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鄭學稼先生│姜新立

回憶鄭學稼先生│姜新立

今年7月13日是鄭學稼(1906-1987)逝世32周年的紀念日。我忝為他的門生之一,稱他為「老師」是理所當然,但我寧願稱他為「先生」,因為他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典範,稱他「先生」,覺得親近且大氣,可以俯身、可以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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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7月學稼先生在台北三軍總醫院病逝,當時我在美國忙著撰寫博士論文,遠隔重洋,未能親自在病榻前為先生送終,自是平生最大遺憾,還好及時趕回來參加了在二殯景行廳先生的告別式。是年8月我在《文訊》第31期發表〈反共理論大師:鄭學稼先生對馬列主義的研究〉表示對先生的追悼。匆匆32年過去了,這是我第一次寫回憶先生的文章。 

鄭學稼與陳獨秀

先生與民國史以來的許多著名人物都有交往,但他常對我談的有陳獨秀、胡適及張國燾。

1938年1月,先生因公去漢口,李麥麥邀他到武昌探訪陳獨秀,這時由於陳正和毛澤東政治談判與鬥爭,託病不見李鄭二人。5月初,先生受《時事新報》之託,送稿費給陳,陳當時住在漢口模範區一家成衣店樓上。先生說:「他給我深刻印象,在於青菜粗飯,態度誠懇,和有與眾不同的主張。」以後二人經常來往。

陳獨秀於該年6月初入川,先生於6月28日抵宜昌,因康兆民的關係,先生馬上換船,在船上遇見陳獨秀和家屬在船頭打地舖,心中有一種特別的感受與同情。先生告訴我,陳獨秀創立中共黨時以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為革命對象,他信仰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他認為在中國先要發展資本主義然後再實行社會主義,但到重慶後寫的〈論資本主義〉,《時事新報》居然不予刊登。

先生還說,陳遷居江津後生活無依,靠朋友接濟,1941年3月25日陳突然寄一封信給鄭先生,內付5千元(國幣)支票及代轉張國燾的信,請先生面交張。先生隨即帶著信件與支票去見張國燾,陳給張的信內說「卻之不能,受之有愧,以後萬為我辭。」原來這是重慶層峰知道陳生活困難,透過朱家驊贈5千元,陳退還朱,又託張國燾轉寄陳,陳再堅退。先生說:「張國燾接信和支票後對我說『仲甫先生總是如此』」。此事後來先生告訴我「陳獨秀貧賤不能移」。

先生研究馬克思主義,對陳獨秀有較深的了解與特殊的同情,《陳獨秀傳》寫得真是深入,先生過世後才出版有點遺憾。

鄭學稼與胡適

1959年春天,中研院全漢昇突然到臨先生家,對先生說:「胡適先生見你在《祖國》上關於中共六中全會分析的論文,認為是有學問的人寫的。他問我:是否認得那作者?」全氏又說:「胡先生又問我:如此有學問的人,台大為何解聘他?」全氏最後說:「胡先生要來貴處看你。」先生認為就年齡與文化界的地位而言,胡是前輩,於是客氣地回答「應該我去看胡先生」。接著不久胡氏來電話「我久仰你」,並約2月20日在南港見面。

先生如約前往南港中研院胡氏公館。胡鄭兩人由下午4點談到晚上8點,胡適留先生吃晚餐。這次胡鄭「談話」有如下內容:(1)胡說在紐約就看過鄭的著作,既回台灣,便想和鄭見面晤談。(2)胡重複說中共批判他,並問:「你對那些批評有何意見?」鄭說:「有的地方頗有理。」胡說:「我未公開反馬列主義,中共所以批判我,由於我的『懷疑』。」鄭說:「一個人不受任何信仰支配,這個原則,我是無條件支持的。」(3)俞某在三十年代要胡改正三民主義,胡因此寫〈知難行亦不易〉,居然引起國民黨的反攻,就此不再改正。(4)談到陳獨秀,胡有嚴厲的評語,鄭阻止胡。胡改口說反對陳做共產黨,鄭說:「一個知識分子,為着信仰,犧牲兩個兒子和財產,死後無葬身之地,雖然幹共產黨是錯誤,應該原諒。有一種知識分子,人們給他錢,他連褲子也脫下來,那才該罵喲!」(5)胡談到胡風,說胡風的文藝主張與自己的相同,鄭說這是中共對胡風主張的歪曲,真正原因在於胡風與周揚爭文藝領導權。(6)兩人還談到大陸文藝與台灣文藝界的情況。胡說:「共產黨的文藝理論書,不易懂」。鄭建議:「讀讀普列漢諾夫的這類著作」。

晚餐後胡要派車送鄭回家,鄭堅辭,自己乘三輪車至南港,然後轉車回家。

鄭學稼與張國燾

我為了寫《張國燾與中國共產主義》,向先生請教。先生告訴我:張國燾北京大學出身,五四運動時期擔任北京學聯會主席,不但是中共創建人之一,也是「八一南昌起義」主要策劃人。張曾建立「川康蘇區」,是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實力雄厚,在中共25,000里長征期間,為了「西行」與毛澤東「北走」發生分歧,張以「第二中央」與毛的「第一中央」抗衡。迫於新疆馬家軍的圍堵,紅四方面軍兵敗潰散,張率餘部轉往延安,到延安後,毛解除張國燾的兵權,可見張到延安後,已不是毛的對手。

1938年4月初,張以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身分祭黃陵,祭後突然不回延安。張遠走武漢,中共派周恩來勸,請張顧全大局重返延安,張拒絕,並公開宣布脫離中共,隨即中共將張開除出黨,張脫離中共後由武漢前往重慶,蔣介石認為「張國燾事件」是國民黨對中共鬥爭一大勝利,但蔣並未重用張國燾。

1948年6月,張國燾在上海辦《創進》周刊,邀請先生擔任主編,直到上海時局逆轉,先生與張準備前來台灣,《創進》才告停刊。先生曾告訴我,張國燾來台後住在草山(陽明山),國民黨排斥他,還以權勢奪占張氏住宅,終於迫使張遷居香港,此時大陸完全變色:「老蔣突然想起張國燾,並要張成立第二中共,以便與毛共對抗。張回蔣說:『一切已晚』,給以回拒。」

我看完張的《我的回憶》,問先生此三大卷書寫得如何?先生答:如實撰述,有歷史知識性。

流落香港的張國燾於1968年移居加拿大,先生每次赴美探親都會轉往多倫多看望張國燾。張中風後身體癱瘓,生活起居不便,只好轉住養老院,1976年底先生最後一次去看望張,他一走進養老院,看到張坐著輪椅。張一看到鄭突然扭轉輪椅背朝著鄭離去,先生尾隨至病房,張躺在床上假寐不理他,臨別張的兒子甚至不送先生去機場。關於這次探訪,我曾問過先生:「難到張先生對老師您有所誤會?」先生答:「張身體癱瘓,英雄氣短,晚景堪憐,精神心理都有失常現象,他以為我是奉台北之命召他回台,真是大錯特錯。」

1979年冬天大雪紛飛之日,張國燾在病床上因被子掉落床下無力蓋回,在寒凍中離開人間。先生後來對我說:「你是在台灣唯一寫張國燾傳記的人,應該把張的末日寫上。」

鄭學稼與《中華雜誌》

《中華雜誌》發行人胡秋原是我大學時代的老師,更是鄭先生的老朋友,三十年代他們兩人便認識,他們都在日本留過學,而且上海發生「社會史論戰」時,胡先生是主要參與者,鄭先生也參加論戰。

八年抗戰時期,鄭胡二人先後去了重慶,也都用自己的筆墨盡一個知識分子對民族聖戰應盡的力量。之後,二位又先後來到台灣,鄭先生在台大經濟系任教,胡先生擔任立法委員,「中西文化論戰」後,胡先生辦《中華雜誌》,鄭先生經常為雜誌寫稿。

鄭先生在台大任教期間,因批評國民黨政府的經濟政策被解聘。先生通印尼文,因此前往印尼,在雅加達擔任一華僑中學校長,並翻譯印尼蘇卡諾總統之《印尼建國五原理》,先生說:「我由這本書,知道蘇卡諾的思想,受三民主義的影響」。

先生有一次在新店胡先生寓所對我說:「國民黨政府可以用政治力免除我的教職,但沒有辦法奪去我手中的筆!」遠在海外的鄭先生經常在東南亞、香港華文報刊發表文章評析時論。

《中華雜誌》是鄭先生晚年發表文章時論的主要陣地,「鄉土文學論戰」二人攜手捍衛民族文學,抗擊「疾風集團」,二人不惜走上法院訴求正義。1986先生發現腸癌,1987辭世,胡先生痛失老友,輓聯有曰:「學問關興亡,赤事洞明少用處;患難識孤介,黃泉儻憶出庭時。」

鄭學稼與政大東亞所

蔣氏父子為培養黨政軍反共理論高級人才,設立了政大東亞研究所與政工幹校政治研究所。東亞所所長由當時「國際關係研究所主任」吳俊才兼任,幹校政研所則在王昇的領導下,由段家鋒將軍負責。這兩個教研單位都禮聘鄭先生到所任教。

先生在東亞所講授「馬列主義專題研究」、「社會主義運動史」、「第三國際史」,在幹校政研所開授「共黨理論批判」,大師在講座上講自己最有心得的學術專題,其精彩可想而知。

1974年秋天,我進入東亞所「東亞問題研究班」進修,與碩士班的學生一起修先生開授的「馬列主義專題研究」。先生備有講課大綱,手拿粉筆,或站或立,不說廢話,直接進入專題講授。我還記得開學第一次上課,先生對同學們說:「馬列主義專題要研究的包括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與史達林主義,要區分這是三個主義,不是一個主義;馬克思主義不是列寧主義,更不是史達林主義。」隨後在黑板上寫了三個英文字,以便讓同學了解他說的「區別」:Marxism、Leninism、Stalinism。

先生又指出:「馬列主義是史達林主義的代名詞,因為史達林自稱他是馬克思和列寧的『好學生』,他的思想理論自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故簡稱『馬列主義』,英文是Marxism-Leninism」。這使我生平第一次明瞭馬列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要加以區分。引導我進入哲學領域的是胡秋原,開啟我進入「馬克思學」(Marxology)堂奧的是鄭先生。

先生退休後東亞所才成立博士班,當時所長芮和蒸繼續禮聘先生在博士班開授「馬克思主義研究」,先生說年老,不想再教,向芮所長鄭重推薦:姜新立可以勝任這門課程。就這樣,我接下了東亞所博士班的專題講座。第二年我離台赴美留學,向先生辭行,他說他一生最缺的是哲學,研究馬克思更要哲學基礎,受到先生的感召、鼓勵與期許,我進入紐約州立大學哲學系就讀,畢業後,轉內布拉斯加大學專攻馬克思政治哲學。沒有鄭師的推薦、鼓勵與期許,我不可能到東亞所博士班任教,也不可能前往美國留學、八年後取得學位回台任教,繼續接下他的棒子,這是我這一生轉變的關鍵。

鄭學稼與「馬克思學」

先生在人文與社會科學上是百科全書式的人物,70餘種學術著作便是明證。此處只談他與「馬克思學」的關係。依我的認識及瞭解,在「馬克思學」的研究與造詣上,先生不但是台灣/兩岸的「馬克思學」權威學者,即使放在世界學術領域,他也是第一流的研究家,美國的史卡拉賓諾、德國的金德曼都與先生對談過,都肯定先生不僅是「中共問題」權威,而且對馬克思理論的研究與歐美「馬克思學」研究家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30年代先生便譯出雷岱爾《社會主義思想史》,40年代寫《馬先爾的新古典派經濟學》,50年代寫《第三國際興亡史》、《列寧主義國家論之批判》,譯貝加也夫《俄羅斯共產主義之本原》,60年代譯龐巴衛克《馬克思體系的完結》、考次基《論無產階級專政》,70年代寫《馬克思勞動價值說的爭論》,並在台灣首先介紹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寫《論馬克思的異化說》、80年代發表〈廣西元信對馬克思學說的新解〉、出版《論共產主義之異化》。先生晚年指出:有三個馬克思(青年、中年、老年)。一再對我說:「連馬克思都說『就我所知,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老弟你要深思這句話的意思。」

先生出版《南斯拉夫史》後到入院治病前,還想寫《盧卡奇與西方馬克思主義》,他要正在美國留學的我蒐購歐美研究盧卡奇的著作,我遵命照辦,第二年回台到醫院探望先生時,他趟在病床上正在閱讀我帶給他的書,罹病尚不棄於用功學問,令人感佩。

蔣介石政府敗於毛共,退守台灣後自然站在「反共」前哨,大家稱鄭先生為「反共理論大師」,可以理解,但不一定合乎先生的原意。先生曾自怨「不幹政治,而所研究的都是嚴重政治鬥爭的問題。這一錯誤的代價,是我欠了反共的債,使我精神不安,每天都感有索債者臨門。」

如果先生還健在,看到蘇東劇變,見到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的轉型,檢視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代列寧主義和史達林主義,先生應該會說他欠的反共債已經還完了,現在要觀察的是「後社會主義中國」如何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問題。

(作者係中山大學、佛光大學名譽教授)

附加資訊

  • 作者: 姜新立
  • pages: 54
  • 標題: 回憶鄭學稼先生