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變法維新鼓與呼的梁啟超│侯杰、李淨昉

為變法維新鼓與呼的梁啟超│侯杰、李淨昉

常言道,時勢造英雄。1895年3月,梁啟超到北京參加會試,甲午戰敗的消息使他無心準備,結果落選。4月,中日簽訂《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梁啟超和應試的舉人義憤填膺,覺得民族危亡就在眼前,遂準備進行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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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車上書」要求變法

  梁啟超在康有為的授意下,日夜奔走呼號,聯繫廣東、湖北等省舉人連署上書議論國家大事。山東、山西等省舉人各自連署,麋集督察院,表達意願。儘管舉人們的言論「或通或塞,或新或舊,駁雜不一,而士氣之稍伸,實自此始」(《飲冰室合集》專集第1,113頁)。在此基礎上,康有為、梁啟超聯合18省舉人1200餘人在松筠庵舉行會議,花費一天兩夜的時間,起草萬言書,請求清廷拒和、遷都、變法。

梁啟超不僅親自參與撰寫,並且繕寫多份,傳遍京城,鼓動公車們齊聚都察院前表達訴求。對於著名的公車上書,梁啟超在後來撰寫的《戊戌政變記》中,稱其為中國數千年來大夢初醒的標誌。儘管「公車上書」沒有達到讓清廷聆聽天下士子心聲的目的,但卻表達了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政治願望和思想主張: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並且拉開了變法維新的帷幕。

《萬國公報》、《時務報》

為宣傳變法主張、聚集變革的力量,維新人士在各地創辦報刊、譯書局,成立學會,建立學堂,開社會風氣之先。同年8月17日,梁啟超協助康有為籌建北京強學會時,接受陳熾的提議,創辦《萬國公報》。該報的名稱與上海廣學會機關刊物同名,卻是由梁啟超和麥孟華主筆。該報除介紹西方社會政治、歷史地理、思想文化、社會風情外,還特別注重講解富國強兵的道理,介紹國家振興與養民教民的方法。特別是每期刊登的論說,多由梁啟超撰寫,強烈表達了變法維新的意願。該報雙日出版,刊印千份,隨《邸報》免費送給在京官員和有識之士,影響了不少讀者。

1896年8月,汪康年、黃遵憲在上海創辦的《時務報》,由梁啟超擔任主筆。梁啟超在該報共刊行的69期上,發表政論文章60餘篇,大力提倡開民智、求自強,抨擊社會黑暗,介紹西方現代文明,鼓吹變法維新。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每期報中論說四千餘言,歸其撰述;東西各報一萬餘言,歸其潤色;一切公犢、告白等項,歸其編排;全書報章,歸其複校;十日一冊,每冊三萬字,啟超自撰及刪改者幾萬字,其餘亦字字經心。」即便是酷暑難耐,他也要「揮汗執筆,日不遑食,夜不遑息。」(《創辦時務報原委記》,《知新報》第66冊)

數月之間,《時務報》發行量達到1萬多份,遍布全國70多個縣市,在內地及香港、澳門等地都有忠實的讀者。因此,梁啟超名聲大震。著名翻譯家嚴復對梁啟超也讚不絕口:「自甲午以後,於報章文字,成績為多,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嚴復致熊純如書》,《學衡》第12期)

1898年12月16日,《萬國公報》更名為《中外紀聞》。報紙也不再免費贈送,而是改為收取報費、郵寄費等。主筆雖改成梁啟超和汪大燮,但梁啟超仍然主筆政,繼續介紹西方各國政治、經濟狀況,宣傳西學、鼓吹維新。1個多月後,該報發行量已達3千餘份。由於社會影響力的擴大,清廷守舊官員必欲取締而後快,以至於「送報人懼禍及,懸重賞亦不肯代送矣」。該報的命運可想而知。梁啟超雖然遇到極大困難和挫折,但並不氣餒,面對時代的風雲變幻,「益感慨時局,自審捨言論外未由致力,辦報之心益切」(《飲冰室合集》文集第29,第1頁)。

在上海創辦大同譯書局

1897年秋冬之際,梁啟超在上海南京路創辦大同譯書局,大量翻譯外國圖書,為變法維新提供精神食糧。他在《大同譯書局敘例》中,將譯書出版作為促成變法維新的關鍵:「今不速譯書,則所謂變法者盡成空言」。因此,該譯書局「首譯各國變法之事,及將來變法之際一切情形之書,以備今日取法」,先後出版《俄土戰紀》、《日本書目志》、《讀西學書法》、《瑞士變政記》等。該譯書局雖只存續一年,到1898年秋天就關門了,但還是為變法維新做了一些輿論宣傳。

先後成立強學會、保國會

1895年11月初,在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努力下,強學會於北京宣武門外的後孫公園正式成立。該會是維新派和清朝親光緒皇帝的帝黨官僚相結合的政治團體,人員較為複雜。梁啟超作為其中的重要成員,積極參加每10天舉辦一次的集會,通過演講方式,宣傳保種、保教、愛國的思想,呼籲大膽變革。

梁啟超在北京花了2個多月的時間,也沒有買到世界地圖,最後還是託人在上海達成心願,並立即視為寶物。據他回憶:「圖至之後,會中人視同拱璧,日出求人來觀,偶得一人來觀,即欣喜無量」(《飲冰室合集》文集第29,第38頁)。足見,民智未開,維新派要走的路還很長。儘管如此,強學會還是購置了很多西學譯著,供人閱讀,儼然成了圖書館。梁啟超自己就深受其益:「余居會所數月,會中於譯出西書購置頗備,得以餘日盡覽之」。(《益聞錄》第1574號)隨著清廷守舊官員的步步緊逼,強學會遭到封禁,梁啟超自言:「鄙人服務書籍皆沒收,流浪蕭寺中者數月」。(《飲冰室合集》文集第29,第1頁)。

1898年4月17日,康有為、梁啟超等數百人在北京南橫街粵東會館成立保國會,要保國、保種、保教。21日保國會舉行第二次集會時,梁啟超慷慨陳詞:面對亡國滅種的危局,人們已經覺醒,「今之憂瓜分懼危亡者遍天下」。然而,清談足以誤國,變法維新才能轉危為機。在梁啟超看來:「中國之亡,不亡於貧,不亡於弱,不亡於外患,不亡於內訌,而實亡於此輩士大夫之議論」,唯有投身變法維新之中,才能挽救民族危亡。

他的演講有情有理有力,撥動了很多人的心弦。25日,在貴州會館舉行的第三次集會上,梁啟超和康有為的政治主張,贏得了人們的讚賞和接納。

1897年,梁啟超來到湖南長沙,執教時務學堂,並參與制定《湖南時務學堂學約十章》,要求40多名學生立志、養心、治身、讀書、窮理、學文、樂群、攝生、經世、傳教,將時務學堂變成一所速成學堂,直接服務於變法維新。作為教習,梁啟超除每天授課4小時的《公羊》、《孟子》外,還要批改學生們的作業。「每條或至千言,往往徹夜不寐。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約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其論學術,則論荀卿以下漢、唐、宋、明、清學者,掊擊無完膚」。(《飲冰室合集》專集第34,第62頁)。他還向同事們縱論國事,提出救國主張:「一漸進法;二急進法;三以立憲為本位;四以徹底改革,洞開民智,以種族革命為本位。」(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第88頁)

寓居滬上的時候,梁啟超還參與了中國近代第一個女子學堂的創辦,親自撰寫《倡設女學堂啟》。他不僅將辦女學作為開女智的重要手段,使「婦人各得其自由之權,然後風氣可開,名實相副」,而且還創辦不纏足會,宣導女性身體解放。

正因為梁啟超聞名遐邇,所以每位到天津訪問、講學的外地學者,幾乎都要參觀梁啟超位於天津市河北區民族路44-46號的故居。南開大學歷史系也曾於2003年10月,參與主辦首屆「梁啟超與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學術研討會」,來自海內外的150餘位學者,共同緬懷這位近代著名政治人物的思想與實踐。

(侯杰係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李淨昉係天津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史教師)

附加資訊

  • 作者: 侯杰、李淨昉
  • pages: 71
  • 標題: 為變法維新鼓與呼的梁啟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