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語貫耳:懷念錢鍾書先生│汪榮祖

默語貫耳:懷念錢鍾書先生│汪榮祖

錢鍾書字默存,號槐聚,1910年生於江蘇無錫,1998年卒於北京,享壽88歲。錢氏出身江南書香之家,從小受到中國傳統經典的薰陶,少年時又有機會入教會學校,打下良好的外文基礎。年未及冠,考進清華大學外文系就讀,在校期間從眾名師游,更有博覽群書的機會,使他在校期間所寫詩文已經崢嶸。畢業之後,留學英國牛津大學,完成學業後又留法進修一年。充實的學歷,益之以深厚的稟賦及後天的勤奮,使他成為罕見的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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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先生兼通中西學問,謂之空前絕後並不為過。「空前」,因中國前乏西學,更少通解西學之人;「絕後」,來者固然必有聰敏絕頂之人,然時代已變,家學已成絕響,教會學校不再,錢先生所具備的後天條件不復存在。在現代的社會背景與教育制度之下,可以預知像錢先生這般學人,已隨風而逝,不太可能再出現了。

長期與錢先生書信往來

錢先生長我三十嵗,是我的父執輩,承其不棄,成為忘年交。我回首前塵,慶幸能與錢先生音容相接,不僅讀其書、知其人,且曾親聞其咳唾,聆聽其言,默語如雷貫耳。十餘年之間,雖天涯相隔,僅有四次趨府侍談的機會,然書信往還不輟,仍保存許多長函短簡,筆墨親切,溫語獎飾,屢言吾儕交誼,心殊感之。錢先生在《談藝錄》新版引言中提到我,說我 「遠貽新刻,濟吾所乏」,因我於通信時偶爾寄書與文給他。

他從不告知想看的書單,我只有想當然耳。有一次,他來信說:「上周加拿大學人來贈Irving Hower, World of Our Fathers, 述猶太人移殖美國事,頗饒趣味。先生博覽,想早寓目。其導言中引Peter Gay, Freud, Jews, and Other Germans,不意今晨忽奉遠賜此書,故人深情厚意,大似telepathy,E.S.P.,所謂心心相印者,非耶」?真是巧極,後來我又寄Peter Gay著作多種,他尤喜讀我最欣賞的《史學風格》(Style in History)一書,並曾在其大著中引用。錢先生辭世後,為了感念他,我寫了一本《槐聚心史:錢鍾書的自我及其微世界》,(台北,2014;北京,2020)以為紀念。

我很早就讀到錢先生的一首詩:「夢鄉分境隔山川,蝴蝶莊周各一天。安得五丁疏鑿手,為余通夢兩鉤連」,為之傾倒,故印象深刻。我與錢先生通信後,曾於1980年5月17日馳函求教:「五丁之典似出《水經注》,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糞金,蜀王信以為真,令五丁拉回石牛,為秦軍開了道。然則五丁應指力士,未審然否?」錢先生于5月29日覆書說:「五丁之典,誠如來諭,鄙意欲言物易鉤通,而心難貫穿耳」,並以八行書寫贈此詩,改「夢鄉」為「睡鄉」,改「蝴蝶莊周」為「蝶適槐安」,改「安得」為「那得」。《槐聚詩存》出版時又將「蝶適槐安」為「枕坼槐安」,將「疏鑿手」改為「開路手」,改「通夢兩鉤連」為「鑿夢兩通連」。錢先生一再推敲,以求臻于完美。

我在中學時就讀到神州國光版的《圍城》與開明版的《談藝錄》,即心儀其人,但未曾夢想到有朝一日能夠登門拜見,有所交往。中美於1979年建交後,錢鍾書到訪美國,轟動學界;他的新作、舊文,又成為暢銷書。我寫信致意,遂結文字之緣。

1981年7月初次見面

我在1981年得到美國科學院美中學術交流會的資助,得於這一年的夏天,自華府於夜間抵達北京,宿于宣武門的向陽賓館,為我童年離開大陸後,首次歸來,重睹神州河山、舊京宮殿,甚是興奮。是年7月6日,一早即前往三里河錢寓。錢先生雖知我來,不意就此登門拜訪,略感驚訝,隨即笑迎。因按當時的規定,外來之客,見面之前須經接待單位聯繫,經安排後才能會見。我不知有此規定,成了不速之客。

初次見面時,錢先生已古稀,然望之如中年人,夫人楊絳女士亦在座。我坐在寬敞的客廳裡,但見陳設簡樸,牆壁上掛有一幅吳大澂寫的篆體對聯。至午時留用午膳,當時賓館用餐極為不便,過時不候,我只好厚顏留下與兩老一起用餐。錢、楊兩先生並以新鮮的廣州荔枝饗客,甜美難忘。

我呈閱《史家陳寅恪傳》(香港波文1976年初版本),請其評閱,因談及陳氏。錢先生說:陳先生學問之博實無可置疑,然在思想上是否通卓、方法上與記誦上是否有缺失、文筆是否潔雅,自有公論,不容曲筆。陳先生通外國語至多,而與外國文史哲巨著,似未能通解,如在《柳如是別傳》中說:牧齋以柳為「柏拉圖理想」,即因未盡解柏氏書之故。《別傳》頗有可商榷處,戲稱傳主乃「柳豈如是」,而非柳如是也。

我問錢先生在清華讀書時曾否與陳氏有過從,答稱在校時未聽其課,同事時亦未請益;在清華接觸較多的師長為吳宓先生。又問是否認識蕭公權先生,謂在清華讀書時已知其名,然未曾謀面。

錢先生言及兩年前有海外訪客來,一意欲套問大陸知識分子受難情狀。他笑而不語,非有所顧忌,其心情可以「衣帶漸寬終不悔」盡之。後來讀到楊絳在《從丙午到流亡》一書中寫道「我問(默存)你悔不悔當初留下不走?他說時光倒流,我還是照老樣」,為「衣帶漸寬終不悔」做了更明確的註腳。

1981年9月二度見面

同年9月,我自台北攜妻兒經香港乘海輪抵滬,10月溯江到武漢晤唐長孺教授後,乘火車入京,於10月19日即往錢府拜望。錢、楊二老見到兩孩甚是高興,錢先生以美式英語與孩子逗樂。當時《管錐編》已馳名海內外。錢先生提到義大利某學者雖不懂中文,然見此書廣引意文著作,特在報刊介紹。並承錢先生相告,《管錐編》尚有未竟之篇。錢先生詢及近來作何研究,我答稱此行主要研究章太炎,因謂章氏原配系丫頭,可見諸章行嚴之《柳文指要》。又謂此書因毛主席之捧而紅,實則文理尚有不通之處。

進而言及許多人為其崇拜者所毀,自孔子至魯迅皆然。聆此思及錢先生不喜人捧、怕出名,非故作謙懷,實有深意在焉。又談到陳寅恪,謂1949年後忽蒙陳先生惠書稱讚《談藝錄》,乃陳夫人筆跡,心甚感之。予問陳氏父子皆能詩而陳寅恪以詩證史,介於文史之間,未悉尊意云何?答稱陳先生詩做得好,學錢牧齋,亦受李義山影響。渠老太爺陳三立大有詩名,然除特有的高亢之氣外,可取之處無多。陳先生混文於史,實有違文學意趣處,其讀《會真記》以自傳考論之,尤違文學基本理論。復旦大學中文系蔣秉南教授曾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稿本給錢先生校正,此書已刊行,雖不完備但頗有參考價值。錢先生惋惜陳氏晚年雙目失明,竟窮盡心力為柳如是立傳,刻意求全,覺得不值。

1986年7月第三次見面

越五年,我趁參加1986年在杭州紀念章太炎會議的機會,會後於7月6日乘火車到北京,又得面見錢先生。我宿於鋼院外招的二樓,午後打電話至錢府,錢先生接話即熱情地說:「我很高興又將見到你」,並約定8日10時相見共進午餐。

是日9點45分抵達錢府,錢先生開門,楊絳與錢瑗亦在座。此次錢先生談興甚濃,晤談良久。我攜新購得之《〈管錐編〉研究論文集》一冊相示,錢先生見之微笑,即至客廳書桌奮筆疾書數行於書端。錢先生說,時人常問渠夫婦治學方法,而所謂方法即科學方法,仍不脫欲求秘笈的心理。我謂此來各校學生亦多以此相詢,竊以為文史之學與科學本質有異,彼法未必可用。錢先生甚以為然,謂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邏輯不同,盲目效法則如「garbage in, garbage out」,所謂artificial intelligence,雖多智慧,但無emotion耳。

偶及錢先生經歷,當年確有謠傳錢氏將出任毛澤東英文秘書,如同南書房行走,以至於有人設宴款待,皆風派人物也。錢先生說,若欲做官,早就做矣,社科院副院長一職百辭不獲,三年後尚須續任,然「絕不管事,任我撒野,每年最多開一次會而已」。

我問及儲安平,錢先生謂:「鄙夫婦與儲熟識,此人極熱衷政治,文革時某日出門未歸,死非其辜,實堪憐憫」。我說據聞儲氏「Tall and handsome」,錢先生笑稱:那只是宏觀印象,若微觀之,則 「Thickish lips, loose mouth and a very weaken chin, which would be of some interest to physiognomists」。蓋熟知者始能知其短,但拉丁語曰:「只說死者之善」,即吾華所謂死者為大也。足見錢先生之風趣幽默,且觀察入微,而又通情達理。

我又問張東蓀,錢先生說:此公頭腦極清楚,然政治興趣亦濃,於朝鮮戰爭前曾參與機密,後因洩露中國將參戰之秘給一資本家而遭斥逐,大鳴大放後與儲安平同為右派,他們兩人還想拔大蘿蔔、小蘿蔔呢!又談到陳寅恪,錢先生說,陳氏如一「eternal refugee」,對共產黨固然疑懼,對國民黨則「despise, feel disgusted」;渠自身亦有矛盾,如治學崇漢學,卻尊宋學。韓昌黎倡古文而定道統,集封建文化於一身,在大陸人人得而唾溺之,陳先生寫《論韓愈》似有糾偏微意,惜推韓過甚,反授人以柄,即培根所謂:「過度讚美人或事必然招致反彈」。

我問陳氏所謂韓愈與唐代小說的傳播有密切關係,是否有當?他認為「此論有謬」,指出六經與小說皆散而不駢,唐人傳奇在古文運動前已有,使陳先生之言而信,則韓氏並元稹《會真記》、陳鴻《長恨歌傳》皆古文運動之產物矣。後來得見《容安館劄記》,始知錢先生早有此見:「俗學每謂唐人傳奇大盛,韓、柳古文與有力焉,余素非之。逋翁國朝數語已可見傳奇行文,自有相承舊體,不待韓、柳矣」。錢先生也不同意韓愈文以載道之說,謂:「昌黎以文、道分別為二事,斥莊之道而稱莊之文」。近見錢先生讀馮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有云:「後世只推尊昌黎之文,不及其道,所謂摧陷廓清者,亦指文言」。又說:「宋人以昌黎入道統,尊之而實誣之也。近人論韓,更如夢囈矣」。

錢先生說:陳先生晚年無人可談,故頌柳如是之才學,若有所彌補,斯乃其痛苦癥結之所在。蔣天樞亦知之甚稔,因其忠於乃師,不願道也。蔣編《事輯》曾經錢先生修訂,陳氏詩集中許多錯、缺字,亦由錢先生補訂。有關陳寅恪論戰文,錢先生皆曾寓目。錢先生尊陳先生其人、愛其詩,而於其學術思想與研究方法則有如冰炭。

我問錢先生既早已發表《林紓的翻譯》一文,何以未寫嚴復的翻譯?答稱曾有計劃寫而未果,今老矣!謹授君寫如何?因謂曾見曾紀澤日記說:嚴早年國文文理不通,然《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刪除此條。紀澤並責郭嵩燾過譽嚴復,使其驕縱,唯嚴復後來學八股文有成。錢先生說:又陵英文並不甚佳,意譯蓋有藏拙之嫌,可以一筆帶過,不加深究。至於譯者加入己意,乃世界各地之通例,不足為異,絕非嚴復所創。章太炎曾於私函中評嚴、林,謂嚴文似制舉之文,渠評點老莊文,家藏畢見云。

我曾寄贈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撰Emperor of China: Self Portrait of K'ang-Hsi(《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錢先生說:研究明清以來史事如不看當時人詩文集,不免失之千里,如康熙語李光地洋人作怪云云,即不知,蓋不讀文集故也。又說中國學者不通洋文,亦不能治近代史。我問到錢先生詩集,並出示《國風》所載中書君詩,答稱正在修改舊稿,以後會出版。今已出版,且有多種版本。

問錢先生戰後是否果有台灣之行,答稱1948年春曾隨故宮代表團到台北兩個月,後來杭立武欲接錢家入台,以包車運送行李,台灣大學也有聘書來。決定不走只是不願離開文化之根,不願再流亡而已。錢先生說:「文革」之前,1959-1960年已曾下鄉,錢瑗曾至京郊窮苦農村及山西農村八個月,謂之「思苦飯」。錢先生認為今日之開放是真的,然都市經濟改革問題甚多。

問錢先生生平,答曰:鈕先銘與鄒文海所記多有不實之處,吳組緗所談尤虛妄。錢先生憶及初進清華時,有一天羅家倫校長忽傳話要見,初甚緊張,不知出了何事?原來是羅校長告知因其國、英文俱佳而破格錄取事,始感釋然。錢先生說《詩可以怨》一文已由香港《譯叢》雜誌英譯,法譯亦在進行中,並將出法文論文集,且示我法文校樣,諒系譯者請其過目也。英文錢傳作者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及其妻余寶琳(Pauling Yu)亦欲英譯錢文,唯渠夫婦疏於聯絡,因托我帶去《七綴集》與楊絳撰《記錢鍾書與〈圍城〉》各一冊給他們。

偶及香港宋淇,謂淇乃宋春如之子,宋家在上海與香港皆擁有大洋房,上海豪宅1949年後由傅雷一家住。又談到美國史丹佛大學劉若愚教授因喉癌於數月前逝世,錢先生說劉氏去年曾過訪,很活躍的樣子。楊絳頗關心張愛玲近況,我說相傳她有病,深居簡出,夏氏兄弟頗捧她,楊先生說夏志清乃張之「admirer」(仰慕者),錢先生笑說:凡女士志清都admire。我出示黎東方評Sterling Seagrave 著The Soong Dynasty(《宋家王朝》),謂已看過中譯本,錢先生說季康看得津津有味。

我呈閱《史傳通說》未竟稿,錢先生略翻閱後說「比《康章合論》有趣,一定要細看」,並提醒先引經典古籍而後附以近世學人之說,庶幾窮源探本,而非數典忘祖,因謂新版《談藝錄》序文中提到汪榮祖,許多人問此何許人耶?錢先生說:是我喜歡的一個年輕學者,聞之汗顏。《史傳通說》完稿後,蒙錢先生惠序,並題簽書名,謂「聊志吾兩人文字因緣」云,令我感奮不已。

移晷,錢先生說康有為受廖平所著書啟發,尚有流傳未廣、鮮為人引證之李審言《藥裹慵談》所記:沈曾植曾親告審言,謂曾以廖書與南海持回視之,南海以此心醉《公羊》,非由龔定盦上溯劉申受也。最後又說:「這頂烏紗帽一再摔都摔不掉,現在都換年輕人了,我這個七五老頭子在那裡幹什麼?三年一任到期,仍要我再幹一任,堅辭不允,我只好更加放肆,什麼事也不做。」

此次錢先生談鋒甚健,為時最久,臨別時贈我美國哲學家內格爾(Thomas Nagel)新著The View from Nowhere,謂值得一讀。楊先生亦贈其新著多種。臨別時,錢先生說:「古人云:『一會見面一會老』,愚夫婦暮景桑榆更深,一會見面一會少(多少之少,非老少之少)之歎,惜別倍感依依」,令我動容。錢瑗赴北師大,順道送我至鋼院,一路暢談,得知她曾學俄語,現積極從事英語教學工作,談話神情,令人振奮。

1988年6月第四次會面

又過了兩年,1988年的5月22日,自美東飛抵香港,24日轉往廣州,出席在中山大學召開的陳寅恪學術研討會,會後於6月2日清晨飛抵北京,宿於玉淵潭之望海樓,步行可至錢府,遂於6月2日下午3時往訪。錢先生垂詢廣州陳會經過後,謂陳先生不喜共產黨,瞧不起國民黨,既有遺少味,又不喜清政府,乃其矛盾痛苦之所在,並重申前說。

我問馮依北究系何人?答稱據知馮原姓劉,詩中如徹骨云云,宋詩多見。我曾寄先師蕭公權《跡園詩稿》與《畫夢詞》,故問意見,錢先生答稱蕭先生自是名家,今能此者已不多,惟不免舉輕若重耳。葉公超亦喜作舊詩,差蕭先生遠矣!因謂許多名人之透明度,日見昭然,如毛、如魯迅皆然。歷史確須不斷重寫,即因透明度之日見昭然也。

我曾寄胡頌平記《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其中胡說未曾見過錢鍾書,錢先生曾回函說博士健忘。此次又提到此事,錢先生說不僅見過,而且見過三次。第一次在上海合眾圖書館。第二次在陳衡哲家吃飯,陳以蟹殼黃小燒餅待客,胡嫌寒酸,故印象深刻。第三次談時事,大意具見胡日後發表之Stalin's Grand Strategy in China反共文字中。錢先生曾提到胡適品格高,因當時世人皆以為胡不二色,尚不知胡身後出現不少豔聞也。

錢先生謂近年收到不少台灣出版之書,少見精彩之作。錢賓四雖是史家,然其回憶錄極不可靠,所記事之時間也多舛誤,若謂在常熟見到子泉、鍾書父子,大謬不然,錢先生說生平不曾到過常熟,感歎如此歷史與「fiction」何異?今日回首往事,侍談極歡,甚感與錢先生相識恨遲,相見恨不永也。

1989年後被病折磨

1989年6月4日北京發生天安門事件,震動一時,我曾去信問安,7月13日楊先生回函說:「北京動亂,謠言滿天飛,官話當然不如謠言動聽,但我等身居此間,深知官話非全飾說。我等皆安好,請勿念。」錢先生附筆說:「奉書彌感關注,愚夫婦托庇平善,此生尚有晤面期也。17世紀英國詩人Earl of Roscommon有言:『It was best to sit near the chimney when the chamber smokes』,言殊中肯,吾兄尋味之,一笑」。後來收入《槐聚詩存》的《閱世》七律,即記此感也。

錢先生於1989年之冬,劇發喉炎,牽動哮喘宿疾,來信說:「幸醫藥及時,未致狼狽,然奄硠二月餘,亦甚委頓」。1990年後,右拇指痙攣,「舉毛筆如扛鼎,用鉛筆寫亦不能成字,甚矣吾衰」!此後錢先生病軀日衰,常住醫署,未便造訪,但從通訊中,可知他病得很辛苦。他於1994年2月23日來函有云:「去春住醫院三月,臥手術臺上六小時,割去左腎(乃Big C),內人陪住醫院,辛勞萬狀,渠身本患血壓、心臟,以此加劇。出院後又逢寓所修繕,椓椓丁丁,晝夜喧擾,如是者又四月餘。現在愚夫婦皆惶惶以就醫服藥為常課,謝絕一切外務。」此為1993年3月5日動的大手術風險很大,幸而順利完成。

1994年7月,錢先生因肺炎住院,卻又發現膀胱中有癌細胞,經由鐳射切除很成功,但導致僅存的一腎,功能衰竭,利用人工腎應急,一個多月後始解除危機,改用「透析」(haemodialysis)法,使腎臟功能有所恢復,在扶持下可走幾步路。到10月底又因感冒而引發高燒,變得極為虛弱。因用藥無效,高燒不退,精神不濟。錢先生病情反覆,甚是辛苦。

到1996年,錢瑗也病倒了,入住西山腳下的北京胸科醫院,我與內人曾寄卡祝她早日康復,並寄送《理智與情感》英文版錄影帶,讓她在病中觀賞解悶,她很高興,對病情表示樂觀,哪知檢查的結果是肺癌晚期,自此再也沒有接到她的來信。他們仨感情深厚,錢瑗得了重病瞞著母親楊絳,楊絳知道後,更不敢告訴臥床多年的錢先生,最後還是瞞不住,也免不了刻骨銘心的悲痛。錢瑗於1997年3月4日病歿,錢先生於翌年12月19日逝世,只剩下楊絳一人年過期頤。

錢先生謝世後,楊先生曾於1999年初惠函,我於1月23日回信說:「元月五日手示,昨始遞到。晚於上月二十日即得惡耗,又看到李慎之先生在《新民晚報》上的文章,以及新華社的報導。默丈走得如此灑脫,真似化鶴歸去,其境界遠遠超越塵世。我想若追隨眾賢之後,寫悼念文章,不如寫一本書作為永久的紀念」。我在信中還提道:「上月在南加州與何炳棣先生聚談了幾次(記得默丈在信中提到何先生與你有姻親),何先生看到我寫的《史傳通說》,笑稱『儼然錢體,難怪他會視你如忘年交』。我聽後慚愧之餘,又感榮幸」。

我寄給錢先生求教的拙撰之中,他的確最喜歡《史傳通說》一書,於1988年12月16日來函曰:「奉書及惠賜新著,喜甚。弟序之、題之,兄猶以為未足,並以拙稿傳真,榮寵至矣!何以克當?新著快讀一過,學識明通,詞筆雅適,新舊學者,儕輩中無足偶比;齒及不才,再三再四,獨不慮偏愛之譏乎?是則美中不足耳!」我更感激的是,錢先生於讚賞之餘,也指出書中的缺點:「大著已卒業,通識博聞,益我神智,開我心胸,必為名世之作。體例極具條貫統紀,吾國《史通》而後,無此綜賅之著,而文筆亦明暢可誦。百尺竿頭,求更進一步者,則援征近世學人著作較夥,求之古籍者較少。即就第一篇引拙著,『非記言乃代言』一節論之,弟原引Livy, Hegel既早在當世學人持此說之前,而Hegel之言,實即本於Thucydides自道(詳見《談藝錄》補訂本頁363-365)。兄先引Thucydides自言,而附近世學人之說於後,庶幾窮源探本,而非數典忘祖矣」。又說:「讀吾國及歐美近日學人著述,每有「To cite as an authority a modern academic where he may use a classic author」之歎,故於兄有厚望焉,不惜遭高明之嗤鄙也」。

曾有人批評錢先生「厚古薄今」,不重視近人著作,其實是誤會,他要強調的是「窮源探本」,重視原創。古典成為經典自有其高度的原創性,後人引用闡發,不能掠美。借用錢先生的話說:原創者是「說自己的話」,引用者是「說人家的話」,不能「用自己的嘴,說了人家的話,硬說嘴是自己的,所以話算不得人家。」做學術研究勢必要認清誰說的是自家的話,誰說的是別人的話。

2003年10月拜訪楊絳

我於2003年10月赴天津參加梁啟超學術研討會後,於16日轉往北京。翌日九時半往訪楊絳先生。進門見客廳如舊,牆上改掛陳石遺的對聯與條幅各一。楊先生說我的「槐聚五論」,文長百餘頁,很能闡釋鍾書的想法,惜鍾書不能見之。她氣色甚好,健步又健談,只是有點耳背。她說錢鍾書留下不少尾巴由她來收拾,有許多煩心的事。

她送我《圍城》中英文對照本,並簽名代奉,又示我已出的手稿影印本三巨冊,十分壯觀。楊先生特別提到,鍾書晚年很欣賞陳寅恪的詩,曾說早知陳先生如此會作詩,在清華讀書時,一定會選陳先生的課,成為恩師,但也不必諱言,他們在釋詩上有不同的看法。

楊先生說:夏志清寫文章談《我們仨》說錢瑗嫁給工人,一事無成,皆非事實。錢瑗先後二次結婚,夫婿都是書香門第;而她的英語教學事業在北師大有目共睹。楊先生說:夏捧錢鍾書卻又捧張愛玲,而張在淪陷區上海曾參與東亞共榮活動。夏志清稱楊絳為「大姐」,因他曾court小妹楊必。接著楊先生說:有一位海外作家,寫錢鍾書傳頗令她失望,她提供的資料未善加利用,卻多有侵權,最不可取的是引用明顯不實之事,雖略做辨正,卻又何必?

午時吳學昭女士來,我們步行至三和居午餐。楊先生很少外出吃飯,文革後這是第二次,上一次是與親家吃飯,吳女士說善儀與我的面子大。三和者,天和、地和、人和也,名菜有清蒸桂魚、香酥雞、紅燒烏參。錢先生生前有意將所藏《柳如是別傳》相贈,其中頗多批注,但吳女士在席間說,此本已不存在。楊先生於錢先生身後,整理編輯遺稿,不遺餘力,大量讀書筆記之出版,嘉惠學子,闕功至偉。楊先生十餘年來勤於練字,書法亦已自成家。錢先生生前所謂「最賢的妻,最才的女」,誰曰不然?楊先生於2016年5月25日才與世長辭,享壽105歲。

讀學孤行,置毀譽於度外

語云:「名滿天下,謗亦隨之」,錢先生亦難免。錢學得自天賦、得自家學、得自時代。而三者,後人難以兼有。錢先生與世無爭,有如市隱;然而凡具風骨的學人,多少有「知識人的傲氣」,何況錢氏博學多識,論文閱世每能推見至隱,不免直言無忌;固然有人賞識,然亦有人難以忍受,嘲諷其不饒人之性格,視其批評為罵人,最顛倒黑白者,莫如扭曲其淡泊名利為熱衷名利。其晚年盛名非其預期,更非追逐可得,只因時空巨變,其學始大顯於世。但盛名之累使其不得安寧,自歎「浮名害我」。

錢先生晚年逃名唯恐不及,北美名校屢以講座邀請,西歐漢學會議以貴賓相招,均一一婉拒。利由名而來,無非是暢銷書的稿費,最後錢家所得之巨額版稅,由楊絳先生全數捐作清華獎學金,嘉惠學子,令人感佩。

錢先生獨學孤行,置毀譽於度外,自謂已至諛不喜而毀不怒的境界。但盛名之下,無端之傳聞不斷,仍使他感到困擾,於言談間感歎「老糊塗信口開河,小鑽風見縫插針,一人言虛,萬人言實」,殊覺無中生有、積非成是的無奈,嘗告誡我輩曰:見此等消息,必存戒心,無採入傳記也。錢先生晚境如此,自比湖上朝天之龜,動彈不得,深憾「人海無風亦起波」,痛恨為「眾蠅所啄也」。

猶憶1982年2月返美前辭別,來書云:「得書知返美期逼,未能把別,益增惆悵」,並自謂:「七十老叟誦少陵詩:『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之語,此別益覺淒警矣」!情誼如此,令我感愧不已。至今回想,當時吾尚在壯年,歲月不居,而今已八十老翁矣!

(作者係退休歷史教授)

附加資訊

  • 作者: 汪榮祖
  • pages: 58
  • 標題: 默語貫耳:懷念錢鍾書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