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的作者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說：「政治語言的目的，就是讓謊言聽起來像真理，讓謀殺聽起來像正義，並讓空洞的話看起來充滿力量。」（The aim of political language is to make lies sound truthful and murder respectable, and to give an appearance of solidity to pure wind.）

近年來，台灣的政治場域呈現出一種令人不安的現象：公共討論不再是理性辯論，而是成為了仇恨動員、社會撕裂的工具。從選舉策略到社群輿論，政治人物與部分支持者，似乎在無形中推動著一場「台灣版文化大革命」，用仇恨取代理性，用恐懼操控群眾，用情緒壓倒思考。這種政治操作，不僅針對政敵，也波及普通民眾與家庭，讓「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這句話變成最深的諷刺。以下試舉幾個案例。

ECFA爭議與恐嚇式政治

2009年，馬英九提出《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引發政治論戰。當時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公開批評ECFA是「糖衣毒藥」，指其為喪權辱國的不對稱條約，並宣稱若國民黨執意簽署，民進黨執政後必將發動公投撤銷。這種語言不僅製造恐懼，也將政策討論轉化為對立與道德審判：簽署ECFA者被標籤為「賣國者」，形成情緒化、敵對化的政治環境。

雙城論壇與器官陰謀論

在2024年的雙城論壇中，高雄市基進黨幹部楊佩樺甚至公開暗示，台北市與上海簽署智慧醫療合作備忘錄，可能讓中國取得台灣「器官庫資源」，並呼籲民眾連署罷免藍委。這種言論完全脫離事實，以恐懼與陰謀論煽動民意，將政治對立升級為人身恐嚇，彰顯出當前部分政治動員中對理性辯論的漠視。

大罷免的家庭悲劇

大罷免運動帶來的不僅是公共政治爭議，還滲透到家庭生活中。立委葉元之指出，一位伯伯因女兒參與大罷免而被毆打，甚至被迫離家，夫妻關係破裂。這些事件反映出，政治鬥爭如何侵入最私密的生活空間，使家庭成為仇恨的延伸場。政治不再只是制度爭辯，而是情緒與暴力的溫床。

老榮民與青鳥事件

在臉書上流傳的一段影片中，一位老榮民在大罷免現場質問罷團身分時，對方不但以警察威脅，甚至公開嗆聲「大罷免大成功」。老榮民反嗆「罷免漢奸，中華民國萬歲！」這個場景暴露出政治活動中群眾對立的極端化：尊重與包容被拋諸腦後，情緒宣洩成為群體互動的主要模式。

公審與社群霸凌

民進黨不分區立委郭昱晴曾直播路人並上傳網路公審，即便之後道歉了，類似事件仍頻繁發生。一名女遊客拍攝台北市自強隧道，竟被追問手機並強迫刪除照片，照片與清晰長相被上傳網路。這種行為顯示，公共空間已被政治審查與霸凌占據，任何普通行為都可能被上綱上線，社會互信遭到嚴重侵蝕。

假議題操作與民意操弄

罷免支持者發起「台中普發4萬」的假議題熱潮，民進黨不分區立委王義川甚至在電視節目中，公開示範四步驟操作方法：先給出假議題、製作梗圖炒熱、迫使當事人澄清、再利用澄清內容反擊。這種操作將民意與資訊完全商品化，情緒與恐懼取代事實，社會討論淪為操弄遊戲。

以上六個案例共同揭示了當前台灣政治生態的幾個核心問題：

（1）仇恨取代理性：政治言論不再以事實與論據為基礎，而是以標籤、情緒和恐懼操控選民。任何異見都可能被妖魔化，形成「敵我對立」的二元框架。

（2）社會信任崩解：父女、夫妻、普通路人之間的互信，被政治事件侵蝕。家庭衝突與社區緊張逐漸成為政治鬥爭的副產品。當人人互疑、彼此警戒，「最美麗的風景」—人性與善意—也成了最諷刺的存在。

（3）公共空間被霸凌化：街頭、社群平台、甚至日常生活中的拍照行為，都可能被政治勢力或支持者監視與審查。個人自由與安全感受到侵害，公共討論空間被情緒化與仇恨化占據。

（4）民意被操弄：假議題、梗圖、社群炒作，成為操縱群眾情緒的標準工具。這種作法不僅破壞資訊的真實性，也讓民眾的判斷被系統性操控，形成無法理性對話的政治環境。

不能用仇恨當作政治資源

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的政治生態呈現出極端對立、情緒化、社會撕裂的特徵。政治人物和支持者的目標不再是公共利益，而是鞏固權力與對立對手；公共討論不再是理性辯論，而是仇恨與情緒的展演；社會關係不再以互信和善意為基礎，而是被懷疑、敵意與恐懼填滿。更有甚者，當仇恨成為一種政治資源，台灣就會從一座島嶼變成一個戰場，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被推上前線的炮灰。

面對這樣的現實，台灣社會必須反思：民主與自由不僅是制度保障，更需要每一個人的理性、包容與善意。否則，即使我們擁有最自由的選票，也可能在政治鬥爭的烈焰中，失去最珍貴的人性與信任。

（作者係中山大學政治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