設台灣，厚植實力，累積籌碼；另一方面拋棄仇中反中思維，設法改善兩岸關係，加強雙方的善意，做好談判準備，才能為台灣爭取到最大的利益。

（作者係退休大使）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值此重要時間節點，我們總結香港「一國兩制」實踐中所取得的歷史經驗，不僅能夠堅定踐行「一國兩制」的信心，而且對於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具有重要的啟示。概括起來，這些經驗和啟示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香港實踐經驗和對台啟示

第一，堅持「一國」與「兩制」相統一。「一國兩制」的核心是實現國家統一。「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兩制」從屬和派生於「一國」，並統一於「一國」之內。只有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結合起來，堅持「一國」之本，發揮「兩制」之利，才能確保特別行政區的繁榮穩定。事實表明，「一國」原則越堅固，「兩制」優勢就越彰顯。

這啟示我們，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時，要注重並處理好「一國」與「兩制」的關係，未來台灣特別行政區必須在堅持「一國」的前提下實行「高度自治」。由於台灣長期存在類似香港反對派的「泛綠」陣營，且未曾停止「台獨」分裂活動，所以統一後，儘管不會允許「台獨」組織和活動繼續存在，但社會撕裂很難在短期內得到彌合，「台獨」思潮也很難在短期內被根除。所以，在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時，必須提前做好制度防範，防止台灣的反對勢力借用「兩制」來消解「一國」。

第二，堅持授權與監督相統一。儘管香港享有比聯邦制下的州還大的自治許可權，但這並未改變中國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的性質。香港特別行政區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來自中央授權，所以香港特別行政區須對中央負責，並接受中央的管治和監督。從中央的角度看，既要保障和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又要積極履行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監督職責。

這昭示我們，兩岸統一後，中央在授予台灣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時，一定要有配套的監督制度和機制。授權與控權要同步進行，否則，只授予權力而缺乏對權力的有效監督，就容易導致權力運行失範。當然，中央對台灣特別行政區的授權要適度，並非下放權力越多，就越容易獲得台灣民眾的認同和支持。

第三，堅持管治與自治相統一。在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的早期，在過多強調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的潛意識下，中央對香港的管治在無形之中被淡化。實踐證明，這種作法有負面效應。於是，2014年以後，中央在治理香港問題上進行了政策調整，提出中央全面管治權的概念，並隨之強調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從強調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到強調中央全面管治權，並處理好兩者的有機結合，是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重要經驗。

這昭示我們，設計「兩制」台灣方案時，不僅要有賦予台灣特別行政區自治權的制度規定，而且要有充分體現中央管治權的制度規定，兩者不可偏廢，同時要鋪設中央行使管治權的制度抓手。中央既要積極行使對台灣特別行政區的管治權，又要支持和保障台灣特別行政區的自治權。只有如此，才能實現台灣社會的長治久安。

第四，堅持共治與自治相統一。「一國兩制」實踐之初，官方媒體多用「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來比喻香港與內地的關係，這其實是強調「分治」。固然，在「一國兩制」下，分治是必要的，但長期分治會在一定程度上固化香港與內地的差異，這不利於培養香港民眾的國家認同。所以，治理不能長期停留在分治層面，而應該在分治的基礎上積極向共治轉變，通過共治打造共同利益連接，增進香港與內地的一體化。目前，中央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和共建粵港澳大灣區等舉措，其實就是落實香港與內地共治的一種形式。

這啟示我們，兩岸統一後，應深化和擴大兩岸交流合作，加速兩岸融合的步伐，要讓台灣民眾，尤其年輕人參與到國家建設中來，將個人命運與國家發展連接起來，形成兩岸命運共同體。兩岸統一後，要注重台灣與大陸的經濟社會文化的一體化建設，打造共同生活圈，可以考慮打造橫跨海峽西岸和台澎金馬地區的「閩台大灣區」，消弭兩岸在經濟、社會、生活、文化等方面的差異，以加速兩岸融合步伐。

第五，堅持主權與安全相統一。香港回歸後，有長達23年時間處於國家安全立法被懸置的狀態。外部勢力借助香港的安全制度漏洞，大搞「反中亂港」活動，還企圖利用香港推行「顏色革命」，這嚴重損害中國的國家主權和安全。這一事實再次證明，安全與主權是密不可分的，即使擁有主權，倘若沒有安全保障，主權仍會受到傷害。鑒於香港安全制度漏洞帶來的危害，中央果斷出手，於2020年頒布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保障香港實現了由亂及治的重大轉變。

這啟示我們，兩岸統一後，一定要堅持主權與安全相統一原則，建立健全台灣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體系。可考慮由中央直接制定台灣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至於台灣特別行政區自行立法的部分，一定要預設能確保立法得以落實的制度機制，以避免出現類似香港基本法23條立法長期被懸置的現象。

第六，堅持愛國與愛港相統一。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表明，必須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確保政權掌握在愛國者手中，這是保證香港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香港反對派將愛國與愛港對立起來、割裂開來，是極其錯誤的。愛國與愛港是不可分割的有機統一體。為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中央於2021年通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使那些維護國家統一和主權安全，真心謀求香港繁榮穩定的「愛國愛港者」進入管治團隊，同時讓那些「反中亂港者」出局。這不僅有利於香港行政主導體制的順暢運行，而且也為香港的良政善治奠定了制度基礎。

這啟示我們，兩岸統一後，應堅持「愛國者治台」原則。「不愛國者」均會被排除在管治團隊之外。同時，要大力凝聚和培養「愛國愛台」、反對「台獨」的力量，堅決依靠這些進步力量治理台灣特別行政區。為此，有必要將擁護憲法、遵守台灣基本法、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獨」等指標，作為未來台灣行政長官和政府主要官員的選舉資格。兩岸統一後，還要注重在台灣積極推行國民教育，尤其是開展和強化台灣青年的國家認同教育。

以民主協商貫徹三個充分

儘管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提供了上述有益經驗和啟示，但台灣在地域面積、人口規模、經濟體量等方面均是香港所不及的，且台灣有自己的特殊性。鑒於這些現實情況，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9月26日會見台灣和平統一團體聯合訪問團時，首次提出了「一國兩制」適用於台灣時必須遵循「三個充分」，具體表述是，「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會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2019年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中又重申上述「三個充分」。這「三個充分」已成為當下大陸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必須遵循的基本準則。

由上可知，「兩制」台灣方案一定不會全盤照搬港澳方案。大陸方面從未將「一國兩制」凝固化，硬性要求台灣方面接受港澳版本，而認為「一國兩制」是一個政策、一個原則、一個方案、一個開放的制度體系。對於「兩制」台灣方案的具體安排，大陸願意同台灣同胞一起通過民主協商來討論。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願意同台灣各黨派、團體和人士就兩岸政治問題和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有關問題開展對話溝通，廣泛交換意見，尋求社會共識，推進政治談判。」

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台灣有自身獨特的地位和優勢，所以，在中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過程中，台灣也應參與其中並有自己的角色擔當。譬如，在兩岸經貿合作中，台灣具有明顯的資金和技術優勢，高素質勞動力多，自然條件優越，海島港口多，交通運輸便利；台灣半導體晶片產業的研發技術位居世界前列。統一後，兩岸產業可以更好地相互協作，優勢互補；台灣可借著特殊地緣優勢，既能引進美國、歐洲、日本的先進技術，也能與大陸的科研機構開展深度合作。同時，大陸具有廣闊的市場和龐大的生產鏈，可為台灣相關產業的發展提供堅實的後盾和支撐。

「一國兩制」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供借鑒。事實將證明，香港「一國兩制」實踐會在新的歷史階段取得更大成就。同時我們相信，未來「一國兩制」一定會在台灣地區落地生根，並彰顯出強大的生命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已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台灣同胞定然不會缺席。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近期中美兩國的高層官員持續舉行會談，包括兩國防長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對話」會談、蘇利文與楊潔箎在盧森堡舉行會談、兩國外長在印尼峇里島的G20外長會議會談，顯示兩國官員互動密切，對中美關係緩和有所幫助。

中美防長香格里拉會談

6月10日，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與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在香格里拉對話中見面會談，這是拜登政府上任後兩國防長首度會談。會談議題包括台灣、南海及俄烏戰爭問題，較多的時間仍聚焦在台灣問題。魏鳳和會談時表示：「北京將粉碎任何台獨陰謀，堅決維護祖國統一。若有人將台灣分裂出去，解放軍將不惜一戰，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利用台灣節制中國永遠不會得逞」。

兩國防長會談在拜登訪問東亞時表示，將以軍力阻止中國武力犯台之後，魏鳳和的發言應代表北京對拜登說法的回應。魏首先強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大陸將堅決維護國家的統一，強烈反對台灣獨立的意圖。面對台獨作為，中國將以武力加以阻止，即使拜登已表示美國將以武力介入，但魏鳳和明白表示「解放軍仍將不惜一戰」，亦即表示拜登的武力介入，並不能嚇阻中共以武力阻止台獨，維護國家統一的決心。其次，魏鳳和對美國推行「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也積極地拉攏台灣以遏制中國的勢力擴張回應，「利用台灣節制中國永遠不會得逞」。

奧斯丁則強調，美國堅守長期奉行的一個中國政策，重申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反對兩岸任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大陸必須避免對台灣採取進一步破壞穩定的舉動。所謂美國長期奉行的一中政策，係指基於《台灣關係法》、美中三項公報及對台「六大保證」。根據《台灣關係法》美國將持續售予台灣武器以維持足夠的防禦能力，也反對大陸以武力侵犯台灣的安全，與台灣維持非官方的關係。美國對大陸持續以軍機穿越台灣的「防空識別區」，認為是破壞台海穩定的舉動，應該予以避免。

兩國防長的會談有交集之處，大陸的反獨立場非常明確，美方也強調堅守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獨。在美國不支持台獨的前提下，台灣如不走向台獨，則大陸不會有對台動武之必要。魏鳳和強調大陸將以武阻獨，對嚇阻美國支持台獨應有相當作用，因此美方強調持續遵守一個中國政策，也不支持台獨。雙方對台海的緊張情勢有不同的看法，大陸對台軍事施壓是要反對美國的以台制華，以及在實質上弱化一個中國政策的內涵。美方指責及擔憂中方對台軍事施壓，其實是倒果為因，如果美方不刻意拉台灣以遏制中國，對於蔡英文的「兩國論」政策不予以支持，則大陸將會減少對台軍事施壓，台海也就不會發生軍事衝突。

楊潔箎與蘇利文會談

6月13日，美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與中共中央外事工作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箎在盧森堡舉行會談，議題從全球性的俄烏戰爭、區域性的北韓試射飛彈，到台海問題，顯示美國認識到中國的全球影響力，期待與中國維持穩定的關係。美方期待中國不要協助俄羅斯，並協助制止北韓的飛彈及核武發展。中方希望各方能以和談方式停止戰爭，對北韓核武發展也主張透過對話解決，而非一味的對平壤制裁。

關於台海問題，蘇利文表達與奧斯丁相同的看法，反對兩岸任一方片面改變現狀，並關切大陸針對台灣的行動與言詞脅迫。楊潔篪則強調，在捍衛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的問題上，中方立場是堅定不移；台灣問題事關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處理不好將產生顛覆性影響，此一風險隨著美國「以台制華」及台灣「倚美謀獨」而持續升高，美方必須遵守一中原則及中美三個公報，妥善處理台灣問題。楊的談話顯示美國的對台態度為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期待美方能遵守一個中國原則，減少與台灣的官方互動關係。美方資深官員形容此次會談「坦率、深入、具有實質性與建設性」，顯示雙方關係穩定。

王毅與布林肯會談

7月9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接著又與中國外長王毅在印尼峇里島G20外長會議期間舉行雙邊對話。布林肯表達了對台灣、香港、人權及烏克蘭問題的關切，並再度呼籲中國應與俄羅斯保持距離。布林肯也重申美方不尋求與中國進行新冷戰、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與盟友合作圍堵中國、不支持台灣獨立，以及不尋求改變台海現狀。

關於台海安全，布林肯與奧斯丁表達了相同立場，強調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王毅則要求美方不要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不要低估中國捍衛領土主權的堅定決心、不要犯下葬送台海和平的顛覆性錯誤。王毅的談話顯示大陸非常重視美國的對台政策，認為美國提升與台關係才是台海情勢緊張的根源，美國應該停止拉攏台灣的作法，以免台海發生軍事衝突。

雖然雙方立場不同，布林肯在會後表示討論有益、坦誠及具有建設性。雙方也就推動中美聯合工作小組磋商達成共識，同意為雙方外交人員履行職務創造更好條件，重啟人文議題協商，加強氣候變遷及公共衛生等合作。

中美維持對話與競爭關係

中美近期密切的會談顯示，二國雖有分歧，但應該加強對話與溝通，以瞭解彼此的想法，避免誤解及誤判。拜登政府此一立場的調整，與俄烏戰爭難在短期內看到俄國落敗有關，美國不樂見美中關係緊張，也不希望台海發生衝突，並期望中國維持不支持俄羅斯的立場。對中國而言，內部正面臨20大即將召開，疫情不穩、經濟受抗疫及俄烏戰爭影響而遲緩，也希望中美關係能維持穩定，願意與美國進行對話。

美國雖強調不想跟中國進行冷戰，但實質上仍在結合所謂理念相同國家，一起來遏制中國的發展與影響力。美國強調遵守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獨，但未停止拉攏台灣以遏制中國，以及持續提升美台的政治、經濟與軍事關係，實質上在弱化一中政策的內涵，大陸對台的軍事施壓也不會停止，中美將維持對話與競爭並存的關係。

(作者係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

日俄烏戰爭已進入第五個月，停戰仍遙不可及，西方國家對提供烏克蘭支援已漸感壓力，加上持續攀升的通膨和能源成本，目前陣營中已出現不同的聲音。例如：雖普遍認為俄羅斯必須受到懲處，否則自由民主與國際規則無法伸張，但價值的堅持有無上限？應與俄國接觸還是繼續孤立它？如想結束戰爭，那烏克蘭就必須做出讓步，這是否又會讓俄國勢力擴張？

西方國家已陷入兩難困境

義大利和匈牙利已經呼籲迅速停火，並希望俄羅斯結束對烏克蘭港口的封鎖，以避免貧窮國家發生糧食安全危機。然而，烏克蘭、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則警告稱，不能信任俄羅斯，一旦停火，將使俄軍重新集結，並在未來發動更猛烈的攻擊。

美、英直接受到俄烏戰爭的影響較小，至少烏克蘭的難民也不可能跑那麼遠，因此是最支持烏克蘭的國家。拜登呼籲要以戰爭罪起訴普丁，國防部長奧斯丁表示希望把俄羅斯削弱到無法再對烏克蘭進行攻擊，而英國首相強生則表示，基輔絕不能接受一項糟糕的和平協議，烏克蘭必須獲勝。

德國外長曾公開表示，在俄羅斯軍隊撤出克里米亞之前，必須繼續實施制裁，但也有德國人擔心烏克蘭若想奪回克里米亞半島，會延長衝突。可見德國內部意見很分歧。烏克蘭駐德國大使就一再批評，德國在向烏克蘭運送重型武器方面拖拖拉拉，而且德國武器極為複雜，烏克蘭軍人必須受訓才會使用，同時德方擔心其武器被俄軍收走，這都造成武器拖延運送。

法國總統馬克宏曾言，西方不應像1918年羞辱德國那樣羞辱俄羅斯，還曾要求烏克蘭在主權問題上讓步，好讓俄羅斯下台，並認為西方最終必須與普丁打交道。對此，烏克蘭外交部長庫萊巴警告說，法國是在羞辱自己。

德國總理蕭茲也一直與克里姆林宮保持溝通渠道，這引發一些鷹派國家的反彈，比如波蘭總理就直接批評德國這種態度，像在二戰期間對希特勒的綏靖政策。5月底，蕭茲和馬克宏與普丁通話，要求俄方直接與烏國總統談判並釋放戰俘，普丁不僅回絕，還警告他們不得再提供烏克蘭武器。不過，他們二人都說，與普丁通話是傳達：除非普丁撤軍，並同意與基輔簽署和平協議，否則不會結束對俄國的制裁。

烏克蘭雖感謝西方的支持，但絕不會同意拿讓渡領土作為停火的條件，有時還質疑其盟友是否真正團結對抗俄羅斯。再加上匈牙利杯葛歐盟禁止輸入俄羅斯能源的提案，可見西方國家的立場已開始鬆動。

各國民間的態度也有所變化。5月初一群德國學者，包括著名哲學家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要求德國政府重新考慮向烏克蘭提供重型武器，該信獲得超過285,000人的簽名。相對的，一封要求無條件支持烏克蘭的信件，僅吸引了71,000人簽名。但在5月底，德國政府還是提供了烏克蘭獵豹(Gepard)戰車。總之，歐洲是否會繼續全力支持烏克蘭，還是會顧及現實收手，尚有待觀察。

現實利益vs. 民主人權

此外，由於俄烏戰爭的威脅，近日北約盟國一致同意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但土耳其仍堅持若瑞典不照單引渡土國的恐怖分子，土國國會不會同意該案。

加入北約需要30個成員國的一致同意，而土耳其是該組織最具戰略意義和軍事實力的成員之一，因此其態度動見觀瞻。土國不支持瑞典與芬蘭入盟，主要是該二國都收容了一些土耳其的異議分子，土方認為這些人都是恐怖分子，比如PKK及其黨羽，但他們卻以政治犯的身分要求二國庇護。《聯合國引渡示範公約》規定，政治犯不得准予引渡，如何認定政治犯則由被引渡國決定。

其實，要加入北約確實有相當門檻，比如國防部長得由文職人員擔任，不得與鄰國有領土爭端，武裝力量和結構要符合北約的標準等等。但土耳其早在1952年就加入北約，主要是因為當時對抗蘇聯的角色吃重，故與北約規定有矛盾處也無人計較。2019年3月，歐洲議會曾以土國清算異議分子為由，通過要取消土耳其入盟的資格，但北約並未訂有開除會員的規定，可見成員國表面上義正詞嚴，但實際上還是可以打折扣的。

注意力已被其他事物取代

烏克蘭軍方日前稱，現在一切都取決於西方給我們什麼支援，但烏克蘭只有俄羅斯火炮的10-15%，而西方也只提供總量約10%的武器。拜登近日表示，美國將提供先進的火箭系統和彈藥，使烏克蘭能夠更精確地打擊俄羅斯的關鍵目標，並表示美方不會私下或公開地向烏克蘭政府施壓，要求其做出任何領土讓步。

但是，戰爭疲態(war fatigue)已開始蔓延。一場曾經看起來可以迅速結束的戰爭，現在已經知道不可能發生。戰爭初期熱情洋溢的團結已經不再，取而代之的是生活中的常規。雖然對烏克蘭同情仍在，但擔憂的強度已逐漸消失。歐洲社會中反戰的抗議活動已經停止，受驚的烏克蘭難民的感人鏡頭也已很少被媒體播放，對澤倫斯基的英雄主義和烏克蘭抵抗的讚揚，似乎也不多了。尤其美國的通膨及大規模槍殺案頻傳，英國因新冠疫情所引發的派對門風暴，都蓋過了俄烏戰事。

在開戰近6個月後，西方聯盟在對付俄羅斯的態度上日益分歧，俄羅斯可能會利用這點向烏克蘭施壓，迫使烏克蘭妥協，澤倫斯基雖仍堅持追求自己的和平條件，但若戰爭疲態日益明顯，這對烏國確實不利。尤其，若俄國堅持不放鬆黑海的封鎖，糧食危機將造成非洲飢荒，也會使難民問題更加嚴重，這些都將對西方國家形成嚴峻的考驗。

(作者係政治大學兼任教授)

友人物理學家錢致蓉自美國退休回台長住後，眼見貪污腐化，論文抄襲，學位謊報，雖然證據確鑿，卻依然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即使在學界，人事經營勝於學術研究，動輒以主觀代替證據，甚至黑函橫飛，自居下流。錢教授得出「理盲」的結論後，該詞被廣泛引用，足見理盲現象無處不見。其實，理盲現象不限於台灣島内，世界各地時而可見，近年最昭昭在目的是北約東擴。

19世紀從理性到感性

理盲源頭可追溯到西方的浪漫思潮。18世紀的歐洲號稱啟蒙時代，破除迷信，講究理性與科學。但法國大革命後，理性逐漸轉為感性，歐陸到19世紀中葉革命風起雲湧，使得個人主宰人生、理性可以照亮個人知識與倫理的啟蒙精神，被講究意志、權力、群眾及國族主義的浪漫精神所取代。理性作為分析工具，被認為不足以理解知識之源，浪漫主義強調情感因素，視規範為障礙，於是激情遍地，曝露了人性的爭勝好鬥，以至於20世紀引發兩次空前的世界大戰，人類自相殘殺的慘烈勝過禽獸，稱為衣冠禽獸猶有愧乎？

大戰後又有冷戰折騰半世紀，冷戰終於結束，但人類期盼的和平紅利並未到來。主要是因美國贏得冷戰後想要領導世界，卻不作公道伯，仍然私心自用、拉幫結派，動輒制裁不順從的國家，甚至以武力入侵，製造潛在的敵人，北約東擴就是一個顯例。

北約東擴為何不理性？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簡稱北約）成立於二戰後，因意識形態之故，不信任戰時盟邦的蘇聯而產生，引發蘇聯集團組織「華沙公約」，作為對抗的軍事集團。兩大集團對抗有重演歐戰覆轍之虞。之所以沒有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主要是拜核武恐怖平衡之賜。冷戰結束後，華沙公約消失、蘇聯解體、東歐盟國紛紛獨立，蘇聯15邦國也各自獨立，只剩下俄羅斯繼承殘餘的蘇聯遺產。俄國淪落至此，北約已無對手，反而逐步東擴，防阻已落魄的俄羅斯很不理性。主因是領導北約的華盛頓決策者，如波蘭裔的布里辛斯基與捷克裔的歐布萊特，都是意氣用事的仇俄派，不惜要將北極熊趕盡殺絕而後快，明顯是出自感性而非理性。

蘇聯諸邦中，白俄羅斯、烏克蘭與俄羅斯原是同文同種，一脈相承，而美國悍然先在白俄羅斯策動顏色革命，沒成功，又在烏克蘭策動顏色革命。烏國新政府充滿美籍官員親美排俄，更縱容法西斯的亞述營鎮壓烏東俄裔人民。俄國的普丁報之以索回克里米亞半島，華府立即發動經濟制裁。基輔的澤倫斯基更要求加入北約，美國予以鼓勵，欲將北約的勢力直抵俄烏邊境，飛彈幾分鐘就可射到莫斯科，完全不顧俄羅斯的國家安全。

普丁屢次警告，美國對俄國的安全要求斷然拒絕，意在羞辱普丁。普丁陳兵邊境，華府明知俄軍將要動手，也無意阻止，以為可以藉此削弱俄國。結果俄烏大戰爆發，烏國殘破，拜登祭出所謂「核彈級」的經濟制裁，以為一舉可以打垮普丁，孰料歐洲缺油斷氣，美國通膨加劇，並影響到全球經濟，真是損敵八百自傷一千，所為何來？

將俄國說是侵略者未免倒果為因，各地的理盲兼史盲者隨聲附和無知可笑，狗急還會跳墻，國家安全受到威脅能不先下手為強？美國入侵的古巴、伊拉克、利比亞，哪一個不是主權國家？不曾聽說華府自稱侵略。

北約還在繼續東擴中

北約東擴導致俄烏戰爭，卻又無端鼓勵芬蘭與瑞典入約，這兩個中立國好端端地並未受到安全威脅，莫名其妙想要入北約，與鄰國俄羅斯為敵，即使可得到北約的保護，未來邊界衝突沒完沒了，豈不是自找麻煩？再說最需要保護的是烏克蘭，雖聲嘶力竭要求入約，北約卻不敢接受，無非普丁有言在先，如烏克蘭入北約將是第三次世界大戰。但北約有那麼多會員國，將來萬一與俄羅斯發生衝突，難道北約真會不惜冒核戰之險與俄國開戰？

北約乘俄烏之戰想要大展雄風，除了大事援助烏克蘭打代理人戰爭外，又在東歐擴軍助威。北約的快速部隊從4萬增至30萬，並在波蘭與波羅的海三小國駐軍。但如何徵兵、派遣均無細節，也未事前與會員國磋商。同時北約在西班牙舉行三日大會，邀請日、韓、澳與會，儼然想要北約繼續擴張到遙遠的東方。拜登竊喜北約的擴大，北約秘書長史多騰柏格(Jens Stoltenberg)以北約的團結與強大為傲。但北約國家眾多，利益不一，遇到危機能否團結仍是未定之天。再說美國在北約、歐盟、G7對付中俄，簡直是逼中俄抱團取暖，來對付北約的咄咄逼人。北約加入軍事同盟，難道要逼中、俄、伊朗、北韓也結成橫跨歐亞大陸的軍事同盟，重演集團對抗的戲碼，危害世界和平？

上合、金磚五國正在擴充

成立於2001年的上海合作組織(下稱上合)，包括中、俄、印、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國，以及成立於2006年，包括中、俄、印、巴西、南非的金磚五國，注重經濟與安全議題，絕非要對抗西方，但在西方霸權的壓力下，愈來愈多國家要參與這兩個組織。最引人注目的是伊朗與沙特，這兩個敵對的中東國家一旦加入，將會動搖全球地緣政治的平衡。伊朗痛恨美國及其西方盟邦不歇地遏制，已是上合的觀察員，最近還要求加入金磚。今年5月沙特也有意加入金磚，顯然想擺脫親美的羈絆，而沙特在國際貿易與經濟是重要玩家，並有意於2030年，除石油外，在其他經濟領域也能有一席之地。

伊朗與沙特都是能源大國，一旦加入無疑會加大金磚的戰略優勢，也將挑戰與石油掛鈎的美元霸權地位。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稱，金磚已有擴充的共識，阿根廷、埃及、印尼、喀什斯坦、奈及利亞、泰國、阿拉伯聯合王國，甚至北約會員國的土耳其都會應邀加入。上合與金磚五國這兩個組織主張維護世界多元化，提供美國掌控之外的金融與貨幣互助，限制華府的長臂管轄，對大多數國家都有吸引力。

普丁宣稱將終結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恐非虛言。歐美海權若硬要挑戰亞歐非的陸權，會有好果子吃嗎？其實，無論上合或金磚原先並非為反美或反西方而成立，更不是要挑戰既有的國際秩序。然而美國引導的國際競爭，以競爭之名行打壓之實，而且不斷升級，中、俄、伊朗都在美國經濟制裁之列，迫使上合與金磚更加團結，以應對西方的壓力。中、俄有能力使敵對的印度與巴基斯坦，以及對立的伊朗與沙特同處一堂，令西方驚奇吧！

加上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成立亞投行與基礎建設銀行，有148個國家與32個國際組織參與，至少簽署了200項合作協議。美國詆毀不成，想要成立對抗一帶一路的「更佳重建法案」(Build back Better bill)，但巨款沒有着落，可望而不可及也。

會從西方再擴充到東方？

北約最近發表的戰略報告書中，居然說中國挑戰了北約的利益與價值，但中國距歐洲不下5千餘里，中國絕無可能對歐洲有任何軍事威脅。歐盟與中國貿易密切，中歐班列有增無減，如果脫鈎，歐盟受損絕不小於中國。北約顯然是應美國之命欲與印太掛鈎，以圍堵中國大陸。

最奇怪之事，莫過於說中國「侵略」，當年德國在歐洲侵略一國又一國，日本在亞洲侵略中國、進兵南洋，美國視若無睹，直到日軍偷襲珍珠港後，才加入反法西斯的侵略戰爭。中國於崛起的40年間，沒有出一兵一卒侵略任何國家，美國卻指責中國侵略，豈不怪哉？

美國口口聲聲要維護1945年二戰後建立的國際秩序，台澎就是據此回歸中國固不必說，西沙、南沙也是於二戰後納入中國版圖，美國還贈軍艦讓國府收復南海諸島，最大的太平島就是根據太平艦命名。難道中國換了政府也換掉主權了嗎？美國鼓動菲律賓利用海牙一家仲裁公司，否定九段線，中國拒絕參與仲裁，美國卻想以護法為由迫北京就範，哪知中國海軍嚴陣以待，美國只好縮手，結果被菲律賓看破手腳，改採和中政策。然而華府心有未甘，仍以仲裁說事，以航行自由為名，不時入侵中國在南海島嶼的領海。

美國的輿論界不僅理盲，也犯史盲，不知戰後台澎及南海諸島回歸中國的史實，動輒不承認兩岸同屬一中，硬說南海諸島不屬於中國。他們居然說：因這些島嶼離中國本土遙遠，說海南島距西沙170海里，距南沙570海里，距最南端的曾母暗沙將近1千海里，而領海只有12海里云云。好像是振振有詞，其實幼稚可笑，不想想美國離關島多遠，離夏威夷也不近。關島與南海諸島的歸屬都定於二戰後。

偏執的美國難以對抗中國

2013年歲末，筆者應台北戰史文獻會之邀，隨唐飛將軍等人前往海南省，參與有關南海的學術會議，當時深感南海諸島多被外國占據，情況很不樂觀，希望兩岸能聯手維護國土。我有詩記感「歲暮飛航來海角，諸沙寥落起波瀾；神州屬土無疑處，列國侵疆啟禍端；九段線長鞭未及，三更夢醒久難安；瓊臺共勵強軍志，可作齊心禦外看」。未料數年後大陸建設南海、填海造島，成立三沙市鞏固國防，已經立於不敗之地。美國想要干涉，終究改變不了既成事實矣。

美國想將北約與印太結合，勢必會是知易行難，北約遠在歐洲未必同心，東盟明言不選邊站，日、澳是否願意為美國打代理人戰爭也不無疑問。而美國自身疲軟，通貨膨脹已高達9.1%，後院中南美又失火，既要抗中又怕失控，忙於打壓又要護欄，信口開河，何以了局？總而言之，華府的決策者動則得咎，歸結於對華崛起而產生的無端恐懼，出於心理偏執，可說是極不理性的病態，又如何能應付得了大陸有步有驟、雙贏互利的長期規劃？

(作者係本刊主筆、退休歷史教授)

就安倍遇刺身亡事件，我訪問了日本防衛研究所研究官、日本自衛隊退役軍官及日本各階層人士，他們雖然對刺殺的行為不表認同，但他們認為刺殺安倍並非一件偶然的事件，它反映出日本年輕一代的厭戰心理。

其深層原因是日本自衛隊官兵不願意被捲入台海衝突。因為安倍說過「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這種話不被年輕的日本士官所接受，因為他們不願意看到安倍將台海衝突的戰火延伸到日本本土。為避免被捲入台海衝突，有必要幹掉安倍。因為安倍是提出和堅持這種日本對台政策最重要的政治人物，雖然他已經下野，但他的影響力還在。

由於日本的自衛隊士官和大部分民眾都不願意看到日本被捲入台海衝突，安倍遇刺對日本的對台政策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首相岸田文雄極有可能會調整安倍時代的對台政策。因為安倍遇刺，不僅反映出日本年輕士官厭戰的心理，也反映出日本大部分民眾不願意看到日本引火焚身，將台海戰火延伸到日本本土的心理。

一石激起千層浪。安倍遇刺表面上看是一個偶發事件，但事實上隱含著深層的社會原因。它關係到日本的對台政策走向，同時也牽動著中日台三邊關係。更重要的是反映出，戰後日本的年輕一代特別是自衛隊士官厭戰的心理。所以，綜合以上因素，結合二戰前日本的歷史，我得出的結論認為，今天的日本自衛隊士官正好與90年前相反。

1936年2月26日，曾發生過好戰的日本年輕士官刺殺對發動戰爭持相對慎重的日本首相的「二二六事件」。而今天卻恰恰相反，日本發生了不願意捲入台海衝突的日本退役士官，刺殺好事（戰）的日本前首相事件。

大部分日本民眾不認同安倍說的「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因為日本是日本，台灣是台灣，台灣有事不等於日本有事。站在日本的立場，安倍的說法令人擔心引火焚身，站在中國的立場，那是干涉中國的內政，兩邊都不討好。

由此可見，絕大部分日本民眾是善良的和愛好和平的，都希望和中國搞好關係，這點從武漢疫情爆發時，日本民眾踴躍援助抗疫物資可獲明證。「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這才是中日關係的主流民意。日本的當政者難道不應該好好反省一下嗎？

(作者係香港亞太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遭刺身亡，一個從首相退職的政治人物竟遭如此命運，難免令人惋惜，但在台灣的國、民兩大黨爭相蹭安倍遇刺，則更令人錯愕。

這次日本國會選舉因安倍之死，自民黨大獲全勝，達到國會修憲的門檻。不免令人想起2004年3月19日台灣總統大選前一夜，無論陳水扁是自導自演，或真被刺客槍擊，造成「連宋配」以微小兩萬票敗選的往事。

對日本右翼而言，安倍之死，失去了一位強而有力的領導人。岸田雖表示遺憾，並在鏡頭前哽咽，但他會不會因脫離了安倍老在後頭當藏鏡人的羈絆，內心鬆了一口氣？

對蔡英文而言，安倍之死，固然失去一位支持台灣的右翼分子，但安倍遇刺時間，剛好發生在蔡英文提名的桃園市長候選人林智堅，被論文抄襲案搞得焦頭爛額之際，安倍遇刺消息猶如天外送來一則更大的新聞，轉移了新聞焦點。8日當晚及其後的一周，電視新聞評論節目談的全是安倍刺殺案，網路留言也口徑一致認為，蔡英文為感謝安倍救了林智堅才下令降半旗致哀，派賴清德突襲趕赴日本搞家祭「喪事外交」。

不過，安倍是第一個發明「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以此掛勾美日安保條約，意圖在台海衝突時，拉美國下水的政治人物。而且，綜攬安倍的主要政策，是要修憲恢復日本為正常國家，讓日本擁有核武並可採取主動攻擊，重建二戰時的軍國主義，包括槍口一致配合美國壓制中國的統一行動，強化美國大搞的印太戰略。這些安倍留下的「遺產」，在派閥的日本政壇，可能一時不會改變，但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由此，我們可推斷蔡英文對安倍之死，心情應該是三分小喜、七分大憂。

日本政客皆認為日本不該是「非正常國家」，但為何不檢討自己何以成為不正常國家的原因？而且，1972年，日本搶先美國，與中共建交，毫不留情地將蔣介石的「以德報怨」拋入字紙簍。而且，安倍所謂「對台友好」只是要拉攏台灣對抗大陸，他是第一個將台灣推向火線的首相啊。日本一向是對強者畢恭畢敬，對弱者欺凌有加。對一個從不為日本侵略他國認錯的日本政客，台灣朝野政黨有必要爭相搞「喪事外交」？用降半旗來輸誠，是不是糟蹋了國格？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亞洲中國儒家文化圈中士人的本色，而今在台灣有幾個從政人士懂得這個道理？

更令人費解的是，朱立倫領導的中國國民黨黨部居然將黨旗降半旗，並傳出朱主席9月將訪日，參加安倍的國葬。這對一向以打贏抗日戰爭為榮的國民黨，是不是黨恥？

(作者係聯勤留守署政戰部前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