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下半年，台灣社會接連見證兩起權貴名人死亡事件，引發社會關注與譁然。10月，一名身價逾9億的創投CEO與年輕女性友人被發現陳屍於台北信義區的豪宅，現場查獲多種新興毒品，包括K他命、搖頭丸、FM2與俗稱「神仙水」的GBL。未幾，馬來西亞又傳來台灣網紅謝侑芯猝死酒店，案發現場的創作歌手黃明志尿檢呈現四種毒品陽性，案情旋即從猝死升級為謀殺偵辦。

表面上，這些案件或只是個人道德失衡或偶發的悲劇，實則隱藏著台灣上層階級所共同面臨的「失範狀態」當富裕者擁有一切物質資源後，反而更容易陷入價值真空與極端感官刺激的尋求。

菁英藥物文化的雙重面貌

從2016年W Hotel小模命案，到2025年信義區富二代CEO雙屍事件，台灣社會反覆上演一種封閉場域中的毒品悲劇。這些案件的共通特徵，除了密閉空間、長時間派對與毒品過量致死外，更值得深究的是涉案者多為「舊錢」家族出身，權貴子弟、企業接班人。他們所使用的毒品往往是複合式中樞神經興奮劑與抑制劑的組合，如K他命、搖頭丸與FM2等，構成一種極端追求感官脫序與逃避現實的派對模式，仿若末世感的快樂實驗。

這樣的使用毒品行為並不單純是「癮」的結果，更是一種權力與虛無交錯的文化實踐。對「舊錢」階級而言，極端用藥行為反映的不只是享樂，還是一種對現實規訓的蔑視與超越，藉由身體失控來確認階級免責的特權地位。換言之，這不是放縱的結果，而是象徵性的操演。

從2023年起毒品議題的文化象徵開始轉向。「新錢」網紅如Joeman、蕾菈的涉毒事件引發社會高度關注。不同於「舊錢」的重口味與毀滅性選擇，這些網紅傾向使用大麻，一種在歐美文化中被「生活風格化」的軟性毒品。在社群平台上，大麻往往與創意、自由、個人風格綁定在一起，與瑜珈、設計、音樂、冥想等生活方式共構，呈現一種「現代感性」的品味展演。

這反映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密碼與階級心態：「舊錢」的用藥是為了逃避虛無與強化階級隔閡；「新錢」的用藥則是為了建立風格、顯示國際接軌與創意生產力。表面上看是毒品選擇的差異，實際上則是兩個階層對快樂、空虛與身分認同的不同詮釋。「舊錢」以破壞性為美學，「新錢」則將消費轉化為文化資本，毒品就在其中，成為欲望經濟與階級象徵的交界地帶。

「菁英對菁英」流動模式

2025年的信義富二代CEO案，揭開了一條少為人知的毒品流通網絡：一名年僅22歲的蘇姓富家女，曾留學海外，透過同溫層的介紹與CEO建立聯繫，提供多種毒品並進行外送。這並非傳統的黑市交易，而是發生在高級住宅、以英文對話、具社交關係作為擔保的P2P模式。這顯示出毒品供應鏈的階級化與隱蔽性。蘇女的留學背景讓她接觸到歐美流行的迷幻藥物，也建構了進口渠道。類似案例不斷浮現：從荷蘭走私LSD的音樂留學生，到從越南走私大麻的國際轉運學生。當權貴子弟將國際經驗轉化為毒品渠道時，毒品不再是階級外的誘惑，而是階級內部自我毀滅的工具。

最令人憤怒不解的是，並非這些人用藥本身，而是司法系統在處理此類案件時所展現的「階級差異」。朱男致人於死，最終因與死者家屬「和解」獲減刑至2年10月；Joeman持有大麻，獲得緩起訴與100小時義務勞役；而富二代女藥頭朱女涉嫌販售第二級毒品，僅以30萬交保。這些處分對照法條上「五年以上重罪」的規定，無不引發社會對「有錢能解決罪」的強烈質疑。更諷刺的是，像Joeman這樣的名人，涉毒事件不僅未造成事業重挫，甚至轉化為流量。他拍攝自述影片《我被捕後的第二人生》大獲好評。在阿爾伯特•班杜拉的「社會學習理論」視角下，這種現象形同「越軌的營利化」法律被消費，犯罪被浪漫化。

媒體與社會兩個錯位現實

這類案件引發的社會不滿，不僅來自法律判決的本身，更來自媒體建構的失衡現實。媒體對名人案件的聳動報導，強化了「毒品＝權貴的玩具」刻板印象，同時忽略了底層吸毒者所面對的真實地獄。因為當上層階級能透過律師團與和解金脫罪，而底層吸毒者只能墜入社會邊緣乃至死亡，這樣的「相對剝奪感」足以摧毀對法治社會的信任。

要破解當前這些社會警訊可從以下幾點著手：（一）強化科技偵查與金融情報。傳統掃毒策略對豪宅內的毒品流通圈無能為力。未來應導入反洗錢系統、國際包裹監控與加密通訊追蹤，針對高資產族群建立「白領用藥風險模型」。（二）司法改革應正視「和解濫用」。和解制度原意在於彌補被害者，但若濫用將會變成特權遮羞布。對於致死的重罪，即使當事人達成民事和解，也應堅守刑責底線。（三）公共教育須導正「用藥即品味」的錯誤觀念。當網紅涉毒成為流量「復活祭」，青少年恐將毒品視為「潮流」或「創意靈感」的來源。教育系統與媒體責任應聯手反制杜絕這種錯誤的價值觀。

特權不該是免死金牌

毒品問題從來不是階級問題，但在台灣，它正在被階級重塑成為社會結構的裂縫。當上層階級濫用毒品卻能全身而退，而下層階級一旦誤觸即永難翻身，這不再只是毒品問題，而是整個體系的正當性危機。法律的尊嚴在於對每個生命一視同仁。在權貴沉淪的背後，所倒下的往往不是特權者本人，而是那些無力反抗體制的無名者。我們不能也不該容許這樣的社會繼續複製自己。

（作者係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傳播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