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和立法委員選舉大敗之後，國民黨內出現改革呼聲，但有些主張是拿香跟著民進黨拜，恐得不償失。在重整隊伍之際，國民黨要想清楚，是隨波逐流，還是扮演中流砥柱。

2020年1月11日的選舉，蔡英文拿到了出人意料之外的817萬票（得票率57.1%），大勝韓國瑜的552萬票（38.6%）和宋楚瑜的60萬票（4.3%）。在這場總統和立法委員的選舉大敗之後，中國國民黨內的青壯一輩發出改革的呼聲，除了要求改選主席、整頓人事之外，也要求對黨的發展路線，特別是兩岸關係的論述進行辯論和調整，尋求浴火重生的機會。

國民黨出現拿香跟拜聲音

的確，這場選舉充分顯示國民黨無法掌握主流民意，特別是年輕世代的心。所以，需要改選黨主席和重組團隊，換血和換腦袋，以跟上時代，接上地氣。也有必要對黨的發展路線，包括兩岸關係的論述進行大鳴大放的辯論，找到發展的方向和路徑。不過，有些改革主張，像放棄「九二共識」，甚至於更改黨名，拿掉「中國」二字，皆有「去中國化」，向民進黨台獨路線傾斜的嫌疑。如此自失立場、拿香跟拜會有好結果嗎？

就選戰的主訴求來說，「顧主權」打敗了「拚經濟」是不爭的事實。但是，這樣的結果是特殊時空的階段性產物，還是長期性的歷史脈動和形勢推移？我個人認為，「顧主權」打敗「拚經濟」，只是特殊時空的階段性產物。這個特殊時空有兩個重要因素：第一，習近平2019年1月2日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的講話；第二，香港「反送中」事件。

習近平的講話在重申大陸對台工作「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同時，提到了「共謀統一的九二共識」和「『兩制』台灣方案」的倡議。蔡英文將之惡意解讀為「九二共識」等於「一國兩制」，就等於「台灣投降」，於是，一方面反嗆習近平，另一方面開始大賣「芒果乾」。這個動作讓她原本低迷的聲望扶搖直上，被形容為「辣台妹撿到槍」。

「反送中」翻轉了選情

不過，光是「辣台妹撿到槍」還不足以翻轉選情。去年7月中旬韓國瑜從國民黨初選中脫穎而出時，當時的民意調查還顯示他可以領先蔡英文將近10%。但是，香港「反送中」事件鬧大之後，情勢出現明顯變化。8月中旬，蔡英文和韓國瑜的支持度出現交叉，然後隨著香港動亂的訊息不斷衝擊台灣民眾的視聽，「恐中」、「反中」的氛圍大盛，年輕世代以「沒有自由，經濟何用」交互感染，使得蔡英文和韓國瑜的差距越拉越大。

韓國瑜雖然祭出抵制民調的招式，讓蔡英文用民調帶風向的威力減弱，但是，並不足以改變基本盤勢。選前的造勢活動固然展現了強大的動員能力和支持者的熱情，但也激發了年輕世代「芒果乾」的危機意識，相互鼓舞「回家投票」，讓投票率飈高，也讓蔡英文大勝。

蔡英文藉著反嗆習近平和消費「反送中」贏得選舉，的確讓台灣現階段的政治生態呈現「綠大藍小」的格局，不過，是否就此一路往「綠長藍消」傾斜，再也無法回天呢？

兩岸格局不會因選舉改變

台灣的年輕世代生長在相對富裕，卻成長遲緩的環境中，無法享有蔣經國時代那種「明天會更好」的生活體驗和自我期許，又受到「去中國化」教育的影響，「兩岸一家親」的認知逐漸淡薄。結果就是帶有「天然獨」色彩的同儕文化很容易被綠營的操作挑動，讓「反送中」的衝擊釀成海嘯般的力道，淹沒掉兩岸關係的理性應對。

然而，兩岸關係畢竟有著結構上的基本格局和發展趨勢，不會因為台灣的選舉結果，或綠營的操作而動搖。兩岸關係最基本的格局之一，就是改革開放和成長發展已讓中國大陸成為東亞區域生產網絡的核心樞紐、大東亞經濟板塊的領頭羊，台灣的產業發展和經貿往來深深地鑲嵌在這個板塊裡，特別是領航的大陸市場上。沒有大陸的善意對待，台灣的「悶經濟」很難有起色。

國民黨應作中流砥柱

兩岸關係主要的發展趨勢，就是彼此實力的差距會越拉越大。儘管有經濟下行的壓力，在可見的未來，中國大陸會以每年超出一個台灣GDP的成長速度拉大兩岸GDP的對比，而2019年時大陸的GDP已經是台灣的23倍。對台灣來說，海峽對岸明明是個廣大的市場，又何苦要把市場變成戰場？

經濟規律是不會因為政治操作而轉彎的，國民黨有責任把兩岸關係的客觀情勢講清楚，堅持往對台灣同胞福祉最有利的方向邁進。不要因為一時的挫折而灰心喪志，或往「去中國化」的方向傾斜，拿香跟著民進黨拜，自失立場的結果，只會得不償失。在重整隊伍之際，國民黨要想清楚，是隨波逐流，還是扮演中流砥柱。

（本文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

2020大選以國民黨大敗告終，這場選舉投票率高達近七成五，其正當性不容質疑，而其透露的主要訊息，不論大陸是否喜歡，都必須認真解讀。

民進黨和蔡英文政府之所以在2018年底大輸地方首長選舉後，短短一年即能取得此一史上最驚人的壓倒性票數，主要有三項因素：一是國民黨主席吳敦義領導無方；次是香港反送中情勢太過驚悚，三則是韓國瑜甫選上高雄市長隨即投入大選的決定，沒有獲得選民認同。其中，以香港反送中效應最大，值得大陸進一步探討。

港反送中對台選舉有影響

選前有機會接待來自香港的年輕記者同業，她大學畢業後赴香港讀研究所，隨後就業。她希望在此次來台採訪選舉中，進一步思考台灣選舉和香港選舉的差異，同時，她也對台灣首投族的投票意向很感興趣。但讓筆者印象深刻的是，她對香港反送中的一段表述。

她說，經過反送中後，陸港之間人民的同胞情幾乎蕩然無存，相互看不順眼，彼此不能理解，她和大陸的友人間不止一次為此爭執，讓她十分傷感。在與她簡單、委婉且帶點隱諱的交流中，筆者能感受到這位帶著陸港兩地經驗的青年，內心充滿矛盾和糾結的價值衝突。對祖國的認同讓她不忍苛責港府或中聯辦，但在香港求學乃至生活的經驗，又讓她深深同情參與反送中抗爭的人。

的確，這次台灣大選受到香港反送中的影響，大陸雖然更換了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整起風波迄今尚未完全平息。

應正確看待選舉結果

選舉結果既然出現壓倒性的選民表態，則任何粉飾曖昧，意圖委婉模糊地解釋，都會顯得誠意不足。筆者看到大陸媒體舉辦論壇，試圖理解這次的台灣選舉，其簡單的論點大致是「要繼續加強對台青的讓利」，但容筆者直言，這樣的解讀過於簡化，也必將陷入大陸對香港同樣的戰略性判斷失誤，其後果將會是對兩岸關係巨大的破壞。

那麼，究竟應該如何看待選舉結果呢？其實一句話就可說完：台灣民眾不能接受任何有意改變他們目前生活方式的企圖。再進一步說，這樣意圖改變台灣人生活的企圖，以及對抗這種企圖的決心，蓋過了執政者所有施政的失誤。

大陸如果能理解並且接受，以兩岸中國人的智慧，一定可找到一條兩岸關係長治久安之道；如果大陸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則是中國人將再一次走向悲劇性命運的開端。過去中國歷史上無數次人民受戰禍之苦，血淚斑斑，難道我們不能解放思想，從中學到教訓？

國民黨必須走出醬缸文化

選後，從國民黨主席吳敦義不甘不脆的請辭聲明，讓人再一次嗅到宮廷文化的國民黨如何地浸淫於「醬缸」中，難以自拔；即使選民一路看到吳敦義由地方選舉大勝，因為自私、算計、欲言又止、意在言外，種種由老派宮廷政治中習得的身段，就這樣將網路世代推到對立面，不能領略到台灣新興的政治文化已經快速變遷，特別是直白無隱、透明公開（當然也有負面的如綜藝化、零碎化），從而將大勝導向大敗。即使如此，吳敦義仍然再次展現宮廷身段，一如他想登大位時那般不清不楚、不明不白。

所以，除了蔡英文創紀錄的得票數之外，不得不咀嚼政黨的變化。國民黨小黨化似屬必然，台灣將出現民進黨一黨獨大的新局面，對此，大陸必須正視現實、接受現實。即使大陸堅信的論調是「統一的大勢不會因選舉而改變」，但不能不正確看待台灣未來的政黨生態：由柯文哲領軍的台灣民眾黨已成為第三大黨，立場傾獨的時代力量次之，而立場主張統一的新黨和親民黨則全軍覆沒。

得台灣人心能久治台灣

這樣的結果說明一件事，大陸長時間以來的對台政策，似有需要檢討之處。隨著台灣新一代出生人口愈來愈以本土著眼，來自大陸的先輩日漸凋零，如果中共沒有能展現與台灣人內心的價值相契合的條件，則「兩岸心靈契合」將難以成為現實。

總之，香港基層選舉泛民派大勝，大陸以更換中聯辦主任，表達改弦更張的善意；台灣民進黨和蔡英文大勝，主張統一的政黨潰敗，主張兩岸交流的國民黨則再次重挫，如今再去分析民進黨在選舉過程中大動手腳，或痛批美國人在中間作怪、或日本人別有用心，都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得民心者得天下，得台灣人心者，始得久治台灣。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1月11日選舉結果讓藍營支持者大失所望。韓國瑜以265萬票之差敗給連任的蔡英文，高雄市更是從原來贏15萬票，倒輸近49萬票，相較於2018年11月24日大勝後的氣勢，國民黨在這次選舉中可謂是慘敗。

國民黨敗選三大因素

如果檢討敗選的原因，可以分成三大部分：一是國際環境對國民黨不利，二是國民黨內部不團結，韓國瑜競選辦公室與國民黨一直未能有效整合，三是韓國瑜本身的問題。

有關國際大環境方面，中美貿易戰長期對峙，逼使台灣必須選邊站，而蔡英文政府因為長期與北京政權不睦，因此選擇一面倒向美國，美國也竭盡全力支持蔡英文政府。另外，香港「反送中」問題，歷經半年的警民衝突，讓民主派在區議會選舉中大勝，也給了台灣年輕人示範與鼓舞作用。

而國民黨內部從初選爭議到不分區立委的提名，犯了一連串致命的錯誤，而黨主席吳敦義的接連失言，也使得黨部的戰力無法有效發揮，同時，韓國瑜競選辦公室與國民黨中央黨部一直未能整合，無法發揮整體戰力，反而各行其是各自為政。

至於韓國瑜本身，在當選高雄市長不到三個月就宣布投入總統選舉，不但背棄了對高雄市民的承諾，也一直背負著高雄市政的包袱。另外一方面，農舍、豪宅、麻將、王小姐等等個人私德的問題，都讓選戰相當艱困，而在選前失言，更讓個人形像大打折扣。

由於大環境本來就不利於主張「親中」的國民黨，加上「國民黨」這個品牌形象不佳，「韓國瑜」這個產品推出後也出現不少瑕疵，三大因素同時作用下，韓國瑜與國民黨的落敗其實不難預見。

高雄人對韓國瑜大失所望

高雄是韓國瑜鵲起之地，卻在這次選舉中大輸49萬票，當然最大的問題就是他當選高雄市長就任不到三個月，就提出來「被動參選國民黨總統候選人」，讓許多高雄人覺得他背棄了高雄，沒有誠信，原本希望在韓國瑜帶領下回到高雄的「北漂」青年，更是大失所望。

許多在2018年支持他的地方人士也紛紛轉向，加上媒體不斷塑造韓國瑜愛喝酒、感情上不忠實，以及胸無點墨的「草包」形象等，在親綠媒體不斷的傳送討論下，讓韓國瑜在年輕人社群中成了「笑柄」，讓年輕人覺得投票給韓國瑜是一種可笑的事。

再者，香港「反送中」又給台灣年輕人一種示範作用，加強了「亡國感」的氛圍，使得高雄市投票率飆高到77%，為全省投票率之冠，而這裡面增加的絕大多數是年輕人的選票。

青年投票率超過七成

筆者在選前曾預估，如果年輕人的投票率還是維持過去的50%左右的話，則韓國瑜當選的機率就會比較高，但是今年年輕人積極投票，特別是在南台灣整個被激發出來，當然這也是韓國瑜選前幾場造勢成功所帶來的反噬。據中選會統計，年輕人整體投票率高達72%，高雄應該不會低於該數據，韓國瑜要勝選當然很困難。

筆者在1月11日上午8點就去投票，在投開票所居然看到以往很晚才去投票的年輕人早已在排隊，同時筆者因為當天要趕往宜蘭，投票後立即到台南高鐵站，竟看到高鐵站剪票口前大排長龍，而且幾乎都是年輕人等著出站回家投票，當時就感覺到韓國瑜恐怕凶多吉少。

國民兩黨政黨票相差無幾

其實，國民黨在這次選舉中也不能說是全然大敗，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政黨票得票率相差無幾，同樣取得了13席不分區立委席次，總統選票雖敗給蔡英文265萬票，但也高於2016年朱立倫所得到的381萬票。這樣的結果可以說是國民黨鞏固了傳統泛藍支持者的選票，但無法開拓新的票源，更無法爭取到年輕人。

前主席洪秀柱南下，在台南市東區與南關線和王定宇對決，王定宇以58.8%的得票率，贏了洪秀柱的36.5%，但王定宇比4年前72%的得票率，贏得全台最高票當選立委的得票王，洪秀柱顯然雖敗猶榮，也確實鞏固了藍營的支持者，更讓這一區投票率飆高到78.17%。

相對於國民黨的敗選，其實只能說民進黨太會選舉，也剛好是順著中美貿易戰及香港「反送中」帶來的強烈「亡國感」，激發了年輕人偏高的投票率。

國民黨無法改變中美貿易戰的局勢，但如何讓大陸正確了解台灣民意的走向，以及國民黨面對的困境極為重要。看起來「一國兩制」確實壓縮了國民黨在兩岸問題上伸展的空間，給了民進黨製造「亡國感」的藉口，還有去年通過的「國安五法」與《反滲透法》，國民黨和大陸更要思考如何爭取年輕人，讓他們正確認識「兩岸同屬一中」的意涵，以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對台灣前途的重要性。

 (作者係崑山科技大學兼任副教授)

選民走進投票所時，影響他做出選擇的因素，不外乎理性與感性。所謂理性，便是對候選人人品、政策、未來展望等的評估；所謂感性，便是個人情感與情緒的連結。理性的評估，仰賴的是候選人的論述、政黨的執政紀錄、政策的影響評估、甚至國際形勢的觀察。

感性的連結有賴長時間的互動培養、成長的共同記憶、對候選人的崇拜、與政治符號的認同等。兩者交織影響，若彼此不相衝突，則選民投票時便易於取捨；但若兩者導引選民走向不同選擇的思考，則何者更具決定性，便取決於投票時的各種主客觀因素。

感性判斷凌駕理性抉擇

以台灣2020年總統大選為例，感性的判斷似乎凌駕於理性的抉擇之上，造成蔡英文以超高得票率贏得連任。

就理性分析的角度，蔡英文的勝選難免讓人感到意外。她執政期間，兩岸交流凍結，經濟前景不佳，各行各業面對景氣寒冬，怎能不做換人的思考？外交戰線節節敗退，若不尋思化解大陸敵意，台灣是否經得起再一波斷交打擊？政治上任用私人，縱容貪腐，有心整飭吏治，除了換人換黨豈有其他法門？在全球反燃煤的潮流下，忤逆公投減煤決定，繼續擴大火力發電，環保人士怎能吞忍？推動「一例一休」造成傳統勞工票倉離心離德，加上惡整軍公教，爭取連任選票何在？學位的爭議無法有效澄清，理性的選民又何敢託付大權給一個造假35年的候選人？

以上所舉僅為犖犖大者，但光就這些執政表現，選民若從理性角度思考，蔡的連任顯然勝算不大。而這也是為何蔡在去年7月以前，民調支持度還持續落後給對手韓國瑜。或許，在選前六個月選民較易保持頭腦冷靜，故而理性的分析仍然主導民意。

投票決定一旦注入感性因素，任何理性判斷便可能成了「參考值」。陳水扁2004年爭取連任時，政績同樣乏善可陳，但一句「肚子扁扁也要選阿扁」，加上「兩顆子彈」又強化了感性因素，最後讓所有從理性角度分析選情的觀察者忙著滿地找眼鏡。

歷史上當然不乏領袖利用感性號召，集結支持者突破困難的格局，帶領社會走向改革之路。但在民主結構下，訴求感性的領袖或政黨往往容易造成社會的對立與動盪，對國家的穩定發展不見得有利。故而，研究民主政治的西方學者們早有共識，環繞在「社會經濟分岐」(social-economic division)的政黨競爭最是溫和穩定，因為這類議題涵蓋較多的理性論辯與較少的感性思維。

殖民的台灣不缺感性話題

遺憾的是，歷史上長期被殖民的台灣，向來就不缺感性話題，政客們只要順手捻來加工撩撥，其他政策與理念便頓時黯然無光，勝利也就垂手可得。這些感性話題中，核心要素則為「省籍情結」。透過「台灣人」與「外省人」的差異，衍生出「愛不愛台灣」、「捍衛主權」、「公民自決」、「台灣正名」、「台灣獨立」等形式上的話題。

從過往的黨外時期到今天的民進黨，民進黨的支持者便一直呈現強烈的省籍情結，這從該黨群眾活動偏向使用閩南語便可見端倪。歷史證明，種族主義向來是凝聚反對力量的西敏土，「省籍意識」本質雖然不同，但情感聯繫上並無二致。民進黨過往推動「台灣人出頭天」、「台灣人當家作主」，獲得廣泛的回應，若說省籍意識不存在才是昧於事實。民進黨主張台灣獨立，為何不願透過中華民國「借殼上市」？原因無他，因為這是「外省人」建立的政權。故而民進黨數十萬人的造勢場合，竟然看不到一面中華民國國旗，對比其他民主國家的群眾運動，可謂相當罕見。

省籍情結幽靈至今不散

國民黨當年以「外省籍行政院長欺負本省籍總統」幫助李登輝鞏固權位，當然深知省籍情結幽靈不散，故長久以來便相當重視省籍平衡，改名「台灣國民黨」的呼聲也不絕於耳。馬英九挾民眾對陳水扁貪腐的厭惡，趁勢當選總統，但身為外省籍總統處處小心謹慎，儘管年年為二二八道歉，還是未能取得民眾跨越省籍的擁護。馬王政爭中，馬英九的孤獨身影，迄今讓人印象深刻。經過三次政黨輪替，省籍問題確實較少提及，但不談並不代表不存在，一旦「台灣人當家作主」面臨威脅，這個感性議題的能量仍然不容小覷。

韓國瑜挾高雄市民對市政的不滿，讓高雄綠地變藍天，震撼了民進黨上下。但韓國瑜以為勢不可擋，想藉此問鼎大位，無形中觸動了省籍的敏感神經。偏偏韓不知凶險，以為自己能在高雄出線，代表省籍已不是問題，於是摒棄過往省籍平衡的安排，以外省人張善政擔任副手。不僅如此，競選總主委也由外省人朱立倫擔綱，其他檯面上的助選者如馬英九、趙少康、周錫瑋、郝龍斌等，活脫就是個外省軍團。這樣的陣仗當然激發了台灣認同者的危機感，他們不擔心老共統一，但害怕外省人復辟成功。

韓國瑜的選舉造勢，無疑相當成功，但正因如此，也刺激了省籍認同的危機感。傳播媒體原應以監督執政者為職志，但據分析有九成評論傾向批韓；選前民調曾經聲勢看漲的韓國瑜，竟有半數以上受訪者對他表示嫌惡。對政績不佳的執政者，媒體如此厚愛，民調也遙遙領先，似乎不是理性分析可以合理解釋。執政者掌握資源優勢，勝選機率原本較高，但能出現74.9%投票率，囊括八百餘萬選票，相信省籍情結扮演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教授)

2020年1月，民進黨蔡英文大勝國民黨韓國瑜264萬餘票。距離2018年11月縣市長選舉，國民黨總得票數領先民進黨120餘萬，贏得15席縣市長，民進黨僅在6縣市勝選，兩次來回間國民黨等於驟失380餘萬票。

韓國瑜在2018年高雄市長選舉中異軍突起，並鼓舞民心，帶動國民黨翻轉低迷形勢，重登高點；但僅一年多時間，竟又輸得這麼慘，連帶立委也無力翻盤，多名資深優質現任立委及候選人落馬。韓國瑜為什麼輸這麼多？

台灣名牌社會心理作祟

民進黨在縣市長選舉大敗後就開始盯韓、黑韓，武器是網路與媒體，手段是損韓草包，僥倖選上市長，未在高雄深耕，難配總統大位，豎子不足與謀。

台灣各階層都有人藉選舉改變身分地位，黑道漂白、亦商亦政、學優而政。而選民容易跟風、西瓜偎大邊。

台灣社會心理普遍相信名牌，腕掛瑞士錶、肩揹法國名牌包，走起路精氣神。參選人如果家世好、富有、高學歷，加上美顏，就能吸引媒體記者報導。拿到美國名校學位，像得到品質保證書，不問能力、經驗，先上一個台階。韓國瑜出自基層軍人家庭，無權貴習性，也非學優從政典型；習慣輕鬆地衣著，常捲起袖子、敞開領口；與人對話直白無諱；公眾場合演講多自由發揮不隱藏感情。這些率真不做作的親民庶民作風，卻被說成草包、痞子，還冒出經濟藍、知識藍新定位，用來切割藍營社群。

當民進黨運作社會心理黑韓時，國民黨各路領頭人有能力為韓辯誣卻不為。韓有私立大學和公立大學研究所學歷，在台灣未廣設大學的年代，能得此學位已屬中上，不會比博士學位有真假爭議的人差。可惜，國民黨各路人馬眼見韓選上市長又攻總統位子，心存不滿，坐視民進黨操作負面輿論眾口鑠金。待選戰至最後，若干知識藍拍廣告護韓時，為時已晚。

厚植網軍、雇工讀生黑韓

民進黨一面批評大陸網軍介入台灣大選，另一手厚植網軍黑韓。民進黨一向以相當薪資獎金雇用工讀生擔任選舉事務性工作，提供學生賺錢和建立社會關係的機會。工讀生能影響同儕的政治意識、正面宣傳民進黨候選人、講對手私德小話、操作韓的負面材料。

韓大敗後，有的家長不解，明明韓在政見會、辯論會、國政說明會的表現都超越對手，為何不能獲得青壯世代認同？答案在於年輕世代只上網，只聽同儕評價，只看摘要式短訊短片，無意於嚴肅完整的觀察與分析。前年縣市長選舉時，談韓的話題多，談的人興味盎然。今年大選前，韓不再代表時尚流行，談韓的聲量變小；反而是網路黑韓的說法如：江湖味口語不配當總統、像痞子一樣看女生小腿等主觀惡意，變成貶韓的外顯說法。內藏原因仍在名牌社會心理。

建制媒體被政治力箝制

韓國瑜說這次大選，民進黨操控了九成媒體，第四權不監督掌權的候選人，卻無時無刻不監視在野黨候選人，用放大鏡、顯微鏡檢視一舉一動，再扭曲變造為黑材料。在建制媒體被網路巨獸吞食廣告後，產製原生新聞的電子與平面媒體容易被政治力箝制。僅舉一例以概其餘：去年11月，民進黨執政縣市的工務處有一名職員，被廉政署約談後隔日即燒碳自裁，但建制媒體隻字不報。是什麼樣的案情逼迫一名公務員走上絕路？迄今不明。

網紅和電子媒體談話性節目的名嘴，在韓選市長與選總統期間，從擁韓變黑韓，立場驟換，有的像含恨出手，攻擊力道凶猛，破壞力極大。韓國瑜缺少黨政資源，無力改變媒體劣勢；在網路上也部署不起動輒千萬元的網軍，更難望民進黨各路候選人工讀生大軍的項背，終至敗局。

國民黨組織運作失能

韓投入大選後，走訪各地人氣很旺，所舉辦的集會絕大多數都達到預期造勢效果。尤其選舉投票前在台北凱道、台中七期重劃區、高雄夢時代廣場所辦晚會，人數、凝聚力、參與者的熱情、旗海散播的感染力均屬空前。即使靠街頭活動、野台演講起家的民進黨，在悲情鼎盛時代，也難企及韓氏集會歡欣鼓舞的情緒。

可是，國民黨的組織運作，因民進黨完全執政後立惡法、斷財路，使各縣市黨部既缺人才，也失傳承，形同僵化；非但做不到複式動員，連單項活動的茶水費都張羅不起，空有黨部組織之名，實際上任由黨提名候選人自謀生路，幾無後勤支援之力，遑論布陣出兵。高雄市長選舉時，尚有王金平、楊秋興等人脈為韓張羅組織催票；屆大選階段，王、楊等袖手，韓徒負盛名，卻落實不到票櫃。

國民黨在15縣市執政，多民進黨執政縣市一倍有餘，照政治版圖論，韓應游刃有餘；實則是民進黨從蔡英文以下，到行政院、部會等，都極力防堵國民黨縣市長動員挺韓。標準說詞是，尊重縣市長的政黨立場，但請止步於個人站台表態，不要運動親族、人脈、派系力量全面挺韓。此所以選舉過程中，少見配合韓而舉辦的地方活動，若干同黨首長還扭捏作態、極不自然。組織失能，是韓國瑜的致命傷。

2020總統大選是民進黨操作負面選舉達標的創新案例，也是國民黨複製過往敗選的又一例證。新世代負面選舉在於排山倒海的網攻、網黑、收攏網紅，並倒逼建制媒體跟風。國民黨如果走正路初選，提名後各路人馬齊力集氣，光明磊落助選，韓不至於敗陣，更不至於輸得這麼慘。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1月2日晚間，《德國之聲》公布蔡英文連任辦公室發言人林靜儀受訪時表示，「主張統一形同叛國」，引起社會譁然。蔡英文隨後表示，「在台灣統獨爭議一直都在，但也都受到言論自由的保障」，但又強調：不同政治立場的台灣人民，已形成「拒絕一國兩制」的共識。只是，台灣既有統獨爭議，又怎麼可能形成共識？

1月11日晚，蔡英文勝選後立即保證，「絕對不會因為勝利就忘了反省」。在兩岸關係方面，她先指責「中國文攻武嚇」、「要台灣在主權上讓步」，但又呼籲「和平、對等、民主、對話」是兩岸重啟良性互動的關鍵。關於前者，話雖講得漂亮，不過，她曾於2016年1月保證過「謙卑、謙卑、再謙卑」、「沒有一個人必須為自己的認同道歉」，但執政四年最被詬病的正是她的傲慢及大力排除異己，再次承諾豈能取信於人？至於後者，蔡英文四年來頻踩「兩岸同屬一中」的底線，怎能期待兩岸良性互動？ 

1月15日清晨，BBC公布蔡英文受訪時說「不排除戰爭可能」。同日中午，蔡英文高調宣布她簽署公告了《反滲透法》，並指示相關部會持續宣導該法，以「避免民眾產生恐慌」。1月20日，BBC公布蔡英文被問及「蔡習會」時表示「任何型態的互動都可以考慮」、「對台灣自我防衛能力有足夠信心，但維持和平是最重要的使命」。看起來，蔡英文想趁勝追擊的企圖心強烈。

從上述幾番模糊且相互矛盾的言論，不難看出，蔡英文在高票連任後，最想做的是兩件事，一是塑造獨派論述的絕對優勢，以確保民進黨能長期執政，二是亟欲推卸兩岸關係惡化的責任。但其心機已昭然若揭，騙不了人。

首先，儘管強行通過的「國安五法」及《反滲透法》，必將產生寒蟬效應，但島內自發性的反獨促統聲浪絕不可能消失匿跡，也因完全符合言論自由範疇，理當受到保障及尊重。另外，每年有近千萬人次往來兩岸，赴大陸讀書、就業的青壯年人數也年年創新高，蔡英文若存心打壓嚇阻兩岸交流，只會失去民心。

其次，「抗中拒統」只能用來打選戰，無助於改善台灣的經濟與民生，更將危及台灣的和平穩定。台灣41.2%的出口市場在大陸及香港，對大陸的貿易順差更高達830億美元，這些絕非「新南向」可取而代之，更何況，事實已證明美、日無心也無力協助台灣加入區域經濟整合，台灣難逃被邊緣化之命運。至於自我防衛能力，至多只是心戰喊話，無人當真。

再者，蔡英文上任後，一再提及「蔡習會」，無非想製造她是「和平維護者」的假象。然而，「一中框架」始終是大陸開啟兩岸對話的底線，也是歷史事實與國際現實，除非蔡英文認清並接受之，否則不必再費口舌。

最後，在「聽其言觀其行」四年後，大陸似已不對蔡英文5.20就職講話抱持任何期待，只是，我們仍想提醒蔡英文應遵守現行法律，審慎思考兩岸真正的定位，並釋出應有的善意，為台灣留下一線生機。

農曆年前，武漢傳出新冠肺炎疫情，由於適逢大陸人口大規模流動的高峰，世界各地幾乎都有確診案例，各國旅遊觀光、精品業亦大受打擊，看來，這一場世紀的災情無人可以倖免。

台灣一開始疫情尚不嚴重時，政治人物掩飾不住幸災樂禍，有人消遣大陸衛生不佳，有人甚至打起蔡英文「走好運」的口水戰。

隨後，為了武漢包機搭乘者人數及名單產生爭議，蘇揆又堅持要「政府對政府」溝通，耽誤了後續接運安排，至今仍有近千名台灣人滯留湖北，這不僅使大陸國台辦痛罵民進黨當局「以疫謀獨」、「趁火打劫」，台灣也愈來愈多人質疑，蔡政府的人權竟有差別待遇，且不顧憲法有保障國民的義務。

接著，隨著台灣確診人數增多且有死亡案例，買口罩的排隊人潮愈來愈長，台灣又被多國下達入境禁令，美國疾管與預防中心（CDC）亦將台灣列入「社區傳播」名單，惹得蔡英文急跳腳，也搞得台灣人心惶惶。

其實，在21世紀的今天，再嚴重的疫情，也遲早會有結束的一天，倒是疫情結束後，台灣及兩岸關係會面臨何等狀況，值得吾人深思，更應該藉著今日的反思，改變自身的態度，以期有助於改善台灣的命運。

首先，2020年初民進黨大勝、國共關係倒退、中美在台海軍事較量常態化，已導致兩岸關係更形緊張，而過去一個月內，台灣官方不是保持隔岸觀火，就是出言譏諷，更激起兩岸輿論尖銳對峙，尤其，大陸對民進黨當局與美國合謀已產生更大的戒心，倘若民進黨繼續打「仇中牌」，兩岸關係恐難避免更進一步的惡化。

其次，據台灣人力銀行最新調查顯示，有六成在大陸工作的台灣人想回台就業，有人因此稱「台灣人才不會外流了」。然而，台灣青壯年當初赴大陸工作，不就是因為大陸工作機會多、薪資高、發展潛力大嗎？難道這些有改變嗎？何況，台灣各行各業此次受創嚴重，連現職者都面臨放無薪假或減薪的命運，豈能容納更多求職者？當失業率大幅提高時，台灣景氣豈不會更差？

再者，蔡政府利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在國際社會大力推動台灣應參與WHO的政治宣傳，只不過各國再多的道德聲援，仍難抵擋聯合國奉行的「一中原則」。尤其，台灣日前才因世衛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導致義大利、越南、菲律賓等國對台灣發出禁令，這充分顯示「兩岸同屬一中」的事實及現實無可撼動。蔡政府若想爭取國際空間，首須改善兩岸關係。

最後，全球都在合力對抗新冠肺炎，包括美、英、法、俄、日在內的各國均對大陸表達了慰問，並提供物資援助，蔡政府也不妨釋出橄欖枝，而當前表達善意的最好方法就是，盡快與大陸相關單位溝通合作，把台商台眷無差別地以任何可行的方式接回台灣。相信此互動範例一開，兩岸關係可望走向和緩之路。

寫於1972年1月21日的〈鄉愁〉，被普遍視為詩人余光中的「名片」。然而，余光中在1950年以後、1982年以前，其鄉愁詩並不以大陸為對象。換句話說，〈鄉愁〉是寫給港、台與海外華人的作品。其中「這頭」、「那頭」二元時空對立的遞增，提示了內心傷痛，也隱然表現某種決絕的政治態度。

余光中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說，〈鄉愁〉只花了他20分鐘就寫成；但他同時也說，〈鄉愁〉的醞釀足足花了他20年。這20年，讓余光中的「鄉愁」認知與情境由「大兩岸」轉入「小兩岸」：1950年至1971年自美返台之間的「鄉愁」，屬於太平洋「大兩岸」的西化鄉愁、冷戰鄉愁。1972年至1992年重返大陸之間的「鄉愁」，則屬於台海「小兩岸」的反共鄉愁，包括〈鄉愁〉、〈狼來了〉、「香港結」與「八九風波」等，都是余光中在這期間的作品或作態。

〈鄉愁〉之前的20年

大陸版《余光中集》的〈自序〉，余說要作一位中國作家，就必須認識《詩經》以來的古典文學大傳統，以及「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小傳統，這「兩個傳統」是一名中國作家基本的文學史修養。然而，他在寫作〈鄉愁〉以前20年間的情境，卻是迥異於這「兩個傳統」的。

在創作〈鄉愁〉的同一時期，余光中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大系》寫了〈總序〉。這篇〈總序〉後來題名為〈向歷史交卷〉，他說，自1950年到1970年的中國文學，在大陸是「變成政治的工具，自由的創作已無可能」；在台灣則「形成了一種新的文學，一種異於五四早期新文學的所謂現代文學」。這20年間，在特殊的政治局勢和文化環境等情形下，台灣作家「確乎創造了一種異於五四及三十年代的新文學」。

換句話說，在醞釀〈鄉愁〉的20年間，余光中認為在台灣的「中國現代文學」走向，是不同於「兩個傳統」的。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二十年間，詩受到的外來影響最深，小說次之，散文最淺」。因為「『舊詩』太舊，『新詩』又不夠新，年輕一代因此乞援於西方的現代詩，是很自然的事」。

也就是說，在兩岸分斷與冷戰體制下，有些大陸遷台作家在1970年代初對於「中國現代詩」乃至「中國現代文學」的概念，是既沒有大陸，也沒有傳統的。這種概念的形成，主要還是上世紀中葉的政治因素使然。他們懷抱的鄉愁沒有現實依託，遂走向個人感官經驗與內心世界。

如此來看1950年以後，台灣「二十年來的中國現代文學」所以走向「西化」，是一種「政治願望受挫的替代性滿足」所致。

從1971年1月底開始，港、台留美學生發起「保釣」示威，時年43歲的余光中正在科羅拉多州擔任課程顧問及客座教授等職。同年，詩人返台任教師範大學時，海內外的保釣學運仍然熾熱。但余光中並未參與或聲援「保釣」，也沒有創作任何與「保釣」相關的詩文。

〈鄉愁〉之後的20年

在國府撤台20年後的「西化」詩人看來，台灣當局失去中國代表權顯然是一記國際社會(美國)的政治掌摑，是依附「西化」路線的重大挫折。「中國傳統」和「民族主義」重新走上台灣文壇與論壇。

所以，〈鄉愁〉詩風溫婉敦厚，哀而不傷，惻惻寫出中國人柔腸千轉的離鄉感受，讓人不覺〈忘川〉、〈敲打樂〉、〈凡有翅的〉那些殺伐、暴力與血腥的中國書寫，是出自同一個詩人。這種「詩經傳統」，不但在形式上承繼章節複沓的歌謠體，又有兩年前的〈江湖上〉為這種四段結構奠基，加上詩人幾度赴美時期書寫「大兩岸」式的鄉愁經驗。因此，在20分鐘內完成這首〈鄉愁〉，應該是可信的說法。

但〈鄉愁〉並非沒有政治性，「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就是一種政治現實和立場的表述，而不僅是靜態的地理空間描寫。特別是從「小時候」、到「長大後」、到「後來啊」、到「而現在」的時間感，通過「一枚郵票」、而「一張船票」、而「一方墳墓」、而「一灣海峽」的空間感，來表現政治與人生的滄桑變化，提示了時空和政治壁壘的升高。

1972年10月，余光中還寫了〈呼喚〉。說小時候的舊大陸(母親)是五千年深的古屋(古中國)，明燈般的古中國是更動人的母親。與〈呼喚〉同年寫的〈鄉愁〉，「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以及〈盲丐〉，「在彼岸，在路的起點喚我回去/母性的磁音喚我回去」，也是如此─把流亡感和漂泊感懸置在創作情思的高原，而遠遠地拒絕回家去，以成就「鄉愁」。

再看1973年寫的〈斷奶〉，可見余光中當時的棄嬰焦慮：原以為自己只屬於魁偉的大陸，「永不斷奶是長江，黃河」，而一直以為台灣「只是一舢渡船」；直到離台赴港前夕，才發現自己以前「同樣歸屬這島嶼」，「斷奶的母親依舊是母親/斷奶的孩子，我慶幸/斷了嫘祖，還有媽祖」。棄嬰心理的形成，和當時台灣在中、美、蘇國際大三角戰略位置的移易有關。等於說，大陸遷台作家在1950年代因國內政治挫敗轉而「西化」，在1970年代又因國際上的政治挫敗，將他們家推回中國的「復興基地台灣」。

1974年3月，余光中離台赴港前夕再寫〈鄉愁四韻〉。詩人把具有中國特色的長江、海棠、雪花、臘梅當作感官對象，以襯托詩人濃烈的鄉愁意識。然而同年2月，詩人的「大寒流」，「凜冽了二十五年什麼也不說」，只「帶來愴然欲下的涕淚/古人何罪今人亦何罪？/帶來咳嗽，狼嗥一陣陣的嗆咳/和間歇爆發，乍一聲悲壯的噴嚏/啊大寒流你帶來這樣的信息！」

減去「二十五年」，可知〈大寒流〉指的是1949年。兩天後，詩人又寫〈逆泳〉，說自己「在大寒流之夜，一腳落進了長江」，醒來發現一腳伸在毯外，「向那時的童年，此時的夢魘」。彷彿大陸不是〈鄉愁四韻〉裡溫情脈脈的同一個中國？而是同年在香港〈九廣路上〉的「夢魘」和「巨影」？

〈鄉愁〉與統獨的錯位

通過相關詩文的考察，可以比較全面認識余光中的鄉愁意識，它展示了在中國政治變遷中的不適應心理。

這樣看來，1949年遷台外省作家由於政治挫敗而臣服於西方現代主義或新殖民主義，與戰後擺脫殖民地處境而亟欲恢復中國主體意識的新生代本省籍作家，形成了一種在歷史和地理上的錯位現象。其後，大陸發生文化大革命，繼而國府失去了中國代表權，這成為台灣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客觀局勢。而台灣在日殖後期的作家與戰後新生代作家，也在1970年代站上歷史舞台。與此同時，受到政治局勢丕變的影響，原先脫離現實及傳統的遷台現代詩作家們，也逐漸脫離「西化」色彩，回歸「中國」或「傳統」。

然而，在同一個政治局勢丕變的影響下，有部分原先受到壓抑或忽視的本土寫實主義、民族主義傳統，卻反而與藉言回歸「中國」或「傳統」的群體站在對立面，成為1970年代以後走向「台獨」文藝的嚆矢。但這並不意味錯位的兩造就不可能相投合，余光中與陳芳明就是典型的例子。

中國是鄉愁錯位的解藥

余光中自21歲離開大陸、再從香港遷台以來，他始終沒有好好落腳過。他的「中國」不能落腳，他的「鄉愁」自然無解，不論在大陸、香港或台灣，這是歸根結柢的政治因素使然。

結局是：現今肯定他最多的是大陸讀者，但他書寫和肯定的大陸卻是在1949年以前；而他身後則葬於台灣，並不是「當我死時，葬我，在長江與黃河/之間」。這種歷史的、地理的、認同的錯位，正反映余光中的〈鄉愁〉是政治命運安排的結果。不過，政治解釋卻無法否認〈鄉愁〉的中國屬性。這也是改革開放以後的大陸讀者，最終能夠接受一名身負「反共前科」詩人的內在原因。

只能說，余光中以鄉愁包裝起來的政治作品太豐富，那些表面奪目的鄉愁班列，其實是以強烈的政治控訴為內在動力。至於其因為政治挫敗而反共、反新中國的文化和心理遺留，至今仍影響著台灣社會。因此，余光中的鄉愁詩固是「整個中華民族」內含的一部分，但重新認識中國以建立中國認同，仍是超克其錯位與異化的解藥。

(作者係中學國文教師)

2019年初的印巴空戰中，印度MIG-21戰機可能係遭巴基斯坦F-16戰機發射的AIM-120C擊落。不過，巴基斯坦宣稱是JF-17雷電(中國FC-1梟龍)戰機所為。傳言指出，JF-17不僅擊落一架MIG-21，還擊落一架印度王牌戰機Su-30MKI，網路上有私人拍攝的影片佐證。空戰後，FC-1製造商「成飛集成」的股價順勢大漲，也帶動了另一波中國製武器的外銷熱潮。

FC-1 Block3

FC-1為低階輕型戰機，採用後掠主翼、水平尾翼和單垂尾布局，外型線條簡單流暢且符合空氣力學。座艙兩側的蚌式進氣口(DSI)附帶圓滑邊條翼，以增加機身浮力和擾流。此外，FC-1機身上另設置加油管，可進行空中加油。由歷屆珠海航展的飛行影片來分析，FC-1的加速性和小轉彎半徑，表現都相當優異。

成飛公司(成都飛機公司)已公布FC-1 Block3升級方案，將換裝主動相陣雷達(AESA)和攜帶雷射標定莢艙(Laser Guide Pod)，並可使用精確轟炸的雷射導引炸彈(LGB)。目前，大陸自製LS-6制導滑翔彈藥、CM-400AKG空對地超音速巡弋飛彈、霹靂10E型短程空對空飛彈(PL-10E)、霹靂15型(PL-15)中長程空對空飛彈，均陸續服役使用。未來，FC-1 Block3可攜帶各種先進彈藥，適用任務範圍也更擴大。

不過，先前FC-1主攻低階輕型戰機市場，並利用廉價優勢(1000萬美元)吸引巴基斯坦等國採購，也是當前美國F-16系列、瑞典JAS-39系列的外銷勁敵之一。若FC-1 Block3換裝上述電戰系統和武裝彈藥，則單價勢必水漲船高，廉價優勢將不復見。(註)

新型雷達系統

2016珠海航展上，首次公開KLJ-7A主動相陣雷達。一般認為，KLJ-7A是中國真正制式的主動相陣雷達，探距深遠且範圍廣(可能具備後視性能)，並加強對匿蹤目標的偵測。KLJ-7A不僅可配置於FC-1上、也可讓其他戰機(如殲10型)選配。不過，KLJ-7A的高耗電量和散熱需求，並非FC-1這類低階輕型戰機能應付。因此，FC-1 Block3若換裝KLJ-7A，可能會更改內部結構、換裝更大功率的發電機，並增加散熱效果。

2018珠海航展上，首次公開LKF-601E主動相陣雷達。LKF-601E解決了配備舊型都卜勒雷達的戰機，不能在原位直接升級主動相陣雷達的問題。一般認為，LKF-601E是中國降階版的主動相陣雷達，改用空氣冷卻(氣冷)，使用時無需更換發電機，為現役戰機(FC-1/JF-17)的升級替換方案。LKF-601E不僅可配置於FC-1上、也可讓其他戰機(如殲10型)選配。

外銷成績

FC-1的外銷成績，為目前中國現役戰機的佼佼者。除先前巴基斯坦自行量產超過200架(JF-17A單座型)之外，還衍生出JF-17B雙座型戰鬥教練機。日前巴基斯坦決定增購50架全新JF-17 Block3，成為該國空軍的主力機種。

此外，成飛公司也向其他國家推銷FC-1，如菲律賓、馬來西亞和伊朗等國，均表示對FC-1有極高興趣。不過，馬來西亞對服役中的MIG-29俄製發動機頗為不滿，認為使用壽命短且排放黑煙嚴重，零附件保修也是一大問題。因此，如FC-1仍使用俄製發動機，可能會對外銷帶來負面影響。除FC-1外，成飛公司也在國際市場上推銷殲10型(J-10B/C)等戰機。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繼1月2日空軍發生不幸的黑鷹空難意外後，1月26日著名的NBA球星Kobe Bryant搭乘私人直升機時也不幸墜毀罹難，這兩起意外事故不僅帶給人們傷痛，也讓世人認識到直升機的危險與風險。

直升機特性

直升機是軍方或民間常用的交通工具，隨著科技進步，各國直升機的駕駛艙、成客艙的設計越來越進步，但仍有飛安風險。

一架直升機的性能好壞，固然會影響飛行表現，但客觀的地理環境與主觀的飛行員因素，往往決定了是否會發生飛安意外。舉例來說，假使直升機是在平地上空飛行，一般是較不會發生意外的；但若途中飛經山區，直升機可能就會因山區天候變化大而發生意外。

夜間海上飛行時，飛行員易產生「空間迷向」(Spatial Disorientation)。空間迷向簡單來說，是指飛行員將海面誤判成天空，進而產生錯覺，而面臨失去對環境的判斷能力，最終釀能意外。因此，平日熟悉的「飛行模擬器」(Flight simulator)顯得更為重要，若是駕駛軍用直升機，通常會安排資深教官帶飛，一方面是經驗教學，二方面讓年輕學員對直升機不會產生懼怕的心理。

直升機具先天風險

直升機由於先天設計，動力上以主旋翼(Main rotor)、尾旋翼(Tail rotor)為主，先天的操作上，尤其是起降階段，直升機必須在空曠的機場、草地進行起降作業，地面若有干擾物，例如電線桿、樹木或其他自然地形，均會對機上的飛行員在操作直升機起降時造成嚴重干擾，這也是為何直升機起降階段的風險，遠比定翼機風險來得高。

其次，直升機先天的飛行高度無法像定翼機那麼高，它受限於發動機動力、地面效應、機身重量等因素，低空飛行較符合直升機的先天設計，除非遇到緊急軍事狀況，或是飛行於山區當中，為避免撞山意外及地面火砲的攻擊，這時直升機才會爬升至高空飛行，以策安全。

再者，由於直升機本身受限於旋翼的配置，無論是飛行員或後艙人員，均無法配備降落傘以供跳傘，駕駛直升機的飛行員或後艙組員均以「救生衣」為主，相較於定翼機，若發生飛機機械意外，軍用飛機的飛行員至少能以「跳傘」方式進行逃生，直升機則毫無此優勢，更增添發生意外死亡的風險。

最後，每一趟飛行任務，飛行員都會考量油料成本、時間控管，而優先選擇最近的航線飛行，這是軍/民用直升機皆會採取的作法。若直升機靠近山區或在山間飛行，受限於山區的天氣變化大，山脈之間的距離近，飛行員若發現有異，往往很難在第一時間進行精確的判斷，原因無他，直升機雖然速度慢，但仍有每小時數百公里的速度，當飛行員發生無法判斷機外狀況時，往往距離發生意外不到數分鐘的反應時間，縱然飛行員在意外發生前向塔台發出訊號，挽回悲劇意外發生的機會仍相當渺茫，這也是為何旋翼機的飛行風險，遠比定翼機來得高的原因。

降低直升機發生意外之道

雖然直昇機有先天上的風險，但只要是飛機，不論是旋翼或定翼機，從飛行的那一刻算起，直到安全降落前，整個過程主客觀風險皆伴隨而來。飛機的機齡固然會影響飛行安全，但天候、機械，甚至飛行員的臨場反應等，更是直接影響飛機能否安全飛行、降落的客觀因素，當所有的主客觀因素加總起來，性能再好的直升機仍有可能發生意外。

若要降低直升機的失事機率，除了仰賴機上科技的幫助外，無論是資深/資淺的飛行員，飛行前的再次確認(機務狀況、天氣)顯得更為重要，飛行中的臨場反應必須依靠日常的本質學識進行彌補，倘若即將發生飛安意外，飛行員除了信賴儀表的數據外，若無法確認地面的狀況，拉高直升機的高度為優先的保命辦法。

直升機仍是重要的飛行器

直升機雖先天上有許多風險，但仍然被各國軍、民視為重要、方便的飛行器之一，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在油料成本的考量下，若飛行距離不遠，無論是軍方或民間仍會優先考量搭乘直升機。

第二，直升機的起降要求，原則上只需要空地、地面無障礙物即可，定翼機則至少需要一條完整的跑道才能進行起降作業，在起降的相對要求中，旋翼機仍舊比定翼機來得更有優勢，這也是為何富豪擁有私人直升機的比例相當高的主要因素。

第三，直升機平日的養護成本少於定翼機，在當地國的法律許可下，有能力的富豪會優先選擇擁有私人直升機。

從空難中吸取經驗，從錯誤中學習，才是降低發生飛安意外的根本之道，無論是軍用或民用直升機，持續精進飛行技術、飛機科技才是最佳的保命之道。

(作者係中正大學戰略所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