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台灣透過土地改革與出口導向政策建立經濟優勢，但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迅速追趕，透過五年計畫與新結構經濟學，實現規模經濟與科技突破。全球經濟制度亦趨向融合，計畫與市場機制交錯並存，使兩岸經濟整合不再困難。交通、民生與產業鏈已高度共生，經濟統一具備現實基礎。然而，政治制度分歧：民主選舉與一黨領導，才是融合統一的根本障礙。

台灣經濟的先行

台灣經濟的起步與蔣介石遷台密不可分。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至台灣，面對資源匱乏、社會動盪與外部封鎖，政府選擇以制度改革為起點，推動土地改革，打破地主階級壟斷，將土地重新分配給農民，釋放基層生產力。這不僅穩定了社會，也為後續工業化創造了資本與勞動力基礎。1950年代起，台灣引進出口導向型經濟政策，設立加工出口區，吸引外資與技術，並透過美援與日資合作，逐步建立起電子、紡織、機械等產業鏈。教育普及與技職體系的建構，使台灣在人才培育上具備長期競爭力。

1970年代台灣經濟進一步升級，從勞力密集轉向技術密集，半導體、資訊科技、精密機械等領域逐漸崛起。新竹科學園區的設立象徵著台灣科技政策的制度化，也奠定了台積電等企業的全球地位。在冷戰格局中，台灣獲得美國戰略支持，成為自由世界在亞洲的經濟樣板。這段歷史不僅展現了制度設計的前瞻性，也反映出威權體制下的政策執行力。台灣的經濟奇蹟是土地改革、出口導向、科技投資與國際合作的綜合成果，在全球化初期建立了穩固的競爭優勢，也成為日後兩岸經濟比較的基準點。

大陸經濟的追趕與超越

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始於1978年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在「不管黑貓白貓，能抓老鼠就是好貓」的務實思維下，大陸逐步放寬計畫管制，引入市場機制，開放沿海城市設立經濟特區，吸引外資與技術。這一階段的發展以製造業為核心，形成「世界工廠」的格局。透過五年計畫制度性推動基礎建設與產業升級，大陸從農業社會迅速轉型為工業與城市化社會，並在2000年代後期，進一步邁向科技創新與消費驅動的經濟體。

林毅夫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為大陸發展提供理論支撐，強調「因勢利導」與「比較優勢」的政策設計。中國政府透過國家資本與地方政府協力，建設高鐵、公路、港口、電網等基礎設施，形成規模經濟與網絡效應。這種由上而下的發展模式雖與台灣早期的市場導向不同，但在效率與速度上展現驚人成果。大陸的GDP總量已遠超台灣，科技領域如電動車、AI、半導體設備亦逐步逼近甚至領先。城市化與中產階級擴張，使其內需市場成為全球企業競逐的焦點。台灣雖仍保有技術優勢與制度韌性，但在資本規模、市場潛力與政策執行力方面，已無法再以「領先者」自居。兩岸經濟的此消彼長，反映的不只是數據，更是治理模式與發展邏輯的深層變化。

經濟現實與制度的融合

進入21世紀後，全球經濟制度的分野逐漸模糊。新自由主義自1980年代以來主導全球政策思維，強調市場機制、私有化與財政紀律，但在2008年金融危機與2020年疫情衝擊後，各國政府紛紛重拾計畫性干預與產業政策。美國推動晶片法案與綠能補貼，歐盟強化數位主權與供應鏈安全，大陸則深化國企改革與科技自主。這些政策雖形式不同，卻都指向一個趨勢：市場與政府的界線不再清晰，效率與安全的平衡成為新共識。

台灣亦不例外，政府在半導體、綠能、生技等領域積極布局，透過國發基金與政策貸款引導資源流向。在此背景下，兩岸的經濟制度雖仍有差異，但在實務操作上已趨同。大陸的計畫經濟融入市場機制，台灣的市場經濟也接受政策引導，形成「混合型資本主義」的新常態。這種制度融合不僅降低了兩岸經濟整合的技術障礙，也為未來合作提供了制度基礎。經濟制度的趨同，使得統一或融合的經濟架構，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鴻溝，而是可以協商與設計的技術問題。全球化與數位化的推進，更使得制度創新成為競爭力的核心，而非意識形態的對立。

若單就經濟而言，兩岸融合已非難事。中國的交通建設、民生基礎、數位基礎設施已全面趕上，甚至超越台灣。高鐵網絡覆蓋全境，電子支付普及率遠高於台灣，城市治理與公共服務亦展現出高度效率。台灣雖在醫療、教育與社會福利方面仍具優勢，但在基礎建設與數位轉型方面已逐漸落後。更重要的是，兩岸產業鏈早已深度交織，台商在大陸投資累計逾千億美元，許多台灣企業的營收高度依賴大陸市場。

從供應鏈的角度來看，兩岸早已形成互補與共生關係。大陸的製造能力與台灣的技術優勢相輔相成，形成全球電子產業的核心樞紐。在這樣的背景下，經濟統一不再是「誰吃掉誰」的零和遊戲，而是「制度整合」與「資源協同」的正和選項。只要制度設計得當，保障台灣企業與民眾的權益，經濟融合不僅可行，甚至有助於提升整體競爭力。事實上，許多台灣民眾已習慣在大陸生活、工作與消費，文化與語言的共通性，也降低了融合的摩擦成本。經濟已非障礙，真正的問題在於政治。

政治制度的根本分歧

政治制度的差異，才是兩岸統一的真正挑戰。台灣的民主制度建立在選舉、政黨輪替、媒體監督與公民參與上，雖然常被批評為政黨惡鬥、民粹橫行，但其制度韌性與社會動員能力，仍是亞洲民主的典範。台灣民眾習慣於公開辯論與政策批評，媒體與社群平台成為政治參與的重要場域，選舉不只是政權更替的儀式，更是公民意志的展現。這種制度文化已深植人心，形成一種「民主生活方式」，不僅影響政策制定，也塑造了台灣的國家認同。

相對而言，大陸的政治制度則建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上，強調集中統一與政策穩定。在這種體制下，政策執行效率高，社會動員能力強，但對於制度競爭與言論自由則設有界限。大陸政府強調「全過程人民民主」，試圖在制度框架內吸納民意，但其本質仍屬於一黨主導的體制。這種制度設計在經濟建設與社會治理上展現高度效率，尤其在危機處理與長期規劃方面具備優勢，但在制度透明、權力制衡與公民參與方面，則與台灣的民主制度存在根本分歧。

這種分歧不僅是治理模式的差異，更是價值觀與政治文化的衝突。台灣社會強調個人權利與制度問責，中國則強調集體利益與國家意志。若兩岸要進一步融合，政治制度的協調將是最艱難的部分。共產黨難以接受政黨輪替與選舉競爭，台灣社會也難以接受言論受限與政治集中。這種制度張力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信任與認同的挑戰。即使在經濟制度趨同、產業鏈共生的背景下，政治制度的分歧，仍可能成為統一進程的最大障礙。

此外，媒體環境與資訊流通的差異，也加劇了制度隔閡。台灣媒體多元且競爭激烈，雖有偏頗與炒作之弊，但基本上仍維持言論自由與新聞監督的功能。大陸媒體則以官方導向為主，社群平台雖活躍，但言論空間受限，政治議題多由官方設定議程。這種資訊環境的差異，使得兩岸民眾對政治現實的理解出現落差，也使得制度整合的可能性更加複雜。

結論與前瞻

未來若要推動兩岸融合，政治制度的創新與協商將成為關鍵。是否能在一黨領導與多元參與之間找到平衡？是否能建立一種兼容民主參與和政策穩定的制度架構？這些問題不僅需要制度設計，更需要政治智慧與社會共識。統一不只是地理與經濟的整合，更是制度與文化的重構。唯有在政治制度上找到共識與創新，兩岸才能真正走向融合。

（作者係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講座教授、台大經濟系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