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近來國民黨內初選戰況激烈，不禁想起1948年行憲後第一次在南京舉行的總統、副總統選舉，曾因多人競爭副總統而引爆政爭，蔣中正甚至在當選總統後次日即想請辭下野。
1948年，國民大會代表推舉蔣中正參選行憲後的第一任總統，但4月1日蔣中正與親信張群研究推胡適參選總統，但五天後的國民黨中常會依舊推蔣中正競選，不願意支持黨外人士擔任。蔣中正5月20日就任總統後，卻因國民黨內各勢力的紛紛擾擾，感到非常灰心，頓生請辭下野之心。
就職隔日蔣就不想幹了
根據蔣中正總統事略稿本（下稱事略稿本）1948年5月21日，蔣就任總統隔日因陳立夫與張群的政爭感到非常憤懣而心生辭職之念，宋美齡與蔣經國力勸蔣中正相忍為國，否則前方官兵心理必動搖，後方經濟必崩潰，但蔣中正仍認為有辭職的必要。
當南京忙著舉行國民大會，準備由國大代表推舉總統、副總統之際，國共內戰並未絲毫停歇，共軍在西北地區圍攻臨汾，前線軍情緊急，國防部參謀次長劉斐 4月13日呈報空投救濟臨汾守軍情形，以及擬覆守軍電報稿，蔣中正14日見該文件憂心前方官兵處境，又不滿劉斐延誤軍機，批示此稿太遲，不必再發，關於此等急電求援之電應即到即覆，不得如此延宕。
軍政情勢交迫蔣心力交疲
從事略稿本可看到蔣中正對國民黨政治人物輕忽內戰情勢，在南京忙著彼此爭權奪利感到痛心。蔣中正5月29日與陳誠會面，本要討論黨團人事問題，但他難掩對政局的失望與不滿，對陳誠說，中央委員只顧爭權，對大敵當前毫不在意，革命至此悲慘極矣。蔣中正早就看出國民黨腐化的病灶，很可惜的是，他始終沒有拿出霹靂手段，推動國民黨的改革，一年之後共軍渡過長江，攻入南京、上海，國民黨政權氣數已盡，只能逃到台灣。
也許外界以為蔣中正合法當選總統，君臨天下，統領百萬大軍，必定是不可一世，然而，從事略稿本中所看到的蔣中正，卻不是一位眷戀權力的人，因此他謙辭競選總統也就不令人意外，但國民黨派系林立，三青團、桂系、CC派、政學系等，黨同伐異，更讓蔣憂心如焚。
副總統選舉引爆政爭
當時參選副總統的有李宗仁、孫科、程潛、于右任、莫德惠（無黨籍）、徐傳霖（民社黨）等人。出現這種多人競選副總統的情況，實因最初蔣並無強烈意願競選總統，後雖接受國民黨提名，卻始終沒有指定副總統由誰參選，這或許是蔣中正避免偏頗黨內某方勢力，引發國民黨內鬨，但這個問題後來讓蔣付出慘痛的政治代價。國民大會經過四次投票，才產生最後的副總統人選，幕後各方勢力交錯運用所引發的政局動亂，很快就因內戰軍情緊急，造成社會經濟情況惡化、人心浮動，終至內戰一敗塗地。
根據事略稿本，4月4日國民黨中執會臨時全體大會討論通過副總統候選人自由競選，而不由國民黨提名，蔣中正仍表示不參加總統競選，可是，除了吳敬恆贊同蔣的看法外，其餘人仍推蔣參選，並將這件事情送交中常會決定。6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蔣中正競選總統。就在同一天，蔣與幕僚討論後，決定支持立法院長孫科競選副總統。
在4日國民黨決定副總統自由競選之前，蔣李二人已出現裂痕。按事略稿本記載，4月3日晚，蔣與李見面，蔣宣稱他不競選總統，希望李也停止競選副總統，兩人為此鬧僵了，蔣批評李以不惜分裂國民黨為恫嚇，蔣用「神志失常，難以理解」形容李。蔣又從陳布雷、陳立夫、吳鐵城等人處得知，如李宗仁競選副總統遇到任何阻礙，廣西國大代表將不出席國民大會，蔣氣憤地說，無恥如此，真不可救藥矣。
蔣推孫科以牽制李宗仁
蔣中正不滿李宗仁，故而思考推政治分量不下於李的孫中山之子孫科競選副總統，可是孫當時是立法院院長，李宗仁在回憶錄中引述孫的說法，副總統是吃閒飯的位子，他是現任立法院長，行憲後競選立法院長輕而易舉，立法院長比副總統有實權。在事略稿本也可看到，4月20日蔣找王寵惠、張知本研討副總統可否兼任立法院長，結論是認為不可。看來，蔣當時是非常希望孫能拿下副總統，才會思考到副總統兼立法院長這種政治操作，可惜這個行不通。
事略稿本4月13日記載，白崇禧在國民大會報告軍事時，故意說陳誠指揮東北戰事失利，製造東北國代對陳誠不滿，使事態更加混亂。
4月19日，蔣中正順利當選總統，23日進行副總統選舉，但沒有人獲得過半國大代表支持，24日舉行第二次投票依舊沒有結果，28日第三度投票還是無法產生副總統， 29日第四度投票，這次李宗仁拿下過半選票，終於當選副總統。整個過程中，蔣、李兩人嫌隙越來越大，幾乎到了無從修補的程度。事略稿本記載，李25日指使國大代表不簽到，在會場鼓譟叫囂，令大會無法進行。
李宗仁步步進逼蔣妥協
26日，蔣中正勸退孫科，安排孫科接任國民黨副總裁，孫科起先同意，後又反悔，這時蔣迫於無奈，只好與李妥協，支持李為副總統。因為蔣的退讓，使已經休會的國民大會重新開會，進行第三度與第四度投票。
蔣支持的孫科不能當選，又是國民黨派系使然，賀衷寒運作三青團票投程潛，沒有支持孫科。三青團與CC派掌控的中央黨部向來不睦，CC派支持孫科，三青團便不支持，因而壞了蔣的大事，也讓蔣對國民黨派系以私害公感到不滿。蔣也不滿陳立夫缺乏掌控與未預做規畫。
蔣憂國憂民心情鬱悶多日
事略稿本有26日蔣中正的談話，各方消息千變萬化，複雜紛繁，中共勢必會在各競選圈中挑撥離間，使國民黨內互相怨恨猜忌，無法合作。紛亂的國民黨與內戰，讓蔣毫無當選總統之喜，從事略稿本可以看到，5月4日，蔣心神抑鬱、睡眠不寧。5日失眠整夜。6日仍為政治憂慮，不能貫徹不當總統候選人的決心，以致於今日陷於進退維谷的窘境。8日與宋美齡遊湯山，沉悶抑鬱，為國家前途憂。9日精神消沉已極，甚至有萎靡不振之象。12日氣浮心懸。蔣心情鬱悶持續多日後，終於5月17日睡眠恬適，未能熟睡已有一個月有餘矣。
蔣中正心頭的國運重擔，以今日台灣政治人物的見識淺薄，可能難以想像。這也難怪就任總統隔天，蔣就想請辭下野，5月22日還找來王寵惠，研究辭職程序，王寵惠不贊成蔣下野。本來就不太想幹這個總統職位的蔣勉力為之，直到1949年1月因為內戰接二連三的失利，國府在徐蚌會戰大敗，才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壓力下，宣布下野。
事略稿本5月29日記載，蔣在副總統問題發生後心神受到打擊，看到立法院成立後，一般黨籍立委皆如脫韁之馬，不守紀律、不知黨德、廉恥道喪更是痛心。蔣歸結原因，認為是接受美國民主之累也。蔣中正71年前就感受到美式民主制度不見得適用於中國的環境，這應該是他歷經教訓後的肺腑之言吧。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韋政通(1923-2018)是著名的儒學大師，出版了30多本書。我原來讀物理，後來做半導體，不過對文史哲很有興趣，讀中國哲學時發現在當代學者中韋教授的觀點相當特殊，跟其他儒家學者不一樣，可是卻與我的想法頗為接近。2013年起，我有幸多次拜訪韋教授，讓我受益良多。
初訪：儒家思想的傳承
2013年5月，拙文〈試論當代儒家之宗教觀及其歷史使命〉在《思想》第23期發表。2013年5月28日，帶著三本拙作《我看基督教》、《科學與宗教》和《半導體的故事》及剛發表的論文，有幸去韋教授家中拜訪，向他請教。
我以前沒見過韋教授，韋教授個子不高，但聲音宏亮、態度坦誠，也非常熱情。我首先自我介紹，說我是讀科學的，對哲學是外行，不過很有興趣。當年在台大讀書的時候，曾經去旁聽殷海光、傅偉勳的課，也聽過方東美、胡秋原的演講。他說學科學的人對哲學有興趣不容易。
我說我讀過他寫的《荀子與古代哲學》、《中國思想史》、《中國哲學思想批判》、《儒家與現代化》、《傳統與現代之間》等書。他說這些都不是他主要貢獻之所在，他最有貢獻的書應該是《倫理思想的突破》，因為過去五四運動用科學與民主來批評儒家思想，在這本書中，他把科學與民主，和儒家倫理合在一起，讓儒家思想能夠與現代社會相結合。從2003年起，他每年都去大陸演講，一共有50多次，很多他的演講已經編輯成書。
韋教授原來師從牟宗三先生，後來則寫了許多與牟宗三觀點不同的著作。他說，新儒家的價值主要是在五四運動的反傳統風潮之後，特別是在1949年之後，新儒家能夠挺身而出，主張儒學的價值，在這方面有他們的貢獻。但他說：牟宗三講儒學，雖有很多著作，但也造成一些問題。
我說牟宗三批評朱子，說朱子是孔孟儒學的「別子為宗」，可是我覺得朱子對於《大學》的「格物致知」，採取了「即物窮理」的解釋，這樣的說法較有經驗論的傾向，也較有科學實事求是的精神。韋教授很同意這樣的看法，認為「別子為宗」的說法不妥。他說牟宗三也讀西方哲學，應該是贊成朱子的，但是卻走上了陸王的道路，這大概是受到熊十力的影響。
我問他為何沒有寫文章批評這種主張，他說牟宗三畢竟是他的恩人，他不忍心這麼做。我又提到牟宗三所講的「智的直覺」、「良知的自我坎陷」等概念，站在一個學科學者的立場，覺得很難接受。他也同意地說：牟先生這些主張的確很難成立。我們兩個人的觀點非常接近，因此談的很盡興。
他說：中國過去沒有民主與科學，但西方國家也是在最近兩、三百年才發展出民主與科學的，因此，過去沒有科學並不丟人，只要努力趕上就好。但是新儒家的中國傳統包袱太重，往往把儒學的地位抬得太高。在唐君毅、牟宗三生長的時代，中國有亡國滅種的危機，因此他們強調儒家思想的優點是受到時代的影響。
我大致說明了一下我在《我看基督教》和《科學與宗教》兩本拙作和儒家宗教觀論文中的立場。我認為基督教的教義是基於猶太人的歷史神話和耶穌的神蹟，這與儒家主張的「子不語怪力亂神」不合，更與荀子在〈天論篇〉的立場相反。韋教授沒有否定我的看法，但是聽他的話口，他雖然不信基督教，但他對於基督教顯然不像我持比較批判的態度。後來我讀到韋教授過世後出版的《異端的勇氣：韋政通的一生》，才知道韋夫人是信天主教的，他婚前還答應去教堂，婚後違約了，為此韋夫人還很不高興。知此情形後我才了解，韋教授保持不信教、但也不批評的態度，實在已經很不容易了。
二訪：儒家人性論
2014年11月24日，我第二次去拜訪韋教授。當年10月，我另一篇拙文〈從演化倫理學觀點整合儒家人性論的嘗試〉在《思想》第26期發表了。我在文中談到演化論主張「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所有生物最優先的考量必然是自己的生存和種族的繁衍，基本上都是自私的，這就是所謂「自私的基因」，自私當然會造成社會上的惡。但人為了種族繁衍，除了自己以外，也會照顧自己的家人，其次會考慮到其他的親屬，然後再擴大到社群、國家和世界，就像幾個同心圓一樣。因此，人性中也會有善的一面。從演化倫理學的觀點來看，人性因而是「善惡混」的，或是「善惡並存」的。這樣的解釋可以把孟子的性善論和荀子的性惡論結合起來，成為一個完整的人性。
在中國哲學史上，人性論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宋明理學把許多立論建築在人性論之上，使得這個問題影響了整個中國哲學後續的發展。如果我們採用演化倫理學的觀點，那麼儒家哲學可以大幅更新。荀子和朱子都有經驗論的傾向，朱子之所以沒有繼承荀子，而仍然隨著其他宋明理學家把孟子當作儒學正宗，荀子的性惡論應該是主要原因。如果去掉後世儒者對於荀子性惡論的顧忌，那麼荀子和朱子的思想傾向是非常接近的，而與陸王心學有著明顯的差異。在孔子之後，儒家因而可以分為孟陸王的心學，以及荀程朱的理學兩個大系。這樣的分類與西方哲學史上，理性主義(rationalism)和經驗主義(empiricism)的區分，也有很多相似之處。牟宗三提出朱子是孔孟儒學的「別子為宗」，在這種新的區分下，將不再成為一個問題。
韋教授認為：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論，說的是不同的層次。孟子說的是形上學的層次，荀子說的是經驗的層次。層次不一樣，就很難對話。不過，韋教授也同意：後來的儒家一直講性善論，所以對人性的討論並不完整。韋教授說他近幾年來都在看心理學、腦科學方面的書，就是要回答倫理學的問題。因此，他說他對演化倫理學很有興趣。
我們也談到宗教的問題。他說基督教與儒學應該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我說我不贊成這樣的看法，我認為基督教的教義與儒家思想是有衝突的。我上次來訪時送給韋教授的拙作中，有一本《我看基督教》，他拿出他為這本書所做的筆記，寫得密密麻麻，有數頁之多，這種做學問的態度實在令人欽佩。他說基督教固然是一種迷信，但是人在困難的時候，宗教也會對人有幫助。宗教裡面雖然有很多神話，但是在宗教的最高層次，應該是可以和哲學對話的。
三訪：94歲祝壽
有一些紀錄把韋教授的生日寫為1927年12月16日，於是我在2017年12月16日去拜訪他，想為他90歲生日祝壽，也帶去一本剛出版的《歷史上真實的耶穌》請他指正。韋教授說：他其實是生在1923年，16歲的時候，父親送他去上海錢莊作學徒，但他要讀書。於是瞞著父親去讀初中一年級，但因為他已經16歲，年紀太大，於是小報了4歲。我聽了以後，暗暗地吃了一驚，原來韋教授已經94歲了，可是他仍然精神抖擻，講話中氣十足，不由得讓我佩服不已。
韋教授本來追隨牟宗三，但後來在〈文星雜誌〉連續發表了六篇批評新儒家的文章，這些文章後來集成《儒家與現代化》一書。那時他一方面批評新儒家；另一方面，牟宗三也批評他鬧婚變，因為當時韋夫人還是有夫之婦。韋教授說他為了愛情，自然可以犧牲師生關係。後來，〈文星雜誌〉的蕭孟能邀他來台北。到台北的第一年沒有工作，第二年才開始有教職。他寫了批評新儒家的文章以後，牟宗三的學生把他當作叛徒，寫文章批評他。不過，他並沒有怎麼回應。在台北，他與殷海光有密切的來往，在殷海光生命的最後四年，他與殷海光幾乎每個星期都會見一次面。
歷史上他最欣賞的人是莊子和蘇東坡。在西方人中，他欣賞的是蘇格拉底和歌德。他的座右銘是「行有不得，反求諸己」。韋教授說：他正在完成一本新的書稿《韋政通教授九十文錄：不信青春喚不回》，前天剛打完字，他趕工校稿，今天把書稿印出來，希望我看後能告訴他我的意見。他還建議我最好以後不要再寫有關宗教的書了。我說我寫有關基督教的書，目的是為了要維護中華文化的傳承，現在已經寫了四本，把有關基督教最重要的議題大致都已觸及，以後應該會尋找新的課題。其實我當時心中已經想著，應該會把儒家思想的更新，當作未來探討的方向。
四訪：科學與宗教的關係
《韋政通教授九十文錄：不信青春喚不回》大多都是寫他讀書以後的感想。拜讀過後，2018年4月9日約好去拜訪他。我對於韋教授書中的看法絕大多數都是贊同的，只是對韋教授有關科學與宗教關係這一方面的論點，有不同意見。韋教授認為科學與宗教和平共存並不難，我則認為科學與有神論宗教有基本的衝突。
韋教授談到大陸目前已有10篇以上研究他的碩士論文，博士論文也有華中師範大學柳恒的《韋政通與戰後台灣儒學的轉化》。有關他的書籍已經有：尹文漢的《儒家倫理的創造性轉化：韋政通倫理思想研究》、章颷的《自由主義思想與中國傳統的創造轉化：韋政通自由主義思想研究》。韋教授談到：儒家所講的性善論，其實只說了半面人。儒家主張性善，其實只是在信仰的層次，而不是在經驗的層次。我說我前此帶來的拙文〈從演化倫理學觀點整合儒家人性論的嘗試〉，就提出依照演化倫理學的講法，人性其實是「善惡混」的。他沒有出言反對，不過也沒有表示完全贊成。
韋教授說，王船山對他的影響很大。韋教授也談到心理學在新的儒家思想中應有的重要性。他說：新儒家的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總是以信仰的態度來看哲學，講到最後，總是說儒家第一，這樣的講法需要修正。我自己覺得：儒家思想真正的偉大之處，並不在於其道德論，而在於儒學是一個不以宗教為基礎的哲學體系。孔子的不可知論和荀子的無神論，跟現代科學家的看法極為相近。中國因而是世界上唯一一個不以宗教立國的文明，遠比其他文明早熟，在歷史上，也避免了西方和其他國家層出不窮的宗教戰爭。
結語
韋教授身體一向很好，但去年8月5日不幸因車禍過世。2018年9月16日上午，我參加了在台大校友會館舉行的韋教授追思紀念會。從讀韋教授的書開始，我就欣賞韋教授的儒學觀點。跟韋教授見面之後，我更欽佩韋教授勤奮好學的精神。不幸由於意外，讓他離開了我們。韋教授，您的哲學思想已經廣傳於祖國大地，就請您放心地安息吧。
(作者係清華大學電機系榮譽教授)
迄今為止，對於近日香港「反送中」鬧劇的成因，各家各說，不一而足。本文作者最認同的是，香港回歸後沒有進行「去殖民地化」進程，遂導致今日的亂象。
對於近日香港「反送中」鬧劇的成因，各家各說，不一而足，約而言之共有四種：一曰外力直接深深捲入，英美的情報機構特別是美國的CIA公然在幕後策劃操控資助，甚至驚動了英國的首相和外相出面公開力挺，煽動民粹暴亂，妄圖破壞「一國兩制」，搞亂香港的金融秩序和社會秩序；二曰社會貧富嚴重兩極化，加劇社會矛盾，以致青年學生備受壓抑，加入遊行示威行列，借機鬧事，發洩不滿情緒。三曰香港的學術界早同西方打成一片，這批霸占香港學界講壇、主宰學生事業前途的西方師奴，教出來的學生不反共、反華、反港府當局也難。
香港未「去殖民地化」
四曰香港回歸後最大的失誤是沒有進行「去殖民地化」進程，遂導致今日的亂象。這是大陸金一南將軍5月19日在《香港回歸後竟從未進行「去殖民地化」處理！》一文的分析論斷，其要點有三：一是香港回歸祖國這些年來，只記住了「兩制」，卻忘掉「一國」；二是治理回歸後的香港，最關鍵的是「去殖民化」的工作，但長期以來有關當局一直都沒有做好；三是「去殖民化」和「一國兩制」完全是兩回事，世界上任何一個曾經被別國進行過殖民統治，重獲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國家和地區，都在進行大量、細緻的「去殖民化」工作，但香港卻是唯一的例外；回歸後香港的行政體制、司法體制、教育體制、學校教材，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金一南最後憤慨地將近年來香港街頭出現的打著前殖民地旗幟遊行的隊伍，視為「奇恥大辱」。
金一南這番卓識高論，的確擊中了問題的要害；但要指出的是，他所揭示的這些問題，當初中央不是沒有意識到到，之所以沒有大力推行去殖民地化，主要是考慮到這樣做的動作太大，可能破壞香港的和平穩定，從而影響到充分發揮香港對外開放的視窗作用，不利於實現經濟建設的總目標。例如，就是考慮到可能出現目前這種民粹暴亂的最壞情況，所以堅持必須在香港駐軍。既然事先已考慮到得失，也做了應對緊急情況的準備，就不宜稱之為失誤，而應視為在實現經濟建設總目標的進程中碰到的階段性問題。
金的這番讜論也不禁讓我想起1997年6月27日，我在紐約《僑報》發表的文章〈同心同德‧振興中華—論香港回歸中國〉，要點有三：一曰香港回歸後，港胞從此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應盡一份公民的責任和義務，與祖國同胞一心一德；二曰回歸後香港長期的殖民地化的歷史，必然發生「身在香港心在英美」的迷戀殖民統治的現象；三曰必須進行非（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進程，其突破口是修訂香港大、中、小學的教科書內容，這是長治久安的百年大計，刻不容緩的大事急事。
香港扮演腳色已今非昔比
現在看來，我當時的主張純是書生之見。因為在改革開放的國策下，為了充分利用香港本身豐厚的資金、人才、市場、經驗，以及對西方開放的特殊視窗作用，必須保持香港的和平穩定，縱令要冒一定的風險，也在所不惜。拙文強調的是思想和政治建設，因而與主流的經濟建設背道而馳！
然而時移勢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當今的中國已由鄧小平「韜光養晦 有所作為」的時代，進入習近平「奮發有為 積極進取」的經濟和政治並重的新時代。中國以「中國速度」迅速崛起為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三大軍事強國；沿海湧現了天津、青島、上海、廣州、深圳等一批世界級的新視窗，特別是上海已經躍居世界第一大港，昔日的東方明珠香港則退居為珠江三角洲地區一個地方龍頭的地位了。不但如此，在「 一帶一路」的大戰略主導下，在中西部更湧現了許多向歐洲大陸和向世界開放的陸上新視窗西安、成都、重慶、烏魯木齊、喀什、霍爾果斯等。中國已經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一個舉足輕重的引擎和極點；香港只不過是這個引擎上的一個部件而已！
在此中國全面崛起的大潮下，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間，香港昔日曾經擁有「大英帝國王冠上的鑽石」的「天上」榮耀，和全國性的特殊視窗地位，如今風光不再，淪為「人間」的一個「脊樑」，因而失落了，沮喪了！這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也值得同情，但情緒歸情緒，事實歸事實，不能混為一談；面對這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時代潮流，中央和香港當局都必須全面檢討這些年來實施「一國兩制」的得失成敗，並對基本法做出符合新形勢的必要修訂調整！
港人必須擺正自己的位置
連美國都對憲法做了27次的修正，難道香港基本法不能改？時也勢也。現在是修改、調整基本法的時候了。金一南和筆者20多年前提出的大力推行「去殖民化」進程，不失為端正這些年來「輕一國」、「重兩制」嚴重失衡的入手之方，值得有關當局研究酌情採納。
質言之，放眼當前中國、東亞與世界的經濟和政治大格局，香港在改開初中期具有的殖民剩餘價值已遠非昔比，當初所起的全國性特殊視窗作用的氣數已盡；有鑒於此，現在是港胞認清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所處的海疆邊陲彈丸之地的地緣現實，擺正自己的位置，端正一向以高等文明華人自居的狂傲買辦心態，斬斷殖民殘餘的辮子，老老實實作為一個中國公民，以免香港淹沒在浩浩蕩蕩的時代洪流中！
(作者係旅美體制外歷史學者)
7月3日《華盛頓郵報》發表了一封給川普和國會議員的百人聯署公開信，題為〈中國不是敵人〉(China is Not an Enemy)。從這封信簽署人數眾多，且網羅了各界菁英可以說明，華盛頓其實未必有與中國為敵的共識。
公開信由麻省理工學院政治系教授傅泰林(M. Taylor Fravel)、前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J. Stapleton Roy)、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史文(Michael D. Swaine)、前美國國務院代理亞太助理國務卿董雲裳(Susan Thornton)和哈佛大學榮譽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等5人執筆。並有其他95位美國的「中國通」連署，其中包括前美國在台協會(AIT)理事會主席卜睿哲、AIT台北辦事處處長包道格共100人。他們來自學界、外交界、軍界和企業界，其中許多人專業生涯重心都放在亞洲，尤其是中美關係上。
公開批判美國對華政策
公開信開宗明義寫道：「我們非常擔心美中關係日益惡化，這樣並不符合美國或全球利益。儘管北京近來的行為讓我們憂心忡忡，也認為需要給予強而有力的回應，但我們也認為，美國的許多作為才是雙方關係急轉直下的直接原因。」
公開信提出7點主張，表達了100位專家學者的共同看法，提出了當前美國對華政策的問題，以及更有效的美國政策的基本要素。
（一）中國近年來的行為令人不安，對世界構成嚴重挑戰，美國需要堅定有效地回應這些挑戰，但當前美國的對華政策根本上卻會適得其反。
（二）我們不認為北京是經濟敵人，或對美國構成國家安全方面的生存威脅，需要全面與之對抗。另外，中國並非鐵板一塊，其領導人的觀點也非一成不變。很多中國官員和菁英都瞭解，與西方保持溫和、務實和真誠合作的關係符合中國的利益。華盛頓與北京對立的立場削弱了那些聲音的影響力，對強硬的民族主義者有利。如果在競爭與合作之間達到適切的平衡，那麼美國的作為，就可以增強那些支持中國在世界扮演建設性角色的中國領導人的力量。
（三）美國視中國為敵，並試圖讓中國從世界經濟脫鉤的舉措，只會傷害美國的國際角色與聲望，並損害所有國家的經濟。美國的反對無法阻止中國經濟繼續擴張、其企業在國際市場占有率繼續提高，以及中國在世界事務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更有甚者，美國無法大幅拖慢中國崛起的速度而不傷及自身。如果美國向盟友施壓，令其將中國視為經濟和政治敵人，那麼美國與盟友間的關係將被削弱，到最後，被孤立的將是華盛頓而非北京。
（四）對中國可能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領袖的擔心，真的有點過頭了。絕大多數其他國家對這樣的前景不感興趣，目前也不清楚，北京本身是否認為這一目標是必要、或可實現的。美國最佳的回應是和盟友及夥伴合作，創造一個更加開放、繁榮的世界，同時向中國提供參與的機會。致力於孤立中國，只會削弱意圖發展更人道且更包容社會的那些中國人。
（五）中國立下了於本世紀中葉成為世界級軍事強國的目標。但它要成為全球支配性的軍事力量仍面臨莫大的障礙。永無止境的軍備競賽，並非最好的回應，藉著與盟友合作維持威懾力，才是更明智的政策。
（六）北京正尋求削弱西方民主準則在世界秩序中扮演的角色。但它並不尋求推翻現行秩序下重要的經濟及其他領域的規則；實際上，中國本身在數十年裡也從其中獲益。確實，中國的參與對國際體系的存續，就像氣候變遷的共同問題來說，至關重要。美國應鼓勵中國參與新的或修正過的國際制度，其中新興力量可以有更大的聲音。以零和的方式處理中國的角色，只會鼓勵北京要麼脫離現有的體系，要麼支持國際秩序的分裂，這會傷害西方的利益。
（七）總而言之，成功的美國對華政策必須聚焦於創造與其他國家間可持續的同盟，對經濟和安全目標提供支援。它必須基於對中國的看法、利益、目標和行為的現實評價；美國及其盟友的資源與其政策、目標和利益的準確對接；以及投入更多資源加強美國發揮模範作用的能力。說到底，美國必須重塑其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參與競爭的能力，與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通力合作，而不是推動適得其反的主張、削弱並遏制中國在世界的參與。這樣才能實現美國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推翻華府有反中的共識
公開信發表後，陸陸續續有更多專家學者加入連署。公開信的連署人認為，從這封信簽署人數眾多，而且網羅了各界菁英這一點可以清楚說明，華盛頓並不存在著一個支持與中國全面為敵立場的共識。有人認為，公開信連署人多是年紀偏大的專家學者，並不能代表美國年輕人的看法。但認為年輕的專家學者會對中國採取更敵對的立場，也站不住腳。民意調查顯示，29歲以下的美國人實際上對中國更為友善。年長的專家學者是因為見識了中國這幾十年的變化，因此瞭解中國，但年輕世代隨著時間的推移對中國有更好的瞭解。
中美應密切交流和平發展
中美建交40年，古人說40而不惑，但無可諱言的是，中美關係來到了艱難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需要兩國政府高瞻遠矚的思慮、專家學者的深入討論，以及雙方民間更密切的交流。
公開信匯集了連署人的真知灼見，代表較為客觀、理性、包容的聲音，對於那些偏執、狂熱、零和的主張，可以說是有理、有力、有節的回應，可以作為進一步討論的基礎。更希望政府決策能引以為鑒，中美兩國能免於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世界可以和平發展。
（作者係美國政治評論員）
川普之所以會把單邊貿易保護主義當作美國對外的經濟國策，主要是21世紀以來，「中國震撼」(The China Shock)及「對華貿易吃虧論」盛行，正由於美國有這一民粹主義基礎，川普才敢於放膽發動大規模對華貿易戰。
川普主政以來，在對外經貿關係上，向所有盟友頻頻展現刺蝟般的動作，先是迫使鄰居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談判取代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又與日本和歐盟在摩擦中啟動雙邊貿易協定談判，與中國貿易談判過程更多次以加徵關稅要脅，最近還取消了對印度等國的普惠制(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關稅待遇。這一連串張牙舞爪的作為，和上世紀美國在世界舞台高舉貿易自由大旗、推行經濟自由化的傳統形象大相徑庭。
「中國震撼」帶來恐慌
中國是在世紀之交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美國國會旋於2000年10月通過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NTR: 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地位，從此大量中國製造的商品湧入美國，中國經濟迅速崛起，在短短10年間，從全世界第6大經濟體(2000)，躍升成為超越日本的第二大經濟體(2010)。
就在中國崛起的同時，美國自1965至2000年間長期維持1,800萬左右的製造業就業人數，在2001-2007年間大幅減少了18%；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危機後，美國經濟景氣復甦遲緩多年，國民所得不均惡化，對外貿易赤字持續擴大，尤其近年來對外貨物貿易逆差，有幾乎高達半數出自於對華貿易。
最早論證美國對華貿易「吃虧」的是川普政府現任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2011年時任教於加州大學的他在《中國致命》(Death by China)一書裡指出，中美貿易不平衡的背後是兩國企業之間存在不平等的競爭條件。2013年三位歐美頂尖經濟學家在《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發表〈中國癥候群〉(The China Syndrome)論文，敲響了「中國震撼」(The China Shock)的警鐘。
「中國震撼」主要是指中國輸美商品激增，肇致全美製造業就業率劇減四分之一；也同時引起非製造業實質工資水準明顯下降；平均家庭所得急劇減少，觸發各種社會福利體系轉移支付激增，加劇各級政府的財政負擔，也降低了全美國勞動參與率。該論述還包括智慧財產權攫取、人民幣匯率操控、產業政策補貼等，都一一成為今天中美貿易爭端的焦點課題。
美改採單邊保護主義貿易
在1980年代初雷根當政時期，美國等西方國家致力於GATT推動零關稅、零壁壘為目標的「貿易自由化改革」，並推銷先進國家的智慧財產權、勞工權益、環保標準，以改善先進國家單邊開放國內市場、單向承受全球化競爭衝擊的格局，實現各國產業之間的對等競爭地位。由於多邊機構的共識原則和一票否決制，若干開發中國家不願放棄多年享受的單向普惠既得利益，並抗拒由WTO在全球實施先進國家的勞工權益和產業規制標準，這使得WTO改革難獲進展，也造成美國對多邊機構失去耐心，開始針對外經貿政策進行調整和轉向。
歐巴馬任內，美國啟動多個雙邊和多邊談判，重新規劃經貿規則，組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等。川普掌政後則把美國對外經貿政策從「多邊自由貿易」，轉進為「雙邊對等貿易(reciprocal trade)」，甚至改採「單邊保護主義貿易」。在國際經貿上，為了迫使交易夥伴/對手接受「公平對等」原則，美國單方面取消了普惠制待遇，改用雙邊談判，而根本放棄了跨國多邊機構，甚至以加徵高關稅等懲罰性手段施壓，以達成捍護「美國優先」
美中貿易戰與美大選相關
中國2018年對自美國進口的農產品實施報復性關稅，對美國農民造成重創，而美國農民正是川普2016年勝選的重要力量，因此，可以預期他在2020年大選中仍會高舉關稅政策大旗，彰顯對華的強硬立場。
川普與習近平6月底在日本達成共識，讓美中重啟貿易談判，主要關鍵在於川普承諾暫停對中國產品徵收新一輪關稅，放鬆對華為的限制。川普的幕僚認為，放軟施壓的力度，有助於美中談判再度開展，即使美中談判可能會持續到2020年，但川普仍可把對中國發動貿易戰一事，作為爭取2020年連任的王牌。
目前，民主黨人也支持美國應該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但認為川普的對華戰略存在許多潛在弱點。首先，川普並沒有落實他在2016年競選時要對付中國的所有承諾，包括沒有宣布中國是匯率操縱國，並且在動用高關稅壁壘戰政策的同時，卻經常對習近平大加稱讚。
其次，川普雖堅稱關稅壁壘戰未影響到美國消費者，並已提供受影響的農戶數百億美元的補貼，但倘若2020年美中之間仍沒有達成協議，而且高關稅加徵措施仍在實施，則不少搖擺州，包括2016年支持川普的愛荷華和賓夕法尼亞州，到了2020年很可能會轉為支持民主黨人。
美視中為「經濟戰略敵人」
美國對外經貿政策從35年前的「多邊自由貿易」政略，轉進1990年代的「雙邊對等貿易」，再轉為川普的「單邊保護主義貿易」。從美國社會普遍被「中國震撼」看來，「單邊保護主義貿易」在2035年前都不可能有所改變，換言之，美國會繼續以「經濟戰略敵人」對待中國，而美中和戰的態勢變遷也必然會大大影響世界經濟發展成長的走勢。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
國稅局最近公布，2017年計有630.96萬戶申報綜合所得稅。按家庭申報稅額高低分成20等分來看，所得最低5％的家庭平均所得收入僅4.2萬元，與所得最高5％的家庭平均所得476.3萬元比較，差距竟達113.4倍，創下歷史新高。
如果更進一步觀察歷年以來綜合所得稅申報戶的資料，2005年平均所得收入最高的5％與最低的5％的差距，僅有55.1倍。10年之後的2014年，首度突破百倍，達到109.7倍，之後逐年擴大，近幾年來均維持在100倍以上。說明台灣社會貧富差距，已經從10餘年前中產階級減少所呈現的「M型」化，逐漸轉型為朝向集中少數家庭所呈現的「L型」化，顯示台灣家庭平均所得收入的差距越來越大。
低底薪拉低整體薪資水準
歸納其原因，乃是薪資成長的速度難以追上經濟成長的速度。誠如許多學者專家指出，從1990年代初起，台灣產業結構開始轉型，在轉型的同時也引發了就業型態的變化，造成台灣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近年來面對全球經濟競爭與產業結構調整，許多廠商在追求維穩經營及因應景氣惡化的風險考量下，採取「低底薪、高獎金」制度，無形中也拉低了整體薪資水準。
此外，則是增加許多臨時或派遣工，由於這類工作型態上很不穩定，尤其薪資所得微薄，其收入僅能勉強餬口，根本無力支撐一家生計。
薪資成長不及物價上漲
另一方面，薪資成長幅度趕不上物價上漲幅度。2001年迄今，台灣經濟除了2009年受到金融風暴衝擊之外，平均維持3%以上的成長；但是，依據主計總處今年2月公布2018年受僱員工薪資統計，每月平均經常性薪資40,980元，年增2.57％，是近18年來的最高增幅；如果加上年終獎金、加班及其他酬勞，每月平均薪資再創新高達到51,957元，年增3.94％。不過，上述每月平均經常性薪資扣除物價上揚幅度之後，每月實質薪資平均僅有38,235元，不及2001年水準。也就是說，台灣實質平均薪水倒退了17年。
相對此一期間，國際原物料價格大幅走高，使得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一成以上，這意味著，薪資成長的幅度難以追上物價上揚幅度，最後被迫陷入貧窮循環，而成為近年以來受薪家庭揮之不去的夢魘。
坦然言之，台灣社會多數家庭所得收入來自薪資報酬，若薪資未能隨著經濟成長有所增加，則代表一般家庭的所得收入減少。這情形嚴重影響民眾日常的消費行為，尤其中低收入貧窮線下的家庭甚至需要透過政府擴大救助來維持生計，如果擴大延伸將接近貧窮線的家庭納入統計，貧窮家庭數量會更加可觀。
教改未協助中低收入子女
不可否認，長期以來我們認為，若要這些中、低收入家庭子女未來能擺脫貧窮的環境，除了勤奮努力工作之外，必須接受完整的教育，始能擺脫貧窮的宿命，這是公認的不二法門。然而，近年教育制度改革，並未有效協助中低收入家庭子女獲得上進之路，反而讓富裕家庭的子女有更佳的就讀機會。這可以從設備、資源較不足的私立大學之學生結構，大多是來自中低收入或勞工家庭子女，獲得證明。
來自弱勢貧窮家庭的子女為了繳納高昂的學雜費、生活費負擔，必須不斷打工，俾以輕減家庭經濟的負擔，但他們讀書的時間比富裕家庭子女少很多，這使得他們難以培養出未來應付職場的知識與競爭能力，更別奢求有翻身的機會。
贏者獨享比重日益增加
換句話說，近年來隨著經濟結構快速變化、產業技術大幅進步，台灣社會中贏者獨享的比重日益增加。如何透過政府政策的調整，促進社會資源分配符合公平正義，達到擴大「贏者圈 (winners’circle)」以擺脫貧窮化，是至為迫切且無法迴避的挑戰。其中，政府除了可以透過各項移轉支出措施，降低家庭貧富的差距外，更應該採取有效就業創造措施，這些包括致力於傳統製造業的轉型，以及加強推動服務業的升級；尤其必須排除市場進入的障礙，藉以促進民間投資，進而創造就業機會。
不可否認，目前台灣社會貧富差距所衍生的家庭貧窮循環問題，其實是1980年代後，經濟自由化洪流、產業全球化浪潮之下的一環。近年來「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許多成員國已經開始重視此一議題，同時透過政策擴大「贏者圈」，藉以擺脫社會貧窮化，俾讓自由化、全球化所帶來的經濟效益與成果，並非由少數的贏者獨占，而可由多數民眾共享。
因此，面對2020年大選即將來臨，我們希望朝野政黨均能以宏觀的心態面對此一事實，別讓台灣社會貧富差距更加惡化。經濟成長是硬實力，民眾幸福感是軟實力。這些均為老生常談、陳年舊案，卻又是促進台灣經濟永續發展的關鍵。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日本自7月4日起針對出口至南韓的三項半導體關鍵電子原料進行管制，嚴重影響南韓的半導體產業發展，連帶拖累其經濟成長；而台灣半導體業者短期可望在日韓貿易戰中受惠。
G20大阪峰會甫落幕，日本經濟產業省7月1日宣布，自7月4日起對出口至南韓的含氟聚醯亞胺(Fluorine Polyimide)、光阻劑(Resist)及蝕刻氣體(Etching Gas)等三項半導體關鍵電子原料加強管制，掀起日韓貿易戰。
南韓總統文在寅於7月10日向三星電子、SK集團、現代汽車和樂天集團等約30家公司的高管表示，日本瞄準南韓經濟以獲取政治利益，與日本的對抗可能曠日持久，當前形勢是「前所未有的緊急情況」，未來不排除祭出反制措施；同時也研議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控告日本。雖然，雙方於12日在東京舉行課長級工作會議磋商，但短期應難化解衝突。那麼，日韓鷸蚌相爭對台灣半導體有何影響？
日韓貿易衝突導火線
此次日本的原料輸出限制令，被外界認為係針對日韓之前的徵用工歷史問題，所採取的經濟報復。詳言之，南韓法院於去年底判決，每家涉及徵用工的日本企業皆應賠償二戰期間在該公司服勞役的南韓徵用工每人1億韓元；同時，訴訟律師團還向法院申請凍結這些日企的在韓資產。日本政府與企業則認為判決違反1965年所簽署的「日韓請求權協定」，因而感到相當不滿。
另據富士電視台報導，南韓在過去4年間發生156起可轉換為武器使用的戰略物資不法出口的弊案；基於安保，管制半導體原料出口有其必要。甚至擬將南韓由安全保障友好國家的「白色名單」除名；然而，安倍挑起日韓貿易戰，其實也是一場科技戰，他自己也「川普化」了。
南韓經濟將雪上加霜
據悉，氟化聚醯亞胺及氟化氫屬於半導體關鍵原料；前者為智慧手機面板材料，後者則為蝕刻晶圓材料，且日本全球市占率分別為9成及7成，南韓很難找到替代進口來源。因此，日本的出口管制將重創三星電子(Samsung)的可撓式面板與7奈米晶片等下一代產品，也衝擊晶片大廠SK海力士及LG等面板廠軟性OLED的出貨量，對南韓出口及經濟成長影響甚大。
據韓聯社報導，有59%的半導體相關中小企業表示，若日本政府持續出口管制，企業經營將難以撐過6個月；再者，南韓手機大廠若因日本管制失去原料補給來源，最嚴重可能牽動智慧型手機今年在全球供應鏈的生產進度。現代汽車、三星電子、樂金電子（LG）等三大企業的年營收總額，占南韓年度經濟產值的2成。三家公司去年獲利銳減已削減對數千家國內上游廠商的訂單。特別是華為風暴已讓三星Q2獲利腰斬，如今又遭原料管制影響，其獲利勢必再下降。
南韓曾於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瀕臨破產後振衰起蔽，扭轉劣勢；另自2004年與智利簽定自由貿易協定(FTA)後，至今已陸續與全球54個國家簽了15個FTA；截至目前，南韓藉FTA拓展的「零關稅」市場已占全球GDP的77%，貿易覆蓋率逾8成。
去年，南韓人均正式突破3萬美元；但文在寅於選前喊終結財閥，不僅當選後難以落實，還因此削弱南韓的競爭力，也埋下了經濟衰退的種子。加上受貿易戰影響愈趨顯著，南韓出口和投資同時下滑，導致今年第1季經濟成長率僅1.8%，遠低於去年同期的2.8%；面對經濟下行，加上貿易戰的影響，南韓遂展開匯率貶值以緩和經濟下行的衝擊。但6月出口受美中貿易戰影響減少13.5%，已連續第7個月下滑，為3年來最慘；如今又遭日韓貿易戰的衝擊，更糟的狀況是可能演變為持久戰，則對南韓經濟恐是雪上加霜。
台廠半導體有望受惠
眾所周知，台韓在貿易上一直是競爭對手，特別是半導體及面板產業競爭尤為激烈。日韓掀貿易戰，日本對南韓實施半導體原料出口限制，將衝擊韓國廠商發展極紫外光(EUV)7奈米邏輯晶片的技術，三星的晶圓代工事業擴張可能因此受阻，台廠半導體化學品、記憶體製造族群在短期應可獲轉單效應；另台積電在7奈米製程與晶圓代工市占率更加鞏固。
台灣半導體從上游的IC設計、中游的晶圓代工到下游的封裝測試有完整的供應鏈；2017至2018年台灣上中下游半導體產值均有不錯的成長表現（如表1所列）。預估2019年半導體產業產值可達新台幣2.64兆元，市占率達20%，優於全球平均水準，並有望超越韓國，重回全球第2名。此外，台灣半導體產業有著專業分工，尤其在晶圓代工的產值更是位居全球第一，市占率約7成；IC封測產值亦是全球排名第一，市占率約5成。
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預估，今年全球原始設備供應商(OEM)的半導體製造設備銷售金額將減少18.4%；不過，台灣逆勢大幅成長，將從南韓手中奪下全球最大設備市場寶座，以21.1%的成長幅度位居全球第一、中國大陸居次、南韓第三。但明年情勢可能有所改變，前三名依序為中國大陸、南韓和台灣。有鑑於此，半導體產業未來發展方向應積極投資人工智慧、物聯網(IoT)、5G無線通訊、智慧機械、車聯網、自駕車、VR/AR、高效能運算、軟體及網路服務等8大領域，而未來智慧物聯的多元應用，才能有效延續成長動能。
雖然，台灣半導體業短期可受惠日韓貿易戰，但長期而言，日本的原料管制也足以釀成整體供應鏈的混亂，不確定性加劇；又因台廠在供應鏈中偏向中下游；一旦上游出問題，中下游必遭波及，實不容小覷。另一方面，也要慎防台日的核食進口及漁業爭議使台灣成為日本下一個制裁的對象。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
今年6月俄羅斯與中國簽署了30項商業合同，其中包括與華為公司的5G高科技合作。西方觀察家均認為，俄中的加速接近應與美國不斷施壓有關，兩國不排除建立一種暫時性的同盟。
今年6月是二戰盟軍登陸諾曼地75周年紀念，美、英、法等各國領袖，甚至連戰敗國德國總理梅克爾均受邀出席盛會，然而，真正打敗納粹的主要盟國，俄羅斯總統普丁，以及在二戰中做出重大犧牲的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卻另在莫斯科舉行峰會。難怪《華盛頓郵報》表示，今天世界彷彿又成為東西對峙的兩個集團。而觀察家認為，這種對立情勢的形成，美國實難辭其咎。
美國逼使俄中愈走愈近
蘇聯率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記憶猶新，近年兩國領導人均強調俄中關係具有戰略性質，最近習近平亦向俄媒體表示，普丁是其「最親近的外國同事」，也是他「最知心的友人」。因此，美國一再施壓，反而有助於俄中關係進一步加強，特別是華府對莫斯科經濟制裁施壓的同時，又強迫北京在貿易上大幅讓步，甚至干涉中國的主權。
朝核問題上，俄中主張應以政治和外交手段解決，並反對以武力攻擊伊朗，堅持依據六國協議來處理伊核問題。此外，俄中並就敘利亞和委內瑞拉問題交換意見。近年不少俄中問題專家一再呼籲兩國結盟，共同對抗美國及其盟友的壓迫。過去史達林曾與毛澤東結盟，後因彼此有矛盾而解體，主要係因兩國均不願對外關係受到限制，難怪北京至今並未承認俄羅斯合併克里米亞，而莫斯科也未支持中國對南海、東海的主權要求。19世紀英國首相帕馬斯頓(Henry Palmerston)曾言：「英國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
事實上，俄中在亞洲雖有共同利益，但最近促成雙方接近的主要原因，卻是美中貿易戰，以及美國對俄羅斯發起的大規模經濟制裁，在這些原因下，習近平與普丁才強調雙方合作已達到新水平。駐北京著名政治觀察家馬卡耶斯(Bruro Macaes)就公開指出，如果華府持續向俄中進行挑戰，將無法排除俄中的合作，甚至雙方有建立暫時同盟的可能性。
戰略形勢的改變
（一）兩面作戰的戰略
西方媒體過去一再渲染，俄中合作之目的是想建立一個軍事同盟，此同盟將是歐亞大陸最大的軍事力量，甚至可能成為21世紀國際關係的軸心。美國《國家利益》期刊表示，俄中兩國領袖建立的戰略體系對世界影響深遠。「彭博社」專家則認為，近年俄中在經濟與外交領域合作，顯示兩國正發展軍事同盟，為遏制並打敗俄中聯盟，美國國防部必須加速研究新的戰略。
目前華府正加強其在東歐的軍事部署，除增加軍力和人員外，並在積極進行反導系統的研發。美國地緣政治專家、戰略評估中心主任布蘭德(Hall Brands)及前北約歐洲武裝部隊總司令史塔瑞迪(James Staridis)均認為，目前美國與其歐洲盟邦根本無力抗拒俄中聯盟，因此華府必須發展能同時對抗兩國威脅的策略，但因近年世界情勢的改觀，以及國際恐怖主義的興起，白宮放棄這項兩面作戰計畫。
普丁在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上表示：「俄羅斯不會與中國建立軍事同盟，但我們是戰略盟友，我們的合作並不針對第三國，主要是與合作夥伴共同追求更大的利益而已。」他並以2018年俄中貿易突破1千億美元為例，強調俄羅斯希望能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多國發展合作關係。
（二）軍事合作層次升高
近年俄中軍事合作已達到一個新水平，兩國不僅定期舉行不同形式的聯合軍演，雙方的參謀本部也經常進行直接對話。2018年「東方軍演」(Восток-2018)是近年俄中最大規模的一項聯合軍演，俄方動員兵力達30萬，中國亦出動3,200名官兵參加。今年4月23日，俄國戰艦參加了中國海軍建軍70周年的海上分列式。7月13日，解放軍也出席了俄軍的戰技競賽(Ар МИ-2019)。
西方媒體和專家均認為，俄中接近主要是由於美國的遏制，這種情況與冷戰時期，俄、美、中三角關係非常相似。1989年以前，中國與蘇聯對國際問題的看法根本南轅北轍。但1990年中期，俄中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後，兩國同意不再為意識形態問題做無謂之爭。經過10年認真討論，到2000年初，兩國邊界問題獲得解決。2001年成立「上海合作組織」，成為俄中合作及區域穩定的基石。
俄外交部官員表示，現今美國最大的戰略目標是促使俄中關係分裂，為此華府不擇手段進行破壞和分化。美國及國際政治觀察家都認為，俄中接近並不代表美國沒有與俄羅斯交往的機會。6月27日在出席大阪G20峰會上，川普即分別與普丁、習近平會晤。
（三）經貿合作的增加
聖彼得堡峰會上，俄中簽署了30項，包括與華為公司5G合作在內的各項商業合同及協議。2018年兩國貿易成長24.5%，突破1千億美元大關，主要是由於俄羅斯向中國的能源出口大幅成長。俄國媒體指出，最近中國企業受到美國制裁，已開始考慮向俄羅斯轉移。中國也是俄羅斯主要的貿易夥伴，目前俄中貿易量已超過俄羅斯與歐洲及美國貿易的總量。不過，俄羅斯的經濟能力占世界貿易總量的比例不大，中國對俄出口僅占其對外貿易總量的1.9%。
俄羅斯高等經濟學院資深教授卡爾波夫認為，俄中貿易一直在持續成長，但中國對俄國直接投資，卻因數據資訊來源不同，而且中國又有許多離岸公司，因而出現100至400億美元的巨大差距，但中國對俄國的投資量不如兩國貿易成長量則是事實。目前中國對俄投資主要是石油、天然氣、木材等領域。此外，俄中在農業方面還有若干合作項目，但由於中國希望使用本國的生產技術和勞力，因而很難為俄方接受。卡爾波夫強調，今年中國的中小企業擔心遭到美方制裁，因此向俄國投資非常謹慎。
（四）科技聯盟的建立
俄羅斯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羅曼諾夫表示，目前俄中雖不需要建立同盟關係，但極有可能出現一種新型式的同盟，也就是科技、金融、資訊合作的聯盟，其中並包含人工智能(AI)和5G的應用，未來極有可能出現一種新型的歐亞科技聯盟，其主要基礎就是中國的電訊科技。此聯盟的對手是北約及美國在亞洲的盟友，主要使用的是美國數據和傳輸系統。因此，中國與俄羅斯根本不需要聯盟，只要發展新科技項目和獨立的工業生產，便足以抗拒西方集團的壓力。
在21世紀，國家相互依賴是國際安全的主要基礎，但這種相互依賴卻成為各國的負擔，譬如有些國家不願太依賴俄羅斯的能源，而有些國家又不願購買太多中國生產的消費品，中國則憂慮向美國過度採購晶片生產手機。因此，近年強國的目標是積極發展新型的金融體系並成立科技聯盟。這類聯盟的影響力，甚至將超過20世紀國際間的軍事同盟，最近俄中科技公司簽署的各項協定，就包括最近遭美國制裁的華為公司在內。
結語
近年俄中加速接近，實與最近美國的極限施壓有關，如果華府繼續採取打壓策略，俄中不排除有成立暫時同盟的可能性，屆時美國國防單位必須重啟兩面作戰的準備。最近華府承認俄羅斯也是「西方文明」的一份子，企圖拉攏莫斯科，川普並主動與普丁通電話，國務卿蓬佩奧在「北極理事會」結束後，更匆匆趕往索赤與俄國外長拉夫諾夫會晤，G20峰會期間川普又分別要求與俄中兩國領導人見面等事實，顯示華府似已開始修正其外交政策路線。
普丁一再指出，俄中兩國無意建立任何形式的軍事同盟，最大的目的只是想追求共同的利益而已。羅曼諾夫也表示，目前俄中想建立一種科技、金融及資訊合作的新型聯盟，這種聯盟方式，足以抗衡由美國所領導的那種20世紀老式軍事同盟。6月上旬習近平訪問莫斯科時受到俄方熱烈接待，充分顯示俄中正在尋求建立這種與過去截然不同的聯盟及合作方式。
(作者係前駐俄羅斯資深外交官)
美國率先以「國安」理由，對中國掀起貿易戰，至今膠著難解，G20宣言打造自由公平貿易體制，言猶在耳，日本竟也以「國安」藉口，對南韓管制出口，混戰擴大、盟友隨時反目，在這個連鎖報復蔓延的世界根本不會有贏家。
由於20國集團(G20)國際經濟合作論壇過去在解決經濟危機上頗具成效，現又正在進行美中貿易戰，因此6月28-29日在大阪的G20峰會備受矚目，日本首相安倍也想引領議題，扮演好各國間「橋樑」的角色。惟這次雙邊會談似乎比團體會議更受重視，尤其鎂光燈全聚焦於「習川會」，加上峰會後迅即登場的「川金會」板門店秀，著實使得安倍相形失色。可是，他也不甘寂寞，馬上對南韓出重手，另闢戰場。
峰會前後，美中的互動仍舊牽繫著全球景氣的溫度。
峰會前後美持續打壓華為
在大阪「習川會」前，美國國內就美中貿易問題，有著迥然不同的兩種路線發展。其一，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就3,250億美元來自中國大陸的商品是否加徵25％關稅的公聽會(320人出席、7天)，美國產業界幾乎都以「替代品調度困難」、「無法避免漲價」的理由，訴請川普政府不要追加徵稅；未出席的蘋果公司也提出書面意見，警告加稅「有損蘋果的競爭力，有利於世界的競爭對手」。蘋果九成的iphone在大陸生產，因此要求iphone和ipad能移到徵稅名單外。該公聽會也披露了美國筆電、電玩機、螢幕、廚房用品等八、九成都從大陸進口的事實。
其二，6月下旬，美國商務部再將5家大陸公司列入「實體名單」，禁止美國廠商向這些機構提供設備。隨後美國媒體說華為有員工參與解放軍的IT研究，在AI、無線通信上也至少有10個項目曾與軍方合作；至7月上旬，繼續有媒體炒作華為有數名員工疑似與解放軍有關係。美方這些動作，無非是要破壞華為的形象，以減少歐、亞國家採用該公司5G設備的訂單。
中國掌握談判攻防節奏
事實上，從5月美中談判決裂以來，檯面、檯下幾乎完全沒有進展了，期間川普頻頻放狠話，而習近平一直保持緘默。一時間連G20究竟有無習川會都沒有聲息。隨著時間逼近，反倒是美國在此對峙中露出窘境。結果川普電邀習近平確定見面。顯示，雙方的攻防，已順著中國的節奏行進，也由中國掌握著主導權。
美中同意重啟談判，川普宣稱不會對3,250億美元的大陸輸美商品加徵關稅，會出售安全無虞的裝備給華為，外界都可感受到川普強硬的姿態後退了。這不能當成是貿易戰的休戰或解套，而只是彼此承諾不再加碼、升高徵稅，但原有制裁狀態還是僵持著。至於何時可達成協議、結束貿易戰仍不明朗。
美商設法供貨華為護商機
然而，共和黨強硬派參議員魯比歐嚷嚷「必須再度以法律約束華為」；在野民主黨參議院領袖舒默亦認為「要中國修改不公平貿易行為的壓力大幅降低」。
中國大陸生產的個人電腦占世界的九成。為因應貿易戰延長，7月4日美國大廠HP、戴爾宣稱二至三成的筆電要移到台灣或東南亞生產。亞馬遜、微軟的電玩機也有將製造據點從中國分散到其他國家的動作。智慧型手機用半導體專業廠商英國的安謀(ARM)宣示，遵守美國的法規，華為已在籌集15億美元研發半導體的經費，準備打長期戰。也不少美商，譬如美光(Micron)、高通、英特爾找到一些辦法，在不牴觸美國法規的情況下，恢復對部分對華為供貨，畢竟誰也不想失去華為這個大客戶。
7月9日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Larry Kudlow)、美國商務部長羅斯不約而同就對華為鬆綁一事表示，商務部將在不危及國家安全的情況下給美國民間企發出一些許可證，但僅限於在台灣、南韓等世界各地普遍能取得的商品；華為仍在「實體名單」上。同日，聯邦公報公布豁免大陸輸美110項商品的關稅，包括醫療設備、電子元件等。取得豁免的都是有美國公司宣稱獲利受到關稅衝擊的商品。
中國克制未打「稀土牌」
美國當初是以「國家安全」為藉口做出限制的，但到底是什麼產品有國安威脅，始終曖昧不明，一切憑美國「自由心證」。
中美貿易戰迄今，事實上，大陸還握有其他武器，但都沒使用，譬如：美國進口用於生產高科技產品的稀土，八成來自中國，但大陸迄今尚未打「稀土牌」、限制出口，就是了解這樣做影響巨大、對誰都沒好處，因此頗為理性節制，不輕易開闢戰場，跟川普政府不顧其國內消費者、高科技廠及盟國、國際社會上各合作廠商的經營，玉石俱焚蠻幹的作法完全不同。
今年大陸新創企業籌集資金銳減三成。7月15日大陸官方公布今年第二季GDP成長進一步下滑至6.2％，為27年來最低。川普推文得意地說，「美國加徵關稅促使企業離開中國移至其他免稅國家，數千家公司正在外移。……這是中國想和美國達成貿易協議的原因」。鑒於川普政府的性格，美中目前各方面都在激烈競爭，這種戰略對峙根深柢固，要緩和緊張著實不容易。
日蓄意打擊南韓王牌產業
不過，正當美中為貿易戰踩剎車之際，另一邊日本經濟產業省卻突然宣布，將嚴格加強對南韓半導體材料的出口管制；同時準備把南韓從放寬限制的「白名單國家」（現有27國）中剔除（南韓會是第一個被除名），則以後每次出口都須審查，耗時約90天，供貨銜接會有問題。而且一旦被移出「白名單」，還會波及到其他業界約40類、1100項工業產品。
日本供應零件、素材、機器，韓國製成完成品，向來是日韓合作的模式。世界半導體的出貨量，日本廠商占比不到一成，但其中的製程材料，日本企業卻占了五到七成。智慧型手機、物聯網、5G通訊等都會用到半導體，未來需求會更大。半導體是南韓的看板項目，占全球供應量的七成，顯然這對南韓企業傷害很大。日本此舉攪亂了國際分工體制，不單是韓國企業，對日本企業乃至世界貿易都有負面影響。
日本自毀自由貿易的形象
安倍政府選在G20外交大戲演完後馬上發動是經過精心設計的，韓國措手不及。況且7月21日有參議院選舉，這時對南韓強硬，有利於選舉吸票。
日韓之間近年有歷史意識、獨島主權、慰安婦等諸多齟齬，最新的導火線則是去年南韓法院判決涉及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徵用工問題的住友、新日鐵、三菱重工等集團必須賠償。日本現在也學美國，祭出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第21條(WTO繼承)的「國家安全例外條款」，藉口南韓出口管理不當，將半導體材料戰略物資轉讓給伊朗、敘利亞等國，啟動限制出口機制。可是，這些都是政治問題，日本應透過與南韓對話談判來解決，現在卻逕自以限制出口當武器，給全球帶來風險。
本來日韓只是外交關係惡化，經濟面仍密切合作。但安倍這一出手，經濟脈絡也打斷了，彼此芥蒂越來越深。
日本主導沒有美國的CPTPP，且與歐盟簽屬EPA，在貿易保護主義逆流中，始終固守著自由貿易。大阪G20宣言還明記要「建立自由、公平、沒有歧視、透明、可預見的穩定貿易環境，維持開放的市場」。言猶在耳，日本竟對南韓打貿易戰，這鐵定會損害日本多年來的形象和努力。
這跟美國整華為一樣，韓國企業眼前的確麻煩很大，近日已派人趕赴大陸、台灣尋找替代品，開始分散籌集材料，長久來說，安倍政府可能招致韓企「脫離日本」的後果。
美國管不住日韓鬩牆
儘管日、韓皆是美國的盟國，奉美國為老大哥，但這回川普也管不住日韓鬩牆。何況，日本跟美國一樣是用「安全例外條款」作護身符，美國更無話可說。
再者，川普三不五時就公開說，對美日貿易不滿，要修改汽車、農業協議，「美日安保條約對美國不公」、要日本多負擔駐日美軍費用，可知美國對日本的要求，日後會益發尖銳。安倍是以密月關係來經營美日外交，但這能持續多久沒有人知道。川普在國內外還是「美國第一主義」，美日會不會在經貿槓上，沒有人能保證。
川普到處放火，日本有樣學樣，如今混戰擴大並重組貿易網，在這個連鎖報復蔓延的世界根本不會有贏家。
英國駐美國大使達洛克爵士(Sir Kim Darroch)在密件中批評，美國白宮「無能、功能失調獨具一格」。該密件經《星期天郵報》(Mail on Sunday)7月初曝光後，川普立即指責達洛克，導致達洛克7月10日辭職下台。
洩漏密件刺痛了川普
川普自2016年競選開始就一再提到要「美國再次受到尊重」，指責歐巴馬政府降低了美國的聲望。川普經常喜歡重複世界領導人對他的讚譽，表達他們對美國的強大和繁榮充滿羡慕。但達洛克對白宮的的直率評價，同川普的描繪形成反差，英國代表所發的密件電文等於說「皇帝沒有穿衣服」。
不難想像，民主黨人在2020年總統大選時極可能會用達洛克的電文攻擊川普，甚至把他的評價用在廣告或競選辯論中。因此，川普必須儘快把這位英國大使趕走，而且要毀掉他的聲譽毀掉。川普說：「我們以後不會再同英國大使金‧達洛克打交道。」
英美之間的特殊關係不再
達洛克的辭職讓電文洩露風波告一段落。但在未來一段時間內，英國政府仍然要繼續處理該事件對美英關係造成的後果。
川普習於不按牌理出牌，他對英國保持獨立的外交政策，在處理包括華為等問題上感到不滿。現在英國又領教了川普的這種作風。因此，出現了這種沒有外交辭令的外交，英美之間的「特殊關係」可能不再特殊。
英國大使和美國的風波成了英國討論的內容。美國媒體最初報導了川普批評英國首相梅伊和達洛克大使的推特，但第二天媒體就很少再做報導。達羅克辭職後，媒體的注意力就轉往別處。
川普一般不解雇人，而是讓此人在其崗位上感到無法忍受，他們最終會自己離開。按理說，川普可以依據1969年《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9條規定，宣布英國大使為「不受歡迎人物」 (persona non grata, PNG)，而不必說明任何理由，英國就必須把他從大使職位上調走。但川普卻發推特指責，撤銷白宮對大使的邀請，切斷官員同他的聯繫，而達到了同樣的效果。
密件提出對川普的批評
這些曝光的密件時間跨度為2017年至今。達洛克在郵件中坦率地說出川普在與伊朗、俄羅斯和中國關係上的觀點。
（一）有關伊朗。根據《星期天郵報》曝光的郵件，在一封日期為6月22日的備忘錄中，達洛克說，美國對伊朗的政策「完全沒有章法，一塌糊塗」。他還說：「美國對伊朗政策要在短期內變得有章法應該是不大可能的。這是一個分歧嚴重的政府。」美國無人機遭伊朗擊落，中東緊張情勢持續升溫。
川普宣稱在海灣局勢緊張之際，一度計畫向伊朗發起攻擊。達洛克質疑這一說法的可信度。根據這些洩密的郵件，川普最近宣稱在荷莫茲海峽緊張局勢中，他收回了導彈打擊的命令，「根本就說不通」。在洩密的郵件中，達洛克這樣寫道：「更大的可能性是，他從來就沒有全面參與，他擔心他兌現不了在2016年競選總統時的承諾，在2020年下次大選會被選民怎麼看。」但達洛克在被洩露的郵件中警告說，美國和伊朗對抗的風險仍然存在，因為川普「周圍更多是一群強硬的鷹派顧問」。
（二）俄羅斯。曝光的另一封於2017年寫的短信中，達洛克提及川普競選總統時有俄羅斯參與共謀的嫌疑指稱。儘管大部分都無法證實，但達洛克擔心那些傳言可能是真有其事。他在被曝光的郵件中寫著「不能排除最糟糕的情況」。達洛克還特別強調，美國政府從第一天開始就被內鬥和白宮內部混亂的消息困擾，還有各種醜聞，所有一切，總是這樣或那樣與俄羅斯扯上關係。他稱「背景可疑的俄羅斯金融家可能在以前的幾十年裡，在川普和庫什納企業面臨破產風險時，曾出手相救。」 不過，達洛克對川普應對危機的能力似乎極為推崇，他寫道：「川普一輩子身陷各種危機，都挺了過來，他似乎是打不倒的。」
（三）世界貿易組織。在寫回倫敦的一封信中，達洛克說：這個凡事「美國優先」的政府，可能會給世界貿易體系帶來某種深重的損害。他還警告說，川普可能「聲討世界貿易組織(WTO)，撕毀現有的貿易規章，採取保護主義行動，甚至不惜針對盟國。」
川普的確針對加拿大、歐盟、墨西哥和中國商品徵收數億美元的高關稅。達洛克還說，川普可能「進一步破壞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國際行動，或者進一步減少對聯合國的出資。」
（四）歐盟。作為英國駐美國大使，達洛克還向倫敦表示，川普的好戰外交政策甚至疏離了歐盟國家中最傳統的美國盟友。在達洛克看來，德國總理梅克爾和法國總統馬克宏，都想方設法不願與川普走得太近。達洛克說：「我覺得英國不應該跟他們一樣」。但是他警告倫敦，無論英國下一任首相是伯里斯還是亨特，都將會尋求與五湖四海的國家達成有利的貿易協定，來彌補英國脫歐所造成的損失，這樣川普政府可能不會讓他的日子好過。
（五）川普會逼英國在美中之間做抉擇。在川普訪問英國前，英國前國防大臣威廉姆森(Gavin Williamson)甚至將英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準備允許華為參與英 國部分5G建設的最高機密洩露給媒體，這使得美方對英方 的施壓陡增。威廉姆森因此被首相立即撤職。達洛克認為，川普一定會繼續向英國施壓，英國必須在美國和中國之間做出選擇。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大外交系兼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