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皇族受中華文化影響

北白川宮身受漢學薰陶，會做漢詩，又喜歡收集中國骨董，連座右銘也引用中國的典故。例如，1500年前《世說新語》裡的名句，「以義理為豐年，以忠恕為珍寶」；及南宋愛國詩人陸游勵志一生的詩句「功名多向窮中立，禍患常從巧處生」，可見當時日本皇族多麼重視中華文化。但近代日本卻捨棄了中華文化的王道，而把西方霸道的文明融入武士道，不但使全世界受害，自身也承受到亡國之痛。西方哲學家羅素比對了20世紀初的中國和日本說：「日本人只學習到西方那些產生財富和軍事力量的東西，他們學了西方的缺點，又保留了自己的缺點。」

朝香宮和北白川宮等明治時期(1867-1911)的皇族，大部分都要從軍，天皇為了攏絡他們，將自己的女兒和北白川宮兩個兒子及朝香宮聯姻，成為密不可分的「同體共存」。1927年朝香宮以軍職身分來台追尋其叔父征討台灣的遺跡，當時的文獻報告指出，1895年10月6日北白川宮率軍南下，騎馬徒涉河寬近三公里的濁水溪來到雲林地界時，做了一首七言律詩，詩最後提到「遠伐荊蠻百事辛，奚堪惡水與炎塵；去鄉半歲君休笑，忽為白頭黑面人。」意思是為了討伐台灣，這個「蠻夷之邦」的地方，已經離開日本故鄉近半年，皮膚曬黑、頭髮也白了，以此表達他被派來台灣的苦衷。而包含台灣在內的整個中華文化圈，被日本稱作野蠻的說法，是起自於日本啟蒙大師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的「中國野蠻說」

福澤諭吉對日本的明治維新起了關鍵的作用。他雖深受漢學薰陶，卻主張「脫亞入歐」，認為仿效歐洲的帝國主義才是文明的，並將中國人醜化為野蠻的「支那人」。所以在甲午戰爭時，福澤諭吉所領導的慶應義塾學生們，聽到日軍攻陷旅順的消息時，興奮得跑上大街遊行歌唱：「文明與野蠻如同雪與碳，實無長久融合的希望。遲早要降一場血雨，雨後天空才能放晴。」

當台灣割讓給日本後，福澤諭吉仍以野蠻看待台灣軍民的抗日行為，主張日軍應從北到南屠戮台灣人。對此，作家陳映真批評：「福澤諭吉以美麗的辭藻宣說人的自由與不可侵奪的平等。但這同一個福澤公開說不服教化的殖民地台灣『土著』（指的是「台灣人民」，而不是原住民），日本又可得而趕盡殺絕之。而也是同一個福澤至今有肖像印在日本紙鈔上，表達日本對這個偽善的帝國主義者的崇敬。」在日本改元「令和」後，熟悉的福澤諭吉已正式從鈔票上「引退」，但他的精神仍影響著日本。

雲林大屠殺事件的起因

1895年日軍登陸台灣後自北而南的清鄉屠戮，其中最慘絕人寰的莫過於1896年6月下旬的雲林大屠殺。一般學者以為是日軍和抗日軍在雲林的小衝突所引起的，其實它和前一年的乙未抗日有關。這件慘案中的簡義在雲嘉地區素有威望，「抗日三猛」之一的柯鐵便是其手下。

根據簡義後代提供筆者的文件可知，簡義即乙未抗日文獻所提的簡精華，祖籍為漳州市南靖縣教山社永豐里。據筆者考證，這個地方屬於世界文化遺產「客家土樓」的一個景區。因為2006年電影《雲水謠》的拍攝，才被大家廣泛熟知，因此改名為雲水謠，是個有名的客家庄。1705年，簡家攜眷來台，定居於現在的嘉義縣大林鎮內林里， 成為台灣簡氏之開台祖。今大林有追來廟，為全台簡氏的宗祠。

後來有一支從大林分家後，落腳到雲林古坑的山豬窟(今崁腳村新興)，這一支就是簡義的先祖。簡義擁有廣大的土地，種植甘蔗，以來自福建原鄉的製糖技術開廍製糖，靠製糖致富，成為雲林、嘉義一帶最大的地主官紳。甲午戰爭的時候，簡義響應全台義軍統領丘逢甲的號召，在鄉里組織義軍。後來，看到乙未戰爭彰化之戰，抗日軍慘敗後，為免生靈塗炭，便在嘉義大林歸降日軍。但很不幸地，使他的親族受到很大羞辱，便重新舉起抗日旗幟。北白川宮從彰化率軍南下時，受到簡義激烈抵抗，導致北白川宮在嘉義遭到不測。

簡義抗日失敗後，和部下跑到大坪頂(鐵國山)另起抗日的爐灶。1896年6月14日，簡義率眾祭告天地，樹起「奉清征倭」的旗幟，並效法《水滸傳》裡的梁山聚義，自稱九千歲，部下柯鐵等依序排列十七大王，嚴重打擊日本在台灣中南部的統治和威望。於是日軍在一股新仇舊恨下，發動了雲林大屠殺。當時無辜百姓逾30,000人無端被殺，受害範圍廣及50餘村庄。8月25日英國《泰晤士報》報導：「日本士兵暴戾侮慢之程度令人咋舌」、「肆無忌憚地殺人放火，老幼婦女皆不能免」、「野蠻且苛酷之東方新強國。」

被日軍屠殺的歷史不能忘

當日軍1937年攻陷南京開始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時，台灣的學校、機關放假一天、民眾提燈籠上街遊行，吃紅豆包子慶祝捷報。他們顯然忘了日本鎮壓台灣抗日勢力時，其父、祖輩同樣被當作「支那人」遭屠殺的往事。這當然要歸因於皇民化運動降低了台灣人的「中國性」。我們則要牢記歷史教訓，緬懷中華民族浴血抵禦外侮的悲壯歷史。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