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以超越美國為目標│花俊雄

中國不以超越美國為目標│花俊雄

3月25日,拜登在舉行上任以來的首次新聞發布會上說:「我看到了和中國的激烈競爭。他們的整體目標是成為世界上最領先、最富有和最強大的國家。但是這在我任內不會發生,因為美國還會繼續發展和擴張。」拜登的一席話,透露出他內心的焦慮,同時也讓人不禁想起1950年代末,彌漫全中國的一句口號就是:「超英趕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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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英趕美」是毛澤東於1958年前後提出的,主要指的是鋼產量15年超過英國,50年超過美國。這句口號曾經被視為過度浮誇,但事實上,15年後的1973年,英國鋼產量2,665萬噸,中國2,522萬噸,基本追平;1995年中國鋼產量就以9,500萬噸超過美國,提前12年實現了毛澤東的預言。到了1996年,中國鋼產量首次超過一億噸,坐上了世界第一鋼鐵大國,至今仍然保有該位置。2019年中國鋼產量9.96億噸,美國8,790萬噸,中國鋼產量是美國的11倍。中國經濟整體上雖仍落後於美國,但在製造業方面占全球28.4%,美國則僅占16.6%。

中國走出新型現代化之路

中國現在提出的「兩個一百年」目標和「兩步走」戰略,著眼於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它們都非「超英趕美」那樣簡單量化的指標。中國是「十億級」的現代化,正走出一條新型現代化之路,它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治理新型國際社會理念,不可能用「億級」的美國現代化作為衡量標準。

李鴻章道出「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以中國為主體,言世界之變」,而147年後的2020年6月29日,習近平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語,則是以世界為主體,言世界之變,並嘗試為中國尋得應對時下大變局的方式。當中國之崛起與世界之變同步發生,將會是怎樣的未來之中國和未來之世界。

李鴻章所說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主要指的是鴉片戰爭後,以農立國的古老中國面對有工業化基礎的列強,所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機和挑戰,它要揭示的是一種亡國滅種的危機和憂患。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則是當今世界格局與國際秩序的變化問題,所要揭示的是「大變局」背景下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從「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視角,來思考中國復興的征程,並強調這才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最重要的戰略含義。

縱觀人類歷史,曾輝煌一時的歐陸大國發展崛起時都是千萬級的人口規模;長期爭雄世界的美蘇兩國人口規模也只到了億級。中國則是屬於10億級人口規模的國家。要探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首先應該立足於中國這樣一個擁有龐大人口規模、保持快速發展的超大型國家本身,對於國際形勢和世界秩序,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如果再將這一點與當今國內外發展大勢,和中華民族自近代以來孜孜不倦追求復興的信心、決心、能力、勇氣,及其代代相承的民族信仰、奮鬥精神相聯繫,那麼其戰略意義就更為凸出了。這一點正是習近平所強調,中國處於最好的發展時期與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盪」的緣由所在。

「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共產黨2020年帶領全國人民順利實現了全國脫貧摘帽,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目標。習近平強調:「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鬥的起點。」2021年建黨100年,也是第十四個五年計畫開局的一年,中國共產黨在新起點踏上了實現第二個一百年,即2049年新中國成立100年目標的新征程。

在堅持「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基礎上,又具體劃分了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2020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鬥1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把黨在1980年代提出的在21世紀中葉實現的基本現代化目標,提前到2035年。

第二個階段,從2035到2049年,新中國成立100周年,在基本實現現代化基礎上,再奮鬥15年,把中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在新征程上,面對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的發展環境,要對國之大者心中有數,用全面辯證、長遠的眼光,認識和把握國內外大勢,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認識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徵、新要求,深刻認識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勇於開頂風船,不懼逆風和回頭浪,善於在危機中育先機、於變局中開新局,努力實現更高品質、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

正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所言:「中國的目標從來不是超越美國,而是不斷超越自我,成為更好的中國。」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到21世紀中葉,中國將是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但不走「國強必霸」的資本主義老路,而是要作「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作「國際社會的建設者而不是破壞者,做架橋者而不是挖溝者」。這既是中國的「知」,更是中國的「行」。知行合一就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國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既吸收和借鑒了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合理因素,又超越和揚棄了其不合時宜的成分。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涉及很多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相關的內容,如國家主權原則在國際關係中的運用,國家之間權力分配對於體系穩定的意義,相互依賴對國家間衝突或合作的影響,全球治理的主要價值指向和基本途徑,國際社會之所以優於國際體系的重要根源,以及多元安全共同體對共同意識的強調等。但同時,「人類命運共同體」強調要在共商、共建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共用」的世界新秩序,因此在價值指向上是對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昇華。

自2012年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以來,習近平在多種場合不斷闡述「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並逐步形成了系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2015年9月28日,在聯合國大會演講中,習近平不僅號召世界各國「攜手構建合作共贏新夥伴,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而且還描繪了一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想圖景和實現路徑。他說:「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也是聯合國的崇高目標。」為了實現這些目標,世界各國要致力於「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夥伴關係」,「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用的安全格局」,「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促進和而不同、兼收並蓄的文明交流」。

2017年1月18日,習近平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主旨演講,進一步闡述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總體設想。他說:「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關鍵在行動。我認為,國際社會要從夥伴關係、安全格局、經濟發展、文明交流、生態建設等方面做出努力。」具體包括:堅持對話協商,建設一個持久和平的世界;堅持共建共用,建設一個普遍安全的世界;堅持合作共贏,建設一個共同繁榮的世界;堅持交流互鑒,建設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堅持綠色低碳,建設一個清潔美麗的世界。習近平強調:「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用」,就是解決各種全球性問題的「中國方案」。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詞已經載入聯合國四個機構的決議案文中。正如2016年第71屆聯合國大會主席彼得·湯姆森所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人類在這個星球上的唯一未來」。

大變局可概括為四個「新」

有人認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可概括為四個「新」,即新格局、新模式、新工業革命和新全球治理。新格局指國際格局不再是西方主導,而是逐漸走向東西方平衡;新模式指西方模式不再是現代化的唯一模式,中國道路提供了新的選擇;新工業革命指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國從跟跑到齊跑,甚至在某些領域領跑;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可能成為新全球治理的方案。

「立足於中國,放眼世界」,中國的國內發展走的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實踐證明它適合國情,走得通,而且越走越寬廣。對世界,中國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方案,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的格局,早已不是以緊盯美國為目標。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

附加資訊

  • 作者: 花俊雄
  • pages: 28
  • 標題: 中國不以超越美國為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