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3日大選即將揭曉結果。過去一年來,國民黨因為內部分裂、郭台銘執意參選,以及一開始就喊出「藍白不合就無法勝選」的基調,讓國民黨作繭自縛,而柯文哲、郭台銘看準了國民黨不敢撕破臉的心態,不斷攻擊侯友宜,導致侯友宜的支持率一度掉到第三。侯友宜一次又一次地忍辱負重,反而讓選民認為侯友宜太過軟弱。但大選峰迴路轉,民進黨看著「藍白合」的鬧劇,早已提早喝了勝利的香檳,但萬萬沒想到,竟然在投票前一個月被國民黨追平,這對民進黨的士氣打擊很大。
「分裂投票」影響有限?
有一份指標要提出來分享給大家,1月13日台灣民眾總共有三張選票要投,分別是:總統副總統、區域立法委員,以及政黨票(也就是不分區立法委員)。
從11月24日登記截止日以來,幾乎所有主流民調都顯示,不管是在政黨票或區域立委的支持度,國民黨都位居第一。相較於侯康配與賴蕭配一直處於誤差範圍內的糾纏,在總統支持度方面,的確沒有明顯的勝負。台灣民眾過去有沒有顯著的分裂投票習慣呢?也就是政黨票與總統票分別投給不同的政黨,畢竟柯文哲的支持者對這次選舉有足夠影響選舉結果的實力。分裂投票這樣的行為當然一直存在,但畢竟是少數。政黨票與總統票之間的因果關係究竟為何,深受大家關注。
2008年台灣第一次實施立委單一選區兩票制,到目前為止,已歷經4次大選,經比對確認,總統獲勝的政黨,其政黨票或區域立委的得票率都同步得到第一,從未發生過總統贏、區域立委或政黨票輸給對手的前例。所以,儘管目前侯康配與賴蕭配的支持度,已有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呈現在誤差範圍內,但從政黨票及區域立委的支持度,國民黨始終保持第一的現象來看,這個魔咒恐怕是民進黨必須擔心的。
「棄保效應」是否會發生?
此次大選「非綠陣營」的分裂,與2016年「換柱風波」有點類似,但即便2016年宋楚瑜參選總統、打死不退,最後僅瓜分了12.83%的選票(157萬票),但在政黨票方面,大約有一半,也就是6.3%的支持者,改投其他政黨。
根據中時媒體12月16日所公布的調查,柯文哲的支持者當中,有37%-40%會選擇棄保。其中有50%流向侯康配,27%流向賴蕭配,另外23%選擇不投。假設柯文哲有15%的支持度、每1%相當於13萬票計算,則在78萬票的棄保效應中,侯康配將得到39萬票,賴蕭配將得到21萬票,侯康配可以多拿到約18萬票。所以藍綠雙方陣營一直都不去觸怒柯粉,盼能極大化地接收柯粉的棄保選票。
柯文哲一直希望從辯論會得分,獲得翻盤的機會。但股市有句名言「利空出盡」,侯友宜的口才不如柯文哲的印象已深植人心,但根據個人的觀察,實際上侯友宜口才並沒有那麼差,而且侯友宜在辯論會上如大家預期、口才平平,會讓選票流失嗎?我想影響不大,因為原本就沒有期待,所以自然就不會有失望。但如果表現比預期好、甚至讓人眼睛為之一亮,會不會加分?一定會!
況且1月13日選舉在即,而辯論會在12月30日登場,根據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規定,投票日前10天起不得公布民調,因此這次辯論會與民調封關日1月4日,僅僅相差4天。即使柯文哲在辯論會上舌燦蓮花,他想要以此拿民調數字的變化做宣傳,恐怕也無法如願。
北趙、中盧、南侯+韓流
郭台銘可以說是國民黨勝選的最後一塊拼圖,畢竟郭台銘在民調最低的時候也有5%,相當於65萬票,即使打個對折也有32萬票。郭台銘是否會如傳聞、在元旦之後,現身為國民黨站台,我想依照目前國民黨鬥志越來越旺盛的態勢,郭台銘沒有置身事外的道理。
國民黨只要守住上述幾個優勢,再加上目前的選戰分工「北趙、中盧、南侯」、韓流及王金平等協同作戰,並提出打動選民的政見,最後很可能是總統險勝、立院席次過半、完全執政的政治生態。
侯康配贏會改善兩岸關係
過去八年在民進黨主政下,兩岸對立不斷升高,而中國國民黨是台灣目前反對台獨,並且能夠下架民進黨的主要力量,當然也是大陸要團結的對象。
如果國民黨上台,將立即緩和兩岸關係,為兩岸贏得和平發展、經濟發展的時間與空間。侯友宜、趙少康也多次重申:認同「九二共識」,堅決反對台獨,當選後全面啟動兩岸對話。雖然他們不談統一,但至少不會搞台獨。馬英九最近也多次公開強調:「台灣是一個省」。洪秀柱也不斷呼籲:「統一是台灣未來唯一可以走的路」。當兩岸不斷累積善意,兩岸人民才能心靈契合,統一就能自然水到渠成。期盼國民黨重回執政,讓兩岸關係得以正常發展。
(作者係台灣藍綠紅節目主持人)
再過幾天總統和立委選舉將投票,藍綠白三黨各有信念,各擁支持板塊。此刻多數選民必已心有所屬;但投票前仍敬陳忠言,建請選民想想,你對未來的期待值,何人何黨能做到?
總統選舉部分,4年前大環境極不利於國民黨,韓國瑜得550餘萬票;2008年民進黨因陳水扁貪汙案,謝長廷僅得540餘萬票,這可證明藍綠兩黨的支持板塊相對穩定。此次大選,藍綠兩黨支持者明顯歸隊,以75%投票率計算,兩大黨可能分走近70%選票,必會壓縮第三黨的票源。
民進黨立委席次會下降
立委部分,2020年的選舉結果,民進黨區域加原住民得48席,國民黨區域加原住民得25席,民眾黨掛蛋。不分區藍綠兩黨各得13席,民眾黨5席。
今年民眾黨有柯文哲參選總統,可能會衝高民眾黨不分區政黨票,席次看漲。國民黨區域和不分區立委獲提名的新秀猛銳,普獲好評。民進黨區域和不分區立委提名,有的因醜聞臨陣換將,選情已難如4年前順遂。
今年大選前的主流輿情、各類民調和巷議街談,絕大多數認為民進黨執政後,不肅官箴、偏私貪腐、利用網工箝制言論、藉政府標案收編媒體。應對兩岸,又落到大陸機艦繞台威懾,須延長青壯男丁服兵役年限以自保。眾議以為應該換黨換人當家了。
可是,選舉是意識形態、感性、地域、身分認同交融下的抉擇,選季揭弊、醜聞、假訊息、撒幣收賣、誣控濫告、虛實莫辨的事雜亂紛陳,選民置身這樣的環境氛圍裡,必須冷靜地想想:「我期待的未來是什麼?何黨何人能做到?」
庶民希望有發展機會
庶民期待的未來,是有更多發展機會。政府減一點點稅,發送各類補貼,給些免費的小確幸,是無計可施下,杜悠悠之口的伎倆。青年盼開展志業,有成就感;勞工希望合理待遇,能圓生活夢想;百工百業想在可預測的大環境裡創造生機。
天下雜誌預測今年景氣,訪問2千大企業執行長,有6成老闆擔心5年內兩岸會打仗,視地緣政治為大魔王、是景氣殺手,恐懼感比一般民眾更多。
投票前,選民首先不妨想想,誰能幫助青年實踐青雲之志時,不被延長的兵役與戰爭陰影打斷?誰能重啟兩岸對話,助企業家大展鴻圖,而有能力為員工加薪添福利?
其次,何黨何人能慈悲為懷?回想過去三年防疫,當人民須要疫苗時,政府阻擾採購,拖延企業家和慈善團體的捐贈悲願,造成民命無謂犧牲。慈悲為懷的領導人,不會在防疫可控時,仍拒絕兩岸親人團聚;更不會為扶植特定產業,就讓人民注射未獲國際認可的疫苗。
再者,要想想何黨何人能秉公心服眾人之務。民進黨近八年來,藉發展光電新能源政策,養肥政黨金主;因應蛋荒採購巴西蛋、用公帑採購防疫物資,全都有不公開招標、不透明作業等污點。政府用標案、情資創新政營事業,利己而非利民。人事上朋黨當道,大官遭撤銷學位、要員演出情色劇,醜事連篇,卻黨政一體狼狽包庇。
第四,要想想何黨何人有民主、包容的素養?民進黨尊日本為大哥哥,19世紀日本明治維新,即定萬機決於公論為改革政綱。21世紀的台灣民進黨政府,面對十大公投,通過以核養綠、反對火力發電、反對核食進口、婚姻限一男一女等七項公投;可是政府並未採行,遑論萬機決於公論了。
民進黨掌政後,清算最大在野黨、排斥異己,打定主意將大黨變小黨,置眾小黨於民主花瓶的陪襯角色,讓一大黨能專權執政。民主既失包容度量,社群自必分裂而無寧日。
最後,建請選民想想,人民的願望如何能實現?台灣由先來後到的漢人、原住民、新住民融合共生,大家都希望社會和諧,能平等自主地追求我願。可是每逢選季,綠營政媒就大談外省藍、本土藍、藍色北京話,好像只有外省二代都走光了,台灣才會安定等切割族群的論述,如此分化,還能期待全民同心同德地護台逐願嗎?
慎防選前詐術投開票作弊
另外,還要建請選民警惕,慎防投票前突發的詐術。當年高雄市長選舉,投票前夜冒出「走路工案」,使國民黨候選人黃俊英以1千餘票落選;事後法院判決證明不是黃俊英賄選,但陳菊就此連任了三屆市長。2004年陳水扁連任總統的選舉,投票前一天發生兩顆子彈案,陳和副手呂秀蓮僅有輕傷,卻扭轉了選局,以2萬餘票領先「連宋配」。
民進黨治下的中選會名為獨立機關,但公信不足。2018年地方選舉因公投案多,開票到深夜;台北市選民數不及新北多,計票卻比新北市慢,還出現了邊投票邊開票的亂象。4年前總統大選後,網路群組轉傳不少開票疑雲。今年大選,中選會又廣設17,795個開票所,是歷年之最;在野黨已廣招監票員,慎防投開票作弊是其來有自。
台灣在地理上是海空樞紐,是美、日亟欲操控的島嶼,更是中國大陸視為絕不可分裂的領土。處於中、美兩大國競比的形勢裡,誰擔任台灣領導人,能善用民族文化的統一性,助力兩岸和平,又能秉均勢原則對待美國呢?
大選投票前,請選民安寧有序地想想。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侯友宜說民調是參考用,最重要的是自己對選舉要有信心,現在最後一哩路就是拼到底。離總統大選倒數十餘天,在高度政黨認同的藍綠支持者已紛紛歸隊,雙方陣營差距在3%之際,如何成功吸引40歲以下中間票的支持,並再次激起「討厭民進黨」的氣氛,顯然成為國民黨能否逆轉勝的「緊急任務」。
藍白破局藍綠對決再現
「侯康配」成形後,藍綠對立的局勢明顯激烈升高,趙少康出任藍營副手鼓舞了焦慮的泛藍民眾,讓所有厭惡柯P欺凌國民黨與侯友宜的藍營選民迅速回歸,拉抬了侯友宜的聲勢,凝聚了士氣,更明顯拉近了與賴清德之間的距離。相對的,也讓原來支持柯P的綠營選民擔心輸給國民黨,導致民進黨下台,開始大比例地回歸綠營,這不僅再次拉抬了賴清德的支持度,也重創了柯P及民眾黨的行情。
從民調數據觀察,如今泛藍、泛綠選民的歸隊率都已達九成上下,雙方差距約在3%左右,除非執政黨再次爆發嚴重的弊案與醜聞,讓支持民進黨的選票發生結構性的轉移,否則藍綠的差距態勢大致已定。國民黨若想從逐漸偏綠的台灣民意中「逆轉勝」,就必須從中間選民與青年族群中挖掘認同者,以填補侯友宜與賴清德之間的差距。也因此,如何抓到年輕人與中間選民的心,就成為國民黨與侯陣營未來20天最緊急的任務。
必須爭取40歲以下的選民
從民調來看,國民黨在40歲以上選民的支持度超越綠營與白營;相反的,其在40歲以下選民的支持度,落後泛綠約10%左右,並被白營以15%-20%的差距甩尾。因此,如果國民黨能在年輕族群中再爭取到超過10%的選票,就能與綠營並駕齊驅,甚至能順利完成政黨輪替。
早先國民黨積極鼓吹「藍白合」,就是想藉由與柯P的合作「草船借箭」,以收納年輕選票;然而,柯P就是看準了國民黨無法吸收年輕支持者,因此,輕蔑地對國民黨要吃要喝,甚至不顧政治現實,只接受「正位」,終於導致雙方爭執不下,種下藍白不合的現狀。
國民黨確實長期給人「老人化」的形象,培養青年菁英好像永遠只是嘴上說說,沒有任何具體行動,也難怪難以吸引青年族群。
社會存在嚴重的世代差異
據媒體報導,近年來傳統主流政黨都不容易得到年輕選民的青睞,而全球極右派政黨的支持率逐步上升,其中年輕選民的比例占多數,有些國家的極右政黨甚至贏得大選。對此現象,有專家表示,應該謹慎假設極右派與年輕選民之間有著文化或意識形態上的結盟,這是因為許多年輕人對所在國的經濟政策、居住權、工作機會等方面產生不安全感。大部分國家的老年人掌握著多數的資源與資產,相對的,年輕人備感經濟壓力、生存剝奪感,以及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加上低收入與高房價的痛苦,造成了21世紀越來越嚴重的「世代衝突」。
直白說,年輕選民不再支持傳統政黨,乃根植於對生活現狀的不滿,既然主流政黨執政多年都不能解決問題,而且問題還愈來愈嚴重,那還不如讓那些能聽懂他們心聲的新政黨與政治人物來試試看。這也是台灣年輕選民厭惡藍綠,支持民眾黨的根源,讓國民黨與民進黨都同時面臨著得不到年輕人支持的危機。
政治認同不同造成衝突
現在年輕族群生活在一個意識形態消退的時代,他們不必像他們的父祖輩,以意識形態追求「政治認同」,勤勉工作以博取「社會認同」,一些富裕家庭的孩子甚至生活在一個無憂無慮,可以獨善其身的社會環境裡,政治對他們而言是遙遠甚至無聊的事物,他們對思考國家定位與兩岸關係充滿著陌生感。他們對社會的認同,是依據他對自己的多面向定義,例如慢跑者、健身者、旅遊者或理財者等等,再經由這樣的社會認同,發展出對政治的認同,例如無殼蝸牛運動、醫界發起的黑十字運動,以及十年前的太陽花運動。
這些「認同政治」的青年族群,是由現實的生存感與剝奪感出發,迥異於父祖輩是基於國家定位,對於統獨大義的追求;兩個世代對政治認同的出發點不同,也形成藍綠兩大黨傳統的宣傳管道與內容,無法吸引年輕人的興趣,但他們卻在民眾黨內找到對生存不滿的共同感。
即使柯P個人爭議甚多,許多年輕選民仍可在白色陣營裡團抱取暖,他們相信柯P的「新政治」口號,可以帶領他們走向美麗的未來。年輕族群經由個人價值觀找到的「政治認同」,追求父祖輩們所不能理解的社會價值,形成了世代差異與衝突。
結語
國民黨想要吸引這些青年人的支持,一定要跳脫傳統的宣傳,要先向青年人認錯,承認國民黨過去太忽略年輕人的感受,並應在未來十多天內,鄭重提出對年輕民眾有實質好處的政見,例如如何降低房貸壓力、補助租金及就業優惠等等。唯有這樣,才能確實爭取到年輕選民的支持,讓「討厭民進黨」的年輕人,有智慧、有決心,用選票「下架民進黨」,為自己爭取一個改變命運的機會。
(作者係政治評論員)
台灣大選進入最後兩周的激烈角逐,儘管民調顯示「賴蕭配」略微領先,但「侯康配」的支持度正在迎頭追趕。執政的民進黨之所以選得這麼辛苦,主要是因蔡英文七年多來執政不力,弊案叢生,萬物皆缺,經濟明顯放緩,民眾的滿意度大幅下滑。不過,「藍白合」破局後,柯文哲至今仍不顧民眾黨的發展利益,不願對最有可能「下架民進黨」的「侯康配」釋出善意,結果極可能導致2000年陳水扁以不到四成選票當選總統,民進黨無法占立法院多數席次的狀況重演。
這次大選除牽動著台灣1,930萬選民的心,美國不少關注兩岸議題的學者也表達了憂心之情,雖然其立意皆出於維護美國自身利益,見解也未必完全正確,但仍頗具參考價值。以下試舉二例。
11月30日,《外交事務》發表葛來儀等三位學者署名文章,其中指出:(一)台灣無論誰當選,除須強化自衛能力,更要保證絕不搞台獨(因此,賴清德如當選,須考慮凍結「台獨黨綱」),並須讓大陸相信和平統一是可能的;(二)美國必須保證不支持台獨,包括不以主權國家對待台灣,而且不能反對兩岸和平統一;(三)大陸必須保證不對台動武,採用和平手段實現兩岸統一。簡言之,要阻止台海戰爭,就不能讓兩岸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而兩岸若通過和平的、談判的方式實現統一,美國就沒有理由反對;至於大陸如何「以和平方式解決與台灣的政治分歧」,則攸關其統一政策是否具吸引力,能否獲得台灣民眾支持。
12月14日,布魯金斯學會舉行線上討論會,任雪麗、卜睿哲及祁凱立等學者均認為,美國對台灣海峽最根本的需求是穩定,不發生會破壞美國在亞太地區外交政策框架及經濟關係的重大發展。任雪麗特別強調,美國從1970年代與中國關係正常化時就說,美國對兩岸分歧的最終結果,或解決方式沒有任何偏好,要的是和平、以有秩序的方式來解決。但她也坦言,美國決策人士最擔憂的是,台灣有人誤以為美國已放棄台灣,「選後新政府突然翻轉與北京靠攏」,製造出一些難以預料的狀況。
我們以為,上述學者願意公開檢討美國當局在處理兩岸問題上的種種缺失,並做出一系列具體建議,的確具有重量級學者的風範與情懷。我們相信,只要美國政府確實且徹底奉行「一中政策」,不刻意打「台灣牌」遏制中國崛起,或明示、暗示美國會作台灣「抗中保台」的後盾,並鼓勵兩岸開啟對話,就會有助於台海和平穩定發展。至於大陸要以和平方式實現國家完全統一大業,就必須充分考慮台灣的現實情況,充分吸收台灣各界的意見和建議,並及早提出能充分照顧台灣民眾利益的安排。
回到台灣大選,比較三組候選人,「侯康配」提出的兩岸政見,顯然最有可能立即改善兩岸關係,又能重新開啟兩岸交流對話。因此,不論是為台灣的廉能政治,或為台海和平發展,「侯康配」都是不二選擇!
中國首次舉辦的G20峰會,在杭州順利閉幕了,但兩天會議對世界經濟及中國在其中的影響力才正要開始。
G20峰會第11次會議於9月4日和5日在杭州舉行,與會者除了G20 成員之外,還包括了聯合國祕書長、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負責人,以及東協主席國寮國、非盟主席國查德、77國集團主席國泰國和埃及、哈薩克斯坦、新加坡等國領導人。為避免外界質疑G20是G7下一個精英俱樂部,此次峰會與會的發展中國家為歷次峰會之最。
中國作為主席國可以主動設置議題,但為了讓會議主題更能反映當前世界形勢及各國的關注,中國與G20其他成員協調配合,在大陸20個城市,舉辦了70多場會議,參與人數多達數萬人,並達成29項成果協定,將本屆峰會的主題定為 「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
G20的代表性及作用
作為一個全球經濟治理機制,G20成員國面積占全球60%,代表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二,經濟總量占全球的85%,貿易總額占全球的80%,其中發達經濟體成員9個,新興經濟體有11個,雙方力量基本平衡。就地理位置而言,每一個大洲都有代表,每一個成員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均是地區性大國。
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仍未出現明顯的復甦跡象,而各國財政和金融政策可施展的空間有限。在連續3年低速增長後,2015年世界經濟的增速進一步下滑。發達國家生產率增長緩慢,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性矛盾突出,資本外流。進入2016年,世界經濟發展信心再次受挫,國際貨幣基金(IMF)接連調低全球經濟增速預期。
與此對比,中國在今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長6.7%,IMF因此兩度調高對中國經濟增速的預期。在這樣的形勢下,G20各國無疑希望通過本次峰會,中方能夠縝密籌畫,提出既能有效應對短期金融的風險,又能為全球經濟中長期增長奠定扎實基礎的「中國方案」。
中國方案的特色
中國既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又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同時也是金磚國家的一員,這種「三合一」的身分,讓它對處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有深刻理解。此外,中國經濟兼具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特色,這也便於它在全球治理過程中承擔起橋樑和紐帶的作用。
習近平在G20工商界峰會(B20)開幕式上指出,「今天的中國已經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這個新起點,就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增加經濟社會發展新動力的新起點,就是中國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新起點,就是中國同世界深度互動、向世界深度開放的新起點。」G20 杭州峰會標誌著中國已躋身世界經濟舞台,並進入塑造全球治理的「遊戲規則」之列。
創新是發展經濟的不二選擇。中國推動制定《G20 創新增長藍圖》,目的就是要以新工業革命為先導,大力推動先進和高端製造業發展,引領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以數字經濟為平台推進互聯網技術在經濟領域被廣泛應用,開創戶戶相連的新紀元。此外,貿易和投資雙雙萎縮是世界經濟嚴重滑坡的主因之一,中國高舉自由貿易大旗,已經簽署了14個自貿協定,目前在建設的自貿區多達19個。
中國主張繼續推動國際經濟與金融機制改革,增加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並促進G20轉型,使之取代G7,成為全球治理的主要平台。此次峰會把發展問題置於全球宏觀框架的突出位置,首次制定《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行動計畫》。近些年來,儘管中國經濟增速有所放緩,但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仍達30%左右,遠遠超過美國,成為驅動世界經濟的主要引擎和動力源。同時,提出「一帶一路」戰略構想,倡建亞投行,設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及絲路基金,都為世界經濟的聯通與包容起到了支撐作用。
中國引導建構國際秩序
中國首次舉辦G20 峰會,意味著中國第一次有機會參與引領世界發展方向,引導國際新秩序的構建。這除標誌了中國享有國際政治權力外,還在世界經濟金融領域擁有了締造制度規範的權力,為中國成為國際秩序的規範者奠定了合法基礎和管道。會議的《公報》重申G20的創始精神是主要經濟體平等合作,並共同採取行動「讓G20成為行動隊而非清談館」,而中國的實力支撐,正是有力保證。
G20杭州峰會以橋為會標,看來中國已成功地搭建了一座「全球經濟增長之橋」、「國際社會合作之橋」和「面向未來的共贏之橋」。
(作者係美國紐約和統會前會長)
G20這一聚焦全球經濟議題的重要平台,不僅可為中美打造防止傾覆的「壓艙石」,還可以幫助兩國積累相處與互動的經驗。
9月初,全球矚目的G20杭州峰會落下了帷幕,中國藉此機會與世界對話,形塑了勇於擔當的國家形象,推廣了美麗的杭州,更使得各國對東西方共同主導全球經濟治理的新模式有了更多的期待,對全球合作實現經濟復甦也有了更大的信心。對於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第一大經濟體的中美兩國來說,維繫著什麼樣的戰略關係與經濟關係,對世界格局的影響至關重要。G20確實是觀察中美關係的理想平台,人們在擔憂中美可能陷入危險對抗時,發現他們同時在進行著深度的經濟對話與合作。
G20具全球治理的使命
20國集團會議(Group 20或G20)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合作論壇,其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之大可以從以下這幾個資料得知,G20的GDP總量約占全球GDP的85%,貿易占全球貿易總額的80%,國土面積約占全球的60%,擁有占全球2/3的人口,以及大約72%的農場。G20如此龐大的經濟規模對全球體系的影響不言而喻,其承擔全球治理的重大使命也是理所應當的。因此,G20自1999年成立以來,一直承擔著全球經濟治理主要平台的角色,始終關注經濟復甦與增長。
首次由中國主辦的G20峰會確立了「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的主題,達成了《杭州峰會公報》及有關創新增長藍圖、貿易增長戰略和投資指導原則等方面協議30項。G20杭州峰會既面向全球又凸顯了中國色彩,既遵循慣例又銳意創新,其成果可以概括為三個層面,其一是將G20的短期議程延伸到了長期議程和深層治理層面;其二是立章建制,為世界經濟的復甦提供了「頂層設計」;其三是提供中國方案,分享中國經驗,宣示了中國外交和經濟理念。這些成果被統稱為「杭州共識」,致力於實現世界經濟的復甦,實現中國與世界的深度融合。
中美「收穫清單」豐碩
作為G20最重要的兩位參與者,中國與美國在峰會期間也達成了他們之間的一份「收穫清單」。習近平和歐巴馬在杭州舉行會晤,雙方圍繞匯率政策、鋼鐵業去產能、出口管制等方面,達成了長達35項內容詳實的共識,體現了中美共同利益交集之多,以及兩國推動經貿關係平衡發展的努力。中美在峰會上的積極作為給近期在戰略、安全等領域緊張衝突的雙邊關係,吹來了一陣舒緩之風,延續了6月中美經濟與戰略對話的合作精神,為中美關係這艘大船壓上了又一塊「壓艙石」。
G20機制的創建本身與中美共同意願和主動協調息息相關。在這次杭州峰會上,中美兩國承諾採取所有政策、措施促進增長,加強政策溝通,並在共同應對全球性問題上發揮帶頭作用,比如兩國正式宣布加入氣候變化《巴黎協定》,向聯合國祕書長遞交了批准文書,對推動《巴黎協定》的生效起了表率作用,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毋庸置疑,由於中美兩國在全球經貿體系中的重要影響,中美經濟關係是否和諧合作,將直接影響著G20的功能發揮、共識達成和機制健全。
BIT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
G20杭州峰會對中國自身來說意義非凡,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中國面臨複雜的國際與周邊環境,急切希望借助重要的國際平台與各國對話溝通,一方面推介中國的發展策略與經濟理念,另一方面展示中國希望在區域乃至全球經濟問題上發揮應有的作用。因此,G20杭州峰會成了繼APEC後中國進行全球外交的又一主場,中國對其懷抱的期待,顯然遠不止於改善中美關係。
但必須承認的是,中美關係又是中國在峰會期間最為重視的雙邊關係。一方面,對於全球經濟治理,中美經濟關係的平穩健康關乎全球經濟復甦進程,兩國經濟政策的協調對全球經濟增長至關重要;另一方面,對於兩國的自身發展,中美經濟關係更被視為兩國關係的「壓艙石」。近期以來,中美兩國雖然在戰略與安全層面出現嚴重的信任赤字,但在兩國經濟早已緊密交融和相互依存的事實面前,中美經濟關係還是保持了相對穩定的、積極的態勢。
經貿資料顯示,中美貿易額和相互投資額不斷攀升,在雙邊經貿機制建設方面也有積極行動,自從雙方在6月的中美經濟與戰略對話上表現出強烈的合作意願後,加快了中美投資協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的談判進度,到了9月G20峰會和「習歐會」的前夕,雙方通過密集磋商取得了重大進展,在困擾談判進程的「瓶頸」即負面清單改進出價問題上獲得突破,從而使談判結束時間大幅提前。
就當前階段而言,BIT將是中美經濟關係中最具意義的機制性成果,它以創建非歧視、透明、開放的投資體制為共同目標,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之間簽署的雙邊投資協定。BIT在經濟上意味著中美兩國市場將進一步相互開放,實現互利共贏;在政治與戰略上則意味著中美關係在政治或戰略上的任何逆轉或激變,都將受到日益機制化的經濟關係所制約。
未來中美關係仍可能在戰略與安全問題上纏鬥,直至一種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關係最終形成,而維繫著兩國共同利益的經濟關係將在這一過程中起到重要的「壓艙石」作用。
中美關係仍有不確定性
熱熱鬧鬧的G20峰會已經結束,峰會共識能否轉化為各國的具體政策並真正有助於復甦低迷的全球經濟,取決於國際經濟形勢的動態變化和各國的政經戰略。我們在期待G20共識早日實現的同時,必須謹慎應對中美關係的種種不確定性,這些不確定性主要包括:
其一,美國新總統對歐巴馬的亞太政策如何繼承或如何修改,將影響中美關係的走向。歐巴馬在即將卸任之際趕來與習近平會談,可見其希望在關鍵時刻為中美關係打造更穩定基礎的用心,但他的繼任者如何繼承他的政治遺產如亞太再平衡戰略、TPP等,卻是個變數,無論是希拉蕊或川普都不可能原封不動地照搬歐巴馬的政策。
其二,亞太固有戰略難題沒有一個消失或被解決。朝核問題的不可預測眾所周知,「薩德」問題對中韓關係的損害正在出現,即使南海問題上各方態度漸趨冷靜甚至美菲之間出現摩擦,但美國強勢的軍事存在仍然是一個隱性導火索。
其三,兩岸關係持續冷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面臨挑戰。民進黨如何處理兩岸關係的經濟與政治難題?台灣經濟將向何處去?兩岸現狀將如何維持,是長期「冷和平」或量變後出現質變?中美關係有走向健康發展的機會,也有對抗衝突的危險,面對這種考驗,中美兩國唯有加強溝通,相互理解,珍視共同利益。
正如中國外交官傅瑩女士所言,中美在處置彼此關係上都面臨新課題,美國缺乏與「非敵非友」大國友善相處的經驗,而中國也沒有以世界大國的身分與世界超級大國互動的歷史體驗。因此,中美應該超越利益和觀念上的分歧,培育合作習慣,G20這一聚焦全球經濟議題的重要平台不僅可以為中美打造防止傾覆的「壓艙石」,還可以幫助兩國積累相處與互動的經驗。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美國最忌憚的是中國大陸的經濟實力及戰略,但從G20杭州峰會看來,大國興衰趨勢難擋,中國的復興再起是美國人攔不住的。
日前在杭州舉辦的G20峰會,在中國政府精心籌辦下,無論是外在還是內涵,都十分有看頭。從外在來看,杭州本來就是中國人天堂的想像,經過半年多的翻修布置,景象更是煥然一新、滿城錦繡,確實美不勝收。內涵來看,則嚴肅許多。
中國與G20淵源深厚
從國際權力結構演進的歷史軌跡來看,G20的出現、茁壯與中國息息相關。上世紀末,7國集團(G7,一度為G8)在解決全球經濟、貨幣、發展、環境等問題上已力不從心。國際權力結構大幅改變,在西方發達國家之外,出現了許多新興工業國家,如中國,在國際經濟貿易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如不將其納入國際多邊磋商機制,上述國際問題就無法真正解決。
就中國而言,1978年其GDP在全球排名15,到1990年升到10,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2。按照IMF的說法,如果以購買力平價指數去看,中國在2014年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中國也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如不將中國等新興國家納入多邊經濟協商機制,如何能解決世界經濟問題?這才有1999年底G20的出現。2008年國際金融風暴襲來,G20又從各國財長溝通平台,升格為領袖峰會。2009年後G20取代了G7,成為全球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
峰會輪流在各成員國舉行,中日兩國曾熱烈爭取今年峰會的主辦權,因為中國實力勝過日本,獲得眾多成員國的支持,終於拿到今年主辦權。
有著主場優勢的中國,把這次G20峰會辦得相當精彩,主要有兩個看頭,一個是在經濟與金融的全球治理,一個是政治與戰略的外交過招。本文將重點放在經濟與金融上。
習近平對全球經濟的謀劃
G20沒有類似祕書處的機構可以設定會議日程,所以地主國有相當大的空間揮灑。除了G20成員代表外,中國增邀了哈薩克斯坦、埃及和泰國等,這些都是「一帶一路」的關鍵國家,彼等與會既有利於推動「一帶一路」,又可增強新興國家在G20的聲勢。
領先峰會爆出來的亮點,是9月3日習近平與歐巴馬結束雙邊會談後,二人與聯合國祕書長潘基文共同出席了有關氣候變化《巴黎協定》批准書存放儀式,習歐先後向潘基文交存了《巴黎協定》的批准書。經過多年紛擾,中美雙方終於化除成見,以行動對氣候問題表達共同的支持,這當然是件大事。
至於議題設定,杭州峰會的焦點集中在探討如何解決當前世界經濟增長停滯、結構扭曲、發展前景不明、金融體制不穩定、多邊貿易及投資受挫等問題。
習近平從全球格局的高度著眼,對這些問題的解決提出了具體可行的辦法或方向。譬如提出「創新驅動型增長藍圖」,要以創新、技術革命、產業變革、數字經濟的歷史機遇,提升世界經濟長期增長的潛力。對於失衡的經濟結構,提出深化改革,從供給側改革與需求側管理著手,如中國已經對過剩的鋼鐵產品採取去產能措施。對經濟發展,除落實可持續發展到2030年的議程外,還要促進包容性發展,拉近貧富差距,特別照顧非洲與最不發達國家,以減少全球發展的失衡。這些主張分別回應了發達國家、新興工業國家、低度發達國家不同的需求,自然贏得支持。
貿易投資與金融問題
在貿易、投資、金融管理這幾個議題上,中美的矛盾相當凸出。主要是現在主從易位,在這幾個領域,美歐等國都受到來自中國的威脅。因此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如美國推動排中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協議,美歐以壟斷、補貼等理由,逕行對中國產品課以高額關稅,或要求中國減產。投資也是一樣,美歐常以國安、科技與軍事機密為由,設法攔阻對中國的投資。
針對此一情況,習近平特別將貿易與投資議題提上議程,主張建立全球貿易和投資機制,制定全球貿易增長戰略和全球投資指導原則,鞏固多邊貿易體制,反對保護主義。
在此,習近平早先提出的「一帶一路」及伴隨此一戰略出台的「亞投行」,就給中國及全世界帶來增長貿易與擴大投資的機會,為當下的貿易停滯與游資氾濫提出了有效的藥方,符合習近平在峰會上所說:20國集團「不是清談館,要做行動隊」。
在國際金融改革方面,多年來中國一直爭取並施壓美國對布雷頓森林國際金融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進行改革,適當反映各個國家的經濟與金融實力,但改革緩慢。縱然G20本就是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創建的平台,習近平仍然主張G20應該致力不斷完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優化國際金融治理結構,充分發揮IMF特別提款權的作用。顯然,中國想壯大G20對於國際經濟金融的影響力,進一步推動G20從危機因應平台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
中國表態無意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外另起爐灶,創建新的國際金融貨幣體系,但金磚五國開發銀行及亞投行等的設立,都變相地對布雷頓森林體系施壓。此一趨勢顯非美國所樂見。
大國興衰趨勢難擋
習近平在杭州峰會的亮麗演出,展現了大國領導人的格局與氣度,體現了中國人先天下之憂而憂的道德高度,但看在美國眼裡當然不是滋味。這是歐巴馬任期內最後一次亞洲行,除了交出批准《巴黎協定》成績之外,八年執政再無其他政治遺產。無論G20峰會或東協領袖峰會,歐巴馬想孤立中國、遏制中國的作為都徒勞無功。
美國對中國的遏制,世人焦點或都放在東海及南海等領土爭端、台灣和香港等分離主義,「亞太再平衡」、TPP等政經議題上,其實這都不過是美國牽制中國的手法,或許會給中國製造些困擾,但阻止不了中國的發展進程。美國最忌憚的是中國的經濟實力、引領經濟發展的創新與科技能力、威脅美元霸權的人民幣,以及靈活的經濟戰略,但這些美國也無法阻擋或影響。
美國之外的發達國家、大批的新興工業國家、低度發達國家,為了國家利益,必須與中國維持友好關係。旅美企業顧問顧喬治(George Koo)9月在《亞洲時報》評論說,中美代表了兩條路線:習近平提出的是經由合作協同獲得共同繁榮的途徑,歐巴馬提出的是在防禦飛彈保護傘下走向死亡與毀滅的途徑,話說得很重,但有其見地。如何選擇,看各國領導人的智慧。
美國新現實主義學者雷恩(Christopher Layne)9月在《國家利益》雜誌為文,引用上個世紀兩位國際關係大師:卡爾(E.H. Carr)及甘迺迪(Paul Kennedy)的論點,認為美國要維持二戰後由美國建構的「美國和平」(Pax Americana)已無可能,觀點正確。興衰起伏乃世情之常,正所謂「世界代有大國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如何持盈保泰是美國自己要努力的,而中國的復興再起是美國人攔不住的。
(作者係本刊主筆、台大政治系名譽教授)
杭州G20峰會,圓滿順利地在秋高氣爽的西湖湖畔間閉幕了,亦讓人窺見中國和習近平縱橫世界經濟武林的大器識。這一場改變杭州也改變中國國際形像的峰會,我認為可以這麼形容與稱道:中國的未來是世界的未來,世界的未來需要中國的支撐。而杭州峰會的延伸與底蘊,將帶來廣幅度與多維度的靈動和機巧,這正是「中國夢」得以對照在杭州古城的歷史縱深與地理風貌的所在。
此次峰會對中國而言,意義非比尋常,以下是我個人的觀察。
其一,中共為了辦好辦妥本次峰會,在具有幾千年歷史的古城杭州,做了從硬體到軟體的大翻轉,全力營造出正在進行中的世界文明氣質國家的國際形象,醞釀未來足堪比美甚或超前美國的世界第一強國夢。
其二,本次峰會把杭州打造成「智慧綠色」城市的風貌,除了給大陸各大城市示範之外,也凸顯中國進入世界文明大國的用心。
其三,峰會之前的「習歐會」,既在杭州舉行,誰是主人,誰是客人,不已主客各居了嗎?而其結果,從國際媒體的報導,也不難看出,中國與習近平似乎都已經要到他想要的機會與目的了。
習歐過招之後,習近平氣定神閒;歐巴馬看似風光,卻不過是品嚐幾碟小菜之香而已,真正的好菜已入習喉了。這不就高下已分了嗎?
其四,杭州G20峰會儼然是習近平的「一個人的武林」。中國把G20峰會從大都聚焦在經貿議題,轉型成具有中國特色與世界需求的「全方位在地中國化與國際價值普世化」的綜合性高峰會。而這個武林峰會顯然已讓中國要到其國際地位與戰略價值了。
其五,這次峰會凸顯出兩個不同層面。以中、美等大國為首的大國,要爭取的是國際地位與重要資源、國際經貿大餅的話語權;而小國則在爭取扈從庇護(大國對小國的恩庇與扈從關係)中的資源與經濟發展的生存權。但台灣連一個都要不到,該何去何從,值得蔡政府深思。
杭州峰會結束了,古城的餘韻鳥語,西湖的夕照輝映。兩岸應該在這餘韻與夕照當中,尋覓打開當前溝通中斷,對立日益嚴重的死胡同。兩岸不是武林廝殺之地,它是兩岸人民的生存寶地,沒有人可以自以為是地浪費人民的資產,消費人民的期待,犧牲人民的生計,甚至安全。這是歷史所不容的大患,兩岸領導人務宜三思而後行。
(作者係國政基金會國安組特約研究員)
G20杭州峰會在經濟政策協調、創新增長方式、貿易和投資,以及全球經濟金融治理獲得相當的成果,也凸顯出大陸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企圖心,惟成果的落實仍面臨諸多考驗。
創立於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的20國集團(G20)領導人峰會已經召開了10屆,今年中國大陸作為第11屆G20峰會的主辦國,充分發揮了主場優勢,確立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以期能為經歷金融危機並陷於困局的世界經濟尋求增長點。此一峰會除展現了大陸作為全球大國的擔當外,更增加其在全球治理的角色,勢將改變國際經貿格局的發展。
國際經貿格局變遷
二次大戰結束後,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世界銀行(WB)和世界貿易組織(WTO)是全球經濟治理的三大支柱,而該三組織掌握在西方已開發國家手上,並支配了國際經貿的規範。但1990年代中期以來,新興經濟體經濟快速增長,改變了世界經濟的實力版圖。G7整體GDP占全世界GDP的比重,由1999年的66%降到2015年的47%,新興市場經濟則由1999年的19%上升到2015年的39%。新興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影響力日增,造就了G20的出現。
G20涵括了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七大工業國(G7)、金磚五國(Brics),以及澳洲、墨西哥、韓國、土耳其、印尼、沙烏地阿拉伯等重要經濟體。G20的GDP總量約占全球GDP的85%,貿易占全球總額的80%,人口約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二,已經取代G7,成為影響全球經濟走向的重要經濟體。
從1999年G20部長級會議誕生,到2008年G20首次峰會召開並被委以應對金融危機的重任,G20就成了全球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金融危機已過去8年,但危機的陰影仍在全球徘徊,加上歐債危機、英國脫歐,以及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放緩等不確定因素,全球經濟復甦的步伐異常緩慢,貿易和投資面臨挑戰,經濟前景難以樂觀。
與此同時,在全球化的潮流下,多哈回合貿易談判停滯不前,WTO的地位近年來被邊緣化了,以致區域整合趨勢快速發展,TPP和TTIP更成為國際貿易和投資領域關注的焦點。此外,全球經濟金融治理機制面臨諸多挑戰,仍有一些重要的國際經濟目標因成員國的分歧而未能實現,如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承諾並沒有成為現實。以致如何進一步透過規則和機制的設計,對全球經濟和金融活動進行有效管理,並在全球、區域和國家層面協調各種利益關係,就成了G20的任務。
峰會議題設計具巧思
自去年12月1日接任主辦國以來,中國大陸便期望能提出一套標本兼治、綜合協調的解決途徑,以推動「世界經濟走上強勁、可持續、平衡、包容增長之路」。具體政策是大力推動結構性改革,以緩解全球經濟失衡的現象。按照規劃,中國要在G20的框架下,重點推進全球治理結構和金融結構改革,包括致力於建立一個廣泛參與、更加平衡的國際貨幣體系,一個更加穩定的全球金融發展體系;在政策工具組合方面,推動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加強財政政策、結構性改革政策的重要性。
簡言之,中國在此次G20杭州峰會議題的設定和參與者的安排上,顯示希望能在全球治理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其特點為:
第一,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卻未能在國際經貿體系扮演相稱的角色,為此,在「十三五」規劃中提出構建開放型經濟體制的構思,具體工作方向則是建立區域金融機構,「一帶一路」的發展策略,以及參與全球治理和國際經貿規則的制定。
第二,大陸經濟進入「三期疊加」階段:增長階段轉換、結構階段轉換和前期刺激積累消化的階段,以致呈現經濟下行「新常態」,同時面對複雜和多變的國際經濟和金融環境,對大陸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帶來相當的挑戰,因此極需國際間的政策溝通和協調。
第三,美國「亞太再平衡」、南海仲裁案,以及大陸與日、韓間的緊張關係,增加了中國對外交往和跨境貿易投資中的挑戰,因此需要藉G20平台,加強同世界主要經濟體的溝通和合作、消除彼此間的誤解,鞏固對外開放成果,更為順利推展「一帶一路」策略的國家提供應有的國際環境。
第四,G20成員領導人外,中國還邀請了查德、埃及、哈薩克、寮國、塞內加爾、新加坡、西班牙、泰國的領導人擔任嘉賓與會,顯示中國重視新興經濟市場在世界經濟中的角色。
峰會具體成果及其意涵
在與會者就更高效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強勁的國際貿易和投資、包容和聯動式發展議題深入交換意見,共同討論氣候變化、難民、反恐融資、全球公共衛生等影響世界經濟議題後,峰會獲得主要共識和成果有:
第一,決心為世界經濟指明方向,規劃路徑。要繼續加強宏觀政策溝通和協調、凝聚共識、形成合力,促進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包容增長。
第二、決心創新增長方式,為世界經濟注入新動力。一致通過《20國集團創新增長藍圖》,支持以科技創新為核心,帶動發展理念、體制機制、商業模式等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創新、推動創新成果交流共享。同時決定大力推進結構性改革,為全球增長開闢新路徑,全面提升世界經濟的長期增長潛力。
第三,決心完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提高世界經濟抗風險能力。同時就能源可及性、可再生能源、能效制定了行動計畫。
第四,決心重振國際貿易和投資這兩大引擎作用,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為此,共同制定《20國集團全球貿易增長戰略》和全球首個多邊投資規則框架《20國集團全球投資指導原則》,同時繼續支持多邊貿易體制,重申反對貿易保護主義。
第五,決心推動包容和聯動方式發展,讓G20合作成果惠及全球。峰會達成「三個第一次」:第一次把發展問題置於全球宏觀政策框架中的凸出位置;第一次針對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制定行動計畫,同意推動《巴黎協定》儘早生效,第一次發起《20國集團支持非洲和最不發達國家工業化倡議》,為人類發展貢獻力量。
中國將參與全球治理
前述「三個第一次」在峰會所達成的共識,反映出中國在推進全球治理方面有三大突破:
第一,加強和連結南北的溝通。此次為發展中國家參與最多的一次峰會,希望彌補成員結構的「南北鴻溝」,增加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
第二,從短期治理轉向長期治理。危機應對機制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從側重短期政策向短中期政策並重轉型;制定結構性改革優先領域、指導原則和指標體系等舉措,均屬激勵經濟效益的創舉。
第三,峰會第一次針對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制度制定行動計畫,G20全球投資指導原則成為全球首個多邊投資規則框架,將增加中國在國際經貿規則的參與權和話語權。
在杭州峰會召開之前,中國已積極推進「全球治理三大支持」的改革,在IMF治理機制改革取得初步進展:新興經濟體的份額得到提高,人民幣被納入SDR貨幣籃子。此外,在推進WB改革上,亦逐步實現平等投票權。在此基礎上,杭州峰會後,中國仍將把國際金融和貨幣體制改革列為參與全球治理的主要目標。
對於中國新成立的亞投行,西方一直有一種論調,認為這是中國試圖挑戰現有WB體制。儘管習近平在20國集團工商峰會(B20)的開幕演講中表示,「中國創導的新機制新倡議,不是為了另起爐灶,更不是為了針對誰,而是對現有國際機制的有益補充和完善」,但在實際運作中是否能如目前的預期,仍有待觀察。此外,G20究竟會成為「行動隊」,或仍是「清談館」,涉及體制上的深層改革和約束力,將面臨更大的考驗和挑戰。
(作者係政治大學兩岸政經研究中心主任)
2023年10月21日,重陽節前夕,中正大學深耕辦公室與嘉義縣水域遊憩協會在嘉義縣民雄鄉和大林鎮,舉辦了「大林大愛獨木舟、古道過關學和平」活動,藉由免費划船與飛盤體驗、定向過關等活動,倡導互愛互利、共存共榮。該活動有近百位學生、民眾參加,從該校出發走古道經民雄的三興村到大林中林社區,探索沿線的生態、環保及先民抗日的故事,以及先民與神明的深厚感情。
活動主辦人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林明傑特邀筆者和中正歷史系助理教授蘇全正、為參與學員導覽當地的明清史與抗日史,緬懷先民守土衛國的精神。
抗日古道遍布歷史遺跡
當天行程規劃係從古道經由民雄鄉三興村的溪底廍庄(古代製糖處)、大林鎮上林社區,到終點中林社區的中林湖,全程近3公里。早上8點半,活動學員在中正大學第二側門口集合。筆者先解說抗日古道的戰爭背景後,接著指出面前這一條往南華大學的新路是2009年完工,而於第二側門口和新路斜切(設紅綠燈處)的舊路(嘉106-1)即是抗日古道。
這一條古道從清代開始聯繫了雲林斗六到嘉義市之間的鄉鎮、村莊,特別是中正大學大學部宿舍前曾有一株300年的老榕樹,提供古道上來往的商旅納涼休憩,2012年因得了樹癌,枝幹斷裂壓傷女研究生且擋住道路,遭到伐除,但目前當地鄉民仍保留著松樹尊王公廟(取「松柏長青」之意)的信仰。無獨有偶的是,此次活動的終點─中林的永壽宮,也有松樹王公的信仰,可見先人對大自然的敬畏。
筆者隨後指出,古道上另一個重要地景是第二側門口前歷史悠久的好收圳。好收圳古稱「打貓山腳大陂」,打貓是民雄的舊稱。乾隆12年(1747)《重修台灣府志》提到康熙42年(1703),莊民在葉子寮引三疊溪水灌田合築的打貓山腳大陂「源出三疊溪,長十餘里。灌本莊及火燒莊、南路厝等莊。」
葉子寮位在民雄鄉東興村,古稱葉仔林,位在中正大學後山腳下。同治年間(1862-1874)被列為打貓東下保31庄之一。據1980年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的《台灣撫墾志》:「康熙末年(1662-1722)福建漳州人葉姓者開葉仔林庄」;乾隆時期(1736-1795)的《諸羅縣番界圖》中記載著「葉仔林生番界碑」的紅線界外土地「早經報陞」,即屬於官府准墾且有徵稅的業戶,可見這裡開發甚早。
社區營造成功的上林
學員們走古道經溪底廍的百年地景菸樓後,來到跨越三疊溪的瑞豐橋,便進入大林鎮。三疊溪古名山疊溪,是北港溪的支流。因三疊溪的支流在此一帶不斷重疊的地形故稱。從瑞豐橋往上林社區麻園寮莊(南華七村,南華大學宿舍附近)約700餘公尺的古道,保存狀況良好,兩旁甘蔗園和竹林密布。每當夏夜大雨過後,竹林裡諸羅樹蛙的叫聲此起彼落,是大林重要的生態教材。
學員們走到麻園寮後,轉走林爽文抗清古道到中林社區。一公里後在上林社區的聚賢莊(原南華五村集賢樓)休憩。上林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孫家榕一面分享由她種的黃梔子花所做成的粉粿,一面講述當地的發展歷史。此地舊稱「頂員林」,林指的是「鹿仔樹」。乾隆16年(1751)《重修台灣縣志》:「鹿仔樹即楮也,皮搗爛可作紙。台人不造紙,以其葉為鹿所嗜,因名之」,因大林境內遍布該植被,故有人戲稱嘉義是「九腳林一隻貓」。九腳林是指中林、大林、上林、林頭、林仔頭、林仔尾、林仔前、下員林仔、上員林仔,一隻貓就是民雄。
孫理事長也提到,上林這裡同樣利用三疊溪的溪埔地開設糖廍製糖,往中林的道路兩旁遍布竹林和諸羅樹蛙。她還指出,從清代開始引三疊溪為水源的頂員林埤塘,廣達六公頃、堪稱大林鎮內最大的灌溉埤塘,但近年受到畜牧業汙水排放影響,嚴重的優養化導致埤塘內長滿了許多布袋蓮,經過當地居民抗議自救後,水質已有明顯改善,可望將來成為划獨木舟的預定地。
一度成為殺戮戰場的中林
學員離開上林社區後,走了一公里餘來到終點─中林社區的中林湖。中林社區開發甚早,前引《台灣撫墾志》:「薛姓及蕭姓者拓中林庄。」其實薛家自康熙中葉從褔建漳州渡台後,招攬來自同鄉的流民拓墾今大林、民雄、雲林一帶,擁有千餘甲的田地。當地佃農稱薛家為頭家,其在大林市街的居所為頭家庄。同治7年(1868)業戶薛大有率先捐地,將開漳聖王廟(安霞宮)於大林市街落成;在中林同樣來自漳州的陳氏移民也帶來該神祇的信仰。同治年間,中林莊、頂員林莊被列為打貓東下保31庄之一。
但先民建構的美麗家園卻一度成為殺戮戰場。乾隆52年(1787)丁未台灣發生林爽文事件,台灣各地的漳州移民紛紛響應同鄉林爽文所發起的民變。清廷遂從內地派福康安大軍入台平亂,11月2日(陽曆12月10日)自鹿港登陸,於八卦山戰勝,收復彰化縣。此時,今嘉義市所在諸羅縣城被林爽文圍困已5個月。福康安大軍解圍後,由於斗六為林爽文軍之門戶,「精甲、利兵、粟米皆在」,乃遣部下萬餘分據大埔林及中林、大埔美庄,阻截道路,並將精銳放在中林,想依靠險要拒清官兵。福康安偵查到敵軍最怕騎馬衝突,已於路口開挖陷坑,密布竹籤。乃令大軍由已收穫、泥淖漸乾的稻田繞道行軍。
農曆11月20日,福康安自率大軍往斗六推進,為防止清軍會攻一處,敵軍必左右抄截,互相救應。先分兵攻大埔美、中林、大埔林莊,福康安率師殿後,往來應援。清軍發現「中林賊匪排列莊外,蜂湧前來」,乃「以騎兵蹂之」、「直前馳射,賊匪鎗礮甚多,拚死抗拒」,清軍「倍加奮勇,不避鎗礮,殺散賊匪,攻克中林。」大埔美、大埔林的的林爽文軍聽到中林失陷,也潰散。清軍遂追殺林爽文軍20餘華里,「賊匪棄城奔逃,不能返顧。沿途殺賊六、七百名,鎗斃騎馬賊目十餘人,積屍遍野,無暇割首級」,遂於傍晚攻陷雲林古坑。隨後,福康安傳令軍中:「賊眾屢經敗,今膽寒矣,宜乘夜趁之,緩則賊將為備」。21日一鼓作氣攻到斗六;25日攻克林爽文的抗清總部─台中大里,平定亂事;乾隆為嘉勉諸羅城義民協助平定亂事,把縣名改成「嘉義」。
經過此戰亂後,從斗六到嘉義市之間的古道不再經過中林和大埔美,而是經過大林鎮的內林社區和中坑社區的沙崙庄。1895年乙未戰爭,日軍在中秋節過後從斗六南下入侵,由於日軍採「速戰速決」戰術,兩天內要拿下嘉義縣城,大埔林「當所必攻不與瑕」。追隨打貓東保總理簡精華(簡義)抗日的鄉民遂在道路布滿黏土,稻田灌滿了水,阻絕重裝備的日軍往嘉義縣城前進。此後數年,中林和沙崙庄附近的鄉民持續反攻大林市街,威脅日軍,而遭到清鄉報復。
1960年代中林逐漸恢復繁榮,人口繁衍,在運動和環保方面成為嘉義縣的模範社區。回顧歷史,再看看今日俄烏戰爭、以哈戰爭不斷上演慘絕人寰的悲劇,國人更應珍惜和平。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