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主義是20世紀民主政治的一種病態「意識形態」。瞭解法西斯主義，有助於瞭解20世紀以來的民主政治，進而提昇民主政治的素養，更有助於人們在二戰結束80周年之際，了解二戰的背景。

「意識形態」（ideology）與「意念」（idea）不同，因為意識形態不是單純擁有「理念」而已，它堅信自己的「理念」絕非空談，必須組織群眾，成立政黨，交由有能力與毅力又具領袖魅力的至高領導人，輔以精挑細選、嚴格訓練有行動能力又忠黨愛國的精英團隊，負責有效率快速實踐黨的政治理念。作為黨的執行單位，在落實黨的「理念」時，可以暴力或非理性的手段，排除妨害黨發展的政府組織、保障人權的法律、社會約定俗成的禮俗、道德價值、文化精神傳統等障礙。20世紀的歐洲法西斯主義，就是以黨組織縱橫天下的。

歐洲意識形態源於啟蒙運動

歐洲政治意識形態發展，源於啟蒙運動追求理想社會的思想。1776年美國獨立成功，建立美利堅合眾國，證實以理性建立理想社會的訴求不是空談。1789年法國大革命期間，便出現革命分子以「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建立「美德」共和國。這創舉將狂熱中的法國大革命推向恐怖暴力，遭到歐洲六大強國的圍剿，革命政權在救亡圖存的奮鬥中，最終迎來拿破崙的軍事統治，憑著保家衛國的民族情操，在一代名將領軍下橫掃歐陸，稱帝專政，謊稱實現革命建立法蘭西帝國。

「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在拿破崙滑鐵盧大敗後的維也納和平會議上，遭到戰勝國保守勢力以穩定國際秩序為理由無情鎮壓。然則，經過法國大革命洗禮的人民，在19世紀無懼保守政權包圍，不斷發動革命，前仆後繼地推動法國大革命的理想，將「自由、平等、博愛」三大革命口號，化解為更具行動力的「意識形態」，隨著19世紀由產業革命推展的全球資本市場傳播全球，成為全球共同的政治理念。這三個由法國大革命口號轉化成的現代政治意識形態，分別是（1）自由主義（Liberalism）： 護衛Liberty（有別於Freedom，指的是法律所保障的人身自由權）；（2）社會主義（Socialism） ：護衛的是Equality（建立貧富均攤平等互惠的人道主義福利社會）；(3) 國家主義（Nationalism，或譯為「民族主義」）：以群體團結實踐「博愛眾」（Fraternity）建立和平共濟、富足安康的社會。

這三項意識形態在基本價值上存在著無法解決的矛盾。以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為例，人生而才能高低不同，即使有法律保障人權，人的一生際遇和成就必定不同，實踐社會齊頭平等豈是容易的事？再者，在經濟基礎不平等的社會裡，推展博愛眾的理想，勢必要輔助弱勢，居優勢者必須讓利予弱勢者，不也是另一種不平等？因此有意建立「美德」共和國的人們，就不能不在三個共和價值之間做先後排序，不同的抉擇衍生出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歷史學家通常稱19世紀為「意識形態的時代」，但不論哪一種論述，都必須以「建立有主權的理想國」為首要。

建立富強安全主權國家的「國家主義」，遂成為19世紀最重要的政治意識形態。而窮兵黷武與帝國擴張，也就成為國家主義論述的首要議題。沉溺在國家主義論述的歐洲國家，陷入帝國擴張的迷思中，理所當然地步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大災難。

一戰結束後國際局勢混亂

四年的壕溝消耗戰，斷送了歐洲的世界霸權。好不容易挨到停戰，戰勝國在巴黎和會訂下結束大戰的《凡爾賽條約》時，卻背棄了當初協商停戰時提出的「公正和平」許諾，嚴懲戰敗的德、奧，訂下足令戰敗國萬劫不復，永無償還日的戰爭賠償費。在不公平的《巴黎和約》枷鎖中，戰敗國難以面對國人，政府在民怨四起中遭到推翻；缺乏從政經驗的新政府更無力處理龐大的戰爭賠償與戰後重建工作，國家陷入永無安寧的命運。

戰勝國在戰後也同樣無法實現戰時國家主義和平宣傳許諾人民的「美好未來」。同時，由於無力完成戰後龐大的重建工作，往往造成政黨更替頻繁，幾近無政府狀態。尤其令歐洲國家難自處的是戰爭後期參戰的美國，這個支撐協約國最有力的戰友，各國的戰債債主，竟然回歸孤立的政治傳統，退出巴黎和會，拒簽和約，也不參加戰後的「國際聯盟」。一戰後，除美國實施孤立主義外，戰爭後期1917年10月的俄國大革命，也帶來國際政治大變亂。

列寧領導布爾什維克黨推翻沙俄專制後，於1919年成功地建立了世界第一個由社會主義工人專政的政權，並於建國之際同步向資本主義世界宣戰，成立「國際共產」組織，向世界輸出俄國大革命的經驗，號召各地無產階級揭竿起義，從此世界又增添了另一類的政治危機 。

一戰後法西斯在義、德崛起

歐洲民主陣營在布爾什維克政黨的恐懼症牽制下，各國出現以愛國為名的極右派，推展所謂「反革命的革命運動」，以反共為名對抗「共產國際」，進一步平添一戰後世界政局的混亂。

一戰爆發之初，1870年方建國的義大利，在人民尋求「國家光榮」的驅使下勉為其難地參戰，戰爭期間由於國力不足鮮有表現，在巴黎和會裡遭到協約國家的輕視，義大利因而無法由戰敗的奧匈帝國手中取回阿爾卑斯山區「義大利未贖回的土地」(Italia irredenta，此乃義大利參戰的主要訴求）。義大利遭到這樣的國恥，讓義大利人民的愛國心受挫，民眾厭惡政府無能，經濟蕭條，民不聊生；年輕人受社會主義的影響，想效法蘇聯推翻政府。1923年，退伍軍人出身的墨索里尼，先以反無能的政府、反國際共產黨，號召民眾捍衛國土，批判民主政府無能起家，其後又以象徵團結愛國的羅馬戰團旗徽 – fasci（中文音譯法西斯）為名，創建「義大利法西斯黨」，呼籲取回阿爾卑斯山區「義大利未贖回的土地」，重建「羅馬光榮」。

法西斯黨以極端國家主義建黨，以反共產為名，利用老百姓的「布爾什維克恐懼症」取得社會大眾的支持，以不法手段操控選舉得勝，迫政府延請法西斯黨的最高領袖組閣，主持政局。1933年希特勒仿墨索里尼的方式高票入主政府，由德意志總統興登堡將軍親自授權希特勒組閣，不久後興登堡將軍病逝，希特勒順勢成為終身最高領導人，直到1945年盟軍攻入柏林，希特勒偕情婦自殺身亡，才結束納粹統治。在此前，墨索里尼亦於戰敗後為民兵處死，曝屍廣場示眾。

從1919年一次世界大戰中止，到1939年德國納粹政權侵波蘭前後20年，歐洲一直處於混亂失序中，尤其在1929 年美國股市崩盤引發的19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後，重建歐洲的希望蕩然無存。在消沉的社會中，一群由壕溝戰場還鄉的無業退伍軍人，無法面對自己曾經努力護衛的祖國竟淪落為腐敗無望的地獄，悲憤之餘興起再度以身救國之心，投效野心家以救國為名的極右派行動隊伍。以反共產、反腐敗無能政府為名揭竿而起，以高度革命熱情順應黨與領袖的命令，遊走於合法與非法間，民眾從不質疑領袖與黨的決定，包括集中營屠殺猶太人等滅絕人性的罪行，但求不辱使命，死而後已。這種心態缺乏理性，藐視自由民主價值，坐實法西斯主義者被列為「非理性缺乏自由思考能力」的罪名。

要檢討、警惕法西斯再起

隨著時光流轉，歷經二戰後80餘年的反法西斯情緒沉澱，以及日本除外的大部分戰敗國的真誠反省認罪，與長期補償贖罪努力。21世紀的大部分學者基本上已接受歷史事實，證明法西斯運動是民主政治的畸形發展，與各民族的民族性無必然關聯，屬於普世性發展。也就是說，只要是有人群政治發展的地方，如面對一戰結束後至二戰前夕的國家動亂、社會失序，以及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等挑釁時，飽受戰亂驚嚇的人群，即使在民主政治傳統堅實如英、法等民主國家，也會出現法西斯運動和法西斯政黨。

事實上，法國在19世紀末便出現摩拉士（Charles Maurras ）創立的極端愛國右派「法國行動黨」（Action Francaise），力主以實際行動，重返中世紀王政時代，甚至不惜以流血暴力，推翻無能的民主共和政府，重塑中世紀強盛的法蘭斯王國。摩拉士的主張和組黨方式，相當程度影響墨索里尼創立的義大利法西斯黨，就是以黨內精英組織操控無知群眾，遊走在合法與不合法邊緣，推動群眾暴力政治。其後，這些作法便成為歐洲法西斯運動的定調。希特勒組織納粹黨初期奉墨索里尼為先行者，多方求其指點，其後雙方更共建軸心聯盟，在歐陸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

社會心理學家佛洛姆（Erich Fromm）在其名著《逃避自由》（The Escape From Freedom）裡提出，人生而具有「尋求認同」、「放棄自由」的天性，亦即說一般人在危難時會放棄理性思考，妄信所謂智者或賢君所提出的萬全解決捷徑，做出「逃避自由」的非理性決定。他認為一戰後，歐洲法西斯意識形態的暢行，純屬混亂失序社會集體非理性的病態，無所謂「必然」或「非必然」，只要時機合適，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

今日在台灣，回首檢討歐洲戰爭期間的法西斯運動，豈能不心存警惕？如何珍惜台灣多年來所培育出來的民主生活，實為人人不可推卸的責任。

（作者係輔仁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浙江大學中西書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