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國彥:透視環境治理的口水與真相│李中邦

魏國彥:透視環境治理的口水與真相│李中邦

魏國彥,1953年生,台灣大學地質學系學士、碩士,美國羅德島大學海洋學博士,曾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海洋研究所做博士後研究(1987-88),耶魯大學地質與地球物理學系擔任助理教授(1989-94)。1994-2018年為台大地質系教授;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2000-2018)。其與台大大氣系教授許晃雄共著之《全球環境變遷導論》,為台灣第一本關於全球變遷的大學用書;另著有:《正自有山河之異》論文集(2018)、《為地球而科學》科普文集(2018)、《台北新官場現形記》(2019)、《8個你不可不知的環境議題》(2019)

其專業學能橫跨地質、海洋、生地化循環、生態及氣候學等領域;而且兼具中央與地方行政經驗。歷任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副主委(2009-10);台北市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委(2010-12);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2014-16)。現為台大「永續地球尖端科學研究中心」兼任教授、「台灣社會責任公益減害研究發展協會」執行長。

 20219402

李問:今年4月22世界地球日,拜登召開了40國線上氣候峰會,氣候治理成了近日的國際外交主軸,請問這會議具有什麼意義?

魏答:我們不妨先看看美國在氣候變遷議題上的表現。美國沒有參加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有簽署,國會未批准),因為它認為該議定書不利於經濟,會束縛當時美國世界獨強的經濟發展。2009年聯合國在哥本哈根召開氣候鋒會時,歐巴馬和希拉蕊竟直闖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等新興經濟體為對抗美英先進國家所舉行的閉門會議,堵了溫家寶總理,亦造成那次峰會的結論較有利於先進國家,但空泛無成。2015年的「巴黎氣候協議」,美國則演出先加入、後退出的戲碼。

簡言之,美國的紀錄不好,政策反覆。因此,拜登這次會議是政治動作多於實質,想展現「美國回來了」,在氣候議題上奪回世界的領導權,想站到戰略高點來制衡中國大陸,這也是民主黨一貫的策略。

拜登也不願意讓歐盟專美於前,因此附和2050年要達到「碳中和」,但美國現在的化石能源占比為80%,再生能源11%,核能8%,太過於依賴化石能源,想要在短時間內達標極為困難,往後會不會照著歐盟走,都還在未竟之天。凡是由民主選舉制度產生的領導人,通常只要政策的不利結果不在任內發生,咎責不到,就會隨意「開支票」,只求當下有環保的光環和選票。

問:歐盟計畫於2023年依生產過程的排碳高低,對進口商品開徵「碳關稅」,各國也都在制定碳權、碳費(稅)、碳交易機制,您以為這些措施是否可行?

答:歐盟的進程確實領先,他們積極擬定「碳邊境調整機制」,要在邊境根據生產商品的「碳足跡」徵收「邊境碳稅」,以維護歐盟內的「碳交易」市場、碳價制定,否則廠商會跑到別的地區生產,形成「碳洩漏」。從這個角度來看,碳排未來一定會成為一項貿易武器,而這又涉及各國的經濟利益及國際競爭力。

不過,歐盟也有「放話」之嫌,由於過去一年半新冠疫情嚴重,各國碳排下降,當然有吹牛的本錢。估計今年11月在蘇格蘭格拉斯哥召開的全球氣候峰會,各國都會「假大空」一下。而一旦疫情結束,經濟恢復,各國碳排量難免會再度竄升,到那時候政客難保不會迸出另一副嘴臉與說詞。況且,碳稅的稅率很難規定,而且是浮動的,又須經歷多次談判。因此,2023年是否真能實施「邊境碳稅」,或能做到何種程度,都存在變數。

問:國際社會及新北市等地方政府已訂出2050年要達到「碳中和」目標,蔡政府也跟著喊2050淨零排放,但台灣迄今仍停留在《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下稱《溫管法》)階段,而沒有具體路徑規劃,這樣的步伐能跟得上世界潮流?

答:台灣的能源結構中,非碳能源總共約7%,而核能又占其中將近60%。也就是說,當2025非核家園來到時,非碳能源大約只占5%,而排碳能源占95%,這比美國的80%還要高。

2015年7月開始施行的《溫管法》,在擬定時,就同時提出「國家自定預期貢獻」(INDC),預計於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至現況發展趨勢(BAU)減量50%,相當於2005年排放量再減20%。那是經過「工研院綠能所」用國家碳排放模型多次模擬做出來的,花了8個月才定案,其中包括與工商團體及朝野立委溝通,而欲達目標必須核一、核二、核三都延役,核四運轉才有可能達成。

檢視現況,台灣的國際減碳承諾已跳票,整整多出1億公噸,違反了《溫管法》的長期目標。而當局現在還想再修法,跳躍式地尋求更「激進」的標的,想達到發電20%綠能,但台灣去年綠能最多僅有5.6%,這不是緣木求魚嗎?

台灣的產業排碳,至少得跟日本、韓國及部分東協國家並駕齊驅,產品價格又便宜些,在經貿上才可爭得一席之地。

平心而論,如果不讓核三延役、核四啟封,台灣碳足跡必定會高達95%,則跨國企業供應鏈的製造、下單對象必然會離開台灣,轉往用核能而碳排放低的國家。可預知,屆時台灣產業界鐵定會給執政者很大的壓力。台灣有人才、工資中低、有供應鏈整合能力,這些都是強項;但缺水、缺電、缺低碳能源,說不定會拖累台灣的產業競爭力。

問:政府斥巨資興建的核四廠被封存,蔡英文又再度否決了「核電」的選項,您對政府這種處理方式有何看法?

答:2014年決定封存核四是因當時民間反核的壓力大,且林義雄執意絕食抗爭。然封存的目的是暫停,如何處置要交由公投決定,這原是「審議式民主制度」下負責任的決策,但後來變成了政治操作,導致2014年底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大敗。

我認為,RE100(由「氣候組織」與「碳揭露計畫」所主導全球改採再生能源組成的聯盟)加上「巴黎協議」的發展,核能可能會再復興。因為加入RE100的企業,如Apple、Google、台積電等240多家企業,必須承諾在2020至2050年間達成100%使用綠電的時程。

歐盟聯合研究中心新近出爐的報告建議,應賦予核能發電「綠色投資標籤」,亦即核能發電符合綠能的「可持續發展」目標,該報告表示:「未發現任何證據,認定核能會比其他電力生產技術對人類健康或環境的危害更大」。換言之,任何發電方式都有可能對環境或人體健康產生危害,數害相權取其輕,核電並非最糟。

台灣實在應參考英國、日本等獨立電網國家的作法。2014年我訪問英國時,赫然發現其氣候變遷委員會(Committee on Climate Change, CCC)絕大部分工作就是在除役舊核電廠、興建新的核電廠,以替補火力發電廠。日本首相菅義偉也宣布,要從目前的7.5%核電,提升到2030年的21%。這樣才可以降低排碳量。

問:針對「珍愛藻礁公投」,行政院5月3日公布「三接」新的外推方案,這樣就能減少對藻礁的傷害?

答:藻礁的海水下分布情況是關鍵。大潭藻礁海下向西分布甚多,礫石區正是紅藻能附著發育的地帶,施工可能帶來的泥沙反而是殺滅藻礁的殺手。影響桃園藻礁生態最主要的是水流動力,此決定了哪裡是藻礁、卵石,哪裡會堆積漂沙。如觀新藻礁保護區水流動力強,藻礁露出,棲地複雜度高,生物多樣性就高;相對的,其他地區的藻礁因水流動力弱、漂沙多,生物多樣性就低。

生態學者、地理學者、地質學者的看法比較宏觀,但聲音小。而民眾多以眼見、偏好來決定投票,科學認知不足,學者也就避免捲入其中。

如果蔡政府對新三接方案有信心,就應重做包括外推範圍的環境評估,而不是只做環境差異評估,就外推方案對藻礁的影響也應有更多學術研究作佐證,而不是政府說了算。

問:台灣從去年就開始乾旱嚴重,竹、中、南的台積電等眾多晶圓廠被迫用水車備水,而經濟部開放科學與工業園區鑿井取水,地層下陷的顧慮四起,請問台灣應如何對水文地質做治本的處理?

答:台灣雖然在季風帶,雨水絕大多數時間豐沛,但也因位在蒸發帶,雨水大都會蒸發掉。2020年6-9月豐水期沒來颱風,雨量比歷年平均的1,600公釐少了將近1,000公釐;加上冬、春季枯水期雨量偏低,以致新竹以南的水庫水量幾乎全是歷年來最低。

經濟部長王美花下令開放工業園區鑽地下水井應急。但我認為,每個區域的地下水文不同,不可「一刀切」式地開放鑽井,再者,各科技大廠買水,很可能買的就是地下水,埋下永久的禍害,例如,雲林高鐵路段基樁下陷;嘉義海邊超抽地下水會引發海水入侵,造成地下水不可回復的破壞。

山麓丘陵地帶為台灣西部平原地下水的自然補注區,應加強土地分區使用管制,多植樹保育,避免汙染產業或興建住宅區而造成水泥化。

台灣水費已凍漲了27年,應該合理提高,這才有利於民眾養成節水的習慣,以及發展水科技。另外,工業大戶便宜用水,形同用全國稅收去補貼它們,劫貧濟富,政府應盡快對用水大戶開徵「耗水費」。

問:日本政府4月13日決定兩年後排放福島核汙染水入海,台灣如果阻止不了,該如何面對並加以因應?

答:眼前議論的焦點多放在排放水裡含有氫的放射性同位素氚,實則氚的衰變只會放出高速移動的電子,不會穿透人體,若非大量吸入,對人體是無害的。日本東京電力宣稱將稀釋40倍,將氚的濃度降到日本規定的排放水濃度1/7以下。毒理學名言:「萬物是否有毒,關鍵在劑量」,稀釋就是減低劑量的方法,何況海洋稀釋效果更大,氚的危害實不足為慮。

倒是福島核事故中洩漏在圍阻體內的放射性核種銫、鍶、碘等,化學活性高,必須特別關注。「日本原子能研究開發機構」(JAEA)的科學家近年發表的文獻顯示,日本在銫粒子移除方面頗有進展,台灣應趁此機緣向其取經。

此事關鍵在於:(一)須監測東電處理其他放射性核種的程序與成果;(二)應長期多點監測,注意海洋食物鏈的累積;(三)應由國際核能安全組織加上周邊國家原子能管制機構共同監理;(四)應由東電與日本政府成立「後端監測基金」,提供經費給國際監理團隊運作。

此時此刻,行政院應當責成海委會,召集原委會、漁業署、農委會、外交部等單位組成應對小組,從速完成相關備案,再比照韓國,爭取參與國際監理團隊。

問:您長時間從事學術與環保專業,是否曾與大陸方面的同道有過交流?

答:我1980年代初留美時,就認識了國際地質學泰斗的中研院院士許靖華,之後又認識了同濟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地理學部院士汪品先,我和兩位前輩在古海洋研究上交流甚多,受益匪淺。

我在台北市政府任職時,為了協調雙城論壇去過上海、北京。2013年5月,前任環保署長沈世宏赴大陸出席兩岸氣候變遷研討會,我也以學者身分擔任團員;行程中我們還分別與大陸環境保護部長周生賢、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現為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會面,雙方曾就兩岸環境合作做了深度討論。只是政黨輪替後,這些合作計畫都無法執行了。

問:歷任環保署長中,您認為哪幾位的建樹比較凸出,而您在任上又有哪些貢獻?在推動環保相關事務時,您認為最大的阻力來自於哪裡?

答:趙少康為回收垃圾資源興建焚化爐,也建立了環保標章制度,功不可沒。郝龍斌任內,推動了環保工業園區、限塑政策,在廢五金方面也能在抗爭下解決問題,最後他為了保護翡翠水庫水源區不惜辭官,也留下了政務官的典範。

我在任內則是讓《溫管法》通過;以公民科學、公民參與的角度,將檢測空汙的「空氣盒子」商業化,讓人人都可以做,這使得台灣整體的PM2.5下降。另外,環保署參與了登革熱的防治;在環保治理方面,我也引進多領域的系統概念。

推動環保最怕碰到政治掛帥、不科學、人們懷有先入為主的偏見。坦白講,現在台灣有不少科學家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對科學妄加解釋;公權力或環團有時也因科學知識不足或不夠廣泛而出現盲點。總之,環保與政治、經濟、文化有錯綜複雜的關係,講起來簡單,做起來卻困難重重,釜底抽薪的辦法是一切以扎實的科學作根底。

附加資訊

  • 作者: 李中邦
  • pages: 38
  • 標題: 魏國彥:透視環境治理的口水與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