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榮祖: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紀欣

汪榮祖: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紀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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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榮祖於1940年3月7日(舊曆甲辰正月29日)在上海出生,祖籍皖南,1947年初隨父母來台。1961年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1971年獲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博士學位,師從蕭公權先生。自1971年起受聘於維吉尼亞理工暨州立大學,1993年獲維吉尼亞社會科學院年度傑出學者獎,1994年維州大最高學術研究獎。至2003年應嘉義中正大學之邀,提早在美榮退返台長住,先後出任中正大學與中央大學講座教授,人文研究中心主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近年常往中國大陸講學,參加學術會議,目前仍是山東大學訪問學者。

汪教授勤於著作,至今已出版中英文專書25種,其中A Paradise Lost, the Imperial Garden Yuanming Yuan (Hawaii,2001)一書入全美年度2%最優異學術著作名單(List of Outstanding Academic Titles, 2001),最近的英文著作有China's Conquest of Taiwa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Victory at Full Moon (Springer, 2017)。中文專書有《晚清變法思想論叢》(聯經1984)、《康章合論》(聯經1988)、《史傳通說》(聯經1988、1994)、《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東大1991)、《章太炎研究》(李敖出版社1991)、《康有為》(東大1998)、《史學九章》(麥田2002、北京三聯2006)、《詩情史意》(麥田2005;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學人叢說》(北京中華書局2008)等。另發表論文110篇,書評45篇。

最近因為Covid-19尚未解除,汪教授在林口家中深居簡出,讀書寫作自娛。

紀欣問:您是中國近代思想史和中西史學史專家,又能吟詩、善古文,請問您是怎麼養成這麼多本事?在您的治學過程中有哪些人對您產生重大影響?

汪榮祖答:我不敢自稱專家,也許對文史有比較廣泛的興趣。興趣來自一些體制外的機緣,就是學到一些在學校裡學不到的東西。1949年從大陸來了許多安徽老鄉,常來我家聊天,其中有一位吳博全先生,他是前清翰林許承堯的弟子,舊詩做得很好。我跟他學到一些舊詩的竅門,有時也學他吟誦。

近年葉嘉瑩教授很重視吟誦的重要,覺得此一寶貴的傳統不應消失。她90歲生日時,我正好在南開大學訪問,壽宴時她鼓勵大家吟誦,我吟誦了吳老師教我的郭登〈送岳季方還京〉,葉先生聽後說「很有古風」,才知道吳老師的吟誦有譜,之後又與葉先生同在南開的一場慕課上吟誦舊詩詞。吟誦時想起吳老師,他曾送我一本趙松雪的帖,並題詩相贈:「新安書道本堂皇,兩百年前有二汪,榮祖誼承先世業,便當勤研十三行」,我很慚愧,沒把書法練好。

吳老師啟蒙之後,我讀大學時,遇到痛恨五四新文化運動摧殘傳統的徐子明先生,他在系裡很受排擠,很少學生選他的課,我選讀他的西洋中古史,大教室只有我一個學生,但一師一生一年沒缺一堂課。之後他不再教西洋史,以救世的心情改教古文,他家學淵源,能以古韻朗讀《詩經》,我聽他講解《左傳》、《戰國策》、《世說新語》等書,不放過一個字,令我獲益良多。出國留學後又遇到「寄蹤萬里」的蕭公權先生,哈佛楊聯陞教授稱蕭先生為「海外中國學者第一人」,我有機緣入其門,何其幸運。

自1980年後,又有幸認識錢鍾書先生,承其不棄,得到他的教誨與指點。這些機緣以後可能愈來愈少,因為五四之後,舊學凋零,西學跟不上啊。

問:您什麼時候開始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有何重大發現?

答:蕭公權先生於中西政治思想史都有經典名著,世所推重。當年他正在研究康有為思想,並陸續發表論文,1975年成書出版,後來我將之譯為中文,收入《蕭公權全集》。我在他指導下,就以康有為之前十幾位改革派思想家為題寫博士論文。華盛頓與北京建交之後,中美之間有了學術交流,我有幸申請到美國科學院美中學術交流會資助的22人之一,於1981年夏天前往中國大陸訪問研究八個月,我以章太炎作為計畫主題,與許多大陸學者交流,也收集了很多材料。返美後於十餘年間完成四本有關章太炎的專書,兩本英文、兩本中文。

我認為章太炎與康有為雖取徑有異,但同是中國近代思想轉變的關鍵人物,他們不是舊學的殿軍,而是新學的先驅。他們的思想都受到西方文化的挑戰,但反應不一樣,康南海認為文化是一元的,現代化是人類共同的道路,西方走在前面而已,而太炎則認為文化是多元的,各種不同的文化應該并存不悖。太炎的認知在近代中國是很難得的,無論守舊派、變法派、西化派都是一元論者,但太炎的多元認知並非偶然,俄國與日本學人在面對西方文化挑戰時,開始時也有西化派,但後來就有俄國的「親斯拉夫派」(Slavophile)與日本提倡「國學」(Kokugaku)的「政教社」人士,他們都不反對西方文化,但堅持不宜偏廢自己固有的文化,成為多元論者。我發現章與日本的「政教社」頗多往來,意氣相投。太炎的《齊物論釋》很多學者認為是以佛解莊,但我讀來處處在闡述多元論的微意,我已有長文論之,在此無法細說。

問:史學史是您另一項成績斐然的研究領域,已有《史傳通說》與《史學九章》兩部專書及多篇論文,您認為您的史學史研究有哪些特色?

答:成績斐然,不敢當!我自早年起對史學史就很感興趣,閱讀較廣,做了不少筆記,《史傳通說》,就是根據多年的筆記寫成。這一年多來正在寫《史義通說》,已有27萬字,仍然欲罷不能。這兩本書可稱姊妹篇,想要繼續行將絕跡的書寫傳統。《史學九章》是九篇史學史文章的論文集,談到四位西方史家,五篇有關中國的史家與史學。我另有一書論「後現代史學」,書名是《後史辨》,已在出版社多年,很快會問世。至於特色,簡單說:我不把史學史看作博物館內的陳跡,而視為仍有生命力的遺產,可以從中吸取養分,為今所用。

問:您在人物史研究上也頗有建樹,請問如何才能達到「以人傳史」的目的?

答:學術性的傳記,在史學著作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中華史學的主幹就是紀傳體;不過,傳統中國的列傳,大多失之簡略,幾乎沒有對人物做巨細靡遺的大傳,西方早期的傳記如《拉丁載記》,反映文藝復興前西方神權統治下對偉人的偶像化與理想化。到了近代,英國包斯威爾寫老師約翰生的一生,巨細靡遺,煌煌長篇,寫得栩栩如生,具有高度的可讀性,成為名作。

史學家以歷史人物為寫作題材乃順理成章之事,因重要人物的生平必然是歷史的重要內容。史學家除了重視歷史人物外,更要重視歷史人物的時代與處境,不論時代創造了人物,還是人物創造了時代,兩者之間的關係都不可忽略.所以史家立傳,不僅需要文學家的文字技巧,而且還要具備了解人性、時代與社會必備的知識與分析能力。

我於1960年代在美國讀研究院時,曾任俄國史名家屈萊果(Donald W. Treadgold)教授的研究助理。讀屈教授的《列寧及其政敵》一書,印象最為深刻,屈師的結論是,列寧於1906年已穩操勝券,克林斯基雖然贏得二月革命,但並無穩定政權的實力。列寧在歷史上的重要性,莫過於建立紅色政權;屈師將傳主及其對手作比較,從中得知列寧的成功不僅僅由於其人之強,亦因其對手之弱。讀其書,由傳觀史的視野為之頓開,對我甚有啟發。

人物史研究是歷史研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中國講人本主義,西方講人文主義(Humanism),其實意思是相通的。中國以前的紀傳體就是以人敘事,例如《商君列傳》是講法家怎麼起來的;《李斯列傳》講的是秦國的發展史。英美學術界研究中國歷史也往往從傳記入手,他們經常專門研究某一個歷史人物,也就是以人傳史,以重要人物為中心來展示學術思想的歷史面貌,傳記家必須寫傳主的一生,而史學家則可聚焦傳主最重要的事件,例如有美國學者寫《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以李大釗說明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也有人寫《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我自己的第一本英文書就是《章太炎與中國近代民族主義》。

在華文世界裡,自五四以後受到西方的影響,突破傳統紀傳的格局,以白話書寫洋式大傳,猶如雨後春筍。我也有好幾本有關人物的傳記,如《史家陳寅恪傳》與《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北京中華書局於2008年出版我的傳記作品系列,一共六本。

問:人們都說「文史不分家」,請問您怎樣看待文學與史學的關係?

答:中國古代文史不分,比如司馬遷的《史記》是史學作品,也可視為文學,班固的《漢書》也是這樣。西方史學亦重文筆,到19世紀英國大史家麥考雷(Thomas Macaulay)仍以文筆聞名。西方到現代,文史才分家,歷史系到底屬於文學院,還是社會科學院,頗有爭議。很多人以為西方近代史學之父蘭克(Leopold von Ranke),要把史學當作科學,其實他只是要實事求是,按照檔案資料來呈現歷史的真相,並非要歷史科學化,他也重視敘事。西方確有人要把史學科學化,但徒勞無功。後來又想與社會科學結合,用社會科學方法研究歷史,不謂無成,但歷史書寫變成社會科學報告書,索然無味,違反了歷史的本質。英國史學家斯通(Lawrence Stone)於1980年代呼籲「敘事的復興」(The Revival of Narrative),他不是要復古,而是說歷史不能沒有敘事,敘事不能不講究文筆。後現代史家懷特(Hayden White)更說歷史就是文學,歷史必然有文學性。

我的看法是:社會科學是歷史的近鄰,可以守望相助,但文學是歷史的近親,文史的淵源太深了。歷史著作想要傳世,必要有文采。18世紀吉本的《羅馬衰亡史》,內容早已過時,但因文筆之美,至今仍然是暢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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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余英時教授今年去世,有人稱他為現代中國最偉大的歷史學家,您認為是實至名歸嗎?

答:我認為是太超過的溢美,我想余先生自己也不會接受這頂高帽,不說別人,與他同樣畢生在美國教中國史的何炳棣教授有三本英文經典之作:《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明清社會史論》、《東方搖籃》,以及中文寫的《中國歷代土地數字考實》,余先生的幾十本中文書,沒有一本能與何先生的四本書在同一檔次。最遺憾的是,他作為錢穆的弟子,卻因反共而反華,附和台獨,賓四情何以堪!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龔忠武月前發表的文章,對此有很嚴厲的批評。

問:這兩年您幫觀察雜誌寫了許多分析美國及中美關係的佳作,依您看,美國為什麼會成為霸權國家?中國應當如何應對?

答:20年前,我在美國課餘之暇,曾為北美中文報紙與香港的《展望》寫過政論文章,承您邀約,又重操舊業。我寫中美關係因在美國居住近40年,也教過美國史,對美國有點認識。您問到美國為何成為霸權國家?美國霸權有三大淵源:一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優勝劣敗」觀,二是白人至上的「種族優越」論,三是19世紀的馬漢「海權論」。美國的「天命觀」(Manifest Destiny)及特納(Frederick J. Turner)學派的「邊疆理論」,也都為美國霸權的擴張提供了依據和支撐。

美國用不到百年時間,透過各種手段,至19世紀末將版圖從大西洋推進到太平洋,進而轉向海外擴展。美國通過美西戰爭占領菲律賓,又於1898年奪取夏威夷。二戰結束後,凡是冒犯美國利益的國家都遭到悲慘下場,例如蘇聯、日本、伊拉克、利比亞、阿富汗等都不例外。中國的應對就是不吃美國的這一套。中國的「底氣」植根於快速的崛起,為美國所忌憚,雖不惜全方位打壓,發動貿易戰,打擊中國高科技,更以「自由航行」為名闖進南海,不斷打台灣牌,但形勢比人強,美國無法撼動中國。

拜登聯合盟友圍堵中國,顯示單幹不足以對付中國,美國的實力已今非昔比,以前美國是老虎,盟友能狐假虎威,現在美國想要「虎假狐威」,哪能給力?川普發動中美博弈,拜登鍥而不捨,然而至今美國一再要與中國對話,顯得焦急,而中方反而冷靜應對,勝負之幾已見。拜登受制於國內情勢,難以認輸,不認輸又無了局。

北京指出美國戰略錯誤,因老美沒有王道概念,以己度人,以為中國要與美國爭霸,不知中國有尊王黜霸的傳統。中國諸子百家,除法家外,無不崇尚止戈為武。墨家有非攻之說,即便是兵家,也推崇「不戰而屈人之兵」。儒家尤愛和平,講究德治,幾無宣導戰爭的概念。孔子反對戰爭、譴責暴力,孟子說「春秋無義戰」,更提出「仁者無敵」的說法。中國倡議「一帶一路」,致力於雙贏,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王道思想,足以應對美國的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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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依您看,美國會繼續成為阻礙兩岸統一的外部勢力嗎?

答:美國一直是阻礙兩岸統一的主要勢力,但由於中國的崛起,美國的阻力愈來愈小。這幾年大玩台灣牌,但截至目前為止都只能打擦邊球,始終跨不過「兩岸同屬一中」的紅線,因而可以斷言:一旦台海啟武裝衝突,美國絕不會冒核戰大險而介入。但民進黨政府居安不思危,看到美國遏制中國的崛起,見獵心喜,欣然當起美國反中的急先鋒,更妄想借外力走不可能的分裂路。然而北京統一的意志極為強烈,實力也無人懷疑。無奈對民進黨政府而言,統一不是選項,那只剩下統獨對決了,不免會走到骨肉相殘的絕境。這樣說來,阻礙兩岸統一的主力不再是外在的美國,而是內在的民進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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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資訊

  • 作者: 紀欣
  • pages: 26
  • 標題: 汪榮祖: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