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清德日前以錄影談話方式，指稱立法院在野黨運用席次優勢，強行通過多項爭議法案，將台灣推向「立法濫權、在野獨裁」的危機邊緣。此一說法具高度動員效果，卻在憲政制度與民主原理上存在概念錯置與邏輯跳躍的問題。

首先，從憲政結構而言，「獨裁」一詞在政治學與憲法學上，通常指權力高度集中、缺乏制衡、行政或統治權不受監督的狀態。其核心特徵是權力不可回收、不可否決、不可救濟。然而，立法院即便由在野黨掌握多數，其權限仍僅止於立法權，並非統治權；其行使結果仍受到行政覆議、總統公布程序、大法官釋憲與司法審查等多重制衡。

換言之，在現行憲政架構下，「在野」本身即意味著未掌握行政權、軍事權、警察權與預算執行權。將一個僅能通過法律的多數黨定義為「獨裁」，在概念上已與政治學的基本定義不符。

其次，就程序而言，賴清德所批評的諸多法案，包括《財政收支劃分法》、《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離島建設條例》與年金改革修法，確實存在爭議，也引發行政院與學界質疑其衝擊評估是否充分。但爭議本身並不等於「濫權」。民主政治的本質正是容許不同政策方向在立法院中競逐，並透過多數決形成暫時性的結論。若「未符合行政部門期待」、「與既有政策方向相左」即定性為「濫權」，實質上是否認立法權獨立存在的空間。這樣的邏輯等同將行政部門的政策偏好上升為憲政唯一正解，反而才會使權力過度集中。

再者，賴清德反覆將政策後果的「最壞情境推估」，直接轉化為對立法行為的道德定性。例如，「可能導致財政崩潰」、「恐使國防停擺」、「威脅民主」等語言將待檢驗的修法直接等同於憲政危機。

民主制度允許錯誤的政策，也預設糾錯機制；而獨裁制度的問題恰恰在於錯誤無法被修正。立法院通過的任何法案，仍須面對行政院覆議、總統公布、釋憲聲請與下次選舉的政治責任。這些制度性出口正是民主與獨裁的分水嶺。

此外，使用「在野獨裁」語彙，實際上是將政治責任從行政端轉移至立法端。行政院選擇不副署、提出覆議或釋憲，本是憲法所賦予的正當權限；然而若同時將立法院的多數描繪為「破壞民主的敵人」，則容易使正常制衡被包裝成道德對抗，進一步升高朝野對立。

不過，賴清德主張願以合憲方式赴立院報告，卻又以「在野獨裁」形容國會多數，這在論述上形成張力。若立法院已淪為獨裁濫權的場域，行政權又如何在其中進行理性溝通？

總之，立法院多數黨是否負責任、政策是否妥當，當然可以也必須接受嚴格檢驗；但將多數決本身定性為「獨裁」，不僅在學理上站不住腳，也可能弱化社會對真正獨裁的辨識能力。在當前高度對立的政治環境中，真正需要守住的不是任何一方的道德制高點，而是對憲政分權原理的基本尊重。否則，當不同意見=反民主，民主才會真正走向危險邊緣。

（作者係新聞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