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議題在此次「習川會」上缺席，有人認為未提台灣議題，顯示美方未將台灣作為美中大國關係的籌碼，或用台灣議題換取美經濟利益，對台灣是好事；但有人則以為美中關係和緩，將使得台灣議題邊緣化。

台灣議題被戰術性冷凍？

儘管美中兩國雙方在關稅政策、芬太尼毒品管制、高科技供應鏈及烏克蘭戰爭議題上，達成戰術性協調。但美中長期結構性矛盾未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並未提及台灣議題，此舉既可能反映美中已具共同默契，先排除對經貿、關稅干擾的議題，亦可能預示台灣議題被「戰術性冷凍」。這種「戰略沉默」產生了三種解釋論點：邊緣化論、戰術冷凍論與幕後默契論。

「邊緣化論」意謂著台灣議題在美中戰略博弈的地位相對下降。「戰術冷凍論」意謂著雙方刻意迴避台灣議題。「幕後默契論」凸顯美中領導人就台灣議題達成非公開理解。這三種觀點反映出不同的戰略評估立場與風險認知。

習近平一向秉持道路、理論、制度及文化四大自信，稱要牢牢掌握兩岸關係發展的主導權及主動權；認為「時間站在自己這一邊」，對台政策要具有戰略定力及戰略自信，此即「戰略耐心」的體現，也強調對台政策要「兩反」：反分裂勢力及反外國勢力干涉，明顯劍指美國介入台灣問題。

既往中共也認為可通過美國制約台灣問題，然隨著綜合國力的提升，具有挑戰美國霸權的實力後，對解決台灣問題的自信心就更強了。觀察「川習會」，習近平不再就內政事務請求美國做什麼或說什麼；而且要提，也不勞習近平本人說，交由外交部、國台辦或駐美大使館等即可。

例如，中國駐美大使謝鋒稱，台灣、民主人權、道路制度、發展權利是「中方的四條紅線」，希望美方不挑事、不越界。他還強調：對話比對抗好，合作比零和好，穩定比折騰好。外交部發言人稱：雙方元首會晤「對中美關係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引領作用」，兩國將就關係的「戰略性、長遠性問題」及「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深入溝通。大陸外交部也將會談定位為「中美關係恢復與穩定的重要契機，重點在經貿、戰略框架。」

其實，在「習川會」前，國台辦發言人就說，「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大陸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但針對台獨分裂行徑和外部勢力干涉，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另也強調「台灣是中國的台灣，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只能由中國人來決定」。因此，儘管「習川會」未談及台灣議題，並不表示大陸對台政策改變。

「習川會」未提台灣議題，也可解讀為中共不希望因台灣問題，反受制於美國而增加美方籌碼；且台灣問題相對複雜，包括反對台獨或不支持台獨，對台軍售、國際參與、元首過境等，提台灣問題徒使談判失焦。特別是賴清德的聲望在兩次大罷免大失利後受到重創，這不僅使島內反賴聲浪升高，民意也轉為支持兩岸對話協商。

中美競爭對抗轉向可控競爭

事實上，「習川會」已象徵美中關係變化，短期內從「競爭對抗」轉向「可控競爭」的新階段。這種轉變對東亞、兩岸區域安全而言，是一種短暫戰術性降溫，而非戰略性和解。川普政府基於其核心國家利益界定，一方面要維持印太戰略及區域主導權，將台灣納入其所謂民主或產業供應鏈聯盟；另一方面則要求台灣提高國防經費，購買美國產品及要求高科技產業赴美投資。

拜登總統曾四度對台灣做出防衛承諾，但川普不曾對台灣有安全承諾，反而要求台灣國防經費應調整至GDP的10%。賴政府承諾至2026年國防經費達到GDP的3.32%，至2030年達到GDP的5.0%。問題是，即使台灣的國防費幾乎占中央政府總預算的二分之一，也難以與大陸進行軍事競爭，反而給予中共批判民進黨政府「以武拒統」、「以武謀獨」及「倚美謀獨」的明證。

儘管大陸一再宣稱不應將台灣問題國際化，然在壓制台灣國際參與及要求邦交國遵守「一中原則」的過程中，也多少造成台灣問題國際化。因此，未在「習川會」提出台灣議題，恰可避免台灣問題國際化。當美中重新建立一套穩定的溝通機制後，無論是有意或無意，台灣議題已被邊緣化；台灣議題正從「全球焦點」退至兩岸關係的「雙方議程」。從全球化到兩岸化、國內化的過程中，未來台灣主體性若無足夠的經濟實力，或將被動列入美中協商的框架。

兩岸協商對話對台最有利

美中台三角互動關係，過去是由美中關係決定陸台關係。隨著大陸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近第二軍事力量，經濟總量達美國七成，美國作為全球獨霸越來越力有未逮；中共確實有實力牢牢掌握兩岸關係發展的主動權及主導權了。

未來兩岸關係的解決可能有三種狀況，一是大陸主導處理台灣問題，美國默許其單邊處置；二是美中交易台灣，在兩強博弈下，台灣被動受制及邊緣化；三是兩岸建立共議，由雙方協商決定終局狀態。在這三種情況中，兩岸共議最能符合台灣的利益、尊重台灣人民的意願，既能維持兩岸和平穩定框架，也能在此框架下保存台灣的主體性。因此，台灣應以更成熟、更務實及更客觀的態度解讀此一現象。

（作者係佛光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