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問：您留學、旅外的時間很長，請談談您對外國的法政環境有什麼感受？在求學過程中曾遇到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特出人物？

趙答：美英兩國都號稱是三權分立，但我認為其實總統制的美國是行政權獨大，川普就是個例子；而英國是行政、立法合一，議會多數黨領袖出任首相；英聯邦國家的最高法院，不是終審庭，而英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才是終審庭，因之法官的任命也會受到左右。

我們以前總認為英國法官是公正超然的，實則不然，例如甲午戰爭時發生的首件中外仲裁─「高陞號仲裁案」，那是1894年甲午戰爭開戰前的7月25日，日艦偷襲擊沉清廷向英國租用的運兵商船，船上官兵、船員近八成罹難。然日本片面向英國提出報告，並命駐英人員收買劍橋威斯特利克(John Westlake)、牛津大學胡蘭德(Thomas Holland)等教授，在《泰晤士報》撰寫袒護日本的文章，影響視聽，因此就算是英國的船，又在非戰爭期間，但英國當局還是判中國要賠償。

越深入了解，越看清西方國家的律師、議員都是為利益服務，誰出的錢多，就幫誰打官司、關說，有不少法官、學者也是這樣。

在英國讀研究所時認得不少名人。我印象最深刻的首推巴基斯坦前總理布托(Benazir Bhutto)，她風頭很健，幹練精明；1988及1993年兩度擔任總理，是穆斯林國家第一位女總理；但也兩度因案遭解職，1996年下台後流亡國外，擔任反對黨領袖，可惜2007年底遇襲身亡，年僅54歲。

另一位是現任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他在劍橋三一學院攻讀數學，很聰明、成績優異；之後又去美國陸軍參謀指揮學院、哈佛甘迺迪學院深造，返國後先在星國陸軍歷練，從1984年轉入政界迄今，他承襲父志，戮力帶領新加坡邁向繁榮、先進。

問：您過去經常代表國府參與外交事務，是否有機會與大陸國際法學者做過交鋒、交流？

答：和大陸學者最初的接觸，起因還真的是「不打不相識」，大約1980年前後的日本京都「光華寮案」二審後，我和華僑律師張有忠跟大陸的國際法學者李浩培、陳體強等人認得了。

1980年代末期有一年「國際法學會」在南斯拉夫開年會，大陸派了不少學者參會，我和張京育代表台灣的「中國國際法學會」與會，兩岸國際法學者就有了近距離接觸。

之後有一次在澳門開會，我與北京大學王鐵崖教授為一個問題起了爭論，結果兩人反而熟絡起來。1990年代初，大陸的「中國國際法年刊」(王鐵崖主編)邀請我去北大演講；我也曾向王建議兩岸要統一國際法專有名詞的中英文對照。後來我陸續在北大結識了饒戈平及專攻海洋法的趙理海、魏敏、邵津幾位教授；國民政府時期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第一屆畢業的周子亞(公海、領海法)、第七屆的賀其治(國際航太法)，以及出身北大、現為自然資源部海洋發展戰略研究所所長的張海文等學者。之後又在武漢大學認識了梁西、余敏友，那時武大還未開海洋法的課，我率先講授海洋法。在政法大學認識了朱奇武、周忠海；在中國社科院認識了劉楠來。我在大陸談的大多是東海、南海問題。

最初與大陸學者接觸時，他們還缺乏國際法院(ICJ)及國際常設法院(PCIJ)的判決資料，近幾年去大陸，發現大部分學校都有整套的《國際仲裁裁決報告書》、《常設國際法院報告書》、《國際法院報告書》、《國際法院訴訟狀書》，以及重要的國際法年報季刊等，資源、設備豐富，遠遠領先台灣了。

問：現代國際法是在歐美先進國家間形成的，再傳到亞洲等其他各地，但強權國老是認為「百卷萬國公法(國際法)，不如數門大砲」。請問過去的帝國主義國家及現在的美英強權，究竟是如何運用國際法的？

答：可以這麼說，武力能達到的地方，國際法就有效，譬如岸砲射程可打到的地方就是領海。在羅馬帝國時代，凡是未被羅馬人占據的地方都是無主地。西方帝國主義時，不是基督徒占據的皆為無主地。印地安人的美洲、黑人的非洲也都是無主地。

哪個國家強大，那個國家就可制定法律，小國只有遵守的份。所以，最先制定海洋法規的是荷蘭，它倡導海洋自由論(格勞秀斯提出)，以保護自己的運輸、貿易。當英國還不是海洋強權時，它主張保守防禦性的海洋閉鎖論(蕭典提出)，當它成為海洋強權後，才開始說海洋自由。

而且，法律解釋權也屬於大國，合法與否大國說了算，而大國也深知法律裡的「漏洞」。西方國家制定法律還有一個特色，即己方的強項都「合法」，別人的強項都「不合法」。對小國來說，最好遵守大國制定的法律，否則一定會被大國修理。所謂「民主國家」，也都是霸權國來認定，而且美歐常常任意罵別國「沒人權」。

問：美國簽署了1982年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但至今未批准，卻屢以「航行自由」為由派艦駛入南海水域，挑釁中國的主權，您對此有何看法？您認為南海問題應如何解決？

答：美國卡特政府簽署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但從雷根政府一直到現在的拜登都沒批准，因為它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也會限縮其活動範圍。公海包括海底的資源，應由大家共享，但美國自認為探勘海底資源技術領先，可攫奪更多資源。由於程序未完成，美國不算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成員國。

南海一向是中國的領土，東漢光武帝時的伏波將軍馬援就已經略過南海。抗戰時期，南海島嶼曾遭日本占領，戰後美軍甚至幫國民政府收復過，對於當時國府劃設的11段線，後來大陸的9段線都未置喙。近年卻出手干預，並用公約裡的「航行自由」說嘴，講白了即是霸權心態，壓制中國向海洋發展。霸權絕對不容許他國出頭。美國從前獨強，可主導一切，如今國力弱了，只好拉幫結派來反中；但只要中國夠強、有實力，有自己的北斗系統、飛彈、激光(雷射)等，美國就不可能達到其目的。

問：中國大陸2月起開始實施《海警法》，而美國不僅再次聲言釣魚台列嶼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3月又與台灣簽署海巡合作備忘錄，更準備與日本在釣島舉行聯合軍演。您認為美日的作法是否合理？而釣魚台問題未來要如何解決？

答：釣魚台列嶼本來就是中國的，乾隆時制定的官方《皇朝中外壹統輿圖》就將釣島納入版圖了；甲午戰前日本的軍事調查圖也把釣島劃歸中國。

戰後美艦曾將列嶼中的幾個小島當作艦砲靶場，算是軍事占領、控制，但美國未曾擁有釣島的主權，自然無權將釣島交給日本，而國際法上也沒有給予行政管理權的規定。1960年美日安保條約簽訂時，還沒有釣魚台問題，是1990年代中期美日片面擴大解釋涵蓋台灣周邊有事，後來又說條約也適用於釣島。這些都是美國愛怎麼說就怎麼說，範圍可大可小。

今年3月底台美簽署了「海巡合作備忘錄」，在英美法根本不具任何法律效力，實際上是美國想用來干預南海的。美國軍艦不敢停靠台灣港口，以免違反大陸的《反分裂國家法》，所以改由屬於美國內政部、戰時則是第二海軍的海岸防衛隊(Coast Guard)來台，名義上為「合作」，事實上是把台灣當成中繼加油的補給站，再轉赴南海、印度洋偵巡。何況，該備忘錄也是不平等的協議，美國海岸防衛隊船隻可隨時來台，但台灣的海巡船卻沒有能力跑到美國。

至於美日在釣島演習，則是因為他們擔心釣魚台有一天會落入他國，要先做奪島演習。我以為解決釣島問題，同樣也需要中國強大起來，有足夠的資源及實力，且必須先解決台灣問題。兩岸應共同維護中國的領土主權，尤其要警惕日本的分化策略，並應加強對外宣示主權，以及把釣島納入中小學的史地教科書等。

問：日本將沖之鳥(東西礁合計不到10平方公尺)稱作「島」，沒淡水、不適人居，竟向聯合國申請專屬經濟區(EEZ)，還獲得部分承認；而2016年7月美、日都宣稱支持南海仲裁案的結果，這等於否定我們對太平島有主權，美日為何出現如此自相矛盾的認知？

答：日本在沖之鳥移植了很多珊瑚礁，將之墊高，周圍又放了很多消波塊，東京都眾多議員都把戶籍設在那裡，就是刻意想證明它是島。當然，主要還是因為美國說它是個「島」，它就是個島。套句中國成語就是「指鹿為馬」。而太平島，馬英九在任時特意登島喝水、餵雞、看太陽能設施，彰顯島上有水、有電、有醫院、有郵局、有人居住，就是要證明太平島確實是個島。但美國主導的國際仲裁院判決硬說那不是個島，損害了兩岸在該海域的固有權益。這也是為什麼我參與諸多國際會議，親眼目睹了強權的操弄手法，又勤讀外交史、國際法書籍後，衷心期盼兩岸能交流合作、早日統一，這才能不再受美日擺布。

問：川普政府多次用「長臂管轄權」(long-arm jurisdiction)干涉他國內政、制裁他國經濟，這是否與國際法有扞格之處？

答：美國採用「長臂管轄」，強勢把美國法院的管轄權延伸至國外，說穿了就是要以美國國內法取代國際法。

二戰後美國以軍事、美元、科技、媒體主宰全世界，累積了許多可用工具，其「長臂管轄」最常用的方法是藉由SWIFT CODE（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所顯示的線索，找到它認為有違反美國國內法、制裁令者，便循線入人於罪，甚至逮人，有時也會請盟國代勞。如「孟晚舟案」就是由加拿大執行美國的「長臂管轄」。

美國為阻擋別國管轄美國人，否定了國際刑事法院的「普遍管轄權」，當然自己也不可以跨境管事。何況，加拿大沒有執行美國法律的義務，又沒有所謂長臂管轄權，引渡孟晚舟不符合美加引渡條約的「雙重犯罪地原則」(Double Criminality Principle)。當今全世界只有美國擁有、實施「長臂管轄權」。

問：您在國際法學術界數十年，又親身參與眾多談判實務、協調，請問您有何心得？

答：我想以滑鐵盧之役做比喻，該戰役英國人只記得打勝仗的威靈頓公爵，法國人只記得拿破崙的偉大。從此處來看，可推知新聞報導及歷史，各國都是從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歷史是有權位的人寫的，正義與否也是由當權者決定。

此外還有幾點：第一，與美國談判，盡量第一回合就要達成協議，否則他們會逐次推高籌碼和需索，而且如果任他們予取予求，事後他們會誇讚你是「談判專家」，好讓你續在官場得意，反之，就會放話抹黑、打擊。第二，小國與霸權談判，無異於與虎謀皮，如要從強國虎口裡取回肥羊，極不容易。第三，對霸權來說，任何條約合乎其利益的才會履行，不合者就棄置不顧。

因此，國際法與國際政治兩者就像連體嬰，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國際法如何執行或不執行，端看政治權力如何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