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聯合報》以全版篇幅刊出高雄市長陳其邁與滅火器樂團主唱楊大正的對談。對談內容從演唱會經濟、青年返鄉、高雄產業轉型，到城市發展願景，呈現出近年高雄主流、也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敘事。

同為土生土長的高雄囡仔，被認為「南部囡仔」滅火器的「老爸們」，大概就是筆者的同學們；甚至筆者的老家新興區那條街，誰也沒想到舊居對門，大筆者三歲的人，多年後竟是與楊大正對談的高雄市長陳其邁。

重北輕南造成高雄人不滿

從訪談可以感受到陳、楊的地方情懷，不過，演唱會經濟騰飛對照老舊市區的破敗蕭條，更形諷刺。此前筆者撰擬了一份建言書，拋向藍綠高雄市長參選人，但石沉大海，陳、楊對談中的高雄透露出與樂迷站一起的驕傲感，而老市區的高雄人只能望梅止渴。

長期以來，南部民眾普遍認為，台灣存在資源重北輕南的現象。從產業配置、交通建設到政治資源分配，高雄承擔了工業化帶來的環境成本，卻未必得到相對應的發展成果。因此，當近年中央與地方資源逐漸向南部傾斜，高雄捷運成形、亞洲新灣區推動、演唱會經濟興起、台積電進駐楠梓，許多高雄市民自然產生一種歷史補償的心理感受。

這種感受是真實的。它不只是政黨支持，而是一種地方認同的形成。

對不少高雄人而言，支持當前的城市發展方向，某種程度也是對過去長期被忽視處境的回應。然而，如果我們把目光從建設成果稍微拉遠一些，便會發現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當前高雄被反覆描述、被不斷放大的，究竟是哪一種高雄？

陳其邁與楊大正的對談，其實不只是高雄市政與本土文化的交流。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近年來高雄文化想像的主流樣貌。

高雄本有多元文化樣貌

從大港開唱到獨立樂團文化，從台語搖滾到街頭語言，從強調本土、草根、反叛，到對既有權威與主流秩序的挑戰，這套文化敘事已逐漸成為外界理解高雄的重要符號。

大港開唱當然有其歷史地位。不過，其爭議也如影隨形；舞台演出充斥粗話、辱罵時任市長的韓國瑜，引發藍綠交鋒。音樂祭中表演者政治表態與大罷免等社會運動重疊，大港開唱常成為政治板塊的現場。它究竟是搖滾精神的南部化，抑或是政治勢力的娛樂化？究竟是獨立音樂的反叛精神發揚，還是政黨收編後的演藝符碼？

它讓高雄擁有不同於台北的文化品牌，也培養出一批具有鮮明特色的音樂創作者。對許多年輕世代而言，這是一種自由奔放的文化能量，也是一種城市活力的展現。不過，政治力明顯介入造成的撕裂，難道可以視而不見？問題不在於大港開唱好不好，而在於當一種文化被不斷賦予代表性後，它是否開始排擠其他文化？

近年談到高雄文化，似乎總離不開台味、草根、街頭、反叛、搖滾，以及帶有強烈情緒張力的表達方式。粗獷、直白，甚至夾雜髒話與挑釁語言，往往被視為真誠、接地氣與具有在地精神。然而，高雄的文化厚度真的只有如此嗎？

高雄是港都。它的文化從來就不是單一來源。這裡有日本時代留下的都市發展記憶，有外省族群南遷形成的眷村文化，有旗津、前鎮與小港的海洋文化，有加工出口區與重工業體系所塑造的勞工文化，有客家與原住民族群的生活軌跡，也有長年與東南亞交流所形成的多元樣貌。如果高雄本來就是多元文化的集合體，那麼高雄的文化代表權，是否也應該是多元的？為什麼當人們談論高雄時，最容易被看見的總是某一種特定的文化風格？而其他形式的高雄記憶、歷史與價值卻逐漸退居邊緣？

一座成熟的城市是否應該容納更多不同的文化想像。文化如此，政治亦然。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價值，從來不是所有人得出同一個答案，而是允許不同答案同時存在。然而，從市長選舉到立委選舉，從地方政治人物到公共論述空間，特定的政治立場已形成極為穩固的優勢地位。

高雄這種現象固然來自選民的選擇，也有其歷史與社會背景，但當一種政治選擇長期取得壓倒性的優勢時，另一種聲音是否仍有生存空間，便成為民主社會必須面對的課題。

高雄在兩岸交流中缺席

在兩岸議題上，高雄其實也是兩岸交流的重要節點。高雄是台灣最大的海港城市，也是南台灣對外連結的重要門戶。無論是航運、物流、產業合作或文化交流，高雄原本都應該在兩岸互動中占有一席之地，但近年來高雄在兩岸交流敘事中的存在感卻愈來愈低。許多人似乎認為，只要談到交流，就可能被貼上特定標籤；只要提出不同觀點，就可能被視為立場有問題。久而久之，討論空間逐漸縮小，願意公開表達不同意見的人也愈來愈少。

當我們談論高雄的未來時，或許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並不是高雄應該支持誰，也不是高雄應該走向哪一種政治路線。而是高雄是否仍然保有選擇不同道路的可能。

大衛伊斯頓（David Easton）對政治的定義是：「政治是為社會從事價值的權威性分配」。 這句現代政治學中最廣為人知的核心觀念之一，代表著社會的有限資源與利益，是透過具備約束力（合法性）的政府與公共政策來進行劃分與調配。提振演唱會經濟的同時，新堀江繁華一時的大統百貨，卻如白頭宮女不復當年。

謝謝陳其邁和主唱帶來高雄遠景的想像，但期待高雄更多可能性能不被權威配置資源而抹滅。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