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近年來，中國新艦艇下水速度快得像下餃子一樣；新飛機上天速度快得像放風箏一樣；此外，還有高鐵及在其他軍工和高科技領域，也是突飛猛進。因之，西方為此現象造了個新詞─「中國速度」。

西方人對之目瞪口呆，驚呼不可思議；國人則歡欣鼓舞，額手稱慶，贊之曰：厲害了，我的國！

這種「中國速度」，早見之於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例如：由君主轉型為民主、由農耕經濟轉型為工商業經濟、由階級社會轉型為等級社會、由儒道轉型為社會主義、由大帝國轉型為主權國家、由陸權轉型為海陸雙棲等一系列空前的變化，只花了短短的一兩百年時間。可見其速！

如果沒有抓住這個時間維度的特點，在思考中國近代化、中國何去何從的大問題時；在制定國家的大計方針時；在解讀評說重大歷史事件、歷史風雲人物時，必然會出現「似花還似非花」、「隔靴瘙癢」之類誤讀誤斷的言論。   

這種時間的迫切感，掌舵領航的國家領導人感受最為深切，孫中山勉勵他的同志國人，要「迎頭趕上」；毛澤東也勉勵他的同志國人要「趕超」，要「大躍進」。他那「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膾炙人口詩句，更是活脫脫地道出了「中國速度」的神韻。

這個「中國速度」的特殊國情，主要源於近現代國人渴望從煉獄般的苦難中解脫出來，刻不容緩；其次是，由於近現代中西文明巨大的時間差。從而在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中形成了一個相當於時代要求、時代使命、時代軍令狀的速度維度，不容背離；否則必然受到歷史懲罰。

回顧國共兩黨的鬥爭，最終取決於如何能夠更好地滿足速度這個時代的要求、時代的使命、時代的軍令狀。中共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主導下，形成了一整套十分有效地趕超西方文明的戰略、策略和方法：

首先是大破大立。在關鍵的歷史節點，無情地以狂風驟雨、驚雷電擊之勢，砸爛清除一切妨礙趕超的障礙，不論是制度、觀念、道德、價值、習俗、甚至人身，以便近現代中國的歷史列車超速前進。

毛澤東的人民革命，就是順應這個大破大立，砸爛舊秩序，另起爐灶的有效戰略、策略。康梁和袁世凱的君主立憲，蔣介石版的三民主義則反之，因此都必然被歷史的洪流淹沒。

其次是飛躍式的趕超。要大破大立，必須推動中國社會跨越歷史階段，跨越世代、時代，飛速前進。李大釗的「根本解決論」、毛澤東的「只爭朝夕」的人民革命，就是驅動歷史飛躍前進；反之，康梁的「君主立憲論」，胡適的「點滴改良論」，都是修修補補的龜步牛行，與時代的速度要求相悖，因而被時代拋棄。這不僅是他們個人的悲劇，更是他們所代表的階級、集團和思潮的悲劇。

三是先做學生、再做老師。中國在東亞一向以老師自居，玄奘去印度取經，只是個人行為，不是國家和社會的行為。但到了近現代，深感傳統的農耕文明遠遠落後於工商文明，不得不放下老師身段，虛心做歐美、歐俄先進文明的學生。

孫中山、李大釗分別舉起向西方歐美和北方歐俄學習的大旗。毛澤東時代更突出強調，「先做學生，後做老師」，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然而，蔣介石治下為數可觀的一些孺慕西方文明的自由主義者，卻不自覺地自認天生低人一等，甘願做洋大人一輩子的學生，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壓根就沒有做洋大人老師的志氣和念頭。

再者，落後也有優勢，可以擇優取經，彎道趕超。在國共鬥爭時，落後的中共讓國民黨陪練，學會了打仗；抗美援朝時，讓美國人陪練，學會了打現代化戰爭；鄧時代，讓歐美日等發達國家陪練，學會了搞市場經濟的竅門；習時代，讓美國陪練學習打高科技戰爭。從而創造了政治、經濟、高科技奇蹟的「中國速度」，成就了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習近平時代。

四是發動政治運動，驅動歷史前進。毛澤東最擅此道，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規律和中國的國情，不斷發起政治運動，加速驅動渴求解放的中國社會迅猛前進。

在這種中國速度的近代化進程下，時代世代迅速更替，慈禧時代、袁世凱時代、北洋軍閥時代、孫中山時代、蔣介石時代、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習近平時代，像電光火石般迅速輪替，以致某一時期的領軍人物，早年激進，晚年保守反動，例如康有為、嚴復等。

一個最新的例子就是台灣的「民主進步黨」，早期反蔣獨裁，具有進步性。但近年來卻背祖棄宗，惡搞台灣獨立，淪為反動的「民主退步黨」，從而註定成為溥儀、汪精衛大漢奸之流的悲劇下場，而為後世唾棄。

由此足證本文的題旨，「速度」是解讀評說近現代歷史和人物的關鍵維度。

(作者係體制外歷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