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曾是一個鮮活卻又充滿符號感的詞彙，他們是那個在巷口賣著家鄉麵食、操著濃重河南或山東口音的伯伯；是眷村大榕樹下，即使夏天也要穿著汗衫長褲，激動地爭論著國家大事的長者；也是歷史課本裡，那個隨著大時代巨輪被拋擲到海峽這端的「百萬大軍」。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這個詞彙的實體正在迅速消逝。那些曾經充滿煙火氣的鄉音逐漸被城市的喧囂淹沒；那些關於烽火連天的記憶，也隨著一個個佝僂背影的離去而沒入塵土。如今這一整代人正速度凋零，我們不禁要問：當最後一位親歷過那一場大遷徙的長者離去，這段厚重且充滿傷痕的歷史將何處安放？

由楊正濃導演的紀錄片《日暮歸鄉》在這個時間點出現。它不僅記錄了一群老人的晚年生活，它更像是一場與時間賽跑的記憶搶救工程，試圖在遺忘的洪流中，撈起那些即將沉沒的生命碎片。不同於過去常見的、聚焦於悲情控訴的單一敘事，本片用一種更寬廣、交織的視角，拼湊出一幅屬於這個離散族群的生命拼圖，讓我們看見大歷史下最真實、也最脆弱的人。

推開了那扇深鎖的心門

拍攝老兵題材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個群體經歷過戰亂的離散、白色恐怖的噤聲，以及長期以來社會輿論的標籤化，他們習於將內心深處最柔軟、最痛楚的部分封閉起來。《日暮歸鄉》最珍貴之處，正在於它成功突破了這道心防。楊正濃並沒有採取一種獵奇的、或知識分子高高在上的觀察者姿態，而選擇了一種最樸實、最笨拙，卻也最有效的方法－靠人帶人，用時間換取信任。

其中一位主角高秉涵律師本身就是歷史的見證者，他長年義務將在台孤獨離世的老兵骨灰送回大陸故土，這份「落葉歸根」的義舉，讓他在老兵社群中擁有無可取代的地位。這種基於深厚信任建立起的拍攝關係，讓攝影機捕捉到了極為真實、甚至令人屏息的私密瞬間。

鏡頭前，老兵們不再是被訪談的僵硬對象，而是終於找到傾訴出口的長輩。他們卸下了平日武裝的堅強，講述的不只是大歷史下的流離失所，更是那些微小而痛徹心扉的生命細節：是一張藏在枕頭下、磨損得看不清面容的舊照片；或是一聲在無數個午夜夢迴裡，只能在心裡無聲呼喊過的乳名。正是這些由無數個體串聯起來的故事，交織成一張綿密而溫熱的網。在這張網裡，看到的不再是冷冰冰的數據或政治符號，而是那個時代集體的靈魂，看見了他們在歷史夾縫中求生存的掙扎與尊嚴。

他們的遭遇是時代的合唱

過去觀看人物紀錄片，習慣跟隨單一主角的腳步經歷他的起承轉合。但在《日暮歸鄉》裡，主角是複數的，甚至是全體的。導演打破了線性的個人傳記敘事，採用了一種更現代、更具檔案感與蒙太奇美學的剪輯邏輯。影片巧妙地將不同老兵的相似經歷並置，形成一種強烈的互文效果。其中最震撼人心的一段，莫過於講述「第一次收到家書」的場景。導演沒有讓一位老兵講完他的故事，而是剪輯了六位老兵的回憶片段：有人手顫抖得拿不住那薄薄的信紙；有人則是拿著信，在窗前發呆了整整一下午，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這種「複調音樂」式的處理手法，產生了驚人的情感共振。它超越了個人的悲歡，向觀眾傳遞出一種歷史重量：這不只是一個人的運氣不好，而是一整代人的集體創傷；這不是偶發的悲劇，而是結構性的命運。

這些影像片段像是一個個被精心分類的記憶檔案盒。導演將它們細心地整理、排列，讓觀眾在觀看時，彷彿走進了一座時光博物館。在這裡，每一雙破舊的鞋、每一張泛黃的探親證、每一句嘆息都是歷史的證物。這種敘事方式給予觀者不再只是被動地接收情感，而是主動地參與這段歷史的解讀，去感受那種「想家卻回不去」的絕望，以及「終於能回家卻已白頭」的蒼涼。

是紀錄片也是一面鏡子

對這群老兵來說，「歸鄉」曾是支撐他們在漫長戒嚴歲月中活下去的唯一信念。在長達近40年的兩岸隔絕中，故鄉在他們的記憶裡被「凍結」了，被神聖化成為一個完美的、溫暖的、永恆不變的符號。那是他們精神上的原鄉，是所有苦難的終極救贖。

《日暮歸鄉》不僅是一部紀錄片，它更像是一面鏡子，照映出台灣社會構成中不可或缺、卻常被刻意忽視的一塊拼圖。它讓我們看見，在那些藍綠政治標籤、省籍情結與歷史成見下，是一個個有血有肉、充滿遺憾，卻又努力活著的生命。他們是歷史的受難者，也是歷史的見證者。

在當前兩岸局勢詭譎多變、社會語境日益複雜的當下，這部電影顯得尤為重要。它提醒我們歷史的傷痕需要被看見，才能被療癒。可惜的是，這部深具人文厚度與歷史價值的作品，尚未在台公開上映，實屬遺憾。我們衷心期盼，《日暮歸鄉》能早日登上台灣院線或影展的銀幕。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