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一些自由主義者，特別是歷史虛無主義者，對奉行馬克思主義的中共，於1949年以摧枯拉朽之勢，擊敗奉行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建立了新中國的這個歷史事實，經過70年，似乎仍難以理解，導致兩岸統一的進程添加變數和更趨複雜化。
之所以致此的原因很多，除了野心家的興風作浪、外力的介入和中國海權強大之外，台港獨派由於中了西方民主自由精神鴉片的毒，以致害了嚴重的史盲症，看不清中國歷史的真相，特別是新中國歷史的真相，於是造成港台目前親痛仇快的混亂局面。
首先從宏觀的地緣看。馬克思主義源起於德國，使之成為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者則是俄國的列寧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原型，或稱之為歐俄馬克思主義，以別於西歐的馬克思主義。其特點是，地緣上，當時的德俄兩國，相對於發達的英法工業化國家，屬於後進的工業化國家，比較貧窮落後，因而深受前者的壓迫。由此而東則是中國，一個被迫從傳統的農耕社會走向近代工業化社會、較之德俄更為貧窮落後的國家，因此飽受歐美帝國主義的壓迫。
所以，地緣上，就受西歐帝國主義的壓迫而言，橫跨歐亞大陸的俄中兩個陸權大國板塊，形成遼闊的反帝土壤，適合為資本主義天敵的馬克思主義滋生成長茁壯，而與西歐和美國的海權大國板塊相對抗。
儘管中俄兩國關係，在冷戰期間，由於美蘇爭霸的戰略考慮，經歷了敵友關係的曲折起伏，但這種密切的地緣關係，直到今天，還在界定世界格局和引領世界歷史走向中起著主導作用，在可見的將來勢將有增無減。
這是馬克思主義得以引進中國並生根的第一個宏觀的、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地緣地氣。
其次從社會結構看。中國自古以農立國，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所以農事一直成為統治者念茲在茲的頭等大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中的水，就是農民大眾，這是中國最大的國情。當政者解決不了農民問題，政權遲早要被推翻；革命者，不能滿足農民的願望和訴求，注定得不到天下。
馬克思主義雖然是產業工人階級的主義，但更是勞動大眾無產者的主義。李大釗敏銳地看到，近現代的中國，在西方資本主義長期的剝削侵略之下，加上無休止的軍閥混戰，中國已經成為一個無產者的國家；尤其經歷了艱苦的八年抗戰，人民顛沛流離，家破人亡，社會階級結構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整個中國，不論是士農工商，基本上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中，成了名副其實的無產者，所以對為無產者利益講話、同帝國主義、同一切剝削階級堅決鬥爭的馬克思主義，從而對奉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產黨，心中自然而然產生強烈的共鳴，引為知心人、領路人，跟著她走，而不跟著同西方帝國主義結為盟友的國民黨走。得人心者得天下，此正是中共得天下，國民黨失天下的根本原因。
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得以引進中國，並生根的第二個宏觀的、堅實的社會原因—人氣。
第三從思維看。中國古代文的經典《易經》、《論語》、《孟子》、《道德經》，武的經典《孫子兵法》，都是辯證思維的典範，所以中國人一向習慣於辯證思維邏輯，對形式思維邏輯格格不入。但這種辯證思維是唯心論的，是不科學的，而馬克思主義的思維不但是辯證的，還是唯物的、科學的、是分析解答近現代世界和中國面對的一切問題的思維利器，所以易於為中國思想界接受、消化，而成為中國文化有機組成的部分。
這是馬克思主義得以引進中國，並生根的第三個宏觀的、堅實的思維原因—理氣。
第四從價值觀、世界觀、人生觀看。價值觀方面，中國主流思想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一個立足於農業社會主義的「仁」字，由此導出的群體意識和宋儒民胞物與的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思想，以及《禮運大同篇》公天下的崇高理想。這些都同立足於近代工業社會的馬克思主義不謀而合，從而可以互容互補。
世界觀方面是，中國人具有強烈的歷史感，儒家是歷史主義，馬家也是歷史主義，所以歷史決定論者一也；所不同的是，儒家是道德決定論，馬家是經濟決定論。由於都是歷史主義，所以互容；一個強調道德，一個強調經濟，所以可以互補。
人生觀方面是知行合一。馬克思主義主張「掌握理論，改變世界」，強調行動、實踐。儒家主張「學以致用」，就是致力於修、齊、治、平，也是強調行動、實踐。所以，儒馬兩家都反對「為學問而學問」，不搞脫離社會現實象牙塔裡的純知識。
這是馬克思主義得以引進中國，並生根的第四個宏觀、根本的價值觀、世界觀、人生觀的原因—人氣。
最後從領導核心看。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是他將馬列主義完美地中國化，引領中共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最後以震古鑠今的三大決戰—遼瀋、平津、淮海，徹底打垮了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國民黨，推翻了中華民國，建立了新中國。
由上可見，新中國的誕生絕非歷史的偶然，而是歷史的必然；可以預期，在中共的帶領下，中國必將完全統一，中華文明必將重登世界之巔！
值此新中國70華誕之際，特撰此文作為獻禮；並盼對中共建國素持懷疑態度者，特別是歷史虛無論者，或有解惑的參考價值。尤盼有助於治癒台港獨派沉溺西方精神鴉片導致的史盲症，從而幡然醒悟，與大陸同胞共同致力於中國統一和振興民族的大業！
(作者係旅美體制外歷史學者)
1945年，中國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中國以「欲免後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的決心，同美國、蘇聯、英國一起，發起了舊金山制憲會議，成立了聯合國，確立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中國是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國家。
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和平解決爭端等聯合國憲章的基本原則，構成了當代國際關係的準則，更是聯合國193個會員國在和平、發展、人權三大支柱領域深化合作的前提和保障。70多年來，新的世界大戰得以避免，不少局部衝突得到控制，聯合國功不可沒。安理會至今通過了2,200多項決議，致力於勸和促談。
197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受聯合國秘書長的邀請，派團參加聯合國大會，開始了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嶄新歷程。
1974年，鄧小平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成為首位登上聯合國講壇的中國領導人。
1995年和2000年，江澤民兩次造訪聯合國總部，宣導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2005年，胡錦濤出席聯合國成立60周年領袖會議，對加強聯合國作用、推動聯合國改革、促進國際發展合作等問題，提出具體主張。
2015年，習近平出席聯合國成立70周年系列峰會，提出人類已結成命運共同體，要在新形勢下找到正確的道路，推進世界和平與發展。
在中國領導人的關心和身體力行下，中國參與聯合國工作取得豐碩成果。
(一)支持發展模式多樣性。中國主張應加強南南合作和南北交流，縮小南北的差距，實現共同發展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中國的發展不是獨善其身，而是互利合作的發展。世界好，中國才能好。邁向新時代，中國多次以東道主身分，廣邀四海賓朋，共商合作大計，推動「地球號」駛向更美好的明天。
(二)推動熱點問題政治解決。中國不斷探索和實踐具有中國特色的解決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之道。近年來，在敘利亞、南蘇丹、中東和平進程等問題上，中國均提出中國方案，貢獻智慧、發揮作用。在北京召開的阿富汗國際會議，凝聚了國際社會支持阿富汗穩定與發展的力量，並積極參與伊朗核問題談判，為達成全面協定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參與維持和平行動。從1949年的停戰監督組織到2013年的中非特派團，69項聯合國維和行動對實踐集體安全理念做出凸出的貢獻。藍盔已成為聯合國的象徵，更是和平的希望。多年來，中國已成為常任理事國中派出最多維和人員的國家，參與了朝核、伊朗核、阿富汗等熱點問題的解決過程。
(四)促進國際發展合作。中國提出的《加強全球公共能力建設決議》獲得一致通過。由於經濟全球化和人員頻繁流動，傳染病蔓延的危險急遽增加，中國倡議加強全球公共衛生能力的建設，並於2003年10月27日向第58屆聯大提出《加強全球公共衛生能力建設決議》（草案），共有156個國家連署該提案。
(五)保護人權與基本自由。中國作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成員國，至今已加入包括《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在內的21項國際人權公約，有計畫、有步驟地採取措施履行公約的義務，並向聯合國提交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履約報告，闡述近年來中國在促進和保護人民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方面取得的進展。
(六)維護國際法治。中國重視國際法的發展和編纂，廣泛深入參與全球治理規則的制訂。中國也是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的遵守者，已加入400多項多邊條約，參與了幾乎所有的政府間國際組織，還積極參與反恐、防核武擴散和應對氣候變化等國際多邊合作，展現了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七)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全面參與聯合國框架下可持續發展、氣候變化、人道救援、減災備災等問題的討論與合作，成為解決各種全球性問題不可或缺的參與方。中國與178個國家建交，向166個國家提供近4,000億元人民幣的援助，派遣60多萬援助人員，支援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建設。在非洲對抗埃博拉疫情的戰鬥中，中國派出大批醫療人員協助當地民眾。中國也已與136個國家和30個國際組織簽署「一帶一路」合作文件。
如今，全球經濟走到十字路口，多邊合作遭受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的衝擊，人們應該怎麼辦？中國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回答時代的使命。中國多年來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在聯合國說公道話、辦公道事，將繼續與世界各國共同推動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邁進。
(作者係本刊主筆、國防大學法律學系兼任教授)
今年10月對兩岸都具有特別的政治意義。對台灣來說，國民政府退守台灣屆滿70年，是否續守海角一隅，老死孤島，或是在民族主義/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前提下共議統一、共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待執政者的政治智慧與台灣人民的抉擇。
對大陸來說，這70年是新中國由「站」起來到「富」起來，再由「富」起來到「強」起來的過程。這個過程是艱辛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未來也是可期待的。
建政前經28年艱辛發展
中共建政前經過28年(1921-1949)的艱辛發展。28年的國共鬥爭是國共兩黨生死存亡的鬥爭。一個由當初只有59位黨員、13位代表在共產國際指導下成立的中共，經過28年，在國民黨的全力壓制、削弱、圍剿、擊潰、消滅的態勢下，最後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經過三大戰役，打敗蔣介石與國民黨，並迫使國民政府撤離大陸/退守台灣，這就不是簡單三個字「土八路」所能解釋。「共產黨是特殊材料造成的」絕不是一句空話。
建政後的曲折道路
新中國的發展目標是社會主義現代化，但所選擇和所走過的道路是曲折的。最初採取俄國道路，以史達林摸式（無產階級專政＋工業化）建設社會主義。建國初期，曾經奠定社會主義現代化下的重工業發展基礎，然而，毛澤東為加快社會主義建設，早日實現共產主義，1960年代開始調整並脫離史達林模式，改採毛澤東模式（人民民主專政＋自力更生）。
毛先用「三大改造」改變社會所有制，接著以「三面紅旗」（社會主義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為途徑，以政治浪漫主義手法，將「社會主義中國」強勢過渡成「共產主義中國」，結果是「超英趕美」不成，反而出現「逆退發展」，這件事情後來中共在黨的13大上指出，這是「不經過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就可以越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空想論」。
建國初期，新中國由積極發展跌入逆退發展，此讓毛澤東在國家治理上退居政治第二線，劉少奇、鄧小平們接下新中國發展的重擔。然而，毛的政治浪漫主義繼續發作，居然發動文化大革命，反對修正主義，用紅衛兵打倒黨內當權的最大「走資派」劉少奇、鄧小平們。
文化大革命一革就是10年，整整一代的黨內/黨外人才與菁英損失殆盡，中國傳統文化也因「破四舊」而出現斷裂現象，這對新中國的未來發展造成巨大傷害，產生嚴重影響。中共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總結文革經驗：「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但決議也同時指出，毛雖然在文革中犯了「嚴重錯誤」，但「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中共對毛這位開國者的評價是合理的，說明這個黨有反省能力，肯總結經驗。
「發展是硬道理」，但事物的發展是辯證式的，由肯定到否定，由否定再到新的肯定（否定的否定）。新中國的發展道路也是這樣，沒有否定性/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便不會有肯定性/建設性的改革開放。
1978年11屆三中全會，中共把一艘駛進風暴汪洋中的左傾「中國」號巨輪向右傾扭轉180度，讓它脫離暴風狂浪，駛入風平浪靜的新航道上。中共把進推共產主義社會的中國退拉回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將毛澤東思想回返至馬克思主義，取消革命委員會、人民公社、生產大隊，恢復省市縣區人民政府，將「割除資本主義尾巴」、「一大二公」、「隊級所有」改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包產到戶、多種經濟成分共存，中共稱這叫「撥亂反正」，可見新中國的發展道路是曲折的。
改革開放是偉大歷史轉變
據中共自己稱，在經濟上，「三面紅旗」使新中國的發展走到「一窮二白」的地步；在政治上，文化大革命讓新中國幾乎「亡黨、亡國、亡頭」。鄧小平復出後，除了撥亂反正，他更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首先在於發展社會生產力。可見如何讓新中國由貧而富，是鄧小平社會主義思想首先考慮到的課題，也因為如此，鄧提出改革開放，作為中國社會發展與轉型大戰略，將新中國推入「偉大的歷史轉變」。
必須注意的是，中共把改革開放視為一場革命，並公開指出它是繼1949年人民民主革命之後的「第二次革命」，也就是說，改革開放是新中國國家、社會乃至歷史發展的大邏輯。
改革開放將共產主義中國轉型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或筆者在《大轉變》書中所稱的「後社會主義中國」。這種革命性的轉變/轉型，在全世界的共產/社會主義國家中是第一個成功的案例，而且現在還在「全方位轉變」中。既然中國大陸已經不是「共產主義中國」，西方世界仍以冷戰思維對待/遏制中國，如不是霸權作祟，便是無的放矢，而台灣現在還在反共/仇共/去中，同樣是無的放矢，根本不知今日中國大陸已經脫胎換骨。
「偉大的歷史轉變」根本的意義在於，中國大陸已經不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全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抓住不容錯過的歷史性戰略機遇，讓原來自力更生、封閉鎖國、逆退發展的共產中國，透過改革開放轉型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國家。大陸因經濟高速發展，讓中國由貧而富，在面對全球化、現代化、與世界接軌的新時代形勢下，當代中國發展成為能重塑世界秩序的強國。
如果說前蘇聯社會主義走的是一條死路，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的是一條活路。改革開放不但讓中國大陸從一個一元的、封閉性的共產社會向二元的、開放型的社會主義社會做轉型，更讓中國道路/中國模式成為發展中國家/地區為求發展而尋求思考/選擇的途徑。
中國崛起並由富而強
成功的改革開放，讓40年後的中國大陸由一窮二白，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大蕭條後，全球所有增長的40%集中在中國，這使得中國綜合國力已經上升到足以挑戰美國的地步，此顯示中國經過改革開放已確然崛起。
在面對全球化與世界接軌的邏輯下，中國自然走入世界舞台的中心場域，但中國不稱霸，它一面為世界提出國際秩序的新構想，一面願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共同進行全球治理，打造和諧世界。
中共19大後，中國由富而強，它以「負責任的大國」姿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為促進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及建構國際新秩序而努力。中國的和平崛起，居然讓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恐懼，終於拋出「中國威脅論」以遏制中國，最近一年來的美中貿易大戰，更是制中大戰略下的實踐。
中國崛起vs.美國制中/抗中，「修昔底德陷阱」出現，其實是美國霸權主導下的「一超多極」世界體系，因中國崛起而被顛覆。中國崛起不但提供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新的途徑與道路選擇，而且宣告以西方帝國主義為核心的世界體系已告破產，希望美國正視中國崛起，自我解開「修昔底德陷阱」，力求避免「終須一戰」。
中華民族終將偉大復興
2016年9月4日習近平在杭州G20高峰會上，向全世界宣布「今天中國已經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說明中共及中國人民經過逾半個世紀的努力才使得中國崛起。中國現在一如東方巨龍飛龍在天，在世界體系中，中國已由被役使者變為主導者，由舊體系的依附者化為新秩序的建構者，這對於150年來受盡西方列強凌辱的中國人民來說，當然感到無比的欣慰與自豪。
兩年前習近平在中共19大上指出，未來國家發展總目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分為兩大階段實踐：2020-2035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2035-2050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回顧這70年新中國的發展，在「中國崛起」的實然邏輯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必然出現，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也必然實踐，湯恩比所說的「21世紀是中國人世紀」將化為現實。
（作者係中山大學、佛光大學名譽教授）
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70年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只是一瞬，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也是彈指之間，卻徹底扭轉了中華民族近代以來不斷衰落的命運，奠定了中華民族經濟持續走向繁榮富強的堅實基礎。
本文從五大維度來觀察70年中國的經濟成就。
一維：發展是硬道理，經濟持續快速增長。
1992年1月29日，鄧小平在南巡途中發表談話說：「我們的國家一定要發展，不發展就會受人欺負，發展才是硬道理。」這是對過去中國經濟建設經驗的高度總結，也凝聚著對國家未來發展戰略的深刻思考。新中國成立初期，經濟上一窮二白，是當時世界上最貧窮的幾個國家之一，從統計資料上看，1950年列入計算的世界141個國家中，只有10個國家的人均GDP低於中國。1952年國內生產總值僅為679億元人民幣，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119元。到1978年，國內生產總值增加到3,679億元，占世界經濟的比重為1.8%，居全球第11位。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進入快車道，1986年經濟總量突破1兆元，2000年突破10兆元大關，超過義大利，成為世界第六大經濟體，2006年經濟規模超過英國，成為僅次於美、日、德的第四大經濟體。2010年經濟總量逾41兆元，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美元計算，當年中國GDP是58,786億美元，日本是57,742億美元）。
按不變價計算，2018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比1952年增長175倍，年均增長8.1%；其中，1979至2018年年均增長9.4%，遠高於同期世界經濟2.9%左右的年均增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為18%左右，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2018年中國人均GDP也達到9,732美元，高於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準。
二維：總體實力大大增強，再上層樓基礎堅實。
指標一是經濟總量。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近三年中國經濟總量連續跨越70萬、80萬和90萬億元大關，2018年達到900,309億元。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做一個橫向對比，2018年美國GDP是20.5兆美元，中國達到13.6兆美元，排名第二，相當於美國的66.3%（2017年為63.2%），如果把港澳台包括進來，那麼中國2018年的GDP約為14.6兆美元，相當於美國的71.2%。
指標二是財政實力和外匯儲備。1950年中國財政收入僅為62億元，1978年增加到1,132億元。1999年首次突破10,000億元。進入新世紀後，財政收入實現連續跨越，2012年達到117,254億元，2018年達到183,352億元。1951至2018年全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2.5%，其中1979至2018年年均增長13.6%。
再看外匯儲備，1952年末新中國外匯儲備只有1.08億美元，1978年末也僅為1.67億美元，居世界第38位。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外匯儲備穩步增加，2006年末突破1兆美元，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一位。2018年末，外匯儲備餘額為30,727億美元，連續13年穩居世界第一。財政收入和外匯儲備的大幅增加，代表經濟進一步發展和抵禦經濟風險的能力大大提升，這是中國從容應對各種經濟風險的底氣所在。
指標三是工業製造業水準快速提升。當前中國工業總產值和工業增加值總額相當於美日兩國之和，已經成為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工業技術大國，在低端工業品領域中國幾無對手，在中端工業品領域，如大型礦山機械、工程機械、高鐵、核電技術、大型船舶等領域也是橫掃千軍。當然，中國在高端製造業領域仍處於爬坡過坎的階段，但在有經濟實力和巨大國內市場的支撐下，成為製造強國只是時間的問題。
三維：對外開放排除內外干擾，廣度和深度顯著拓展。
首先是貨物貿易規模躍居世界首位。1950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僅為11.3億美元；1950-70年代進出口略有擴大但仍處於較低水準。1978年貨物進出口總額為206億美元，居世界第29位。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中國對外貿易快速發展。2018年貨物進出口總額達4.6兆美元，比1978年增長223倍，連續兩年居世界首位；服務進出口總額7,919億美元，比1982年增長168倍，居世界第2位。
其次，中國已經成為吸引全球投資最重要的目的地。1950年代到改革開放前，中國利用外資管道單一、規模很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市場准入不斷放寬，投資環境持續優化，引進外資規模大幅增加。2018年實際使用非金融類外商直接投資1,350億美元，比1983年增長146倍，年均增長15.3%，連續兩年成為全球第二大外資流入國；1979-2018年，累計吸引非金融類外商直接投資20,343億美元。
第三，1980年4月和5月中國先後恢復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合法席位；2001年加入WTO。2003年以來，中國與亞洲、大洋洲、拉美、歐洲等國家和地區先後建設自貿區，目前已與25個國家和地區達成了17個自貿協定，促進了中國與世界各國的互利共贏。中共十八大以來，更積極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得到160多個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的積極回應，貢獻了中國智慧，展現了大國擔當。
四維：科技實力大為增強，引領性成果不斷湧現。
70年前中國科技發展水準落後，科研人員和機構短缺，全國科技人員不超過5萬人，專門科技機構僅有30多個。1950-70年代，中國自立更生發展科技事業，國防工業和國防科技體系初步建立，取得了「兩彈一星」等重大成果。改革開放以來，一系列重大科技計畫出台，產學研結合不斷強化，科技領域投入持續增加。2013年起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研發經費投入國，研發人員總量、發明專利申請量，分別連續6年和8年居世界首位。
2019年歐盟委員會正式公布了《2018年歐盟工業研發投資排名》，該榜單主要是針對全球46個國家和地區的2,500家主要企業的會計年度研發投入進行調查。在這份榜單裡，美國有778家企業上榜、歐盟有577家、日本有339家，中國則有438家企業上榜，華為更進入top 5。
中國無論在國家層面或企業層面，70年來科技實力大為提升，極大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而且其中相當一批成果具有世界一流的水準，如5G、載人航太、探月工程、量子科學、深海探測、超級計算、射電望遠鏡、人工智慧、衛星導航等等，依靠科技創新驅動正成為中國經濟高品質發展的現實。
五維：不忘初心共同富裕，人民生活全面邁向小康。
70年來，中國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實現總體小康，正在邁向全面小康。從收入和消費情況來看，1956年居民人均每年可支配收入僅為98元，人均消費支出僅為88元。1978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僅為171元，人均消費支出為151元。到了2018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8,228元，比1978年實際增長24.3倍。隨著收入較快增長，居民消費能力顯著提升，消費升級趨勢明顯。2018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19,853元，比1978年實際增長19.2倍；全國居民恩格爾係數(食品支出占家庭消費的比重)為28.4%，降低35.5%。
2013年以來，精準脫貧政策陸續出台，2018年末中國邊遠地區農村貧困人口減少至1,660萬人，過去6年共減少8,239萬人；農村貧困發生率下降至1.7%，過去6年下降8.5%。中國農村從普遍貧困走向整體消滅絕對貧困，成為首個實現聯合國減貧目標的發展中國家，對全球減貧貢獻超過70%。
70年篳路藍縷，70年風雨兼程，當下的中國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無論在中華民族歷史上，還是在世界歷史上，都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然而，縱觀以千年計的中國經濟輝煌歷史，近70年的經濟發展應該只是中華民族新征程的一個新起點，相信未來的「中國故事」 一定會被演繹得更加精彩。
(作者係南開大學經濟系教授、南開大學台灣經濟研究所所長)
中華民族近代從衰弱屈辱，走上復興之路的三個重要節日皆在10月：1911年雙十武昌起義成功，中國人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1945年10月25日台灣光復，結束了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台灣重回中國的懷抱；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甲子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只是，綜觀古今中外，凡大國、強國莫有分裂、分治者，相信全體中國人民及海外華僑華人在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心中都不免為兩岸分隔也屆滿70年感到遺憾。而爭取台灣民心，推進兩岸和平統一，讓中國脫離西方反華勢力的牽制，也讓台灣得以真正光復，就成為生長在台灣的中國人不可推卸的重責大任和光榮使命。
《大公報》台籍記者李純青(1908-1990)半個世紀以前說：「每一個台灣人尋求祖國的歷程，都像一首萬行的敘事詩。」沒料到，半個世紀之後，在充斥反共教育、西方資本主義思維、「去中國化」的台灣社會裡，要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都不容易，若想以具體行動認同祖國者，就非得有寧為少數的勇氣，忍受譏諷及打壓的耐力，才能用生命寫下一首首萬行詩。
所幸，隨著兩岸政經實力大幅消長，台灣經濟對大陸的依存度愈來愈高，例如：大陸現是台灣的最大貿易夥伴、最大順差來源，選擇到大陸讀書、就業、發展的青年人數也每年創新高，加上大陸對實現統一展現出更堅定的決心及更強大的實力，台灣幾乎所有人都認識到：統一是大勢所趨，無可迴避。
但必須承認，台灣有很多人擔心統一會「被大陸吃掉」，或因不確定統一後是否能保有現行的生活方式而感到焦慮。這兩者其實都可以從大陸40年前提出的「一國兩制」方案得到解答，但因該方案在台灣長期被刻意污名化，鮮少有人挺身為之辯護。
有關「害怕被吃掉」，大陸提出「平等協商、共議統一」長達數十年，除非台灣當局心虛，主動放棄協商，否則還沒有開始談，何需擔心一定會「被吃掉」？當然，從國、民兩黨及藍綠政治人物反對「一國兩制」的各種說詞看來，他們反對的是「一國」，而非「兩制」，但不論是害怕「中華民國被消滅」或「台灣失去主權」，其實都站不住腳。
「台灣」從來不是一個國家，何來主權？而中國的代表權問題，早在聯合國1971年10月25日通過2758號決議的那一刻就已確定。只不過，在西方國家長期的圍堵下，中國大陸又經過近半個世紀的努力，才終於討回公道，在國際社會全面落實「一中原則」。若有此認知，就不必為5天內連斷2個邦交國，未來還將失去更多所謂有「主權象徵」的邦交國而感到恐慌。
至於擔心不能維持現狀，「兩制」正是保障台灣人民在統一後維持現有生活方式及社會制度的方案。吾人若想確保「兩制」台灣方案符合大多數台灣人的意願，就應及早展開研討規劃，取得社會共識，與大陸展開平等協商。
70年過去了。歷史不能改變，現在可以把握，未來可以開創。願在台灣的中國人勇於接受開創自己及子孫命運的光榮使命！
「芒果乾」這個辭彙近來討論度很高。姑且不論藍綠雙方互噴口水，芒果乾的確牽動2020大選，有必要深究。尤其，在郭台銘棄選後形成兩強對決局面，芒果乾議題在選戰中的角色只會愈來愈吃重，不容忽略。
芒果乾是如何來的呢？對此，藍綠陣營都有互相推給對方的說詞，例如蔡英文說，馬英九或許才是種芒果的人；而韓國瑜陣營也稱，蔡陣營再三喊「今日香港、新疆，正是明日台灣的借鏡」口號，這豈非民進黨操弄芒果乾的明證？
芒果乾成為顯學的背景
筆者認為，芒果乾成為顯學，至少有幾項逐漸烘托的背景：其一，民進黨執政下，邦交國斷到有史以來最少的15國，國安單位還加碼打預防針，宣稱年底前可能再斷兩國。吳釗燮銜命來回奔波「窘態畢露」，但仍止不住邦交國再斷下去，這難道不是亡國的前兆？
其二，香港局勢靡爛，台灣政壇照例各自解讀，而民間對此可綜合為一種感受：不祥；無論藍綠支持者皆不會將香港的情狀當成正能量，除非是撿到槍的政治人物。換言之，如果是綠營支持者，就算是因香港的局勢而興起對北京或港府的負面觀感，對自己的芒果乾仍然是深刻且無奈的。
其三，今年1月2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發表對台談話中，所倡議的「兩制台灣方案」，透露出北京對統一進程的戰略規畫，然而蔡政府將「一國兩制」與「九二共識」畫上等號，在隨後很長的一段時間，國民黨忙於初選競爭，無暇顧及於此；韓國瑜出線後，直到雙十節，才由國政顧問團提出兩岸政策白皮書；蔡政府的有意扭曲，以及藍營論述的空白，面對北京新一輪加速統一的步調，台灣民眾的亡國感油然而生。
兩岸關係是韓逆轉勝關鍵
在這樣的背景下，「亡國」雖不必然發生，但危機感則已在人心發酵。韓國瑜該如何面對芒果乾而逆轉勝？
芒果乾核心因素即「兩岸關係」，這是韓國瑜逆襲能否成功的關鍵。此前捲起韓流，庶民有感，而今有效逆襲，拋去亡國，再創生機，也只有從兩岸政策加分開始。只有讓選民看見希望，凝聚向心力，在兩強對決的選局中，處於落後的韓國瑜方有逆轉勝的機會。
筆者認為，韓陣營的兩岸論述要做到以下幾點：第一，彰顯與蔡英文、甚至與馬英九的不同。第二，在大原則方向上取得北京和美國的信任。第三，在確保兩岸對等尊嚴的前提下，贏得北京的善意。選前做到以上幾點，有如走在鋼索之上，但若非如此則難以險中求勝。
更進一步說，蔡英文在今年國慶文告中有這段話：「中華民國不是誰的專利，台灣也不是誰可以獨占。『中華民國台灣』六個字，絕對不是藍色、也不會是綠色，這就是整個社會最大的共識。」其實這是蔡英文上任以來，首度將其定義的「社會共識」加重藍營支持者的筆墨。此自然與選票有關。
蔡英文「說一套做一套」
蔡上述談話最令人詬病的就是「光說不練」，這使得她這段看來中性、有意展現包容並擴大為共識的談話，基於檢視她過往種種言行，可信度瞬時跌到谷底。蔡談話提到八二三、台海危機，所冀望提煉出的元素是「堅靭」，但北京則很難不解讀為「對抗」。韓國瑜團隊必須有能力彰顯出「台獨本質是蔡政府的基因」，「說到做到」是韓蔡二人最大的差異。
此外，韓陣營必須讓北京認知，在韓主政下，台灣絕不走去中國化、當美日「小弟弟」的路線；卻又要讓美國老大哥明白，韓國瑜不會讓美國難堪，也不至於失控。這是高難度的挑戰，卻正是韓國瑜能得分之處。
蔡英文如同民進黨歷來政客一樣，意識形態上處於抗中、反中，無數的綠營人士以樂當美日「小弟弟」為榮；韓國瑜引領韓粉捲起風潮時，一股傲然正氣，即使其政治主張與北京不一致，但我們是中國人的事實不容挑戰。
韓勝選可為兩岸開一扇窗
總之，韓國瑜要有主張，有清楚的立場，如此才能贏得韓粉以外的中間選民和年輕選民的支持。
最後，北京應從大局著眼，如果蔡繼續執政，兩岸關係僵持，對兩岸人民絕非正數。韓國瑜團隊日前公布的兩岸政策白皮書指出：「求同化異，進行制度之爭，以台灣民主化的成功經驗，為大陸的政治改革提供借鑑」。大陸若能以大事小，讓韓國瑜保有主張、彰顯論述，長遠而言，才是為兩岸溝通交流續保一扇窗。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10月25日上午10點，包括兩岸和平發展論壇、統一聯盟黨、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勞動黨、夏潮聯合會、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新中華兒女學會等200多位台灣社會各界代表，在台北市中山堂抗日紀念碑前慶祝台灣光復74周年。
活動開始，會眾齊唱《台灣光復歌》，現場洋溢起1945年10月25日台灣民眾張燈結綵慶光復的歡樂氣氛，和平歌詠隊接著獻唱《台灣義勇隊隊歌》。
兩岸和平發展論壇主席吳榮元表示，台灣自古以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兩岸必須統一，這是歷史和現實決定的，誰也阻擋不了。抗戰勝利帶來的歷史正義是兩岸人民共有的民族資產，也是中國人百年來追求民族獨立解放的具體結果。
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前理事長邱秀芷說，台灣光復是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結果，可惜台灣一些人卻顛倒黑白，宣揚違背歷史真相的抗戰史觀。身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我們有責任發掘兩岸同胞浴血奮戰、共同抗日的英勇事蹟，推動恢復真實的歷史記憶。
統一聯盟黨主席紀欣指出，台灣同胞在上世紀戰勝日本侵略，爭取民族解放，實現國家統一的鬥爭中做出重要貢獻。70年來的發展證明，台灣前途在於國家統一，台灣同胞福祉繫於民族復興，我們應當發揮既有的愛國主義傳統，把促進國家完全統一，共謀民族復興，當作無上光榮的事業，並為此繼續奮鬥，不達目標，絕不休止。
中國統一聯盟前主席戚嘉林接著表示，〈108課綱〉新版高中歷史課本不提台灣光復，但如果不是台灣光復，那日本1945年投降後，日本在台各文武機關為何造冊，向中國各單位辦理移交，並同意16.4萬日軍、32.3萬日僑撤回日本，將台灣歸還中國？台灣光復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歷史原點。
新中華兒女學會代表林明正表示，上世紀40年代因國共內戰兄弟相殘，既無法向發動侵華戰爭的日本索賠，國家迄今也尚未統一。今天民進黨執政，台獨陰謀昭然若揭，然台獨並不會讓台灣人當家作主，反而會陷台灣人民於萬劫不復之地。
在宣讀〈慶祝台灣光復74周年宣言〉後，各界代表向抗日紀念碑行三鞠躬禮，並依序向抗日英雄獻花。
1970年美國政府非法單方面宣布將釣魚台列島作為「琉球群島的一部分」，並計畫於1972年交給日本。當時留美、歐的港、台留學生和學人發起了保衛釣魚台運動。在運動中，留學生們認識到，只有通過中國的統一與富強，才能確保釣魚台是中國的領土。因此，保釣運動進一步發展為「統一運動」。
紀念保釣統運活動緣起
1995 年保釣25周年時，美國當年參與者在紐約聚會。2009年40周年時，海內外保釣人士在台灣新竹清華大學聚會。2010 年在南昌的 40 周年紀念會，海內外參加者更多達近百人。2019年新中國成立70周年紀念前夕，在清華大學吳國禎教授與加州大學長灘分校葉先揚教授的倡議下，各地老保釣再度齊聚上海，共同紀念保釣統一運動50年。
9月22、23日，由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和清華大學圖書館保釣資料收藏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紀念保釣統一運動50年學術研討會暨歷史文獻展，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順利舉行。來自美國、歐洲和海峽兩岸，參與過1970年代保釣運動的老保釣、台灣保釣統運人士和兩岸保釣統運研究者共計80人，參與了本次活動。
研討會與文獻展盛大開幕
22日上午9時，「憶往昔崢嶸歲月：1970年代海外保釣統一運動紀念展」開幕剪綵儀式，在圖書館二樓展覽廳舉行。吳國禎教授、上海市人民政府季平參事、上海台盟李碧影主委、清華大學圖書館蔣耘中書記、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方奇華書記、台灣同學會黃信瑜副會長、紐約和平統一促進會花俊雄理事等人為展覽剪綵。此次展覽共分為七部分：(1)釣魚島問題的由來；(2)海外保釣運動北美篇；(3)海外保釣運動歐洲篇；(4)香港與台灣地區的保釣運動；(5)孕育自保釣的統運；(6)悠悠保釣情，拳拳愛國心；(7)清華大學圖書館對保釣資料的收藏、整理與硏究。展覽持續到10月11日。
上午10時，研討會開幕式正式開始。蔣耘中、方奇華代表主辦單位歡迎與會者的到來，吳國禎代表老保釣對會議主辦單位表達感謝。開幕式上，宣讀了王曉波教授為本次會議發來的發言稿。花俊雄以《激情燃燒的歲月—從釣運到統運50年，我的所見、所聞和所思》為題帶來主旨演講。演講開始，花俊雄先帶領與會人員為已故的老保釣同志默哀三分鐘。隨後和大家一起重溫了《釣魚台戰歌》，讓在場老保釣們回憶起青春激揚的戰鬥歲月。
學術性強、呈現多元視角
研討會從6個子題展開討論：(1)保釣統一運動歷史見證；(2)保釣統一運動半世紀後的反思；(3)釣魚島問題的歷史與現狀；(4)保釣運動與文學；(5)保釣統一運動的資料收藏與研究；(6)保釣統一運動的繼續與未來。
陳治利回顧了獲周恩來總理接見「保釣零團」的經歷和意義。台灣釣魚台光復會理事胡卜凱指出，引領釣運和統運的核心精神是中國青年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意識。美國紐約華人社團聯席會理事長黃哲操認為，保釣運動有四個重要背景：一是台灣基礎教育的影響，二是民族主義的呼喚，三是對帝國主義的反抗，四是對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嚮往。中國科學院院士蘇紀蘭分析了釣魚台群島及其鄰近海域的自然環境與資源狀況。釣魚台教育協會理事長陳美霞則介紹了她在台灣從事保釣教育活動的經驗與未來工作目標。一天半的會議期間，共有33位與會者發言。
本次研討會呈現出幾個特點。第一，學術性強。通過老保釣和兩岸保釣統運研究者的深入交流，讓研討既能緊扣史實，又有面向當今現實的學術視野。第二，呈現多元視角。與會者分別從海洋科學、歷史、國際政治、兩岸關係、文學、新媒體時代意識形態競爭等方面，多方位、多角度地討論了保釣統一運動的時代意義。第三，跨世代結合。本次會議除了有老保釣分享50年積累的經驗與教訓，也有兩岸中青年學者發表保釣統一運動的研究新聲，老中青三結合，齊為民族復興思索獻策。
50年過去了，當年風華正茂的保釣青年如今已是雪鬢霜鬟的長者，但這段崢嶸歲月必須銘記。完成兩岸統一，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解決釣魚台問題的基礎，這應該就是保釣統一運動50年給今天最寶貴的啟示。
（作者係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
2008年第32屆世界遺產大會上，福建土樓被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使得原本默默無聞的福建土樓一夕之間成了世人注目的焦點，至今盛名不衰，已躍居福建最亮眼的旅遊景點之一。
歷史的因緣巧合，從來不是人們所能預料，福建土樓鍍金，是一則古老建築的現代傳奇。我對它的追尋源自文化的鄉愁，既是對古老建築技術的好奇，也是對古代大家族生活的懷舊情緒。因此，10月初的廈門之行，首選便是華安縣大地村的大地土樓群。
土樓可追溯至宋、元二代
有關土樓的起源，眾說紛紜，最早可追溯至宋、元二代，發展到明、清和民國時期最為成熟。土樓最早見諸文獻，始於明代的「重修虔台志」。嘉靖38年（1559年）閩西的土匪在永安與連城交接處建立了兩座土樓。稍後《漳州府志》也記載漳州地區居民開始建築土寨，以抵禦海寇的騷擾。
閩南地區許多圓形山頭，至今還遺留著古代兵寨的遺蹟。圓形的山頭自然不宜築方形山寨，因此山寨遺蹟多呈圓形，這便是圓土樓的原型。最初的圓形兵寨只有一層，後來逐漸演變為民居，為了節制占用耕地，便向高空發展，成為多層圓土樓。
福建土樓主要分布在閩西、南一帶，依山就勢，就地取材，利用不加工的生土，夯築承重生土牆壁，構成群居和防衛合一的大型樓房，俗稱「生土樓」，是世界獨一無二的山區大型夯土民居形式。
由於它們適應聚族而居和共禦外敵的要求，被視為中國傳統民居的瑰寶。過去習用「客家土樓」一詞，後來發現土樓並非客家人獨有，漳州和泉州地區也有閩南人居住，因此學術界改用「福建土樓」一詞，以概括閩南土樓和客家土樓。
土樓分成客家及閩南土樓
福建土樓依據內部結構可分成兩種，一、是內通廊式土樓，各房間門前有環形走馬廊，每層有四五部公用樓梯，又稱為客家土樓，以永安縣的「振成樓」為代表。二、是單元式土樓，各層沒有連貫各戶的走馬廊，擁有獨立的門戶、庭院及獨立的上下樓梯，又稱為閩南土樓，以華安縣「二宜樓」為其代表。
土樓若依形狀分，約可分為圓樓、方樓、另外還有半圓型與八卦型。其中以圓樓與方樓最常見，也常常兩形狀並存，以簡單幾何形建築，構築於山嶺狹谷之間。圓樓面積最為龐大，底層為餐室、廚房，第二層為倉庫，三層樓以上才為住家臥房。其中每一個小家庭都是獨立的，以一圈圈的公用走廊連繫各個房間，這些設計通常著重在防禦的功能。
土樓的外牆底層，多由花崗岩以三合土粘連，厚達一至二公尺，不怕火攻，還可抵擋炮彈。外牆底部一至二層不開窗，大門則用二、三寸厚的木板外包鐵甲。外牆最高層四周設有射擊孔，防衛人員居高臨下，可用槍隻射擊來犯的強盜或敵人。至於環形走廊，俗稱走馬廊，便於人員和彈藥的調動。
福建西南許多村落的土樓，更聚合成土樓群，形成聯防布局，易守難攻。土樓底層倉庫儲備糧食彈藥，可以維持幾個月。在緊急情況下，土樓內還有暗道，通往鄰近土樓或田野，便於居民撤退。
圓土樓如活的民居博物館
福建土樓歷經朝代的更迭，一千多年始終遺世獨立，少為國人所知，反倒是外國學者獨具慧眼，得到了他們的青睞，才得以公諸於世。
1971年，英國歷史學者李約瑟在《中國的科學與文明》一書裡，以「最特別的中國民居」，介紹了福建省的客家民居。1986年，日本東京藝術大學教授茂木計一郎專程來福建考察，回國後出版專著，並舉辦展覽，吸引了國際間的眼光。中國郵政隨即發行「福建民居」特種郵票，即以土樓為圖案。
2008年，福建土樓被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共有46處，最具代表的即是華安縣大地土樓群。其中「二宜樓」建於乾隆35年（1770年），早在1996年，即被國務院批准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秋末午後，陽光依然熾烈，我慕名來到大地土樓群，導遊帶我參觀的第一座土樓，即是「二宜樓」，是一座巨大的圓土樓。走到裡頭，宛如走進一座活的民居博物館，大部分房間都有人居住。最特殊的便是每層樓之間的走馬廊，串連起一個個小家庭，呈現出大家庭的溫暖與熱絡。
之後又走訪了「東陽樓」和「南陽樓」。我帶著探險的心情，見證了土樓的傳奇色彩，才依依不捨的離去，福建土樓已活生生地鐫刻在我的心版。
(作者係作家)
良渚遺址的考古出土，揭示了在距今5300至4300年前的新石器晚期，長江下游環太湖地區，曾經存在過一個以稻作農業為基礎，具有高度社會化和統一信仰的區域性早期國家。
今年7月6日，位於浙江余杭的良渚古城遺址被列入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這是我國第55處世界遺產。至此，中國的世界遺產數目和義大利相同，並列世界第一。
證明中華文明逾五千年
良渚遺址的考古出土，說明它的歷史為距今5300至4300年前的新石器時期（比夏代早）。良渚遺址的發現展現了長江流域對中華文明起源的貢獻，改變了人們一直以為中華文明始於黃河流域的觀點，印證了中華文明具有五千年歷史，並把中國國家社會的起源推到了和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及印度文明，幾乎同時和同樣的高度。
早在1936年，施昕更就在杭縣（今余杭）良渚鎮發現一批以黑陶為特徵的史前遺存。以後，考古學家梁思永指出，良渚遺址「顯示出不可忽視的確定的地域差異」（區別於如山東的黑陶文化）。1959年，夏鼐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良渚文化的分布範圍很廣，環繞太湖，其中以良渚古城遺址的遺存分布最密集，等級最高，類型最為豐富。
良渚遺址考古出土，表明當時稻作農業發達，手工業生產體系化，以琮、璧、鉞為代表的玉器系統達到了史前玉文化的頂峰，形成了玉禮制度。以神權、軍權、王權為特點的政教合一權力體制，顯示良渚文化已形成複雜的等級社會，以古城都邑和水利系統為代表的大型工程，表明良渚文化已具備早期國家的特徵。
良渚文化時期，石質工具種類多樣，包括斧、錛、鑿、刀、鐮、犁、紡輪等。有趣的是，石鐮中的左利現象，良渚先民是用左手拿犁的。石質工具也作為象徵用的禮器，以石鉞為主，其型態、質地和數量顯示嚴格的等級區分：有用於平民墓地和貴族墓葬的不同。玉紡輪的出土，顯示擁有者具有較高的身分和等級。出土的陶器種類繁多，製作精細，反映了良渚社會的精緻生活。貴族使用的禮儀陶器多有紋樣、朱漆或彩繪的裝飾。良渚出土的玉器不僅種類多，且非常豐富，不可思議的琢紋精細，在1毫米的寬度內可以刻畫5道線條，且互不重疊。良渚也出土了嵌玉漆器。
良渚有最早的攔洪水壩
良渚古城距離周圍山體均為2公里左右，內城的營建充分利用自然山體，逐漸形成宮殿區、內城、外城的三重向心式結構。古城周邊分布著規模宏大的水利系統和可能與天文觀象測年有關的瑤山、匯觀山祭壇墓地。良渚出土顯示，當時已有宮殿的建築，土台夯土規模和建築體量巨大，房屋四周圍有簷廊，室外有鋪設木板的戶外活動面。良渚的水利工程尤受矚目，包括規模宏大的山前長堤，平原低壩，谷口高壩等。11條水壩組成的良渚古城周邊水利系統，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攔洪水壩系統。
良渚時期，水稻田的分布很廣，顯示稻作的成熟。美人地遺址出土的植物種類有葡萄、菱、李、桃、葫蘆。其中葫蘆後代以為來自西域！
雖然，未見文字，但刻畫符號的表意則顯示原始文字的雛形。
良渚社會分四個階層
良渚時期的社會階層分為四個：最上層的是王和王族，掌握神權和軍權，隨葬器為玉鉞和玉琮；第二階層是貴族，掌握軍權，隨葬器為玉鉞和玉琮，僅次於王和王族；第三階層是工匠和武士，他們是手工業管理者和兼職戰士，多隨葬石鉞；最底階層是平民，僅有少量隨葬品。但沒有奴隸階層。
出土玉器上的神徽顯示良渚社會的宗教信仰。神徽上部是頭戴羽冠的人像，中間是圓眼獠牙的猛獸面目，下部是飛禽的利爪。透過浮雕、透雕、陰刻的技法，將一個或多個神人或多個神人獸面紋刻劃在玉器上。神人獸面紋有多重表現方式，如以淺浮雕凸出神人和大羽冠、獸面的眼鼻嘴，再以陰線表現冠上的羽狀紋及神人和獸面的細部，在周圍刻劃出神人的上肢和獸面的下肢。
多年來，因為有甲骨文的實證，人們一般以為有文物證明的中華文明始於殷商時期。近年在山西襄汾陶寺（距今約4200年前），發現了表明有觀測天文作用的「觀象台」遺址，並被推測為堯時期都城平陽的所在。此外，在陝西石峁遺址（距今約4000年前）發現了數目龐大的珍貴玉器和石雕，改變了人們對中國早期文明格局的傳統認識。隨著良渚古城的考古發掘，中華文明5000年的歷史得到了明確，人們也正一步步揭開中華文明的起源風貌！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