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倬雲老師走了，享年95歲。得知他往生的消息，讓我不禁回憶起61年前，1964年第一次上許老師中國上古史課的情景，他拄著拐杖費力地上了講台，但一開口介紹課程內容、教學方式和課業要求，聲音有力而堅定，同學們立刻全神貫注起來。許老師32歲從芝加哥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就返台任教，那個時代台灣還沒有博士課程，許老師還是個洋博士，令人崇敬。老師結合考古研究成果和文獻授課，不僅介紹一些社會科學方法，還指導我們閱讀期刊論文。

首開風氣的歷史系所主任

許老師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流動》（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722-222B.C., 中譯本2006年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鄒水傑譯），就是用社會學理論探討春秋戰國的社會變遷。當時老師的第一本書《心路歷程》剛由文星書店出版，其中《介紹何著〈明清社會史論〉》，介紹研究社會流動的先驅何炳棣（1917-2012），運用進士、舉人題名錄及同年齒錄中的三代履歷做統計分析，開啟了我研究社會史和社會流動的興趣，後來我譯注何炳棣老師的《明清社會史論》時，運用了比何老師多近三倍的樣本，研析明代社會的向上流動，即源於此。

此外，許老師鼓勵學生去社會科學系所選課，我因此選修了鄉村社會學家楊懋春老師（1904-1988）的中國社會史課，又在張漢裕老師（1913-1998）的指導下，研讀他翻譯的韋伯《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協志工業叢書，1960）。另外，老師又從美國延請陶晉生教我們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他是陶希聖的公子，宋遼金史專家。

1965年，余又蓀主任因車禍去世，許老師接任台大歷史系和研究所主任，開展許多改革與建樹，台灣的第一個史學博士班就是許老師創辦的，第一個研究生組成的定期論文發表研究會，以及定期出版刊物《史原》，也是在他指導下促成的，而且他還向有關單位籌措經費支持。當時台大歷史系老一輩老師年事漸大，尤其世界史師資有短缺之虞，許老師為此向哈佛燕京學社爭取到資助，送年輕老師到英美日等國學習世界史。許老師認為中國現代化要向西方學習，要瞭解西方如何興起，學習西方歷史是重要途徑。

留下重要遺產且愛護學生

1970年以後，許老師去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但一直關注台灣史學界的發展。1985-1991年，我接任主持台大歷史系和研究所事務，在許老師的協助下，取得史語所、近史所的同意，每年與台大歷史系合辦為期一個月的研究生暑假研習營。許老師主持社會經濟史研習，另請余英時主持思想史，除主持人講課外，又常請海內外專家學者作短期講座，各校研究生聞風而至，講堂場場滿座，討論時發言盈庭，是史學界一大盛事，當今台灣史學界的主流人物大多參加過這個暑期研習營，當他們取得主導地位後也沿襲了此一傳統，如史語所與新史學社即定期舉辦不同主題的研習營。這可以說是許老師留下的重要遺產。

許老師不僅協助台灣史學界的發展，在學生學習和寫論文遭遇困難時，他總是盡力幫助，知無不言。許多同學能赴美名校深造，都是經過許老師的推薦，甚至爭取到獎學金。我在台大歷史系任滿系主任，轉赴香港科技大學任講座教授，參加創校工作，建設人文學部，以及後來到暨南國際大學參與創校，建設歷史系所、出任教務長，許老師的從旁推薦起了相當大的作用。許老師是我在史學生涯中的貴人。許老師相當看重研究上古史的杜正勝，但對杜後來主導中學歷史課綱改革並不認同；當《亞洲週刊》記者詢問此事時，許老師只說了杜是「身不由己」，而不願公開指責，足見他對學生的愛護與厚道。

我懷念許老師不只於此，許老師堅韌不拔的精神令人敬佩。他雖不良於行，但上課時不會一直坐著，有時也會拄著拐站起來講，一站就是一整堂課。後來他改裝了一輛三輪摩托車方便出行，在台大校園經常會看到他駕車的身影。許老師自行克服了許多生活起居的困難，例如他堅持自己洗碗，即便經常打破碗。更了不起的是師母孫曼麗女士，陪伴、照顧他58年。師母和內人王芝芝是同班同學，又是好朋友，這加深了我們兩家人的關係。

離台卻從未停止關心台灣

1970年，長期任台大校長的錢思亮（1908-1983）卸任，閻振興（1912-2005）接任校長。相較於錢校長承繼北大注重學術自由的學風，身為國民黨中常委的閻振興黨派色彩濃厚，校園氣氛隨之變化，許老師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另外，由於中研院近史所接受美國福特基金會的資助，台灣一些政學界人士紛紛指責台灣史學界被美國控制，身為台大和中研院合聘的許老師，由於和美國學界及相關基金會的牽連，成為被指責的重點對象之一。這應該是許老師決定赴美教書的原因，但赴美並未影響許老師對台灣的關心。

1970年以後，台灣進入政治轉型期，許老師經常在《中國時報》、《聯合報》發表時政諍言，想協助國民黨民主化轉型。蔣經國總統去世後，許老師向企業界募款成立「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時值美國學界缺乏研究經費，蔣經國基金會的成立，尤其北美分會，資助了美國多所中國研究機構、學者的研究，這使得美國對蔣介石的研究從負面轉為正面。基金會對推動台灣的文史哲與社會科學研究幫助也很大，例如1990年我代表台大歷史系申請到收集、整理台灣史研究文獻的計畫，完成了《清代淡新檔案》的整理和編目，彙編現存清代檔案中的台灣史料，編譯荷蘭東印度公司（VOC）的明代鄭成功家族與荷蘭史料目錄，也收集到美國國家檔案館珍藏的台灣光復初期照片。

2024年許老師又將他所獲得的「唐獎」5千萬獎金全數捐給蔣經國基金會，用以成立「許-孫獎學金」，鼓勵青年投入漢學研究。

「中國」刻在許老師的心裡

許老師在青少年時期經歷過抗日戰爭，見過中國人遭遇的苦難。誠如何炳棣老師所說的，在抗戰中成長的中國人，沒有不愛國的。許老師不贊成錢賓四和張蔭麟以中國人為中心的立場，他主張將中國史放入世界史的視野做研究。杜正勝等人濫用了許老師的歷史解釋，在建構中學歷史新課綱時，把中國史放到東亞史、世界史中來講，進而在中學課本中去掉中國史，這完全誤解了許老師的立場。許老師是希望我們不要以狹窄的民族主義來看世界，但我們是中國人，中國歷史當然應該是主體。許老師晚年出版的《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台北英文漢聲出版社，2006），對這一觀點有系統性的闡釋，讀者應該不至於會錯意。

許老師一直堅決反對台獨，這一點從他對李登輝的態度可以觀察到。他早年曾支持過李登輝，但後來愈來愈不認同李的很多做法。許老師曾告訴我，有一次李登輝託人轉告希望見面，就在李安排的見面時間前他飛離台灣，他說他不願意見到李登輝。

許老師早期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台灣，沒訪問過大陸，也沒回老家探親。但大陸改革開放後，他常有機會接觸從大陸去美國讀書、工作的學生和教授，也看了很多相關報導，對大陸的印象逐漸改觀，尤其在對李登輝失望後，他開始到香港、大陸講學，親眼看到大陸的改變與進步。近年來，他在美國又看到美國日益衰敗、原形畢露，中國情懷在他心目中不斷加強。這應該是許老師在接受許知遠先生採訪時，說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時，有那麼大的情緒波動之故吧。

許老師和何炳棣老師長期在美國生活，也先後入了美國籍，但二人在晚年都表達，希望百年後將自己遺體移回大陸老家，落葉歸根。據我所知，何老師已歸骨金華老家，許老師也在無錫築好墓園，就等著「九州同」的那天到來，我們去祭告了。

（作者係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台大歷史系前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