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一國兩制」提議生態

自從2019年1月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發表了名為「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 推進祖國和平統一而共同奮鬥」的講話（以下稱「習五點」），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體現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華智慧，既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又有利於統一後台灣長治久安」後，「兩制」的「台灣方案」變成重大的兩岸課題，雖然在台灣內部類似的討論一直處於不利的政治氛圍下，但「台灣方案」仍然不時得聞。

其實，以現今的大勢而言，這是關乎台灣每個人的身家性命無可避免的大事，因此不斷引導、教育大家去思考，去建議「台灣方案」，才是對台灣前途負責的行為。然而，要回答台灣究竟要什麼，北京能同意什麼，必須首先思考1981年「葉九條」和「習五點」產生的生態背景是否雷同，為什麼中共中央從規劃「一國兩制」，改為協商「台灣方案」。

從「和平統一」到「一國兩制」

每年元旦，北京當局都會紀念1979年以「人大常委會」名義發布《告台灣同胞書》的紀念會，也都提及「一國兩制」，因為《告台灣同胞書》的核心內容是推動「和平統一」，而「和平統一」是為了配合國家的「四個現代化」。

和平統一的原則和目標是「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方法是「應當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台灣當局之間的商談結束這種軍事對峙狀態，以便為雙方的任何一種範圍的交往接觸創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環境。」其次是「由於長期隔絕，大陸和台灣的同胞互不了解，…我們希望雙方盡快實現通航通郵，以利雙方同胞直接接觸，互通訊息，探親訪友，旅遊參觀，進行學術文化體育工藝觀摩。」

然而，當年台灣當局並未能審時度勢，1979年1月3日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宣稱，「絕不能信、絕不能上當」，4月4日正式提出「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

另一個關鍵態勢是中美關係。中美自1979年建交後，美國國會通過《與台灣關係法》，卡特政府向台灣軍售也沒有停止。而共和黨人雷根在競選時，聲稱要與台灣重建官方關係。所以1981年6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講，「對美國一定要有最壞情況的打算。不要怕中美關係倒退，更不要怕停滯。…對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我們不能含糊其辭。」

依據上述資料，和平統一是為國家實現「四化」的重要轉變，而推動和平統一的依據是中國國民黨治理的台灣「一貫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灣獨立」，以及「每一個中國人，不論是生活在台灣的還是生活在大陸上的，都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和繁榮負有不容推諉的責任。」方法是開啟兩岸「官方談判、啟動兩岸民間交流」；但蔣經國不信任中共，美國又多方阻撓兩岸統一，所以「和平統一」並未能立即開創兩岸的形勢。

直到1981年4月2日，國民黨十二大通過決議稱，將把「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作為國民黨奮鬥的目標，才算與北京的提議間接接軌；而堅持反共的雷根時代中美關係也並未倒退。前者代表中國國民黨的政治路線從反共轉向統一，代表國共從政黨互鬥轉為中國發展相向而行。後者代表中國的外在形勢，並未因外國領導人的更動而波動。所以，中共中央決定發表「葉九條」，以便通過進一步在和平解決台灣回歸祖國方面，採取更具體實際的步驟，體現中共和中國政府的誠意和善意，並配合這場圍繞售台武器而展開的對美外交鬥爭。「葉九條」後，中美雙方於1982年8月17日簽署了「八一七」公報。

綜合而言，「一國兩制」是以堅持「一中」為前提，以兩岸「和平統一」為路經，以統一而不全面治理為構想，是在國家政權完全統一後，以中央承諾主動「讓權」的方法，確立國家完全「永久統一」的事實。

「一國兩制」邁向「台灣方案」

「一國兩制」從上世紀由鄧小平提出以來，儘管後來有了香港、澳門的實踐例證，但在台灣一直未被視為中國統一的方案。從一開始，中國國民黨就教育民眾這是「中共對台的統戰策略」，所以台灣對「一國兩制」一直是「陰謀」地存在，從未被理性地認識與研究。其實，所謂「陰謀」已承認此一政策的正確性，因為如果不包含「正確」內容，又如何能有「統戰」效果。換言之，主張國家統一的中國國民黨知道「一國兩制」的合理性，只是與中共鬥爭失敗的陰影，以及居小的現實，使之喪失面對中共正確策略的信心。只能醜化和扭曲「一國兩制」，以便為「被統」找借口。

其後的台灣掌權政客則根本否定「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原則，「一國兩制」的探究更無從談起，甚至在台灣淪為票房毒藥。既是如此，為什麼習近平在其講話依然倡議「兩制」台灣方案呢？

首先是強調大陸對兩岸關係的主動權和主導權。對「和平統一」的強大信心，也直接向台灣同胞明示台獨的「死刑」，兩岸只有「國家統一」這條不可逆的單行道。2019年的中國早已翻天覆地，無論國家的綜合實力，國際地位均大大不同於以往；在此情形下，若非外力介入，中國的完全統一根本無需用武。換言之，此時的中共已牢牢把握了兩岸關係的走向。台灣已不是兩岸關係的平等玩家，只有在「台灣方案」裡有一定的角色。

其次是彰顯大陸對台「長治久安」的努力。有鑒於香港曾在境外反中勢力的蠱惑下發生動亂，凸顯了中央給予式的「一國兩制」仍欠缺由下而上，「民主協商」的過程，成為有心人士挑撥矛盾的口實。因此，未來的台灣方案若能吸收台灣各界的合理建議，不僅可以「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而且統一後的「一國兩制」必將更符合台灣同胞的意願，「一國兩制」作為創新制度的安排也愈加完備，更易於實施。從而統一真正有利於兩岸同胞福祉的承諾，達成「長治久安」的效果。

其三是經由「台灣方案」的民主協商，增進兩岸人民的真正認識與理解。兩岸雖早已開放交流，但真正往來的民眾依然不多，台灣只有1/3的民眾去過大陸，大陸同胞受限於台灣當局的種種刁難，能赴台者更少。彼此仍處於過去的印象、媒體的塑造，並不真正了解對方，十分不利於和平統一。如果「台灣方案」的提議得以推動，則彼此的真正認識與理解必不可缺，從而可大大促進兩岸交流，在兩岸人民之間形成正循環的互動。這為兩岸當局的正常交往提供了機會，特別有助於台灣人民睜眼看世界，明眼看自己，則兩岸的看法、想法才有機會有意義地交流。

對「台灣方案」的思考

許多人思考「台灣方案」，都是在想台灣要保留什麼，北京應該或可以讓什麼，其實以當下來推論，此類的思考很難齊全，因為我們很難決定統一的時機、方式以及外在的環境。如果讓「台灣方案」從個別的項目抽身，轉而在原則上確立「台灣方案」的可持續性，才能顯示出「台灣方案」與「港澳模式」的真正不同。「台灣方案」必須依下述的原則思考其制度的調適。

首先「台灣方案」目的是在中國式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過程中，扮演「鯰魚效應」的角色，而不是50年「變不變」的過渡性角色。中國人的自我惕勵是「生於憂患」、「國無外患者國恆亡」，所以統一後，「台灣方案」是中國式現代化所必須的，而不再表現為對台灣的優惠、寬大或示好。既有「鯰魚效應」的要求，台灣應當長期維持不同於社會主義大陸的不同，才能相互比較，截長補短，共同進步。

其次，為了「台灣方案」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鯰魚」，台灣必須更精確地維護「一個中國」原則。統一後的「一個中國」原則就是十分清晰的政權統一，因此台灣愈維護「一國」，「兩制」的運作也就會愈順暢。大致而言，區分的原則有四：主權是一國，治權是兩制；政權是一國，行政是兩制；權力是一國，權利是兩制；政治是一國，經、文是兩制。統一後，台灣愈尊重「一國」，則「兩制」的「鯰魚效應」也愈大，則台灣的自主性也愈凸顯。

其三是「台灣方案」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鯰魚」，台灣就必須借助中華文化的優越性與現今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就，徹底治癒「戀殖症」（迷戀西方帝國的殖民）。「戀殖症」是兩岸中國人因近代中國史所造成，然而中國大陸經過70餘年的不懈努力和持續奮鬥，終於可以立足在已有的成就上平視世界、平視西方。要對自己有自信，才能對決台灣問題展現不凡的戰略定力。統一後，台灣若依然強調西方自由民主那一套，則完全無法展現一國之內良性競爭的意義，台灣必須總結出一條有中華文化特色的資本主義，才能發揮其「鯰魚效應」的效果。

結語

總之，「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不能只是想台灣要什麼、北京給什麼，把港澳享有的權利複製一遍，做些個別增減，而是必須從台灣在中國社會主義強國的道路上，所能及所應發揮什麼樣的新作用，去思考「一國兩制」，才是有建設意義、有積極意義的探究方向。

（作者係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