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政權當前的運作軌跡，反映其在維繫威權與回應社會需求之間日益凸出的矛盾。一方面，以司法打壓作為核心控管工具，透過頻繁死刑營造壓制效果；另一方面，則依靠核計畫與代理行動維繫外部籌碼。然而，這兩種支柱卻逐漸轉化為削弱政權正當性的負擔。

伊朗現在國內經濟困境持續惡化，社會對自由的渴求遭到強力壓抑，而外部攻擊又揭示核設施並非無懈可擊。當司法高壓與核發展同時消耗政權資源，社會不滿與外部壓力不斷放大時，整體政治體制開始呈現臨界狀態。

司法高壓與核計畫

伊朗當局長期將司法高壓作為控管社會的核心。僅2023至2024年間，死刑案例數量便接近900起，顯示國家機器將刑罰轉化為政治工具，而不再僅止於法律裁決。這種模式雖能在短期內壓制抗爭，但長期卻不斷削弱社會信任，並使得政權在國際舞台上失去正當性。當司法失去正義的公信力，體制便被視為依靠恐懼維繫，社會怨懟不會消散，反而逐步積累。

與司法高壓並行的是核武的戰略角色。核設施象徵伊朗的自主與革命遺產，但2025年6月所發生的攻擊事件揭露了防護體系的脆弱性。短期內，「民族存亡的論述」確實凝聚了部分民間支持，然而核計畫所需資源龐大，龐大的安全與技術投入，迫使國家財政向安全領域過度傾斜，壓縮了基礎民生建設。當司法高壓與核計畫這兩項支柱逐漸出現反向作用時，政權便陷入「以強制維持穩定，卻因資源錯置而削弱穩定」的結構矛盾。換言之，原本被視為延續政權的手段，反而成為加速耗損其根基的工具。

社會不滿與外部壓力

伊朗國內的高通膨、失業率攀升及民生短缺，使得社會基層難以維持基本生活。年輕世代對文化自由與社會開放的渴望，與政權高壓統治之間的張力，讓整體社會處於持續高壓狀態。雖然當局仍擁有鎮壓優勢，但每一次抗爭遭到武力壓制，會進一步擴大民眾對政權的集體記憶與不滿。

外部壓力同時使體制更加脆弱。6月核設施與防空體系的戰損，顯示政權並非能完全掌握國家安全的防護，這讓「外敵威脅」的說法逐漸失去效果。當民眾逐漸意識到長期困境並非完全由外部因素所致，而是國家資源分配長期偏誤的結果時，責任焦點自然會轉向統治階層本身。尤其在核計畫與代理網絡持續獲得優先配置的同時，民生領域卻因缺乏投資而持續惡化，這種落差逐步侵蝕了政權的凝聚力。

這種社會認知的轉向，意味著政權失去了最重要的政治籌碼。若說過去政權仍能以「抗拒外敵」的口號維繫支持，如今隨著外部打擊揭露其脆弱，這種凝聚方式已經難以持續；當經濟壓力與文化需求原本就足以挑戰體制，再加上外部攻擊的衝擊，其加乘效果便會放大系統性風險，使政權在任何突發情境下更容易出現全面失衡。

治理真空危險與過渡藍圖

若政權因內外壓力交織而發生崩落，最嚴峻的挑戰並非權力更替，而是治理真空。治理真空可能引發四層危機：其一，核計畫與其他高風險設施若缺乏有效管控，存在外流或遭到破壞的風險，構成跨境安全威脅；其二，地方治安一旦失序，宗派武裝或民兵組織將填補權力空缺，導致社會暴力迅速蔓延；其三，經濟與金融體系若陷入停擺，貨幣流通與進出口秩序將全面崩壞，使社會陷入混亂；其四，伊朗長期經營的代理網絡若在失控狀態下蔓延，將可能擴散成為區域戰火。

因此，避免治理真空的良方，是事先建立過渡藍圖。首先，公共安全必須優先交由專業警務與醫療體系接管，避免軍事化鎮壓延續社會恐懼；其次，核計畫與危險設施必須設立完整的人員名冊、簽核制度，並結合國際監督合作，確保敏感資源不落入非國家行為者手中；再者，司法與行政系統需維持最低限度的運作，即便僅限於地方法院與基層稅務機構，也能為社會提供制度出口，避免社會陷入無法可循的真空；最後，經濟與民生必須制定「白名單」，涵蓋燃料、糧食、藥品與電力，並透過公開透明的數據維持社會信任。

至於外部行為者的角色，應僅限於技術協助與民生支持，避免涉及政治干預，以免引發民族情緒上的反彈。這些設計並非要立即重建完整的國家體制，而是要壓縮社會陷入暴力的時間，讓最小秩序得以延續，進而為制度化過渡創造空間。

結語

伊朗政權目前所處的狀態表明，司法高壓與核計畫已從延續工具轉為削弱根基的雙刃劍。社會不滿因經濟困境與文化需求遭到壓制而不斷累積，而外部壓力則揭示政權的脆弱，使其逐步失去「外敵凝聚」的功能。真正的挑戰，不在於領導層是否更替，而在於治理真空是否會出現；一旦真空形成，社會將迅速陷入暴力與無序，區域安全亦將被拖入深層風險。若能在政權崩落之前，透過公共安全、核設施管控、司法最低運作與民生保障四大支柱維繫著最小的秩序，便有可能將社會能量導向有序轉換，而不是滑入無序對抗。伊朗的未來不僅關乎國內的自由與穩定，也將牽動整個中東的戰略格局，成為影響地區局勢的關鍵變項。

（作者係國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