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從來不是單純的軍事對峙，它更是領導階層判斷力的試煉。當決策核心未充分整合多元觀點，低估風險或誤判局勢時，戰爭就可能成為錯誤選項，並將災難推向無辜的平民。今年6月，美國、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軍事衝突，即反映出領導層未能以全局視野衡量安全風險與政治後果，導致災難性連鎖反應。這場由錯誤決策催化歷時12日的武裝衝突，最終在多方壓力下簽訂停火協議，不僅揭示決策過程的結構性缺陷，更對國際安全秩序拋出深刻的警訊。

決策結構中的失衡陷阱

在現代安全與軍事政策制定中，決策錯誤並非單一事件或短期因素使然，而是長期體制失衡與權力過度集中的結果。美國與以色列此次對伊朗核設施的軍事行動，揭示兩國政治與軍事決策架構中出現制度性問題。以美國而言，國家安全決策多集中在行政核心圈層，由國安會與總統周邊顧問構成的緊密體制，容易排除國會或戰略智庫的異議。在快速回應威脅的名義下，決策過程往往跳過必要的多層評估，造成戰略行動基礎薄弱。

以色列亦呈現類似的傾向。其安全決策體制雖看似多元，但實際權力高度集中於總理與國防高層，在政治危機發生時開戰尤易淪為政治求生工具。此次行動顯示出決策並非源於長期安全評估或區域穩定戰略，而是內部壓力與維繫領導人政治地位的結果。伊朗方面則因其封閉體制與政策透明度不足，導致資訊回報體系斷層，使領導人難以掌握全貌並做出理性應對。三方共同的結構問題在於缺乏制衡機制與多元參與，導致關鍵決策受限於特定意識形態或政治利益框架，使戰爭成為錯誤政策的延伸。

戰略嚇阻的錯置操作

嚇阻理論在國際戰略中原本旨在維持戰略穩定與避免武裝衝突，尤其是涉及核能議題時，其核心精神在於使衝突成本高於收益。但此次行動顯示，領導人將嚇阻概念錯誤轉化為主動出擊的藉口，破壞其原初目標。川普在無確定證據支持伊朗將立即構成核打擊威脅的情況下，選擇先發制人，不僅削弱美國在全球戰略的自制形象，亦加劇國際社會對其動機的不信任。

以色列則進一步將嚇阻操作為內政動員的手段，透過軍事行動塑造敵我對立來鞏固執政的正當性，其長期效果是對外戰略透明度下降，對內民意操作加劇，並使得國際協調的空間緊縮。

然伊朗的報復行動亦呈現，其對「象徵性打擊」與「維持國家尊嚴」的扭曲理解，忽略了反制行為，實則是對其民間社會構成更大的傷害。戰略嚇阻之所以失效，正因領導人選擇將其當作戰爭正當性的修辭工具，而非國際安全理論的制度化指導原則。當嚇阻不再基於風險管控與威脅對稱，而服膺於選舉動員、民意操作或政權穩定需求時，其所引發的不穩定性，遠超過其能保障的安全假設。

戰場上缺席的人道思維

戰爭之所以令人震驚，不僅在於其破壞力，更在於平民往往被迫承擔其代價。在此次衝突中，無論是空襲造成的基礎設施毀壞，或是飛彈攻擊引發的難民潮，都可見決策過程中，對倫理責任的制度性忽視。美國與以色列於行動前，未就人道影響進行足夠模擬，也未啟動與國際組織的協調流程，顯示其戰爭規劃架構中，並未將平民保護納入核心要素。軍事技術雖已可精準區隔軍民設施，但戰場實際執行層面未見同等標準，反映出倫理指導原則在決策體系中，依舊僅止於象徵層次。

此外，伊朗以民用設施為核活動掩護亦違反人道法規定，加劇平民暴露於風險中。此類行為的問題在於，國家層級並未建立完整的戰爭人道風險評估機制，領導階層缺乏對平民傷害承擔具體責任的政治文化。在國際法規存在的前提下，各方卻以主權與安全為由規避問責，實質上破壞了國際體系的合法性基礎。倫理責任不應淪為戰爭後的道歉詞彙，而應成為軍事行動設計初期即納入的制度規範。若領導人持續將人道災難視為戰略成本之一，而非應全力避免的核心目標，則戰爭將會不斷把平民推入苦難。

結語

此次衝突揭示一項根本問題：當政治領導者缺乏制度性自制、無視倫理責任並誤用戰略原則，戰爭便不再是最後手段，而成為誤判與偏執的結果。美國與以色列作為擁有高度軍事資源與決策影響力的國家，其行動模式具高度示範效果；若其錯誤行動不受到批判與檢討，將誘發其他國家仿效，進一步侵蝕國際法秩序與人道保障的機制。伊朗的政策封閉與高風險反應模式，凸顯了威權體制對資訊透明與危機處理能力的局限，亦應受到等比例的檢視。

戰爭從不應是領導人鞏固政權的工具，也不應成為選舉語言的延伸舞台。真正負責任的國家，應透過建立跨部門的決策機制、強化國會與社會監督、納入倫理與風險評估模型等制度性改革，確保政策選擇不再將人民置於不可承受的苦難中。唯有建立起制度性的決策邏輯，並對人道真誠尊重，國際社會才可能從錯誤中學習，走向更穩定且有尊嚴的和平未來。

（作者係國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